民国军阀的最后400天

张宗昌共中4弹，一由左腮入右脑后出；一中左眼，深四五寸；一中头左；一中左足。

时间停留在1932年9月3日晚。天色已黄昏，大概晚上6点20分的光景，张宗昌带着几个部下在济南津浦站与送行者话别，他准备搭乘6点40分出发的第10次列车返回北平。

虽然其早已下野，但此前任直鲁联军总司令时厚积的人脉仍在，石友三等山东省军政要员及旧属数十人前来送行。

张宗昌在火车客厅内和记者畅谈了十几分钟时局，6点35分左右送行者告辞，张宗昌遂下车到站台送别。此时距离开车时间还有5分钟，张宗昌身穿西装走出车门，众人请其回车，他仍恋恋不舍，又跨下车面北与众人握别。

这时，在站台东北角的人群中，有一人突然拿出枪，枪口对着张宗昌的脸，不过一米远的距离。张宗昌大惊失色，急忙返身狂奔，站台秩序大乱。

张宗昌沿站台向东跑，两名刺客紧追不舍，到六股道北站台，刺客一枪击中张宗昌左足，张跌于站台下七股道，头朝东北足向西南而卧。

一个刺客大呼：“我乃郑金声之子郑继成，替父报仇。”而后跳下，照准张宗昌头部连击三枪，随后逃出数十步，随即被驻站军警捕获。刺客郑继成，年40岁，其父郑金声早年为冯玉祥部下，被张宗昌枪杀；另一刺客为陈凤山，28岁，是郑金声的旧时部属。

张宗昌被送往济南医院时已气绝，医生在打过一剂强心针后，最终于20时1刻宣告无救。

在长期的历史宣传中，张宗昌是一个兼具无厘头、愚昧和虐杀脾性的军阀，“狗肉将军”、“混世魔王”的绰号也并非浪得虚名。尽管对他的指控有相当部分是成立的，但未免过于简单。

在他下野后从日本归国的最后岁月里，他不肯做日本人的傀儡，坚持抗日，并对主政时期的错误做了一定程度的忏悔，试图挽回其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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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张宗昌一日晚由平乘汽车至丰台，搭二零一次车赴济南。过津时金寿良、程镕随行。张赴鲁任务未悉，但颇惹人注意。”

1932年9月2日，上海《申报》发布了上述快讯。

虽然早在4年前即已兵败下野，但这个一度叱咤风云者的一举一动，仍不免被舆论关切。9月2日，张宗昌抵达济南。

张宗昌对记者说，此行是返掖县原籍扫墓，顺道会晤济南旧友，别无任务。谈及时局，他说希望国内团结御侮。算起来离开济南已经四年余，今日重来，“深觉以前错误”——他对此前统治山东时的部分行为公开表达悔意。

1925年4月，张宗昌从山东军务督办职务起，开始长达三年多对山东的统治，直到1928年8月兵败下野。

按照李恒珍等人的讲述，“张宗昌督鲁数年，赋税捐杂，已增至无可再增的地步，这仍不能满足他的支付需要。于是他的筹款人员又想出了一种办法，就是滥发各种纸币，以增收入……”

统治山东期间，中国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也曾编印《张宗昌祸鲁小史》出版，历数其种种罪恶。而最让国民党执政者痛恨的，是张宗昌派人暗杀了陈其美。

北伐后，陈其美的小弟蒋介石以及侄子陈立夫、陈果夫均权倾一时，这也直接导致了张宗昌下野后长期被通缉。

张宗昌（中）与褚玉璞（左）、张学良（右）

张宗昌生于1881年，山东掖县人，属奉系军阀。他在辛亥革命后即投奔胡瑛，开始军旅生涯，后投靠直系冯国璋。加入张作霖奉系阵营，大抵是1921年后的事情。督鲁兵败后，他亡命日本，1931年6月8日早，又带眷属随员共32人搭乘哈滨丸回大连。

据电通社当时报道，有一别府日妓静弥嫁为张妾，也跟随他回国，另有昭和园老板原氏随行。张宗昌的秘书称，张若返国，活动军资兵队，皆易齐集，只是现在尚非其时，这次突然返国是因老母促归。

张宗昌归国不久，即赶上“九一八事变”。事变之后，日本本庄司令在沈阳辽省府设立关东军司令部，任命张宗昌为关东军支队司令，张本人已抵达旅顺，日内即赴沈。亦有传闻说，张宗昌充当中日调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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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9月30日，张宗昌即致电北平友人，放出消息称，已断然拒绝为日本人所利用，日内送眷属到北平，他不久也将来北平居住。

果然，10月2日，张宗昌的母亲在副官梁瑾玉的陪同下，由大连抵达北平，住在利通饭店。张母说，“效坤（张宗昌字效坤）绝不能坐亡国奴，我也不能叫他做亡国奴，他日内来平，倘有卖国行为，我即自杀。”

这番话铿锵有力，后还被列为“四个抗日救国老妇人”典范之一：“国难声中，青年敌忾之紧张无论已，即六七十年前之产儿，现代中国之龙钟老妪，亦复激昂慷慨，充分表现其抗日救国之精神。此实吾人于万分悲愤之中，所引为获得一分安慰者也。“

张宗昌也在此时致电母亲，称本人即将离开旅顺，到天津稍作耽搁即来北平。

11月3日晨，他才从大连搭乘天潮丸轮船出发，4日晨抵达天津塘沽。

据《申报》记者记录，7时20分天潮丸靠岸，张宗昌伫立甲板上，记者登轮访问。张宗昌的豪爽气概不减当年：日军占据辽、吉，事极痛心，凡属国民，无不愤激。日人欲利用我以祸东省，我何能受其愚弄？但是日本人来包围者甚多，我曾对其表示，我是在野不问国事之人，对于东北事件不过问也无意见发表。日本人因此不能把我怎样。我一直想离开大连，以免被日本人当作造谣工具，日本人虽不能公然阻止我的行动但也不愿让我走。最近张学良副司令派代表请我来北平，我决心离开大连并借此解释误会。

“我现在只是一个国民，对于国家大事，不便轻发议论，但东北受此重创，我们国民不能不管，应当想个办法。前些时大家希望国联主持正义，做公道制裁，现在看来，无异镜花镜花水月。按照我个人的意思，执政诸公应将任何嫌怨一概不提，抛弃权力思想，通力合作，采纳国民意见，全国上下一致，然后外交才有力量，交涉才有胜利希望。若在此国家存亡危急之秋，大家争闹意见，争权力，不能合作对外，则前途如何，我不敢讲。”

张宗昌画作

张宗昌只在天津逗留一晚，11月5日中午结束河北省主席王树常的欢宴后，下午三点，即乘专车赶往北平。途中听闻北平前门车站聚集了千余名学生，张宗昌担心本人会遭遇为难，故改在永定门下车。

在北平，奉系大佬张作相和万福麟、于学忠等人均到站迎接，而后同赴冯国璋宅休息。张宗昌发表了与在塘沽类似的话语，并于当晚由万福麟陪同去顺承王府拜谒张学良。

据称张学良已将张宗昌来北平的情形，向国民党中央做了汇报。张宗昌在11月6日晨对记者称，他本人在大连时被日本人压迫，所受刺激甚深。此次返国，是鉴于国难日亟，他不会受日本人限制，他日内会派人去大连，将母亲接到北平来奉养——这似乎意味着他的母亲10月初离开大连后又有折返。

在帽儿胡同冯国璋宅住了一周后，11月12日，张宗昌搬到了铁狮子胡同的自宅，每日闭门读书，连日各名伶往访者，均未接见。

在此期间，与张宗昌有关的信息还包括，他督鲁时期的青岛商埠局局长赵琪，出任当地伪地方维持会会长。另有他部下一旅长，在中东铁路哈满线呼伦贝尔附近，建有坚固炮垒，枪械子弹充足，除劫掠外还拟破坏铁路线，其背后军火及粮食接济方为日本人，用意在使中东路发生交通阻碍，引诱苏俄派兵护路，日本即可趁机向北满进兵，与苏俄平分春色。而在日本人收编的“奉天自治军”中，总司令王殿忠、“前敌总指挥”李寿山均为张宗昌旧部，他们协同日军占据黑龙江（王殿忠在1932年8月被蒙边骑兵击毙）。

这些旧属投靠日本的事实，与张宗昌彼时的表现适成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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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1年的12月下旬，张宗昌被曝在北平南苑购置良田百余顷，建牧场、养鱼池的消息。张宗昌对外称，他愿从此做一农夫，享受田间之乐。

这段日子，或为国民党中央和张学良在如何对待张宗昌问题上，尚未达成最终意见时期。

在1932年1月17日晚，张宗昌突然又在私邸招待新闻界，现场还请了旧戏班子表演助兴。张宗昌在现场谈到，国难严重，殊堪痛心，日本约我去东三省做皇帝，本人誓不做卖国贼，设法逃脱出大连，来北平做一百姓。国家养兵数百万，关外一枪不放，失地数万里，究有何用？各派门户之见太深，太重私利，不顾国家，致不能统一御侮，望舆论界主持正义公道，如有再发起内战者，应予以攻击。如果国家无内战，我张宗昌也可卖卖老，拿回东三省来。现在一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而国家丧地，责任竟无人负，权利尽在党员，义务乃在四万万人民，能算天下为公吗？望全国舆论界统一以国家为前提，主持公道正义。

这一番讲话，批评的目标可不少，从不放一枪的张学良部队，到所谓“发起内战”的广州汪精卫反蒋势力及共产党，再到一党治国的国民党中央。一个靠枪杆子起家的旧军阀，此刻需要借助媒体来表达不满，其内心愤懑可想而知。

当然，张宗昌终究是一个肚子里藏不住话的人。

5月，国民党中央留南京办事处于18日举行陈英士（陈其美）殉国十六周年纪念会，党国大佬济济一堂，包括汪精卫、蒋介石、张继、居正、叶楚伧、陈果夫、邵元冲、覃振、陈树人等五百余人。在邵元冲所作的报告中提到，民四（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肇和兵舰举事失败后，革命进行更是困难，陈其美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以促进革命的成功，到民国五年之今日，上海一个叛党的党员李海秋，受袁世凯、冯国璋、张宗昌等的主意，指使了七八个凶手，闯进他的寓所行凶。陈先生竟于极短时间为国殉难。

虽然张宗昌已在知会党中央的语境下，被纳入张学良下一步部署的棋局中，但那些曾经活跃在陈其美周边的人，目前都已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对张宗昌的痛恨，很显然不会因抗战的到来而消弭殆尽。

抗日仍是一个全民族话题，在安东（今丹东），因义勇军活跃，引起日方恐慌，地理生疏、人情隔膜的日军采用“以华人杀华人”的政策，收编了一批伪军。其中，曾为张宗昌旧部的李寿山，即被委任为伪游击队司令，聚集了三四千人，为日军服务，据称他们杀戮义勇军手段非常残忍。

但张宗昌仍一如既往，坚持反日立场。

4

1932年7月24日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北平分别拜访了吴佩孚、张宗昌和蒋伯诚等人。这次与韩复榘的会见，对张宗昌应有重要意义，他在一个月后前往山东，并最终在那里送了命。

韩复榘是在7月22日夜间抵达北平的，陪同者中包括石友三，后者为张宗昌遇刺的现场见证人。他们到北平的目的是与张学良商议治安问题。

抗战的气氛很浓，7月30日下午由北平市银行公会、北平市总商会等十一个团体举办的招待华北将领及军政长官集会上，“团结对外、共挽危局”成为主议题。根据张宗昌一个叫高鸣岐的老乡（生于1912年，比张宗昌小31岁）在1986年回忆，1932年中秋节前，韩复榘从济南领着小姨太到京开会，亲自拜谒张府，并拜张母侯氏为干妈，和张宗昌结为把兄弟。韩复榘谒张，据说是冯玉祥指使，当时驻泰山的冯玉祥听到张宗昌拟当“华北直鲁联军抗日总司令”，便对韩复榘说：“如果张宗昌真的干上了司令，拉着队伍南下，你在济南还呆得住吗？”韩复榘便决意设法除张，借进京开会机会谒张府套交情，设圈套让张宗昌就范。在一次酒宴中，张宗昌谈及经济拮据和济南银行尚有存款之事，韩趁机邀张赴济，一面玩玩，捎带办理提款，张慨然允渃。

按照高鸣岐的说法，侯氏坚决不同意儿子张宗昌赴济。张宗昌召参谋密议，参谋们认为此去凶多吉少，也都不同意张去。张学良、吴佩孚也不赞成张宗昌赴济，但张宗昌固执己见，认为要拉势力、交朋友、搞到钱，济南一定要去。——这个说法多少有些演绎的成分，张宗昌彼时连“总司令”的空名都没有。

高鸣岐说，刘怀周在济南有家产，和韩复榘有联系，死后在其床下找出与韩复榘联系信件，怂恿张宗昌赴济。在遇刺现场，韩复榘假惺惺训斥金参谋，说他防范不严使张宗昌被刺，他无法向干妈交代。

当然，关于韩复榘参与刺杀张宗昌阴谋的说法，高鸣岐显然没有任何第一手信源，这个说法也就姑妄听之。但它更多的价值则在于，民间和军阀内部自身对不同派系间相生相杀的理解。

在遇刺前一刻，张宗昌还与记者讲他本打算返掖县原籍扫墓，因大雨之后公路坏掉，不能通车，而家母在北平生病，急电催回，不能久留，故先返北平一步，日后再来。

他讲述他的抗战理想，也留下了“最后的遗言”。张宗昌说，中国到此地步，非举国团结御侮不可，否则不能救国。一切旧账，均不能算，等国难过后，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九一八事变后，我在日本，日本人想给我三百万金票、两万只枪，令我去东北捣乱，我不肯，要先回国。日本人说，对你的通缉令还没取消，你怎么敢回国。我说，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我离开日本的时候，故意穿着大礼服，日本派警察沿途保护。

他又谈到督鲁时狂印钞票带来的灾难影响：山东省银行钞票，老百姓受害甚大，与奉票及山西省票同为政府失信于人民之事业。我决意想法整理，山东省府也争想办法，前任政府所做的事，后任政府必须负责，以免贻祸人民。做事不能贯彻，是中国人的大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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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张宗昌所言，他试图对自己滥发钞票的恶果进行补救，但时代不再留给他机会。

张宗昌一生杀人无算：陈其美、张志，还有著名报人林白水等，但最终是一个叫郑金声的冤主的后人讨还了血债。

高鸣岐回忆，张宗昌遇刺后，金参谋回京复命，后事由韩复榘处理。韩复榘将张宗昌尸体从现场到医院的过程，都一一拍了照片，然后派人将张的尸体、照片连同一盒底片送回北京，并告诉张母侯氏，有事可到济南找韩。张宅请了喇嘛做斋多日，将尸体埋葬。

而那个叫郑继成的刺客，在被判有期徒刑7年之后，于1933年3月14日，被南京国民政府明令特赦。

同张宗昌一道被日本人看中的石友三，在1933年做了汉奸。

张宗昌26岁的长子张济乐在张宗昌死后随母袁氏赴大连，于1933年1月到长春任伪职十九支队指挥。张宗昌的老母侯氏闻讯痛哭失声，致长函痛斥其不智不孝，毁其父之志。

又过了一年，《申报》刊发了一则报道，讲述了张宗昌身后之惨状：“张宗昌之母张侯氏自张死后，为张偿还债款，已达四十余万，现大连债权人纷纷索逋，其南苑地亩又涉讼，平宅家具拍卖，原价六万元以上，刻只得五六千元，被仆人中饱。张母似患精神病，将残余花梨、紫檀木器全劈毁，全家拟返籍，正筹旅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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