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革：修故宫的人

师傅赵崇茂退休的时候，塞给李永革一张纸条：勿要一得自矜，浅尝辄止。这几个字李永革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古建修缮是学习一辈子的事儿，每次都有没见过的东西。

第三代工匠

李永革所在的修缮技艺部位于故宫的外西路，这里原来是内务府造办处，为宫廷制造生活器具。清代鼎盛时期，造办处下设24个工坊，荟萃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现在的修缮技艺部保持了它在功能上的延续。早年间，李永革家住鼓楼。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十几分钟后就能穿过北京早高峰的车水马龙来到和百年前区别不大的静谧宫城。

李永革的办公室在一间平房里。老式的办公室中还有搪瓷脸盆和盆架子，墙上挂着一张民国时期的故宫全景图，桌子上是宫殿建筑的烫样和鎏金斗拱的模型。李永革一头白发，穿着衬衣和布鞋，开口是浓重京腔：“我1985年29岁的时候就坐在这个位置上了。”李永革说，他1975年从部队退役后来到故宫，当了10年的木匠，然后因为工作出色成了修缮技艺部的副主任。两年前他原本到了卸任的年龄，却更加忙碌起来：作为“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现在负责技艺传承工作。

“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永革

李永革说，来故宫上班是父亲的建议，父亲是个木匠，他也想继续学父亲的这门手艺。一般的建筑公司就是支模板、安门窗，父亲说还是故宫古建队的木工技术最复杂，能学到真东西。李永革第一天来是从西华门进来的，当时一下子就被震住了：“这么大的宫殿群，是怎么修起来的？”他被带到一个叫赵崇茂的师傅面前，赵师傅身边已经有两个年轻人在学艺了。“我开始刨木头，腰板直，姿势也对，因为我在家做过木工活儿啊。”就在师傅的夸奖声中，李永革开始了做木匠修故宫的日子。

按照代际关系来算，李永革算是新中国故宫修缮的第三代工匠。新中国成立之后故宫的三次大修成就了三代工匠，也培养了一代代的学徒。

第一次大修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故宫提出了一个5年治理与抢险的规划。针对大量古建筑年久失修的问题，故宫邀请了在古建“八大作”——“瓦木土石扎、油漆彩画糊”中各怀绝技、各占山头的10位工匠进入故宫，他们就是第一代工匠，后来被称作“故宫十老”。

第二次大修从1973年开始，故宫制订了第二个五年规划。为了完成这次大修，故宫工程队（修缮技艺部的前身）对外招聘了300名青年，李永革就是其中之一。

第三次大修，是在21世纪初《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2002—2020）》出台后开启的100年来最大规模的维修保护工作，包括武英殿试点工程、太和殿挑顶大修工程、慈宁宫落架大修工程、建福宫复建工程等重大项目。第三代故宫工匠正式登场，李永革成为这一系列工程的负责人。

回顾在故宫工作的一辈子，李永革觉得自己的成长过程和第一、二代修故宫的工匠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在一次次实操训练中磨炼手艺的，逐渐明白了古建维修的各种门道。只不过搁以前，学手艺要搞磕头拜师，我进故宫的那年不兴这套了。而老师傅对你呢，也是倾囊相授。”李永革跟着赵崇茂学习，却一直没有师徒的名分，这倒成了他的一个遗憾。

最辉煌的时候，故宫的工作人员有800多人，古建工程队就有400多人，是故宫人数最多的部门。可这支古建队伍虽然有国家文物局颁发的“文物修缮工程资质证书”，但因为不是企业性质，没有营业执照，无法参与投标，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渐被排斥在大型维修工程之外。现在的修缮技艺部日常要做两方面的工作，分别是古建筑的维修保养以及修缮工艺的传承。按照设想，尽管修缮技艺部不能再直接参与大工程，却可以培训新来的年轻人，将来让他们在工地现场做管理人员，确保外来施工队伍正确操作。

可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工程量来做平时的练手，年轻人能积累出经验吗？时代变迁，李永革从一名木匠成长为古建筑维修专家的经历更显得难能可贵。

木建筑的门道

在故宫做木匠，并不是一上来就修整座大殿，刚开始也是做一些不起眼的工作。“今天修个隔扇，明天补根柱子，师傅带着干什么就学什么，最后知识零存整取。”虽然李永革最先认识的是赵崇茂师傅，但时间一久，其他年长的师傅都成了他的老师。

“赵师傅善于总结规律，平时话也多；戴季秋师傅做过不少建筑模型，知识扎实，就是人一多就说不出话，要私下里请教。”摸透了师傅们的性格，李永革便很快受益。“同样的事情，这个师傅讲得很清楚了，另一个师傅走过来又问，明白吗？我还说，不明白，于是又能听一遍。两个师傅从不同角度来讲，使我也加深了印象。”让李永革感动的还有一位安海师傅。“刚做学徒没多久，有一次要去添配一扇窗户，我以为打下手就行了，安师傅却主动让我在木材上画线、开凿榫卯。搁平常，老师傅唰唰几下就弄完了，这是要主动培养新人啊！”

官式木建筑和民间建筑最大的区别是体量不同。体量巨大的宫殿需要大型木料来支撑。明代刚修建故宫时非常奢侈，民间传说用的是“金丝楠木”，木料中暗藏“金丝”，在阳光照射下倍显华美。“其实宫廷记载里就是‘楠木’，没有‘金丝’二字。楠木生长在200年以上，里面会出现一种树脂的结晶，就是所谓的‘金丝’。到了清朝，开始使用红松。后来国力衰退，再加上足够大的红松也难以寻觅，故宫里便使用了木料包镶拼接的工艺。”

制作烫样的过程

进入故宫后，李永革定期会和同事们在东北寻找修补时所需要的合适木材。有一次，一位满族的老先生竟然自愿把准备给自己造棺材的红松木卖给他们。国内全面禁止采伐天然红松后，故宫近些年开始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大口径木材了。

木料大，因此工匠画线时心理压力也大。画线是木工将木材制成一定形状之前做标记的过程，木工作品的成败有“三分画线七分做”的说法。“画错一道线就是废掉一根大梁，这责任有多重！”所以李永革说，老师傅画线之后都不是马上去砍或锯，还要留下半天时间，过过脑子，复核尺寸。

去过故宫大修现场的人，就会发现这里和外面工地的劳作景象有个明显的区别：这里没有起重机，建筑材料都是以手推车的形式送往工地，遇到人力无法运送的木料时，工人们会使用百年不变的工具——滑轮组。故宫修缮，尊重“四原”原则，即原材料、原工艺、原结构、原形制。“老祖宗聪明得很。”李永革说，“比如‘排杖竿’，就是拿着一种四方截面的木竿去量柱子、梁架、进深等尺寸，然后在竿子上做标记。”为什么要这样？李永革拿出两盒外面买的卷尺，然后在纸上量着画出10厘米的线段，两条线居然并不完全一样长。“10厘米误差就这样，要是去量20多米高的柱子呢？差一点，榫卯就合不上。老祖宗的方法看起来笨拙，但更实用。”

以前拜师学艺，是“三年零一节”——不是说三年的时间过去，再随着下一个节日的到来就可以出师了，而是说在师傅家里端茶倒水当佣人三年多，到这个时候师傅才真正领着你去看他做活儿。“三年之后，我们还真有个考核，就是做一扇十字条的木门，上面四块玻璃。顺利做出来，证明技术过关，但经验差得远呢。古建修缮是一辈子学习的事儿，每次都有没见过的东西。”李永革说。

传承之忧

李永革从来都觉得精力旺盛，平时经常下工地，直到有一天爬高的时候觉得有些吃力，他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了。那是2003年，他47岁。“再看看和自己同一批进来的人，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老年病都提前光临了。”他意识到了技艺传承的紧迫性。

2005年，李永革在故宫搞了第一次隆重的拜师仪式，是第二代工匠和第三代工匠正式确立师徒关系，为了将传承脉络理顺，也为了了却许多人的心愿。2007年，李永革又组织了第二次拜师，从参与故宫第三次大修的工程队伍中选了10个不错的苗子，让第三代工匠带着学习。然而他们却称不上第四代工匠，随着大修告一段落，这些工人相继离开了故宫。“你也可以看成，官式古建营造技艺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广。”李永革自我安慰般地说道。

李永革寄予厚望的是2013年修缮技艺部面向社会招到的15名学员，他们被分成瓦木和油石两个组。“因为瓦作和木作，或者油彩作和石作彼此间都有相通的东西。现在年轻人文化水平高，掌握速度快，没必要单打一。”

第三代工匠正在向第四代学员传授木工技艺

第三代师傅手把手地给予学员最好的指导。在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一个学员正在一丝不苟地做着砖雕。“这个叫作‘透风’，在靠近柱子的墙壁上下各有一块，上面有眼儿，为的就是能让空气流动，柱子不至于糟朽。”李永革介绍，“一个好的‘透风’要花费雕工一天多的时间，哪里是花朵，哪里放瑞兽，都有说法，做出来成本就在四五百块钱。有的施工队想买那种便宜的‘透风’：砖厂在砖烧制之前还是软的时候用竹签子画出个花瓣之类的浅浅的图案。我坚决不允许，这样就失去官式建筑的讲究了。”

另外一位学员正在制作明代斗拱和清代斗拱的比较模型。“清雍正十二年（1734）时，出了一个‘清木作宫廷做法’，就是把做的斗拱的尺寸进行一个详细的规定，明代的时候没有。但是明代也是在继承原来的元制或者是类似宋制，是这么演变过来的。所以明清两代的斗拱还是有很大差别。”李永革说。故宫是明清两代建筑的活教科书。“比如一个大殿里，一个木构件朽了，人们都想要换掉它。可是它有可能偏偏就不能换，因为只有这个东西才能说明它的建筑年代，换掉后就历史信息不明了。”目睹过外来施工队伍里一些“昨天还在地里刨白薯种白菜，今天就来修文物”的工人极不专业的操作，李永革最担心的是他们会把故宫的特征修没了。“到时故宫就不是故宫了，就成现代宫殿了。”

这拨精挑细选出来的年轻人现在还是面临两个问题，除了缺少参与大型工程练手的机会外，他们也没有被纳入故宫正式人员编制，“30多岁的人，都是拖家带口的，经济压力大”。到现在，15名学员还剩下9个。他们还会成为和李永革一样，一辈子修故宫的人吗？

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匠人匠心：用一生做好一件事》，网易人间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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