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征拆所工作的日子

2017-01-08 16:40:36
2017.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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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次见到县征拆所的赵所长,是在一个征拆调度会议上。他身材瘦高,头发略少。

“你们不要和我说困难,工作都是做出来的,不下苦功夫,不加班,怎么签得动协议?”赵所长拍着桌子,声音洪亮,“那几户‘癌症晚期’的,都拖了两年了,施工队都到了房门口还不签字,早该拿出来做典型,搞他个强拆。”

“强拆”这个词着实把刚到拆迁所的我吓到了,心想“如今还搞强拆,难道不怕上新闻?”

散会后,赵所长叫住了我,问了一些基本情况后,他眉头紧皱,“你个女娃子,搞什么征拆?组织部招人就晓得招会考试的,不晓得招会做事的。”我有些尴尬,不敢接话。赵所长发了一通牢骚后,便安排我去路网建设项目指挥部。

指挥部是个临时机构,分为协调组、建设组和征拆组。

此前,征拆是由私人的开办的拆迁公司负责,政府如有需要,就会和拆迁公司签订合同,若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拆,公司可以获得不菲的佣金。

为了完成任务,拆迁公司一方面想方设法把补偿价格一压再压;另一方面,也对“钉子户”束手无策,以至于在拆迁的过程中难免“厚此薄彼”。更严重的是,这些公司只管完成拆迁任务,留下了很多后续问题让政府擦屁股。

我刚到指挥部,就有人问我:“你是哪个领导介绍来的?”我傻乎乎地答道:“不是啊,我是运气好,参加事业单位考试,考过来的。”后来我才知道,而这个回答,引得许多人嫉妒。

近两年当地政府搞开发,征拆体量十分巨大,征拆所便招聘了一批从前在拆迁公司工作、如今又刚好失业的人。在这一部分临时工当中,有几个特别能干,赵所长惜才,便向上级提出要搞公开招聘。实际上他是打算“挖萝卜坑”,解决下属的编制问题。

谁知县里刚刚贴出招考公告,就有人在网上发帖举报某领导的女儿在我县被违规提拔,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于是正在进行的征拆所人事招聘,便前所未有地公平、公正、公开起来。

瞎猫撞到死耗子,我这个“农二代”就这么靠着考试、面试,走进了体制内。

2

刚到拆迁所的时候,所里正在开展路网项目(全县所有道路工程项目的合称),需要拆迁大量的房屋。

前些年,拆迁公司扰乱秩序造成的恶果逐渐发酵。一些拆迁户看到有人通过蛮横、死扛、网上发帖、和政府对峙等手段得到了好处,便开始跟学。加上媒体推波助澜,征拆的工作压力很大。

很多次,我跟着所里前辈去拆迁户家里谈补偿,带着空白协议去,又带着空白协议回。前辈就抱怨:“那时候还在公司,户主对我们客客气气,现在代表政府,反而难搞得多。”

有个同事姓崔,和我同龄,父亲是村支书,比我早来征拆所半年。他整天笑呵呵的,总会偷偷告诉我一些跟拆迁户打交道的技巧:“摸底丈量登记的时候,尺子扯松一点,多量几个平方,上面一点都看不出来,拆迁户还会往你口袋里塞烟。”

“我不要,我又不抽烟。”

“你可以拿回去给你爸,或者去小卖部换钱。”

“这样不好吧……”

“我跟你说,收钱是不应该,但收包烟、吃顿饭不算犯错误。大家都收你不收,得罪人。”

农村的房屋拆迁比城市复杂得多——城市是国有土地,有房产证和国土证认定面积,很难做假;农村是集体土地,很多农民在可以申请办理土地使用证的时候没有去,或是拿到证后又不根据批准面积去建设,产生了很多后续问题。

我问同事:“根据政策算出来的价格就是他们最终的补偿价格吗?”

“这个问题好愚蠢。谈协议,谈协议,就是先谈再签。如果我们算出来多少就补多少,那还谈什么?”

“那政策之外,我们有多少浮动的余地?”

“没有什么‘政策之外’,你不要乱说话,我们都是按政策办事。”同事一脸严肃。

直到跟着征拆骨干去了几户人家谈协议,又誊抄了十来份补偿清册,我才看明白其中的门道:签协议就是谈判。双方要反复试探、斟酌,难免争执不停,最后才能达成一致。

而征拆人员也会提前做好两套补偿资料,一套尽可能低,一套尽可能高。这两套方案的补偿金额大概会相差几万元。

第一次上门,征拆人员会带上那套补偿低的资料,先试探一下拆迁户的心理预期。一般来说,拆迁户听了我们的报价后大都不肯接受,有的勃然大怒,立刻赶我们走;有的坐地撒泼,骂骂咧咧;有的也会呵呵一笑,“不谈了,我就做钉子户了。”

几天之后,我们会再去,并坚持这个较低的价格不松口。谈不拢时就插科打诨,讲讲荤段子,说说子女教育、国际形势、民间偏方,尽可能地拉近心理距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时不时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气说:“如果您坚持要做钉子户,那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拆除,到时候您就晓得损失了。”

慢慢的,拆迁户提出的补偿款与我们能接受的最高方案接近了,我们仍会面露难色,“大哥,我理解您的心情,可按照政策真的只能补偿这么多,您这不是为难我们吗?”

“我被你们天天谈,也烦了。我不管什么政策不政策,吃亏还是赚,我都认了。一句话,按我的价格来,我就签字。”

“大哥,我也想和您签啊,领导天天催,完不成任务就得挨批评。这样吧,我给领导请示下?这我做不得主。”

金额相差不大的,领导基本会同意,“先打开工作局面要紧。”而我们每签下一户,就是对剩下的拆迁户施加的无形压力。

签协议的时候,同事拿出空白协议,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乙方签字栏说,“您看,协议上的金额是空白的。因为您提出的要求超出了正常补偿,考虑到您家庭困难,我们还是要想办法给您争取。这个补偿方案呢,一时半会出不来,不过我向您保证,协议上写的绝对不会低于您要的数,还会多千儿八百的尾数。”

“还有啊,您可千万保密,别告诉其他人了。喏,你在这签字。”这时拆迁户心里踏实了,大多也就眉开眼笑地签了字。

回到办公室,同事便在原本的补偿方案上加了一栏,“架空层82㎡,层高1.1米。”

“你把那个会议纪要找出来,按文件上的单价算一算,我估计差不多够了。”同事喝口茶,接着说道,“去年有个人家房子建在池塘上,打了柱子支撑,架空3米。要是严格根据政策补偿的话,他家的建房成本都收不回来。后来作为个案报上去,县里商量了一下,同意以实际的架空层情况给予适当补偿。”

“可是,这一户没有架空层啊。”我小声说。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完全按政策的话,怎么搞得动拆迁。”

按照补偿方案算出来后,果然吻合拆迁户的要价,还有个七百多的尾数。填好协议上的空白金额后,我们就去找赵所长在甲方处签字。

赵所长看了一眼补偿方案,便把一摞资料重重地甩在一旁,“你们怎么搞的,家家户户都有架空层,骗鬼吧?我倒要实地去看看这几户,把我当蠢货搞,就你们这些套路,我哪样不晓得?”

赵所长盯着我,“你去过这户人家,跟我说真话,到底有没有架空层?”

“我,我,我不晓得……”我不敢说假话,也不敢说实话,便低下头。

“哎,你不说我也晓得了。”赵所长叹口气,“征拆是难搞,我也理解同志们辛苦。钱虽然不多,但如果我们自己不把握住,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就收不住了。你们只看到一时的顺利,你们看吧,后面每一户都得给他们算架空层。”

3

赵所长说得没错。

前几年按照实际装修给予补偿,拆迁户们便疯狂装修,出了很多奇葩事:一个房间安三四十盏灯,猪圈里贴满地板砖……直到政策改成装修包干补偿,才刹住了这股风气。

当然,除了钻空子的人,也会有一些老实人。

有一户人家,家里5口人。男人常年在外打工,没钱修房子,住的还是土坯房,面积不大,100平米左右。按照当时的政策,他家房屋的补偿款只刚够买安置的毛坯房,装修费还要自己倒贴。

别人听说要拆迁后,都是偷偷抢搭抢建,一夜之间盖起了很多猪圈鸡圈。乡政府安排人天天拿个大喇叭喊:“抢搭抢建,一律不予补偿”,还是有很多人不管不顾。可这户人家一来没钱扩建,二来又十分淳朴,相信政府的拆迁肯定会公道办事。征拆人员看到这样的情况,将心比心,谈协议的套路也不好意思用了。

“领导啊,你们要考虑一下我家的实际情况,补偿给我的钱都买不起安置房,那我们一家子就只能抱在一起哭啊!”谈判时,这家男人搓着手说。

出了门,一位同事叹了口气,“哎,他家也太老实了,随便搭建一点违法建筑也好啊,我们给他增加补偿也有个角度,老实人吃亏啊。”

我问:“我们能把这个作为个案报上去吗?”

“报是要报,就是不晓得能不能批。县里对我们征拆所已经很有意见了,说我们总是个案个案,个案多了就成政策了,哪还有什么严肃性?而且赵所长不也经常说嘛,‘没有绝对的公平,总要有人牺牲’。”

“没有绝对的公平,总要有人牺牲。”“没有绝对的公平,总要有人牺牲。”

征拆仍在继续,违建的房子也越来越多。

有时候一夜时间,房子就从田间地头里冒出来了;而有些村俨然成了“迷宫”,犄角旮旯都盖上了瓦;有时候甚至前天刚丈量了房子,今天来谈判就发现之前的平面图不对劲。这种连夜建成的房子不求质量,只要像个房子,能获得补偿就行。

问题没法解决,赵所长去找了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的局长。“这么多违章建筑,你们要加强整治啊。你看看现在,我们不补偿吧,老百姓就说建的时候没见政府阻止,不补偿就要和我们征拆所拼命。”

局长也大倒苦水:“全县这么大,我们局里这点人哪里管得过来。农村地势又复杂,转到他家门口都不一定能发现屋后在违建。你没看到我们天天开车出去巡逻啊,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再说了,你们征拆所要是从一开始就不给补偿,狠刹这股风气,那我们现在开展工作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城管执法局这边走不通,赵所长就去找乡镇一把手。

一把手皱着眉头说:“上面千头线,下面一根针。我们乡镇是就几十个人,什么都要管。这个事情吧,村干部可能清楚,但他们也不会告诉我们,都是乡里乡亲,干部换届选举的选票还指望着村民呢。”

赵所长又去县政府找领导,“这个政策用了几年了,既然不合理,那就向市政府打报告,再制定个新的。”

就这样,在领导的催促下,新的补偿政策很快出台了。新政策把人口和补偿挂钩,按人均80平米核算面积,超出的部分不予补偿,低于80平米的进行空补。

消息一出,抢搭抢建的步伐戛然而止,可新的情况又出现了:匆忙结婚生子、外嫁女不迁出户口、假结婚……最典型的案例是,一对老夫妻的住房是90平米,4个女儿全都嫁到了城市,听说要拆迁,女儿们纷纷带着孩子把户口迁回,一家子瞬间就增加了10口人。

我打心眼里挺佩服赵所长。

有一个“钉子户”的儿子是市政府某科的科长,他要价很高,又四处找熟人给征拆所的人打招呼。周边居民知道情况后,都眼巴巴地盯着:一旦给了这户超出政策的补偿,他们就会要求同等对待。

遇到这种情况,有些领导肯定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做个好好先生,偷偷给这个科长家一点其他名义的补偿。但赵所长偏不,他说:“同样的政策,别人能签,为什么他不能签?不给他吃点亏,别人就以为我们是‘看人下菜碟,柿子捡软的捏’。”

赵所长也不着急,安排人天天上门讲政策,进不了门不要紧,每次都做好记录、拍好照。累积了一段时间,他把这些谈话记录装订成册,有厚厚的一摞。

在一次全市征拆工作评点大会上,赵所长拿出这本谈话记录册放在桌上,“我这个所长无能啊,连市政府科长的工作都做不通,协商上百次都不能达成一致,我辞职算了。”

市长当场发话:“公职人员不能带头支持征拆工作的,都回家休息去。”

第二天,这个科长就腾房了。赵所长也第一时间张榜公示了这户的拆迁情况:面积、人口和补偿款数,都写得清清楚楚。

人们都不愿做第一个,也不愿做最后一个。签下了这一户,接下来就可以签一大批,剩下的钉子户非常少。

4

征拆所是自收自支性质的,完成征拆就有征拆经费和奖励。随着拆迁规模的扩大,征拆奖金也越来越多。

在一个人均工资不到两千的小城市,征拆队员的平均月收入都在上万元。我来到征拆所不到半年,同事从40个就急速增涨到120个。三天两头进新人,通讯录还没印出来就又有增加。

征拆所进入了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

有的同事初中毕业就开始学拳击,过去在广州地下拳庄打黑拳,一身肌肉喷薄欲出;有的同事通过卖保险结识了领导夫人,走“手帕交”(闺蜜)路线转行而来;有的同事当过群演;还有的同事过去是调酒师、二手车中介、流水线工人……

刚开始,赵所长对这种情况还怒气冲冲:“就眼红征拆所的这点奖金,钻山挖洞地过来!”后来他索性眼不见为净,安慰自己:“反正是临时工,搞完这个项目就让他们走人。”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赵所长还有他手下几个副所长的小姨子、小舅子、外甥等各路亲戚,也都纷纷进来了。

再后来,赵所长直接在一次会上说道:“征拆所的每一个人都是家人。不论有编制也好,临时工也罢,待遇发放上,都要一视同仁。”

2013年秋天,上面风头紧,传言要对超编人员进行清退,赵所长还在会上安慰大家都不着急。

没多久,赵所长在一次醉酒后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后来我才知道,赵所长兄弟姐妹五人,当年是举全家之力供他读了书。现在,他要对这一大家子的生活负责。

不过没多久,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做出决定:所有道路都要拓宽一倍。于是新一轮征拆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人员清退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征拆所的每一个人都是家人。““征拆所的每一个人都是家人。”

赵所长一喝酒,话就多,有时一顿饭可以吃两个小时。

“征拆对老百姓是不公平,但我们都没有办法,哪怕政策有不合理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和拆迁户讲……既然做了这个事,只能尽我们所能去做好。

“多少人羡慕我当所长,却不晓得这个位子是个火山口。完不成征拆任务要被督查,损害了百姓利益会被举报,超出了政策补偿又要被问责。

“我走到今天,都是一个拳头,一个拳头拼出来的。之前我搞计划生育工作时,一个男的拿了把刀横在前面,我第一个冲上去,是做好了死的准备的。

“你看看历史,某些部门最擅长秋后算账了。”

2016年,我调离征拆所之前,赵所长请我吃饭。饭桌上,他端着酒杯对我说:“你不适合征拆,脸皮不厚,心不黑。我没能教你什么,可能还给了你一些错误的影响。你今后道路宽广,好点走,不要像我,在基层搞一辈子。

“还有你那个同事小崔,就家里有些钱,配不上你。”

我的茶杯和他的酒杯碰在一起,做事三年,赵所长从没强求我喝过一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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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及插图:东方IC;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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