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征拆所工作的日子

1

第一次见到县征拆所的赵所长，是在一个征拆调度会议上。他身材瘦高，头发略少。

“你们不要和我说困难，工作都是做出来的，不下苦功夫，不加班，怎么签得动协议？”赵所长拍着桌子，声音洪亮，“那几户‘癌症晚期’的，都拖了两年了，施工队都到了房门口还不签字，早该拿出来做典型，搞他个强拆。”

“强拆”这个词着实把刚到拆迁所的我吓到了，心想“如今还搞强拆，难道不怕上新闻？”

散会后，赵所长叫住了我，问了一些基本情况后，他眉头紧皱，“你个女娃子，搞什么征拆？组织部招人就晓得招会考试的，不晓得招会做事的。”我有些尴尬，不敢接话。赵所长发了一通牢骚后，便安排我去路网建设项目指挥部。

指挥部是个临时机构，分为协调组、建设组和征拆组。

此前，征拆是由私人的开办的拆迁公司负责，政府如有需要，就会和拆迁公司签订合同，若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拆，公司可以获得不菲的佣金。

为了完成任务，拆迁公司一方面想方设法把补偿价格一压再压；另一方面，也对“钉子户”束手无策，以至于在拆迁的过程中难免“厚此薄彼”。更严重的是，这些公司只管完成拆迁任务，留下了很多后续问题让政府擦屁股。

我刚到指挥部，就有人问我：“你是哪个领导介绍来的？”我傻乎乎地答道：“不是啊，我是运气好，参加事业单位考试，考过来的。”后来我才知道，而这个回答，引得许多人嫉妒。

近两年当地政府搞开发，征拆体量十分巨大，征拆所便招聘了一批从前在拆迁公司工作、如今又刚好失业的人。在这一部分临时工当中，有几个特别能干，赵所长惜才，便向上级提出要搞公开招聘。实际上他是打算“挖萝卜坑”，解决下属的编制问题。

谁知县里刚刚贴出招考公告，就有人在网上发帖举报某领导的女儿在我县被违规提拔，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于是正在进行的征拆所人事招聘，便前所未有地公平、公正、公开起来。

瞎猫撞到死耗子，我这个“农二代”就这么靠着考试、面试，走进了体制内。

2

刚到拆迁所的时候，所里正在开展路网项目（全县所有道路工程项目的合称），需要拆迁大量的房屋。

前些年,拆迁公司扰乱秩序造成的恶果逐渐发酵。一些拆迁户看到有人通过蛮横、死扛、网上发帖、和政府对峙等手段得到了好处，便开始跟学。加上媒体推波助澜，征拆的工作压力很大。

很多次，我跟着所里前辈去拆迁户家里谈补偿，带着空白协议去，又带着空白协议回。前辈就抱怨：“那时候还在公司，户主对我们客客气气，现在代表政府，反而难搞得多。”

有个同事姓崔，和我同龄，父亲是村支书，比我早来征拆所半年。他整天笑呵呵的，总会偷偷告诉我一些跟拆迁户打交道的技巧：“摸底丈量登记的时候，尺子扯松一点，多量几个平方，上面一点都看不出来，拆迁户还会往你口袋里塞烟。”

“我不要，我又不抽烟。”

“你可以拿回去给你爸，或者去小卖部换钱。”

“这样不好吧……”

“我跟你说，收钱是不应该，但收包烟、吃顿饭不算犯错误。大家都收你不收，得罪人。”

农村的房屋拆迁比城市复杂得多——城市是国有土地，有房产证和国土证认定面积，很难做假；农村是集体土地，很多农民在可以申请办理土地使用证的时候没有去，或是拿到证后又不根据批准面积去建设，产生了很多后续问题。

我问同事：“根据政策算出来的价格就是他们最终的补偿价格吗？”

“这个问题好愚蠢。谈协议，谈协议，就是先谈再签。如果我们算出来多少就补多少，那还谈什么？”

“那政策之外，我们有多少浮动的余地？”

“没有什么‘政策之外’，你不要乱说话，我们都是按政策办事。”同事一脸严肃。

直到跟着征拆骨干去了几户人家谈协议，又誊抄了十来份补偿清册，我才看明白其中的门道：签协议就是谈判。双方要反复试探、斟酌，难免争执不停，最后才能达成一致。

而征拆人员也会提前做好两套补偿资料，一套尽可能低，一套尽可能高。这两套方案的补偿金额大概会相差几万元。

第一次上门，征拆人员会带上那套补偿低的资料，先试探一下拆迁户的心理预期。一般来说，拆迁户听了我们的报价后大都不肯接受，有的勃然大怒，立刻赶我们走；有的坐地撒泼，骂骂咧咧；有的也会呵呵一笑，“不谈了，我就做钉子户了。”

几天之后，我们会再去，并坚持这个较低的价格不松口。谈不拢时就插科打诨，讲讲荤段子，说说子女教育、国际形势、民间偏方，尽可能地拉近心理距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时不时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气说：“如果您坚持要做钉子户，那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拆除，到时候您就晓得损失了。”

慢慢的，拆迁户提出的补偿款与我们能接受的最高方案接近了，我们仍会面露难色，“大哥，我理解您的心情，可按照政策真的只能补偿这么多，您这不是为难我们吗？”

“我被你们天天谈，也烦了。我不管什么政策不政策，吃亏还是赚，我都认了。一句话，按我的价格来，我就签字。”

“大哥，我也想和您签啊，领导天天催，完不成任务就得挨批评。这样吧，我给领导请示下？这我做不得主。”

金额相差不大的，领导基本会同意，“先打开工作局面要紧。”而我们每签下一户，就是对剩下的拆迁户施加的无形压力。

签协议的时候，同事拿出空白协议，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乙方签字栏说，“您看，协议上的金额是空白的。因为您提出的要求超出了正常补偿，考虑到您家庭困难，我们还是要想办法给您争取。这个补偿方案呢，一时半会出不来，不过我向您保证，协议上写的绝对不会低于您要的数，还会多千儿八百的尾数。”

“还有啊，您可千万保密，别告诉其他人了。喏，你在这签字。”这时拆迁户心里踏实了，大多也就眉开眼笑地签了字。

回到办公室，同事便在原本的补偿方案上加了一栏，“架空层82㎡，层高1.1米。”

“你把那个会议纪要找出来，按文件上的单价算一算，我估计差不多够了。”同事喝口茶，接着说道，“去年有个人家房子建在池塘上，打了柱子支撑，架空3米。要是严格根据政策补偿的话，他家的建房成本都收不回来。后来作为个案报上去，县里商量了一下，同意以实际的架空层情况给予适当补偿。”

“可是，这一户没有架空层啊。”我小声说。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完全按政策的话，怎么搞得动拆迁。”

按照补偿方案算出来后，果然吻合拆迁户的要价，还有个七百多的尾数。填好协议上的空白金额后，我们就去找赵所长在甲方处签字。

赵所长看了一眼补偿方案，便把一摞资料重重地甩在一旁，“你们怎么搞的，家家户户都有架空层，骗鬼吧？我倒要实地去看看这几户，把我当蠢货搞，就你们这些套路，我哪样不晓得？”

赵所长盯着我，“你去过这户人家，跟我说真话，到底有没有架空层？”

“我，我，我不晓得……”我不敢说假话，也不敢说实话，便低下头。

“哎，你不说我也晓得了。”赵所长叹口气，“征拆是难搞，我也理解同志们辛苦。钱虽然不多，但如果我们自己不把握住，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就收不住了。你们只看到一时的顺利，你们看吧，后面每一户都得给他们算架空层。”

3

赵所长说得没错。

前几年按照实际装修给予补偿，拆迁户们便疯狂装修，出了很多奇葩事：一个房间安三四十盏灯，猪圈里贴满地板砖……直到政策改成装修包干补偿，才刹住了这股风气。

当然，除了钻空子的人，也会有一些老实人。

有一户人家，家里5口人。男人常年在外打工，没钱修房子，住的还是土坯房，面积不大，100平米左右。按照当时的政策，他家房屋的补偿款只刚够买安置的毛坯房，装修费还要自己倒贴。

别人听说要拆迁后，都是偷偷抢搭抢建，一夜之间盖起了很多猪圈鸡圈。乡政府安排人天天拿个大喇叭喊：“抢搭抢建，一律不予补偿”，还是有很多人不管不顾。可这户人家一来没钱扩建，二来又十分淳朴，相信政府的拆迁肯定会公道办事。征拆人员看到这样的情况，将心比心，谈协议的套路也不好意思用了。

“领导啊，你们要考虑一下我家的实际情况，补偿给我的钱都买不起安置房，那我们一家子就只能抱在一起哭啊！”谈判时，这家男人搓着手说。

出了门，一位同事叹了口气，“哎，他家也太老实了，随便搭建一点违法建筑也好啊，我们给他增加补偿也有个角度，老实人吃亏啊。”

我问：“我们能把这个作为个案报上去吗？”

“报是要报，就是不晓得能不能批。县里对我们征拆所已经很有意见了，说我们总是个案个案，个案多了就成政策了，哪还有什么严肃性？而且赵所长不也经常说嘛，‘没有绝对的公平，总要有人牺牲’。”

“没有绝对的公平，总要有人牺牲。”

征拆仍在继续，违建的房子也越来越多。

有时候一夜时间，房子就从田间地头里冒出来了；而有些村俨然成了“迷宫”，犄角旮旯都盖上了瓦；有时候甚至前天刚丈量了房子，今天来谈判就发现之前的平面图不对劲。这种连夜建成的房子不求质量，只要像个房子，能获得补偿就行。

问题没法解决，赵所长去找了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的局长。“这么多违章建筑，你们要加强整治啊。你看看现在，我们不补偿吧，老百姓就说建的时候没见政府阻止，不补偿就要和我们征拆所拼命。”

局长也大倒苦水：“全县这么大，我们局里这点人哪里管得过来。农村地势又复杂，转到他家门口都不一定能发现屋后在违建。你没看到我们天天开车出去巡逻啊，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再说了，你们征拆所要是从一开始就不给补偿，狠刹这股风气，那我们现在开展工作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城管执法局这边走不通，赵所长就去找乡镇一把手。

一把手皱着眉头说：“上面千头线，下面一根针。我们乡镇是就几十个人，什么都要管。这个事情吧，村干部可能清楚，但他们也不会告诉我们，都是乡里乡亲，干部换届选举的选票还指望着村民呢。”

赵所长又去县政府找领导，“这个政策用了几年了，既然不合理，那就向市政府打报告，再制定个新的。”

就这样，在领导的催促下，新的补偿政策很快出台了。新政策把人口和补偿挂钩，按人均80平米核算面积，超出的部分不予补偿，低于80平米的进行空补。

消息一出，抢搭抢建的步伐戛然而止，可新的情况又出现了：匆忙结婚生子、外嫁女不迁出户口、假结婚……最典型的案例是，一对老夫妻的住房是90平米，4个女儿全都嫁到了城市，听说要拆迁，女儿们纷纷带着孩子把户口迁回，一家子瞬间就增加了10口人。

我打心眼里挺佩服赵所长。

有一个“钉子户”的儿子是市政府某科的科长，他要价很高，又四处找熟人给征拆所的人打招呼。周边居民知道情况后，都眼巴巴地盯着：一旦给了这户超出政策的补偿，他们就会要求同等对待。

遇到这种情况，有些领导肯定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做个好好先生，偷偷给这个科长家一点其他名义的补偿。但赵所长偏不，他说：“同样的政策，别人能签，为什么他不能签？不给他吃点亏，别人就以为我们是‘看人下菜碟，柿子捡软的捏’。”

赵所长也不着急，安排人天天上门讲政策，进不了门不要紧，每次都做好记录、拍好照。累积了一段时间，他把这些谈话记录装订成册，有厚厚的一摞。

在一次全市征拆工作评点大会上，赵所长拿出这本谈话记录册放在桌上，“我这个所长无能啊，连市政府科长的工作都做不通，协商上百次都不能达成一致，我辞职算了。”

市长当场发话：“公职人员不能带头支持征拆工作的，都回家休息去。”

第二天，这个科长就腾房了。赵所长也第一时间张榜公示了这户的拆迁情况：面积、人口和补偿款数，都写得清清楚楚。

人们都不愿做第一个，也不愿做最后一个。签下了这一户，接下来就可以签一大批，剩下的钉子户非常少。

4

征拆所是自收自支性质的，完成征拆就有征拆经费和奖励。随着拆迁规模的扩大，征拆奖金也越来越多。

在一个人均工资不到两千的小城市，征拆队员的平均月收入都在上万元。我来到征拆所不到半年，同事从40个就急速增涨到120个。三天两头进新人，通讯录还没印出来就又有增加。

征拆所进入了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

有的同事初中毕业就开始学拳击，过去在广州地下拳庄打黑拳，一身肌肉喷薄欲出；有的同事通过卖保险结识了领导夫人，走“手帕交”（闺蜜）路线转行而来；有的同事当过群演；还有的同事过去是调酒师、二手车中介、流水线工人……

刚开始，赵所长对这种情况还怒气冲冲：“就眼红征拆所的这点奖金，钻山挖洞地过来！”后来他索性眼不见为净，安慰自己：“反正是临时工，搞完这个项目就让他们走人。”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赵所长还有他手下几个副所长的小姨子、小舅子、外甥等各路亲戚，也都纷纷进来了。

再后来，赵所长直接在一次会上说道：“征拆所的每一个人都是家人。不论有编制也好，临时工也罢，待遇发放上，都要一视同仁。”

2013年秋天，上面风头紧，传言要对超编人员进行清退，赵所长还在会上安慰大家都不着急。

没多久，赵所长在一次醉酒后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后来我才知道，赵所长兄弟姐妹五人，当年是举全家之力供他读了书。现在，他要对这一大家子的生活负责。

不过没多久，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做出决定：所有道路都要拓宽一倍。于是新一轮征拆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人员清退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征拆所的每一个人都是家人。”

赵所长一喝酒，话就多，有时一顿饭可以吃两个小时。

“征拆对老百姓是不公平，但我们都没有办法，哪怕政策有不合理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和拆迁户讲……既然做了这个事，只能尽我们所能去做好。

“多少人羡慕我当所长，却不晓得这个位子是个火山口。完不成征拆任务要被督查，损害了百姓利益会被举报，超出了政策补偿又要被问责。

“我走到今天，都是一个拳头，一个拳头拼出来的。之前我搞计划生育工作时，一个男的拿了把刀横在前面，我第一个冲上去，是做好了死的准备的。

“你看看历史，某些部门最擅长秋后算账了。”

2016年，我调离征拆所之前，赵所长请我吃饭。饭桌上，他端着酒杯对我说：“你不适合征拆，脸皮不厚，心不黑。我没能教你什么，可能还给了你一些错误的影响。你今后道路宽广，好点走，不要像我，在基层搞一辈子。

“还有你那个同事小崔，就家里有些钱，配不上你。”

我的茶杯和他的酒杯碰在一起，做事三年，赵所长从没强求我喝过一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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