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八零后的小学生活

2017-01-22 16:38:58
2017.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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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是一名农村八零后。

1990年,我入学读一年级,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那年上学的孩子特别多,150多人足足分成两个班。在我们学校,往届从未有过这种情况,之后也没有。

被约束在教室里,我难受极了。所以当我妈说:“耽搁几天,在家帮我们放水牛吧。”我就愉快地答应了。

一年级下学期,当时,家里正割麦插秧,还有一个不满一岁的弟弟需要照顾。我就在家连续耽误了一个半月。

我妈让我在家带弟弟,可我情愿放水牛,“你怎么不让我姐在家看弟弟?”

“你姐上四年级,你才上一年级。高年级的课耽误几天就跟不上了,你一年级有什么要紧?”

“那要我看弟弟,我就一直在家看,以后农闲也不上学啦。”

“中,不上就不上。”我妈信誓旦旦地说。

我很高兴,每天,我学母亲唱儿歌,哄他入睡,他醒了我就在稀饭里撒白糖,一勺一勺地喂他,把屎把尿,擦屁股,换尿布。

原以为从此就不用再上学了,谁知道等大人们忙罢,我爹不顾我哭闹,又要把我送到学校去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在教室外面,一个同学指着我大声嚷嚷:“张安又来了,你们看,张安又来了。”

教室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同学们围过来说:“我们还以为你不上了呢,你咋又来了?”

我也不知道我咋又来了。整个一年级,我在家总共耽误了三个多月。所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我最早获得的第一条老师评语。

2

我家离学校四公里左右。上学先要走上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再经过一大片田野,最后还要穿过一个三百多亩的林场,方能到达学校。

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直达淮河岸边,有很多拉沙子、拖砖的拖拉机从这里经过。一路上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一上坡,拖拉机的速度就慢下来,我们这群孩子不顾车后扬起的灰尘,成群地扒在车斗后面,把脚跐在车斗的边沿上。还有扒不下的,就扒在两边大轮的后面,把脚跐在车弹簧上。我们像一排包袱挂在车后,左右摇晃。

司机发现了,大声呵斥我们,但也没用,他不跳下来打我们,才没有人下来。车行到一个很陡的上坡,车头冒起了黑烟,上不去,我们还扒在后面不松手。

司机怕车往后倒太危险,急得直叫唤:“快他妈的滚下去……”

我们不理他。最后,我们这群扒车小孩逼得往来的司机们在车斗后面抹粪便。

被车子反复碾轧的路面起了厚厚的一层浮土,踩在上面,噗噗直冒烟,车跑在上面,就像喷气式飞机一样。

这个场景给了我们启发,让我们找到了新的乐趣。

男生们拖着一大把柴草在路上跑,身后腾起阵阵的灰尘,如同一只只遇到危险释放烟雾的章鱼。后来玩法升级,柴草增至三到五把,串成串,这样扫起的烟尘更大。再到后来,我们把所有的柴草连在一起,几十米长,像一列火车。

我们在前面合力拉着跑,后面扬起厚厚的灰,时间一长,路两边的树叶都是厚厚的土黄色。

3

我家没有表,也没有收音机。所以我从来都不知道具体的时间。

早上看太阳,天刚亮,爹就起来煮稀饭。我们起来喝一碗,就去上学。中午看学生,学生放学了,就是该做午饭的时候了。

夏天我们可以准时到校,到了冬天就不行了。我们起床就一人捞一碗稀饭放在院子里凉着,稀饭刚开锅,米都没烂,我们围着滚烫的稀饭急得团团转。端起来吹,稀溜喝上半碗,就匆匆忙忙往学校赶。

总是刚走到村子东边的土岗上,就隐约听到上课铃声传来。我们便撒开腿跑起来,书包拍打着屁股,按住书包,继续往前跑。等跑到学校,第一节课也快下了。

每当这时候,姐就让我先走,看她班里有没有老师。如果没有,我就摇摇头,她便赶紧跑进教室里去。而我则要独自去面对我的老师。

下雨天上学,一路泥泞,我们都没有靴子穿,只能打赤脚。爹会叮嘱我们,“路滑的时候要用大脚趾抠着地,别滑倒了。”

下雪天,自然是不能再光着脚了,爹为了防止雪灌进我们的鞋里,就拧了六根又细又长的稻草绳,缠在我们三个的腿上——从脚脖子缠起,一直缠到膝盖下面,跟红军打绑腿一样。

快走到学校时,我们怕同学看到难堪,就把稻草绳解下来丢掉。回家的时候稻草绳还在路边,但我们缠不好,就只能穿着单鞋踩在雪里。

到了家,换上旧棉鞋,把湿漉漉的单鞋放在火盆边烤着,第二天再穿,再缠稻草。

作者曾就读的小学作者曾就读的小学

有时候,我们会在路上找一些吃的。

春天,我们吃菜苔。野油菜不能吃,苦的,我们喜欢吃胖胖的油菜苔,一人一次可以吃十几根。一群孩子看见油菜田就欢呼着冲进去,每人掐上一大把,去掉枝叶,剥皮,一边走一边吃,像一群羊。

夏天,我们会在树林里找棠梨。棠梨很小,只有黄豆那么大,又苦又涩。我们把一串串棠梨采下来,放到麦缸里,等棠梨变黑了再拿出来吃。

冬天快下雪的时候,我们就去林场的小松林里找“松糖”。松糖在松树的针叶间,一块块,白白的,吃起来很甜,后来有人说这是一种虫子拉的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4

小时候想问家里要两角钱买支铅笔,也要磨半天嘴皮子。所以清明节过后,我们一群孩子就开始捉蜈蚣——一条大蜈蚣可以卖两角钱。

我们拿着棍子,在田埂山坡上到处撅,撅出一条,就赶快用棍子摁住,防止它钻到草丛里。

蜈蚣挣不脱,头尾乱摆,张牙舞爪,用锋利的弯毒牙不停地咬棍子。我们一伸手,就捏住蜈蚣那红色的扁脑袋,拿掉棍子,蜈蚣那多爪的长身体就紧紧地搭在人手上,所有的爪子都拼命地往人皮肤里抠,身子也不断往后缩,想把脑袋挣出来咬人。

蜈蚣弯钩状的毒牙在手指的挤压下往两边张开,牙后部粗大,呈黄肉色,越往前越细,颜色也变为亮黑。用指甲掐掉毒牙,就可以松手,任它们在身上爬了。

有时候,收购者要求我们留下毒牙,“掐了,就降低了蜈蚣的药性。”于是我们只能把蜈蚣的身体放进小药瓶,再猛地松开手指,蜈蚣不愿意下去,被它咬伤手指的事也时有发生。

一年级时,我还不敢徒手抓蜈蚣。一次我挖出来一条大的,有个同学想出一角收购。

我不卖,他说:“不卖拉倒,大家都别帮他捉,看他怎么搞!”

我踩着蜈蚣,扭头看见一根稻草,就把稻草挽了个环,放在蜈蚣前面,待蜈蚣钻到环里,我捏住稻草的两头一拉,就把蜈蚣系住了。

那同学见难不住我,就出价一角八分,“算啦,让我赚两分钱吧。”

虽然他们最大不过十三四岁,可已经像一个老练的商人了。

卖了蜈蚣有了钱,除了买学习用品,我们有时候也要阔气一下。所谓的阔气,就是自己调制汽水。

糖精和色素,一角钱一小包,一条蜈蚣可以换两包。以前我们喝的水,都是用废酒瓶在校外的一口井里打上来的。现在我们在水里加一粒糖精,再加上些色素,摇匀了,看着还真像汽水。

色素有红、黄、绿三种,大家的汽水也是花花绿绿的。我们还去村诊所外的垃圾堆里翻,找到脏兮兮的输液管,在池塘里洗一洗,就插在汽水里当吸管用。不洁的饮食让我们一个个都面黄肌瘦的,爹忧心忡忡地对妈说:“孩子们肚里可能长虫了。”

不久后,爹递给我们一小包圆锥形的糖果,让我们分吃。糖有一股怪味儿,不好吃,可我们还是高兴地吃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起床,两个姐姐就大哭起来,“床上有虫。”

5

乡村学校的老师,大多是些中学都没毕业的农民。

我二年级的数学老师姓郭,五十多岁,偏胖。我们表面叫他郭老师,背地里都叫他郭老歪。因为他的嘴巴总是歪向左边。

他在黑板上出几道数学题,挑一些学生上去做。他则拿着一根柔韧的竹根站在旁边。

学生做完了题,不能下去,要等他检查,如果题做错了,他就会拿竹子根敲打学生的头顶,语重心长地说:“要好好搞呀!你爹妈在家像老黄牛一样种田,你还在这瞎混。”如果全做对了,他同样会用竹根敲得人龇牙咧嘴的,“不能骄傲呀!不能因为这次做对了,小尾巴就翘上了天。”

我的语文老师姓窦,四十出头儿,身高体壮,整天笑眯眯的。他喜欢摆治人,和外表看起来不一样。

我们班里有两个男生,喜欢模仿土行孙的土遁术。他们会“嘟——”的一声,蹲下身子,爬过几排桌子,从另一个地方“嘟——”的一声钻出来。

有一天,他们的这个“爱好”被窦老师发现了,窦老师就命令他们不停地钻,“不是喜欢钻桌子吗?我让你们钻个够!”

他们钻了一会儿,停住了。

“怎么不钻了?继续钻,我不说停,就不能停下来!”

整整一节课,他俩就一直在课桌间钻来钻去。一会儿从这冒出头,一会从那冒出头,一身的灰。有的男生趁他们钻过身边时,还绷住笑脸踢他们。

下课时,窦老师笑眯眯地问:“咋样,瘾过足吧?”

他们不出声。

“回答我,瘾过足了没?”

“过足了。”

从此,他们再也不钻桌子了。

窦老师还有很多整治我们的方法。一天,班里有同学上课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窦老师并没叫醒他,而是把两支粉笔插在他的鼻孔里。

很快,他就被憋醒了,一抬头,粉笔像两只象牙,逗得全班哄堂大笑。

校园围墙的内壁上印有小学生守则校园围墙的内壁上印有小学生守则

班里还有个男生叫方宝,他长得纤细白净,说话轻声细语,像姑娘一样喜欢花花草草。春末的一个下午,窦老师走进教室,发现方宝没来,就问:“方宝跑哪儿去了?”

有知情者回答:“他去老鹰山上掐金银花了。”

上课十多分钟后,方宝两手空空,满头大汗地跑到教室门口,他底气不足地喊了一声“报告”。窦老师看看他,“怎么迟到啦?”

方宝低着头,不吭声。那天,他穿一件夹克。天气很暖和,他的夹克的拉链却拉得严严实实,肚子鼓得像个孕妇。

窦老师走过去,掀开他的夹克,一大把金银花就掉在地上了,“哟呵,你还怪爱美的呢。”

窦老师捡起那把金银花,分几枝别到方宝的耳朵上,分几枝插到他的领子里,把他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他拉着方宝的胳膊,往讲台上走,“来来来,坐高点儿,让大家都看看,排场不排场?”

他抱起方宝,让他坐到讲桌上,又伸手揉了揉他那花丛中的脸,“你看看,小脸儿红扑扑的,多漂亮啊!”

方宝哭着跳下来,扒拉掉头上的花儿,窦老师又拉住他,给他插上去。那堂语文课,就在方宝的哭声和同学们的笑声中过去了。

6

三年级期中考试后不久,一个同学对我说:“我在办公室看到了你的数学试卷,你知道你考了多少吗?”

“应该及格了吧?”

“及格?是一个扁担挑两零,一百分!”

“不可能,我的成绩一直都是一般般的。”

可几天之后,数学老师宣布成绩,我果然是一百分,是一百多人中的唯一一个。

现在的学生考一百分很正常,可那个时候,农村的小学生能考个八十多分就相当不错了。那段时间,老师把我从最后排的角落里调到前排,我的作业,他也一定要单独收上去批改。

小孩子就是这样,越表扬,就想做得更好。我那经常不及格的语文成绩也直线上升,很快我就进了前几名。

我开始爱上学了,天天都想上学。但我妈没变,她还是跟以前一样,“怎么样,在家看几天西瓜吧。”

“你怎么不让我姐看?”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你姐上五年级(姐本该上初一的,因学习不好,留了一级),就要考初中啦,能耽误吗?”

我想起自己上一年级时,我妈也这么说,就反驳她:“我现在上三年级,不也是高年级吗?”

“三年级离考初中还有几年呢,你急啥子。”

“你向偏!就算我上五年级,你还是会说我姐上中学了,她永远比我的年级高。”

我哭着闹着要去上学,背着书包跑出去。我妈拿着根棍子在田埂上截住我,指着我的鼻子,“今天你敢走一下试试。”

我没敢试,在瓜棚里哭了个天昏地暗。

7

由于学生大量流失,四年级时,两个班合成一个班。分数不够上不了初中,所以五年级的课程就紧张起来,每个星期天都要补课。而我基本不去。

数学老师姓李,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把我叫到他的小屋,痛心疾首地说:“我三令五申,星期天一定要来补课,而你,十个星期补课,八个星期不来,你还想不想升初中?”从此,我再也不敢缺课了。

五年级下学期,学校不但要星期天补课,晚上还要上自习。我们被要求住校,我带了一张小竹席,一床被子,就在学校里安顿了下来。

女生住在教室后面的瓦房里,男生住在教室里。我们从来没有集体住宿过,都很兴奋。大家没有表,不知道时间。也不知是谁第一个带头起床,大家都跟着起来了。我们点了一支蜡烛,在教室里围坐着。

不一会儿,老师像一阵风一样跑进了教室。

“他妈的,谁让你们起来啦?”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腕表,破口大骂: “都他妈给我接着睡,你们看看,还不到两点!”

我们大气都不敢出,赶紧把竹席放下,被子铺好,又重新躺下了。

教室里没有电,我们晚上都是点蜡烛上课。全班四十来个学生,只有七八支蜡烛。家里条件好些的能点一支,如果同桌两个都不点,那几乎就看不清字了。

我没钱买蜡烛,我的同桌也没钱买。但我们的桌子中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小灯。它乍看像古代的油灯。一个小铁碗,碗边躺着一根棉线,棉线上头有一个小小的火苗,随着我们的呼吸微微晃动,像极了一粒滚来滚去的黄豆。

这是我的同桌的发明,那个小碗,其实是一个自行车的铃铛盖。只要有机会,他就拿着削笔刀,去刮人家的桌面上的烛泪。收集到烛泪,他用一根细棉线放在铃铛盖里,点燃后,烛泪慢慢融化,凝聚在一起。

就这样,我们没花一分钱就点上了蜡烛,我们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居然还攒了满满一铃铛盖的烛泪。

“这够我拿回家点一个月的啦!”他把铃铛盖收进书包,得意地说。

班里还有同学让我记忆犹新。

五年级时,班里的李勇已经十五岁了。他留了两级,个头儿窜了一大截,比李老师矮不了多少。

一天,李老师叫一个男生起来回答问题,那个男生没答出来。

“答不出来就站着吧,什么时候答出来再坐下。”李老师不高兴地说。

李老师的话音刚落,李勇“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昂首挺胸大声说道:“老师?”

“什么事儿?”

“给我个面子,让他坐下吧。”

所有同学都笑了起来,包括那个男生,也包括李勇自己。但老师没笑,他铁青着脸盯着李勇,快步朝他走来。

李老师边走把边手中的书卷成筒状,走到李勇跟前,他对着他的头“啪啪”地打起来。他一边打,一边说:“我给你个面子!我给你个面子……”

后记

临近毕业的时候,教室后面的座位已经全空了。我把还能记起来的同学挨个想了想,没有一个人让我觉得讨厌,他们都是那么善良可爱。

写到这里,我真的好想他们。只是如今,班里绝大多数同学我再也没有见过,就算见到,也只怕是认不出了。

你们现在都过得好吗?我的小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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