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他成了流浪歌手

前言 曾经在一个不太正式的场合听人郑重地讲过，一个人一生大概会遇到826万人，这也意味着，大多数人的相遇，不过就是一场轻浮而短暂的交集。 然而，我和小杨的相遇，却沾染了一些浪漫而略显灰暗的色彩——浪漫，是因为我们结识于一首久违的过气老歌；至于灰暗，是我后来想起他时油然而生的苍凉感。 也许，也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天气有关。

1

2016年7月，我以“忍受不了吵闹”为借口，提前一个人离开老屋，搬进了还未正式乔迁的新居。新居对面是一片尚未完全竣工的商品楼，几个“蜘蛛人”终日悬于高空，升降之余互相打着响亮的口哨，哨声如空谷回音，荡漾在楼层之间。

工地上偶尔也会晃荡出来几个人影，孤零零地，默默清理掉遗留不多的建筑垃圾，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声音。

没几天后，我就听到了小杨的歌声。那一天天气格外阴重，空气中氤氲着厚厚的水汽，微风不起，置身室内，感觉每个毛孔都在往外渗油。雨水好像就颤巍巍地挂在头顶，死活不愿意掉下来。

暮色四合，我一边抱怨，一边在靠近窗口的地板上铺了一层凉席，静静地躺着，等待大雨在某一个瞬间打破这片死寂，我恍惚入梦。忽然间，一阵嘈杂的声音将这片幸福的安静打破，睁开眼循声望去，才发现这股算不得歌声的歌声，正来自对面的工地。

现实中的声音比在梦境中听到的更为响亮，歌声如同一把剪刀，杂乱无章地裁剪着眼前压抑沉闷的氛围。然而，在近一个小时之后，这位陌生的歌唱者依旧只是在单曲循环一首老歌，或者说，只是不断循环着那首老歌的高潮部分。

“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月儿圆呀月儿圆……”

他就这样不厌其烦地循环往复，本来就算不得悦耳的歌声终于彻底变作恼人的噪音。

不出所料地，窗外零星出现了对他的咒骂，他似乎将咒骂默认为听众的喝彩，嗓门不断提高，唱地更加起劲，继而招来了新一轮咒骂。

咒骂是在大雨滂沱之时停止的，暴雨如注，雷声轰鸣，对面的歌声在和雨声的拼杀中也就逐渐式微了。

然而，接下来的两天，刺耳的歌声照旧会在夜幕降临后准时响起，偶尔夹杂锅碗瓢碰撞击或是碎裂的声音。

2

如此一周之后，我忽然萌生出去拜访他的冲动。

说是拜访，大概更像是一场探险。我暗自猜测过这位无名歌者的身份。也许他是一个普通民工，也许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拾荒者，还可能是一个脾气暴躁的疯子……在想象了各种可能遇见的意外，顺便也考虑了逃离险境的方案之后，我带着戒备之心走向那片工地。

工地上空荡荡地，建筑垃圾散乱地躺在并不平整的地面，几幢尚未完全竣工的框架楼就像插在地上的柱子，阻隔了来自夏日清晨的阳光。楼道里，滴滴答答的水珠、随处可见的带着铁钉的模板、裸露出来的生锈的钢筋，我小心翼翼，拾阶而上，顺手捡起一根木棍，将其紧紧握在手心。

走到第六层时我收住了脚步——和其它楼层空荡荡的情景不同，六楼靠窗方位有一间用模板拼凑起来的小屋，地上的啤酒瓶、烟头、悬挂着的内衣显示，这里有人居住。我意识到，自己已闯入了这位无名歌者的“家”。

还未待我靠近那间小屋，他先走了出来。

“你找谁？”面前的陌生人大概三十出头，头发如鸡窝般乱糟糟，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肌肉健硕。他下身穿一条黑色内裤，上身是一件运动背心，胸前还有一排“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左脚的人字拖，有一处已完全断裂。

我撇掉手里的木棍，主动走上前去。

“啊，我闲转！”我微笑着回应他。

他看了看我，招呼我进屋去坐，略显得意地说附近每天来他这里串门的人很多。

这是一间不足四十平米的简易窝棚，一共四个床位，最靠窗的床铺上摆着一个随身听，旁边躺着几盒歌手陈星的磁带，这让我更加坚定自己没有找错地方，另外三个床位堆满了旧杂志和旧报纸，其中一张床铺上方还挂有一件扎眼的女性内衣。

“你和媳妇一起住？”

他转过身先是一愣，继而大笑起来，递给我一支烟。“老曹听见你这话脸得绿成菠菜。我一个人住，空军帽子（胸罩）是老曹媳妇的！”我尴尬地笑了笑。

3

他姓杨，四川人，工地上的人都叫他小杨。小杨口中的老曹夫妇是和他一起外出打工的老乡，据他讲，这间临时搭建的小屋一共住着五口人，除老曹夫妇外，还有两个和小杨年纪相仿的人，一个姓李，一个姓王。

“老曹两口子和小李他们早上去政府要工钱了！”小杨点燃一支烟，反吸一口。

“你怎么没去？”

“他们几个家里急用钱，得把工钱要回来往家寄。我不着急，再说，账上的工资也跑不了。”

“你不往家寄？”我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小杨并未着急回答我的疑问，他从烟盒里重新抽出一支烟，歪着脖子点燃，狠狠地深吸一口，抿紧嘴，烟雾就如两股泉水，从鼻腔径直俯冲出来。

“早都成光杆司令了……”小杨苦笑着说，顺便把烟灰弹到了地上。“08年地震后，我就一个人过了。”

我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但他看起来并未介意，相反，像是为了化解当时尴尬的场面，还主动跟我聊起那场灾难。

“我19岁就出来打工，地震那一年在宝鸡开塔吊。那天中午来了一批钢筋，我就没休息，抓紧时间卸货。我还记得中午吃的西瓜是用塔吊专门吊上去的，把半块西瓜吊上了26层楼，好耍的很。”

“地震刚来那阵儿，我正在啃最后一牙瓜。开始感觉塔吊有点晃，后来左右摆动幅度越来越大。我位置高，看见远处秦岭像着火了一样，尘土飞杨。然后就听到有人在楼上喊地震了！我当时吓坏了，想肯定活不成了，就死死抓住扶手，等着塔吊倒塌，等塔吊不晃了，我就知道地震过去了。当时连水杯都没顾得上拿，赶紧顺着梯子爬下去。工地那时候也乱了，街上更乱。我一直跑到工地外的市民广场上，才算松了口气，心想，自己命就是大，活着比啥都好。”

“后来咋联系上家里的？”我追问。小杨续上一支烟，把人字拖垫在屁股下面，索性直接坐在地上。

工地上偶尔也会晃荡出来几个人影，孤零零地，默默清理掉遗留不多的建筑垃圾。

“当时一片乱，也不知道具体情况，电话也打不通，就回了工地，现在心想起来有点好笑，都那种时候了，心里惦记的还是考勤。大概是下午，电视上开始报道地震。监理喊我进去看，监理知道我是四川人。我进去一听电视当时就懵了，心慌得不行。我家和北川不到60公里路，就赶紧打电话，打了十几个，没一个打通的。一夜没眨眼，想也是到出事的时候了，心里头越来越慌，坐不住也站不住，结果第三天中午就收到了全家遇难的消息。”

小杨的讲述异常平静，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起伏，仿佛在讲述陌生人的故事。一场彻骨的灾难，有时会成为一些人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往往选择深藏内心，不再提及，而有人则大彻大悟，人生观从此被这场灾难扭转。小杨究竟属于哪一种？从他平静的叙述中，我难以辨别。

“我爸，我媳妇，我女儿，都给地震埋了，房也没了。当时感觉天都塌了，有点后悔当天塔吊没倒。连着好几天，我就在大街上瞎转悠，像丢了魂，也不敢看电视，碰见有给灾区捐款的我就捐，后来工地上也号召募捐，我把攒的2万块钱全扔了进去。我们监理是个好人，让我为自己想想，他心疼我挣的血汗钱。最后我还是全捐了，挣钱不就是为了给老婆孩子花么，人都没了，攒钱有啥子用？

“后来8年，我也没再回去。村里联系过我几次，国家对我们那里扶持力度大，政策也好，但我是死活不想再回去了，伤心。”小杨扬起脸庞，猛吸了一口烟，咽下，没有吐出来。

屋子里的空气逐渐变得凝滞。想来初次见面就勾起了他伤感的过去，自己的举止的确太过鲁莽。我顺势将话题转移到了他的歌声上。

“每天晚上听你唱歌，热闹地很！”我打趣似的插进来一句。

“哈哈……算啥子歌，瞎唱啦！”说着话，他起身拿来床铺上的随身听，将一盒磁带塞进去，摁下播放按钮。

“龟儿子又出毛病，不响动了！”他咬紧香烟，歪起脑袋，朝随身听使劲拍打了几下，于是，喇叭里传出来陈星沧桑噻哑的歌声。“这玩意儿都成老古董了，刚结婚那年出来打工，媳妇买的，不舍得扔，算是个念想。”他给我拿过来另外一盒磁带，“你看，这种带子基本都淘汰了。”

“现在都用手机下载，方便，音质也好。”我接过磁带。

“下苦力的人还管啥音质不音质，出门在外，能带在身边的东西不多，有个念想就行。东西不值钱，主要是单放机让我心里踏实。”小杨继续摆弄手里的“老古董”，伴随歌曲高潮来临，他也醉心地跟着哼唱起来。

从地震到陈星，从麻婆豆腐到羊肉泡馍，从都江堰再到眼前的工地，临别时，我又随口向他打听了老曹夫妇和小李的情况。“估计得弄到半夜，半个月了工钱还没准信。老曹他们打算过几天和附近工地上的工友合伙到政府堵路闹事，到时候我也得去。”

小杨起身，捡起半瓶啤酒，闷了一口。“我们四川人心齐，心不齐，出门在外，到处吃亏。”

4

初次见面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都未曾再踏足那座高楼。小杨则依旧每天晚上照旧打开单放机，忘情演唱《流浪的孩子》，我有时会在阳台上朝他那边刻意打几声口哨，他则夹紧嗓子，冲我这边咿呀几声不着调的歌曲。

夏天在湿热的水汽中一天天消散，天空逐渐变得透明，而我再见到小杨，已是秋分以后了。

那天我到县城邮局取包裹，回来经过县政府时，一帮人打起条幅，正横在政府大院前的公路中间。地处城区繁华路段，不出片刻，黑压压的人群就挤满了公路四周。他们撑起条幅，嘴里高喊事先编好的口号，声音洪亮，步调统一。

我挤进人群，条幅上赫然写着一行大字——“还我血汗钱，我们想回家”。领头的是一个五十出头的大汉，听口音像是四川人。每个人都身着沾满水泥污点的迷彩服，头戴安全帽，男女混杂。有人裤腰上挂着扎钩，那是钢筋工；有人挂着扳手，那是架子工；还有人背着刷子，而另外一些人则噤声不语，只是跟在队伍后面起哄造势。

在喧闹的人群中，我看到了小杨，他看起来激情饱满，跟在领头的大汉身后，涨红了脖子正在高呼口号。

这场声势浩大的示威在县长和武警出面后，逐渐平息下来。县长在武警护送下，和领头的大汉商量几句后，两人转而走进政府大门。

武警们半推半就地，将示威队伍手里的条幅塞进车里，原本瘫痪的交通又变得通畅了。小杨他们被安置到道路右边，统一蹲在政府大院墙根，被一排荷枪实弹的武警从公路上隔离开来。趁着一片混乱，我绕过人群，悄悄挤进了示威队伍。

“嗨，人挺多呀！”我朝小杨的肩膀上拍了一把。

小杨转过头，脸上立刻绽放出惊奇的表情。“呀，你咋来了？”

“路过看看热闹。”

“我还以为你也让老曹雇来示威了。”小杨嘴角飘出来一丝狡黠的笑容。

“雇来示威？这帮人是你们雇来的？”我惊讶地反问过去。

他朝我身后一堆沉默不语的人群努努嘴。“看，都是在附近村子雇的你们本地人。一个人一天20元，我们人少，没有气势，人少就叫政府直接一锅端了，人一多，政府就没辙啦。”

小杨掏出一盒烟，给旁边人挨个扔过去一根，自己也点燃了一根。“瞧见没？刚才和县长一起进去的那人就是老曹。我估摸着这次工资有结果，县长都出面了。政府这帮人最擅长拖，老曹说了，这次要还解决不了，就直接雇人到市政府静坐示威。”

“不怕被抓？”

“怕啥，咱又没偷没抢，自己辛苦挣的血汗钱，到天王老子跟前咱都有理！”小杨把烟头扔地上，起身踩了几脚，原本席地而坐的示威队伍也跟着他一齐起身。小杨挥手示意我赶快离开，转而又带头喊起响亮的口号，像头羊领导群羊，朝政府大门闹哄哄簇拥过去。

老曹后来是独身一人走出政府大门的，他和小杨十来个人围在一起，低头商量一阵后，就立即解散了示威队伍。老曹带领四川人，手背身后，各自嘴里咬一根香烟，神采奕奕地离开了政府大院。那时，小杨远远地朝我打了个OK的手势，神情狡黠，如同一个得手的飞贼。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杨。

尾记

他们说，这是本县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

示威过后，政府按合同协调解决了外地工人的工资。之后连续一周时间，对面工地没有再响起夏天熟悉的歌声，最后连偶尔出现的口哨声也销声匿迹了，我想，小杨他们大概是离开了这座小城。

深秋的某一天，我向父亲谈起了那次声势浩大的示威，也顺便聊起了小杨和老曹。父亲对四川民工的团结称赞不已，我继而又感慨他们雇佣本地人上街造势的机智。

“你知道咱们这帮本地人最后怎么了吗？”父亲停顿片刻，说：“示威第二天让派出所全部拘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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