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他成了流浪歌手

2017-02-06 19:06:40
2017.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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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经在一个不太正式的场合听人郑重地讲过,一个人一生大概会遇到826万人,这也意味着,大多数人的相遇,不过就是一场轻浮而短暂的交集。 然而,我和小杨的相遇,却沾染了一些浪漫而略显灰暗的色彩——浪漫,是因为我们结识于一首久违的过气老歌;至于灰暗,是我后来想起他时油然而生的苍凉感。 也许,也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天气有关。

1

2016年7月,我以“忍受不了吵闹”为借口,提前一个人离开老屋,搬进了还未正式乔迁的新居。新居对面是一片尚未完全竣工的商品楼,几个“蜘蛛人”终日悬于高空,升降之余互相打着响亮的口哨,哨声如空谷回音,荡漾在楼层之间。

工地上偶尔也会晃荡出来几个人影,孤零零地,默默清理掉遗留不多的建筑垃圾,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声音。

没几天后,我就听到了小杨的歌声。那一天天气格外阴重,空气中氤氲着厚厚的水汽,微风不起,置身室内,感觉每个毛孔都在往外渗油。雨水好像就颤巍巍地挂在头顶,死活不愿意掉下来。

暮色四合,我一边抱怨,一边在靠近窗口的地板上铺了一层凉席,静静地躺着,等待大雨在某一个瞬间打破这片死寂,我恍惚入梦。忽然间,一阵嘈杂的声音将这片幸福的安静打破,睁开眼循声望去,才发现这股算不得歌声的歌声,正来自对面的工地。

现实中的声音比在梦境中听到的更为响亮,歌声如同一把剪刀,杂乱无章地裁剪着眼前压抑沉闷的氛围。然而,在近一个小时之后,这位陌生的歌唱者依旧只是在单曲循环一首老歌,或者说,只是不断循环着那首老歌的高潮部分。

“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月儿圆呀月儿圆……”

他就这样不厌其烦地循环往复,本来就算不得悦耳的歌声终于彻底变作恼人的噪音。

不出所料地,窗外零星出现了对他的咒骂,他似乎将咒骂默认为听众的喝彩,嗓门不断提高,唱地更加起劲,继而招来了新一轮咒骂。

咒骂是在大雨滂沱之时停止的,暴雨如注,雷声轰鸣,对面的歌声在和雨声的拼杀中也就逐渐式微了。

然而,接下来的两天,刺耳的歌声照旧会在夜幕降临后准时响起,偶尔夹杂锅碗瓢碰撞击或是碎裂的声音。

2

如此一周之后,我忽然萌生出去拜访他的冲动。

说是拜访,大概更像是一场探险。我暗自猜测过这位无名歌者的身份。也许他是一个普通民工,也许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拾荒者,还可能是一个脾气暴躁的疯子……在想象了各种可能遇见的意外,顺便也考虑了逃离险境的方案之后,我带着戒备之心走向那片工地。

工地上空荡荡地,建筑垃圾散乱地躺在并不平整的地面,几幢尚未完全竣工的框架楼就像插在地上的柱子,阻隔了来自夏日清晨的阳光。楼道里,滴滴答答的水珠、随处可见的带着铁钉的模板、裸露出来的生锈的钢筋,我小心翼翼,拾阶而上,顺手捡起一根木棍,将其紧紧握在手心。

走到第六层时我收住了脚步——和其它楼层空荡荡的情景不同,六楼靠窗方位有一间用模板拼凑起来的小屋,地上的啤酒瓶、烟头、悬挂着的内衣显示,这里有人居住。我意识到,自己已闯入了这位无名歌者的“家”。

还未待我靠近那间小屋,他先走了出来。

“你找谁?”面前的陌生人大概三十出头,头发如鸡窝般乱糟糟,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肌肉健硕。他下身穿一条黑色内裤,上身是一件运动背心,胸前还有一排“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左脚的人字拖,有一处已完全断裂。

我撇掉手里的木棍,主动走上前去。

“啊,我闲转!”我微笑着回应他。

他看了看我,招呼我进屋去坐,略显得意地说附近每天来他这里串门的人很多。

这是一间不足四十平米的简易窝棚,一共四个床位,最靠窗的床铺上摆着一个随身听,旁边躺着几盒歌手陈星的磁带,这让我更加坚定自己没有找错地方,另外三个床位堆满了旧杂志和旧报纸,其中一张床铺上方还挂有一件扎眼的女性内衣。

“你和媳妇一起住?”

他转过身先是一愣,继而大笑起来,递给我一支烟。“老曹听见你这话脸得绿成菠菜。我一个人住,空军帽子(胸罩)是老曹媳妇的!”我尴尬地笑了笑。

3

他姓杨,四川人,工地上的人都叫他小杨。小杨口中的老曹夫妇是和他一起外出打工的老乡,据他讲,这间临时搭建的小屋一共住着五口人,除老曹夫妇外,还有两个和小杨年纪相仿的人,一个姓李,一个姓王。

“老曹两口子和小李他们早上去政府要工钱了!”小杨点燃一支烟,反吸一口。

“你怎么没去?”

“他们几个家里急用钱,得把工钱要回来往家寄。我不着急,再说,账上的工资也跑不了。”

“你不往家寄?”我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小杨并未着急回答我的疑问,他从烟盒里重新抽出一支烟,歪着脖子点燃,狠狠地深吸一口,抿紧嘴,烟雾就如两股泉水,从鼻腔径直俯冲出来。

“早都成光杆司令了……”小杨苦笑着说,顺便把烟灰弹到了地上。“08年地震后,我就一个人过了。”

我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但他看起来并未介意,相反,像是为了化解当时尴尬的场面,还主动跟我聊起那场灾难。

“我19岁就出来打工,地震那一年在宝鸡开塔吊。那天中午来了一批钢筋,我就没休息,抓紧时间卸货。我还记得中午吃的西瓜是用塔吊专门吊上去的,把半块西瓜吊上了26层楼,好耍的很。”

“地震刚来那阵儿,我正在啃最后一牙瓜。开始感觉塔吊有点晃,后来左右摆动幅度越来越大。我位置高,看见远处秦岭像着火了一样,尘土飞杨。然后就听到有人在楼上喊地震了!我当时吓坏了,想肯定活不成了,就死死抓住扶手,等着塔吊倒塌,等塔吊不晃了,我就知道地震过去了。当时连水杯都没顾得上拿,赶紧顺着梯子爬下去。工地那时候也乱了,街上更乱。我一直跑到工地外的市民广场上,才算松了口气,心想,自己命就是大,活着比啥都好。”

“后来咋联系上家里的?”我追问。小杨续上一支烟,把人字拖垫在屁股下面,索性直接坐在地上。

工地上偶尔也会晃荡出来几个人影,孤零零地,默默清理掉遗留不多的建筑垃圾。工地上偶尔也会晃荡出来几个人影,孤零零地,默默清理掉遗留不多的建筑垃圾。

“当时一片乱,也不知道具体情况,电话也打不通,就回了工地,现在心想起来有点好笑,都那种时候了,心里惦记的还是考勤。大概是下午,电视上开始报道地震。监理喊我进去看,监理知道我是四川人。我进去一听电视当时就懵了,心慌得不行。我家和北川不到60公里路,就赶紧打电话,打了十几个,没一个打通的。一夜没眨眼,想也是到出事的时候了,心里头越来越慌,坐不住也站不住,结果第三天中午就收到了全家遇难的消息。”

小杨的讲述异常平静,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起伏,仿佛在讲述陌生人的故事。一场彻骨的灾难,有时会成为一些人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往往选择深藏内心,不再提及,而有人则大彻大悟,人生观从此被这场灾难扭转。小杨究竟属于哪一种?从他平静的叙述中,我难以辨别。

“我爸,我媳妇,我女儿,都给地震埋了,房也没了。当时感觉天都塌了,有点后悔当天塔吊没倒。连着好几天,我就在大街上瞎转悠,像丢了魂,也不敢看电视,碰见有给灾区捐款的我就捐,后来工地上也号召募捐,我把攒的2万块钱全扔了进去。我们监理是个好人,让我为自己想想,他心疼我挣的血汗钱。最后我还是全捐了,挣钱不就是为了给老婆孩子花么,人都没了,攒钱有啥子用?

“后来8年,我也没再回去。村里联系过我几次,国家对我们那里扶持力度大,政策也好,但我是死活不想再回去了,伤心。”小杨扬起脸庞,猛吸了一口烟,咽下,没有吐出来。

屋子里的空气逐渐变得凝滞。想来初次见面就勾起了他伤感的过去,自己的举止的确太过鲁莽。我顺势将话题转移到了他的歌声上。

“每天晚上听你唱歌,热闹地很!”我打趣似的插进来一句。

“哈哈……算啥子歌,瞎唱啦!”说着话,他起身拿来床铺上的随身听,将一盒磁带塞进去,摁下播放按钮。

“龟儿子又出毛病,不响动了!”他咬紧香烟,歪起脑袋,朝随身听使劲拍打了几下,于是,喇叭里传出来陈星沧桑噻哑的歌声。“这玩意儿都成老古董了,刚结婚那年出来打工,媳妇买的,不舍得扔,算是个念想。”他给我拿过来另外一盒磁带,“你看,这种带子基本都淘汰了。”

“现在都用手机下载,方便,音质也好。”我接过磁带。

“下苦力的人还管啥音质不音质,出门在外,能带在身边的东西不多,有个念想就行。东西不值钱,主要是单放机让我心里踏实。”小杨继续摆弄手里的“老古董”,伴随歌曲高潮来临,他也醉心地跟着哼唱起来。

从地震到陈星,从麻婆豆腐到羊肉泡馍,从都江堰再到眼前的工地,临别时,我又随口向他打听了老曹夫妇和小李的情况。“估计得弄到半夜,半个月了工钱还没准信。老曹他们打算过几天和附近工地上的工友合伙到政府堵路闹事,到时候我也得去。”

小杨起身,捡起半瓶啤酒,闷了一口。“我们四川人心齐,心不齐,出门在外,到处吃亏。”

4

初次见面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都未曾再踏足那座高楼。小杨则依旧每天晚上照旧打开单放机,忘情演唱《流浪的孩子》,我有时会在阳台上朝他那边刻意打几声口哨,他则夹紧嗓子,冲我这边咿呀几声不着调的歌曲。

夏天在湿热的水汽中一天天消散,天空逐渐变得透明,而我再见到小杨,已是秋分以后了。

那天我到县城邮局取包裹,回来经过县政府时,一帮人打起条幅,正横在政府大院前的公路中间。地处城区繁华路段,不出片刻,黑压压的人群就挤满了公路四周。他们撑起条幅,嘴里高喊事先编好的口号,声音洪亮,步调统一。

我挤进人群,条幅上赫然写着一行大字——“还我血汗钱,我们想回家”。领头的是一个五十出头的大汉,听口音像是四川人。每个人都身着沾满水泥污点的迷彩服,头戴安全帽,男女混杂。有人裤腰上挂着扎钩,那是钢筋工;有人挂着扳手,那是架子工;还有人背着刷子,而另外一些人则噤声不语,只是跟在队伍后面起哄造势。

地震后,他成了流浪歌手

在喧闹的人群中,我看到了小杨,他看起来激情饱满,跟在领头的大汉身后,涨红了脖子正在高呼口号。

这场声势浩大的示威在县长和武警出面后,逐渐平息下来。县长在武警护送下,和领头的大汉商量几句后,两人转而走进政府大门。

武警们半推半就地,将示威队伍手里的条幅塞进车里,原本瘫痪的交通又变得通畅了。小杨他们被安置到道路右边,统一蹲在政府大院墙根,被一排荷枪实弹的武警从公路上隔离开来。趁着一片混乱,我绕过人群,悄悄挤进了示威队伍。

“嗨,人挺多呀!”我朝小杨的肩膀上拍了一把。

小杨转过头,脸上立刻绽放出惊奇的表情。“呀,你咋来了?”

“路过看看热闹。”

“我还以为你也让老曹雇来示威了。”小杨嘴角飘出来一丝狡黠的笑容。

“雇来示威?这帮人是你们雇来的?”我惊讶地反问过去。

他朝我身后一堆沉默不语的人群努努嘴。“看,都是在附近村子雇的你们本地人。一个人一天20元,我们人少,没有气势,人少就叫政府直接一锅端了,人一多,政府就没辙啦。”

小杨掏出一盒烟,给旁边人挨个扔过去一根,自己也点燃了一根。“瞧见没?刚才和县长一起进去的那人就是老曹。我估摸着这次工资有结果,县长都出面了。政府这帮人最擅长拖,老曹说了,这次要还解决不了,就直接雇人到市政府静坐示威。”

“不怕被抓?”

“怕啥,咱又没偷没抢,自己辛苦挣的血汗钱,到天王老子跟前咱都有理!”小杨把烟头扔地上,起身踩了几脚,原本席地而坐的示威队伍也跟着他一齐起身。小杨挥手示意我赶快离开,转而又带头喊起响亮的口号,像头羊领导群羊,朝政府大门闹哄哄簇拥过去。

老曹后来是独身一人走出政府大门的,他和小杨十来个人围在一起,低头商量一阵后,就立即解散了示威队伍。老曹带领四川人,手背身后,各自嘴里咬一根香烟,神采奕奕地离开了政府大院。那时,小杨远远地朝我打了个OK的手势,神情狡黠,如同一个得手的飞贼。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杨。

尾记

他们说,这是本县近几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

示威过后,政府按合同协调解决了外地工人的工资。之后连续一周时间,对面工地没有再响起夏天熟悉的歌声,最后连偶尔出现的口哨声也销声匿迹了,我想,小杨他们大概是离开了这座小城。

深秋的某一天,我向父亲谈起了那次声势浩大的示威,也顺便聊起了小杨和老曹。父亲对四川民工的团结称赞不已,我继而又感慨他们雇佣本地人上街造势的机智。

“你知道咱们这帮本地人最后怎么了吗?”父亲停顿片刻,说:“示威第二天让派出所全部拘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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