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为了计划生育

老白干了一辈子的计划生育。他嘴边常挂的一句话就是，“拆楼房，抓猪娘，我也是为了计划生育奉献了一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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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老白出生在湖南北部的一个小乡村，他读了两年高三，最终也没能考上大学，也彻底失去了走出乡村的机会。

在当地，高中毕业也算是高才生了，毕业后，凭借父亲的关系，老白进了当地的小学教书。

那时候，老白的父亲是当地生产队的队长，改革开放后又当上了村里的书记，他们家在那个小乡村里，也算是富裕家庭了。刚教了一年书，老白就觉得没什么挑战，也懒得备课，最后被辞退了。

父亲再找关系，把他送进当地的乡政府，自此，老白正式开始了他“计划生育的一生”。

那是1990年，第二年，老白的大嫂在生了两个女儿后，终于又怀上了一胎，但是当时计划生育的政策非常严，乡里的领导都不同意老白大嫂生下这个孩子，老白他爹就坐在乡长的办公室里，拍了三次桌子说：“我就是这个书记不当了，也要让我儿媳妇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老白大嫂顺利生下了第三胎，是个男孩。同时，他爹的村委书记也没做了。

从此，老白失去了他最大的靠山，开始一个人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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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办的工作并不复杂，由于老白是全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所以他还顺带做人口统计，以及给人办准生证等工作。

当时单位共有五个人，一个主任，算是领导；一个统计员，就是老白自己；一个赤脚医生，专门负责给超生孕妇流产、引产、结扎；还有两个办事员，抓超生对象的时候，他俩就上。

在90年代，计划生育的政策非常严的时候，乡里人的思想依旧没有改变。就算第一胎生了男孩，还是想再生一个女孩——“农村虽穷，但是穷也有穷的养法，总不会把小孩给养死吧。”

这也就给老白他们的计生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时候去村里抓超生对象，村里人时常联合起来反抗，打人流血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但是老白却从来没有动过手，就算打起来，他也只是站在远端围观。因此，同事们并不喜欢他，认为他怕事。

可乡民们都觉得他脾气好，就算那些被强制打掉孩子的父母，也不会太记恨他，有时候见面，还会主动和他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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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脾气的老白也住过一次医院，他被人捅了一刀。

那是1998年5月，主任收到医院的人反馈的信息：在当地的四合村，一个妇女怀二胎已经有五个月了，刚去县里医院做完产检。

主任连夜安排单位的五个人，一起出发去村里抓人。晚上十点左右，一行人到达村口，正遇上那个妇女和她老公，两人带着一袋行李，正准备去广东。

那男人见有人迎面赶来，吓得两腿哆嗦，一下就坐在地上，嘴里直说：“求你们了，让我们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过几年我再回来交罚款，好不？我媳妇儿第一胎生了个女，我也想要个儿子传香火啊，求你们了……”

主任走上前，一把就把男人拉起来，“兄弟，我也告诉你，我们这也是没办法啊，这个是国家政策的规定，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负不起那个责任啊。”

妇女的公公婆婆远远看见这阵势，都拎着锄头跑了出来，拦在计生办的五个人面前，“你们今天谁要敢抓走人，我就一锄头锄死他！”

“拆楼房，抓猪娘，我也是为了计划生育奉献了一辈子了。”

主任怒了，骂道：“好好和你们说你们不听，还威胁我们，是想打架是不？”

两个打手一听这话，立刻健步上去，拉住妇女公婆手上的锄头，反过身，一脚踢到那个男人的肚子上，一家四口当下就愣住了。那男人爬起来，拉住自己父母，对主任说：“领导，体谅一下我们好不……”

“这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主任的见情况缓和，也换了一种口吻，“你交一万五超生罚款，然后就可以放心生了。”

“我现在实在是没钱啊，这样好不？你看我屋里有什么值钱的，你就搬走好不？”男人哀求。

主任指挥老白和另外两个打手一起，去超生妇女家翻了一圈，发现他们家除了一台黑白电视，实在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而那黑白电视，也值不了那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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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主任决定先将超生对象带了回去，顺便也将那台黑白电视机搬了回去。放话说：“给你一星期的时间去凑钱，到时候，交钱放人。”

可当时，一个农民一年也赚不到一万五，一星期后，实在是走投无路的男人，带着刀子跑到计划生育办，“你们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们好，你们要是不放人，我今天就死在你们这里。”

这种情况老白他们遇到得也多，基本上没人搭理，在此之前，那些农民闹着闹着，就都自己会回去了。可没想到，这男人在计划生育办的门口呆了三天三夜，就是不走。乡里的领导们让计划生育办的主任赶快处理完，主任转身就吩咐老白去解决。

老白和那男人讲了半天的道理，把他知道的国家政策都说完了，那人就是不肯走。两个打手在旁边看着实在忍不住，上去就要“修理”那男人。一来二去动起手来，老白就混在三人中劝架。

突然，那男人手上的刀就刺到了老白的肚子上。

老白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期间那男人还带着一条芙蓉王和一个五百块的红包，去看过一次老白。

后来出院，老白才知道，单位的每个人都收到了那男人送的烟，只有他和主任收到了红包，主任松口了，让他们去广东生了孩子。而那台黑白电视机，到头来也没给人还回去，给一个打手拿回家里用去了。

5

三年后，乡里的财政出了点问题，到了年底，实在没钱给那些吃饭拿酒的单位结账了，就派了老白和另外一个打手，专程跑去广东收超生罚款来缓解一下状况。

两人带着一万块，一路跑到广州，打车的时候，的士跑到了高架桥上，那个打手一看计费表飞速的转，立马就说：“不行不行，怎么那么贵，我不坐了。”

老白一把按住他，说：“你怕什么，又不是花你的钱。”

在广州收钱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当时捅人的那男人，他在市里的城中村开了个小超市，赚了点钱，看到老白他们，十分热情，还请老白他们大吃了一顿。

席间，老白撩起衣服，给那男人看了肚子上的那条疤，“你看，这都是你给我留下的印记啊。”那男人在酒桌上就把罚款交给老白，还顺便给了老白和打手每人封了一个红包。

这一户的罚款就这样收到了。

去年，国家全面放开二胎了，老白的工作也变得特别的轻松，就是做一下人口统计，给人办个准生证。

每次看到有人去办二胎准生证的时候，老白总会感叹：“这以前都是不允许的啊！我一辈子的遗憾就是没多生一个，现在儿子在外打工，只剩我们老两口，别提多无聊了。”

2016年春天，老白找我给他写一份述职报告，老白说：“在90年代，我积极拥护国家的政策，为计划生育工作奉献了一辈子，到现在连个科员都不是。”

我安慰他：“你干了一辈子的革命工作，人们不会记住你的。”

老白摇摇头，“这个我从来不敢想，以前老觉得我这工作是伤天害理的，但是我也要养家啊。现在政策好了，我做事都安心多了。”

我突然转眼看到了老白的白发，“过去的事不要想了。政策会变，生活还得继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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