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骗怕了，小的长大了

1998年年底，小姑父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问我去不去新疆打工。

长这么大，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25公里外的信阳市区，我早就想出去看看新鲜。1999年春节刚过，我就跟着老乡去了新疆。

我怎么都没想到，在那里，我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左右，其余时间都在工地里干活，连劳改犯都不如。到了夏天，我就像条丧家犬一样逃回了日思夜想的家乡。

这一年，家乡正遭旱灾。

1

从长台关镇下车的时候是中午，我步行走出镇子。

久旱无雨的土路被拉沙车来回碾轧，起了厚厚的浮尘，踩在上面“噗”的一声，腾起一股细灰。镇子的郊区有很多菜地，菜农在菜地边搭起很多小屋，屋里大多数也没有人。

我不敢在白天回家，怕村里的熟人看到我像个乞丐一样归来，就找了间空置的小屋躺了下来，睡到天黑才起身往家走。过淮河的时候，淮河已经断流了。

这条路我很熟悉。小时候经常追在父亲的后面来长台关镇赶集。夏天是雨季，河水有一里多宽，浊浪翻滚，哗哗有声。站在渡船上，父亲总是抓紧我的手，生怕我掉下去。

走到家门前的一块水田边，我蹲下身去，伸手在稻田里摸了摸，没有一滴水，干硬扎手。往日的夏夜，总能听到此起彼落的蛙鸣虫呤，而那时，却是令人恐怖的死寂。

走到家门口，我犹豫着不敢走近，正站在稻田边时，家门前的狗吠了起来，不一会儿，家里出来一个人，看不清是谁，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

“是谁站在那里？”

我听出来，是我妈。

“妈，是我……”

“哦……已经到家了咋不回来？听说你今天回来，还给你留着饭呢，快回来吧……”

第二天早上醒来，看到眼前的景象，我几乎不认识这个生活了十多年的“北国江南”、“鱼米之乡”了。

往年夏天，山坡上草青花香，田野里谷菜兴旺。可是今年，四处一片枯黄，水田就跟深秋的草原一样，一根火柴就能点着。所有的池塘都干涸了，只有大型水库和个别几个深井里还有些黄泥水，别说灌溉庄稼，连人喝水都困难。

83岁的七爷叹道：“就连民国31年，也没旱到这个惨样啊。”

2

这年夏天，家里穷得几乎揭不开锅了。

在家歇了三天之后，我就用编织袋装了一床被子，跟一位本家叔叔老全，一起去了离家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建筑工地当小工。

工地不大，是本市一个人大代表的别墅。别墅很气派，上下三层，一千多平方，还有一个几亩大的院子，有游泳池、小河，配着小桥、假山、凉亭之类。

工人们的宿舍就在工地旁边的一间大厅里，我跟着老全叔在工地里找来两块木板，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支了个床位。铺好床，我又去国道边的小卖部买了一个洗脸盆和一条毛巾。

回到宿舍时，正碰上老全叔。他指着我手里的脸盆和毛巾问：“在哪儿买的？”

“就在这外面的小店。”

“赶紧藏到床底下去。”

“咋啦？这又不是毒品，为啥还要藏起来？”

“这要让王老板看到，你就别想在这儿干活了！”

“我买个脸盆毛巾又不犯法，为啥不让我在这里干活了？”

“我早就该给你交待清楚的，老王的老婆开了一家小卖部，老王规定，工人所需的全部东西，都必需在她的小卖部里买，否则就滚蛋。你自己想，是愿意滚蛋，还是愿意去她的店里买？”

我乖乖把毛巾脸盆塞进刚支好的床板下面，跟着老全叔一起步行去了王婆的小卖部。

老王的家离工地有两公里左右，位于公路边，是一幢四层小楼。小楼本来只有两层，后来听说公路要扩宽，小楼得拆迁，为了多要些赔偿款，老王就让工人又在上面加了两层。老王的小卖部就开在他家楼下的一间门面房里。

我重新买了脸盆、毛巾之类的生活用品。价格明显比外面贵得多，质量却没有外面的好。在这里买东西不用现钱，进门的玻璃柜台上有一个大账本，拿了东西，在账上记一笔就行了。

买完了这些日常用品，老全叔又对我说：“再买一套迷彩服。老王有规定，在他的工地，所有工人上班一律穿迷彩服。不穿迷彩服，就没有活儿干。”

我只得又拿了一套迷彩服。

3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被工头叫了起来。工头是我的一个本家堂哥，叫得金。老王是得金的亲姨夫，我们村的人大多数都是得金找来的。

穿衣起床，匆匆吃罢早饭，所有人排成一排，站在工地外的一块空地上。不一会儿，老王骑着摩托车来到工地。老王50来岁，身高体胖，撅个大啤酒肚子，大脑袋，秃头。他眯缝着眼睛，扫了扫众人，指着其中一个工人问：“张三，你昨晚看录像了没？”

“看了，我老早就去了。”

“嗯，那你今天去砌墙。”

“李四，你昨晚没去吧？”

“我去了，跟张三一起去的。”

“嗯，那你今天去贴琉璃瓦。”

“刘五，昨晚好像没看见你呀？”

“王老板，我昨晚有事耽误了，没看成，今晚一定去补看。”

“那你今天还忙你的事吧，等啥时候忙完了，你啥时候再来上班。”

“你是谁呀？”王老板指着我问，我正要回答，老全叔忙赔着笑脸说：“他是我侄子，今年家里遭了灾，想来王老板手下挣点儿钱。”

“嗯，年轻人要好好干啊。”

“王老板，我有力气，一定不偷懒。”我忙表态。

“你会干啥？”

“我刚初中辍学不久，没啥技术。”

“那就当小工，管吃管住，一天11块钱。”

“好咧，全听王老板安排。”

“你昨晚去看录像了吗？”王老板突然问了一句，我不明所已，老全叔忙说：“他昨天刚跟我过来，还没来得及看。”

“好吧，下不为例，今天你跟着老全挖沟去吧。”

挖沟的时候，我问老全叔：“看啥录像呀？为啥不看录像不让干活儿？”

老全叔弯着腰，铲起满满一铁锹土，用力甩上去，说：“老王的儿子开了一个录像厅，去的人不多，老王就让手下的工人们去捧场。派工的时候，偶尔会像刚才一样，挨个儿问问。如果不去看，几天都不派你的工，不让你挣钱。晚上我带你去看看就知道啦。”

建筑工地有一句俗话，“吃饭不论碗，干活不论点。”天黑到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算是下班了。大家把工具擦干净，送入工棚，挤到厨房里去吃饭。菜没什么油水，但份量还算足，能吃饱。

吃过晚饭，大家步行去老王家看录像。录像厅在三楼的大厅里，小王站在门口，拿着一个账本，每进来一个人，他就在其名字下面记上一笔。一人一天一块钱，可以办月票，二十元一月，随便看。

老王有三个工地，所有的工人都要来看录像，一到晚上，这里就挤满了人。小王每天晚上都可以收100多块钱，抵得上我们10个人的工钱了。

小王负责放录像，全是赤裸裸的黄色影片，大厅里充斥着“咿咿呀呀”的呻吟声。

我们宿舍上面就是宾馆，宾馆里有很多做特殊服务的漂亮女人。她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来往的司机，像我这样的穷民工即不敢去，也没钱去，只好跑到厕所里自己解决。厕所里没有灯，五个蹲位每次去都是满满的。

4

转眼到了腊月，下了一场大雪，已经没法干活了。我们就待在宿舍里打牌，等老王给我们结账。一直等了五天，才让我们去他家算账。

“大家先看录像，反正闲得没事，一边看录像，一边结账。”小王招呼大家到录像厅。

等了好一会儿，听到小王在录像厅门口喊：“第一个是张三，张三在哪？来办公室算你的账。”

“来啦，”张三从人群中挤出来，拿着自己的账本，走向办公室。

“张三来工地多少时间啦？”老王问。

“报告王老板，6个多月了。”

“是193天。来了193天，干了167个工，13块钱一天，167乘以……”

“王老板，我这里记得是171个工。”张三伸着脑袋，看了眼王老板的账本，“王老板你看，上个月一号我明明干活了，你的账本上却没记。”

“那天我记得，干了一会儿就下雨了，你也好意思记。”张三明明记得，那天上午离下班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才下的雨，按说完全可以记半工的，可看着老王不耐烦的样子，他只好说：“算了算了，就167个工吧。”

“167个工，一天13块钱。”老王一边念叨着，一边在计算器上敲击。“等于2171块，你小子不少挣啊！”他继续敲着计算器，“来了193天，干了167个工，26天没干活，一天扣5块钱伙食费，2块钱住宿费，26乘以7，等于182……”

“王老板，不是管吃管住吗？”

“干活儿的时候我管吃管住，你们睡大觉溜大街的时候，我还管吃管住啊？哪有这样的好事儿，赶明儿我上你家白吃白住，你干吗？”

“算了，扣就扣吧。”

“2171减去182，还剩下1989块。”

老王又打开王婆送上来的一个本子，记录赊欠物品的清单，一条一条地念着：“脸盆一个，扣6块；毛巾一条，扣4块；迷彩服两套，扣120块；鸡公山牌啤酒3件零8瓶，扣76块；春雷烟三条零6盒，108块……合计441块，1989减441块，还有1548块。”

老王又打开小王递过来的录像账本，用食指点着张三的名字看了看，说：“一共186次，扣186块，还有1362块。”

“王老板，我只看了161次啊。”

“不可能，我儿子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是186次。”

“要不咱们对对账吧？”

“我哪有时间跟你对账，以我儿子记的为准，你一个文盲，我儿子可是大学生。我一个当老板的，难道还骗你一个穷光蛋的几个小钱不成。你要不愿意就到一边儿去，别耽误其它人结账。下一个……”

“好吧好吧，就依王老板你说的。”

“给你，拿着吧。”老王数了一沓钱，递给张三。

张三接过钱，数了数，“怎么只有1200块？”

“剩下的那点钱以后再算吧，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大头儿都给了，一点儿小钱还在这里胡搅蛮缠，真是个‘拧劲头’（不讲理的人）！”

“对啰，今天看录像还有一块钱，我还没算呢。”王老板大度地笑了笑，伸手拍拍张三的肩膀，“算啦，不要了，大家都是老熟人，不用这么斤斤计较。走吧，去看免费的录像吧。”

“下一个，李四在哪里？来算你的账啦！”小王对着录像厅喊了一声，伸出双手，扳住张三的肩膀，把他推了出来。

5

第八个轮到我。

我在这里干了三个多月，本来有875块钱，扣除杂七杂八，只剩下627块，最后老王只给了我500块。每个人都是这样，不管零头多少，都要扣一百加这个零头。

那时我就觉得，这一百多块钱老王是不打算给了。看到王婆坐在小店玻璃柜台后面，我灵机一动，走了过去。

“老板娘，我想在你这买些东西带回去。”

“中啊，正好带回去过年。”她高兴地站起来招呼我。

“这瓶酒多少钱？”

“16块。”

“拿一瓶。这双鞋呢？”

“22块。”

……

最后，我凑足了老王欠我的钱数。让她拿了个编织袋，一边把东西装进去，一边对她讲：“老板娘，我现在总共买了127块钱的东西。正好，王老板还欠我127块工钱，就用欠款抵货款，咱们两清，你看行不？”

“行啊，这样好的很。”王婆笑道。

同村的工人见我一下子买了这么多又贵又次的东西，都说我太傻。

我劝他们：“趁老王还在办公室里算账，这个傻娘们儿还没反应过来，赶紧去拿东西。等老王出来，你们就是想拿也拿不到了。”可他们根本不听。

等老王算完账出来，王婆高兴地指着我说：“这个小伙子一下子就买了一百多块钱的东西呢。”

老王在得知我是用他欠我的钱买的后，当即脸色就沉了下来，狠狠瞪了我一眼，转身把他老婆骂了个狗血淋头。

腊月初十，我们村儿的工人们一起去老王家要拖欠的工钱。来回的公共汽车花了12块钱，中午一碗面条3块钱，可那天一分钱也要到。

腊月十八，他们又去要了一次，依旧如此。

腊月二十六，他们又去了，同样花掉15块钱，连着三趟，已经45块钱了，还是没要到钱。这次工人们火了，老全叔气愤地说：“王老板，像你这个搞法，以后谁还给你干，我们就是饿死也不会再给你干了。”

王老板眯着肉乎乎的小眼睛，不屑地说：“谁他妈稀罕，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大活人有的是。像你这样的老家伙，明年我还不要了呢，我只要年轻的小伙子。老的骗怕了，小的长大了，我还能愁找不到人？”

再之后，工人们觉得划不来，便再没去要过，拖欠工钱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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