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 “人民公敌”的潜逃之路

前言 去年冬天，我在翻阅陕西地方志时，发现上世纪90年代，宝鸡曾发生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林场伐木“运动”。 当时大小林场遍布山区郊县，以至于伐木工人成为当时有志青年的职业首选，可进入新千年后，林场和伐木工人却从县志中大面积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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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伴随新一轮西伯利亚冷空气的退出，重度雾霾再一次侵袭了这座地处陕甘边界的小城。早晨八点钟不到，热闹的年集上便开始涌进大量从乡下赶来的居民，嘈杂的声音逐渐在雾霾中响起，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鼻孔、嘴巴勇敢裸露，大口呼吸，高声砍价，并不觉得此时空气中的味道有何异样。

九点半，刘刚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走出家门，他瞅了瞅远处被雾霾淹没的框架楼，摇摇头，“去年还没这么严重，这种天气不戴口罩就是找死。”说完便快步走到停车位旁，拉开车门，取出一个口罩，也递给我一只。

“诺，网上买的，一只200多呢，便宜的不管用，这个好。”这是一只折叠式带阀防颗粒物口罩，在刘刚所在的小城里，算得上是一件稀罕物。

如同躲避瘟疫般，刘刚机敏地上车关紧车窗，从皮包里掏出一瓶泡好的浓茶，拧开喝了几口，发动汽车，握紧方向盘，谨慎地躲闪两旁胡乱停放的车辆，“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像话，啥事只图自己方便。”他左右连续尝试几次才成功驶离车位，显得有些气愤，“今天是最后机会，错过今天，今年就算彻底没戏了。”

刘刚锁紧眉头，踩了一脚油门，汽车撞开厚重而压抑的层层雾霾，从小区大门呼啸冲出，门卫站在门口高声叫嚷，他并没有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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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世纪之交时，刘刚27岁，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西安打工。在此之前，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距离家乡70公里的城市宝鸡。刘刚离乡并非是自愿选择，确切地说，这是一场迫不得已的逃离。

像乡村大多数青年一样，刘刚23岁便在父母干预下娶进一房媳妇，婚后贷款购进三头奶牛，过起了喂牛、挤奶、交奶的重复生活。

刘刚回忆道：“那时候，人都干这个，没得选。奶牛值钱，半夜四点就得和料、给牛喂草、挤奶，早晨骑自行车到乡镇奶站交奶。一年到头围着几只牛奶头打主意，伺候牛比伺候自己儿子还上心，牛一有毛病，吊针瓶子拿麻袋往外抬，累死累活也挣不了几个钱。”

当时，家家户户都靠交奶挣钱，奶站要求高，隔夜的奶不要，就有人往隔夜奶里加糖稀，通过检测。到后来，家家都往鲜奶里加这个东西。“这世上，精明人啥时候都有，可精明没用对地方，加再多糖稀还是围着奶牛转。”

1997年左右吧，刘刚的二儿子出生，那几年圈里接连喂死两头牛。日子过得紧巴，他就跟人跑运输，在林场拉木材。

“我们几个司机干了不到半年，就决定合伙在林场也干个伐木生意。退耕还林的口号虽然喊得响亮，风声也不是那么紧。我们一起的有个人在林业局有关系，指标申请起来就相对容易些，超标也无妨。”

按理说，每年一个林场伐多少树是有定量的，指标也有定数，但实际上，当时大小林场基本都会超标。超标也没多大事，事后补上就行。最初两年，刘刚一伙的确挣了点钱，可到1998年下半年，风声就紧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刚被带进了建筑工地。

“98年的指标是年初申请下来的，但不到10月，指标就用完了，也没怎么在意，接着伐。11月初，上面突然来人说要查林场的伐木指标，我们几个心想，也就走走过场，以前不都这样嘛，不料那次却是真查，一查坏了，我们这边严重超标。先是林场被封，罚了好几万，把我们的负责人老陈，就是在林业局有关系的那个给拷上铐子当场抓走了。一时半会儿也不明白啥情况，我就回了家。”

事实上，当年因伐林超标被逮捕的一共有4个人，刘刚之所以能侥幸“逃过一劫”，在他看来，完全是烧香得来的运气。

“负责抓捕的是森林派出所，所里便衣全出动了。我们5个人不在一个乡镇，家隔得都挺远。出事前几天，我二小子的疝气忽然严重了，当时这种病很常见，不兴往医院走，我媳妇就从亲戚那儿打听来一个偏方，但得上门去取，要足足走二十里路。媳妇身子弱，托人带话来让我抽空回家一趟，那阵儿林场也忙，觉得也不是啥要命的大病，就一直拖着。刚好，林场出事被封那天，我想，反正林场伐不了了，那就回家给二小子看病吧。他们4个是晚上被抓的，算时间，我当时已在家蒙大觉了。本来是要连夜来抓我的，结果警车轱辘让林场里的钉子给扎破了3个，汽车坏在半道上，我这才有了逃走的机会。”

“说起来还得感谢老牛，当年给我通风报信的就是林场的老牛。老牛这人胆子大，以前进过局子，和俺家也算沾亲带故。那晚他一看警车半夜开进林场抓人，感觉事情不对头，立即骑摩托车往俺家赶。事要遇上事，有时就是这么巧，如果警车半道上不出意外，就算老牛跑再快，也赶不到警车前头。所以我媳妇后来总念叨，都是她平日里烧香上布施给我积下的德。”

老牛进门把林场情况一说，刘刚当即连夜从家逃走，身上就装了200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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侥幸躲过县城森林派出所的抓捕，刘刚只身一人搭乘火车逃往省会西安。“这人呐，心里一贼，看见谁都像警察，那时候瞅见要饭的看我，都觉得十有八九是便衣。”

县城火车站、汽车站肯定不能再去，他连夜走小路步行四十里，到达娘娘庙站。这个站小，没什么人，他坐上一辆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像赶牛车一样晃到了西安。

刘刚大概是他们村那代人里头第一个到西安的。九十年代信息闭塞，交通也不方便，山里人和外界交流普遍比较少，他第一次往西安跑时，心里多少有些害怕。“经了这么些事情以后，我才慢慢明白，在特别紧要又一时拿不定主意的关头，往简单了考虑，反倒能把问题麻利解决。”

刘刚揣着一身胆和剩下几十块钱闯进了省城，钱一到城里像消雪一样不禁花，他四处打听劳务市场，走到省体育场那一块，正好有人在招装卸工，但打听的人多，上车的人少，刘刚两眼一瞪，立马挤过去被拉上了车，心里还挺美，他觉得自己傻人有傻福，来西安第一天就找着工作了。

“知道啥工作最不好干吗？”车子过收费站的档口，刘刚掏出一支烟认真地问我。

“如果你大夏天扛过冰箱电视机就知道了，那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大夏天，高温，电视机电冰箱从车上卸下来，滚烫滚烫的，三十多层的楼房，不能用电梯，走楼梯，一层层往上扛。那些瓷实的铁疙瘩金贵得很，生怕给人摔了磕了，只能咬紧牙死命往上顶，身上一出汗，更不好扛。走楼梯身子扭来扭去，就像耍杂技一样，大热天，身上晒蜕掉的皮一撕一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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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两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刚被带进了建筑工地。二十多年后回首过去，他坦然承认，自己后半生的命运，正是由此开始发生一些细微但意义重大的转折。

“逃出来以后最担心的还是家里一屋子老小，不敢往家打电话，二小子的疝气到底治得咋样也不知道。九十年代，全村除了村委会，只有商店装了一部电话，得先把电话打到商店，再由商店的人通知屋里人来接听。这种传话的事情肯定没胆子干，更不敢写信，在西安也没啥熟人，和家里的音信一下子全断了。这些年来，我一个人的时候常常想，我这个人呐，也不晓得前世做过啥好事，到了紧要关头总能遇见贵人。说到我从装卸工变成钢筋工，还得提一提老牛。”

那天在西安火车站，刘刚碰见老牛，还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要请老牛下馆子，老牛咋叫也不去，最后他们就在火车站买了四瓶冰峰，拎着走到省体育场。老牛来西安前烙了几张锅盔，他掏出锅盔，俩人坐在道牙子上吃吃喝喝，像逃荒的。

据老牛讲，出事的当天晚上林场就被彻底封掉了，抓走4个人，老陈是林场法人代表，罚了4万，拘留改造学习4个月；其他三人各罚5千，拘留7天。遭殃的不止他们，全县许多小林场几乎都被查封。

大家觉着老陈背了锅，商量后决定用林场账上剩的6万元交罚金，剩下5千元也给了老陈媳妇。这样一来，当年林场伐木所得，基本上连本带利全上交给了国家。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刚跑掉那几天，警察24小时停在俺家门口，我媳妇天天被叫到村委会问话，我是屁股一拍跑了，把家里老小可给折腾坏了。当时听老牛这么一说，就觉得自己不算个男人！”刘刚回忆到这里时，语速逐渐放缓，径直穿过车窗的眼神忽然就蜕掉了一层兴味盎然的气息。

“后来派出所没再想办法抓你吗？”我继续问。

“唉，回过头再看，当年整件事就是一股风。政策下来的很突然，事前也没啥预警，许多小林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抓进去很多人，县里看守所都装不下。按政策规定，采伐超标属于盗窃国家财产，放在过去就是砸社会主义大锅，是典型的人民公敌，要判大刑把牢底坐穿的。可当时县里领导一看，一个县里出了这么多‘人民公敌’，自己严重失职呀。于是，县里只好把应该拘留的变为罚款，把该坐牢的变为罚款加三个月拘留。最终只抓走几个超标尤其严重的林场主当了反面教材。”

上面政策松一点，下面政策松一片，不到一个月，这股风就吹过去了。警车从刘刚家开走，村委会也不怎么提这茬儿。刘刚彻底成了“漏网之鱼”。

“哈哈，我还要再说一说老牛。”刘刚把烟弹出窗外，双手同时握住方向盘，挺了挺上半身，“林场倒闭后老牛没地方可去，又没啥手艺，就跟着小舅子挖宝（盗墓），差一点来个二进宫。老牛以前有个狱友是四川人，干工程的，出狱时给老牛留了张地址，嘱咐老牛出来可以去西安找他。林场一倒闭，他走投无路，又想起了这茬，一找，地址居然还在，就捏着地址果断来了西安。幸亏碰见了他，要不是他，我还一直以为自个儿是啥重要的通缉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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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老牛带刘刚去工地，在门口的公告栏上瞅见了狱友照片。那人已是劳务公司的老板，名字改为张熊。

“虎背熊腰，胖得很，算半个爽快人，带俺俩下馆子吃了顿羊肉泡馍后，当即安排俺俩在工地当小工。”

对于这个安排，老牛是有怨言的。老牛身上有种江湖气，觉得既然一个号子里蹲过，就是过命的兄弟，张熊能坐办公室，至少也得给他安排一个指挥人的活儿，叫他出苦力，就是没把他当兄弟看。

“这人呐，再硬的交情也只是交情，一旦和利益扯上关系，啥都不是。话又说回来，端多大碗吃多大饭，没有金刚钻，就算给你瓷器活儿也做不了，到头来还砸别人摊子。”刘刚感叹道。

那时工地上拉钢筋全靠人动手拉直，塔吊也不怎么用，全靠人抬。起初，仗着过去那层关系，老牛整天在工地上骂骂咧咧，偷奸耍滑，后来张熊明显疏远了他，老牛干了两个月受不了就回了家。

老牛走了，刘刚又继续做了两个多月的小工，转眼到了腊月，一工棚的人守在工地等着要工钱。张熊那会儿不闪面，电话也不开，几十号人就那么干等着。腊月二十三小年，早晨大家还都在睡觉，几个社会上的混混就抬着一个人闯进了工棚。

屋里光线暗，那人一长一短痛苦地呻吟，几个混混啥也没说，撇下人就出去了，大家赶紧围过去一瞅，居然是张强。他满身都是土，血把脸几乎全糊了，像叫人刚从坟堆里刨出来一样。张强是张熊的本家人，据说还没出五服。平时工地上这些事，有些他都说了算。

张强被打，让刘刚感到很吃惊，可当知道张强挨打的原因，他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你能想到吗？是张熊指使人打的张强，而且还是在他们家门口。”

原来，张强跟了张熊已有好几年，那俩年从张熊手里承包过来一些小活儿，自己当招工人当小老板。在张熊手里领工程的人，还不止张强一个，这样一来，张熊从原来的包工头成了劳务公司的老板。

一个工程干完，开发商把工程款给张熊，张熊再分给这些小老板，小老板再发给工人。中间环节一多，扯皮的事儿就多。开发商把工程款全数打到张熊的账户上，可张熊这个人心黑，给底下小老板发的时候就在账上做手脚，张强的那部分也扣走不少。

张强招来干活儿的都是些亲戚，给的钱不够发工资，只能自掏腰包，可是缺口依旧很大，亲戚们天天堵在张强父母家里闹腾，张强走投无路，就领了一帮工友到了张熊家求助。

张熊的住处只有张强知道，他这一去，张熊就彻底暴露了。那些被克扣工钱的小老板都跑去堵门，张熊一气之下，雇人把张强拉到秦岭，挖了个坑，把他半截身子埋进土里冻了一夜。

或许动静真的太大，最后张熊把欠其他小老板的钱都及时补上了，工人也都拿到了70%的工资。拿到钱能过年，大家已经很满足了。“我是腊月二十七走的，那天张强还躺在工棚里。工友们临走前，有人给张强买馍馍，有人给买方便面，还有人给买烟，我临走给他手里塞了30块钱，张强攥紧那30块钱，用被子捂着头哭。我安慰了他几句，也不知道说啥。嗨，毕竟我们这种人，在大城市里，不如一只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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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流浪5个月后，刘刚终于要回到最初匆忙逃离的县城。不到的半年时间，县城繁荣的伐林景象已成旧时记忆，往日穿梭在山间载满木材的重卡汽车早已不见踪影，只剩下一道道黝黑且深入地表的车辙印。

“我特意坐大巴回去的，路上经过八渡林场。这个林场是国有企业，当时还在运营，我看见摞得密密匝匝的杠木，心里不由地难过。我想到了以前的伙伴，我跑了，把烂摊子撇给了他们，回家可咋面对他们几个呀，尤其是老陈。”

腊月二十七，他游荡至半夜才进家。腊月二十九半夜11点多吧，有人敲门，吓刘刚一跳，以为派出所来人了，开门后发现，原来是老陈。

老陈瘦了不少，眼窝塌成了俩窟窿。他说自己半个月前才从拘留所出来，出来后小江、老徐都不和他来往，找了几次，看人不待见，就没再去找过。他知道大家怨他当初没提前疏通好关系，大伙儿辛辛苦苦一年，结果最后一个子儿都没捞着。

“这怨不得老陈，当时林场大，资源多，大家烧柴火都捡直的挑，可资源总有耗完的一天。当时那种毁灭性采伐方式，即使国家不处罚我们，这个行业也长久不了，提前另谋生路才是正途。”

老陈被拘留后，媳妇带儿子回了娘家，老丈人也不再和他来往，一家人把他当罪犯看待。老陈原来骑摩托车，出来后就骑那种二八自行车。每天回家冰锅冷灶，都要过年了，屋里还是他一个。

“老陈那晚走时，我给了他500块钱，他不要，我硬塞给他。都不容易，落难时大家能帮一点是一点，老陈是个好人。”不觉间，我们已在他曾经拉木材的路上跑了一个多小时。我坐在后座，无法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过完年开春，俺爹想让我继续在家安安稳稳喂奶牛，不要再折腾。可是这人呐，一旦冲破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想再收心就难了，我可不想再退回过去。”

正月十六，刘刚带着老陈、老牛又回到了原来的建筑工地。也正是从那一年起，村里的青壮年陆陆续续往外跑，西安、银川、西宁，还有人到了北京。

2001年，刘刚带了5个人出去，2004年带了11个，2008年他就回宝鸡自己单干了，走的还是张强当年的老路子。

那几年，建筑行业整体的风气好转，挣了些大钱。到了2011年，这个行业又坏了，劳务公司扣小老板的钱，每年都有小老板自杀。

“我凭借自己过去那点积蓄，每一年基本都能给工人把工资结清，但自己那份总拿不到手，每到年底淘的都是去年的旧账，完全给工人当了出纳。社会上都关心农民工的工资，实际上最难活的是我们这些小老板，夹在中间，难呐。”

终于，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汽车驶入了繁华的街市。经过一处红绿灯，刘刚把车拐进了市区的一处街道，他瞅瞅窗外，指着前面的一栋写字楼，面无表情地对我说：“看，到了。劳务公司就在21层。今天是最后机会，再拿不到钱，今年我又白忙活一场。”

他把车子开进幽暗的车库，他从后备箱拎出两条软中华，正对车窗玻璃整理自己乱糟糟的发型，仔细检出了一根飘在前额的白发后，他把一片口香糖丢进嘴里，招呼我和他一起，进入这栋似乎要压下来的高楼。

后记

那天下午，我和刘刚一起来到劳务公司。当时，写字楼几乎已是人去楼空，只有21层还上演着与众不同的嘈杂。

香烟造成的浓重烟雾笼罩了楼层里“禁止吸烟”的标语，甚至有人背着铺盖席地而眠，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疲惫，眼屎和哈欠成了他们脸上共有的标识。

经过6个小时争论，去年20万欠款，刘刚最终淘回19万，剩下的1万被劳务公司以“利息”为名扣走。

“欠账还收利息？”我问刘刚。

“每年都这样，我的钱放他那里还得给他利息。没地方说理，明年还得从人手里揽活儿，我可不想成为王强。”刘刚冷笑几声，打开汽车收音机，倦怠的面庞偶尔闪现一丝轻松。

车灯撕开前方层层暗夜，远处偶尔有烟花在雾霾中闪烁。收音机里传来本地最新的天气资讯：“受静稳天气影响，本市及各县区雾霾还将持续，请市民朋友们做好应对准备。”

（注：本文中出现的人物名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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