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奔跑时代遗忘的个体

多年来，我父亲的弟弟河水叔一直和两个堂弟在广州打工，父子三人待在塘厦一个狭窄的空间，共同生活了十几年。

和河水叔毫无目标的生活比较起来，堂弟炎培、职培的生活目标明确、简单而直接：用体力换得每天的伙食费，以维持三口人在塘厦的基本开支。在塘厦这个黄、赌、毒如此集中的一个地方，两个堂弟几乎没有陷入其中，始终坚持干最基本的体力劳动。

婶婶1984年去世时，大堂弟炎培才三岁半。在我少年时代的印象中，整个家族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希望两兄弟能够快点长大，“瞎子伢子天照看”成为亲人共同的心愿。

对大堂弟炎培来说，生活的出路也无非是南下打工。直到今年过年我才得知，性格沉默的炎培，曾经为了帮老板追回工程欠款，竟然和“广州新闻”中经常出现的无望民工一样，独自站上过高楼的楼顶。

小堂弟职培在整个家族中，就是“没娘孩子”的代名词，五个月大的时候，妈妈就离开了人世。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十岁时的那个夜晚，婶婶因为手上生一个疔子，误食药物，半夜突然离世，全家人慌乱而无助的脚步声。五个月大的堂弟因为饿奶，在深夜中长久地啼哭，惊醒了熟睡中的河水叔。

对于职培年幼时的印象，我已模糊，或者说，我一直不敢直面他失去母爱的童年。河水叔并不争气，失去妻子那年他也仅仅二十六岁，在堂弟整个成长历程中，河水叔无力、也无心去扛起孩子失去母爱的童年。职培的成长就像一个没有见证人的谜。

1998年，我小姑的小儿子李炫初中毕业。因为哥哥吸毒，加上姑父下岗，尽管从小在岳阳市长大，李炫还是和堂弟炎培、职培一起踏上了南下的列车，成了小丁表哥的三个徒弟。

兄弟三人年龄相仿，有两年时间天天生活在一起。李炫后来因为无法忍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粗陋的伙食，在十八岁那年重返校园，最后考入一所二本大学，生活出现了重要转机。

炎培、职培则继续在广州的各个工地间辗转，直到2011年，两兄弟被我的父亲和幺叔强行从广州带回做生意，生活终于逐渐走向正轨。

对炎培、职培来说，十几年青春成长的日子，仿佛仅仅为了陪伴河水叔一片空白的人生，在生活苦涩的历练中，兄弟俩获得了不为人知的成长，只不过这种成长，始终难以兑换成岁月静好的安稳，在奔跑的时代中，他们是真正被遗忘、漏掉的个体。

炎培：老板欠我的钱还不上，我欠工人的却都得还

2016年春节期间，炎培、职培还有李炫，按照过年的惯例，来到我家看望我的父母亲。我决定写写他们的故事。为了更好地还原他们的生存境况，我尽量原封不动地引用了他们的讲述。

在他们青春勃发的脸上，我丝毫没有感受到叙述乡村话题的沉重、纠结，一种来自生命的活力，本身就是修复村庄的源泉。

访谈时间：2016年2月11日
访谈地点：湖南汨罗灵官坪巷家中

我1998年第一次去广州，当时才十七岁。尽管爸爸已经在广州待了很多年，但并没有告诉我，到广州后我可以做什么。

人生地不熟，一开始就是打零工，搞搬运。那个时候，搬一包水泥上七楼可以拿一块五毛钱，一天只能搬三四包，太辛苦，吃不消，只够买一个快餐。后来做小工，二十元一天，也只能混开支，有时候饭钱都混不到。那个时候，爸爸只负责做饭，基本没有赚钱。

在这期间，我和职培、李炫曾跟小丁哥一起干过，我们都是他的徒弟。我记得1999年正月，我们在中山八路一带做事，小丁哥问我们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学装修，因为没有暂住证，跟着他会好点，我们就答应跟着他一起做。我学东西比李炫快一点，一教就会，搞了七八个月，就自立了门户。

小丁哥太会算计，银哥(小丁哥的妻子)更吝啬，天天买死猪头肉给我们吃。李炫实在受不了，回去念书了。

我自立门户后，主要刮904墙漆，做油漆，都是自己边学边琢磨，太复杂的也看不懂。职培主要是搞泥工。因为年龄太小，没有人脉，大家也不相信我和职培，基本就处于打零工的状态。有灰扇就扇灰（方言，建筑装修术语），没有灰扇就搬运，做搬运赚不到什么钱，身体也吃不消，平时也就打打牌，生活没有任何规律。

当时年轻，白天做事，晚上玩到很晚，也不觉得累。

这样在广州混了一年多，舅舅要我回来和他一起锯木材，又跟着舅舅干了两年，说好六百元一个月。同学一聚会，一玩，一抽烟，根本就剩不了钱。

2002年，快满二十一岁时，大伯决定送我去当兵，因为满二十二岁就超龄了。这样，我又去了新疆库尔勒，在机动部队当兵。除了白天常规训练，二、四、周末也会加强训练，有时也去维持秩序。2003年，周迅、孙楠在那里搞演唱会，我就在现场维持秩序。

我不后悔在部队待了两年，唯一后悔的是没抓住机会在部队学当厨师，当时九个中队，有三个名额可以当厨师，我有一个名额，但听说学了厨师就必须留在部队，因为想家，就放弃了机会。2004年，我转业回来，转业费发了一千九百元，我记得副班长的津贴是一百九十八元一月。按照大伯的想法，原本是想让我通过当兵、转为志愿兵，然后看能不能通过别的渠道解决工作。但新疆太远，也没有什么过硬的关系，事情很难办成。

2004年，当兵复员，生活又回到了原点。一个战友打电话叫我到东莞一家厂里上班，说是有一千六七百元一个月。因为没有身份证，办了个假证跑过去，没想到去银行开户时被发现了，厂子自然也没有进成。我当时好找的工作是保安，但我不喜欢，感觉保安就是看门的，吃青春饭。

当时塘厦村里的吴警师，要我去塘厦搞巡逻、管治安，说是六百元一个月，我感觉混开支都混不到，就没有去，后来被吴警师骂了一顿，说是不给他面子。事后才知道，搞巡逻、管治安是肥差，查暂住证的钱都不上报，收入远远超过六百元。

后来，我偶然碰到以前跟小丁哥学手艺时认识的老板剑哥，他对我特别好，有什么工程、业务，都会分给我一点。

2005年我认识了湘阴一个姓戴的老板，也很讲义气，每次有事都介绍给我和职培，我做扇灰，职培做泥工，从来都不差我们一分钱，还将广州五山的饮食宿舍楼转给我做，我很相信他。到2009年，他又给了我一笔业务，是装修一家大型的歌厅，叫K2009。因为工程量比较大，开始做事前，我问他是否要签合同，他说没必要。到最后工程接近尾声时，我才发现上面不来钱了，工资都开不下去，但我还是带人坚持将工程做完了。

介绍我业务的小老板说是大老板跑掉了，他也被大老板欠了一大笔钱。事情到了这一步，拖欠我这边施工队的工资就达七万多元。我此后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赚钱还我施工队员工的工资。

尽管这件事让我吃了很多亏，但到现在，我都不认为是戴老板在骗我，他吃的亏比我更大，只能怪我运气不好。

后来发现事情没有转机，我告诉戴老板，唯一的办法就是带头去闹事。他胆子小，不敢去，我就说，“老戴，你不敢去闹事，我帮你去闹。只有闹事，才能将钱拿回来”。事情越闹越僵，我一个人爬到施工的楼顶，以跳楼做威胁。当时我心里很害怕，怕自己出事，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只能去做。

KTV老板当时就吓住了，没想到我会去跳楼，但最后闹事也没起到很大作用，当地派出所将我捉下来了，对方答应先给十万块。我告诉戴老板一方，既然事情已经闹开了，千万不要轻易接受欠款方的十万块，否则后面就没法谈了。但有些人认为，能拿十万是十万，要是不拿，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于是就接受了十万元。他们给了我一万元，整个工程款拖欠了一百七十多万，算到我的施工队是七万，到最后，我跳了一次楼，也仅仅挽回了一万元的损失。我算了一下，加上别人拖欠职培的工钱，我们在广州打了很多爆工（方言，白干的事情），白白丢失了十几万的工钱。

我闹事以后，就告诉白云区派出所，如果我出事了，就是KTV搞的鬼。白云区一个黑帮老大，和戴老板关系也很好，听说我的事，认为我胆子大，讲义气，舍命帮老戴，对我很看重。他哪里知道，我其实也是没有办法，都是辛苦钱，不去争取，就是白白打爆工。但争取了又怎么样？最后依然追不回工钱。

说来说去，我在塘厦这么多年，被别人拖欠的工钱也有八九万，别人可以欠我的，但我不能欠别人的，只得自己打工一点点还。弄成这样，搞了这么多年，也没看到钱。

多年来，炎培还是不够健谈，很多在我听来惊心动魄的事情，他都轻轻带过。

炎培多年南下的打工经历，唯一让亲人高兴的事情，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解决了对象问题。2007年，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他和女友敏贞生了第一个孩子，2012年回湖南后，三年过去，又生了一个女儿，从此有了一个儿女双全的家庭。

敏贞是广东汕头人，她父母关系不好，早已离婚。她自小跟随父亲在汕头过，母亲则改嫁到了湖南。敏贞十几岁到广州打工后，先是在几家小工厂辗转，后来和彩凤叔在同一家制衣厂上班，由此认识了炎培。她第一次在彩凤叔的住处见到炎培，就对他一见倾心，每天一下班，就跑过来看他。

彩凤叔觉得炎培从小没有娘，家里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应该早些成家，就劝炎培答应她。一来二往，有了一些感情，两人关系就确定下来。敏贞开始一个人租房子住，和炎培确定关系后，为了节省一点伙食费，两人就住到了一起。同居不久就怀孕，流产了几次，到第四次，两人决定生下孩子。

当时居住条件非常差，窝在城中村中间，终日不见天日，孩子都快出生时，依旧没有找到像样的房子，一家四口，还是住在十来平米的前后间里，房子阴暗肮脏，采光通风都极其不好。由于医院费用高，他们最后决定找接生婆在家里生孩子。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临盆当天，仅仅折腾了两个小时，敏贞就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漂亮的男孩。

坐月子对正常的产妇而言，往往意味着特别的呵护，可敏贞既没有婆婆，也没有母亲，不可能得到至亲的照顾，炎培为了生计必须天天到外面去干活，而河水叔和职培也不懂得照顾产妇。此种情况下，彩凤叔和瑛国叔，主动提出两人轮流照顾敏贞，最难熬的日子，在亲人的帮助下，竟然就这样熬了过来。

职培：最怕被查暂住证

我和职培有过两次比较深入的交谈，第一次是2006年，第二次是十年以后的2016年。我记得第一次坐车到塘厦，职培到车站接我，带我进入城中村，边走边和我说着他熟悉的事情，“就在你刚刚走过的那条巷子，上个星期搬出来一具死尸，是被别人杀死的。一个扫地的人发现了尸体，当时吓得要死。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巷子经常出事，这两年就死了好几个。”

“就在上个星期，一个老乡被电打死了，也是汨罗人。灯哥，你不知道吧，这边吸毒的人很多，到处都是，走错了路都是。住在塘厦的人，除了我们搞装修、摆路摊的，大部分都是些吸毒仔和鸡婆。”

一路上，二十出头的堂弟和我说个不停，一脸的淡定和冷静，他根本没留意到，我当时听得脊背发冷。

在小珍叔的回忆中，倒是留下了一些关于职培童年的温馨片段，“六姑娘(我婶婶)去世时，职培才五个月，我刚刚生平平。平平一吃奶，职培就睁着一双眼睛盯着她，我和职培开玩笑，吃过我的奶，应该养我一半。”

在职培眼里，尽管妈妈早逝，爸爸也不顾家，但童年也说不上特别苦。村里孩子多，都是叔伯兄妹，热天在竹床上睡觉，小孩子一堆，偷西瓜、偷橘子是常事，和二子、三子、波妹子、毅妹子、金灿都经常一起玩，黄铭和他一直同班，经常偷点家里吃的给两兄弟。

现在，这些孩子都已长大。七爹的孙子，基本上都在做饮食业。波妹子在福建开了一个快餐店，六个分店，经济状况还不错；毅妹子在广西陷入了传销，家里修路拿到的拆迁款，被他栽进去了一半，在传销窝里待了一年半，识穿骗局后，出来重操旧业当厨师，和弟弟鹏鹏在老家开饭店，生意还不错。五爹的子孙，则主要在外面开快餐店，做盖码饭。魏叔在广州开蒸菜馆，二妹子、三妹子在长沙开快餐店。

职培初中没有毕业，1998年上半年就到了广州，当时才十三岁多，算得上整个家族南下打工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到广州后，他和河水叔住在塘厦，一开始是七八个人一间房，上面是阁楼，睡四个人，站都站不直，下面睡三个人。因为年龄太小，个子也不高，一看就是童工，根本就不可能去找什么工作，于是就给合租的人做饭、洗衣，就此解决生活问题。

到第三年，2000年，他开始和表哥学砌匠，学了十一个月，自己出来，找熟人朋友打点工，二十五元一天。年纪太小，学艺不精，业务很少，到2002年，还是只够混碗饭吃。2004年，炎培从部队转业回来，继续和他一起做事。

职培说，自己当年在广州市海珠区黄金海岸搞工地，赚了一点钱。可刚买了一个新手机就掉了，一千多元，相当于他五十天的工钱。

在职培的打工生涯中，令全家人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关进了收容所。

十六年后，职培和我讲起了当初的情景，“那年我十五岁多，跟表哥搞事，学砌匠。他在其他地方做事，我在另一个地方。回家的路上，一下公交车就被几个巡逻的拦住带走了，一开始在海珠区的一个中转站停留，后来转到增城，最后送到了大尖山收容所。在大尖山收容所，摘了两天茶叶，没有鞋子穿，打赤脚，六七月间，好大的太阳，将人晒得要死。在收容所，像我这么大的很多，当时也不是很害怕。一开始没有挨打，也不怎么出声。”

“我记得当时的食物只有老黄瓜、老丝瓜、一坨饭，很难吃，但不吃就肚子饿。在海珠区中转站，饿了一天，转到增城，饿了两天，到大尖山，还是挨饿。如果有钱，可以买方便面，但是我没钱。”

“我被拦住时，身上只有两块钱，当时表哥每天给我两块钱的工钱，身上最多只有五块钱，除了工钱、来回两块钱的路费和一块的早餐费，没有一分钱额外收入。在大尖山待了两天，到第三天，我开始想办法和外面联系，当时没有手机，只有呼机，我们出租房下面有个电话，我只记得那个电话，就打电话让房东叫我爸接。爸爸得知我的消息，立即想办法凑了三百六十元，将我接回去了。”

直到今天，提到广州的打工经历，职培坦言，最害怕的就是查暂住证，看到派出所就害怕，看到派出所的人，就绕道而行。

“1999年的时候，人很歹，没有什么理由，就能够以没有暂住证为由，将一个人抓去关几天。”我问他为什么不办暂住证，一问才得知，办一个暂住证要120元一年，而当初的房租只要20元一个月，一个暂住证相当于半年的房租。就算办了暂住证也没什么用，他们可以当着人的面将暂住证撕掉。直到2003年，收容制度取消后，职培内心的阴影才慢慢淡去，走在街上才不感觉害怕。

和炎培在广州打工的平淡生活比较起来，职培因为胆子、脾气都比他大，遇到的事情也明显多一些。

2001年1月，广东黄埔严打，传销撤到四会，堂妹黄铭进了传销组织，越陷越深，执迷不悟，谁的话都听不进，职培决定去看个究竟。当时已经腊月二十八了，职培原本想着将她带回广州过年，没想到一去就被缠住了，最后竟留在四会过了年。开始去的几天，传销组织的人很热情，带着职培整天在外面店子吃饭，吃大排档，到大年三十，有三四十人，两个火锅、一只鸡、一只鸭，然后加菜市场买的一点小菜。

去的时候，职培身上只有三四百元，黄铭为了将他留下，拿走了那笔钱。到初一，还是一只鸡、一只鸭，二三十个人住在一套房里面，全部是地铺。平时的工作就是听课，到初七，职培钱包里只剩了一块钱的烂钱。传销组织要求他办银行卡，就借十元钱给他办了一张银行卡，职培趁机打电话给河水叔，让他打了一百元的路费。

初八，黄铭还是不愿意回广州，职培自己回来了，给了黄铭五十元。职培回到广州后，立即将她的地点告诉了家里人，黄铭被幺叔强行带回，白白丢了三千八百元的“入会费”。

后来我从职培嘴里得知，汨罗人的传销窝点从黄埔转移到四会后，十年以后，又转移到了贵阳。

村庄里的路

2010年，传说职培被一帮朋友带着吸毒，爸爸和华容的幺叔从老家赶到广州，准备将职培强行带回湖南。我记得那天晚上，在我家客厅地板上，二十五岁的职培，被父亲喝令跪在地上，问他是否真的吸毒。职培承认，只是偶尔试了一下，吃过一些摇头丸，但没有陷进去。当晚，他向爸爸和幺叔保证，再不待在广州，而是跟随他们回到湖南。

这样，职培终于结束了在广州十几年的打工兼流浪生涯。在南方这座闷热的城市，他从十三岁长到了二十五岁，在他的同龄兄妹都纷纷结婚的情况下，职培的情况让人担忧。

职培回来后，爸爸召集自己的兄妹，主持了一次家庭会议，决定一起借钱给他做生意。这样，由幺叔把关，将职培留在钱粮湖，我爸爸借两万、小姑借一万、幺叔借两万，加上他帮弟弟做装修的一万工钱，开始起步做大理石灶台生意。

由于他的店子是钱粮湖首家，生意还不错。第一年，已经能够将嘴巴糊住，到第二年，人脉打开后，赚了一些钱，开始偿还开店的债务。

通过别人介绍，职培认识了隔壁店子老板的表妹，并于2012年结婚，当年8月，就生了女儿新新。到现在，尽管职培的债务还没有还清，但总算有了一个赖以生存的基础，有了一个家。职培在钱粮湖站稳脚跟后，因为生意很好，2012年将炎培从广州叫回来帮忙，河水叔也跟着结束了二十几年的打工生活。

2013年年初，在亲人帮助下，职培的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

当年，他听说贵州生意好做，打算去那儿扩张大理石灶台生意，以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一到贵阳金阳新区，才发现所谓的生意好做，原来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其实遍地都是传销组织。

让人惊讶的是，三江很多人都已陷进去，职培的小舅、舅妈都在那儿；凤形村的细良叔，一个很聪明、很有主见的人，也去了；他的儿子兵兵，已经投进去了十八万。当时是正月十一、十二，职培一去，立即就被人盯住，马上有人带他去听课，稍有不从，就被威胁。

有一次被迫听课，几个人在台上，洗脑胡说，吹嘘赚钱容易，职培想到自己的打工经历，不承认、不认可他们的观点，认为他们说谎，当场就顶了起来，发生了激烈争吵，差一点动手打人。当天晚上，他就设法溜了出来，不再住集体宿舍。

职培告诉我，贵阳现在的传销，和十年前四会的形式相比，有了很大改变，传销活动都在一些很高档的小区进行，两个人一间房，一对一洗脑，派出所若迫于压力来捉人，就说是聊天，也抓不到证据。在家乡一带，传销在长乐镇被称为做木地板生意，在花桥叫作搞五金生意，内行人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职培到现在都特别感激大伯和幺叔在他人生误入歧途的时候，将他拉回来。

我后来才发现，其实职培一直挺有生意头脑，他曾经和我说过，做生意最忌讳看别人的样子，如果都去做同一种生意。“做生意最关键的，要在别人还没有想到点子时，抢在别人前面去赚钱。花桥以前批发生意不是很赚钱吗？结果开了十几个，现在生意就不好了。大亮他们卖电器，生意好得不得了，别人接着在对面开了一家，结果弄得两家生意都不好。”我推测，他们两兄弟在广州那么多年，之所以一直很难混出样子，其实和手头一直没有余钱有关。

令人欣慰的是，职培对现状还比较满意，尤其疼爱妻子和女儿，对于一个从小缺失母爱的孩子而言，家庭的温暖更能让他得到情感上的慰藉。

李炫：读书让我没有走上邪路

李炫是我小姑的小儿子。姑父是岳阳一家建筑公司的老员工，小姑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就在老家带孩子。在80年代，国营企业还不错，姑父一家的经济条件在爸爸的兄妹中算是较为宽松的。

1997年，姑父所在的建筑公司倒闭，姑父下岗，大表弟中专毕业以后，没有顺利找到工作，跟随一批街头混混打人闹事被抓，一万元的罚款，对当时下岗在家的姑父一家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小表弟李炫初中毕业，原本考上了岳阳七中，但因为家境陷入谷底，于是放弃了继续念高中，进入一所职校学习计算机专业，一年后跟随大姑的儿子灿良哥南下打工，和炎培、职培一起成为小丁哥的徒弟。

李炫人生的转折源于在广州打工一年多后，因为无法忍受做一个泥瓦匠的艰辛和无望，决定重回校园。

2000年春节，回家过年的李炫找到我爸爸，表明想重返学校念书，爸爸经多方打听，托一朋友帮忙，将他送到汨罗三中。在初中毕业三年后，他在原本应当高中毕业的年龄重新入读高中，并于2003年考入湖南理工学院，学习机电专业。

2006年大学毕业后，他彻底摆脱了底层打工的状况，开始在不同的公司之间辗转。2009年11月11日，李炫来到东莞厚街，赶上了东莞制造业最为繁荣的阶段，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皮革厂，生活慢慢稳定下来。几年时间，他已在东莞厚街结婚生子，买了房子、车子，过上了比炎培、职培更为稳定的生活。

访谈时间：2016年2月5日
访谈地点：湖南汨罗灵官坪巷家中

1998年，我跟随灿良哥、小丁哥去了广州，和炎培、职培都在塘厦。

在广州的一年半，刚好碰上治安最混乱的时期，黄、赌、毒，那些以前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东西，忽然出现在我身边。

我亲眼看见过别人注射毒品，看见鸡婆拉客。打架更是常事，感觉和香港电影《古惑仔》里发生的事情一样。目睹现实，我内心的感觉就是太黑暗，但这种想法从来没有告诉过家里人。

有一次，一个老乡找到我，说是有个房子装修，想将业务外包，问我们接不接，我和职培决定一起去看一下情况。结果一进饭馆，就感觉氛围不对劲，我反应过来，立即叫职培先回去，他们不容分说，就将我拉过去，叫我坐下。我发现个个眼神不对，没有配合他们坐下来。其中有一个人拿着筷子不停跺桌子，一言不发示意我吃东西。

我准备跑，还没跑出房门，就被他们拖到了外面。我挣扎着站起来，找机会继续跑，我一个人在前面逃，十几人在后面追，相距十分近，跑几步，就被踢一脚，跑几步，就被踢一脚。到了马路边上，车子特别多，我当时根本顾不上，直接冲过去，那些追赶的人，终于停住了脚步，没有继续追。我一口气跑到了塘厦，跑到了表哥楼下，当时塘厦都是湖南人，过了马路，才感觉到了安全地带。

甩掉追赶的人以后，我脸上都是脚印，老乡看到我，惊讶地问我怎么嘴角都有血，急着要送我去医院。我在家里睡了好几天，恐惧和疼痛才慢慢消减。

后来我才知道，我挨打的起因非常小，原来是哥哥的一个同学拿了他们的冲击钻，他们找不到当事人，因为我认识他，又是老乡，就猜测我们是同伙，企图报复我。经过这件事，我感觉自己和塘厦格格不入，如果我不能摆脱塘厦的环境，混下去，我就会变成他们，到时候也会无事生非，无恶不作，变成混混。

更搞笑的是，还有一次，我被当作“站街女”捉去。因为头发留得太长，治安员以为我是个女的，一看身份证，发现是个男的，就将我放回来了，但身份证和传呼机都被拿走。

2000年春节，我因为得了阑尾炎，回到湖南做手术，就向家里提出，想重回校园读书。妈妈向舅舅打听，舅舅托人帮忙，将我送到了汨罗三中，在初中毕业三年后，我重新开始了校园生活。

我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念初中时，因为太调皮，一直是老师嫌弃的对象;念高中后，因为懂事认真，成绩也好，一直获得老师赞赏的目光，两相对比，人的感受完全不同，自信心也随之上来。

2003年，我考上了湖南理工学院，二十一岁才进大学，比别人整整晚了三年。

2006年大学毕业，因为有文凭，我找工作的期待，再也不像1998年去广州时选择最劳累、最看不到前途的活。一个星期后，我在一家深圳工厂找了一份品管工作。第一天上班，看到厂子裸露的电线，我就告诉老板，要注意用电安全，老板因此对我很好。

深圳、上海、金华……最后还是在2008年，回到了南方，又来到了十年前到过的广州。

到广州不久，我一个同学得知我的消息，就劝我去长沙。他当时在长沙做电信业务，打理信息服务平台，发展得还不错，这样，我在广州没有停留多久，又回到了湖南。没想到，面对公司的快速发展，我们铆足了劲、准备大干一场时，一条禁止发垃圾短信的禁令，彻底影响了公司的运转，信息服务平台随后便被封掉。

面对突然的变化，我们几个也没有丧气，打算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从事门禁系统和防盗报警器开发。现在看来，这种思路眼光不错，但因为当时资金有限，人力资源匮乏，最后只得放弃。

公司倒闭后，面对一次次打击，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变得无欲无求，哪怕在流水线上，也绝不抱怨。只是有时候想起当初的雄心壮志，感觉念了大学也不可能有太好的出路。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我念书时，一直很珍惜同学间的情谊，始终和他们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高中同学李江知道我的情况后，立即邀请我去东莞，和他一起开公司。

2009年11月11日，我两手空空，到了东莞厚街，来到了李江的工厂。李江高中毕业后没有念大学，很早就到了东莞。他将工厂全权交给我，让我来打理，他则从事另外的生意，实际上，就相当于他出成本，开了工厂，给我提供了就业机会。

我一直坚持到第三年，业务才慢慢扩大，开始有了盈利。为了更好地帮助李江维护客户，我考了驾照，始终将工厂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客户的需求。随着工厂运营走上正轨，业务量逐渐增加，我慢慢有了成就感，收入也逐渐提高。

2012年，为了扩大工厂规模，我决定入股，在家里支持下，先后投入了十五万元。说实话，开工厂，前期非常辛苦，若不是苦苦坚持，几个月时就差点倒闭。现在工厂慢慢变好了，有了利润，可以分红，按照比例，投入十五万，每年可以拿到当年利润的6%，算起来有六七万块的分红。

短短几年，我在东莞结婚、生子、按揭买房，都是在进入李江的工厂后才实现。

到东莞之前，我一无所有，东奔西走，总也找不到一个立足的地方，整天担心自己懈怠放弃，最后烂掉。现在每天可以看到小孩，看到妻子，一家人在一起，尽管手头没有存钱，但还是感到很满意。

和童年相比，我的性格变了很多。小时候，我特别调皮，在家乡读完小学三年级，跟随妈妈到了岳阳。转学第一天就和别人打架，牙齿被打掉了好几颗。

更荒唐的一次，是半夜结伴，跑到南湖游乐场，将摩天轮打开。读初中时，还和同学贩卖假钱，到书店偷书，到超市偷葡萄干，或者骑着路边的三轮车去打架。青春期叛逆，当时家里不理解，我和院子里的小伙伴，曾经集体离家出走，去旅社拉尿，饿了就去包子店抢包子，手头没钱，拿着包子就跑，店主拿我们这些孩子也没办法。

当时家里人都担心我，以为我会烂掉，会成为岳阳街头的混混。没想到，我没有成为混混，倒是家里最听话的哥哥不知不觉成了家里的老大难。

哥哥一直是我的偶像，长得帅，爱干净，讲究外表，很多小姑娘喜欢他，她们为了接近哥哥，都买糖给我吃。他在岳阳念书时，成绩好，考了中专。中专在当时很吃香，原本可以直接就业，谁知到了他这一届，开始不包分配。哥哥很早就去了广州，被同伙带着吸毒，我98年第一次到广州时，目睹他吸毒，特别震撼。到现在都想不通，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阻止他。说起来，我小时候和烂仔在一起，而哥哥，是长大了才和烂仔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到哥哥会变成这样。

说实话，经过了太多事情，我内心有时也特别压抑，但总是提醒自己学会克制。也许是因为小时候干了很多坏事，我长大后特别警惕自己走上邪路，庆幸的是，我有很多机会走歪路，但最后还是没有走上邪路。念大学尽管没有给我提供特别好的发展机遇，但让我远离了很多危险场所，不至于跟一帮特别糟糕的人在一起，有了选择的机遇。

我觉得东莞很好。我喜欢东莞，城市不大，但交通方便，朋友圈和同事圈都很好。我应该会在这儿待下去。

本文选自理想国《大地上的亲人》，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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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
插图：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