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奔跑时代遗忘的个体

2017-03-14 18:16:48
2017.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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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父亲的弟弟河水叔一直和两个堂弟在广州打工,父子三人待在塘厦一个狭窄的空间,共同生活了十几年。

和河水叔毫无目标的生活比较起来,堂弟炎培、职培的生活目标明确、简单而直接:用体力换得每天的伙食费,以维持三口人在塘厦的基本开支。在塘厦这个黄、赌、毒如此集中的一个地方,两个堂弟几乎没有陷入其中,始终坚持干最基本的体力劳动。

婶婶1984年去世时,大堂弟炎培才三岁半。在我少年时代的印象中,整个家族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希望两兄弟能够快点长大,“瞎子伢子天照看”成为亲人共同的心愿。

对大堂弟炎培来说,生活的出路也无非是南下打工。直到今年过年我才得知,性格沉默的炎培,曾经为了帮老板追回工程欠款,竟然和“广州新闻”中经常出现的无望民工一样,独自站上过高楼的楼顶。

小堂弟职培在整个家族中,就是“没娘孩子”的代名词,五个月大的时候,妈妈就离开了人世。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十岁时的那个夜晚,婶婶因为手上生一个疔子,误食药物,半夜突然离世,全家人慌乱而无助的脚步声。五个月大的堂弟因为饿奶,在深夜中长久地啼哭,惊醒了熟睡中的河水叔。

对于职培年幼时的印象,我已模糊,或者说,我一直不敢直面他失去母爱的童年。河水叔并不争气,失去妻子那年他也仅仅二十六岁,在堂弟整个成长历程中,河水叔无力、也无心去扛起孩子失去母爱的童年。职培的成长就像一个没有见证人的谜。

1998年,我小姑的小儿子李炫初中毕业。因为哥哥吸毒,加上姑父下岗,尽管从小在岳阳市长大,李炫还是和堂弟炎培、职培一起踏上了南下的列车,成了小丁表哥的三个徒弟。

兄弟三人年龄相仿,有两年时间天天生活在一起。李炫后来因为无法忍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粗陋的伙食,在十八岁那年重返校园,最后考入一所二本大学,生活出现了重要转机。

炎培、职培则继续在广州的各个工地间辗转,直到2011年,两兄弟被我的父亲和幺叔强行从广州带回做生意,生活终于逐渐走向正轨。

对炎培、职培来说,十几年青春成长的日子,仿佛仅仅为了陪伴河水叔一片空白的人生,在生活苦涩的历练中,兄弟俩获得了不为人知的成长,只不过这种成长,始终难以兑换成岁月静好的安稳,在奔跑的时代中,他们是真正被遗忘、漏掉的个体。

炎培:老板欠我的钱还不上,我欠工人的却都得还

2016年春节期间,炎培、职培还有李炫,按照过年的惯例,来到我家看望我的父母亲。我决定写写他们的故事。为了更好地还原他们的生存境况,我尽量原封不动地引用了他们的讲述。

在他们青春勃发的脸上,我丝毫没有感受到叙述乡村话题的沉重、纠结,一种来自生命的活力,本身就是修复村庄的源泉。

访谈时间:2016年2月11日
访谈地点:湖南汨罗灵官坪巷家中

我1998年第一次去广州,当时才十七岁。尽管爸爸已经在广州待了很多年,但并没有告诉我,到广州后我可以做什么。

人生地不熟,一开始就是打零工,搞搬运。那个时候,搬一包水泥上七楼可以拿一块五毛钱,一天只能搬三四包,太辛苦,吃不消,只够买一个快餐。后来做小工,二十元一天,也只能混开支,有时候饭钱都混不到。那个时候,爸爸只负责做饭,基本没有赚钱。

在这期间,我和职培、李炫曾跟小丁哥一起干过,我们都是他的徒弟。我记得1999年正月,我们在中山八路一带做事,小丁哥问我们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学装修,因为没有暂住证,跟着他会好点,我们就答应跟着他一起做。我学东西比李炫快一点,一教就会,搞了七八个月,就自立了门户。

小丁哥太会算计,银哥(小丁哥的妻子)更吝啬,天天买死猪头肉给我们吃。李炫实在受不了,回去念书了。

我自立门户后,主要刮904墙漆,做油漆,都是自己边学边琢磨,太复杂的也看不懂。职培主要是搞泥工。因为年龄太小,没有人脉,大家也不相信我和职培,基本就处于打零工的状态。有灰扇就扇灰(方言,建筑装修术语),没有灰扇就搬运,做搬运赚不到什么钱,身体也吃不消,平时也就打打牌,生活没有任何规律。

当时年轻,白天做事,晚上玩到很晚,也不觉得累。

这样在广州混了一年多,舅舅要我回来和他一起锯木材,又跟着舅舅干了两年,说好六百元一个月。同学一聚会,一玩,一抽烟,根本就剩不了钱。

2002年,快满二十一岁时,大伯决定送我去当兵,因为满二十二岁就超龄了。这样,我又去了新疆库尔勒,在机动部队当兵。除了白天常规训练,二、四、周末也会加强训练,有时也去维持秩序。2003年,周迅、孙楠在那里搞演唱会,我就在现场维持秩序。

我不后悔在部队待了两年,唯一后悔的是没抓住机会在部队学当厨师,当时九个中队,有三个名额可以当厨师,我有一个名额,但听说学了厨师就必须留在部队,因为想家,就放弃了机会。2004年,我转业回来,转业费发了一千九百元,我记得副班长的津贴是一百九十八元一月。按照大伯的想法,原本是想让我通过当兵、转为志愿兵,然后看能不能通过别的渠道解决工作。但新疆太远,也没有什么过硬的关系,事情很难办成。

2004年,当兵复员,生活又回到了原点。一个战友打电话叫我到东莞一家厂里上班,说是有一千六七百元一个月。因为没有身份证,办了个假证跑过去,没想到去银行开户时被发现了,厂子自然也没有进成。我当时好找的工作是保安,但我不喜欢,感觉保安就是看门的,吃青春饭。

当时塘厦村里的吴警师,要我去塘厦搞巡逻、管治安,说是六百元一个月,我感觉混开支都混不到,就没有去,后来被吴警师骂了一顿,说是不给他面子。事后才知道,搞巡逻、管治安是肥差,查暂住证的钱都不上报,收入远远超过六百元。

后来,我偶然碰到以前跟小丁哥学手艺时认识的老板剑哥,他对我特别好,有什么工程、业务,都会分给我一点。

2005年我认识了湘阴一个姓戴的老板,也很讲义气,每次有事都介绍给我和职培,我做扇灰,职培做泥工,从来都不差我们一分钱,还将广州五山的饮食宿舍楼转给我做,我很相信他。到2009年,他又给了我一笔业务,是装修一家大型的歌厅,叫K2009。因为工程量比较大,开始做事前,我问他是否要签合同,他说没必要。到最后工程接近尾声时,我才发现上面不来钱了,工资都开不下去,但我还是带人坚持将工程做完了。

介绍我业务的小老板说是大老板跑掉了,他也被大老板欠了一大笔钱。事情到了这一步,拖欠我这边施工队的工资就达七万多元。我此后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赚钱还我施工队员工的工资。

尽管这件事让我吃了很多亏,但到现在,我都不认为是戴老板在骗我,他吃的亏比我更大,只能怪我运气不好。

后来发现事情没有转机,我告诉戴老板,唯一的办法就是带头去闹事。他胆子小,不敢去,我就说,“老戴,你不敢去闹事,我帮你去闹。只有闹事,才能将钱拿回来”。事情越闹越僵,我一个人爬到施工的楼顶,以跳楼做威胁。当时我心里很害怕,怕自己出事,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只能去做。

KTV老板当时就吓住了,没想到我会去跳楼,但最后闹事也没起到很大作用,当地派出所将我捉下来了,对方答应先给十万块。我告诉戴老板一方,既然事情已经闹开了,千万不要轻易接受欠款方的十万块,否则后面就没法谈了。但有些人认为,能拿十万是十万,要是不拿,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于是就接受了十万元。他们给了我一万元,整个工程款拖欠了一百七十多万,算到我的施工队是七万,到最后,我跳了一次楼,也仅仅挽回了一万元的损失。我算了一下,加上别人拖欠职培的工钱,我们在广州打了很多爆工(方言,白干的事情),白白丢失了十几万的工钱。

我闹事以后,就告诉白云区派出所,如果我出事了,就是KTV搞的鬼。白云区一个黑帮老大,和戴老板关系也很好,听说我的事,认为我胆子大,讲义气,舍命帮老戴,对我很看重。他哪里知道,我其实也是没有办法,都是辛苦钱,不去争取,就是白白打爆工。但争取了又怎么样?最后依然追不回工钱。

说来说去,我在塘厦这么多年,被别人拖欠的工钱也有八九万,别人可以欠我的,但我不能欠别人的,只得自己打工一点点还。弄成这样,搞了这么多年,也没看到钱。

多年来,炎培还是不够健谈,很多在我听来惊心动魄的事情,他都轻轻带过。

炎培多年南下的打工经历,唯一让亲人高兴的事情,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解决了对象问题。2007年,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他和女友敏贞生了第一个孩子,2012年回湖南后,三年过去,又生了一个女儿,从此有了一个儿女双全的家庭。

敏贞是广东汕头人,她父母关系不好,早已离婚。她自小跟随父亲在汕头过,母亲则改嫁到了湖南。敏贞十几岁到广州打工后,先是在几家小工厂辗转,后来和彩凤叔在同一家制衣厂上班,由此认识了炎培。她第一次在彩凤叔的住处见到炎培,就对他一见倾心,每天一下班,就跑过来看他。

彩凤叔觉得炎培从小没有娘,家里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应该早些成家,就劝炎培答应她。一来二往,有了一些感情,两人关系就确定下来。敏贞开始一个人租房子住,和炎培确定关系后,为了节省一点伙食费,两人就住到了一起。同居不久就怀孕,流产了几次,到第四次,两人决定生下孩子。

当时居住条件非常差,窝在城中村中间,终日不见天日,孩子都快出生时,依旧没有找到像样的房子,一家四口,还是住在十来平米的前后间里,房子阴暗肮脏,采光通风都极其不好。由于医院费用高,他们最后决定找接生婆在家里生孩子。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临盆当天,仅仅折腾了两个小时,敏贞就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漂亮的男孩。

坐月子对正常的产妇而言,往往意味着特别的呵护,可敏贞既没有婆婆,也没有母亲,不可能得到至亲的照顾,炎培为了生计必须天天到外面去干活,而河水叔和职培也不懂得照顾产妇。此种情况下,彩凤叔和瑛国叔,主动提出两人轮流照顾敏贞,最难熬的日子,在亲人的帮助下,竟然就这样熬了过来。

职培:最怕被查暂住证

我和职培有过两次比较深入的交谈,第一次是2006年,第二次是十年以后的2016年。我记得第一次坐车到塘厦,职培到车站接我,带我进入城中村,边走边和我说着他熟悉的事情,“就在你刚刚走过的那条巷子,上个星期搬出来一具死尸,是被别人杀死的。一个扫地的人发现了尸体,当时吓得要死。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巷子经常出事,这两年就死了好几个。”

“就在上个星期,一个老乡被电打死了,也是汨罗人。灯哥,你不知道吧,这边吸毒的人很多,到处都是,走错了路都是。住在塘厦的人,除了我们搞装修、摆路摊的,大部分都是些吸毒仔和鸡婆。”

一路上,二十出头的堂弟和我说个不停,一脸的淡定和冷静,他根本没留意到,我当时听得脊背发冷。

在小珍叔的回忆中,倒是留下了一些关于职培童年的温馨片段,“六姑娘(我婶婶)去世时,职培才五个月,我刚刚生平平。平平一吃奶,职培就睁着一双眼睛盯着她,我和职培开玩笑,吃过我的奶,应该养我一半。”

在职培眼里,尽管妈妈早逝,爸爸也不顾家,但童年也说不上特别苦。村里孩子多,都是叔伯兄妹,热天在竹床上睡觉,小孩子一堆,偷西瓜、偷橘子是常事,和二子、三子、波妹子、毅妹子、金灿都经常一起玩,黄铭和他一直同班,经常偷点家里吃的给两兄弟。

现在,这些孩子都已长大。七爹的孙子,基本上都在做饮食业。波妹子在福建开了一个快餐店,六个分店,经济状况还不错;毅妹子在广西陷入了传销,家里修路拿到的拆迁款,被他栽进去了一半,在传销窝里待了一年半,识穿骗局后,出来重操旧业当厨师,和弟弟鹏鹏在老家开饭店,生意还不错。五爹的子孙,则主要在外面开快餐店,做盖码饭。魏叔在广州开蒸菜馆,二妹子、三妹子在长沙开快餐店。

职培初中没有毕业,1998年上半年就到了广州,当时才十三岁多,算得上整个家族南下打工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到广州后,他和河水叔住在塘厦,一开始是七八个人一间房,上面是阁楼,睡四个人,站都站不直,下面睡三个人。因为年龄太小,个子也不高,一看就是童工,根本就不可能去找什么工作,于是就给合租的人做饭、洗衣,就此解决生活问题。

到第三年,2000年,他开始和表哥学砌匠,学了十一个月,自己出来,找熟人朋友打点工,二十五元一天。年纪太小,学艺不精,业务很少,到2002年,还是只够混碗饭吃。2004年,炎培从部队转业回来,继续和他一起做事。

职培说,自己当年在广州市海珠区黄金海岸搞工地,赚了一点钱。可刚买了一个新手机就掉了,一千多元,相当于他五十天的工钱。

在职培的打工生涯中,令全家人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关进了收容所。

十六年后,职培和我讲起了当初的情景,“那年我十五岁多,跟表哥搞事,学砌匠。他在其他地方做事,我在另一个地方。回家的路上,一下公交车就被几个巡逻的拦住带走了,一开始在海珠区的一个中转站停留,后来转到增城,最后送到了大尖山收容所。在大尖山收容所,摘了两天茶叶,没有鞋子穿,打赤脚,六七月间,好大的太阳,将人晒得要死。在收容所,像我这么大的很多,当时也不是很害怕。一开始没有挨打,也不怎么出声。”

“我记得当时的食物只有老黄瓜、老丝瓜、一坨饭,很难吃,但不吃就肚子饿。在海珠区中转站,饿了一天,转到增城,饿了两天,到大尖山,还是挨饿。如果有钱,可以买方便面,但是我没钱。”

“我被拦住时,身上只有两块钱,当时表哥每天给我两块钱的工钱,身上最多只有五块钱,除了工钱、来回两块钱的路费和一块的早餐费,没有一分钱额外收入。在大尖山待了两天,到第三天,我开始想办法和外面联系,当时没有手机,只有呼机,我们出租房下面有个电话,我只记得那个电话,就打电话让房东叫我爸接。爸爸得知我的消息,立即想办法凑了三百六十元,将我接回去了。”

直到今天,提到广州的打工经历,职培坦言,最害怕的就是查暂住证,看到派出所就害怕,看到派出所的人,就绕道而行。

“1999年的时候,人很歹,没有什么理由,就能够以没有暂住证为由,将一个人抓去关几天。”我问他为什么不办暂住证,一问才得知,办一个暂住证要120元一年,而当初的房租只要20元一个月,一个暂住证相当于半年的房租。就算办了暂住证也没什么用,他们可以当着人的面将暂住证撕掉。直到2003年,收容制度取消后,职培内心的阴影才慢慢淡去,走在街上才不感觉害怕。

和炎培在广州打工的平淡生活比较起来,职培因为胆子、脾气都比他大,遇到的事情也明显多一些。

2001年1月,广东黄埔严打,传销撤到四会,堂妹黄铭进了传销组织,越陷越深,执迷不悟,谁的话都听不进,职培决定去看个究竟。当时已经腊月二十八了,职培原本想着将她带回广州过年,没想到一去就被缠住了,最后竟留在四会过了年。开始去的几天,传销组织的人很热情,带着职培整天在外面店子吃饭,吃大排档,到大年三十,有三四十人,两个火锅、一只鸡、一只鸭,然后加菜市场买的一点小菜。

去的时候,职培身上只有三四百元,黄铭为了将他留下,拿走了那笔钱。到初一,还是一只鸡、一只鸭,二三十个人住在一套房里面,全部是地铺。平时的工作就是听课,到初七,职培钱包里只剩了一块钱的烂钱。传销组织要求他办银行卡,就借十元钱给他办了一张银行卡,职培趁机打电话给河水叔,让他打了一百元的路费。

初八,黄铭还是不愿意回广州,职培自己回来了,给了黄铭五十元。职培回到广州后,立即将她的地点告诉了家里人,黄铭被幺叔强行带回,白白丢了三千八百元的“入会费”。

后来我从职培嘴里得知,汨罗人的传销窝点从黄埔转移到四会后,十年以后,又转移到了贵阳。

村庄里的路村庄里的路

2010年,传说职培被一帮朋友带着吸毒,爸爸和华容的幺叔从老家赶到广州,准备将职培强行带回湖南。我记得那天晚上,在我家客厅地板上,二十五岁的职培,被父亲喝令跪在地上,问他是否真的吸毒。职培承认,只是偶尔试了一下,吃过一些摇头丸,但没有陷进去。当晚,他向爸爸和幺叔保证,再不待在广州,而是跟随他们回到湖南。

这样,职培终于结束了在广州十几年的打工兼流浪生涯。在南方这座闷热的城市,他从十三岁长到了二十五岁,在他的同龄兄妹都纷纷结婚的情况下,职培的情况让人担忧。

职培回来后,爸爸召集自己的兄妹,主持了一次家庭会议,决定一起借钱给他做生意。这样,由幺叔把关,将职培留在钱粮湖,我爸爸借两万、小姑借一万、幺叔借两万,加上他帮弟弟做装修的一万工钱,开始起步做大理石灶台生意。

由于他的店子是钱粮湖首家,生意还不错。第一年,已经能够将嘴巴糊住,到第二年,人脉打开后,赚了一些钱,开始偿还开店的债务。

通过别人介绍,职培认识了隔壁店子老板的表妹,并于2012年结婚,当年8月,就生了女儿新新。到现在,尽管职培的债务还没有还清,但总算有了一个赖以生存的基础,有了一个家。职培在钱粮湖站稳脚跟后,因为生意很好,2012年将炎培从广州叫回来帮忙,河水叔也跟着结束了二十几年的打工生活。

2013年年初,在亲人帮助下,职培的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

当年,他听说贵州生意好做,打算去那儿扩张大理石灶台生意,以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一到贵阳金阳新区,才发现所谓的生意好做,原来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其实遍地都是传销组织。

让人惊讶的是,三江很多人都已陷进去,职培的小舅、舅妈都在那儿;凤形村的细良叔,一个很聪明、很有主见的人,也去了;他的儿子兵兵,已经投进去了十八万。当时是正月十一、十二,职培一去,立即就被人盯住,马上有人带他去听课,稍有不从,就被威胁。

有一次被迫听课,几个人在台上,洗脑胡说,吹嘘赚钱容易,职培想到自己的打工经历,不承认、不认可他们的观点,认为他们说谎,当场就顶了起来,发生了激烈争吵,差一点动手打人。当天晚上,他就设法溜了出来,不再住集体宿舍。

职培告诉我,贵阳现在的传销,和十年前四会的形式相比,有了很大改变,传销活动都在一些很高档的小区进行,两个人一间房,一对一洗脑,派出所若迫于压力来捉人,就说是聊天,也抓不到证据。在家乡一带,传销在长乐镇被称为做木地板生意,在花桥叫作搞五金生意,内行人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职培到现在都特别感激大伯和幺叔在他人生误入歧途的时候,将他拉回来。

我后来才发现,其实职培一直挺有生意头脑,他曾经和我说过,做生意最忌讳看别人的样子,如果都去做同一种生意。“做生意最关键的,要在别人还没有想到点子时,抢在别人前面去赚钱。花桥以前批发生意不是很赚钱吗?结果开了十几个,现在生意就不好了。大亮他们卖电器,生意好得不得了,别人接着在对面开了一家,结果弄得两家生意都不好。”我推测,他们两兄弟在广州那么多年,之所以一直很难混出样子,其实和手头一直没有余钱有关。

令人欣慰的是,职培对现状还比较满意,尤其疼爱妻子和女儿,对于一个从小缺失母爱的孩子而言,家庭的温暖更能让他得到情感上的慰藉。

李炫:读书让我没有走上邪路

李炫是我小姑的小儿子。姑父是岳阳一家建筑公司的老员工,小姑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就在老家带孩子。在80年代,国营企业还不错,姑父一家的经济条件在爸爸的兄妹中算是较为宽松的。

1997年,姑父所在的建筑公司倒闭,姑父下岗,大表弟中专毕业以后,没有顺利找到工作,跟随一批街头混混打人闹事被抓,一万元的罚款,对当时下岗在家的姑父一家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小表弟李炫初中毕业,原本考上了岳阳七中,但因为家境陷入谷底,于是放弃了继续念高中,进入一所职校学习计算机专业,一年后跟随大姑的儿子灿良哥南下打工,和炎培、职培一起成为小丁哥的徒弟。

李炫人生的转折源于在广州打工一年多后,因为无法忍受做一个泥瓦匠的艰辛和无望,决定重回校园。

2000年春节,回家过年的李炫找到我爸爸,表明想重返学校念书,爸爸经多方打听,托一朋友帮忙,将他送到汨罗三中。在初中毕业三年后,他在原本应当高中毕业的年龄重新入读高中,并于2003年考入湖南理工学院,学习机电专业。

2006年大学毕业后,他彻底摆脱了底层打工的状况,开始在不同的公司之间辗转。2009年11月11日,李炫来到东莞厚街,赶上了东莞制造业最为繁荣的阶段,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皮革厂,生活慢慢稳定下来。几年时间,他已在东莞厚街结婚生子,买了房子、车子,过上了比炎培、职培更为稳定的生活。

访谈时间:2016年2月5日
访谈地点:湖南汨罗灵官坪巷家中

1998年,我跟随灿良哥、小丁哥去了广州,和炎培、职培都在塘厦。

在广州的一年半,刚好碰上治安最混乱的时期,黄、赌、毒,那些以前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东西,忽然出现在我身边。

我亲眼看见过别人注射毒品,看见鸡婆拉客。打架更是常事,感觉和香港电影《古惑仔》里发生的事情一样。目睹现实,我内心的感觉就是太黑暗,但这种想法从来没有告诉过家里人。

有一次,一个老乡找到我,说是有个房子装修,想将业务外包,问我们接不接,我和职培决定一起去看一下情况。结果一进饭馆,就感觉氛围不对劲,我反应过来,立即叫职培先回去,他们不容分说,就将我拉过去,叫我坐下。我发现个个眼神不对,没有配合他们坐下来。其中有一个人拿着筷子不停跺桌子,一言不发示意我吃东西。

我准备跑,还没跑出房门,就被他们拖到了外面。我挣扎着站起来,找机会继续跑,我一个人在前面逃,十几人在后面追,相距十分近,跑几步,就被踢一脚,跑几步,就被踢一脚。到了马路边上,车子特别多,我当时根本顾不上,直接冲过去,那些追赶的人,终于停住了脚步,没有继续追。我一口气跑到了塘厦,跑到了表哥楼下,当时塘厦都是湖南人,过了马路,才感觉到了安全地带。

甩掉追赶的人以后,我脸上都是脚印,老乡看到我,惊讶地问我怎么嘴角都有血,急着要送我去医院。我在家里睡了好几天,恐惧和疼痛才慢慢消减。

后来我才知道,我挨打的起因非常小,原来是哥哥的一个同学拿了他们的冲击钻,他们找不到当事人,因为我认识他,又是老乡,就猜测我们是同伙,企图报复我。经过这件事,我感觉自己和塘厦格格不入,如果我不能摆脱塘厦的环境,混下去,我就会变成他们,到时候也会无事生非,无恶不作,变成混混。

更搞笑的是,还有一次,我被当作“站街女”捉去。因为头发留得太长,治安员以为我是个女的,一看身份证,发现是个男的,就将我放回来了,但身份证和传呼机都被拿走。

2000年春节,我因为得了阑尾炎,回到湖南做手术,就向家里提出,想重回校园读书。妈妈向舅舅打听,舅舅托人帮忙,将我送到了汨罗三中,在初中毕业三年后,我重新开始了校园生活。

我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念初中时,因为太调皮,一直是老师嫌弃的对象;念高中后,因为懂事认真,成绩也好,一直获得老师赞赏的目光,两相对比,人的感受完全不同,自信心也随之上来。

2003年,我考上了湖南理工学院,二十一岁才进大学,比别人整整晚了三年。

2006年大学毕业,因为有文凭,我找工作的期待,再也不像1998年去广州时选择最劳累、最看不到前途的活。一个星期后,我在一家深圳工厂找了一份品管工作。第一天上班,看到厂子裸露的电线,我就告诉老板,要注意用电安全,老板因此对我很好。

深圳、上海、金华……最后还是在2008年,回到了南方,又来到了十年前到过的广州。

到广州不久,我一个同学得知我的消息,就劝我去长沙。他当时在长沙做电信业务,打理信息服务平台,发展得还不错,这样,我在广州没有停留多久,又回到了湖南。没想到,面对公司的快速发展,我们铆足了劲、准备大干一场时,一条禁止发垃圾短信的禁令,彻底影响了公司的运转,信息服务平台随后便被封掉。

面对突然的变化,我们几个也没有丧气,打算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从事门禁系统和防盗报警器开发。现在看来,这种思路眼光不错,但因为当时资金有限,人力资源匮乏,最后只得放弃。

公司倒闭后,面对一次次打击,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变得无欲无求,哪怕在流水线上,也绝不抱怨。只是有时候想起当初的雄心壮志,感觉念了大学也不可能有太好的出路。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我念书时,一直很珍惜同学间的情谊,始终和他们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高中同学李江知道我的情况后,立即邀请我去东莞,和他一起开公司。

2009年11月11日,我两手空空,到了东莞厚街,来到了李江的工厂。李江高中毕业后没有念大学,很早就到了东莞。他将工厂全权交给我,让我来打理,他则从事另外的生意,实际上,就相当于他出成本,开了工厂,给我提供了就业机会。

我一直坚持到第三年,业务才慢慢扩大,开始有了盈利。为了更好地帮助李江维护客户,我考了驾照,始终将工厂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客户的需求。随着工厂运营走上正轨,业务量逐渐增加,我慢慢有了成就感,收入也逐渐提高。

2012年,为了扩大工厂规模,我决定入股,在家里支持下,先后投入了十五万元。说实话,开工厂,前期非常辛苦,若不是苦苦坚持,几个月时就差点倒闭。现在工厂慢慢变好了,有了利润,可以分红,按照比例,投入十五万,每年可以拿到当年利润的6%,算起来有六七万块的分红。

短短几年,我在东莞结婚、生子、按揭买房,都是在进入李江的工厂后才实现。

到东莞之前,我一无所有,东奔西走,总也找不到一个立足的地方,整天担心自己懈怠放弃,最后烂掉。现在每天可以看到小孩,看到妻子,一家人在一起,尽管手头没有存钱,但还是感到很满意。

和童年相比,我的性格变了很多。小时候,我特别调皮,在家乡读完小学三年级,跟随妈妈到了岳阳。转学第一天就和别人打架,牙齿被打掉了好几颗。

更荒唐的一次,是半夜结伴,跑到南湖游乐场,将摩天轮打开。读初中时,还和同学贩卖假钱,到书店偷书,到超市偷葡萄干,或者骑着路边的三轮车去打架。青春期叛逆,当时家里不理解,我和院子里的小伙伴,曾经集体离家出走,去旅社拉尿,饿了就去包子店抢包子,手头没钱,拿着包子就跑,店主拿我们这些孩子也没办法。

当时家里人都担心我,以为我会烂掉,会成为岳阳街头的混混。没想到,我没有成为混混,倒是家里最听话的哥哥不知不觉成了家里的老大难。

哥哥一直是我的偶像,长得帅,爱干净,讲究外表,很多小姑娘喜欢他,她们为了接近哥哥,都买糖给我吃。他在岳阳念书时,成绩好,考了中专。中专在当时很吃香,原本可以直接就业,谁知到了他这一届,开始不包分配。哥哥很早就去了广州,被同伙带着吸毒,我98年第一次到广州时,目睹他吸毒,特别震撼。到现在都想不通,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阻止他。说起来,我小时候和烂仔在一起,而哥哥,是长大了才和烂仔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到哥哥会变成这样。

说实话,经过了太多事情,我内心有时也特别压抑,但总是提醒自己学会克制。也许是因为小时候干了很多坏事,我长大后特别警惕自己走上邪路,庆幸的是,我有很多机会走歪路,但最后还是没有走上邪路。念大学尽管没有给我提供特别好的发展机遇,但让我远离了很多危险场所,不至于跟一帮特别糟糕的人在一起,有了选择的机遇。

我觉得东莞很好。我喜欢东莞,城市不大,但交通方便,朋友圈和同事圈都很好。我应该会在这儿待下去。

第三代打工者的出路

本文选自理想国《大地上的亲人》,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关于“人间”(the Livings)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写作计划、题目设想、合作意向、费用协商等等,请致信:thelivings@163.com
题图:CFP
插图: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