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州婚事

前言 小城陇州（旧称陇县）位于陕甘交界处。历史上，这里曾经是大秦帝国的龙兴之地，是西汉帝国进击匈奴的前线要冲，昭君由这里远嫁匈奴，张骞从此地出访西域。千百年后，这个曾被称为“秦都汉关”的地方早已淡出史学家的视野。 2015年2月，央视《新闻调查》一则名为《陇东婚事》的节目，让陇州（接近陇东）重新进入公众视野。而这一回，这里却是因高彩礼、买卖婚姻、青年人的生存困境被外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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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西北地区年度最大的庙会都会在陇州开幕。

二月初七一早，25岁的赵阳特意赶最早的大巴从西安返回陇州。他此行的目的与节日无关，相反，节日氛围只能让他徒增感伤。一年前的这个时候，赵阳完成了生命中第一件大事——通过相亲，他终于结婚了。而一年后，他决定在新婚一周年来临前，赶紧结束这段婚姻。

从西安开往陇州的大巴每天六趟，车程近4个小时，火车有两趟，同样4小时，但比大巴要便宜整整40块。

在西安打工的年轻人，大多都会选择下午的火车回家，赵阳这次却选择了最早最贵的那班大巴。早晨六点出门，他只带了装有身份证的钱包，头发乱糟糟的，为赶时间，顺手招呼来两辆摩的。

“师傅，听我的，走小路，要赶第一趟车。”赵阳坐在摩托车后座，指着他熟悉的街巷，

“前年腊月，这些小街道可没少走。”赵阳嘴里的“前年”，正是他从苏州回到陇州的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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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陇州的年轻人来讲，苏州可能是他们最熟悉的南方城市了。

每年春季，由政府牵头，苏州许多电子工厂都会赶往陇州招工，通过简单的走访宣传，几乎都能“满载而归”。通过这个途径，很多陇州青年迈出从乡村前往城市的第一步，赵阳同样如此。

“考不上高中就去苏州打工，都是这样。”

陇州之所以每年都能给苏州大小工厂输送数量稳定的年轻劳动力，很大程度上，与陇州地区当年的教育状况有关。

2007年以前，陇州只有一所高中，全县境内初中却多达七所。以2008年为例，全县初三应届毕业生多达六千余人，高中录取名额却不到800，这意味着6个初三毕业生里仅有1人能走进高中大门。所以长久以来，陇州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考高中比考大学难。”

转折发生在2007年，这一年陇州第二高级中学开始招生，查阅陇州历年中考录取分数线，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中考分数线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居然比上一年降低了整整90分。

赵阳2006年参加中考，他仍然很清晰地记得自己当年考了480分。在他的印象中，那一年，苏州电子厂的招工信息几乎是和夏天一起降临到了陇州这个山村小城。

“中考6月底结束，考完第二天，就有人来村里发传单。这些人先在村里摆摊宣传，放着高音喇叭，还有人上门动员，像查户口一样，门清。”

“学校肯定和这些招工单位有联系，说不定双方暗地里还有合作。”这是赵阳的猜测。据他回忆，那年夏天村里和他一起离开陇州前往苏州的一共4人，而村子那一年参加中考的一共有7人，上榜2人。

“命不好，早投胎了一年，要多等一年就是高中生了，有可能和你一样还是大学生。”赵阳从摩的上跳下来，漫不经心地讲完这句话，开始和两个摩的司机砍价，一番唇枪舌战后，最终从20元砍到15元。“这年头，钱都不值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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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发往陇州最早的一趟大巴是早晨七点，适逢周末，候车室的旅客比往日多些，熙熙攘攘的人流里，陇州口音占了一多半，而一街之隔的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倒西歪的民工零星斜倒在城墙脚下。

哨鸽偶尔从广场上空飞过，晨光从东方斜射过来，慵懒地贴在城墙垛头，古城的一天此时才刚刚开始。赵阳在人群中穿梭，不时和一些相熟面孔打招呼。

2007年夏天，他也是从这个窗口买票坐车前往苏州的，“售票员都没换人，还是她！”赵阳说。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长途汽车，大巴从西安直接发往苏州汽车站，到达终点后，工厂派来的中巴车再把他们转到工作地点。

长达40个小时颠簸，当赵阳踏踏实实踩在异乡的土地上时，呈现在他面前的是成片成片的厂房。“太多了，像大棚菜一样，一家挨一家。”

这样的场景在赵阳此前十八年的生活中不曾出现过，“看到这么多工厂，中考那些事早忘得一干二净了，想着还上啥学呀，这里活儿肯定不会少，安营扎寨干几年，也就彻底剥掉农民皮当城里人了！”

和赵阳同一批抵达苏州的人不少，基本上都是凤翔、千阳、渭南等宝鸡周边县区的初中毕业生。大家被分去不同的工厂，开始生产电子表的居多，后来以生产机器配件、手机保护膜为主。

“就是穿一样的衣服，戴双手套，一坐就是八个小时。头几个月挺新鲜，不觉得累，好歹比种地要轻松嘛，后来就开始厌烦。”赵阳用手指指脑袋，形容起当时那种感觉，努努嘴角，说脑子里像有一盆水在晃。

这都是我妈花钱安排的，不管成不成，看一次20块钱。

“每个月上班最烦躁的时候，就该发工资咧，工资一发，又不烦了，等再烦的时候，工资又来了。钱这个东西日能（方言，厉害），能把人在一个地方就套牢啊。”

此后，赵阳的青春彻底和厂房车间捆绑到了一起，他一年到头基本都呆在苏州，每隔两年才抽空回一次老家。“不想回去。攒点钱就爱胡思乱想，后来就想着能不能在苏州买房留下。人一有自己的小目标，眼睛能看见的东西就少了，我只盯着钱，抓紧时间上班攒首付。”

从最初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到生产班长、从生产班长到车间主管，赵阳只用了四年时间，在此期间，他的工资也由最初的底薪足足翻了两倍多。但2008年奥运会后，苏州房价的增长开始明显优于赵阳的晋升成绩。

“越来越绝望！”赵阳用这句话形容他在苏州攒首付的几年。“根本没办法，疯涨，一个月不吃不喝也买不起。”

2009年，他也谈了个女朋友，南方人，不要彩礼，只要一套婚房，要求也不过分，但后来还是分了。“连一块头顶遮风挡雨的瓦片都给不了，也没脸和人家继续谈，就是自己没信心了吧。说不爱吧，咋可能？但爱情不能光靠嘴说呀。说实在话，腰包不鼓，处对象都下不了决心。”

买房无望，爱情破产，2012年，赵阳终止了自己坚持多年的“攒首付钱”计划，他把几年来的所有积蓄全部寄往老家，并决定把每个月工资的一半也按时寄回。“寄回家给爸妈攒着养老，再把家里老房子翻修翻修。电视上老喊青春，谁还没有点儿青春？我的青春全叫狗给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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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安到陇州全程250公里，大巴出城后先上连霍高速，再转入宝汉高速，最快只需三个半小时。

赵阳坚持认为，今天之所以不得不亲手“成就”自己的婚姻悲剧，归根结底，都与两年前被“威逼利诱”返乡脱不了干系。

“根本没打算回来，在苏州一个人挺好的，但老爷子以死相逼，不回来行么？”赵阳的语气中充满埋怨。

赵阳家中兄弟两人，弟弟小他两岁，这样的家庭结构，按照陇州地区的传统观念衡量，无疑是完美无缺的。可是在2010年以后，这种“完美的家庭结构”却普遍让人头疼。

陇州这个人口不过23.8万的山区县城，多年来在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中一直榜上有名。但令陇州人没想到的是，最终让他们大多数家庭彻底陷入经济绝境的，居然是后辈子孙的婚姻，确切的说，是年年疯长的彩礼钱。

2008年，陇州的彩礼均价50000元，2009年涨到60000元，2011年升至75000，从2012年开始，每年固定涨两万，这仅仅是县城周边的川地，偏远山区的数字则更为惊人。“这还不包括置办酒席、购买三金的花销，要再加上翻修房子，没有二十多万，一个媳妇根本娶不进门。”

2014年，赵阳22岁，照他的说法，那一年他连刮胡刀都还没考虑买，结婚这件人生大事便砸到了他的头上。

“我记得是年底，老爸打电话来问我能不能回家一趟，说要给我看媳妇，当时还挺震惊，觉得这种事情和自己根本不搭边，也没在意。第二年开春回了一趟家，呆了半个月，基本上天天有媒人往家跑，揣着各种姑娘的一寸照片让我看。后来才知道，这都是我妈花钱安排的，不管成不成，看一次20块钱。那一回我才意识到，结婚这种事真的和我有关系了，有大关系！”

不过，家里的筹划没有让赵阳在21岁这年步入婚姻殿堂，他随即返回苏州，自以为逃离了战场，事实上，这场触及人生现实的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

2014年冬天，陇州地区的彩礼一度创下历年新高，即使平原川地也飙升至14万。同一年，在陇州政府主导的“农转非”政策鼓励下，大批山区农民携带崭新的居民户口本，拿着政府的购房补贴，大规模涌入县城。自此，在彩礼之外，楼房（新房）又成了另一个筹码。赵家本有三间砖房，靠着赵阳持续寄回的工资，家里一年前已花大价钱将房子翻修一新，期许能在儿子的相亲中获得更多优势。可是到了2014年冬天，赵家的砖房在相亲的天平上已轻如鸿毛，这意味着，赵阳若想继续相亲，家里就必须重新盖一座房，或者干脆在县城买一套。

“那个腊月，我爸几乎每隔三四天就打一次电话来。起初还问问我的情况，到最后就直接质问我啥时候回来。我听得出他急。一人一年能挣几个钱？彩礼一涨就是2万，搁谁谁不急？重点还有我弟弟。人家女孩子咋说的？嫁到两个儿子的家庭受苦不说，将来还分不到财产。你看，这还没干啥呢，就惦记男方家的财产了。没办法，谁让女孩子稀缺呢？你不要总有人要。媒人咋说？相亲就是给姑娘过称，一斤一万！”

这种贩卖式坐地起价的婚姻形式，在赵阳看来“全是计划生育给害的”。

“咱们这代人出生正赶上计划生育政策最紧的时候，罚款、结扎，好多人生出来一看是女娃就直接送人，或者压粪坑，我还记得小时候在河滩游泳，常碰见死娃娃，不用看，都是女孩。等这批人长大，该娶媳妇了，女娃娃少，彩礼不高才怪？别看是婚姻，和市场一个样！”

“彩礼高，姑娘少，19岁结婚嫁人的大有人在，不领结婚证，几年后等有了孩子，结婚证和准生证一块领。都是被逼的，姑娘家也不想这么卖女儿，可家里有女儿的一般都会有一个小儿子，嫁了女儿，才能用彩礼钱再给儿子娶媳妇，谁也留不住这钱。从这家背到那家，来来回回，钱比人还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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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11点半，我和赵阳乘坐的大巴终于抵达陇州县城。农历二月的黄土高原，空气清新，日光明媚，海蓝色的天空看上去有些失真，远处连绵起伏的关山之巅，隐约覆盖着一层积雪。出了汽车站，赵阳并没有回家，而是沿着北关路朝县城腹地走去。

“约好一点在民政局门口碰头，还有一个多小时，请你吃碗羊肉泡馍，时间也就差不多了。”赵阳带我走进医院对面的羊肉馆，顺势打量了一圈，随即压低嗓音，“看见了没？这个点儿来羊肉馆吃饭的男娃女娃，基本都是相亲的，旁边坐的就是媒人。”

按照陇州地区旧时的婚嫁习俗，男方和女方在结婚前有一系列复杂的礼仪程序，颇有古代“六礼”遗风。然而，自2008年以后，伴随彩礼钱的水涨船高，陇州地区的婚嫁习俗如一趟拖拉机忽然上了高速，相亲也随之进入“速配”模式。

2015年冬天，赵阳正式离开苏州返乡。

“不到腊月我就回来了。腊月是相亲旺季，外出的女孩陆续回来，再加上一直留在本地的。每年十一月，媒人就把腊月的相亲日程安排好了，要是耗到腊月再回来，就等着吃剩饭吧。”

赵阳把负责牵线搭桥的媒人称作“土中介”，“说是媒人，其实就是中介。过去说亲，说成一个，主家要给媒人谢礼，通常是一个猪头肉、一瓶酒、一条被面、一双鞋。现在不行了，得付钱。甭管成不成，媒人给介绍一个姑娘，男方家给媒人200元，如果婚事说成了，不仅过去该给的一样不能少，还得再给媒人3000元。我们村原来一个人是牛贩子，现在牛也不贩了，专门给人说媒，一个冬天最少收入2万啊！”赵阳伸出两根手指，在桌子上点点。

我无法看清她的表情，只看见姑娘的眼神在日光下躲躲闪闪。

赵阳返乡后的第一个腊月，在媒人带领下总共相了13个女孩，均告失败。“一没学历，二没正式工作，家里两个儿子，却只有一套房，这才是最关键的。一听我这条件，都不愿意。开出来的条件简直就是羞辱人，我也不愿意，憋了一肚子火。正月初三一过，我就到西安打工去了。”

来到西安，赵阳顺利进入一家工厂，凭借过去的履历，他谋得一个主管的职位，即使如此，到手的工资也只是他在苏州的三分之二。这是赵阳第一次对自己返乡的决定产生怀疑，可是他不久后便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苏州了。在赵阳相亲失败二个月后，为了让儿子尽快结婚，赵家以儿子的名义贷款在陇州县城买了一套私人楼盘，没有房产证，价钱比商品房便宜近一半。这年国庆节，赵家正式入住新居，11月，赵阳相亲成功。

“当时我和她就在这个羊肉馆见的面。媒人把我们带到这里，一顿泡馍，能不能行，就定了，到现在也是这样。她个子不高，和我一样原来也在苏州打工，眉眼有点像前女友。可能有相似经历的缘故吧，我在心里接受了她，一看到她，我就想起过去在苏州的日子。”赵阳对两年前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

从那顿泡馍开始，赵家便全力投入到了儿子的婚事筹备中，赵阳几乎是被裹挟着走进婚姻殿堂，在他看来，一切就像开弓的箭，根本没有机会停下。

农历十一月二十三，婚礼如期举行，从相亲到结婚，历时49天。那一天，赵家在村里共办了四场婚礼，而关于婚礼的情况，赵阳一直讳莫如深，只说：“加上房子，一共花去小30万。媳妇娶进门了，家底被掏空了。”

6

陇州羊肉泡馍远近驰名，可赵阳显得很没有胃口，只顾闷头抽烟。他从上衣兜里摸出一张纸，展开，递给我，“看，《离婚协议书》，我照家里人意思写的，她签的字。”

赵阳的妻子姓王，今年21岁，婚后一个月便和赵阳一起前往西安打工。事实上，在陇州地区，所有像赵阳这样的年轻人，在婚礼结束后，便开始了另一条还债之路。这对年轻的夫妻在西安一个月可以挣到7000元，而婚礼垒起的债务一共高达19万。新婚燕尔的激情褪去，潮涌而至的只有无尽的牢骚与抱怨。

终于，冲突在婚后第11个月爆发。

“她原来有肾结石，从没告诉过我。那回突然说肚子痛，到医院一检查，不仅有肾结石，还有尿结石，还有其他各种小毛病。当时我就有点不高兴，起初为啥要瞒我呢？在西安住院花销不少，我想转回县上，好歹有医疗保险报销的多，她也同意了。可她爸说不行，必须得在西安治，那就治吧，我去找丈人借钱，结果直接被骂了回来。”

半个月后，赵阳妻子身体痊愈即将出院，出院前两人做了一次全身体检。“是我妈建议的，她一直着急抱孙子，我俩一直没响动。其实刚住院她就查过，我没查，我问医生怀孕的事，谁知医生看了体检单，却怀疑她没有生育能力。我当时就懵了，保险起见，就安排她再做了一次妇科检查，大夫告诉我她受孕的几率非常小。我感觉天都塌了。其实，这些情况她都知道，她家里人也知道……”

儿媳妇没有怀孕能力的消息传到赵家是这年腊月十五。第二天，两家人坐在一起，期间女方父亲蛮横的说辞，给这段缔结不久的婚姻直接扯开了一个缺口。

“我妈问他嫁闺女前晓不晓得女儿的这些情况，他说知道，怪俺们家当初没问，我妈当场就气昏过去。前前后后折腾一个礼拜，她累了，我也累了，精力全耗光了。”

腊月二十八，赵阳姑娘送回娘家的，去时姑娘嚎啕大哭一路，回来时，他自己哭了一路。

按照陇州地区近几年形成的“规矩”，像赵阳这种情况，离婚后，女方应向男方返还部分彩礼钱，数额不固定。经过媒人从中斡旋，女方家长只答应返给赵家一万元。“这个哑巴亏只能自己吃。到头来，人没了，钱也没了，再娶媳妇，我就成二婚了，可我才25。”

后记

那天中午，赵阳最终没有吃完那份泡馍。

临近一点，我们来到陇州民政局门口，那时已有许多人在排队等候了，有离婚的，也有来登记结婚的。姑娘和媒人准时到达，她穿着大衣，单肩包，戴着口罩，我无法看清她的表情，只看见姑娘的眼神在日光下躲躲闪闪。

姑娘、媒人、赵阳三人一起走进民政局大门，媒人站在他们中间，过了不到一个小时，赵阳一个人走出来了，他给我看他手里的离婚证。

“她呢？”我问。

“走了。”赵阳掏出一根烟点燃，蹲在马路边上，吸完了一支，继续问我：“知道她干啥去了？”我在他旁边沉默地蹲下。过了十几秒，他吐出一口新烟，把打火机甩在地上，“大概又是相亲去了。”

（文章中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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