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北京话的外地姑娘

2017-04-19 16:23:59
2017.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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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寒假,伟业组织了几个高中的同学,一起去拜访高三时的班主任张老师。

参加那次聚会的,都是张老师当年的“重点培养对象”,只是高考时,他们考到了全国各地的重点大学,而我考砸了,留在本省。虽然尴尬,我还是跟着一起去了,入座时,我悄悄选了个离老师最远的位置。

半年不见,所有人都打开了话匣子,场面十分热闹,而我说话很少。伟业看出了端倪,他装作不经意地提起了高中时的糗事,我笑着加入了调侃的队伍,渐渐不那么窘迫了。然而吃饭的时候,却发生了两件让所有人深感意外的事:一是张老师半弯着腰,给所有人倒酒,并且是按照大家就读学校的影响力,依次碰杯、祝福(我是最后一个);二是在所有人用家乡话聊天时,李佩佩用普通话和大家交流。我怕自己听错了,又仔细听了听,确切地说,她讲的不是普通话,而是电视剧里说的那种“京片儿”。

“不就考到北京了吗?我就不信半年时间她就能把家乡话忘了!”回来的路上,同学陈曦愤愤不平地说。

李佩佩有些胖,中等长相,但她心高气傲,高中时就没把任何人放眼里。凭借班级前三名的成绩,她深得张老师的青睐,我曾听同桌说,李佩佩感冒打点滴,张老师还亲自熬了绿豆粥给她送到学校门口的小诊所。

李佩佩自己也满怀抱负,印象中,她从来没去过教室的后几排,对班级里成绩中等以下的同学不怎么认识。同学们一般也不和她打交道,唯独伟业性格活泼,课间总喜欢调侃她,她则常常反驳:“走开!别影响人家考清华北大。”

那次聚会后,我很久都没再见到李佩佩,甚至一度忘了她:毕竟在我们竞争激烈的高中年代,能交到一两个知心的朋友已经十分不容易,那些仅仅坐同一个教室的同学,毕业后很快就把彼此的长相和名字都淡忘了。

大三暑假时,我去东关街的鸟市,想给爷爷种的那几盆花买肥料,逛到一半了,突然看见李佩佩和一个胖胖的男生出现在拐角处。李佩佩已经比高中时瘦了许多,红色的修身短袖和黑短裙显出了身材。她先喊了我的名字,我笑笑,继而她开口说道:“这是我男朋友,北京人儿。”说着就把胳膊环进了那个男生的臂弯里。

我尴尬地笑着,像走错了教室的学生。

2

大学毕业后,伟业本硕连读,李佩佩成绩好,被保送读研,我也考到了北京读硕士,和他们的聚会多了起来。

李佩佩虽然是女生,但挺豪爽,每次吃完饭都争着付钱。当然,如果她带了男友来,她肯定会喊男友付钱。

“为什么总让人家付钱?”没有抢过她的男友,我和伟业有些不好意思,不满地责备她。

“没事,北京人都有钱!况且他工作了啊!咱们都是学生。”说话间,李佩佩十分得意,撒娇地往男友身上蹭。

那个男生有着北京男人典型的性格特点,十分好面子,当即高声附和说:“没错儿!哥们儿好歹工作了,不差这点儿。下回我带你们去簋街吃……”

有段时间,我们见李佩佩很久都没带男友跟我们一起吃饭了,就问起她男友的情况。她不乐意地说:“分了。”

听她的语气,我和伟业谁也没敢再问下去,饭吃到一半,她突然没头没尾地说:“我就不信了,离开你丫的老娘还不能活了?”我低头装作没听见,继续剥手里的基围虾。

一天,我约了伟业去动物园附近的批发市场买羽绒服,路上聊起了李佩佩和她的前男友。

“不管怎么说,那个男人还是挺大方的。咱们还白吃了人家那么多顿饭。”我说。

“屁!你真以为那是她男友付的钱?那是她自己自尊心强,想在咱们面前树立东道主的形象而已。”伟业不以为然。

“不至于吧?”

“你不信?有一回咱们吃完饭往外走,我走在他俩后面,清清楚楚看见李佩佩朝他男友兜里塞钱,那男的根本没拒绝。”伟业言之凿凿。

听了伟业的话,我脑子有点发懵,脑海中又浮现出她当时得意洋洋的表情,“没事儿,北京人都有钱!”

3

硕士毕业那年我顺利考上了博士,而李佩佩却因为竞争太激烈,考博失利,最后找了个外企工作。她租的房子就在我们学校附近,是一间半地下室,不算水电网费,每个月房租2300元,几乎是她工资的一半。

工作之后,李佩佩的态度和气了一些,周末的时候偶尔会喊我一起吃饭。有时她会有意无意地问起我的生活,打听我的导师牛不牛。

“你这以后才是有北京户口的人。”她常常半带感慨,半由衷地说。这使我受宠若惊——平时,她是很少夸人的。

一个大半夜,她突然喊我出去喝酒,我正忙着写论文,但她那刻不容缓的语气,又使我又不得不过去。那天北京的雾霾很严重,我俩坐在一家烤串店里,竟看不清外面的车灯。

“你瞅瞅!就这么个城市,还有那么多人巴不得在这里安家呢!图什么呀……我月底就辞职,回家创业去!”听她这样讲,我猜她可能是在公司受了委屈,便劝她,“一切都会过去的。”

她喝着酒,像是没听见,又继续谴责那些没有“骨气”的北漂:“那西单东单的购物广场,和你们有半毛钱关系?每天朝九晚五的,再多的展览和活动你又有多少闲情去享受?我是没有,我都半年没去看话剧了。”

我当然明白,她只是说说而已。后来,她再也没提离开北京的话,言谈中依然会讲“我们北京如何如何”。

我俩的聚会渐渐多了起来,她开始时不时地关心我。一开始,我把这当成了老同学之间的嘘寒问暖,但次数多了,我心头也暖了起来,对她的好感也越来越多。

说北京话的外地姑娘

有一次,她订了北京人艺的话剧票请我看《白鹿原》。剧中的秦腔、演员精湛的表演让我很受震撼。从首都剧院出来,我的思绪还停留在戏里,她也没说话,两人默默地走在散场的人群中间。过了半天,她突然说:“真好看,这戏,啧啧。”

我回过神来说:“是啊,郭达简直把鹿子霖演活了!”

她话锋一转,“除了北京,在哪儿能有机会欣赏这样精彩的演出?咱们老家有吗?”她严肃而激动地望着我,“看看咱们周围的这些人,有些生活得没准还没咱们好。日子这么苦,可大家为什么不愿意离开?一旦回了老家,你的追求、理想就完全断了。是,是会有一套房子,有车子,可是你还能有多少精神生活?我想想就觉得可怕,看看咱们班的李巧琳,除了在朋友圈晒老公和孩子,晒美食,还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丫的,她就是典型的‘死于三十岁’……”

或许是她的语调太过激昂,两个路过的年轻人回过头,在夜色中瞥了她一眼。她完全不在意,仍然激动地表达个没完,似乎不这样,就不能表达出她对李巧琳的“恨铁不成钢”。我盯着她刚毅果敢的面容,有那么一刻,心跟着起伏了起来。我思绪飘飞,仿佛看到十年之后,我们还走在这条路上,手里牵着孩子,听他讲看剧的感受……

可没过多久,我的这一美好的幻想就被伟业扼杀了。他悄悄告诉我,“之前李佩佩也对我态度暧昧。”伟业是有女朋友的,于是他刻意与李佩佩保持距离,后来每次见面,李佩佩都冷嘲热讽,喊伟业“北京大爷”、“周口店人”。

其中的原因想想就很明了,伟业硕士毕业后留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工作,有北京户口。伟业的提醒让我有些寒心,但多少还带着点疑虑。不过,他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次年五月,李佩佩顺利考上了博士,邀请我和伟业在一家日料店庆祝。那天,她画了很浓的妆,连呼喊服务员时声调都是上扬的,大有“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派头。从那以后,李佩佩就不再频繁联系我了。

我没时间为这事感伤,进入博二,发论文变得刻不容缓起来。每天晚上我都要熬夜写东西,有时睡前翻一下手机,就会看到李佩佩发的朋友圈:或是某个学术会议的剪影,或是高档聚会上的自拍照……

沉寂了一年,她终于又活跃起来。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了几年的求学生活,我对北京也越来越依恋。“留京”成了我默默追逐的一个目标,除了这里优越的学术环境外,大概还有虚荣心在作祟——每年回家,父亲的朋友们在酒桌上问起我在哪里工作,一提到“北京”,我的内心会升腾起不可名状的兴奋,仿佛自己处于宇宙的中心。

我渐渐能理解李佩佩了。

4

2015年年底,张老师查出胃癌晚期,来北京看病。

我和李佩佩提前赶到饭店,第一眼过去,我甚至没能认出张老师来:他两鬓斑白,十分消瘦,声音也低沉了很多,再也没有当年的意气风发。

我百感交集,李佩佩也很难过,这么多年来,我头一次听见她用家乡话和我们交流。饭吃到一半,老师问我们:“你们都打算留京吗?”

我叹了口气,讲起学校周边的房价已经涨到了九万多一平米,但李佩佩打断了我的话:“困难总是暂时的,我还是想申请留校。”缓缓,她又说,“在北京待过以后,其他地方都成了将就。我不想将就。”

听她这样慷慨陈词,我们几个都有些语塞。张老师的脸上浮现出疲惫的笑容,那次,他没再举起酒杯。

去年暑假,我总算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却没有找到能给北京户口的工作。北京的高校和研究所的要求越来越苛刻,我四处碰壁,最后还是无奈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讽刺的是,我的户籍先我一步被打回了原籍。

父亲来京帮我提行李,在去火车站的地铁上,我给李佩佩发了条短信,告诉她我要离开了。她回了我一条语音,还是那种京片儿:“这会儿在给导师整理论文呢,晚点儿打给你!”

事实是,过了很久她也没有打来。地铁上,一个小伙子给父亲让了座,父亲扫视四周,突然说:“哎,以后坐不上这么方便的地铁了!”当时,我正努力地用小腿抵着行李包裹,听他这样说,鼻子隐约有点酸。我没有他那样具体的感叹,只觉得特别压抑,有些喘不上气。

“没事,北京人都有钱!”“没事,北京人都有钱!”

那个暑假特别漫长,我体会到高考失利以来最强的挫败感。李佩佩还是没有给我打电话,我想,我对她是没有那种感情的,可等不到她的电话,我十分沮丧,这件事甚至超出了无业对我造成的打击。

然而谁也没料到,事情会出现转机。八月底,我面试过的一所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竟然通知我,九月份去北京报到上班。

得知这个消息,父亲表现得比我还要高兴。其实他也知道,博士后流动站只是暂时的,出站后仍要重新找工作,可他还是打电话把所有的亲戚聚集在一起,请大家到酒店吃饭。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的意图:趁我以集体户口落到北京的时候,他要动员亲戚们帮我凑足房子的首付,这样,我就可以正式落户北京了。

李佩佩的消息实在灵通,我回京的第一周,就接到了她的电话。还没等我说话,她就急切地问:“你留大学里了?哪个学校?”

我突然有些窝火。情急之下,我直接说出校名,甚至故意对流动站的事只字未提。她“啊”了一声,沉沉的失落感掉进了嗓子眼,像是刚刚错过了大奖。后来,她又关切地问起我最近的生活,我突然心灰意冷,不想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殷勤,随便编了个理由,挂了电话。

我没有一点喜悦。想想未来的两年要发表四篇CSSCI文章,以及家里人凑的那些血汗钱,将手机重重地摔在宿舍的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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