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沈阳与刀疤

2017-05-09 15:47:58
7.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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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仅仅适应了一个多月,我和浪打郎爱上了湿热的花城,这情感不止于味觉:广州人真懂享受啊,广州人真讲规则啊,广州人真务实啊,广州人真的不爱瞎套近乎啊……赞叹带有一点东北式的夸张,他比我还严重一点点。

作为大学同学和报社同事,我俩在同一个楼盘买了花园洋房,某些懒散的下午,坐在露台上,攥着啤酒瓶子,我和浪打郎免不了拿沈阳人和广州人做对比——这很有趣,假如确有整体性格这回事,他们简直互为对方的反面。

一定是在这样的场景,我讲了不久前的出差遭遇。

我去沈阳采访,是否顺利已经记不得了。一个阴雨天,我要赶很早的返程航班,就在三好街附近拦下一辆出租车。“桃仙”,我努力使用纯正的沈阳口音,并把那两个字说得很随意。

桃仙是机场的名字。车程不远,算上机场高速的费用,到不了30。

“打表啊。”我没忘叮嘱一下。

“O——K——”他拉了长音,“你让打咱就打呗。”

坐进去,我心里骂了一句“CAO”:车厢里混杂着燃烧中的烟味和沉积的烟味。斜眼看,司机摁在方向盘的右手,指间夹着一根烟。

雨刷器吱吱呀呀地摆着,这城市的街景模糊一下,清晰一下。

“朋友,赶飞机去干啥?”

(谁和你是朋友)

“到外地出差。”

“混得可以啊,一个月挣多少?”

(准知道三句话离不开这个)

我说的大抵是3000,也可能是4000,这是在沈阳惯常的回答,反正不是15000。

“一瞅你就是文化人儿。哎,开出租累得跟王八犊子似的,也挣不过你们。”

懒得接茬。

“你怎么个子这么矮呢?有什么病?”

(妈蛋,管得着吗)

“不知道。”

接下来肯定还扯了一些别的,按当地说法,真把你“不当外人儿”,总之是我最反感什么他就聊什么。

车很快出了市区,雨还在哩哩啦啦。我突然打断闲扯:不对啊,怎么没走高速——其实我主要精力一直放在路面上。

司机还是一副贼近乎的姿态:我看兄弟你也怪不容易,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哥给你抄个小路,还快呢。

我说,出差可以报销,不用省,但是他一句“能省就省点”,堵住了我的嘴。

窗子没法开,车里烟味儿越来越呛人。

印象里,那是春季的末尾,两边开始出现亮绿色的菜田。路不宽,灰土很厚,雨水中略显泥泞。那辆旧桑塔纳七拐八拐的,即使不看计价器,我也知道走了不少冤枉路。

“怎么到了50多了?你玩谁呢?”

他的回答,现在只记得大概,意思是既然能报销,而且兄弟你混得那么好,坐得起飞机,和我一个下岗工人较什么真,厂子他妈的完全不管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老婆还有病,全靠这点收入,就当是帮哥哥了。

把读大学和工作加起来,我曾在沈阳生活六年多,大约也正是“下岗潮”的阵痛期,类似的话听了不知多少,简直像醉卧街头的酒徒一样多。在那样的城市,我确实没法理解巨大的失落感,同样无法理解的是,人怎么可以毫无障碍地乞求同情。

遇到这样的人,我没准备怜悯,通融,甚至产生了惩戒的念头。

“少扯些没用的。我只能给你20,多一分也没有。”

“兄弟你太不敞亮了。正常走高速也不止20啊。”

“问题是你忽悠了我,给钱就够意思了。”

“老弟咱别这样……”

我一直不记得他长什么样,虽然坐在副驾驶位置看得见侧脸。只记得他开着开着,抽空撸起袖子露出整个右臂。

“你哥这辈子不容易,下岗了,开这个破车,求爷爷告奶奶的,混口饭吃,你看,胳膊上这疤,都是打架被人砍的,你说说,可怜不?”

我没去细看那确乎存在的刀疤,第一反应就是,他在威胁。

“我要赶飞机,快点儿。”语气是无动于衷的。

几年之后,我接到一个电话,上来就极亲热:“是关军不?老弟啊,你还记得哥不?”因为是沈阳一带口音,而且直呼名字,我客客气气地问对方是谁。“连我都听不出来?行,你真行。算了,哥不计较这个。老弟你现在混得怎么样,也没个消息。现在挺为你担心的,你得罪谁了啊,你知道不,有人要你一条胳膊,哥得帮你想办法。”

只愣了一秒,我已明白这是怎样的电话,“要我胳膊啊?让他们来砍吧。”

“老弟你不能这样。我能帮你说上话。”

“不用说话,让他们来砍。”

“哥们儿咱不能这样。”

“不能哪样?”

“行,算你狠。”

挂断电话,我就想起了出租车里亮出来的胳膊和刀疤。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挺酷的,另一方面,我发现我在那样的情形下居然透着一点狠,这让人意外甚至不安。

潜意识里,这是逃离者的鄙夷和嘲笑,也是划清界限。

司机又点着了一根烟,我想提醒他掐掉,最终忍住了。那个春日,车里有太多沮丧的气息,有我的,也有他的,似乎他的更多一些。

“怎么遇到你这样的,太不敞亮。”对方嘟囔着,“算了,钱我也不要了,你下去打别的车吧。”

完全看不出车停在了哪里,越过大片大片的田野,只看得到零星的农户。

“别跟我搞事。”这样警告着,我翻出了报社的采访证,它不是新闻出版署颁发的那种,但足够证明自己有点来路。“快送我去机场,别磨叽。我大学同学就在交通稽查大队管出租车,你饭碗还想要不?”这是很沈阳的方式。当然,我确实有这样一位同学,在此问题上,我可没忽悠。

“刀疤”不情愿地重新启动,磨磨蹭蹭,嘟嘟囔囔,抱怨我的“不敞亮”。假如不是习惯于预留较大的提前量,我必定错过那次航班。到了机场,我拿出20块钱,没好气地丢在方向盘前面位置,下车后狠狠摔了一下车门。

“真JB倒霉。”

我也应该觉得倒霉吗?很难说。在沈阳,类似的经历不奇怪,只不过这次强度有点大,它们难道不该分散在两个、三个故事里吗?

说给浪打郎之后,他觉得“真沈阳”,“真东北”。我也很喜欢把它讲给别的朋友,潜意识里,这是逃离者的鄙夷和嘲笑,也是划清界限——他们与我是如此不同,这不同真值得庆幸。

然后又过了这么多年,这一段遭遇像是淋雨的车窗,已经模糊了,让我惊异的是,它没有随之被淡忘,我总是不断想起那个场景,想起那记不得样貌的司机,说不出是什么让我与这个故事纠缠不清。

我很想发生一次奇遇,见到那个司机,好好聊聊。我想知道下岗的故事和刀疤的故事,想知道他还在拉活儿吗,想知道他是不是还经常采用那样的方式,想知道有没有人真被刀疤吓到,想知道这十多年里他经历了什么。

在那个不可能实现的场景里,我不想告诉他,上面这个故事对我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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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 / Lofter chelsea
插图: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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