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变了,红娘还是老味道

2017-06-24 19:33:11
2017.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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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的温州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一是因为交通不便,二是方言难懂。

当时的温州没有机场,没有铁路,所谓最先进的国道,也只是在群山中蜿蜒的单车道小路。温州到金华的330国道,全长240公里,长途大巴可以走上整整一天。经常出远门的人都喜欢调侃,“温州到,汽车跳。”

在家乡,大多数当地人只讲温州话,它一度被称为全中国最难懂的方言。我奶奶是北方人,曾经来温州住过几年,那段时间,我的首要任务就是给她做翻译。几年之后,倔强的老太太还是难以适应,执意独自回了北方。

可能是因为这种“与世隔绝”,造就了温州话里一些独特的词汇。比如“红娘”,这个东西在其他地方,要么叫“金铃子”,要么叫“癞葡萄”,要么直接叫“苦瓜”,唯独温州人管它叫“红娘”。

小时候,每当我肺热咳嗽,父母就会给我买红娘吃,他们认为这是清热止咳的良药。也许是因为此物性太凉,平时家长不准多吃。

对我来说,红娘不只是药,还是最好吃的水果,我很喜欢红娘那种清甜粘软的口感,吃完之后,唇齿留香,余味不散。有时候,我甚至假装咳嗽,就是为了让父母给我去买红娘。

2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温州的民营经济还处于萌芽阶段,为数不多的国营企业掌握着经济命脉。能在国企中上班,就意味着捧着金饭碗,人人削尖脑袋往里面挤。我父亲就在温州国营皮革厂工作。

我们家住在皮革厂职工宿舍大院,院子里有大片的桉树林,小男孩都喜欢用弹弓打林子里的麻雀。院子沿河而建,河水清澈,常有人游泳。河对面是一大片农田,到了夏天,蛙声一片,农民摇着“蚱蜢船儿”沿河叫卖各种东西,比如西瓜,比如红娘。

为了吃红娘,我屡次装病,很快,这个伎俩就不管用了。

家门前有一片空地,我便想学着河对岸的那些农民,自力更生种红娘,这个想法得到了母亲的支持。那一年的夏天,我挑出一个品相最好、籽粒最饱满、味道最好的红娘,吃完后,小心翼翼地把红娘种子晾干,收藏好。隔年春天,我有模有样地开地、除草、松土、播种。

那段时间,我每天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给红娘浇水,因为离河道近,水质好,我总是直接从河里取水。

幼苗时期,我最担心的就是院子里凶悍的鸡群,飞得高、跑得快、跳得远,时刻威胁着那些娇嫩的红娘嫩苗。为了保护红娘,我特意在四周扎了一圈高高的篱笆,篱笆上还蒙了一层纱布。

每天放学,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家,检查篱笆和“施肥”,其实就是尿尿,整个下午我都舍不得上厕所。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年夏天,我摘下了第一个红娘,当时的心情,就像第一次领到工资一样。

那时候,邻居们都在国营工厂工作,我父亲属于技术管理人员,和其他工人一起,都住在工厂宿舍大院。工人们下班之后串门聊天,邻里之间都非常熟悉,哪家小孩父母不在,邻居们就会负责临时照看。小时候,我就经常在邻居家吃饭。大院里的小孩子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都亲如自家兄弟。

第一年收成很好,自家人都吃不完。邻居小孩为了得到我种的红娘,总是说尽好话。对我来说,这些赞美比考试得满分还开心。

3

到了九十年代,温州的民营经济开始发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皮革业,私人制革厂和皮鞋厂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整个温州城。

我家隔壁住着“阿六”,他家里的地被皮革厂征收盖了厂房,所以从他父亲一代起,就在皮革厂当工人,父亲退休后,由他顶替。

虽然阿六没文化、没资金、没销路,但他比普通人多懂一点点“技术”,最重要的是,他胆子大。被停薪留职后,找了几个朋友,开了一家皮鞋厂。

他从来不穿自己做的鞋子,因为他知道,穿不了几天就会破,但他也从不担心自己鞋子的质量,因为所有的鞋子都会卖到千里之外。他经常吹牛,中国这么大,只要价格低,就不怕没市场。

阿六的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忙,没多久,他就买了一台本田125摩托车。渐渐地,我只听见那台摩托车早出晚归的引擎声,很少看到他本人。

从那以后的二十几年里,我再也没有种过任何东西,也再没有吃过红娘。从那以后的二十几年里,我再也没有种过任何东西,也再没有吃过红娘。

很快,越来越多的“能人”离开了国营工厂,职工的流动性越来越大,职工宿舍的院子里也开始出现一些陌生的外地人,比如北方汉子“大耳朵”。

那时候国营企业经营逐渐恶化,政府开始推动各种承包改革,大耳朵就承包了制革厂几个职工大院的环卫工作。

大耳朵是一个种蒜的农民,对于垃圾和污水处理,毫无经验。他的方法简单粗暴,就是把所有的垃圾集中起来,填埋在河道边,然后集中焚烧。没过多久,反复焚烧后的垃圾残留,就掩盖了原来妇女洗衣的石头台阶,河道越来越窄。

大耳朵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但大家都忙着赚钱,无暇顾及这种“小事情”,抱怨了几次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温州私营企业越来越多,污染也开始出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河里就没人游泳了,河水越来越臭。后来,我只用自来水浇灌我的红娘。

对我来说,种红娘似乎成了一种习惯。每年夏天来临之前都会种上一些,但打理远不如以前勤快,好消息是,没人养鸡了,我再不用担心鸡群破坏我的红娘。

熟悉的小伙伴陆续搬走,新来的外地人,语言和生活习惯差异很大,很少交流,向我要红娘的人越来越少。种好的红娘,要么自家人吃,要么挂在藤上,自生自灭。

4

到了初中的时候,温州经济发展的名气越来越大,一夜之间,这里已经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1994年,农历春节初八刚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开始涌向温州。一时间僧多粥少,私人老板只要解决吃住,哪怕不给工钱也可以招到成群的工人。找不到工作的民工只能到处搭简易帐篷,有些甚至连帐篷都不搭,铺盖一摊,倒头就睡。

一天早上,我打开门,家门前的空地上居然睡满了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农民,衣衫褴褛,身材瘦小,老实木讷。

没过多久,政府开始出面干预,一方面鼓励私企多招工,另一方面,开始遣返没有找到工作的民工。几天之后,院子里的民工渐渐散去,但我家门前的那片“自留地”已是一片狼藉。

随着外地人的增多和各种小作坊的出现,原来互通的职工大院被分割,各种违章建筑开始出现。对我来说,曾经熟悉的职工大院开始变得陌生起来。

那一年的夏天,一天早上,我去收红娘,发现几乎所有绿色的嫩果都不见了,只剩下金黄色的熟果。

后来我才知道,红娘和苦瓜长得几乎一样,在外地,苦瓜是一种蔬菜,而我们本地人很少吃,那些嫩果十有八九是被人偷了。不过这对我来说,也不算损失,有人来偷摘总比烂在藤上好。

5

温州城像一个大饼一样,越铺越大,本来位于郊区的皮革厂,已成了热闹的市中心。国营制革厂换了好几任领导,试了数不清的改革方案,但经营情况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后来管理层发现,出租厂房才是最好的经营策略,稳赚不赔,远比生产皮革赚得多。没多久,生产完全停止,工人被停薪留职,厂区几乎完全被出租。摇身一变,变成了各种餐厅、歌舞厅和酒店。

相比厂区,宿舍大院的结构松散,都是平房,不适合商业出租,最好的出路就是开发商品房。在当时的温州,拆迁是效率最高的政府行为。从提议到拆迁完成,只用了短短数月,拆迁队就把我的“自留地”变成一片瓦砾堆。

从那以后的二十几年里,我再也没有种过任何东西,也再没有吃过红娘。

若干年后,我去朋友的新家做客。他家在23层,我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以前的职工大院。

原来的那条河,已经成了一条乌黑的臭水沟,大院和对岸的大片农田已经被杂乱、拥挤的居民楼替代。

我甚至开始怀疑,记忆中那些美好的童年是否只是一个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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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及插图: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