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公鸡拜堂的女人

1

1933年冬，在南国边陲的一个村子里，一支迎亲的队伍，在鞭炮声中停在一户人家门前。

踩着满地鞭炮碎片，媒婆和大妗姐（女家跟随新娘的临时使妈）缓步走到轿子门前，搀扶新娘下轿，跨过门口的火盆，进入屋里。

吉时，厅堂供桌前，一个女人抱着一只生猛的公鸡，和新娘一起跪地叩拜，拜天地神灵，拜祖先，拜高堂，然后一起进入新房。

公鸡和新娘拜堂，而新郎不见踪影。

这样的结婚，在那个年代，在我老家，并不鲜见。没有在场的新郎是我的大舅公，而新娘就是我的大舅婆。

记得小时候有次春节，祖母带着我回娘家。

我们刚到村头，大舅婆就笑吟吟迎上来。我叫声“大舅婆”，她应了一声，从内衣口袋掏出一个小红包，递给我，“给你利是，大吉大利。”我接过红包，腼腆笑笑。

大舅婆接过祖母肩上的挑担，扛上自己肩膀，大步流星走在前面。“去五舅公家，他家宽敞些。”她回头对我们说。

我一路小跑着，紧跟在后面，上上下下将大舅婆打量一番。

她穿着一双旧军鞋，鞋面已白花，宽大的黑色裤子，袒露的小腿，黝黑干瘪。对襟的黑蓝色薄棉袄，肩旁有一块补丁，很齐整。衣领竖着，后颈一部份被发髻遮住，头发花白，发髻梳理得整洁烫贴。

我盯着大舅婆的发髻，想起了样板戏《白毛女》里帮助喜儿逃跑的大娘。大舅婆的发髻和她的一样，那是旧社会的发式。我们村没有女人扎发髻。

回家路上，我问祖母：“大舅婆为什么还扎着发髻？我怎么没见过大舅公？”

祖母摇摇头，笑一笑，然后长叹一声，“说来话长啊。”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大舅婆的事。

2

老家穷乡僻壤，但毗邻港澳。香港开埠后，经水路，出国打工淘金的人很多，18、19世纪达到高潮。

出国劳工多是青壮年男子，到适婚年龄而未能归家时，在家乡的父母就会为其物色媳妇。娶亲那天，用公鸡代替新郎拜堂成亲。而愿意和公鸡拜堂的，也多是穷苦人家的女子。

那年正月刚过，19岁的大舅公和17岁的二舅公，跟随邻村一位从花旗（美国）回乡的金山客（华侨），远赴旧金山。

8个月后，家人收到了一封没有邮戳、没有地址、没有封口的信和几个银元。来信说，兄弟俩已到达，一切安好。

尽管寥寥几个字，但见字如见人。那几个银元，是“回头钱（出国劳工第一次寄回家的钱）”。有信有钱，家人满心欢喜，杀鸡拜神，叩谢神恩。接着，开始密锣紧鼓操办大舅公的婚事。

大舅婆时年16，珠圆玉润，面相讨喜，生辰八字与大舅公相合。长辈认为，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结婚要和一只公鸡拜堂，大舅婆并不乐意。但父母之命，她无力违背，也只好哭着上花轿了。

“我没想那么远，也不相信有谁可以依靠。”

“为什么不等大舅公回来再结婚呢？”我问祖母。

“出国留洋的人一般三年五载才会回来，然后买田置地，结婚生仔。可是，三五年不短啊。再说，大哥二哥都出去了，我家缺劳力呢。”祖母说着，又叹了一口气。

新婚之夜，祖母在婚房里额外安置了一张板床，和大舅婆以及绑在床脚的公鸡一起度过。

姑嫂两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姐妹。两人的中心话题，当然是大舅公。祖母口中的兄弟是完美的。特别是大舅公，无论是外貌还是人品，都是赞美之语。每一句说词，都有参照物。比如，像猴子一样聪明，像牛一样壮实，像唱戏的一样靓仔，诸如此类。

三朝回门，祖母随大舅婆回娘家。那天回来，说起大舅公，又多了一个新说词——姑爷像大舅子。

祖母告诉大舅婆，大舅公和她哥哥十分相像，身材长相，连发式也一样。头上也有两个发旋，一个在前额，一个在头顶。就是大舅公更壮实一些，肤色更黑一些。

姑爷像舅子，大家都觉得太巧合了。姻缘天注定，大家坚信不疑。

大舅婆听后更是羞红了脸。

过门第五天，大舅婆就随祖母一家下地干活了。所有农活她都会，插秧还是家里最快的一个。后来公社化时，还成了村里插秧最快最好的一个。

大舅婆还会裁剪和缝制衣服。晚上，姑嫂三人常常聚在房间，修补破旧衣服。有时，还外接一些针线活回家做，补贴家用。煤油灯下，三姑嫂边干活边聊天，不时取笑打闹，亲密无间。

自收到大舅公的第一封信后，差不多一年了，还没收到第二封信，也没收到钱。

她们想，山长水远，需要时日。

3

刚开始的等待与期盼，多少带着几许甜蜜与淡定。

大舅婆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精心梳妆打扮一番。她总比祖母早起，然后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陪嫁的小镜子，细心梳理自己的头发。发髻，她扎得稳实漂亮。额前刘海，有时用发夹夹紧，有时故意落少许出来，垂至耳边，半遮半掩，别具风韵。

每次下地回来，大舅婆也会立即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祖母笑她穷讲究，大舅婆说：“万一他突然回来，我怎么见人？”

只是左等右等，一年半过去了，依然毫无消息。

邻村一户人家的儿子和大舅公同一批出国，也没音讯。不过那家的老爷子并不心急，“现在兵荒马乱的，政府忙着剿共，民间的信件肯定没人理会。再说，去花旗要走好几个月才到岸，耐心等吧。”

这一等，又是一年。

那天，邻村那位老爷子上门，愁容满面，说了一个未确定的信息：那批出国的人，可能在半途被抓了壮丁，北上打仗去了。

这样的消息，让祖母一家愁上更愁。

年末，祖母嫁人了。出嫁前夕，祖母与大舅婆谈了一次。

祖母说：“三年了，人若活着，会惦记家的，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

大舅婆倒是乐观，“没消息，不等于没希望。当兵也好，漂洋过海也好，只要家里不赶我走，我就等下去，等五年，等十年，等……”

后面的话被祖母一手捂住。

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太祖父母相继辞世，祖母的妹妹嫁了人，五舅公、六舅公也长大成人。但大舅公、二舅公依然杳无音讯。

村里风言风语，说大舅婆命硬，克夫克公婆；有人说她傻，苦守十几年。大舅婆装聋作哑，领着五舅公、六舅公耕种家里几亩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后来，新中国成立。土改期间，上级工作组进村。

有一天，一位女干部上门，直截了当对大舅婆说：“我来给你做媒。”原来，工作组中有一位40多岁的转业军人，未婚，相中了大舅婆。

女干部苦口婆心，“你才30出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能继续做封建制度的牺牲品，要勇敢追求新生活。人家是老干部、老革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啊。”

费尽唇舌，大舅婆就是无动于衷。

祖母也劝，大舅婆一口回绝，“我是农妇，只会耕田，大字不识一个。再说，这么多年都这样过来了，没有其他念想。”

祖母说：“你苦守了十几年，对我家仁至义尽了。你也要为自己将来打算，有个依靠啊。”

“我没想那么远，也不相信有谁可以依靠。”

就这样，一段姻缘和大舅婆擦肩而过。

4

有一年夏天，祖母和我到县城赶集，并看望姨公。

姨公是盲人，住在县城最热闹的牛屎巷。他是祖母的妹夫，姨婆去世，唯一的女儿远嫁香港，身边没有亲人。农闲时，大舅婆和祖母三天两头去照料他。

那天大舅婆也在，祖母及大舅婆去厨房做饭，我和姨公待在屋里。

姨公坐在床边，抓起枕头抱在怀里捏捏，然后一只手伸进枕套，掏出一个小布包来。姨公将小布包搁在大腿上，小心翼翼打开，里面是一小沓钱币。

姨公在钱币上下轻轻摸了几下，然后从中抽出一张，两面摸一摸，又捏一捏，稍稍杨起来，“这张是五元，对吧？”听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将钱对折下，压在腿下。接着，他又抽出最顶层那张，“这张是五毛吧？给你，过来。”

我忸怩一会，接过钱。

这时，大舅婆走回房间。姨公叫她，拿出那张五元的钱币塞进她手里。

大舅婆推辞。

姨公一把拉着她的手，“不要的话，就嫁给我，我们一起过，也省得推来推去。”

大舅婆脸红到耳根，“嗖”地一下抽回手，后退几步，呵斥姨公，“你不害羞吗？又喝了酒吧！还有小孩在这儿呢！”

“我羞什么？你怕什么？你为一只鸡守几十年，值得吗？我还不如一只鸡吗？”

“你再乱说话，我以后不来了。”大舅婆说完，走到屋角，抱起几根木柴走了出去。

我目睹一切，惊得不知所措。

姨公板着腰身，叠好小布包，然后抓起收音机，调拨音频，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吃饭时，姨公不断地赞饭菜香。他又拿出那五元钱币，递给大舅婆，“下次，买排骨来。”大舅婆沉默片刻，接过钱，塞进内衣口袋。

饭毕，大舅婆、祖母及我一同离开。大舅婆挑着两个木桶走在前面，她要赶回家喂猪，还要给蔬菜施肥。她越走越快，把我和祖母甩出老远。

看着大舅婆走远了，我向祖母说了姨公要大舅婆嫁给他的事。

祖母听后很平静，“我知道，你大舅婆正烦着呢！大家都是几十岁的人了，又是亲戚。这事你要保密，谁也不能说。”

其实，这事我很快就忘记了。后来，我到省城读书、工作，离家越来越远，再见大舅婆的机会少之又少。

后记

90年代初，县里有位当年被抓了壮丁，失踪几十年的人，从台湾回到故里。

祖母听闻说道，“若你大舅公二舅公活着，也在台湾，那也该回来了。这样，你大舅婆也算圆满了。”

但是，这样的奇迹并没有在我家出现。

1997年，大舅婆在睡梦中辞世，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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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及插图：《红高粱》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