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以为“满洲国”是“理想国”

初到日本

昭和三年（1928）十月二十三日，我们一行搭乘发自天津的大阪商船“长安丸”抵达神户港口。那时我已满十四岁。

在京都的吉田操子老师家停留数日后，我们坐上了驶往东京的列车。到东京时，正是登上神户港口的五天之后。我们当天就被带去位于赤坂的“葵”酒店，出席了记者见面会。见面会结束之后，才总算可以一解旅途疲惫。

第二天，桥本来接我们。他带我们去“麻布区谷町六十一番地”的出租房，我们就在濑越老师准备好的这间房子里安顿下来。日本棋院当时位于溜池，这间房子离得很近，仅隔市内电车两站地的距离，步行过去也用不了多久。那时我基本不会说日语，但牢牢记住了“谷町六十一番地”的发音，这样就能在迷路时去问警察。我到现在都很怀念这个地名。

身为濑越老师的弟子，我在谷町六十一番地踏出了日本棋士生涯的第一步。大仓副总裁给我的生活费以两年为限，两年内我的学习如果没有进展，就会停止支付。而我们一家既已来到日本，也就不能一事无成便返回中国。当时我虽然只是一介少年，对此也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初到日本的时候，我穿着马褂，这是当时中国的正装。刚开始，我出席正式场合都穿着这身正装。一周之后，我受邀前往床次竹次郎先生家，喜多文子老师对我说：“既然已经来到日本，一直穿着这身衣服会让人感到奇怪的。”于是送了一套和服给我。此后，只要是参加比赛，我都喜欢穿上这套和服。喜多文子老师是能乐喜多流派的掌门——喜多六平太先生的夫人，同时也是女子围棋的先驱。她在战前严格的升段制度下，凭借自己的实力升到了四段，战后又被赠予六段，从那时起，喜多文子老师培养了众多有实力的年轻女棋士。她还是濑越老师夫妇的婚姻介绍人，后来我也拜托她做了我们夫妻的婚姻介绍人。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会像母亲那样照顾我，实在是令我万分感激。

来到日本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日本棋院应该授予我几段。当时与现在不同，段位有绝对的权威。棋士们根据段位来确定交手时的棋份，对局酬金和教学费用也因此不同，因而授予几段是个重大的问题。虽然濑越老师力主我具备三段的实力，但大多数棋士都认为我至多不过初段。于是姑且假定我有三段的棋力，以测试对局来衡量我的正式段位。

十二月一日，测试对局开始。第一位对手是筱原正美四段，他在当年春天的升段赛中位列一等。当时日本棋院有个规定，四段以下的低段位者，每人每局只有八小时的对局时间，而且要在一天之内下完。但棋院考虑到我可能还不习惯这种计时制，所以这场对局取消了时间限制。无论如何，这都是我来日本后的第一战，同时又有着国际比赛的氛围，我因此有些紧张。而筱原也很当回事，双方绞尽脑汁，下了三天才结束。

日本棋院很看重这场比赛，启用了棋院里的妇人专用客房作为对局室。这间房平时很少使用，里间设有梳妆台和床，方便女客留宿。房间由曾在美国留学的大仓先生指示建成，在当时的日本很少见。这局棋由我执黑先行，我幸运地在中盘赢得胜利。

接下来的第二局是和秀哉名人的让二子局。这局棋是正式的试验。秀哉名人身材异常瘦小，体重似乎不足三十五公斤，但当他坐到棋盘前，却让人感觉比其他棋士都要大一圈。这局棋和与筱原四段对局时一样，也在棋院的妇人客房进行。那天桥本代替濑越老师，待在棋院里陪我。

哥哥和母亲都十分担心：“万一输了怎么办？”但我那时刚来日本，并不像日本棋士那样受制于名人的威势，下棋时心情十分平静。打挂的时候，木谷和很多日本年轻棋士都进来观看局势，想必这局棋很受年轻棋士瞩目。对局以我赢四目而告终，我自己下得也很满意。名人点评说：“黑棋庄重坚实，一直将优势保持到最后。步履堂堂，未给白棋任何可乘之机，实在是让二子局的会心杰作。”

对局终了、名人的点评也结束时已是深夜。桥本带我去荞麦面馆，那碗面非常好吃，令我至今难忘。说到名人的威势，我在被正式授予三段后，马上又和秀哉名人进行了让三子局。当时我受到名人的威严震慑，对局成了大苦战。那次的对局由时事新报社企划，报社打算将其刊登在正月初一的报纸上。

我当时对日本的棋份规矩还不熟悉，以为也是受二子，所以在棋盘上放了两颗黑棋。名人表情纹丝不动，却重重地喝道：“三子！”我一下子就被震住了，此后迟迟不敢落子，棋也渐渐变得凌乱。到了第三天，居然成了胜负不明的状态。最后我好不容易收拾了局面，赢了十一目。第二天打挂的时候，濑越老师曾叱责我说：“要是连让三子局都输了，你就回国吧！”当时我真是冷汗直冒。

在我赢了与秀哉名人的那次让二子局后，接着又执黑以五目优势击败村岛四段，正式被认定为三段。获得三段以后，喜多文子老师担心我身体虚弱，便为我介绍了杏云堂医院的佐佐木医生，请他为我检查身体。检查报告显示：“肺里有结核自然痊愈的痕迹，不排除复发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身体也并不强健。为了防止复发，建议先逐步适应在日本的生活，一年之内不要参加有对决性质的正式升段赛。”因此，在之后的昭和四年（1929）里，我以《棋道》杂志和时事新报为中心，只参加杂志举办的对局和“新闻棋”，成绩是十二胜七败二和。

我们一家来到日本半年后，从麻布谷町搬到了东中野，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升段赛中收获好成绩时，濑越老师在西荻洼自己家的宅地上为我们盖了一栋房子，我们总算有了稳定的住处。这栋房子有两层，一共六个房间，很适合一家人居住。大哥立刻前往北京，把三位妹妹接来东京，我们全家人终于住在了一起。二哥吴炎当时还在南开大学读书，所以独自一人留在了天津。

这时大哥已经成为早稻田大学围棋部的主力。刚来日本时，大哥不放心我独自外出，到哪里都陪着我。

话说来日之初，我对语言、地理，还有日本的习惯等都不熟悉，经常感到迷茫。最让我吃惊的是日本的神舆，我以为那是灵柩，而在中国，灵柩会在葬礼时被静静地抬去野外。我当时并不知道日本的祭祀仪式，看到人们气势饱满地抬着神舆，感到非常惊讶，心想这葬礼真是隆重，到底是谁的葬礼呢？

另一次，我和大哥两人一同去拜访家住赤坂的井上一郎先生，结果在回家时迷路了。井上一郎是濑越老师门下的大弟子，我和桥本是他的师弟。大哥为了找对路而拼命走，却走去了完全错误的方向。我觉得只要问警察就可以，但大哥对当时日本人蔑称中国人为“支那人”一事非常在意，所以极力避免去问警察。然而事与愿违，最后还是得去问警察，才总算平安到家。

在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歧视非常严重，我自己虽没有留下太多不愉快的记忆，不过据大哥说，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歧视尤其厉害，朝鲜人坐电车时，如果有日本人来到面前，就必须让座。

住在谷町的时候，母亲几乎不会日语，所以基本不曾外出。刚开始的两个月，我们都在邻近的中餐馆解决三餐。每当夕阳西下、关上雨窗时分，家门口必然会有卖豆腐的人经过，卖豆腐的人吹着喇叭，声音寂寞，在空中回荡。母亲每每听到那样的声音，想必都被勾起思乡之念，更添几分孤寂的心绪。

入日本籍

昭和六年（1931）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此后不久，山崎有民先生就回到了日本。事变发生后中日关系交恶，他在北京的美术品交易也因此不顺。与此同时，在日本的华侨也纷纷开始返回中国。

山崎先生认为，如果我想继续在日本下棋，要是不加入日本国籍，总有一天会在日本待不下去。因此他劝我加入日本籍。山崎先生曾经入伍参加过日俄战争，突袭二○三高地时，日本军几乎全军覆没，他是幸存下来的三人之一。对此他非常自豪。他在中国生活了很久，对政治动向也了如指掌。

而我完全不懂政治，于是去找望月先生商量此事。

望月先生认为，日本与中国同种同文，所以加入日本国籍也是好事。他提议说，我的名字可以就用吴泉（Go Izumi），前一字是中国发音（音读），后一字是日本发音（训读），如此就象征着中国和日本两边都不会忘记。我高兴地听从了他的建议。昭和十一年（1936）四月，入籍申请被批准了，我于是更名为吴泉。但是由报纸开了头，大家都用日文训读把我的名字念作吴泉（Kure Izumi），其实吴字是音读，应念作吴泉（Go Izumi）。然而“吴泉”并不为大家熟悉，也不利于传播，所以昭和十五年（1940），在我与木谷镰仓十番棋的第六局前，我的名字又恢复成了吴清源。

加入日本国籍的只是我一人，母亲和兄妹们依然是中国国籍。

老师曾叱责我说：“要是连让三子局都输了，你就回国吧！”当时我真是冷汗直冒。

战后，我曾因为国籍问题而非常烦恼。当年我并没有和濑越老师商量过加入日本国籍的事，但这反而是好事。濑越老师是个非常认真、责任心极强的人，如果我找他商量了，战后他肯定为我的国籍问题忧心不已，甚至胜过我自己。

大哥吴浣从早稻田大学转到了明治大学。不论在哪个大学，他都是围棋部的主力，并带领着大家夺得学生团体赛的冠军。他毕业后，我拜托床次先生帮忙，于是大哥前往“满洲国”担任官职。

当时的“满洲国”由日本一手扶持建立，日本政府将“满洲国”作为“理想国”而大力宣传。我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轻信了政府的宣传，认为大哥的任职会极大地促进“日满友好”，因此感到非常自豪。

大哥一度在“满洲朝廷”的“宫内省”任职，后来被调到驻日本的“满洲国大使馆”，于是又回到了日本。

上海、青岛、“满洲”之旅

昭和九年（1934）五月，日本棋院、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共同组织了“日满华围棋亲善使节团”，我们一行人因此走访了中国各地。

此次旅行的计划时间为两个月。除了我、木谷实之外，还有安永一、田冈敬一等同往。

穿着和服不便走动，于是我们穿上西装打起领带。我和木谷是第一次穿西装，不知该如何打领带，就请田冈帮我们打。穿好西装后，仿佛成了公司职员。木谷实此前一直都穿和服，没想到西服领带居然跟他也很配，而且相当气派，活像一流公司的领导，实在是让我惊讶。

从横滨到长崎的途中，我们参加了各地举办的送别棋会，最后从长崎坐上了“上海丸”，一路向着上海进发。第二天傍晚，船在宽阔的长江口逆流而上，我们到达了上海。

按计划，我们在上海待两周，在这次的旅行中，上海是停留最久的地方。当地的富豪张澹如先生热情地招待了我们。

船到港口时，有很多人前来迎接我们。人群之中有个我熟悉的面孔，那是在儿时教我古文的杨老师。我深感意外。

在上海的棋会是一场盛会。我儿时住在北京时，一同争夺胜负的顾水如、刘昌华、雷溥华等棋士也全都来参加棋会。大家马上展开对局，当时正是我们热衷于新布局的时期，我和木谷的棋都下在高位，棋士们大为吃惊。

此后，我们从上海前往苏州的太湖观光。游船泛于湖上，我们则在船里和地方活动组织者们下棋。太湖没有海盗，却有湖匪出没，偶尔会侵扰游船。出于安全考虑，船并没有开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品尝了不少著名的上海美食。有一道“酒蒸小螃蟹”看着很好吃，可惜我完全不能沾酒，所以没有碰。还有一道菜是用活蹦乱跳的小虾蘸着酱料吃。

在上海的两周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们从张澹如先生那里领到一千元礼金，接着向青岛出发。

在青岛时，我和木谷两人住在国分先生的房子里。国分先生当时颈部疼痛，没法转动，看样子非常难受，但找了几位医生都没能医好。

西园寺公毅先生过世后，木谷成了他儿子西园寺公直先生的信徒。公直先生在治疗患者时，会把手放在患者的病痛处，木谷也学习了这种治疗法。木谷当时让我帮着治疗，说：“你为国分先生治疗头颈的疼痛吧。”我推脱不就，但木谷和国分两人合力说服了我，我只好说：“好吧，那就试试看。”

“可能不管用啊，这方法到底行不行我也不知道。”我嘟哝着取出了手帕，放在国分的颈部，然后把手掌盖在上面，一动不动地盖了三分钟。在此期间我全神贯注、精神统一，三分钟后将手移开。结果国分的头颈痛居然完全好了，真是不可思议。

国分深感佩服，盛情款待了我们。

多年后，我的妻子也在孩子肚子痛时，将手掌一动不动地盖在孩子腹部治疗，一样也治好了。据木谷说，用手盖在患处而精神统一的话，手掌就会向患部传出静电，病痛就能治好。

之后，我们从青岛出发去“满洲国”。

在“满洲国”时，我与木谷实在“康德皇帝”御前对局，每天一小时，总共下了三天。当时我是五段，木谷则是六段，所以由我执黑先行。结果我赢了十二目。“皇帝”拿出了笔记本，认真地记了下来。

“皇帝”的侍从里有一位徐先生，他与我是旧相识。我还在北京时曾和他一起下过棋，当时我让他五子。我问徐先生应该如何称呼“皇帝”，徐先生说是“皇上”。和木谷的对局结束的当天下午，宫中的庭园里摆出桌子，我和徐先生开始下棋。

“皇上”也来园子里观局，他对我说：“对手看起来很弱，你多吃些子给我看看。”徐先生闻言，整个人都紧绷起来，将胜负置之度外，抱着绝对不让我吃子的态度，一手一手坚实地走棋。我为了吃子耗尽全力，但想从放弃输赢、一味要活的对手

那里吃子，实在是极为困难。到最后我也没能吃上几子。

对局结束后，我拿出一册新布局的书呈献给“皇上”。“皇上”非常高兴，亲切地和我说话。他身材高大，我仰着头，用北京话跟他聊围棋以及在日本的生活。“皇上”大概平时很少有机会能轻松地用北京话聊天，和我讲话时显得分外愉快。

“皇上”所住的宫殿本来是一家烟草公司，但改建得很粗糙。而他面对态度蛮横的日本外交官也不能动怒，看起来生活并不如意。对比先前清朝皇帝的无限风光，真是让人倍感凄凉落寞。

这次的中国之行是我来到日本后第一次回国，所以印象特别深。

本文选自后浪·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吴清源回忆录》，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转载请联系出版社。
关于“人间”（the Livings）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写作计划、题目设想、合作意向、费用协商等等，请致信：thelivings@163.com
题图及插图：《吴清源》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