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住那个没编制的老师

2017-09-10 20:34:08
2017.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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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皮东小学建校的时候,只有五栋平房、一栋瓦房,老师也是由村委从本村初中文化的村民中选聘的,一男五女,男的叫陈嘉文,年龄最长,且与村长是堂兄弟,被任命为校长,并兼任数学老师。

工资由村委支付,最初的时候,每月仅有几块钱工资,但大家都很有干劲。升学率逐年上升,学校也被评为先进教学单位,陈嘉文作为优秀教师在表彰大会上发言。

1989年,陈嘉文的一个学生考入军校,穿着军装到学校看他。那天,他穿着中山装,踩着黑色绒面布鞋,头发梳得利利索索,一瘸一拐地走向那个学生,郑重地握了手。

盯住那个没编制的老师

陈嘉文的残疾是1987年落下的。乡里组织竞赛,15个学生,3个老师。从学校到考点是4公里的土路,刚下过雨,泥泞不堪。陈嘉文就向村民借了一辆三轮车,18个人勉强挤在里面。

据说,那次学生考得不错,一车人手舞足蹈。结果在翻过一个高岗的时候,一不小心翻了车。

除了几个高年级学生跳了下来,其余人都扣在了里面。陈嘉文对赶来救援的村民说:“别管我,先救学生和老师。”

学生和老师陆续被救了出来,最后救陈嘉文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腿一直被压在下面,再后来,就落下了这个毛病。

那一年,他48岁。

尽管村民们称赞他是一位令人敬仰的老师,但他没有编制。那时候,全校都没有,全乡有编制的老师也屈指可数。

2

1988年,学校有了第一个国办(有编制)老师,是那5个女老师中的一个。通过自学考上了编制,编制下来后,留校任教不足一个月,就被调到了县里工作。

老师们为她送行,杀了一只鸡,放学的时候,去喊陈嘉文一起来吃,陈嘉文推说忙,等快吃完的时候,他背着手走了过来。

“这以后,你就是国家的人了。到了县里要好好干,别给咱皮东小学丢脸。”

说完,背着手又走了。

1990年,第二个老师考上了编制,也是自学进修,也托关系调到了县重点小学。可到乡教办公室申请调档案的时候,乡里死活不放。

“李老师,咱乡有编制的老师还不到20个,您这一走,那不是更少了。如果都走了,咱乡的教育咋发展,这群孩子们啥时候也赶不上人家城里的孩子啊。”

李老师犹豫了。

“李老师,皮东小学现在就您一个在编老师,我们研究决定,任命您为皮东小学校长。”

李老师决定留下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我在皮东小学上学,又是李老师的儿子。

从那年起,陈嘉文成了一名专门的数学老师。

3

那时候,陈嘉文对我的管教尤其严格。上课时候经常提问我,作业做不完不准回家,每次考试成绩都要向我妈汇报。而我的数学总是学不好,新讲的内容,别人都会了,我却不会,他就会用脚踢我。

虽然这些都是我妈默许的,可后来这还是成为他俩之间的矛盾所在。

三月初九,是村里一年一度的庙会,以往每年学校都会放一天假。可这是我妈就任校长的第一年,下令不准放假。陈嘉文不同意,觉得庙会应该放假,让孩子好好玩。

他俩大吵了一架。

晚上回家,我妈抱怨了很久,说万一庙会期间,学生出了安全问题,谁担得起责任。吃罢晚饭,她气冲冲地出了门。我爸不放心,让我跟了去。

她去找村长,说陈嘉文不配合工作,上课总迟到,还经常打孩子。说着我妈把我的衣服撩起来,把身上的淤青给村长看。“陈嘉文不听我的,你好好说说他,要不然以后我的工作没法开展。”

村长说:“陈嘉文这两年情绪波动比较大,你体谅一下他。当初你听他的,现在他听你的。陈嘉文也是老教师了,庙会那天他肯定准时去上课。他多爱他的教育事业,你们共事这么多年,你最懂。他就是嘴硬、脾气犟,心眼不坏。”

正如村长所说,庙会那天他还是去上课了。

只是,我妈常私底下跟别的老师嘀咕,“这以后,他会不会给我儿子穿小鞋呀,上课的时候不管我儿子了……”

事实上,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甚至放学的时候让我跟他一块回家,边走边拿村里的鸡举例,讲算术题的计算方式。

那个时候,我讨厌死他的严加管控了。

1996年,我小学毕业,他57岁。

4

1999年,国家出台了一项关于民办教师入编的政策,全乡几乎所有民办老师都有了编制,唯独他没有。那一年他60岁,村里通知他以后不用再去学校上课了,这意味着他失去了全部经济来源。

谁都没想到,那一年,他竟走上了上访之路。

我妈从乡里开会回来,对我说:“给你个任务,帮妈盯住嘉文老师,只要他一出远门,你就向我汇报。”

我使劲点头,这种类似间谍的情景吸引了我,加上,监视他让我有种报复的快感。

他家没有院墙,堂屋门正对街道,街道对面是我同学家。14岁那年,几乎整个暑假我都在同学家度过。

盯住那个没编制的老师

早上,他起床后,把略有痴呆的老伴搀到院子里,用压井压一盆水,给她洗脸。之后,他去喂鸡、扫院子、做饭,把新割的麦子捆绑捆绑,堆在院子里。中午做好饭,喊睡着的老伴吃饭,之后,午睡一直到傍晚。

但也有特殊情况,比如,早上我去同学家,发现院子里只有他老伴。我便赶紧跑回家告诉我妈:“嘉文老师又去上访了。”

这时候,不管我妈在忙什么,都会立即放下,给乡教办公室打电话,“喂,王书记吗?陈嘉文又去上访了。”

那时候,我还不太明白上访这个词,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觉得是闲着没事瞎转悠,给领导找麻烦,仅此而已。

但我听说,他因为上访吃了很多苦。

最开始,他和一群人一起上访,都是没有解决编制的民办教师。在乡政府门口拉条幅、静坐、吵闹。后来,那些老教师陆续地去世了几个,没去世的也有疾病缠身,人越来越少。

陈嘉文觉得聚众不行了,就托关系把情况反应给教育局。他先是找亲戚,然后找他的学生,后来连他儿子的同学都用上了,可是还是没能解决。

我妈说,这些年他一直在上访,见谁都说,可从未出过县。因为只要一出门,就有人监视他。所以大部分时间里,他就像祥林嫂一样,在村里不断重复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5

2009年,我大学毕业,去乡里办户口转移手续。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背对着马路,跪在乡政府门口的广场上,一张状纸举过头顶。偌大的广场就他一个人,没人搭理他,也没人围观。

我问在旁边开超市的人:“他这是干嘛呢?”

“告状哩!皮东村的一个退休老师,年年告,告了好多年了。”

我瞬间就想起了他,走近一看,还真是。我急忙搀他起来,他抬头看见我,有些惊讶,“你回来了,小陈?”

“老师,你这还是因为编制的事吗?”

“对啊,老师都快入土了,编制不解决,我死不瞑目。”

“那也不能这样跪着啊,您的腿受得了吗?告了这么多年了,即便编制解决了,又能怎样?您缺钱吗?”

他说:“不缺,你哥每个月给我寄回来500块钱,够用了。但是,不公平啊,我教了一辈子书,老了啥也不是,没人承认我。我要挣这口气。”

我把他扶到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来,他抱怨,“你说老师这辈子窝囊不窝囊,教出来那么多学生,老了没着没落的。我去市里打听过,他们说没我的档案,解决不了。你说我咋会没档案呢,人家都有,为啥就没我的呢?”

忽然,他转移了一下话题,“小陈,听说你考上编制了?”

“是,考上了市宣传部,现在分到报社工作”。

“那你是当官了啊?”

“不是,就是普通职员。”

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我的手,“老师时间不多了,再不解决真没机会了。你都是国家的人了,肯定能说上话,帮老师说说,就老师这一个人,解决了吧。”

我想起我的高中同学现在在市教育局工作,即便不能解决,至少也能给他一颗定心丸。“好,我帮您问问,您先回去等我消息,好吗?”

“好,好,我这就回去。”说完,收拾了一下,离开了乡政府。

同学很快给了我答复:教育局的确没有他的档案。至于为什么没有,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1999年在办理全乡民办转国办的时候,有一个硬性指标——教师资格证,他没有。

我把这个结果说给他听,他沉默着抽着烟,半晌才说:“中,你费心了。”

我以为他会就此停下,可没过几天,我妈跟我说,他又去乡里闹了,跪在乡政府门口,一跪就是半天。

6

工作以后,我很少回老家,也没再见过他。直到两年后,他老伴去世,我妈打电话让我回老家给他随礼。

那个时候,他已经很老了,步履蹒跚,头发全白,身体佝偻着。他见我来,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这问那,后来聊到了编制上,我了解到,他还在告。

他儿子小军说,他的膝盖因为跪得时间太长,已经无法直立了。他劝,“爸,咱别告了,跟我去吧,我养得起你。”

他呵斥小军,“我缺钱吗?需要靠你养?”

临走的时候,他问我:“你工作还顺利吧?宣传部可是好部门,有笔杆(能写)才好混。”

“我已经离职了,现在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

他呆住了,看了我许久,有点茫然地问:“有编制吗?”

我说:“没有,民营企业。”

他突然激动起来,骂我,“信球(河南方言,傻瓜),你看你妈打不死你。考个编制多难啊,一辈子铁饭碗,你咋说离职就离职了呢!”

我拉着他的手解释,“陈老师,宣传部是有编制,但工资待遇不高,一个月才2000多块钱,但我去了这个公司,一个月有8000多。”

他不屑一顾地冷笑了一下,我继续说:“我现在的工作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也有五险一金,和有编制没多大区别。编制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更看重成长。”

小军也说,“爸,您做了一辈子老师,培养了无数像小陈一样的人才,没有编制,难道就没人承认您是老师了吗?”

我马上接话,“陈老师,您永远是我心中最好的老师。”

他渐渐平静了下来。

站在一旁的儿媳突然说话了,“爸,有些事一直没给您说。您一直上访,乡里有人曾把情况反映到我们学校。如果您再闹下去,我和小军的工作说不定也会受到影响。”

他松开手,一声不吭地转身就往屋内走,走了一半又转过身,对儿子说:“我老了,告不动了。等办完你妈的事,我就跟你们去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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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听我妈说,他再也没上访过,去了山东,住在儿子家里,偶尔回村上住一段时日,但时间都不长。

2014年,他在皮东村去世。

2015年,皮东小学教室成为危房,于是在附近重新建了新校区。我妈去拆迁现场观摩回来后,她感叹道,“看到那些被拆下来的椽子,我忽然就想起了嘉文老师。记得建校的时候,他砍了家里所有的树,为学校捐了整屋的梁子、椽子和檩条。”

“如果他能看到新学校,不知道该有多高兴。”

为隐私考虑,陈老师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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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