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犯了罪,一切都完了

2017-12-04 16:21:06
7.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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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5年1月,省内发生一起性质恶劣的系列电信诈骗案。 湖北仙桃籍主犯王某伙同多人冒充公检法部门人员,使用改号软件拨打受害人的电话,以“快递包裹藏毒”、“信用卡被冒用”、“企业账户被封”等借口,欺骗受害者将所有资产打入他们提供的所谓“安全账户”内,前后共诈骗受害人、受害单位人民币900余万元。 2015年4月,王某及其同伙先后被抓获归案。为了将省内培植此类案件的土壤彻底清除,省厅要求各办案单位对这起电信诈骗案进行深挖。 次月,我所在的公安局抽调了5名民警组成专班,在省厅技侦、网安等部门的配合下,对向电信诈骗团伙售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相关人员进行了抓捕。

1

5月8日中午,我与同事们进入位于武汉光谷附近的一栋高层住宅中。有情报显示,该栋22楼的一个单位内,盘踞着一个专门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团伙。

在社区民警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我们敲开了目标单位的房门,出乎意料的是,现场并未出现想象中整齐排列的计算机和惊慌失措的人群。房间里,一个三口之家出现在我们面前。

整洁的客厅,温馨的居室,正在准备午餐的男女主人,还有坐在沙发上抱着宠物看电视的女孩。

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几乎要质疑自己的情报产生了偏差。

面对一家三口的错愕,有同事甚至还劝慰他们,“先别紧张,我们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带队领导急忙联系技侦和网安部门,对方表示情报完全准确。

接下来的调查也证实了技侦和网安部门的说法,我们在男主人张超的电脑硬盘里找到了80G的公民个人信息,又在书房的柜子里找到了三个移动硬盘,里面总共存储的公民个人信息总数高达2TB。

这些信息以Excel表格的形式保存,里面详细地记录着一个个陌生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银行账号、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车辆牌号、工商注册信息等内容。

登录张超的QQ号码,赫然看到多个转卖公民个人信息的QQ群,还有频繁的交易记录。

此外,大量银行“黑卡”(通过互联网购买的冒用他人姓名登记办理的银行卡)、记录有交易金额的笔记本、银行转账记录单等物品也被一一起获,面对这些证据,夫妇俩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随后,技术部门在张超的QQ上找到了他与诈骗团伙的交易记录,又从附近银行的ATM摄像头中截取了妻子存取相关款项的视频记录。

一切都已水落石出,我们需要将张超夫妇带回办案场所进行讯问。

临走之前,按照程序,我们还需要对张超夫妇做一份现场笔录。面对民警的询问,夫妻二人似乎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妻子多次小声的询问民警,“能不能少罚点款算了。”

“你不知道自己这事儿有多大?”同事抬头看着张超的妻子。

“嗨,能有多大?不就是些姓名电话啥的,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你看你们兴师动众的......再说这些东西我们也是从别处买来的,没赚多少钱......”

“你账上有记录的就有四五万,你觉得多少是多?”

张超妻子一时哑口无言。

2

我们进屋时,张超夫妇的女儿张晓颖正在看电视。张晓颖20出头,脸上带着学生气。

张超一开始就说,女儿还在读大学,平时一直住校,对于他们夫妻做的事情并不知情,希望我们能够照顾孩子的情绪,让她回避。

做父母的谁都不想在孩子面前现这个眼,我们也理解,便简单和张晓颖谈了几句,安排她回房间暂行回避。

我和同事们在屋外忙着采集笔录、取证、拍照、拷贝资料、拆卸电脑设备时,隐隐听到张晓颖的房间里传来哭声。正在做现场笔录的张超夫妇也停了下来,带着担忧的神情望着女儿的卧室。

带队领导担心张晓颖一个人在屋里出什么事,便朝我扬了扬下巴,示意我进屋里看看。

走进张晓颖卧室,她正伏在床上抱着被子哭泣。看到她这副样子,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好尴尬地坐在她书桌旁的转椅上,有一句没一句地劝她“放平心态”。

张晓颖对我说的话没有任何反应,依旧趴在床上低声啜泣着。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面对找上门来的民警、兴师动众的搜查以及前路未卜的父母,换成是谁也很难“放平心态”。

虽然带队领带没有直说,但我明白,自己此时的任务其实只是“看好”张晓颖,万一她想不开,闹出点事情,我们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竭尽所能地劝说着张晓颖,几乎把自己所知道的、能够宽慰人心的语句都搜刮了个干净,但始终得不到回应。我说得口舌发干,却没有效果,只好闭上嘴巴,也静静地坐在那里。

门外做笔录的对话声一直在持续,又过了好一会儿,我实在无聊便掏出手机,打算解解闷。张晓颖却突然停止哭泣,从床上坐了起来,眼睛盯着我,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我急忙收起手机,也看着张晓颖。

张晓颖思考了一会,终于开口说话了,语气怯生生的,问我她爸妈这次的事情会有怎样的后果。

我就怕她问这种问题。

因为此时,我既无法给她确切的答案,也不忍心将心中预判的结果告诉她,只好模棱两可地说了句,“这个现在还不好说,得看你爸妈的配合情况,具体结果也得依照检察院和法院那边的意思。”

“我爸妈不是坏人,求你们放过他们吧.....”张晓颖的脸上露出乞求的神色。

我下意识的苦笑一下,表示自己现在也无能为力。

我理解此时此刻张晓颖的心态,但父母的大祸已经闯下,法理难容,真不是我们肯不肯放过的问题。

沉默了一会儿,我试着换个话题和她聊几句。张晓颖时年22岁,在武汉某高校读大四,即将毕业,有一个谈了很久的男朋友,希望毕业后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

我与她聊了聊有关学校生活和学习的事情,希望能暂时转移一下她的注意力,但她心中终究有所牵挂,两人的对话时断时续。

谈话中,张晓颖不止一次提到,父母不过是从网上“收集”点资料换钱,没杀人放火,不会有多大的事情。

不知是她真的不懂法律,还是故意安慰、或是欺骗自己,我只好向她简要讲解了一下,“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和认定标准,并希望她对父母的事情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虽然张晓颖还是一名在校学生,但毕竟已经成年了。

张晓颖显然一时难以接受我的劝慰,但也没有什么过激反应,只是坐在床上抹泪。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客厅里的同事通知我现场笔录已经完成,准备收拾东西走人,我起身向张晓颖告辞,走到门口,想起了什么,回头对张晓颖说,“目前事实就是这样了,你是个大人了,有些事情需要撑起来了。”

张晓颖不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无助地看着我。

“方便的话通知你本地的亲戚,过来帮忙处理一下爸妈的事情,后期你爸妈办各类法律手续、聘请律师之类的事情,还需要你们来做。”

张晓颖迷茫地点点头。

初步工作完成,众人准备离开,张晓颖也走出门外,张超夫妻需要向她交代一些事情。

现场看似风平浪静,但其实我内心非常紧张。带离嫌疑人是整个办案过程中最容易出事的环节,尤其此次带离是在他们家中,还当着女儿的面。

同事们经验丰富,两名民警看似无意地隔在张晓颖和张超夫妻之间,而后微微朝我点点头。我感觉没什么问题,便和同事各自掏出手铐,迅速上拷并将张超夫妻二人往门口带。

“妈妈——”张晓颖突然朝我们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我吓了一跳,屋里的同事急忙示意我赶紧把人带走,剩下的事情交给他们处理。

回公安局的路上,同事把车开得飞快。我从副驾驶上回头,看看张超夫妇,他们面无表情,各自望向窗外,不知在思考什么。

3

5月9日凌晨,上级要求连夜突击审讯张超夫妇。好在两人都没有犯罪前科,刑警大队讯问室里,张超和妻子没怎么抵赖,便一五一十地向我们供述了自己参与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经过。

两人原本都是武汉某国企的职工,19年前双双下岗后,张超以开出租车为生,妻子则在亲戚开办的超市里打工。

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一家人齐心协力,自是其乐融融。张超开出租早出晚归,家里的一应事务交给妻子打理。

张超妻子是典型的武汉主妇,精打细算、善于持家,虽然收入有限,但在她的筹划下,不仅家庭生活井井有条,还赶在光谷房价飙升之前置办了一套舒适宽敞的商品房。

在旁人眼里,张超妻子是个“蛮精明”、“路子野”的女人,超市打工之余,她开过淘宝店、做过微商、炒过股票、做过家政、摆过夜市,只要能赚钱的事情都做过。

张超妻子说,她竭尽所能地搜索和尝试任何可能赚钱的门路,一来为了偿还房贷,二来也是为了给家里改善生活。

“女儿大学读的是三本,学费生活费林林总总加起来,每年接近三万块,经济压力大得很。”张超妻子抱怨。

2014年底,一个偶然机会,她从朋友口中获得一条“赚钱门路”,朋友介绍她加入了一个名为“信息服务”的QQ群,花1000元购买了一个文件包,又在另一个QQ群里以1500元的价格卖了出去,转手赚到了500元钱。

整个交易过程仅用了半个小时,张超妻子看着账户里多出的500元余额,心中激动不已,感觉自己找到了一条发财的捷径。

此后,张超妻子便开始沉迷于这一“捷径”,开始只是作为超市打工之余的“兼职”,后来感觉“兼职”有时一天所赚的钱要比在超市辛苦一月的收入还高,便索性辞去了工作,在家成了一名专职的信息售卖商——信息的获取与处理,也不再仅限于QQ群里的买卖了。

张超起初对妻子辞去超市工作专心做“信息服务”感到不解,但看到妻子支付宝账户里不断上升的余额后,也被这条“财路”吸引,主动加入了进来。

有了张超的协助,妻子开始将“业务范围”由线上发展到线下。在“同行”的指点下,张超夫妇陆续从各种渠道购买了一些没有实名认证的手机卡和银行“黑卡”;除了直接购买QQ群里那些已经被整理完成的“二手”公民个人信息外,张超夫妇还通过各种途径,联系上了房地产商、汽车4S店、电信营业厅、旅行社、金融服务企业等单位的个别工作人员,从他们手中购买客户的各种个人信息,自行整理后挂在QQ群和一些非法论坛上销售。

由于夫妻二人所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一手”、“质量高”、“内容全”、“新鲜”等优点,在QQ群和论坛里的销售量一直名列前茅。有些购买者出于各种目的,有时甚至点名要求出高价购买张超夫妻整理的信息。

几个月的时间,夫妻二人卖出的公民个人信息就达到上百万条,看着账户里不断上涨的存款数字,夫妻俩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你们自始至终就没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吗?”我一边打字记录,一边抬头问张超妻子。

她摇摇头,说自己开始确实有些顾虑,但后来听群里的“同行”说这些东西不涉及国家机密,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可以获得的信息,顶多算是“灰色产业”,完全谈不上违法,自己也就打消了顾虑。

4

不到半年的时间,张超夫妇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流水就超过20万,从中获利6.7万。

至于这6.7万赃款的去向,张超妻子说,这笔钱他们一直存着,没舍得花。

“女儿马上大学毕业,男朋友也谈了两三年,双方父母都见过,孩子说他们两人准备考上公务员后就结婚,对方家庭条件不错,已经在汉口买了新房,我们也想给孩子攒钱买辆小轿车。”

“唉,都是讨生活,别的赚钱门路我们两口子也找不到,不都是为了孩子嘛,怕她以后在婆家面前没面子......”

我摆摆手示意她不要继续说了,同时心中暗自叹息,现在已然东窗事发,买轿车给女儿挣面子是别想了,也许他们更该关注自己的行为将会给孩子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警官,我们两口子不懂法,平时从没做过违法犯罪的事儿,这次也真的没安害人的心。你看我们又不是杀人放火啥的,如果把钱退了,能不能放我们一马?罚多少钱我们都认!”另一间询问室里,张超不断忏悔,也不断恳求警方能不能“下不为例”。

“罚钱?你还觉得你们这事儿就是交点罚款这么简单?”

张超也许不知道,在夫妻二人通过售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6.7万元背后,是十几个同他们一样的家庭被骗去了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有的家庭因此破碎,有的受害者因此精神失常,甚至服毒自杀。

我和同事曾在武汉某医院见到一名受害者的老伴,他的妻子被这个诈骗团伙骗去了一生积攒的58万元巨款,得知受骗后当场心脏病发作离世,他也因悲痛过度住进了医院。而侦查结果显示,他老伴的个人信息,就是通过张超妻子收集并售卖出去的。

“这次的事情你们是过不去了,如果真是心存悔意,就把交易的上下线一五一十交代出来,争取个宽大处理吧。”同事冷冷地说着,把一本厚厚的受害人笔录甩到张超面前。

“看看吧,别觉得委屈,上面全是被你卖出信息的受害者情况!”

张超怔怔地看着自己面前的笔录副本,先是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而后绝望地将头抵在了卷宗上。

当晚,夫妇二人如实交待了全部的犯罪事实,并提供了大量与其一同从事公民个人信息搜集和销售的人员情况。根据夫妻二人的供述,公安机关继续出击,将整个通过倒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的地下链条连根拔起。

2015年7月,经法院审判,张超夫妇虽有立功表现得到了从轻处理,但依旧因涉嫌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和五年。

这件案子就这么了结了。

5

2015年底,我再次遇到半年前配合我们敲开张超家门的那位社区民警时,他忽然告诉我,张晓颖死了,跳楼自杀,在2015年8月的一个深夜。

“跳楼死了?为什么?”我眼前浮现出张晓颖的容貌,还有押解张超夫妇出门前的那一声绝望的“妈妈”。

社区民警说,张晓颖今年参加了省公务员考试,已经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成绩很不错。但在入职前的政治审查过程中,因父母涉嫌刑事犯罪已经被公安机关羁押,张晓颖未能通过主要家庭成员的政治审查,被录用单位取消资格。

男朋友顺利考入理想单位,男友爸妈却担心,此次家庭变故以及张晓颖父母的罪犯身份,会给儿子未来事业发展带来潜在危害,便强令儿子与张晓颖“划清界限”。

男朋友考虑再三,最终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向张晓颖提出了分手。

面对家庭、工作和感情的三重变故,张晓颖一时没能找到出口,便在深夜拉开家中阳台的窗户,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你们抓走她爸妈的时候,孩子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考公务员这事儿基本上没谱了,只是心里还有点侥幸,觉得父母的事情不大,应该过不多久就能被放出来,结果......”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后来所里找到了张晓颖的前男友,他是这样说的。”

专案已经结束,张晓颖的父母也早以被收监服刑。我无法获知夫妻二人听到女儿死讯后有着怎样的反应,也不敢去想象,张超夫妇出狱后该如何面对残酷破碎的现实。

“这孩子也真是够惨,事情都赶在了一块儿。”社区民警的表情中既有惋惜,也有无奈。

“那家人也真是......”我忍不住想挖苦张晓颖的前男友一家几句。

“唉,啥也别说了,这种事儿放咱谁身上也难说会怎么做.....”社区民警打断了我的话。

尾声

后来,每当同事提起2015年的电信诈骗专案,我都会想起张晓颖。

心中情绪复杂,难过?惋惜?甚至有时会感到莫名的内疚,但转念一想,又不知自己的内疚从何而来。

更不知她从22楼跳下的那几秒钟里,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与挣扎。

“你说,那孩子跳楼之前,最想不开的是什么?”我问同事。

同事也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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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踏血寻梅》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