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丨千辛万苦逃了计划生育，结果又是丫头

《大国小民》第7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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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1年，我上二年级，妹妹上幼儿班。

进入4月，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江南水乡春天来得晚，走得快。清明一过，各家的女人都格外忙碌——不光要到生产队抢工分，还要起早摸黑，把一家子换下的厚衣裤洗刷个遍。

母亲也洗刷了几天，之后就不见了。父亲跟我们说“你妈到外婆家去了”，我和妹妹便没作他想，照常吃饭上学。

可我们却听见村里的大人们说，母亲是“逃计划生育”去了。

前两年，住在村西、之前连生了三个女儿的婶娘就曾“逃计划生育”过。那段时间，婶娘不光自己成了全乡的“通缉犯”，公婆、两个小姑、自己的男人都被乡里抓计划生育的“小分队”监视着。后来，婶娘“逃计划生育”成功，抱着个儿子回家，成功堵住了那些骂她“绝户”的人的嘴。

原以为几天后就会回家的母亲一直没回来，倒是二表哥来了，把妹妹接到了外婆家。父亲也不瞒我了，说母亲是“逃出去帮我生小弟弟了”。知道后我没有难过，反而期盼起母亲能像婶娘那样，抱着弟弟回家，这样就不会再被爷爷看不起，骂父母“绝屁股”了。

因为生了两个女儿，不只父母憋屈，作为女孩儿的我们有时也会首当其冲，受到排挤。

小奶奶是在这方面最有“忌头”的人，她为了让儿媳生儿子，平时不待见女孩上门。每逢过年，为了不让我们第一个上门拜年，她会预先交代一个虽是同姓、但血缘上已离了三条田埂那么远的男孩早点去她家。有时不凑巧被我们抢了先登门拜年，她的脸就会拉成葫芦那么长。

我家祖上历代都是“贫农”，爷爷奶奶这代为了响应“光荣妈妈”号召，一口气生了8个孩子，儿女各半。在“越贫穷越光荣”的那段时期，家里穷得叮当响，没人愿意把女儿嫁上门，爷爷又不许儿子去做上门女婿，导致四个儿子都20好几了还没成家。

父亲作为长子，28岁时才由亲戚做媒和23岁的母亲认识。外公外婆嫌父亲家人多家穷、奶奶又早逝，后来还是靠着父亲“锲而不舍”的精神把母亲感动，两人最终成亲。

父母婚后，爷爷领着3个叔叔和小姑在村后另砌了房子，把一间单砖薄瓦、只有“吹火棍那么长”的老祖屋分给了父母，同时分过来的还有一屁股债。

母亲虽然个头不高，但在生产队里各种农活都拎得起，许多大块头的妇女都赶不上她；队里分的柴草粮食不够，母亲就学着村里人，拿起麻绳扁担去十几里路外的南山砍柴。

然而就算母亲如此不惜力，在爷爷那里仍旧抵不过不孕的“罪过”。

“老鼠也生不出一只”是爷爷时常挂在嘴上的话。一年后，父亲没得经住家里家外的闲言碎语，开始对母亲恶语相向，甚至拳打脚踢。

直到后来，外公带母亲去看了专门的中医，才终于在结婚4年后生下了我，这也一度挽救了他们濒危的婚姻。

2

如果说我的出生算是喜事，那两年后，妹妹的到来就成了“麻烦”。

母亲如今也常说，她这辈子“没修到婆家”：没过门时，母亲觉得没有婆婆今后可以少点矛盾，哪想“公媳矛盾”更难处理。爷爷在我小时候还会看在是长孙女的面上，难得抱抱我。到有了妹妹，爷爷就直接管她叫“嫌丫头”。

父亲在外做泥瓦活，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在家，里里外外一人操持。本打算生个三胎，但苦于人手不够，母亲一咬牙上了节育环，想等我和妹妹大一点再生。

等到我和妹妹渐脱了手脚时，计划生育却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作为已经有两个孩子、且都是女孩的人家，母亲体内的节育环被乡里“计生办”牢牢地监督着，只许进不许出。

开始，父母还盼望着计划生育很快就能过去，但后来不断听到哪儿哪儿大队有人因为超生，被罚了款的、丢了工作的、甚至房子被扒了屋脊的，父母也就逐渐死了心。

1980年，母亲有段时间一直浑身无力，开始以为是劳作脱力加营养跟不上导致的，便就只在休息上微作了调整，直到后来连锄头柄都扶不动了，才思量去吃药。

吃了一段时间中药草头，没见好，反而连床都起不来了。父亲找来大队里的赤脚医生，赤脚医乘着夜色在路上和父亲说：母亲其实没其它的病，主要是原本应该在子宫上的节育环，掉到了输卵管上，只要把环取出，身体可以慢慢调养起来。

那时，计划生育是高压线，人人都不想碰，赤脚医生也只能私下里隐晦说明。

得知病因后，母亲要求取环。从大队的妇女主任开始，母亲一级级软磨硬泡地向上申请，最后在乡里“计生办”医生的诊断下，又谎称家里有一儿一女，母亲才终于拿到了取环证明。

取出了那个祸害，母亲的身体慢慢恢复起来。按理，“计生办”应该会跟踪母亲及时再上环，可不知哪儿出了问题，一直没人来查，母亲也没主动再去，想乘此机会怀上个儿子。

果然，没多久母亲又怀孕了。父母意见一致——男孩才能要。

那时没有B超，母亲就经朋友介绍，到县城轮船码头那的瞎子婆婆处“摸肚皮”。瞎子婆婆的眼瞎是天生的，一双手不知摸过多少大肚皮，据说准得不得了。

当母亲被瞎子婆婆证实肚子里的是儿子时，激动地千恩万谢。回到家，再结合自己不同于前两胎的害喜反应，和父亲两人更坚信这胎就是儿子。

母亲的肚皮偷偷地大起来，好在冬天的大棉袄藏住了，眼见开春到了四月，天暖和了，母亲便不得不“抛家弃女”，走上了“逃计划生育”之路，成为全乡的“通缉犯”。

那段时间，大队队长的老婆一看着我就会莫名其妙地嚷几句，什么“害死人的，害死全村头人的”。后来我才明白，她是在怪母亲“逃计划生育”，影响了她老公的考评。

3

转眼麦子黄了，母亲已在外逃了一个多月。

这段时间，“小分队”来我家并不算勤快，我还以为他们不抓了。后来母亲说，其实“小分队”一直在调查她的去向，去的最多的其实是外婆和大姨家。事实上，母亲也基本就躲在那里，其他亲戚家也只是偶尔中转的时候落落脚，转个身就要“撤离”的。

外婆家人多，舅舅舅妈们、表兄表姐们在外公的领导下，分工明确、团结一致地保护着母亲。只要“小分队”一来，在村口望风的就会立马回家报信，再派一部分人在前面和“小分队”周旋，后方就快速把母亲藏进某个舅舅家的阁楼深处，或是转到村上关系不错的人家。

一处地方也不能待太久，一是怕“小分队”蹲点，再者也怕村上出“奸细”。在外婆家待一段时间后，在天亮前或在天黑后，母亲就会转到大姨家去。

等母亲到了大姨家，大姨一家就会进入“备战”状态，连6岁的表弟都会“参战”。大姨家村前有条大河，过河必须坐渡船。那段时间，大姨不但不许表弟带小朋友到家玩，还每天给他派任务：吃完饭必须去渡口玩，如果看到一队人马摆渡，马上回家报告。

“小分队”还真找到了大姨家。可当他们还在渡船上时，大姨大姨夫就已经把母亲转移到了对门的书记家。大姨夫和书记交情好，自从母亲住进大姨家，姨夫就和书记打好了招呼。

“小分队”到了外乡的村上，会先寻求当地支援，自然就到了书记家中。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在书记家楼下喝茶，母亲就躲在他们头顶上。

4

有段时间，父亲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砌房子，就让我晚上去小姑家睡。

有天早上，我刚起床就听到门外有人大声嚷，说我母亲回来了，还没听清楚后续，我就撒腿往家跑。

一到家傻眼了，屋里屋外全是人，乌泱乌泱的。

有人把我拉进灶窝，小声告诉我，父亲已经被“小分队”隔离在别处，母亲就在阁楼上——原来，“小分队”接到检举，说我母亲在家，天还没亮透就来堵了前后门。母亲情急之下爬上了阁楼，死活不下来。

大家都好奇，母亲都快8个月的身孕了回家来干嘛？不是往枪口上撞吗？——后来母亲告诉我，她是惦挂我一个人在家，快端午节了，特意走了18里路从外婆家回来，想送几只粽子给我。她满打满算，计划从天刚擦黑出发，到家也不会太晚，再连夜走，应该不会让人看到，哪想正好撞上邻村的人在加班加点地给麦子脱粒。

母亲不敢穿过灯火明亮、人声鼎沸的打谷场，只得等他们夜工结束。可刚收割完麦子，田里光秃秃的，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母亲只好咬牙走到一处坟堆边，一直躲到后半夜一两点，场头上终于机停灯熄人走。

顾不得露水打湿了衣裳，母亲赶紧摸黑回家。她绕到后门，拿着放在外面的晾衣竹竿捅进门缝弄出声响。黑暗中，父亲听到母亲压低声音的呼唤，都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母亲得知我睡在小姑那里，便解下背在肩上的粽子，说要马上走，担心路上有人看到去检举。父亲不忍心，叫母亲先睡上几个小时，说不一定这么倒霉，在半夜被人看到。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天还没大亮，“小分队”就上门了。

我进家时，“小分队”的人正对着阁楼喊，让母亲下来。母亲带着哭腔的声音从阁楼上传下来：“不下！不会让你们杀了我孩子的！”

我那时年龄小，不明白母亲下来的后果，更不明白他们嘴里的“引产”是指什么。人越来越多，就像看露天电影时一样多。有人骂“小分队”作孽，肚皮这么大了还不放过；也有人怪母亲，好端端地回来干嘛；更多的则是互相打听，看热闹。

我家的阁楼是几张竹片、几根毛竹搭成的，上面平时只堆些柴草和杂物，不住人。父母上去都要踮着脚，小心翼翼，从不允许我和妹妹上去，因为只有他们知道哪儿块承重大、哪儿不能用力踩。“小分队”看出我家阁楼不结实，担心人一上去，阁楼承载不住塌陷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们虽从别处扛来了梯子，但顶多是站在竹梯上，不敢踏上阁楼，只是人会轮流守在阁楼下。

直到下午，母亲才边哭边骂地踩着竹梯一步一步走下来，到离地面还有三四级的时候，母亲大喊一声“我不活了”，从竹梯上一跃而下，直接跌坐在地上。

“小分队”一拥而上，架起母亲连拖带抬到了屋外，直奔早就候在河埠的机帆船。母亲一路哭喊，不断挣扎，到了船舱更是直跳直蹦，没人能近得了身。

河两岸挤满了人。爷爷在岸上正跳着脚 ，骂“小分队”是刽子手，杀了他孙子，不得好死。我夹在人群中，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扯着嗓门大哭起来。

终于，母亲在筋疲力尽中昏厥过去，顿时船上岸上一阵骚动。岸上的人直呼“出人命了！出人命了！”船上人更是手忙脚乱。最终，“小分队”在一片谴责声中，放弃了将母亲带去医院做引产。

母亲被抬到家中放到床上，有人高声喊“快去叫医生”，有人掐母亲的人中、喊母亲的名字。一团混乱中，“小分队”为了对一天的工作有所交代，把我家的大衣橱、堂屋用来吃饭的方桌、夏天乘凉的竹床都搬到了机帆船上。

好在母亲最终醒来了，爷爷通知我的大姨，连夜又把母亲转移走了。

5

再次见到母亲已是暑假，她抱着第三胎、我的小妹回来了。

母亲是在外婆家生的小妹，当看到盼了几个月的肚皮里滚出来的还是丫头后，所有人都泄了气。母亲不思吃喝，把随意包裹的小妹扔在一边。但到了半夜，小妹哭声传来，母亲还是把她搂进了怀里。

亲戚中有人劝，“这丫头别要了”，但外公阻止了，“阿猫阿狗都是一条命，何况这还是一条人命。”

母亲回来的第一天，家中热闹起来。每见到一个来家中探望的人，母亲都会像做错事一样说：“还是闺女。”探望的人安慰母亲，“丫头一样的啊”，可语气本身就很勉强。

我爷爷更是没踏进我家门槛一步。

有人帮父母出主意：“逃计划生育”的孩子属于“黑户”，不光报不到户口，队里分什么都没份，为了长远考虑，可以把小妹过继到比父亲小4岁、仍在打光棍的三叔名下，依旧由父母抚养。父母有点动心，但三叔拒绝了：“丫头最终是别人家的人，不值得我担此斤两。”

又有“好心人”来上门说，不如把小妹送人，他已打听好了一家，在邻县，对方夫妻不会生养，一直想抱个女孩回来，但有个条件，今后两家老死不能来往。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一夜，还是舍不得，天亮后拒绝了那个“好心人”。

就算再难，母亲都没放弃小妹。她说：“我在坟头上趴过、船头上昏过、走过夜路，逃过、跳过、蹦过，小丫头都好好的，她天生是要来世上的人。”

小妹三四个月大的时候，有天下午，本门婶婶找到在村东头割草的我，要我赶快回家，说母亲把自己关在了屋里，前后门都关死了，哭得声嘶力竭。

原来，那天母亲碰到三姑妈，三姑妈是所有姑妈中最牙尖嘴利的，说话刻薄，因爷爷的关系和母亲处得很僵。三姑妈嘲讽母亲：“这么兴师动众地还以为是儿子，怎么生了个女儿出来？生前不知道，生出来总知道了吧，你怎么不弄死算了？还要抱回来，丢什么人现什么眼呢？”

母亲当即就和三姑妈吵了起来，边上几个妇人幸灾乐祸，母亲一气之下跑到家中，抱着小妹大哭起来，越哭越伤，关起门来，想和小妹一起一死了之。

回到家，我在门外哭，母亲在门内哭，在村上做活的父亲闻讯赶来，撞开门，一把夺走母亲身边的农药瓶，吼道：“只能生丫头怎么啦？只要我没嫌弃你，外人的话当他放屁！”

6

没多久，“小分队”终于来秋后算账了。

母亲被带到医院做了结扎，同时，大队一张1200元的罚款单也到了村里，母亲拿到时手都在颤抖。我家是大队里几个超生户中罚得最多的，母亲不服，先后到村里、大队部闹了几回，最终减掉了300元。后来，小妹只要一到外婆家去，外婆村上的人看到她就会说“900块的丫头来了”。

家里被搬走了衣橱、台子、竹床后，真正成了“家徒四壁”。一家人吃饭只能窝在一张缺了一只角的矮桌上；没了衣橱，我们的衣裤一直不停换地方，特别是过冬的衣被，母亲只能包好放阁楼上，倒也成了老鼠撒尿做窝的好去处。直到我升初中，几件家具才再陆续置齐。

那年生产队分稻子，我家几乎没分到，母亲到村里争论，反被他们奚落一番。

晚上，母亲抱着小妹在灶窝里哭；父亲拿着竹刀,在村上前前后后转了几圈，声讨的音量在一片寂静中显得苍白无力；我站在门槛上，泪眼朦胧地看着门外青条砖地上的几堆稻谷。

来年，田地承包到户的政策下来，我家分到了五亩多地。得知消息的当夜，母亲打直大门，对着南天作了三个揖：“老天开眼，我家小丫头饿不死了。”

编辑：任羽欣

题图：《我们天上见》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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