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了,河流边的故乡

2018-05-21 16:39:57
2018.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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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旅法作家申赋渔在外漂泊多年,但始终不能忘记自己长大的那个小小的村庄——申庄。即将知天命的他,又重回少年时,以往日故事回溯那些渐渐消失的乡风乡俗。 在田野里撒欢奔跑、与父母亲人共享天伦之乐、偷吃野花野果……靠着这些美好的记忆,我们就能对抗住粗糙的现实、焦灼的心绪和纠结的情感。

我的家乡在长江下游北岸的平原上。

长江流到苏北高港的时候,拐了一个大弯。从这个弯向东伸出一条小河,沿河长着一排很老的银杏树。随着这银杏树往东,不急不忙地走上二十里,河边突然就出现了一个热闹的小镇。小镇叫新街。小镇的东头,河水又向北流出一条小河。这条小河边上的树就杂了。槐树、柳树、樟树、枫杨等等,高高低低地长出一条凉凉的林荫道。林荫道旁边是三三两两零落的人家。不时有狗蹿出来,发出几声吠叫,然后就有主人钻出来,朝狗叱一声,回头对你抱歉地笑一笑。

小河一直流进了村子。刚到村口,突然一折,横在了村前,然后再一折,钻到了村子的深处。弯弯曲曲的河水把小村子分割得错落有致,让许多人家都能够临河而居。

这条流淌在申村里的河,叫“半夏河”。

叫它“半夏河”,是因为村子西南角河边上的一座土地庙。每年“夏至”这一天,周围村庄里的人都要过河来祭土地神。夏至是夏天第四个节气,特征是“半夏生,木槿荣”,夏天正好过了一半,于是村里村外的人就把这条河叫“半夏河”。

看青

春天的时候,由于担心有人或者小动物偷盗庄稼,小队长请了我爷爷去“看青”。

申村大片的耕地,在半夏河的南岸。做活的人们,每天都要踩着吱呀作响的小木桥过去。一过小木桥,在左手的河岸边上,有一棵高大的刺槐。刺槐树的底下搭了一个小草棚,爷爷就住在这个棚子里。因为看青的人夜里是要守在地头的。

棚子是我的木匠爷爷自己搭的。他用两排长长的树干,架成了一个“人”字形的骨架,再在两边的斜坡上铺上高梁秆和稻草。棚子里面的泥地上铺着麦秸,软软的,透着一股清香。爷爷比较讲究,奶奶又给他在麦秸上铺了一张草席,荞麦枕头也是专门从家里拿来的。

每年春天,草棚边的刺槐树上会开出一串一串白色的花。花是甜的,村里人很喜欢。因为树上有刺,采摘很不方便,要在长竹竿的顶端绑一把张着口的大剪刀,夹着花枝子一扭,一串花儿就落下来了。要不了那么多,就分一把给你,分一把给他。

刺槐花拿回去,在开水里烫一下,立即捞出来,在冷水里泡一泡,拧拧干,然后调在鸡蛋里,在油锅里一炒,一盘槐花鸡蛋就好了。或者加上小葱和盐,和在面粉里,煎成槐花饼,也好吃。

有时候爷爷会亲手来采刺槐花。他当然不是为了做槐花鸡蛋或者槐花饼。伯父从半夏河里抓到鱼了,用草穿着鳃,活蹦乱跳地送过来。正好是刺槐开出花苞的时候,爷爷就采一把回来,做“槐花清蒸鱼”。

半夏河里有好多鱼,可是这些鱼都是属于村里的。平时钓上一两条可以,或者空手钻到水底去捉几条也行,不能用网。

消失了,河流边的故乡

撒网捕鱼是个大场面,那都是在过年之前。全村人一起出动,热闹地站在半夏河的两岸。河上撑来两条船,几个精壮的小伙子向河里撒下网,再沉重地拖上来。一网又一网。船撑到哪里,人们就跟到哪里。网到一条特别的大鱼了,捕鱼的人就手捧着举过头顶,两岸的人们大声喝彩“好!好!”。

捕来的鱼堆在小木桥北岸的晒场上。家家户户拎着篮子过来。鱼是按人口分的,一人两斤。篾匠用秤称着。小队长喊到谁家,谁家的人就过来,欢天喜地拎了鱼回去。

过年分鱼是传统。大年三十晚上,家家把鱼煮好,可是不能吃,要放着,冻起来,大年初一再端上桌子,这叫“年年有余”。大年初一也不能吃鱼,这一天忌荤腥,要吃素,这叫“吃斋”。因为年初一这天,神灵都在,这是最庄重的一天,必须“斋戒沐浴”。初一吃素,同时也表明这是“惜生积德”的一家。

从捕捞到大年初一,已经盼了好几天的鱼,到大年初二端出来待客时,才可以真正享用。这一天,姑妈们拎着茶点礼品回家来拜年。爷爷、奶奶朝南坐在椅子上,等外孙们一个个磕头。磕完头,给一个红纸包着的小红包,里面只有一角钱,可是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大数目了。

初三、初四、初五,天天有亲戚来拜年。所谓置办年货,就是给拜年的人准备的。过年这几天,最高兴的是我们这样的小孩,有好吃的,还能疯玩。爷爷奶奶也很高兴,众多的晚辈天天围着他们,嘘寒问暖,送吃食,送烟酒,送他们最拿得出手的礼物。往往在这时候,爷爷会拿出他的权威:“来来,给我捶个背。”小孩子们一哄而上,在他的背上乱打,他就哈哈大笑:“行了,行了。林儿妈,给小伢儿拿吃的。”

“林儿”是我大伯的小名,“林儿妈”是我奶奶。奶奶答应一声,就从厨房端了山芋、糕糍粑、花生糖等好吃的过来。所有这些好吃的,都是奶奶做的。小孩子们并不敢立即伸手拿,要等爷爷拿一块,放在嘴里尝过了,点点头:“不错,吃吧。”他们才把手伸出来,奶奶在每人手心里放一块。吃完了,还可以再要。

村里面的妈妈们,也会在过年这几天来我家,就是来走一走,喊爷爷一声。说是拜年,其实是想让他“看青”的时候,不要太严厉。爷爷对每一个都是客客气气,但是不送她们出门,都是奶奶一个一个,把她们送到院子外面。

“看青”这件事,爷爷也才做了一年。当时是因为什么事,跟奶奶赌气,正好小队长找人看青,他就去了,这样可以不住在家里,算是一个老人的“离家出走”。他去看青之后,庄稼既没有大的损失,也没有弄得鸡飞狗跳。村里人都很满意,他自己得到了更多的尊重,也高兴,虽然与奶奶早已和好,今年又继续住在野地里。

小满过后,爷爷把大槐树底下的棚子收拾好,背了铺盖住过去。我和奶奶就每天晚上来给他送饭。奶奶迈着小脚,拎着一只竹篮子,里面是一盘菜,一碗饭,一只长嘴的白瓷茶壶和一只茶盏。我抱着一只竹壳的热水瓶,走在她的旁边。家里的小黄狗也跟着过来了,一会儿跑到前面,一会儿跑到后面。

我们到了,如果爷爷不在、到地里去巡视了,我们就在桥头坐下来等。小黄狗“呼”的一声就跑没影了,它去找爷爷。

奶奶把碗、盘、茶盏从竹篮里拿出来,摆在桥板上,然后从长嘴的白瓷茶壶里倒出一盏茶。茶还没凉,小黄狗就又窜了回来,对着我们直摇尾巴。这时候,就听到爷爷轻轻一声咳嗽,不紧不慢地从庄稼地里走了出来。我朝他大喊:“爷爷,今天有红辣椒。奶奶说要辣你,你怕不怕?”

爷爷说:“好,好。”走过来,用手拍拍我的头,靠着桥栏杆坐下来。他先要喝一盏茶,喝完了,看着河水定一定神,才拿起筷子吃饭。他吃饭很仔细,很认真,碗里从来不肯剩一个饭粒。

吃好了,奶奶把碗筷拿到桥下河水里去洗,洗碗的时候抬头问爷爷:“不曾有事吧?”爷爷掏出他的水烟壶,嘴里应道:“不曾有事。是有个人,我咳了一声就走了。”“不曾打照面吧?”“不曾打照面。我走得远了才咳的,不会难为情。”

一般从田地里顺手牵羊捞点粮食回家的,都是妈妈们。她们知道爷爷就在附近,她们也知道爷爷看得到她们,她们下手并不过分。只要不过分,爷爷就不会过来。实在有不自觉的人,爷爷才会在远处咳一声,提醒她离开。

爷爷“吧嗒”“吧嗒”地吸起水烟,烟壶上的火星在他的呼吸间一明一灭,这在夏夜的河上是十分协调的。河面上到处都是萤火虫。一层薄薄的雾,贴着水面流动着,使得萤火虫的闪烁,一会儿迷蒙,一会儿清晰。

黑暗里的虫鸣潮水般涌起,又骤然停下,像是有人拿着指挥棒在指挥。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闲话,等到爷爷的烟吸好了,茶也喝好了,他带着小黄狗又去田地里走一走,我就随着奶奶回家。

我十岁的时候,奶奶去世了。奶奶去世后,就埋在半夏河北岸的一块坟地里,离爷爷“看青”的那个小棚子不远,隔着河,斜斜地对着。奶奶去世的时候,村里的田地刚刚分到各家各户,再也不需要“看青”了。可是爷爷不让把那个棚子拆掉,他还要住在那里。伯父和父亲怎么劝他也没有用。

父亲先是请了篾匠去说,爷爷不听;又请了剃头匠去说,爷爷还是不听。这两个人是跟爷爷最要好的,他们说不下来,就真没办法了。

伯父带了工具,去把槐树底下的小棚子修理得结实些。爷爷不看他,搬了一把凳子,坐在大槐树底下看半夏河的水。

我一放了学,就去看爷爷。喊他一声,他抬起头,应一声,又专心用小刀和凿子,雕刻手上一个扁扁的盒子。

在乡下,一个人去世之后,会把他的名字写在一块细细长长的小木牌上,再在这个木牌下面,加一个小小的木头座子,让它立着,样子就像一个小小的墓碑。这叫“木主”,也叫“牌位”。牌位放在每家堂屋里的香案上,过年过节,或者亡人忌日时,都要烧香祭拜。人去世了,他的灵魂偶尔还会回家来看看的,回到家里,就停驻在这个牌位上。家里最重要的物件就是这个牌位。如果搬家了,什么都可以扔下,唯有牌位一定要带着。没有牌位,跟去世的亲人就真正割断联系了。

爷爷雕刻的,是罩着奶奶牌位的一个木盒子。我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家的牌位上罩这么一个盒子,最多就是在上面扎一小块红布。爷爷是想把奶奶的牌位装扮得更堂皇、更珍贵些。

奶奶去世后,爷爷不再吃早饭,午饭也不定时。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到伯父家或者我家。伯母和母亲,无论在做什么,看到他回家了,就立即停下手里的活计,给他做饭。他就静静地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着。常常是下一碗面条,炒两只鸡蛋,这样最快。

每天晚上是我给爷爷送饭。爷爷吃过饭了,自己到河边去洗碗筷,洗好了,递给我。然后他就在槐树底下的凳子上坐着,小黄狗缩在他的脚旁边,一动不动。他既不喝茶,也不抽烟,原先那套讲究的仪式完全没有了。我陪他坐过一会儿,他就站起身,说:“回吧。”我们一起过小木桥,我往家走,他拐弯往西,沿着半夏河的北岸往奶奶坟的方向去。

他每天晚上都到奶奶坟地那边去转一圈。奶奶的坟离河岸有几十米,在许多坟的中间,没有路通过去。爷爷只是从河岸上走过去,走到坟地附近了,站一站,看一眼,就又折回头回他的小草棚。

这年的冬天很冷,过了小寒,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雪,雪积得厚厚的,都不好走路了。

爷爷的草棚在大槐树的底下,大槐树西边不远,就是小木桥。过了小木桥到半夏河的北岸,往前走上几十米,左手边是一排房子,这是村里的猪舍,养猪养牛的地方。五大间草房子,结结实实,有屋顶,有墙。养牛的篾匠一个人住在这里。分田到户了,照理这个猪舍要拆掉,老黄牛也要卖掉。篾匠舍不得,到处求人,大家就算了,还让他住在这里,一牛一人为伴。

小木桥上积满了雪,篾匠烤了几只山芋拿过来送给爷爷。爷爷躺在被子里,没有起床。篾匠掀开门帘子喊: “木匠,木匠。”

爷爷轻轻答应一声。篾匠走到他旁边,蹲下来,用手在他头上一摸,额头上滚烫的,爷爷在发烧。

篾匠赶紧回村子喊我伯父。伯父跟伯母正在门口铲雪,把铁锹一扔,急急忙忙往小木桥跑。

伯父帮爷爷穿好衣服,伯母扶着,让他趴在伯父的背上。伯父把爷爷背回村,送到我们家。爷爷的房间在我家,他是一直跟我们过的。父亲在学校里上课,有人给他捎了信,他连忙请了荷先生,陪着一起回家。

荷先生给爷爷开了几服中药。妈妈在厨房的角落里,侧着竖起两块砖头,上面放一个陶盆,给爷爷熬药。过了十多天,爷爷的重感冒才好。伯父和父亲早把他的棚子拆掉了。

爷爷走到半夏河的岸边,看了看对面孤零零的大槐树,叹了口气,不再提要出来住的话。

奶奶是1980 年去世的,爷爷1993 年去世。这十几年,爷爷大部分时间就坐在家门口的椅子上打瞌睡。

花生

半夏河的水已经涨满了,小队长站在河边上,大声地喊着:“上工啰——”喊声从雨里穿过去,钻进每户人家。

小村的寂静常常被这样巨大的声音打破。村子里人人都有这样的大嗓门。老远见到了,他们就会高声招呼。隔着一大块田地,也能快活地说笑。一家来客人了,只要进了村,就听到一路大声的问候。孩子们更是早早就狂奔着跑过去报信。在这无遮无拦的声音里,村子里没有任何秘密。加上鸡鸣狗吠,整个村子从早到晚都热热闹闹。直到天黑了,才静下来。

1958 年,我们这个热闹的村子并入了“人民公社”。所有的土地归了集体,所有的人也归了集体。每天做什么,都听小队长的吩咐。小队长原先是裁缝。“公社化”了,没有人做新衣了,裁缝就当了生产队的小队长。小队长很少笑了,整天黑着一张脸,做出威严的样子。因为日日的呼喊,他的声音不只响亮,又有了非同一般的穿透力。现在,他招呼上工只需喊一声,长长的一声。

这是1976 年的春夏之交,雨已经连着下了好多天。小队长的呼喊刚一停歇,雨雾濛濛的村子里就传来“踢踏”“踢踏”的木屐声,男男女女撑着黄色的油纸伞朝生产队的仓库走过来。仓库的前面是晒场,晒场的前面是猪舍,猪舍的前面是半夏河。

最先到仓库的却是孩子们。他们身上披着塑料雨披,光着脚,踩着一个又一个小水洼,像骑着一匹匹小马,飞一般地奔跑着,要让雨披在身上飞起来。他们喜欢下雨。

雨天是没法下地干农活的,可是也不能闲着,小队长召集大家到仓库里剥花生。花生收下来的时候,装了好几个大囤子,可是大部分要交公粮。刚刚晒干,就送去了公社的粮站。只留一点点,在过年之前,分给各家各户。家家在大年三十的时候炒熟了,装在盘子里,在大年里端出来待客。雨天来仓库里剥的,是特意留下的花生种。过几天,就要种到地里了。

小队长用秤称好斤两,分给每个人。花生倒在筛子里。剥花生是轻松的活计,大家可以快活地说笑。剥下的花生米就留在筛子里,花生壳呢,投进地上的口袋。等完全剥好了,再称一称花生米,缴回去。一斤花生能剥多重的花生米,小队长是有数的,谁也不敢偷。花生壳可以带回家。壳子是很有用的,冬天火盆的取暖,全靠它了。

整个小队的人都来了,混杂在一起。说着,笑着,开着荤荤素素的玩笑。有的老人渐渐听不下去了,就咳一声:“小伢儿都在边上呢。”

孩子们根本就不在意大人们在说什么,他们有自己玩的。

他们在仓库里的柱子和粮囤之间捉迷藏,或者不为什么,就是疯跑。雨哗哗地下着,门口的水像河一样在淌。调皮的男孩子会把手伸出来接水,然后洒在别人的头上。女孩子们用纸叠着小船,一只一只放到外面,让水把它们带走。比赛谁的不翻掉,谁的跑得远。

有人捡了小石子,朝航行的小船扔着,想把它们砸翻。小船的主人惊惶地伸开双臂,挡着、推搡着,大家闹成一团。我侧着身子,把脚伸到大门的外面,向水里一跺,溅起高高的水花,又立即缩回来。

正玩得高兴,小队长忽然骂了起来,用手指着我:

“饿死鬼转世啊?从小这么馋,手脚不老实,长大了还不做强盗!”

我才六岁,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回过头惊恐地看着他。

“怎么了?”母亲放下手里的筛子跑过来。

“怎么了?你看不到他嘴里在吃啊?偷花生米吃,还怎么了?”小队长用他的大嗓门嚷道。

仓库里的人都静下来,只听到手剥花生的声音。

“队长,我家大鱼儿是不会偷花生吃的。”

“不会偷?你看,他嘴里还在动呢。当我是瞎子啊。” 队长瞪着眼睛,朝母亲吼。

母亲走到我旁边,蹲下来,轻声跟我说:“你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她掌心朝上,伸到我的嘴边。

我吐了出来,是一枚一分钱的硬币。

“不要把钱含在嘴里,脏,”母亲说,“去玩吧。”

母亲没有看小队长,又回到她的位置上继续剥花生。我一时还不敢动,抬头看看小队长,小队长脸色阴沉着,突然朝另一个孩子喊道:“作死啊。”那个孩子正往一个粮囤子的顶上爬。

小队长去撵那个孩子下来,孩子的妈妈也大声喊着。仓库里又喧哗起来。我忘了玩,就站在门的旁边,一直看着四处跑来跑去的小队长。小队长一眼也不看我。

母亲喊我:“大鱼儿,你回家去。回家跟弟弟玩。”

母亲把透明的雨披罩在我的身上,外面的雨还在哗哗地下。我跑出仓库的门,沿着半夏河往家跑去。小河的水已经漫到路上了,我踩在路边青草的上面。草刚被羊啃过了,断了的草叶口子,发出青涩的味道,踩在脚下,有点刺脚,痒痒的,让你停不下来。

雨终于停了,屋檐上还在滴滴答答滴着水。母亲回来了。她刚把鼓鼓囊囊的袋子放下,弟弟就迫不及待地扒翻了,摊在地上,在一堆花生壳里翻找着。

以往的时候,我们总能从里面找到一小把的花生米,那是母亲故意放的。可是这个晚上,我们找了一遍又一遍,就找到几粒。弟弟才三岁,虽然都给了他,他还是大哭起来。他嫌少。

很快就立夏了。天一放晴,就要种花生。种花生是妇女们的活儿。所有的妈妈都来到仓库前面的晒场上,人人腰间系一个围兜,排着队,到小队长那里去领花生种子。孩子们也跟着妈妈们来玩,在晒场上乱跑。

小队长的面前放着两个大木桶,剥好的花生米就放在这木桶里面。花生米早已被尿泡过,泡过了,人就没法偷吃了。用尿浸泡花生,不只是要让它带有恶心的味道,更是附加一种强烈的侮辱。妈妈们走过来,解开小围兜,小队长用瓢舀了尿味刺鼻的花生米,放进她们的围兜。

妈妈们依然在说说笑笑,包了满满一围兜的花生米,朝广阔的田野里走去。种花生是很累的,要一直弯着腰,一只手拿小铁锹挖开土,另一只手捏两粒花生米放进去,再把土盖上。一个小坑接着一个小坑地往前,直到种满这片空阔的田地。开始的时候,妈妈们还是在一条齐齐的线上,不久,这线就断了、乱了,就各自为战了。小队长在田埂上跑来跑去,指挥着,要这个密一点,要那个疏一点。然而他洪亮的喊声,也是越来越远了。

妈妈们都变成田野里的一个个小点了。孩子们不着急,他们就在晒场上玩。他们在这里等太阳落山,等妈妈下工。

小队长在分发种子的时候,知道每个人该发多少,什么时候可以收工。当他站在田中央,大喊“放工啦”,这时候,所有人围兜里的花生米,都已种进了泥土。她们纷纷直起了腰,背对着夕阳,往村口走来。

“放工啦——”,这声音一响,孩子们立即停止了玩耍,他们站在晒场上,四处张望着,看自己的妈妈在哪个方向。等认清了,就一个个朝她们跑过去。跑到她们的身边了,就像撒欢的小狗,扯她们的袖子,拉她们的手,围着她们直转圈圈。

我也跑到了妈妈的旁边。妈妈的围兜还系在腰间,我就牵着这围兜。妈妈俯下身子,嘴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跟我说:“在太爷爷坟旁边的沟沿上。”

妈妈们都进了村子,孩子们在村口打闹着。太阳还有最后一点余晖。孩子们追着、跑着,所有孩子都已经得到了妈妈们的暗示,他们等小队长回家了,不见了,才循着这暗示,慢慢地,在夜色完全到来之前,消散在了村外广阔的田地里。

我朝太爷爷的坟跑过去。因为清明过去不久,太爷爷的坟还是新的。走到坟的旁边,我突然觉得一阵害怕。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妈妈留在沟边上的那把花生,一粒粒捡起来,放进裤子的口袋,转过身,拼命往家跑。

弟弟看到了花生米,高兴得直跳。妈妈从井里打了一桶水,把花生米泡在水里。弟弟一会儿来看一下,一会儿来看一下。吃过晚饭了,弟弟不肯睡,要吃花生。妈妈捞出来几粒,闻一闻,点点头说:“没味道了。”弟弟一把抓过去,一捂,就全进了嘴里。

妈妈又递了几粒给我。我拿了一粒放在嘴里,一嚼,不仅不甜,还有一股怪味。我立即吐了出来。

“妈妈,我不吃。我头疼。”我说。

奶奶也跑过来。奶奶用手摸摸我的额头:“会不会撞到什么了?大鱼的妈,‘站碗’看看呢。”

妈妈就端了一碗清水,拿来一双筷子。她把筷子竖着立在水碗里,嘴里喊着亡人的名字,喊一个,松开手。筷子如果站住了,不倒了,就是这个人惹我了。这时候,要给他上一炷香,烧几张纸钱,跟他说:“不要跟伢儿搭话啊。”跟我搭话的,是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邻居家的爷爷。

头疼第二天就好了。可是之后有好些年,我都不能吃花生。每次剥开壳子,闻一闻,我就觉得头疼,就不想吃。

草屋

半夏河从南沟往北一拐,变成东汕河,我家就在东汕河的西边。

我离开故乡之后,住过许多不同样的房屋,可是我最怀念的,还是我出生的、我长到十多岁还一直住着的草房子。

我家的草房子有三间。其实是一长间,中间砌了两道墙,隔成了三个一般大小的房间。左边是爷爷和奶奶的卧室。卧室里就一张床和一个粮囤。床前面有一个木头的踏板。因为床高,要踩着踏板上去。我每天晚上都会坐在这踏板上听爷爷讲一会儿故事。爷爷坐在床上,披着衣服跟我说话。奶奶坐在另一端的床沿上,就着油灯纳鞋底,偶尔会抬起头来,笑眯眯地看我一眼。

家里的油灯都是用装过药片的小玻璃瓶做的。用铁皮剪了一个盖子,中间有个小洞,灯捻子就穿在这洞里。等到结出灯花了,灯光暗下来,爷爷就会赶我走,让我去睡觉。

“熄灯了。”爷爷高声说。

听到这声音,母亲就会走进来,牵着我的手出去,轻轻给他们带上房门。然后就会听到“噗”的一声,奶奶吹灭了放在她面前的矮几上的油灯。

客厅里的油灯还是亮着的,放在纺车旁边的一个小板凳上。妈妈在这里纺棉花。有时候半夜醒来,我还听到纺车嗡嗡的声音。

纺车放在客厅靠右的墙边上。左边的墙边放着一张四方的桌子。桌子是榨木的,八个抽屉上雕着倒骑毛驴的张果老、吹着洞箫的韩湘子、拎着竹篮的蓝采和等等,一共八个仙人,正在过海。几乎家家都有八仙桌,因为这是待客最重要的家具。来客人了,就把这张桌子抬到客厅的中间,先推出最德高望重的人,面朝南,坐在主位上。其他人再依次坐下来,一边快活地说笑着,一边等着厨房里的饭菜。

靠最里面的北墙,摆着一张供桌,上面放着祖先的牌位、香炉和蜡烛。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毛主席像正对着大门。大门朝南,终日开着。门当然是木门,木门也不开到边,要留一点。有客人来了,看不见主人,就轻轻一推,门轴就会发出吱呀的响声。木匠的手艺越好,这门的吱呀声就越大,越好听。主人远远听到门的声音,就知道有客人来了,远远地高声应道: “ 哎!”

客厅的右边,就是爸妈和我们的卧室了。里面只能面对面放两张床。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在床上睡过。他们总是在我们睡着后才入睡,等我们醒了,他们又早已起床。

一到夏至,麦子收过了,麦秸晒得脆脆的,家家户户请了人,攀到屋顶上,扔下黄黑了的去年的草,换上新鲜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夜里,我们就在麦秸的清香里甜甜地睡去。

墙是土墙。用两块木板,夹着泥土,一层层夯实了。土墙夯好了,结实得很。不管风吹雨打,多少年都不要换。许多野蜂在墙上钻了洞,做成了自己的窝。

我一手拿一个小玻璃瓶,一手用一根小草去洞里掏它们,看它要出来了,立即把瓶口对着洞口,野蜂就会钻到瓶子里。我在瓶子里早放了采来的花,希望这蜜蜂会在里面酿蜜。奶奶看到了,就会慌张地说:“小乖乖,快放掉。把它弄死了,嘴角会长疮。”我一面嘴里说,我才不怕呢,一面赶紧放掉。

我不知道是真会长疮呢,还是奶奶在骗我。不过我的嘴角是刚刚长过疮的。奶奶陪我到铁匠家,剪了他家山羊的一撮胡子,回家烧成灰,用豆油调成糊糊,涂了好几天才好。

因为是土墙,不能太高。所以,草房子都是矮矮的。进出大门的时候,大人们都要低一下头,像是朝门神行礼。大门上贴着尉迟恭和秦叔宝的画像。一人拿铁鞭一人拿铜锏,瞪着眼睛,看每个从这里进出的人或者晃荡的幽灵。对于门神,没有过多的礼遇,只在过年的时候,把旧的撕掉,换上新的。门神就显得更加精神。或许,这算是给他们换新衣吧。

大门外是一棵粗大的柿子树,枝叶繁茂,几乎盖住了半个院子。树不高,我轻易就能爬上去。有时候连吃饭都是坐在树桠上。柿树结的柿子太多,到该摘的时候,要赶紧摘下来,左邻右舍,一家家送过去。如果等上几天,就全被鸟儿们吃光了。不过不要全摘了,要留一些给鸟儿们。特别是喜鹊,最喜欢柿子了。如果你全摘了,喜鹊们不高兴,兴许就不来你家了,树上就会长虫子。村子里几乎所有的果树,都要留些果子给鸟儿们的。如果哪家摘得光光的了,走过的人就会指指点点,说这家人“独”。这个字的意思很多,有“吃独食”的意思,也有主动与这世界隔绝的意思。

柿子从树上摘下来,并不能立即吃。这时候吃了,嘴里又苦又涩,舌头像是变厚了,缩不回去。柿子要放在竹匾里,用炉灶里柴火的灰盖起来,过两天,等它红透了,再拿出来。把表面薄薄的皮轻轻一揭,里面就会露出蜜一样的肉来。

柿树在西边。桃树在东边。春天的时候会开一树的花,花很好看。结的桃子不大,上面长了一层细细的绒毛。我们喊它毛桃。吃的时候,要认真洗。桃子虽然不太甜,甚至还有些青涩,可是咬一口,又爽又脆,嚼着很快活。摘毛桃的时候要分外当心,叶子上总藏着一种叫“洋辣子”的毛毛虫。这是一种可怕的带刺的毛虫,被它碰到了,手上立即就会肿起一条红痕,又疼又痒。这时候要用马齿苋的汁来涂。

马齿苋、半边莲、薄荷等等,就在树的旁边。院子里的树很多,有杏树、李树、皂荚树、枣子树等等,被一大圈的竹篱笆围着。目的是不让外面闲逛的鸡啊鸭啊跑进来。院子很大,因为里面还长着各种蔬菜,所以篱笆就很长,上面爬着丝瓜、扁豆、豇豆,像是一道深浅不一、色彩斑驳的墙。

老银杏树太大了,只好留在篱笆墙的外面。银杏树底下是一条小路,卖豆腐的、卖麦芽糖的、卖鱼的来了,就歇在这银杏树的底下。一声吆喝,声音响得很,半个村子都能听到。左邻右舍就从各自的家中走过来:

“来条一斤多的吧。”

“好嘞。来什么客了?”卖鱼的问。

“小孩他三姑爹来了。”

“稀客,稀客。”

小路弯弯曲曲地伸出去,把邻居们一家家连在了一起。沿着小路弯曲的,就是半夏河。小河同小路出了村就分开了。河往大江大海里流,两旁长着野花的那条小路呢,伸向了另一个村庄。

过了十多年再回来,我一直想着的那个故乡已经没有了。半夏河干了,窄了,断了。小路也不见了,变成了直直的、一棵杂草也没有了的水泥路。院子没有了,草房子没有了,邻居们也不见了,只剩下一棵又病又老的银杏树。

浦睿文化《半夏河》浦睿文化《半夏河》

本文选自浦睿文化《半夏河》,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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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我们天上见》剧照
插图: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