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的母亲,陪我治了八年肾病

2018-05-22 18: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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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打小时有记忆起,我总是希望自己生病——这样我就可以不用上学,不用写作业,还能得到身边人更多的关注。

上苍大概是听到了我的心声,2000年,我读五年级的时候,这个奇葩的愿望实现了。

早在11岁的年龄,我就体验到了后来电视上频繁播放的那句广告词:感觉身体被掏空。夜晚,我起床上厕所的次数更是达到两位数;白天,我顶着一对眼袋赶往学校;冬天,体育课上简单的热身运动,也能让我汗如雨下,累倒在操场边干呕。

母亲察觉出我的异常,第一时间带我去了医院。医生拿着我的尿检报告审视一番,用笔圈出其中一项指标,随即起身,推开身后的玻璃窗,一只手撑着窗台,一只手伸出手指,比出个“四”,对着对面那栋楼大喊:“检验科!检验科!刚才那个叫张小冉的女娃,尿蛋白是‘四把加’吗?确认无误吗?”

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医生回到座位上,面色凝重。埋头写下几排字,把检查报告夹在病历本里,推给母亲:“带孩子去华西看看吧,我们这,看不了。”

华西医院是以治疗疑难重症闻名全国的,在成都,非特殊情况谁都不会去那里,听医生推荐我们去那里复查,母亲眉头紧锁,变得不安起来。

母亲捏着病历本,刚跨出医院的大门,就伸手拦停了一辆出租车,带着我直奔华西医院。母亲本是个十分节俭的人,我不懂她为何如此急迫,没有像往常那样,翻出记录公交车路线的小本子查询公交路线。但母亲表情严肃,我不敢开口询问。

华西医院人满为患,我用透明塑料杯盛满尿液递给检验科,检查报告却显示一切正常。母亲不信,一再告知对方,我在另一所医院查出尿蛋白选项有“四个加”。她一边用手拉住检查人员,一边在挎包里翻找上一家医院的尿检报告。

检验人员看了报告之后,犹豫了几秒钟,决定再为我查一次。果然,第二次尿检报告上“尿蛋白”又是“四把加”。

医生拿着报告,认真地给母亲讲解:每个人的肾脏都是一个过滤系统,像个有筛选能力的漏斗一样,为身体留下营养物质,把废物排走。但我的肾脏出问题了,它把蛋白质也送走了。

我听不懂,却没心没肺地喜形于色,心里盘算着:太好了,我应该可以好几天不用去学校上课了。

我牵着母亲的手,一蹦一跳地跑下楼,刚走出华西医院大门,母亲居然哭了。母亲是个很强势的人,在独立抚养我的过程中,她是万能的。这是我第一次见母亲流泪,从这之后,她的泪腺闸门就好像被彻底被炸开了:

我和表妹在家玩捉迷藏时,无意间推开厨房的门,看见小姨正拿着纸巾递给母亲,母亲在哭;半夜起夜经过客厅,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抽烟,烟头忽明忽暗,母亲看见我,用手胡乱地抹了把脸,借着月色,仍然能看见母亲眼角闪烁的泪光。

我不知道自己生病这些年,母亲经历过多少个类似的无眠之夜,我只知道,母亲学会了抽烟,这一抽就是十多年。

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一晚上往返厕所数十趟,觉得太影响我的睡眠。隔天,就为我准备了一个尿盆,放在卧室里,方便我半夜解手。

我有些害臊:“不行,我都五年级了,同学要是知道我还坐尿盆,会嘲笑我的。”

母亲说:“我帮你保密,不会让同学知道,妈妈不会笑话你的。”

母亲真的从来没有嘲笑过我,每天帮我清洗尿盆时,我时常看到她用袖子偷偷擦去眼泪。

2

从华西医院回来,母亲帮我向老师请了长假,我住进了医院。

母亲每天24小时守着我,她失眠的毛病更严重了,医院病房里禁止抽烟,她就站在走廊尽头的阳台上抽。她半夜去阳台的次数,比我起夜的次数还要多。

母亲开始变得很迷信,她固执地认为:千禧年是她的本命年,她没有穿红内衣和红内裤,才会招来霉运。在病床前,她和小姨念叨:“我的本命年,可是为什么遭罪的是我女儿?”她花重金给我买了一块小金佛,用红绳子拴紧,让我时刻带在脖子上。

出院后,我回到学校。从那时起,我彻底告别了体育课,后来干脆连课间操都不去了。

对学生而言,起床是一件痛苦的事,母亲经常打电话向老师请假,老师便允许我晚到一小时。偶尔,我也会在母亲面前装出很疲惫的样子,光明正大地赖床,也不知道她看出来没有。

小学毕业前夕,某节体育课上,我像往常一样坐在操场边上当观众。语文老师来到我身边,问我:“小冉,你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了?”

“不知道,反正每天就按时吃药呗。”我觉得还是应该把病情说严重点,才能方便下次请假,忽然心里又有点懊悔,随即补了一句:“王老师,你问我妈妈吧,她比较了解情况。”

“你妈妈,她……一提到你身体状况,眼泪就在眼里打转,我就不忍心问了。”王老师说。

2002年,我上初中以后,开启了上午在学校读书、下午在医院输液治疗、周末去医院门诊复查的生活模式。在摸清了医院看病的全套流程后,我拒绝了母亲的陪同,独自在医院和学校之间穿梭,享受着挑大梁的快感。

我对医生说:“过去的这一星期,每晚仍然是尿频、尿急,还尿不尽。”接着身后患者们发出阵阵惊叹声,每个人都在夸我:“小小年纪居然说出这么专业的词汇,一看就是老病号了。”我听到后挺直了腰板,沾沾自喜。

病友之间混熟了,大家会优先让学生看病,这样我也不用大清早去排号了。

病历越写越多,医院自带的病历本太薄了,母亲就买了一本厚重的硬壳笔记本代替它。

那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母子一起来看病,等孩子看完,家长看到我母亲一坐下,就会凑上前问:“这个病会遗传吗?”

这个问题,我也曾听到母亲偷偷问过医生。

我总觉得母亲想太多,有时候会很不耐烦地抱怨:“干嘛操心那么久远的事?我还是个孩子,遗传不遗传的,我一点都不在乎。”

初二下学期的一次诊察,医生建议我换成激素治疗试试,让我把母亲请过来,一起敲定方案。我自豪地说:“我妈妈没来,每次都是我一个人看病。我自己的身体我能做主,我妈妈都听我的。”

医生却说:“你们母女俩真奇怪,每次都是一前一后地来,给你讲完一遍,还得给你妈妈讲。”

我很疑惑,走出门诊部,用IC卡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知她治疗方案有变。让我大跌眼镜的是,5分钟后她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原来,母亲从来就没放心过我,一直默默跟在后面。我锁紧眉头,一个人闷头往前走,余光里,母亲小心翼翼地跟在我身后,这更让我火冒三丈。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气什么,大概是觉得母亲破坏了我独挑大梁的虚荣心。

我没有征求母亲的意见,选择接受激素治疗方案。并且每天心情愉悦地吃掉12颗“强的松”(药物名称,又名泼尼松),仅仅是因为觉得自己长些肉会变得更好看些——门诊导医台有一个秤,我每次站上去,都是1米58、70斤。曾有亲戚调侃,说我的肋骨可以弹琴,看着我就知道家里穷。我不甘示弱:“我家才不穷,我妈妈赚的钱都买药了,我的药可贵了,有人体胎盘、有蜈蚣、还有鹿茸,贵得吓死你!”

我的确从来没有感觉到我家和“贫穷”二字沾边:在同龄人都在赶公交车或者骑自行车上学时,母亲怕我累着,给我买了一台2000多元的电瓶车;后来,她又怕我往返医院时会出什么紧急情况联系不到她,还给我买了一台手机。这两款初中生界的“奢侈品”,让我成为班级里走在前端的“弄潮儿”。

后来我才得知,这些都是母亲全年无休、用上完正常排班再连轴转通宵夜班换回来的。等我知道时,母亲已经熬了2个月的通宵了。我很心疼,但母亲却说:“反正我也睡不着,还不如干活,能多赚点医药费,还能避免我胡思乱想。”

3

激素治疗,会伴随着8小时的输液进行,每治疗一次,几乎一整天都要耗在医院里。

那段时间,药物副作用特别强烈,刚输上5分钟液,呕吐感会排山倒海地袭来,肠子吐到绞痛,仍无法终止那般生猛的势头。我再也不能一个人去输液了,只能同意母亲的陪同。

每天中午,母亲挖空心思给我准备午餐,我却发现自己吃什么就会厌恶什么,连曾经最爱的泡椒凤爪,也是闻到味道就开吐,直到现在,它仍是我深恶痛绝的食物。

有一天,母亲在医院对面的饭店里买回来三菜一汤,还打包了一只烤鸭。母亲拧下一个鸭腿,举到我嘴边,提醒我两天没吃东西了,“多少都得吃上一口”。

肥腻的鸭腿散发出的味道,让我当场就吐了,下意识用输液的那只手使劲推开:“拿走!拿走!”动作太大,输液瓶被我扯了下来,砸在我手背上,针口处突突地冒着鲜血。

母亲一边喊护士,一边手忙脚乱地用纸巾帮我止血,急到忘了手上还捏着鸭腿。我感觉到手背一阵火辣辣的疼,抑制不住怒火,用另一只手抓起鸭腿,使劲一甩,正好把鸭腿丢到了赶来的护士脚边。

母亲一愣,接着抓起白色的泡沫饭盒,一股脑全丢进垃圾桶:“变着花样伺候你,你是我祖宗,你到底想干什么!不吃拉倒!”接着转头离开了病房。

我脑袋“嗡”地一声,夹杂着巨大的委屈,坐在床上哭成了个泪人。

等母亲再次返回病房时,我还在抽泣,想主动跟母亲说话,可一张嘴却哭得更厉害了——母亲手里提着和之前一样的三菜一汤,还带回来一罐可乐。

母亲红着眼睛又对我说了一遍:“你两天没吃东西了,多少吃点。妈妈给你买了一罐可乐,你念了好久了,等吃完饭,妈妈就想办法给你喝。”

我从小就最爱喝可乐,可生病后,我就再也没有碰过。医生不让我沾凉饮料,特别是这种碳酸饮料,没想到最遵医嘱的母亲,竟然会主动给我买。

母亲所说的办法,是借来隔壁病友的铁皮饭盒,把开水灌进饭盒里,然后把可乐放在热水里,模仿热袋装中药,帮可乐提一下温度。

接着,母亲拿纸给我擦眼泪,笑着告诉我马上就有可乐喝了,别哭了。可是忽然,易拉罐“砰”的一声炸开了,可乐通过裂缝,“呲呲”地喷向四面八方。

我一下子就崩溃了,觉得心底有一块地方也跟着易拉罐一起炸开了。

母亲赶忙拿起纸巾,蹲在地上反复擦拭地砖缝里的可乐,看着她的样子,我忽然意识到母亲不再是我印象里的“超人妈妈”了。

这么多年,母亲一直在保护我,可她也只是个女人啊,我心里揪着疼,厚重的负罪感铺天盖袭来,自己真是太糟糕、太差劲了。

我没想到激素的副作用如此强悍,我的骨骼线提前闭合,再也没有长高过,却横向发展到145斤。小小的白色药片,把我的身体膨胀到以前的两倍。我在医院输液的部门,经常能看到十多个像我这样的孩子。有一次,听到一个路过的大人指着我们说:“全长一个样,一看就是激素娃娃,唉,造孽哦。”

那段时间,半夜我上厕所,拉开灯,镜子里就印出一张浮肿的脸,胖到极致,形态夸张,睡觉时我时常被镜子里的自己吓醒,便再无睡意,睁眼到天亮。后来,我在看《大话西游》时那个顶着猪头套的角色时,总会全身不适,因为总是会联想到镜子里的自己。

暑假刚过完,我一跨进教室,就被几个男生团团围住,他们尖叫着问我:“我X,你还是张小冉吗?你吃什么了?被催肥成这样?”

本来初一时,我还曾被列入过“班花”名单,身边有过好多新的朋友。可是胖了之后,我发现很多人开始和我保持距离了,大家装着不经意地打量我,像围观一头稀有的怪兽。我想,如果我这般样子,有人还是对我好,那一定是值得我珍惜一辈子的朋友。

我常常形单影孤地站在母亲身边,壮硕地像一头熊,走几步就喘得厉害。母亲也不嫌弃,逢人都介绍:“这是我女儿。”

我开始讨厌逛街,讨厌去买衣服。我受不了销售人员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后,说“没有合适的码子”。时常店铺里最大码的衣服,穿在我身上都会呈现出一个滑稽的效果,像极了我们这里一道知名小吃——缠丝兔。

母亲察觉到我的抵触情绪,故作轻松地逗我:“咱们多划算啊,给同样的钱,买同样的衣服,布料却比别人多,赚了。”

说这些话时,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表情,如果我笑了,她就会松一口气。

4

我重新可以正常咧着嘴笑,是在2006年我上高二之后。随着“强的松”越吃越少,身上的赘肉也渐渐离我远去。这时,母亲也知道我已重新融入学校集体生活中了——老师在开家长会时,点名批评了班上早恋的学生,名单里有我。

家长会刚结束,我就收到了风声,心想“完蛋了”。可回家后,母亲并没有质问我,甚至那几天都没提这个事。

这让我每天过得提心吊胆,最后决定给母亲写一封信,坦白从宽。

我挖空心思地描述那个男生对我多么好:每天坚持帮我用开水烫中药,督促我吃药,帮我买早饭,提醒我不能劳累;我们一同学习,共同成长;我又如何爱护自己,保证不做出格的事……

信件压在母亲枕头下的第三天,我按捺不住了,终于鼓起勇气,主动询问母亲读后感,母亲犹豫了一下,说:“那男孩子知道你生病的全部情况吗?”停顿了一下,又说:“女儿,你听妈妈说,你得和那男生说实话,不能瞒着人家。”

我心知母亲默许了我,开心极了,一个劲儿地说:“他知道,他知道,他啥都知道。”

我被喜悦冲昏了头,完全没去思考母亲的担忧。很快,这份担忧就应验了。

高三,老师开始为升学率做打算。我虽然断断续续耽误了很多课程,但好在成绩还不错,并且选择走艺术生方向,有了升学保障,老师对我很重视。

只是男朋友就没那么好运了,他作为“标准学渣”的不二人选,被老师劝去当兵。那不是他的志愿,他直接拒绝了。

老师给男朋友的母亲打电话,直言不讳地表示,你儿子放弃自己大好的前程,是因为张小冉。接着,又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我男朋友在学校里是如何照顾病怏怏的我的。最后,老师推心置腹地劝告男朋友的母亲,你儿子必须去当兵,否则,他把张小冉送去大学,他就无路可走了。

那之后没多久,一天晚自习结束,我们走出校门,男朋友把他的校服披在我的身上,并排走向公交车站台。我要乘坐的公交车正缓缓驶入站台,男朋友把耳机塞在耳朵里,拨通了我的电话——这样路上可以聊天。

忽然,有人大力扯掉了我身上披着的校服,连带我的头发都有强力的拉扯感。等回过神来,就看到男朋友的母亲一把拉着他往自己的电瓶车上拽。

回家路上,我的耳机里传来一阵阵刺耳的声音:“她有病!她会拖累死你!你养得起她吗?你必须给我去当兵!儿啊,她会拖死你!妈不会害你,摊上她,你这辈子就完蛋了……”

声音断断续续,我却听得真真切切。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母亲的顾虑没错。

我看着公交车窗外的灯火,摸出手机,挂断了电话。忽然心里一紧,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接着,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我刚张口喊了一声“妈妈”,就觉得喉咙被什么东西哽得生疼,再也说不出话。我哭得很过瘾,母亲一个劲儿地让我别哭,自己却和我一起哭了起来。

听见母亲的哭声,从那一刻起,我就暗暗下定决心,从此以后,只对母亲“报喜不报忧”。

5

2007年,整个高三,我的病情都在反复。“蛋白质”后面的“+”,像老鹰捉小鸡里母鸡后面的一串小鸡,任我如何用力甩,它们都死不松手。

母亲的心情也随着我的病情跌入谷底,开始了急病乱投医。她在报纸的角落里看到了一个小广告,说某家医院是肾病方面的顶级医院,就拉着我奔去了。

那里的医生拍着胸脯保证,我的病一定能治好,然后给我们开出一张高额的医药费单,一副中药500元,喝两天。一个月中药费接近8000元。

那时母亲已经下岗了,重新找的工作一个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钱。她拉着医生的袖子,问医生能否便宜点。

“求你了,求你了。”母亲反复重复着这句话。这三个字只有在我生病初期,母亲坚信是本命年带来了噩运、去拜菩萨时才会说的。看见母亲央求医生的样子,我忽然觉得自己真的是个拖累,连累母亲同我一起低人一等。

医生拿出一个本子,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患者的年龄和金额,推到妈妈面前:“看,还有一副药收1200元的,收你500元,是看你孩子生病多年,我太想治好她了,收的成本价。”

母亲见诚意不能打动他,只能选择妥协。母亲先购买了一副中药,出医院大门后,拐入一家中药房,让药房人员帮忙照着中药单再抓几副药。但对方表示,某些药材被人刻意碾碎了,无法精确判断。我们换了几家中药房,结果都是如此。

从第七家中药铺走出来后,我问母亲怎么办。

母亲牵着我的手,坚定地说:“治。”

说这话时,成都已是阴雨绵绵的季节,小雨细细密密地滴在脸上,母亲的坚定,让我忽然觉得雨水也是暖烘烘的。

药品昂贵,我的一副中药要争取反复熬制,喝上3到4天。去医院复查时,尿蛋白仍是时有时无,不见好转。那个医生指责我们不按规定服药,一个劲儿地强调,“必须坚持3个月”。

在我坚持服药的第二个月,报纸刊登出黑医院名单,给我开中药的那家医院赫然在列。母亲带我再次去复查时,整栋楼已经人去楼空。

得知自己被坑了之后,我十分心疼被骗走的买药钱,母亲看我一个人生闷气,还拍拍我的肩膀宽慰说:“没事啦,你不是嫌坐公交车晕车,抱怨这太远了吗?这样以后都不用遭罪了,咱们还是回大医院继续看。”

母亲说得很轻松,可是我知道她已经没有钱了,母亲下岗再就业,在公司签的是临时合同,每天都担心自己会被辞退,抱怨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眼睛也不好,每天晚上都拼命地学习公司发下来的资料,生怕断了收入,让我无法继续治疗。

我开始恨自己,恨自己只知道花钱,却没有赚钱的本事。也开始变得特别抠门,如果花掉了不必要的开销,我都会生自己好久的气。那时的我,变得特别重视钱,母亲常常嘲笑我“掉钱眼里了”。

6

高三下学期,我再次入院,选择做肾穿刺活检手术。之前因为年纪小有风险,医生一直不建议,一直优先尝试其他治疗方案,如今实在不行了,最终决定取出肾组织,查出确切病因。

手术前,有半个月的排期。排期期间我每天百无聊赖,不是端个饭盒去餐馆里打饭吃,就是去小卖部看电视,偶尔去网吧聊QQ。我开始拒绝母亲陪同——这一次,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多能耐,只是舍不得母亲操劳,不忍看到她担心的样子。

母亲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我告诉她,我现在可厉害了,在餐馆吃完饭,赖着不走,就等着餐馆的老板忙完,帮我把饭盒洗了才离开;昨天,我在医院门口买了一条银手链,带了一晚上就变色了……我努力向母亲证明,我在医院过得很愉快。

住院的第四天,隔壁床位来了一个小姐姐,她是婚检的时候查出尿里有血。

小姐姐和我聊梦想、聊电影、聊旅行,只是说到她丈夫时,眼光暗淡了:“小妹妹,和你说你可能不明白。我住院前,就听到婆婆对我老公说,如果查出来有问题,趁没孩子,赶紧离。我才和他结婚一个月啊,他怎么能这样……”

看着她焦虑的样子,我忽然明白了当年母亲的种种担忧。

手术结束后,需要24小时完全平躺,枕头都不能垫。医生反复强调,让我尽快排尿。由于我适应不了躺在床上如厕,憋得很痛苦,加上麻药褪去,疼痛感袭来,我感觉自己被人拦腰斩断了,躺在床上一个劲儿喊:“受不了了。”

母亲给我买了婴儿用的隔尿垫垫在我的屁股下,又把病房厕所的水龙头拧开,让我听这流水声,刺激排尿。我听到水流声,看着母亲偷偷背过我,用手臂去擦眼泪,我忽然觉得耳边的流水声像大坝泄洪一般,“哗”的一声,冲垮了我,在病床上嚎啕大哭起来。

肾穿刺活检报告出来了,我是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医生说,虽然我的病程是整层楼的病友里时间跨度最大的,但由于我长期接受治疗,“养护”着我的肾,所以我是当天所有参加活检的病友里,病情最乐观的。“所有的功劳,都该留给你妈妈,幸好这八年,她一天都没有放弃过。”

后记

小学六年级以前,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导游,后来我意识到自己行不了万里路了,便把同学录上“梦想”一栏改成了“医生”,我自以为对肾病方面的了解已到了专业的高度。

随着身体逐渐恢复健康,我从当初每周复查一次,到如今每年复查一次。不知不觉,向医生阐述病情时,我开始掰着手指头数给医生听:“大概十八年前,我第一次查出尿蛋白四个加……”

复查频率降低,让我将“专业知识”抛到了九霄云外。如今,我做着一份普通的职员工作,朝九晚五。

去年,当初的那个小姐姐再次联系我,说她在华西医院门口租了一个房子,守着医院怀孕,“冉妹儿,其实我已经记不住你的样子了,但是,你一直给我力量哦”。

她之所以会告诉我这些,是因为她知道,我也是一位母亲了,有了个健康活泼的宝宝。

有了宝宝之后,我理解了母亲当年所有的心路历程。我爱我的孩子,就像母亲爱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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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母亲》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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