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没有学历的老古，到死都没有身份

《大国小民》第801期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the livings）“大国小民”栏目出品。联系方式：thelivings@vip.163.com

2003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小县城，虚度了3个多月后，得知县城里几个街道办事处要通过考录面向社会招聘“协税员”，便去报了名。

老家属于欠发达地区，地方财政紧张，街道办的日常经费常常捉襟见肘。2002年，县里为了提升社区公共治理水平，组织了一次去南方的考察，街道办主任们在亲眼目睹了南方同行们财大气粗的排场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想办法找来钱的路子。

在街道办主任们的一致要求下，县里批准同意把税务局一些金额不大、且人力不足无暇开征的“零散税种”交给街道办来征收，用作街道办经费补贴——其实就是主要针对在街道上摆摊的流动商贩，征收一些“营业税”，每个摊位每天两元。

本来，街道办主任们已经内定了自己家亲戚的孩子来上岗，不料税务局领导认为税收工作政策性强、敏感度高，担心靠关系上来的人素质良莠不齐，税款收不上来事小，造成不良影响事大，于是执意要求面向社会考录。

县里领导从善如流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便有了此次考试。

因为协税员是“自收自支”的事业编制，工资不是财政拨款，收入没有保障，许多人都不屑一考，竞争不激烈。我顺利地通过了笔试、面试，又经过一轮岗前培训，便和一个姓赵的小伙子一同被派到了东山街道办事处上班。

1

我和小赵被安排在街道办下属的城管大队办公室里上班。屋子不大，四张旧办公桌两两相对，其余便是靠墙的椅子和沙发，八九个人每天挤在这里聊天、办公，倒也热闹。

我和小赵虽说是街道办的人，但业务上属于税务系统。税务所给我俩发了税务制服，领徽肩章胸牌大盖帽一应俱全，揣着领来的一沓沓票据，我俩便像模像样地去了辖区里的十字街。

十字街这个片区早年是片荒地，建国初期随着一家大型国企的迁入开始繁荣起来，后来企业改制，工人下岗，昔日的繁华已然不复存在。如今这片城乡结合部已经自发形成了一个市场，到了夏天傍晚，烧烤、小吃、冷饮全部登场，人声鼎沸，很是热闹。

这里从来没被税务局纳入征税范围，我们两个“大盖帽”的突然出现，着实突兀。尽管我们在前两天就印制了一批宣传单，沿户分发，以图事先告知，但到了实际征税这一天，还是遇到了空前的阻力。

尽管在岗前培训的时候，税务局的人就私下提醒过跟游商摊贩打交道要有思想准备，但真的走进乱哄哄的市场里，小摊贩们张嘴就是“还没开张呢，没钱”、“自己家吃不了的拿出来换几个零钱，不让卖我就走”、“别人都交了我们再交”，当我执意要求一户烧烤摊主交费的时候，那个一脸横肉的汉子瞪着眼睛道：“我们下岗工人做点生意容易吗？老子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看着这阵仗，我们两个面面相觑，收税工作没办法继续下去，只好灰头土脸地败阵而走。

这工作感觉根本没法干，收不上来税我就没工资，所以当天我便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不想第二天刚进办公室，一个同事劈面一句：“你那个姓赵的哥们儿辞职啦。”

小赵的不辞而别打乱了我的如意算盘——现在我再提出辞职，似乎有点不识大体。出了门，下楼时迎面遇上一个穿着城管制服的男子，擦肩而过时互相点了点头，这人姓古，也是城管大队的，我喊他“古哥”。胡思乱想之际，手机响了，街道办的一把手徐主任要我回到楼上，去趟他的办公室。

徐主任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乱哄哄好些人。徐主任是个黑瘦的老头，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蓝色西服，站在办公桌后面高门大嗓地吩咐着什么，领了工作的人陆陆续续往外走，一会儿屋子便空了，只剩下刚才下楼时遇见的老古。

等待的当口，我心里也已打定辞职的主意，只是还没容我开口，徐主任就机关枪一般发话了：“小赵早上来我这儿，说啥也不干了，不干拉倒！我知道收税的活不好干，不用怕，老古你认识吧，我派他帮你收！”

接着，他转头冲着老古说道：“你跟街里那些做买卖的都认识，给我好好收拾一下他们，看他们谁敢不交，别动手就行！还有，城管的活儿你也别撒手，一起干！”

说完他又转向我：“正好你也算是咱办事处的人了，不忙的时候帮城管干些活。就这样，没别的事了，你俩去吧，干不好看我不收拾你俩！”

这场谈话，压根儿就没让我说一句话。

2

老古比我大15岁，高我半头，体格健壮。他打小不喜读书，高中没念完就辍学了，在社会上打打杀杀了几年后，进工厂当了一名保安。23岁那年，一天晚上夜巡遇上几个偷电缆的贼，动起手来，他把其中一人打到颅骨骨折。他本以为自己立了功，结果厂长发现赔的医药费远远高于那点电缆钱，最后虽然老古免于刑事责任，但也失去了这份工作。

晃悠了两年后，赶上街道办招聘一批临时工，经人介绍，老古就来了，一干就是十多年。

老古勤快敬业，待人义气，平时单位组织的打扫街道卫生、清理违章搭建、铲小广告、入户调查，他都是一员主力，同事们不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是跑前跑后的。只不过他脾气依旧暴烈，一言不合挽袖便上，在清理街边占道经营时，很容易与人发生争执，不是把人打了就是把东西砸了，惹过几次祸，单位帮着才压下来。领导既喜欢这个遇事能冲在前面的干将，也总担心哪天他给单位惹出大麻烦。虽然找他谈过几次，可都没什么效果。

后来等老古娶了媳妇，人就慢慢稳当了——因为他开始盼着自己的临时工身份能够转正：媳妇没工作，岳母跟着他们过，一家人就指着这点工资过日子。这两年县里财政越发吃紧，老古总担心哪天开不出钱来。他已年过不惑，身无长物，一旦失业，一家人就得喝西北风。

当年跟老古一批进来的几个临时工都陆续走了，只剩下他和发小老窦还在坚持。街道办的领导走马灯一样来来往往，每换一任，老古都先到领导那里表态自己一定好好干，希望领导找机会给自己转正，领导们也纷纷表示有机会一定给他，可留给老古的却都是失望。

直到3年前，新官上任的徐主任才跟老古推心置腹说实话：街道办属于政府的派出机构，无论是行政编制还是事业编制，只能通过考录的方式，而你没文凭，直接转正根本是痴心妄想。老古这才死了心，可又无处可去，只好继续干下去，虽然也不偷懒耍滑，但热情却已不似从前。

虽说协税员是自收自支，可对于老古来说，这也是个能够保障收入、稳稳当当干下去的好工作。本来徐主任正为老古的事情发愁，老天爷开眼，让那个不开眼的小赵辞职滚蛋吧，正好腾出个位置给老古。

让老古去收税是徐主任自作主张，没跟税务所那边打招呼，但他相信对老古来说，收个税根本不算问题，这样一来，老古和我的工资也有了保障。徐主任答应老古，只要税额收足，他和我一样按在编人员待遇开工资。

前天老古把一个来街道办告刁状的妇女推了个跟头，刚才他上楼时还在忐忑，已经预备好了要挨顿臭骂的准备，却没想到好运突然降临，有些不知所措。看他激动的样子，估计如果不是我在旁边，他能给徐主任跪下磕个头。

3

我意外有了强有力的搭档，决定暂时把辞职的念头放一放。

回到城管办，我手里还拎着小赵交还给徐主任的那身制服，心想小赵老古身材差不多，这身衣服直接给老古穿得了。一转头，老古却不见了，我来到走廊上，看见他正在另外一头低声打电话，兴许是在给媳妇报喜。

中午请老古喝酒，想着哥俩好好聊聊，对以后开展工作也有帮助。走时顺便喊上了老窦，老窦和老古从小学到高中一直一个班，老古高一被开除，老窦是高二，后来两人一起进了街道办，一起“临时工”到现在。

我们在路边找了一家小酒馆，点了酒菜开始推杯换盏。我和他们不是很熟，话题便从每天清理占道摊贩的难处开始。

老窦抱怨城管工作辛苦，“早市夜市都得盯，加班加点不说，连盒饭钱都是自己出”，老古则怀念着当年“把小贩子连车带货一起扣”的痛快淋漓。最终，两个人得出结论：小贩刁蛮可恨，徐主任又不给兄弟们撑腰，工作越来越难。

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入他俩念高中时领着半个学校的男生去另外一所中学打架的事，老古就是因此被学校开除的。

最后三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我不记得那天怎么回的家，再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发现兜里的钱并没有少，便连忙草草洗漱一下往单位赶。我见到老古，问昨晚谁结的账，他满不在乎地说：“在咱这一亩三分地吃饭还用买单？你不用管了！”我反复考虑终觉不妥，当天下午就去小酒馆把账结了，后来老古知道了，说：“没这个必要！”

果然，有老古在，收税的事进展顺利。

老古在这里土生土长，平日又和城管队员们一起管理这片儿，许多摊贩他都认识，称兄道弟，很是亲切，还有些人，老古不认识人家，人家却认识他，见面就是“古哥、古哥”的。

已经落袋的真金白银再往外掏，谁都肉痛，但看在老古的面子上，相熟的摊贩们还是把钱交了。不熟的，见旁边的人都交了，自己也就不再纠缠，连那个一脸横肉的烧烤汉子，也嬉皮笑脸地跟老古闲聊了几句，回头喊媳妇：“拿两块钱出来，给古哥个面子。”

偶尔遇到个别小贩不买老古的账，任我俩反复劝说就是不肯掏钱。老古天生吃软不吃硬，多纠缠几句便恼了，我还在那里讲纳税的必要性，他已经在一旁骂开了。我一开始还劝他注意点言辞，后来才知道他就是要激怒小贩——等小贩一回骂，他立马拉出一副要砸摊子的架势，老古凶起来很是瘆人，小贩往往就软了，陪着笑给自己找台阶下，从此乖了许多。

人心都是肉长的，面对一些生意艰难的摊贩，老古又常常流露出恻隐之心。有些头发花白的老头老太，地上铺块塑料布，摆着几捆小葱白菜，一看就是自己家院子里种的；还有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地上摆着发卡手链，见我们来了，也不敢说话，可怜巴巴地看着，手里的几张纸币紧紧攥成一团——收钱吧，于心不忍，不收吧，旁边的人都瞅着。我只好硬起心肠装作若无其事地把钱接过来，再递一张税票过去。后来，我俩便刻意避开，装作没看见，倒也没发生鼓噪的现象。

难题解决了，我心情舒畅，又张罗着请老古喝酒。老古在喝酒这件事上从不推辞，逢请必到，逢酒必醉。好在他酒量大，酒品也不错，从未见过他借酒撒疯，醉了只管蒙头睡觉。

4

当上协税员后，老古一直想好好感谢一下徐主任。他从路边商店里“借”了两条好烟，用报纸包了，找个没人的时候送了过去，结果被徐主任态度坚决地退了回来。

事后他让我帮忙分析一下徐主任到底什么意思，我对送礼不大懂，天真地认为也许是徐主任为人正直。后来我才知道，徐主任早就猜出老古的烟是赊账来的，这种礼收了也没意思。

老古还在猜：也许两条烟太轻了？“可再多又拿不出来，只好以后再找机会了”。

没想到，机会说来就来。

半个多月后的一天早上，徐主任70多岁的老岳父正遛弯，被飞驰而来的一辆电动车给撞了，当即不省人事。等徐主任他们赶到医院时，人已经推进了太平间。

接下来是交警部门责任认定、协商赔偿的事，肇事方提出异议，认为老人年纪大了，也可能是心脏、血压什么别的毛病导致的死亡，两家协商不下，只好委托法医鉴定。

领导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自然要跑前跑后帮着忙活。法医解剖那天我们都去了，我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壮着胆子走进去，经过阴冷的走廊，来到陈旧简陋的停尸间门口。一看到屋子中间用来解剖的台子，和罩在上面凸出人形的白床单，吓得转身就走回院子里。

法医来后，解剖开始，人们进进出出，有人招呼过去帮忙，听旁边人说是需要有人帮着搬动翻转尸体，我站着没敢动。徐主任领着老古几个人过去，每人领了一双白线手套进了屋。

过了很久，人陆续出来了，只见老古拿着一个搪瓷脸盆，一趟一趟地往外端血水，一问才知道是解剖台下面的排水管堵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血水泼到院里的土地上，以免弄到身上手上，到最后，他的手套还是湿透了，变成了深色，没人过去帮忙。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徐主任专门过来敬了老古一大杯酒。老古还客气了两句，“应该的应该的”。等徐主任去了别的桌，老古笑着骂旁边的人：“他妈的一群滑头，不够意思，一转身都跑了，就把我扔在那儿了，我想跑也来不及了，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喝完酒回家的路上，老古跟我说：“也就是徐主任家的事，换个人，老子才不干呢。”

5

一转眼3个月过去了，收税越发顺利。徐主任也没有食言，老古的工资从原来的1500变成了3000块，他很是满足。

但好景不长，因为老古城管的身份，收税进行不下去了。

十字街是自发形成的市场，街道办进行管理责无旁贷。除去收税的任务，我和老古还与城管的人一起，每天检查环境卫生，对违规占道经营、乱扔垃圾的摊贩进行说服教育，必要时自己动手打扫街道。

时间一长，税务所的曲所长不乐意了——他见过城管大队清理街道时与摊贩发生的激烈争执，当然不想我们两个穿着税务制服的人参与进去。可城管大队人手本来就紧张，不然也不会聘用老古这样的临时工，如果我们不参与工作的话，人手就更加不足了。

曲所长与徐主任沟通过一次，但没什么效果。街道办也有人提出给我弄身城管制服，让我俩干什么活穿什么衣服，但马上就被否决了：一会儿协税员一会儿城管，让老百姓看着不严肃。我和老古夹在中间很是尴尬，每次参与清理活动都担心被曲所长看见，光明正大的工作，干得偷偷摸摸。

在清理活动中，我时常告诫自己不要与老百姓发生争抢推搡，但一次行动中，我在伸手阻拦一名冲向执法车辆的妇女时，正好被路过的曲所长看在眼里。他开始给徐主任施压，老古的身份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曲所长说：协税员代表税务局，招聘时对年龄、学历都有限制，小赵辞职后，街道办应当向县里反映、从其他渠道补充合乎要求的人员，而不应使用老古这样的临时工。

这一招釜底抽薪，把徐主任被逼到墙角，他在收税、城管这两块都离不开老古，一时没了主意。好在徐主任混迹官场多年，人情世故熟透，几天后，他一个人去了曲所长办公室，关上门整整谈了一上午，还真商量出一个解决办法：

十字街的零散税收暂时停下来，老古回城管大队，我不再参与清理市场的工作，而是到税务所上班，配合内勤工作。作为交换，曲所长将一些尚未纳入征税范围的税源交给街道办来收——例如偏僻街道里的小商店、居民区里的小饭店之类——工作量不大，税额也与十字街相当。

新方案满足了各方利益，唯独没有考虑到老古。老古的工资又被打回1500，虽然表面上他依旧和大家嘻嘻哈哈，但我还是能感受到他的沮丧。

我想这样的安排，徐主任自己也很无奈——自从让老古做了协税员，就已经引起了其他临时工的眼红和不满。街道办的临时工，除了老古老窦，还有干着勤杂、保管、文书的几个人。大家身份一样，谁也没闲着，老古多开工资谁都不服。

其中闹得最欢的是老窦，因为资历相当，他自然不平衡。他媳妇在家也整天唠叨，鼓动他把老古弄下去，由他来干这个协税员。老窦表面上不露声色，背地里上上下下托人找徐主任，说了不少好话。徐主任虽然不接茬儿，但也被底下的议论弄得十分头疼。

再过半年徐主任也该退休了，实在不想这么劳神费力，这次的方案，虽然对不住老古，但至少平息了下面的躁动。

好在街道办的张副主任与老古私交甚笃，又给他另外出了一个主意：县里的环卫处每年除了要招聘一些临时工外，还有20多个有正式编制的工人。虽然工作都是打扫街道、清除积雪，但工资要比临时工高得多，每月都能开3000多。而且他们分担的区域一般都人流车流较少，工作比临时工轻松许多。

这些正式工都是老油条，哪里肯上街去遭风吹日晒的罪，便每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1000多元钱，雇人替自己干活，只要私下跟带班领导做好工作就行，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张副主任和环卫处的人很熟，说可以帮着老古联系一个“顶替指标”，给老古媳妇找点事做。老古想了想，说还是先回去征求一下媳妇意见。我俩出来后，老古感慨：“真他妈的不公平，有身份的人不干活也能拿钱，没身份的人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还得看人家脸色。”

我问：“嫂子肯去吗？”

老古道：“算了，我也别问她了，我自己没本事，你嫂子也没跟我享福，再让她起早贪黑地扫大街去，我还算个男人么？”

我不知道怎么劝他，只好拉他去喝酒。席间他也没多说什么，只说：“谁让咱不是正式编制呢？做生意没本钱，干别的也不会，这么大岁数了，混一天算一天吧。”

6

到税务所上班后，我与老古见面次数少了许多。偶尔遇见他们清理市场，我也有意避开，一是不想让老古尴尬，二是我对自己的现状也很尴尬：在论资排辈的税务所，我彻底沦为一名不被看重的临时工，不管我工作干得如何，终究是个打杂的，所有的福利待遇都与我无关。

好在税务所虽然白天忙碌，晚上却很少加班，我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半年后，我顺利考入了县卫生局。

最后一次见到老古，是在我进入新单位的5个月后。他来电话，说要到街里办事，顺便看看我。见面聊天得知，他又回十字街收税去了，但看得出他并不开心。

在我离开不到半年，曲所长被调去了别的税务所，徐主任也退休了。新来的两家领导不再认可曲所长和徐主任的“协议”，于是一切恢复原样。老古仍去十字街收税，和他一起的是老窦。

收来的税款用做几个临时工的工资，大家平均下来，钱并没有比过去多多少，而且还常常发生票款不符的情况。税款少了自己可以补上，税票都是联号，发生丢失就要给税务所里打报告、写经过、挨批评，很是闹心。他怀疑老窦在里面搞鬼，又拿不出真凭实据。

以前我和老古搭班，除了特别困难的摊贩，基本上能做到应收尽收，连老古亲戚朋友都照收不误。现在老窦的七大姑八大姨也在里面摆摊，老窦从不收他们的税，老古自然也要照顾自己的关系。这样一来，市场里怨声载道，收税愈发不好开展。

税务所的人对此心知肚明，便想找机会把街道办的这项职能取消了，省得惹出更多麻烦；而对于街道办来说，除了几个临时工的工资，并没有从税收中得到更多的经费，反而弄出一堆风言风语；新来的主任有本事，能从县财政弄来钱，并不在乎这点税款，也不在乎这几个临时工，于是放出口风，要把几个临时工的劳动关系都解除。

那顿饭在失落中结束，我们两个在饭店门口分手。天气已经转凉，我远远地看着老古上了一辆公交车。

只是万没想到，这竟是我与老古的最后一面。

7

转眼又是半年过去了。一天下班回到家，我爸说下午接了个电话，是老古媳妇打来的，让告诉我一声，老古一个月前已经去世了。我大吃一惊，第二天一早便跑到老古家。

老古的家我之前来过一次，那时我俩刚开始上街收税，一天突降暴雨，两个人落汤鸡似的跑到了他家。他媳妇手脚麻利地给我俩包饺子，岳母在厨房炒菜。窗外倾盆大雨，小平房里热气腾腾。老古在外面称雄霸道，在家里对媳妇却是温柔体贴，夫妻感情融洽，让人羡慕。转眼物是人非，令人不胜唏嘘。

老古媳妇跟我说，上次跟我分手后不久，老古因为工作上的事和新来的主任吵了起来，还差点把对方给打了，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

无所事事了几天，老古找到一个姓高的朋友，去人家的建筑工地上帮忙——管理一下进出车辆，陪着喝酒吃饭打牌，有时跟着去催要工程款。几个月下来，没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媳妇问他，他便说：“人家高老板钱也紧张，我哪好意思张口，等年底再说吧。”

可家里不能坐吃山空，老古媳妇便和几个姐妹在市场摆摊卖服装，有时还要去外地进货。不想一次出门进货，老古便出事了。

头天晚上，老古在外面喝醉了酒，很晚到家，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起来便到胡同口的公厕解手，回来时跟岳母说刚才在外面滑了一跤，随后又回屋躺着。等岳母再过来喊他吃早饭时，已经喊不醒了。

20多分钟后，120急救车到了，但已回天乏术。家里登时乱作一团，老古媳妇还在外地，老古的父母兄长、亲戚们都过来忙活，街道办也来了人。第二天下午媳妇到家，第三天人便火化了。

老古的后事办完后，老古媳妇想到他在工地半年多的工资还没给，便去找那个高老板，不料高老板竟一口否认老古曾在他那里干活。高老板说，老古这半年来没干什么事，只是每天跑到工地跟一帮朋友们闲玩，又喊了几个项目经理来作证，弄得倒好像是当初老古回家跟媳妇吹了什么牛。

老古媳妇心里明镜似的，只是没有凭证不好发作，又去讨了几次，还是没有结果。老古媳妇也并非等闲人物，年轻时在社会上闯荡，颇见过一些世面。眼看工钱无望，她转身便找来几个老古当年在社会上一起打打杀杀的兄弟。

这些兄弟年纪虽然不小了，倒还念着与老古的感情，几个人来到高老板住的小区，在楼下堵住了他，本来只是想吓唬吓唬，让他拿些钱出来，不料三说两说动起手来，把高老板和他的两个项目经理打得住进了医院。

事情闹大了，派出所来了几个警察调查情况。这几个片警了解老古的为人，明白是高老板昧了良心，但是苦于没有证据，最后定了个聚众斗殴，把双方参与打架的几个人拘留了几天，并把高老板要医药费的念头给驳了回去。

老古媳妇算是出了口恶气，不再提工钱的事，只是恨死去的老古办事糊涂，既不好意思张口谈钱，也没把自己在工地上的身份弄明白，吃了哑巴亏。

8

离开老古家时暮色已深，心情倒是比来时轻松了一些。

老古媳妇说，她家的平房要拆迁了，拆迁办的人已经来测量过面积，将来回迁的话能分个80平左右的楼房，另外还有5、6万块钱的补偿款。

这个平房之前是老古父母的老房子，老古结婚时没房住，便做了婚房。老古的两个哥哥条件也都不大好，嘴上虽然不说什么，但耐不住两个嫂子一直对公婆的偏心嘀嘀咕咕。老古的父母年纪大了，为了一碗水端平，前年给老大、老二每人2万块钱，才平息了口舌。紧接着，老古便张罗着把房产证上的名字改成了自己的——原来老古跟媳妇虽然名义上结了婚，实际上这些年来一直没领结婚证，房产证名字变更后，老古便与媳妇悄悄地把结婚证领了。

按老古媳妇的意思，回迁的房子下来后，她打算自己和老母亲一起住，补偿款给老古的父母一些，也算尽些孝心。

我觉得古家人一定会眼红这栋楼，就委婉地表达了一下担心，她满不在乎地说：“我跟老古这些年，什么福都没享着，现在人都没了，就剩下这栋楼。我问律师了，这栋楼我是第一继承人，他家人讲理的话我就拿出来点，不讲理的话我一分也不给，谁惦记也不好使。”

看她为老古讨要工钱的手段，估计吃不了什么亏，老古九泉之下也能安心了。

编辑：任羽欣

题图：《老炮儿》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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