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上次去看望父亲还是在一年前,或者用“探监”这个词更合适。
打我记事儿起,父亲就不常回家。
他是乡人口中的“脱产户”、“晃荡神儿”——不下地劳动,不侍弄庄稼,整天在周边乡镇晃荡,靠耍小聪明和三只手混饭吃。
父亲个头不高,但骨骼精壮。脸上有一道疤痕,一眼看过去让人有些胆颤。再加上脑子转得快,四乡八邻的小偷小贼都尊他一声“同哥”。
那个年代,生活水平都不高,父亲的小偷小摸无非就是掰几个玉米、捡回个落单的鸭子……爷爷数落过他多次,也发狠说要把他的手剁掉,但都无济于事。
直到后来,父亲伙同其他几个同村青年,偷了一头村外猪场里的猪,事发之后,被抓进去关了6个月。
爷爷这才意识到,得赶紧让父亲成个家,收收心,要不然迟早得出大事儿——但父亲在近处的名声算是臭了,没有哪家的闺女愿意嫁给这个“晃荡神儿”。
正巧,听一个常来我们村卖西瓜的老头说,他有一个远房侄女,家里困难,一直没嫁出去。爷爷不在乎这些,一心只想让儿子安稳下来,所以在买西瓜时塞了两包烟,让他回去牵线搭桥。
可能母亲是看到父亲长得壮实,像是一个庄户人,私下见过几面后,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
这年夏初,母亲嫁入了我们家。
2
农村最不缺的就是闲言碎语。
父亲婚前的种种劣迹,被村民添油加醋地传到了母亲耳中。母亲起初还不信,问过父亲几次,父亲支支吾吾地也从来不说明白。后来被问急了,就红着脸说:“你管他呢,以后咱好好过日子不就成了。”
父亲果真安分了许多,他在三叔的建筑队找了一个小工的差事,每天搬搬砖头、拌拌水泥,拿着微薄的工资,日子也算过得去。
1990年,我出生了。父母一合计,光靠这样出蛮力,指定一辈子过得拮据。正巧这时,乡村大集又重新热闹起来,父亲决定去集上跑跑。母亲劝他,说他没有做生意的手艺和脑子。
“活人能让尿憋死?”父亲毫不在意地说。
初四逢集时,父亲特意去考察了一番:卖吃食,太油腻;卖衣服,太累;卖活禽,血淋淋的,太隔应……转了一大圈,天刚蒙蒙黑,父亲正准备放弃的时候,无意中暼见街角处一个修手表的摊子。
父亲忙迎了上去,恭恭敬敬地递上一根“大前门”,说:“您老这生意怎么样?”
老头疑惑地接过烟:“还成吧,饿不死人。”
父亲一听,扑通一声当街跪下,高喊:“师傅,拉我一把吧。”
3
父亲的手艺学得不好,用老师傅的话就是:“脚扎不住根儿”。有人来修手表,抬手招呼一下,接下手表就扔给师傅,师傅喊他上前瞅两眼,他也是吊儿郎当。
差不多过了三个月,父亲单独出师。像模像样地做了一个手表架,又去五金店拾掇了几件工具,这就算是齐活了。
父亲不在本村集上摆摊——乡里乡亲的,不能坑人家。所以他每次都会去上百里外的集市,张罗他的修手表生意,一趟短则十天,长则半个月。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一些紧俏的零嘴儿。
除了零嘴儿,父亲带回来的还有无尽的争吵。
每次我都习惯性地坐在床沿,吃着糖葫芦或者炸果子,看父亲母亲吵得面红耳赤。“你还打算一直混下去?”母亲声嘶力竭。
“你别管我,带好孩子就行。”父亲坐在板凳上抽着闷烟。
“我不管你,我不管你你就得死在外头。”每次都以母亲落下豆大的眼泪告终。
第二天,父亲依旧在天蒙蒙亮时,推着自行车,架着手表摊,去赶他的早集。
这次,父亲过了二十天才回来。带回来的是脸上未消的淤青和胳膊上的绷带——他出事了。
和往常一样,父亲早早赶到了六十里外的一处集市上,板凳还没焐热,一个面色黝黑的汉子就拿着一块老式链条表站在了他的面前:“师傅,这块表不走字了,你看能不能修?”
父亲眼皮都没抬一下:“能修,能修,你先放在这,临到罢集来拿,先付钱,两块五。”
“那就麻烦你多上点心了,这可是块好表。”汉子没有讲价,从兜里掏出三张毛票递给父亲,然后就匆匆赶集去了。
之后陆陆续续地又来了两三个修表的,父亲也都一一应承下来。刚过完中午,趁着别人都回家吃饭,街上人少,父亲收拾好自己的工具箱就准备跑路了。
按照父亲的打算,往南多走两步,到了县城,把表一卖,又能小赚一笔。可谁想,他走的这条乡间生产路两旁,正是早上修表汉子的责任田。
汉子还想着拔完草,就去集市把表取回来,一抬头就看见了骑自行车的父亲。汉子心急,大呼:“师傅,你停一下,我的表!”父亲听到后边有人喊他,反而蹬得更快了。不过人腿蹬得再快,也比不过烧柴油的拖拉机。
后来,父亲被十几个人围住,一阵毒打。“报警吧,不能白便宜了这个老小子。”就这样,父亲被推推搡搡地扔进了派出所,拘留十五天。
父亲刚回家那段时间,十分低沉。母亲也在他耳边吹风:“出去找个正经事干吧,在家天天被人家戳脊梁骨。”过了几天,母亲联系了她一个在外打工的表哥,商量着下一次出门时带上父亲。
4
刚过完中秋,父亲就和表舅一起去了宁波。
表舅在一家船舶修理厂当小带班,父亲被安排的工作也没有啥技术含量:把船上的废螺丝拧下来,废铁归置进仓库。每月的工资除了够自己生活,还能寄几百块给家里。
那段日子,我们家过得异常平静,村里议论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少,好像那位“晃荡神”消失了一样。
世纪之初,乡村教育刚有了兴起之势,父亲无疑是一个忠实的拥护者。
母亲和他打电话时,无意中提了一嘴我不想上学的事,父亲立马就怒了,大骂母亲不中用,连儿子都教育不好。母亲也不甘示弱:“有一个瞎眼的爹,怎么能教好自己的儿打枪?”
父亲回来时,我正在院子里修理农具。他一进门连行李都没放,就大声呵斥:“听说你不想上学了?”
我被突然出现的父亲吓了一跳:“对,班里好几个都不上了,反正也考不上高中……”
没等我说完,父亲就“啪”地一巴掌打在了我的脸上——他已经很久没打过我了。“你说不上就不上?老子白花这么多钱培养你个狗东西了!”
“反正就是不想上了,我退学申请都写好了,过两天就去南边打工。”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恶狠狠地说。
父亲看着我,许久没有言语。
5
辍学之后,原本我打算自己出去闯荡几年,但母亲放心不下,就让父亲捎上我。起初父亲并不乐意,“那里哪有这个羔子干的活?”最后,还是没拗过母亲。
修理厂的环境让我第一次感到绝望。处处都是了乌黑发亮的机油,加之刚下完雨,我一脚就踩进泥坑,摔了一个踉跄。
父亲把我领到他的宿舍,一股臭味扑面而来——方便面盒子、袜子、内裤、卫生纸扔得满地都是。父亲在他床边挪出块空地,指了指:“你就睡这吧,我出去给你找点饭,再让你舅给你安排点活。”
一个月后,父亲见我干得实在受罪,就打发我去苏州找在电子厂上班的姑姑。
临走时,父亲送我到宁波站,塞给我几百块钱。我接下之后,吞吞吐吐地问:“爸,你还要在这干多久?”
父亲不明就里地笑了:“你小孩吃不了这苦。你爸,我能。”
我咬了咬牙,脸一沉:“我看到你每天晚上出去和表舅干什么了,我现在也能上班挣钱了,别再干了。”
父亲有些不知所措,像是踩了尾巴一样:“我心里有数,不用管我。”
最后,火车刺耳的汽笛声中断了这场对话。
6
我在修理厂发现了父亲的秘密。
每天晚上,一群赤膊汉子都会在院子里,喝上一桶散打的烧刀子。折腾到十一点,老板开车回家,工人们借着酒劲倒头就睡。
我不会喝酒,早早就躺下。一天夜里起夜,抖抖索索翻身下床,却抬眼看到旁边父亲的位置,空荡荡的。
刚迈出门,我就隐隐约约看到厂子远处围墙有车灯在亮,特别扎眼。还有两三个人在旁边杵着,我准备走近点看个仔细。这时候,一个工友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见怪不怪地跟我说:“走,尿尿去,那边没啥大事。”我只好半信半疑地跟着他去了厕所。
之后的几天,我多留了一个心眼。每天半夜都见不到父亲,我心里也能猜个八九——老板晚上不在厂子里住,厂里也没有任何防盗措施,扔在石棉瓦棚边的螺丝废铁无疑都是能换钱的物件。
别人不敢干,也就表舅领着父亲还有几个小年轻,每天晚上从缺了一个大口子的围栏那里,向外边的皮卡上拾掇这些废料,第二天再把改过的单子拿给老板。其他人都拿了封口费,自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刚到苏州那两个月,父亲怕我不适应,还给我寄过两次钱,时不时地打个电话。我有意无意地提起那件事,父亲总在搪塞,说,再干几个月就回家包地种,让我不要管他。
秋末,宁波联防在上点规模的私营工厂里全都加装了监控探头,这些父亲和表舅并不知情。
当时的监控硬盘容量不大,七天一清盘,老板闲来无事,随机抽了一天,快进着从早看到晚,结果显而易见。
7
那天我还在车间上班,看见姑姑着急地跑过来,她边弯腰边把电话递给我,有点接不上气地说:“快接、接电话,你妈打来的!”
我刚把电话拿起就听到那边母亲的哭泣:“怎么办了,儿,你爸让逮起来了,谁知道他在厂子里天天都在干什么!打电话给你,你也没接,你明天得来家一趟。”
我没想到会这么快,懊恼和后悔一股脑地全涌了上来,想自己当初就应该坚决拦住父亲。
第二天,我和姑姑坐最早的那班车回了家。刚进家门,就看到堂屋里坐满了家里的长辈。母亲蜷在沙发一角,面如死灰。
我快步走到她身边,张了张嘴唇却不知道说些什么,母亲倒是表现地比想象中平静得多,她伸出手拉了拉我的衣襟,语气轻飘飘的,“儿,跪下。”我愣住了,没听懂母亲的意思,母亲语气加重,又重复了一遍:“跪下。”我没说什么,跪在了我家堂屋被脚印踩得乌黑的地板上。
我这一跪,满屋的长辈都怔住了。二叔上前拉我,“这是干什么!”
母亲制止了他:“我知道,咱这一大家子,一直对我们家很照顾,今天又得麻烦大家了,让孩儿给磕一个头,我们娘俩谢谢大家了。”
最后是爷爷把我拽了起来,边咳嗽边说:“你就是太见外了,一家人分这么清,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哩。”
之后,我父亲的四位兄弟和两位姐妹一共凑了五万五千块钱,第二天,由大伯拿着钱,去了公安局交涉。
因为赔了大部分的钱,父亲只判了三年零六个月。母亲还是不能接受这么长的刑罚,一位警官安慰道:“你们家这口子还算好的嘞,还有的判了七八年。”
8
这三年里,我结婚了,爷爷去世了。
拜堂时,我只跪拜了母亲,父亲的椅子甚至都没有人往搬上台。“摆什么摆,还不嫌丢人?”母亲的语气不容质疑。
爷爷去世,我代替父亲,拉了七天的哀棍。所有人都说,要不是因为父亲的这档子事,爷爷至少还能活十年。
之后的生活平淡到我都快忘记父亲长什么样子了。
父亲入狱,我就去看过两次——监狱实在是太远了,母亲一次也没去过——她总说忙。也对,母亲一个人在家种了二十亩地,欠叔叔姑姑们的钱还没有还清。
第二次去的时候,母亲提前一天就把要捎给父亲的衣服、被褥收拾妥当,满满当当的行李袋里,还塞了几条炸鱼干,边塞嘴里边嘟囔:“你爸爱吃。”
见到父亲,我把油腻腻的袋子递给他。
“你妈这次可舍得放油了,就是盐重了。” 父亲笑着说。
见他心情不错,我讲些结婚的事儿,“对方催得急,没来得及等你。”
“结婚好,也不用等我,还不够丢人的嘞,我也快出去了,到时候去你丈母娘那里走走。”接着,父亲又说,“你好生和人家过日子,别跟你爸学,我这叫不入路。”
父亲出狱那天,下着小雨,北方的乌云迟迟不动,母亲念叨着:“该下雨了,地里的庄稼快要旱死了。”
父亲瘦了,不再精壮,半边白发竟然还有些秃顶。一顿沉默的饭过后,父亲招呼我:“走,和我一起去给你爷添添土。”
地里压根没法走人,踩下去深一脚浅一脚,泥渣子溅得四起。父亲也不管我,闷头往前走,父亲知道爷爷的坟头在哪,地方还是父亲老早之前给看下的。
我走得慢,撵上父亲时,他已经跪在坟前了,用手一抔一抔地往坟头上添土。我递给他一双手套,他也没有接下,一边添土,一边在无声地哭泣,哭了两个小时,直至天黑。
9
姑姑给父亲找了一个还不错的营生。一个跑长途大车的老板缺了一个副驾驶,跟车装货、卸货和押车,工资还不低。虽说跑长途非常熬人,但对于父亲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父亲“走南窜北”学到的经验在跑车的时候全用上了。无论到哪个服务区歇脚,他总能和其他跑车的司机们打成一片。那段时间,父亲的精神又泛了些活气,钱没少挣,朋友也交了不少。
这年,大概在十月份,母亲给我打电话,让我请几天假回家帮忙收玉米,我问:“爸不回家?”母亲说:“这次可能得连干两个月,回不来。”
我心里当时就有一些不好的预感——前两天跟姑姑聊到父亲时,她提了一嘴,说车老板也要回家收玉米,估计能在家待一段时间。
没用两个月,“失踪”的父亲就和警察一起回来了。双手被手铐别在胸前,脚下趿着布鞋,一言不发。
父亲在路上结交的酒肉朋友,也不全是好人,没货拉时就聚在一起喝酒扯皮。不会开车的副驾驶们,都在眼红车老板一趟挣的是自己的三四番。有一个蹲过出来的,开始煽风点火:“够胆的兄弟带咱哥几个挣大钱。”父亲是属于够胆的。
“只劫了车,没伤人,但性质极其恶劣,得重判。”一旁的警察给父亲拍板定音。
不大的院子里挤满了看热闹的村民,母亲躲得远远的,没有靠近。临走时,父亲的目光在人群里拼命地寻找着什么,我领会了他的意思,不做声地绕到他的身后,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父亲连忙侧过身子,苍白皲裂的嘴唇张开又闭合,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口。
我眼睁睁看着父亲在刺耳警笛声中,离家,服刑。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一次极稀少的家庭聚会中,远在外地的叔叔伯伯、姑姑们都被爷爷命令“务必回家”,一起为当时服刑出来的父亲去去邪气。
一开始,餐桌上比我想象的平静得多,只是互相寒暄,小叔很自然地问:“爹,你这一阵子还喘吧?”
爷爷的哮喘是常年病。爷爷瞥了父亲一眼:“只要你二哥别再气我,我还能多活几天。”
父亲没有搭腔,反而举起酒杯对着小叔,笑眯眯地说:“小五,咱哥俩也有大半年没见面了,你敬你二哥一杯。”
小叔,低头吃菜,没有应声。我看到父亲的脸由白变红,又喊了一声:“小五?”小叔还是装作没听到。
“啪”一下,父亲重重地把酒杯摔在了地上,指着小叔的鼻子,声音嘶哑地骂道:“老子就算是一坨屎,那也是你亲哥!”
“我是不够玩意,那我对一大家子可没得说吧?小五,你摸着良心想想,当年要不是我出钱,你上哪娶媳妇去?你嫂子再怎么和我吵,我也没提让你还过钱吧?还有,之前咱娘一头倒在床上,趴了两个多月,我也一个电话没给你们打,知道你们都是大忙人,谁让就咱是一个不争气的儿。反正我打小就这样,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父亲略带哭腔,吼了出来,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爷爷家。
爷爷让我赶紧去看看父亲,我跟着父亲摇晃的脚步,在湿淋淋的月光下往家里走,突然父亲转身喷着酒气对我说:“钱真是个好东西,你爸就是想着法要给你、给你妈多弄点,让大家日子都过得好点,但你爸我又不是务正业的主儿……”
父亲没说完,就挣脱了我扶他的手,自顾自地往前走。
父亲在出狱不到十一个月之后,再次入狱。下一次什么时候出来,遥遥无期。
这年冬天,我的女儿出生了,我做了一名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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