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毕业，我已经34岁

编者按 在这些美丽的漫长的夏日的黄昏； 但我知道，奇迹不再降临， 我也不再是那个手持鲜花 在机场出口迎候的人。 ——王家新《来临》 毕业季，常逢夏日。从某一年的此刻，阳光融化了我们“学生”的身份，然后，被一份份表格重铸成各种身份，走向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 重铸的过程，或电光石火，或缓慢绵长，也许有惊喜和意外，也许还会有疼痛与煎熬。而重铸后的模样，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 是日，「人间」推出毕业季稿件连载，那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来临”。

北京的22路或47路公交车，有一站叫铁狮子坟，它刚好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东门。2005年5月，我坐着47路，从北京西站到铁狮子坟下车，来迎接自己的第一个毕业季。

我是从江西景德镇回来的。一个月前，我偶然接了一份活儿，跟着一个剧组去景德镇，每天给剧组写新闻稿，后来也帮导演改改剧本，或者写几场新加的戏。但是我还有最后两门考试，不得不中途回到北京。匆匆走进考场，胡乱地答完了题，我又到景德镇待了一个月，才回到北京正式开始了本科毕业季。

就在离校前几天，我在学校的公共浴池被传染上水痘，隔离在校医院里。各种毕业手续都是女朋友帮我办理的，等我从校医院出来回到宿舍，已经一片狼藉，大学生活就这么匆忙散场。

好在本科毕业季的主题还不是“离开”——因为之前已经考上了研究生，我还要在师大继续读三年书，我还可以期待硕士毕业，期待一个真正的毕业季——它来得比我想象的快得多。

我像是一滴水，对即将回到的那个茫茫人海，既期待又恐惧：我会遇见什么，我会实现什么，我会成为什么？

铁狮子坟不再是我的终点站，而成了我的起始站。从这里出发，下一站是哪里？北官厅？农科院？小庄路口北？它们都提供了车次和线路，但我下车后才发现，新一站叫海淀黄庄，一个名字里有水的地方。

我等的那趟车何时到来

2008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人们似乎不断地在狂喜和悲痛的曲线上颠簸，一会儿波峰，一会深谷。那一年我28岁，硕士毕业，进入出版社工作。我已不再年轻，为了一个留京指标，为了一份薪酬，为了守住爱情，正经历着找工作的烦恼。

当时我和妻子还没结婚，两个人笃定要留在北京，她的理想就是做老师，因此只给学校投简历。接连被几所学校拒了之后，她十分难过，甚至哭过一回，后来终于拿到了一所很不错的中学的应聘书，而且有户口，算是稳定下来。而我，面临的机会似乎要多一些，但也更纠结。

春天的时候，我去过两份报纸实习。一份是某文化报，活儿很轻松，可以自己去跑采访、写稿子，也可以把邮箱里收到的不错的投稿整理发排。我这里待了三天，主要工作是给作者寄样刊，一个信封一个信封装报纸，然后在外面贴上邮寄地址。

第四天，我接到了另一个大报副刊的电话，开始转到那儿去实习。第一天去报道的时候，天下起了雨夹雪，道路泥泞。那时候，北京的地铁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我坐了近一个半小时的公交，倒了两次车，才到达报社。我虽然略有迟到，但已经是第二个赶到的人了。这家老牌大报的副刊刚换了负责人，一口气招了四个实习生，准备大干一场。负责人给每个人分配了工位，工位上一台崭新的电脑。

坐在电脑前整理材料时，我有点激动——这么多年来，我用过的都是二手电脑，还从没用过新电脑。新电脑的速度和网速都超级好，我幻想着自己能在这台电脑上做出很多事情。

雨夹雪一天都没有停，晚上回学校，路途更加难走。我到学校时已经是快8点了，饥肠辘辘。漫长的通勤路途，让我对这份工作的期待减弱了，更重要的是，那时候妻子已经确定的工作在北京的西北方向，跟报社刚好在地图上是对角线。就算我们在中间点租一个房子，两个人的上班路途也还是非常折腾。

犹豫再三，我给报社的负责人发消息，说自己不能再继续实习了，非常感谢她。负责人回的信息是：遗憾，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合作。

停顿了几天后，我又接到了凤凰网的通知，也让我过去一个文化访谈节目实习。那时凤凰网的办公地址还在农科院里，从北师大骑自行车，经过我们常去的金五星百货市场，只要20分钟就到了，在距离上比前两个地方都要理想多了。

我在那儿实习了几个月。节目负责人确定访谈的嘉宾，我根据嘉宾的情况帮主持人梳理问题；访谈之后，再根据速记整理成新闻稿，给每一段起一个略标题党的小标题。网站的工作，经常需要加班熬夜。常常是晚上10点多大家把事情做差不多了，就从吉野家叫几盒快餐当作宵夜（那也是我第一次吃这家著名的快餐）。

主编说加班可以填写加班条，拿一点加班费，一开始我很老实，每次都填。后来主编说，刘汀你不能每次加班都填加班条，领导不会签字的。我才明白，很多政策和规定，你不能真的严格执行。

有一天主编在MSN上问我（没错，那时候单位流行使用MSN，而不是QQ）：“汀，你的理想薪水是多少？”我知道网站考虑留我，便根据自己当时的预想，还有从一些同学那里获得的信息，给他回复了“5000”。他回复说，“4000我可以保证跟领导谈下来，没问题，5000很难”。

我心里有些失落——那时候的我，还带着某些理想主义的情怀，而那几年，也的确是互联网文化的勃发之年，一大批传统媒体的高层跳槽到网站，各种网络文化节目层出不穷，而且社会反响不错。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接到了来自海淀黄庄的一个电话，是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叫我过去实习——这时距离我给他们投简历已经半年多过去了。

人大出版社的上班地址离女朋友的上班地点更近，见面要方便些。做出版社编辑，也是我最初的职业规划中的选项之一。决定好了之后，我就跟主编说了，和凤凰网的几个同事吃了顿散伙饭。

当时在人大出版社同一个部门实习的，还有我的一位本科同学，他学古代文学，我学文艺学。我一直好奇这些单位是通过什么标准判断要聘用我的，在大家关系非常熟悉了之后，我问过出版社的领导，领导也没有说清楚。

后来我从同事那里听说，其实我并不是第一选择，第一选择是我的那位同学，他是北京人，但是他只待了不到一周，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去了北京最有名的一所中学当老师了。

我觉得有些意思——凤凰网招我过去实习的时候，我也不是他们的第一人选，只是当频道主编把我的简历给凤凰当时的总编辑过目时，总编辑大概说了句“这个也来看看”，我才到了那里。生活总会有这些阴差阳错，我好像是足球运动员，总是以替补的身份登场，却成了进球的那一个。

在确定去出版社之后，我跟朋友裴亮就开始到处找房子，我们俩在一个宿舍已经住了7年，他一年后要去日本留学，正在新东方学日语。找房子的过程漫长而艰难，每天在网上搜信息，然后联系房东或二房东，在三十多度高温的北京骑着自行车，去敲开那些陌生的门。

我们俩差不多看了五六处，最后在三环的联想桥附近找到了一间。这是很大的房子，我们租的是其中一小间，也就十平米，放不下两张床。

这个房间有一个阳台，里面放了一张巨大的桌子，几乎占满了空间。我们问其他租客，是谁放这里的？所有人都摇头说不知道。而我们也无法把它搬出来，就只能留在那儿，做了一个别扭的餐桌。我睡床，裴亮只能睡在阳台的桌子下面。后来我回老家落档案的时候，裴亮在金五星定制了一张上下铺的铁床，两个人才算安顿。

联想桥下的群居生活

联想桥离海淀黄庄不远，我循着大学时的习惯，去缸瓦市买二手自行车。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自行车都是在那儿买的，而据说那儿的自行车绝大部分都是偷来的。但这一次，在多年的整治后，街上已经没有人卖黑车了。我下了狠心，在师大附近的车铺里买了一辆新车，两百多块钱。

我经常下班后骑自行车去女朋友的学校找她，在她学校的食堂买一份简单的饭，两个人头挨着头在一张小桌子上吃。吃完了，我们会到校园里去走一走。

那里应该是北京最美丽的中学校园之一，有一个池塘，池塘里能看见密密的荷叶，夏天的时候，荷花上蹲着青蛙，仰头鸣叫。还有几只猫，穿梭在教工宿舍外面，碰见人会喵喵叫，我们就买两根火腿肠给它们。后来，那只母猫还生了小猫。

七八点的时候，天色暗了，也凉爽了，我再骑上自行车，沿着车流依然汹涌的中关村大街一路飞奔，回到联想桥下的小房间。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宿舍，住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里。

每天早晨，我跟裴亮差不多时间起床。整栋房子里住了近十个人，而只有一个卫生间，洗漱时常需要排队。我们住在23层，窗外就是三环路，日夜都有响亮的汽车声传来，真是滚滚红尘的样子。这样的时刻，总觉得我们离所谓的社会，还隔着一步之遥。可这一步之遥，走起来却很远很远。

住了一段时间后，跟同居一室的其他室友熟悉了些。旁边一个房间，几个月之内就换了三拨租客，男男女女，来来去去；隔壁的另一个房间，住着一个姐姐和她男友，姐姐在对面的市场里开了一间花店，经常带回一些没有卖掉的花，修剪好枝叶，送给我们；在客厅用隔断隔出来的只有5平米的狭长空间里，住的是一个刚刚20岁的小女孩，每天嘴里都嘟嘟囔囔，后来才知道她是在学德语，她并不是去德国留学，而是半年后她要去那里嫁给一个年纪很大的德国人。

房东后来连厨房也隔出了一个房间，住的也是一个女孩，说话有浓重的南方口音，经常在楼道里跟别人大声聊天、打电话，说自己昨天去了哪个酒吧、说中秋节买的大闸蟹一点都不肥、说哪儿的衣服在打折。

有一次她出差，就在这几天里，房租到期，中介跑来催交，找不见人，狂敲她房间的门，面目凶狠。等她回来后，中介又来，她说自己就再住两天，因为很快要换工作了，何况还有一个月的押金在中介那里。但是中介不同意，让她必须马上交房租，否则就把她的行李扔出去。女孩跟他们争执了半天，中介打电话叫来了几个人，都是凶狠狠的，我们都围上去请中介宽限。最后女孩突然大喊：“我不租了，我一天也不租了，押金我也不要了。”然后哭着搬着自己的东西，连夜走了。

从此之后，我对中介没有了好感，一年后退房的时候，中介找各种理由克扣押金。我始终忘不掉当时那些人的嘴脸。

这种群居生活，人际关系比在大学宿舍里要复杂多了，但是这些年轻的陌生人之间，也常常会生出彼此的同情和暖意：共用一个狭窄的厨房，大家做饭的时候会约定好错开。

我们跟隔壁的卖花姐姐、德语小妹，后来还约着一起做饭，但是三个房间都太小了，无法同时坐下五个人。所以做完后饭菜仍然是分成三份，各自端回屋里吃，这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谊。

过完春节，我们从老家回到北京，发现德语小妹的房间空了。卖花姐姐说，她已经去德国了。她还说，德语小妹虽然嫁了一个年纪大的老外，但是那边有一个大房子，有花园，而且她嫁过去不需要工作，做全职太太。我从她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些向往、一些同情，还有一些茫然。

好像也是在那段时间，她跟男朋友的感情出了问题，因为偶尔会听到她的哭泣。她手里那些美丽娇艳的花，能装饰房间，却无法装饰她受伤的心。

第二年夏天，房子到期的前一个月，裴亮顺利去了日本留学，我搬到了妻子的学校宿舍。离开那个小房间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生出许多不舍，这里收藏了我初入社会所经历的一切情绪，青春的尾巴所特有的忧伤，工作之后的劳作和疲惫，对前路的憧憬和迷惘，都发酵在这个小小的十平米的房间里。还有那些陌生人和他们的生活，给我了最初的有关自己社会身份的认知，几年后，一本叫做《蚁族》的书突然火了，社会开始关注那些群居在城市地下室和隔断里的年轻人们。

后来，我无数次乘车从三环路或辅路经过联想桥，总是本能地去抬头看曾经住过的那栋楼。我仍然能一眼认出那扇23层的窗子。我知道，那一年自己肯定趴在窗口，看着环路上的车来车往，生出无数的感慨。

海淀黄庄快把我掏空了

和联想桥下23层的蜗居同时并行的，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刚进出版社时，我没有自己的工位，就坐在一位休产假的女同事的位子上，直到她回来上班。这里出版的主要是大学教材和学术书，出版社有一个规定，新进员工都要先做三年的文字编辑，才可能转策划编辑，据说在更早之前，工作第一年只能干校对。

我对规定并没有太多抵触。很快，我接手的第一个稿子，就直接给这份职业打了底儿：那是一部讲述笛卡尔的翻译稿，从法语翻译过来的，译者是一个女性，法语可能不错，但汉语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对法语一窍不通的我浏览了一下书稿，几乎没法通顺地读懂一句话，而我的任务就是要把它编校到读者可以看明白——不是看明白笛卡尔的学说，而是能看明白那些主谓宾、定状补全部缠绕杂糅的句子——当时我有点后悔，我想我应该去那家报纸，至少应该留在网站。

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我都在和这部20万字左右的书稿较劲，部门每周一次的例会，报告自己上一周做了什么，这一周准备做什么，我说的永远都是：上一周在看笛卡尔，这周还要看笛卡尔，下周应该还是看笛卡尔。

我每天整理的稿子，平均只有5页。我产生了一种西西弗斯般的感觉，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编辑生涯会在这部书上终结——不去想那些语病和句子的问题，仅仅是一个外国人名，译者竟然能在同一页里翻出四个中文译名。

我根据惯例，列出了大概有五六十页、近千条的疑问表，把那些实在无法看下去的句子提出来，请译者重新翻译。她态度很认真、谦虚，把这些都重新翻译了一遍发过来，然而，重新翻完的句子还是无法读懂。

最后，我放弃努力，只能靠各种其他方式去校改，以尽量保证语句通顺。这部书稿的直接后果就是，彻底把我对书保有的“神圣感”击碎——我当然知道还有很多好书，但再也不会天真地以为只要出版的都是有价值的东西。等这本书印出来，看着“责任编辑”后写着自己的名字，我甚至有一种耻辱感，想把它抠掉。当时网上流行这一句编辑自嘲的话，十分形象：“我是编辑我可耻，我为国家浪费纸。”

笛卡尔这本书直接奠定了我编辑生涯的底线，我以为我再也不可能碰见这样的书了，可初入社会的我还是太天真了，后面还是继续遇到各种各样的奇葩稿件：比如，我责编过几本讲写作学的教材，但是从文字水平上，书的原稿可以说是“写作”的反面例子；至于翻译稿里蒋介石变成“常凯申”、《荒凉山庄》翻译为《泥沼小屋》之类，就不胜枚举了。

所以有时候我会想，原来编辑跟医生和老师一样，也完全是一个良心活。工作第一年年终总结时，我问所有的同事：看稿是看书吗？

这个疑问的背后，是我的隐隐的焦虑——我虽然每天在跟文字、甚至跟学术文字打交道，但我既没有阅读，也没有思考，我会变成一个只会校对异同的木头人。这个焦虑促使我开始重新翻阅书架上那些小说、诗歌和学术著作，也开始阅读最新出版的小说，并且尝试着写书评。那段时间是我写书评最勤的时间。

在和这些稿子斗争的时候，出版社想出版谢无量（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文集，但既找不到他的后人，也没有书和资料——这个活也落在我头上。

我在网上狂搜，可是一无所获，偶然间看到四川一位老师的一篇博客，提到他认识谢无量的孙女，我就赶紧在博客上留言。等了半个多月，这位老师终于给我回话，确认我不是骗子，才告知了我谢无量孙女的电话。我打电话给老太太，才知道老太太就住在北京。我客气地说明意图，她很高兴。不久之后，我跟着社长和部门领导一起去拜访她，敲定了这件事。

谢无量的书都出版很早，市面上很难找到。我在旧书网上查到了六七本小册子，分布在不同的店里，花高价买来。剩下的《佛学大纲》、《中国妇女文学史》等几部重要的著作，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

一个雨后的下午，我坐公交到国图去取预约的几本书。国图的老馆里昏暗安静，空气里荡漾着一种旧书的气息。工作人员把几本书递给我，告诉我只能在借阅室看，不能带出去。我找地方翻了翻，确认没错，问她是否可复印。工作人员说这种版本的不能复印，但可以拍照。我只能请她给几本书整本拍照——贵得要命，好在出版社决定要做这套书，这点钱还愿意花。另外几部书，又请在北师大图书馆工作的朋友拍照了。

这样把能找到的书都找到，凑成了十卷本，旧书都是繁体竖排版，出版社当时也准备做成繁体竖排，请了一个校对公司的人做了录入，讹误非常多。我又不得不发动同学做“外编”来审校，折腾了很久——这时候部门的出版任务很重，社领导对这套书的想法又有了变化，项目就停滞下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说考虑到读者接受度等原因，又要把书做成简体横排了。那时我已经转正做正式文字编辑，就把相关工作转给了另一个策划编辑，她也折腾了很久，书又被转到另一个编辑室，几年后才面世，已然不是我当初设想的模样了。

2010年，部门换了新领导。新上任的领导想做一些人文阅读类的书籍，让我来弄。这个当然对我的胃口，所以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我做了一个很庞大的选题计划，包括了本版、引进版、学术图书、散文随笔等，大概上百种。

出版社里没有师父，一切都是自己摸索。那时我对真正的图书策划还一窍不通，更不懂得营销。之前在豆瓣上有个独立做设计的哥们给我留言，问：刘老师，需要图书设计吗？我那时想起来了，就赶紧联系他。

他是一个河北人，人很好，不厌其烦地帮我改版式、改封面。电话QQ总是讲不清楚，我就跑到他租房子的天通苑去，跟他对着电脑一点一点地调。天通苑真是太大了，我从地铁站出来，总是会失去方向感。这里的建筑一模一样，道路也是，站牌的名字总是围着天通苑东南西北，仿佛一个巨大的生活迷宫，又像海洋里一个小小的漩涡，让那些弱小的鱼虾，身不由己地被裹挟着旋转。

看了一上午电脑，设计兄弟带我去吃肉夹馍，每人吃了三个，一碗酸辣汤，吃到汗流浃背。他跟我讲他如何在西安读美术专业，如何跟同学一起跑到北京来当北漂，如何找房子，如何跟京城出版圈的编辑们打交道。

有时他到出版社这边来领设计费或者样书，我也请他吃饭，有时还会喝两瓶啤酒，讨论哪本书的封面牛X。他帮我设计了不少书，后来转行去影视圈做影视道具设计了，现在经常能从朋友圈里看到很多他设计的宣传海报。

当时和他一起合租的，还有一个女孩，叫薇薇，是他的高中同学，也是学设计的。后来我又请薇薇帮我做了几本书的设计，也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做出版的朋友。2013年薇薇怀孕，当时妻子也怀孕，她还特意买了一本孕期食谱寄给我。

可我那个的庞大的出版计划，很快就搁浅了，这类书不如教材赚钱，出版社不会愿意把太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这方面，所以自始至终也只有我一个人在做。策划是我，大部分书稿的编校是我，营销也是我，我所感到的不是疲惫或分身乏术，而是仅有的那点激情已经被消耗殆尽。

那滴水又落回了起点

2011年的某一天，我忽然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此下去一辈子也就是编辑，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性，工资不够买房，写作也越发困难。

我想应该有点变化了，于是报考了博士。这其实也不是心血来潮，在我硕士毕业的时候，我就知道博士总要读的，只是时间的问题。不是没想过硕士后直接读博，但那时候本科时的助学贷款还没有还完，自己二十大几还不工作，很说不过去，就只好上班。

再说，我们本科宿舍8个人，6个人已经博士毕业或即将毕业，只有我和一个身在海南岛养尊处优的哥们没读了，我们怎么也得凑够7个博士才行。

我开始了三十多年来最为忙碌而充实的一段生活，中午的时候，出版社的同事大都支好了简易床或躺椅开始午休，我则坐在工位上做英语考博真题。我考的方向是现当代文学，所幸这些年一直没有断了读这方面的作品和学术著作，专业课不会有问题，英语是关键。我买了单词本，在上下班的地铁上背单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的确不如从前，很难再快速地记住单词。

我自问尽了努力，老天爷确实眷顾，2012年，我回到母校读博，铁狮子坟再一次成了我的终点站。考上博士之后，我找分社的领导和分管的社领导说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如果社里觉得可以，我愿意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继续负责原来的那些书，如果社里觉得这样不好，那就算正式辞职。

对我来说，这种选择毫不艰难，我很清楚自己要走怎么样的路。领导们出于各种考虑，同意我一边读书一边继续原来的工作。从此之后，在出版社做书和去学校上课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

2014年，出版社工作任务繁重，而学校这边则是最重要和关键的毕业论文。为生活所迫，我还接了一部电视剧的工作，而我的女儿也是在这一年出生，家里也要照顾。

可在这段最忙的时间里，我的创作感觉又特别好，写了不少小说和散文。

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我没有休过一个周末，常常早晨6点半就到出版社，在楼下买一个麦当劳的6元早餐，带到办公室吃完。到8点半正式上班前，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那部电视剧的当日工作量。

8点半到12点半，同样得以高效率处理出书的事情，复杂的云因系统（出版行业的一套管理软件）、申请书号、盯封面设计、看校样……简单的午饭之后，同事开始午休，我则噼啪打字，写点小说或散文，调节神经。下午2点左右，我开始写博士论文。为了节省时间，我把需要的参考书几乎全部买来放在案头，随时翻看，想起什么也随时记下来。周末的时候，就一整天坐在办公桌前写论文，最终30万字的博士论文顺利答辩通过。

我在读博的第一天就给自己下了决心：绝不延期。这段岁月，我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心无旁骛，把全部的自己都投入到这些不得不做的事情中去。当然，这样做的代价后来才会显示出来——毕业后，我体重达到了史上最高，而且是虚胖，整个人看起来像是经过一场艰难的苦役。随后的几年，我身体开始出现一些小问题，偶尔要跑医院。

但是我依然感激这段岁月，感激我自己挺过了这个难关，感激家人和朋友的存在所给予的无形的力量。现在想来，我真正的长大成人，就是在穿着博士学位服，抱着女儿，和妻子一起照相的那个上午。

那已经是2015年6月份了，又是阴雨天气，我们打车从上地到北师大，参加毕业典礼。照完集体照，天放了晴了，北京难得的好空气。

7年前，我仿佛一滴水，经过艰难跋涉，随着波涛巨浪，穿过无数峡谷，见过激流险滩，回到了人潮汹涌的海洋。我从鲨鱼嘴边溜走，跟海豚一起跳跃，然后被灼热的阳光升腾为水汽，藏身于云朵之中，在地球上空飘荡。这朵云来到北京的上空，来到北师大京师广场，这时候，作为我的那滴水，悄然落下，在广场上的荷叶上激起小小的水花。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轮回，一滴水回到海洋，又从海洋归来，回到出发的地方，是为了再一次出发。

下一站是哪里？

下一站同样在地铁10号线，叫团结湖，一个名字里同样有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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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编舟记》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