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主角没有说话的采访稿

2018-08-26 15:52:02
2018.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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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若论起非虚构写作的翘楚,有一个谁都无法避开的名字——盖伊·特立斯。这位美国知名的记者、作家,曾任职于《纽约时报》十年,并长期为《纽约客》《时尚先生》等美国一线杂志撰稿。 他被誉为“新新闻主义之父”,创造性地在纪实书写中引入了文学技巧,致力于“将非虚构写作提升到前人未至之境”,全世界特稿记者都视其为新闻书写的典范。 在他笔下,没有失败者、小人物、零余人,所有人都是主角般的待遇、一切都鲜活无比。而他受《时尚先生》之邀采写的特稿《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是新新闻风格的代表性作品,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非虚构书写”、“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杂志文章之一”、“《时尚先生》刊登过的最好文章”,并收录进“企鹅现代经典”。

弗兰克·辛纳屈是美国20世纪的最出名的歌手,被誉为美国歌王,也是经典电影《十一罗汉》《谍网迷魂》的主演。在20世纪的美国演艺圈,他是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曾多次获得格莱美奖和奥斯卡金像奖,并于1985年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1965年,盖伊·特立斯离开《纽约时报》,开始了新工作:以每篇15000美元的价格,在一年内为《时尚先生》杂志供稿6篇。而这其中,就有《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一文。

写《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一文时,盖伊·特立斯的手写草稿大纲写《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一文时,盖伊·特立斯的手写草稿大纲

这篇人物特稿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特立斯并没有采访到弗兰克·辛纳屈。就在特立斯飞抵洛杉矶准备采访之时,辛纳屈改变了主意,不肯接受采访。

于是特立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跟随着辛纳屈,写出了这篇主角没说话的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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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酒吧的黑暗角落里,弗兰克·辛纳屈,一手拿波旁酒,一手夹着烟,站在两个金发女郎中间。这两个女郎都很迷人,但已不年轻了,她们等着他上前搭讪。但他什么也没做,整个傍晚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安静地自己待着。在贝弗利山庄这家私人俱乐部里,他看起来显得更加疏离。

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离辛纳屈50岁生日还有1个月,他情绪不佳或许不足为怪。

辛纳屈最近一直在拍一部电影,而现在他已经开始讨厌它了,恨不得马上拍完。与21岁的米亚·法罗的约会引来了许多流言蜚语,让他心力交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两周后会播出一部有关他生活的纪录片,他也愤愤不平,因为这部片子试图窥探他的隐私,甚至毫无根据地揣测他和黑手党头目有交往。

他还对自己能否按计划拍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而担心。名为《辛纳屈—— 一个男人和他的音乐》的节目历时1个小时,他要演唱18首歌曲;而就在开始录制的前几夜,他却喉咙疼痛,嗓子哑了。

辛纳屈病了。他很容易患病,以至于人们对他这次得病也没放在心上。但对于辛纳屈来说,生病却足以使他苦恼,沮丧,恐慌,甚至愤怒。辛纳屈确实感冒了。

辛纳屈患上感冒,就如同大画家毕加索没有了颜料,法拉利赛车没有了燃料——甚至更糟,因为普普通通的感冒就可能使辛纳屈失去他那无法得以补偿的宝藏——他的嗓子,并使他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

另外,辛纳屈的感冒不仅影响了他个人的心情,还使许多其他人感染了类似的症状:那些为他工作的人,和他一起喝酒的人,爱他的人,以及为了个人生活有保障而依赖他的人。

辛纳屈影响着许多人和事——他自己的电影公司,他的唱片公司,他的专用航线,他的导弹零件公司,他投资的遍布全国的房产,以及他那由75人组成的庞大的随行队伍——这只是他现在拥有和即将代表的权力的一部分。他现在似乎是那些不受约束、完全解放了的男性的化身,也许在美国除他之外没有别人能这样。

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为所欲为,因为他的财富,他的势力,以及表面上的毫不内疚。年轻一代在到处游行示威,抗议请愿,要求变革;在这个似乎由年轻人接管的时代,辛纳屈仍能宝刀不老,光彩夺目,真是难能可贵。

他曾经拥有一切,又失去所有,再把它们重新夺回,绝不让任何事情阻碍他的前进道路。他做出了几乎没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他把自己的生活连根拔起,离开了家庭,和从前所熟悉的一切决裂。他从未感到身心已老;他也能让其他老人感到自己仍旧年轻,使他们认为,凡是辛纳屈能做的事情,自己也一定能行。虽然他们自己并非一定能做到,但有一个50岁的男人能做到,那也不错。

但现在,辛纳屈得了感冒。他站在贝弗利山庄的这家酒吧里,继续默默地喝着酒,仿佛沉浸在遥远的个人世界中,当那个大屋中的唱机突然传出他的那首《天色微明》时,他仍旧无动于衷。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谣,是他在十年前录制的。它曾感动了许多年轻人。他们跳激烈的舞跳累了,坐在那里休息。听到这首曲子他们又都重返舞场,相互偎倚,翩翩起舞。然而,在这凌晨时刻,在贝弗利山庄的这个私人俱乐部里,这首歌无法让他有丝毫的反应。

同往常一样,他穿戴十分整洁:一件带马甲的淡灰色礼服,外表很普通,里面却用华丽的丝绸装饰;那双英国牌子的鞋似乎连鞋底也擦得锃亮。他戴着黑色假发,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一共有60套这样的假发。

辛纳屈脸上最能吸引人的是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蓝蓝的,十分机警。这双眼睛可以在瞬间因愤怒而寒光逼人,或者因爱而变得热情洋溢,或者就像现在这样,高傲冷漠,使朋友们都敬而远之,不敢前去打扰。

2

布拉德·德克斯特曾在几部电影和电视剧中担任角色,展示过他独具特色的表演天赋,但在贝弗利山庄,他也因为另一件壮举而家喻户晓。

两年前,在夏威夷拍摄一部电影时,他曾奋力游出几百码,冒着生命危险在大潮中救出辛纳屈。从那以后,德克斯特就与辛纳屈形影不离,并成了辛纳屈电影公司的制片人。

他在辛纳屈办公的宾馆套房边占据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他总是无休止地寻找一些能够改编为电影的文学作品,使辛纳屈能在其中担任主角。不论何时,只要辛纳屈与一些陌生人在一起,他就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辛纳屈总会激起人们最好或最坏的一面——有些男人会变得躁动好斗,有些女人会变得风骚放荡,还有些人则站在一旁,带着怀疑的态度对他品头论足,整个场面会只因有辛纳屈的存在而让人陶醉。

不过,辛纳屈如果像今晚这样情绪低落的话,场面就很可能变得易怒紧张,结果第二天上了头条。因此,布拉德·德克斯特努力去想到可能发生的一切,提前给辛纳屈敲警钟。他承认自己总想保护辛纳屈,正如他最近公开所说的那样:“我情愿为他而死。”

尽管他说得有些过于戏剧性,特别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但这些话却说明,在辛纳屈所在的这个特殊圈子里,人们普遍对他有一种极大的忠诚。虽然辛纳屈没有承认,但这似乎就是他所喜欢的,就像他唱过的歌《所有的方式》、《全部或全无》那样。

这就是辛纳屈身上所表现出的西西里人的性格。一旦他接纳别人为朋友,就不会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轻易解除这种关系。如果他们对他忠诚,辛纳屈就会不惜任何代价回报他们——丰厚礼物,私人友情,失落时的鼓励,有所成就时的赞扬。但是,他们要牢记一点:他是辛纳屈,是老板,也是家长。

我曾在纽约的吉利酒吧领教过一次辛纳屈性格中的西西里人的一面。

吉利酒吧位于曼哈顿西城第五十二街,辛纳屈无论什么时候到纽约,都要光顾那里。酒吧里屋靠墙的地方,有一个专门为辛纳屈保留的位子,除他外任何人都不能用。他一坐在那里,后面的长桌子旁就坐满了他在纽约的朋友,包括酒吧的主人吉利和他那被人们称为“蓝色犹太人”的蓝发妻子哈尼。

那天晚上,几十人围在酒吧的外边。在这些人中,一些是辛纳屈刚交的朋友,一些是老熟人,也有一些是他所不认识的。他们像朝圣一样来到这里,向辛纳屈表达他们的敬意。

他们来自纽约、布鲁克林、亚特兰大和霍博肯。他们当中有老演员,年轻演员,前职业拳击手,过气的小号手,也有政治家,还有个拄着拐杖的男孩。

他们记得辛纳屈的失败,如他唱的那首无聊的歌——《梅奇的黄昏》,他们也还记得辛纳屈那时是怎样东山再起的。

辛纳屈和朋友吃午饭辛纳屈和朋友吃午饭

那天晚上,他们都站在吉利酒吧外,无法进到里面。一些人走了,但大多数仍留在那儿,希望能从那些吧台前酒过三巡的男人们中挤过去,透过人缝看上辛纳屈一眼。他们追求的全部就是一睹辛纳屈的风采。他们透过烟雾,静静地注视着辛纳屈;这样盯上一段时间后,转身挤出酒吧就回家了。

那些和辛纳屈离得很近的人也没去和他握手,他们只是拍拍辛纳屈的肩膀或胳膊,或者只是站在跟前,等待辛纳屈挥手示意或叫出自己的名字(辛纳屈很善于记住别人的名字),然后就会转身离开。

他们已经报过到了,并向他表达了尊敬。这种宗教仪式般的情景使我有一种印象——辛纳屈同时生活在两个非现代的世界中。

说得更准确些,辛纳屈是被传统的西西里人称作“uommini rispettati”的那种人——受人尊敬的男人:那种既高贵又谦恭的男人;那种受所有人爱戴,慷慨大度的男人;那种走到哪里手都被人们亲吻的男人;那种会不顾个人安危,行侠仗义的男人。

辛纳屈总要亲自去做一些事情。圣诞节时,他会亲自为亲朋好友买很多礼物。他能记得每个人喜欢什么样的珠宝,喜欢什么样的颜色,衬衫或裙子的尺寸。当得知一位音乐界的朋友在洛杉矶的泥石流中失去了家园和妻子时,他亲自前去,为他找到一所房子,并把医院里保险公司未付的账单全部付清,还亲自监督新房子的装修、布置,就连换银器、桌布、床单,买新衣服这类琐碎的事也要亲自过问。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辛纳屈,却也会因随从做了一点点不对的事就暴跳如雷。比如谁给他拿来带番茄酱的腊肠——这是他十分讨厌的吃法——他就会朝那人扔瓶子,把番茄酱泼得他满身都是。大多数在辛纳屈身边工作的人都长得高大魁梧,但这并没有阻碍或抑制他在疯狂时的冲动。这些人永远不会对辛纳屈有丝毫的反抗,因为他是家长。

3

这时,辛纳屈对那两位金发美女说了几句话,然后离开酒吧,向台球室走去。

台球室中充满了球体碰撞时发出的清脆响声。这里大约有一群旁观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正在观看李奥·迪罗谢和两个年轻人打球。来这家私人俱乐部的大都是一些演员、导演、作家和模特,几乎都比辛纳屈和迪罗谢年轻很多,穿戴也随便。许多年轻女士都留着蓬松的披肩发,穿着勾勒出浑圆臀部的紧身裤和高档的毛衣;一些男士穿着蓝色或绿色的高领丝制衬衫、窄腿紧身裤和意大利懒汉鞋。

从辛纳屈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喜欢台球室中这些人的风格。他靠在墙边的高脚凳上,右手拿着杯酒,一言不发,看着迪罗谢把撞球打得滚来滚去。这里的年轻人都已习惯于看见辛纳屈在这个俱乐部中出现,并没有对他显出特别的恭敬,当然他们也没说什么冒犯的话。他们当中最酷的似乎是一个动作麻利的小伙子,穿着宽松的褐色条纹裤、苏格兰雪兰羊毛衣、黄褐色皮夹克和一双皮靴。这双靴子花掉了60美元。

辛纳屈由于感冒而有些鼻塞,他斜靠在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双靴子。他刚才就注视这双靴子好一会儿了。靴子的主人名叫哈德兰·埃里森,是一位作家,刚刚完成一部名叫《奥斯卡》的电影剧本,此时他正站在人群中看球。

终于,辛纳屈忍不住了:“嗨,那靴子是意大利产的吗?”声音虽略带沙哑,但仍很有威力。

“不是。”埃里森答道。

“西班牙产的?”

“不是。”

“是英国产的?”

埃里森回头,瞪着辛纳屈,不耐烦地说:“我不知道,先生。”说完,他转过头去。

台球室一下子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这时,辛纳屈离开凳子,带着他那种惯有的傲慢,走向埃里森,台球室中只听见辛纳屈皮鞋响亮的踢踏声。然后,辛纳屈轻扬眉毛,带着一丝狡诈的微笑,问道:“你在找茬儿?”

哈德兰·埃里森向旁边挪了挪,说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话呢?”

“我不喜欢你穿的衣服。”辛纳屈说道。

“我不想激怒你,但我穿适合我自己的衣服。”埃里森说道。

这时台球室内响起了嘀咕声,一个人说道:“走吧,埃里森,我们离开这儿。”但埃里森仍站在那里。

辛纳屈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水管工。”埃里森答道。

“不,不,他不是。”桌子另一边的一个年轻人马上大声喊道:“他是《奥斯卡》的作者。”

“是吗?”辛纳屈说道,“我看过,简直是一坨屎。”

“真奇怪,”埃里森说道,“它还没出版呢。”

“我看过了,那是一坨屎。”辛纳屈重复了一遍。

“走吧,小子,我不想让你待在这儿。”这时布拉德·德克斯特对埃里森大声地说道,他也有点儿生气了,他的大块头和埃里森的小个子身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嘿,”辛纳屈打断了他,“没看见我正和他说话吗?”

德克斯特被弄糊涂了。他改变了态度,语气缓和下来,几乎恳求似的对埃里森说:“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折磨我呢?”

整个情景变得越来越滑稽可笑,辛纳屈似乎并不太认真,或许只是由于失望和烦躁才做出这样的反应。不管怎样,在与他们又争吵了几句后,埃里森最后走了。

此时,辛纳屈和埃里森发生了口角的消息已经传到舞厅中人们的耳朵里,有人要去找俱乐部经理,但另一个人说经理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早就钻进汽车逃回家了。因此,经理助理来到了台球室。

“我不希望任何不穿礼服不戴领结的人在这里出现。”辛纳屈厉声说道。

这位经理助理连忙点头,然后回到办公室。

4

转眼到了下周一。这天多云,特别冷,是加利福尼亚少有的反常天气。一间白色的电视录影棚内聚集了100多人。这是一个宽敞的录影棚,舞台和墙都是白色的,里面悬挂着许多灯,更像一个巨大的手术室。

在这里,大约1个小时后,全国广播公司将开始录制一部时长1小时的纪录片。该片将在11月24日正式播出,它将在有限的时间里着重描写辛纳屈近25年的演艺生涯。

在感冒之前,辛纳屈对能录制这部片子感到激动和兴奋,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不仅可以引起那些喜欢怀旧的观众的兴趣,而且可以向那些摇滚歌手展示自己的天赋——在某种意义上,他在向披头士乐队宣战。马奥尼的公司为媒体准备的推介材料也强调了这一点,上面写道:“如果你已厌倦了那些留着一头可以藏下一筐甜瓜的长发年轻歌手……请快来欣赏电视片——《辛纳屈和他的音乐》,这部片子的音乐价值会让您耳目一新……”

但此时,在洛杉矶全国广播公司的这间录制室里,人们却被不安和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因为他们不知道辛纳屈的嗓子还行不行。

辛纳屈走了进来。他的脸色苍白,蓝色的眼睛上似乎蒙着一层雾。他的感冒还没好,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唱,因为日程安排得很紧,而且他已花了上万美元雇用管弦乐队、各类技术人员,并租用了录影棚。他路过控制室,去排练室试嗓时,发现录制大厅中的管弦乐队和舞台的距离不够近,没有达到他特意提出的要求。对此他紧闭双唇,显然很烦躁。过了一会,从排练室中传出辛纳屈摔小提琴的声音,还有他的琴师比尔·米勒的声音。比尔·米勒柔声安慰他道:“尽量别生气,弗兰克。”

辛纳屈缓步走进录影棚时,所有的乐手都拿起乐器,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辛纳屈清了清嗓子,在乐队的伴奏下试唱了几首后,他把《不要为我担心》唱到让自己满意了。但因不知道自己的嗓音能持续多久,他忽然又变得很不耐烦。

几分钟后,唱完了《如果没有歌》,辛纳屈就照着摄像机旁的一块纸板,开始念他的开场白。当这一切完毕后,他就要对着摄像机正式拍摄。

一个人跳到摄像机前喊道:“弗兰克·辛纳屈纪录片,第一幕,第十页,第一次拍摄。”说着,“啪”地合上镜头板,做了一个开拍的动作。

“你是否想过,”辛纳屈念道,“如果没有歌声,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那将是一个枯燥沉闷的世界……这确实值得思考,不是吗?”

辛纳屈停了下来。

“对不起,”他说,“伙计们,我要喝一杯。”

几分钟后他们又重新开始了。

“弗兰克·辛纳屈纪录片,第一幕,第十页,第二次拍摄。”那个拿镜头板的人跳到摄像机前喊道。

“你是否想过,如果没有歌声,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这一次辛纳屈一直念了下去,没有间断。之后,他又试唱了几首歌。这期间,某个乐器的音调不合他意,又间断了一两次。过一会儿他的嗓子会怎样还很难说,这只是片子的开始。然而,到目前为止,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尤其是当辛纳屈唱那首流行的伤感老歌时。

《南希》这首歌是在20 多年前由吉姆·范·霍伊森和费尔·西尔弗斯创作的,其灵感来自于南希,辛纳屈三个孩子中的长女。那时南希还是个几岁大的小姑娘。

如果一天没见到她,

就会无比思念。

啊,每次我吻她

是多么激动。

尽管辛纳屈从前曾无数次唱过这首歌,但这次,大厅里的人都感到特殊的东西在他的内心涌动,因为这时他流露出了某种不寻常的感情。不论他是不是感冒,他都在唱着,带着热情和活力,没了平时的傲慢与自大。

辛纳屈和女儿南希辛纳屈和女儿南希

辛纳屈可以在任何地方睡觉,这是他过去常坐乐队巴士长途跋涉巡回演出时练就的本领。他那时也学会了穿礼服时捏住裤子背后的裤缝,反折好上衣,安稳地睡觉而不让衣服起皱。但他现在不再坐巴士了。

尽管幼年时女儿南希曾对父亲总睡沙发而不照顾她感到不满,但后来她渐渐明白了,沙发是世界上仅剩的几个能给她父亲点隐私的地方。

在那里,他可以静静地一个人待一会儿,他那张谁都认识的脸不会被注意或引起骚动。她也明白,她的父亲再也无法过普通人的生活了:他的童年在孤独中度过,并一路希望引人瞩目,但成名以后,却再也不能一个人随意生活了。

“你究竟在那儿干什么,德怀特?”

控制室里没反应。

“你们在那儿开派对,还是什么,德怀特?”

辛纳屈站在舞台上,抱着双臂,目光越过摄像机,瞪着海米恩。辛纳屈用尽嗓子的全部力量,唱完了《南希》这首歌。接下来的几首歌有几个高音,辛纳屈的嗓子再一次沙哑了。辛纳屈走进控制室,在那看了一遍录像带,不到5分钟就直摇头:“抹掉,抹掉,简直是在浪费时间,一看就是感冒的样子。”

然后他离开控制室,要求把今天录制的节目全部洗掉,等到他康复后再重新录制。

不久这个消息就像流感一样在辛纳屈的员工中传开了,接着传遍了整个好莱坞,接着从吉利酒吧又传到全国各地,也越过了哈德孙河传到了辛纳屈的父母和新泽西市他的亲戚和朋友耳中。

5

辛纳屈的父亲,马丁·辛纳屈是西西里人,出生在卡塔尼亚。他面色红润,长着一对蓝色小眼睛。那个年代,那种地方,爱尔兰人统治着城市生活的底层。大多数在19世纪移民到美国的意大利和西西里人都很贫穷,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不能加入由爱尔兰人控制的建筑工会,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爱尔兰的警察、牧师和政治家的压迫。

辛纳屈的母亲多莉却是一个例外。

她是一个身材高大又有远大抱负的女人。她在出生两个月后被母亲和父亲从热那亚带到这个城市。她的父亲是一名印刷工人。在以后的几年里,长着红彤彤的圆脸盘和蓝眼睛的多莉常常被误认是爱尔兰人。她总是飞快地抡起她那很重的书包砸向那些说“意大利猪”的人,这使许多人感到惊讶。

在鼎盛时期,多莉凭借娴熟的社交手段与新泽西州北部的民主党核心人物巧妙地周旋,很快地成为霍博肯第三选区的“凯瑟琳·德·美第奇”;每当选举时,她总能为竞选者从周围的意大利人那里拉到600多张选票,那里是她的权力的坚强后盾。有一次她告诉一位政客,她想使她的丈夫成为霍博肯消防队的一员。这位官员告诉她说:“多莉,现在没有空缺。”多莉怒斥道:“那就弄一个出来!”

那个政客真的这样做了。几年以后,她又要求让她的丈夫当一名队长,不久后她就接到一个电话:“多莉,祝贺你!”

“为什么?”

“为了辛纳屈队长。”

“噢,你们终于让他当队长了,太感谢了。”

然后,多莉就给消防队打电话。

“请辛纳屈队长接电话。”她说。

一位防火员喊辛纳屈接电话,并说道:“马丁,我想你的妻子一定是疯了。”当辛纳屈拿起话筒时,多莉向他祝贺道:

“祝贺你,辛纳屈队长。”

辛纳屈和妈妈辛纳屈和妈妈

1915年12月12日,小辛纳屈出生的时候,由于多莉难产,他差点没能来到这个世界上。辛纳屈刚一落地,就带上了一个永久的标记——脖子左侧的几块伤疤,这是那个笨拙的医生用产钳留下的。辛纳屈一直没有动手术去掩盖它们。

多莉·辛纳屈不像其他意大利母亲一样,只要自己的孩子听话、能吃,就好。她对孩子的要求很多,而且很苛刻。她曾梦想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

一天晚上,她看见儿子的卧室墙上挂着宾·克罗斯比的相片,并得知他想成为一名歌手时,气得把一只鞋砸向了儿子身上。最后,当她发现自己不能阻止他时只好说“他很像我”,并鼓励他唱歌了。

6

许多和辛纳屈同时代的意大利血统的美国孩子都有相同的追求:他们都擅长歌唱,不善言语,所以他们当中没出现一位伟大的作家。然而,他们却都能用他们的歌喉自如地交流。这是他们的传统,他们不需要文凭,而凭借歌声成名,但没有谁比辛纳屈更出色。

尽管那次他在“乡村小屋”俱乐部几乎唱了整整一夜,但第二天仍在纽约广播电台无偿地演唱了很多歌,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他在哈里·詹姆斯的乐队做歌手,并于1939 年在那里录制了他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全部或全无》。他慢慢开始喜欢詹姆斯和乐队的其他成员,但当他收到汤米·多尔西的邀请,希望他加入他那支几乎是全国最好的乐队时,他欣然接受了。在那里,他每周可收入135美元;更重要的是,汤米知道怎样去包装一个歌手。

辛纳屈在离开詹姆斯乐队时非常伤心,在乐队度过的最后一夜令他至今难忘,以至于20 年后辛纳屈仍然记得那天的情景。他向一位朋友讲道:“大约在零点左右,乐队的其他伙伴都上了车,我向他们一一告别。车开了,记得当时下着雪,我独自一个人背着行李,站在雪中,看着汽车尾灯在视线中慢慢消失。我的泪水禁不住地流了下来,并向汽车追了过去。我非常留恋乐队里那种充满活力的氛围,真舍不得离开它……”

但他离开了那里,正如他会离开其他任何曾令他感到温馨的地方一样。他不会浪费一点儿时间,要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追求更多的东西,他要独自奋斗。

他护卫那些受压迫者,抨击那些当权派。有位音乐人说了些犹太人的坏话,他曾给过那人一拳;早在黑人运动兴起的20年前,他已在为黑人的权利大声疾呼了。不过他也曾因巴迪·瑞奇的鼓声太响而把一盘玻璃杯砸在他头上。辛纳屈在30岁之前送人的金制打火机就值5万美元,他过着那种移民所疯狂追求的生活。

“是的,我的儿子像我,”多莉不无骄傲地说道,“如果你跟他作对,他会永远记住你。”在承认他的权力的同时,她也指出:“他不能让他妈妈做任何她不想做的事。”她还补充道,“即使现在,他穿的衣服仍是我过去给他买的那个牌子。”

尽管多莉· 辛纳屈在霍博肯有87个教子,而且每当有政治活动时就会去那里看看,她和丈夫目前仍住在新泽西州利堡市。他们在那儿有一所漂亮的大房子,总共有16个房间。这所房子是儿子在三年前送他们的,是庆祝他们结婚50周年的礼物。辛纳屈夫人和她的儿子每周通一次电话。

最近,辛纳屈建议她来曼哈顿时住在他在曼哈顿东河旁东72街的公寓里。虽然这里是纽约市的一个很富有的地区,但在他住的街区却有一个小工厂。多莉抓住这个把柄,对她的儿子进行报复,因为辛纳屈曾把他在霍博肯的童年描述得令她很不高兴。

“什么,你想让我住你的房子,在那个垃圾堆里?”她喊道,“你觉得我会在那个令人作呕的鬼地方过夜吗?”

弗兰克·辛纳屈明白了她的意图,赶紧说:“对不起,利堡夫人。”

7

在棕榈泉休养了一周,感冒好了很多,辛纳屈又回到了洛杉矶—— 一个充满阳光和性爱的美丽城市,一块美国人从墨西哥人手里强占的土地,一座随处可见一些穿着紧身短裤的小个子男男女女进出敞篷车的城市。

辛纳屈及时赶回去和家人一起看了那部等待了许久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录制的纪录片。大约晚上9点钟,他开车到了前妻南希的家,并在那儿和南希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共进晚餐。他们的儿子不在本地,最近很少与他见面。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由沃尔特·克朗凯特解说,晚上10点钟开播。辛纳屈一家吃完了晚饭,在节目开播的前一刻,转动椅子面对电视坐下。尽管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灾难,但他们已经联合起来,准备共同观看。

辛纳屈的所有工作人员,无论是在这座城市,还是在这个国家的某个角落,也都做着同一件事。辛纳屈的律师米尔顿· A. 鲁丁叼着烟,带着律师特有的警觉,正用他那锐利的目光盯着电视。其他人还有布拉德·德克斯特、吉姆·马奥尼、埃德·普奇、辛纳屈的化妆师“短枪”布里顿、纽约代理人亨利·吉内、服装设计师理查德·卡罗尔、保险经纪人约翰·利利、贴身仆人乔治·雅各布斯—— 一个潇洒的黑人。那时他正在他的公寓里款待女孩子们,唱机里播放着雷·查尔斯的唱片。

像笼罩好莱坞的许多恐惧一样,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的恐慌最后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这个一小时长的节目纯粹是对辛纳屈的赞颂之辞,而不像传言所说的那样是对他的爱情生活、黑手党和其他私生活领域事务的肆意揭露。

在第二天出版的《纽约时报》上,杰克·古尔德写道:“尽管这个纪录片事先并未得到辛纳屈的授权,但如果真要征求他的意见的话,我想他也会同意的。”

节目刚一结束,电话铃就响彻了整个辛纳屈的圈子,他们互相表达喜悦之情,都如释重负。酒吧老板吉利从纽约发来了电报,上面写道:“我们统治了世界!”

第二天,辛纳屈重新开始到全国广播公司大厦录制他的节目。站在大厦走廊里,他和几位朋友谈论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他说:“哦,很成功!”

“是的,弗兰克,极其成功。”

“但我认为杰克· 古尔德在今天《时报》上的观点是对的。”辛纳屈说,“在节目中应该有更多的关于人的内容,而不应把那么多注意力放在音乐上……”

他们都点头同意,没有人提到当初听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向辛纳屈开火时他圈里人惊恐万状的样子;他们只是点头称是,其中两个还笑辛纳屈在这次节目中又明显地用了“小鸟”这个词——这是他酷爱的字眼。

他总是问他的密友:“你的小鸟怎样了?”;一次他几乎在夏威夷溺死,后来他解释道:“只是我的小鸟沾了点儿水”;他的一个演员朋友迪克· 巴卡恩家中挂着他手握一瓶威士忌的巨幅照片,下面写着这样的一句话:“喝,迪克!酒对你的小鸟有好处。”他有时会篡改一首名叫《与我一起飞翔》的歌的歌词:“说出那些话语吧,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小鸟去阿卡普尔科海湾了……”

10分钟后,辛纳屈跟着伴奏乐队步入全国广播公司录影棚,那里与8天前的样子已完全不同。这次辛纳屈的嗓子感觉良好;他与人们谈笑风生,不再有任何东西能使他沮丧。

当他站在舞台上的一棵树旁唱《我怎能不想邻家的女孩》时,一台装在滑动轨道上的摄影机滑动得太近,撞着了那棵树。

“天啊!”一个技术助理叫道。

但是辛纳屈似乎并没注意到这些。

“我们这儿出了点儿小故障。”他平静地说,然后又从头开始唱起那首歌。

世纪文景图书《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世纪文景图书《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本文选自世纪文景图书《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刊发时有删节,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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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纪录片 《voye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