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一篇15000美元的特稿

引言 在「特稿」这个名词诞生之前，我们尚未知觉，却已经继承了一笔灿烂的遗产。 那些名字遥远，留下的词句漂洋过海，来到这里。 我们回望，同时眺望，大洋另一端，闪闪发亮的非虚构写作先驱。 这里是人间FM的新栏目，我们将分享这些非虚构作家的写作故事，以及我们的感想。

如果你有看过电影《银翼杀手》2049的话，可能会对开场音乐有些印象。

主人公K去前代银翼杀手Deckard家的时候，点唱机上出现了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弗兰克·辛纳屈的全息投影。说到弗兰克·辛纳屈，在几度获格莱美奖、奥斯卡奖之外，他还与意大利黑手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种辛纳屈本人不愿意承认的说法是，教父中歌手仲尼一角就是以他为原型。

他是美国男人的神话，风光无限，经历过事业低谷，又卷土再来。

1965年，风头无两的辛纳屈接受了美国《时尚先生》杂志的采访要求，但当记者飞抵洛杉矶之后，他改变了主意，并且在接下来这位记者随行的三个月中，没有接受过一次采访。但故事还要继续讲下去，这位没能采访到辛纳屈的记者最后撰写的稿件，在2003年《时尚先生》的十周年特刊中，被评为这本杂志有史以来刊发过的最好的文章。《名利场》杂志评价它为——二十世纪最好的非虚构作品。

三十年后，这位记者听说，辛纳屈很喜欢这篇文章。

这个记者就是盖伊·特立斯，这篇文章是《辛纳屈感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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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盖伊·特立斯这个名字，紧跟其后的名头往往是“新新闻主义之父”。

新新闻主义是国外一位同样非常有名的非虚构作家汤姆·沃尔夫在70年代大力推行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用文学化的手法来写新闻。不描写宏大的历史背景，而是展现场景；直接引入对话，开始强调人物形象，表现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而在写作上的尝试则比这早得多，比如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杂志写作——用短篇小说的方式来写人物，盖伊·特立斯也因此被视为先驱。

但他本人对这个称呼并不满意，他在接收NPR采访的时候给出了原因：

70年代，这个术语进入美国大学校园以后迅速流行起来，它的信奉者开始尝试这种具有更强代入感和可读性的文学化新闻写作形式，但对事实的把握却有所懈怠。

盖伊·特立斯反对这一点，他是一个不会在文章中使用化名的记者，如果被采访对象不愿使用真名，那特立斯就不会把他写进文章里。在新书High Notes宣传期间，特立斯接受电视采访，提到《纽约时报》的一篇新闻，在援引信源时的措辞是“有人说”。特立斯非常生气，觉得这是报纸的堕落。

而《纽约时报》，对他而言，就是新闻界的圣经。

他确实采用小说的写法，但始终坚持自己要写真实的事情。他有喜欢的、不断学习的作家，比如菲利普·罗斯、菲茨杰拉德、约翰·奥哈拉。他的妻子，南·特立斯，一位纽约市的明星编辑，曾就职于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美国六大出版商之一）、出版过盖伊·特立斯作品的双日出版社（原为美国最大出版社，后被兼并，下属于企鹅兰登书屋），也曾是菲利普·罗斯的编辑。她的作者还有玛格丽特·安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作者），伊恩麦克尤恩（《在切瑟尔海滩上》）。

在盖伊·特立斯把稿子交给他自己的编辑之前，他的妻子常会先一篇篇地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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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对非虚构写作有所关注的朋友可能对他早有耳闻，去年人间「好读」栏目曾经用书摘的形式介绍过他在国内最广为人知的作品《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这本书一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早先以《猎奇之旅》的名字在国外单独发行过，用六个概念，把纽约市里往往被我们所忽视的边缘人的细节集结起来，堆垒出大量的数据，描绘出这个城市里不太光鲜但确确实实存在的另一面。这种视角和风格对国内的非虚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人间曾经刊载过的记者王天挺的作品《北京零点后》就是受到它的启发。还有《北京的2000万种死法》等等。

这就是她们在纽约城里的工作——她们是那些有着自己的工会组织的1.2万名清洁女工。她们每天夜里要抚慰1000英尺的地板和沉睡的电话，轻轻擦拭桌面上别的女人的照片。傍晚6点，200名清洁女工脚蹬平底鞋，身着农妇穿的那种蓝布衣，迅速地奔向帝国大厦的3000个房间；她们每年能在那里的地上发现总计约5000美元的钞票和硬币，有时在家具后还会发现隐匿的偷情者。但她们都非常忠于职守，把拾到的钱全部上交，并且把那些偷情者报告给警卫——可这两种做法都得不到什么感谢。

晚上7点半，350名清洁工已进入洛克菲勒中心。这座楼里的所有废纸在被倒入筐子后，都得在仓库里保存48小时，每个吸尘器也要在12小时后再清理——这种做法对珠宝商找回他们丢失的金粉、钻戒及小宝石等物品非常奏效。

午夜时，几千名清洁工来到华尔街的某个大厅，那里到处是股票自动接收机上使用的纸条。她们干活时小心翼翼，只扫掉在地上的碎纸，不会乱动桌上的任何东西。常常有某些经理故意把碎纸扔在桌面边缘，试探清洁女工是否照章办事。

摘自《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北京市前门大街的急救中心里—这座中心拥有23辆救护车，2辆急救摩托和一架停在大厅里没有螺旋桨的直升机，32岁的值班医生陆毅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

陆毅的团队大多数时候开一辆奔驰或雪佛兰的救护车，每公里收费5元钱和40元出诊费，有的时候则开一辆丰田，每公里只收2.5元和20元的出诊费——当患者病重到需要使

用呼吸机时，每小时要增加20元。他们的车队在2012年总共发生刮蹭事故23次，不知为何，其中“48”号车碰撞次数最多，它的右前杠角、左前杠底脚、前景灯左侧、左后轮眉边和中门分别被刮蹭过。

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平均每晚有155人出生，99人死亡，这些生命大多开始或结束于全市医院的共94735个床位上，但也有一些例外。

第二部分描写的是纽约布鲁克林桥梁建筑工人的生活，它的体量是更大的，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这也是盖伊·特立斯文章中边缘群体整体出现的开始。

摘自《北京零点后》

命运的无常在这座城市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有些人走在马路上也会突然死去。应该是在400多条市管（及以上）道路上，分布着大约192万个井盖，下方是纵横交错的市政管道。井盖故障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个2秒钟内彻底消失在母亲眼前、至今没有找到遗体的3岁男孩。而28岁的市民杨二敬，遇上了马路塌陷，坠入一口200摄氏度的热力井后被烫死。

北京的公交车司机除了谨慎行驶，还要防备在北京的立交桥或过街天桥上徘徊寻死的人。过去10年里，至少有18人从桥上飞身跃下。运通107路的司机就曾在一声巨响后，目瞪口呆地看着车前躺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年轻人。而砸中300路内环的小伙子则长时间趴在车顶，直到闻讯赶来的10名民警将其抬下。

摘自《北京的2000万种死法》

第三部分收录的主要是在他离开纽约时报、告别体育报道记者身份后，与杂志合作的几篇人物稿。1956年，特立斯以每篇15000美元的价格与《时尚先生》签订了6篇稿件的合约，《辛纳屈感冒了》就是这部分的开篇。它也是盖伊·特立斯在国外影响最大的文章，但在国内的影响力却远远不及。

如果有能力，推荐大家去读一下英文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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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的感觉就像一个复杂但又有层次的长镜头，通过空间和声音两个维度，形成了不断推进又拉远的节奏感。盖伊·特立斯对场景的切换，仿佛流转，是流畅且自然的。他常常通过空间、时间、声音三个维度的变化，刺激多种感官，一步步展开场景。他对声音的敏感之处在于，他常常在作品中插入歌词，对应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情绪，形成自然的节奏感。描写辛纳屈的文章几次插入歌词，上一段留下的尾巴，在下一段被衔接，然后继续往深走。

但因为句法结构、词语直译的差异，语感的优势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被磨损。比如中文没有后置定语，如果想要在翻译之后依然能保持特立斯所擅长的长句结构，往往会显得翻译腔，缺少必要的断句。或者是因为语序的不同难以流畅地衔接。但与此相比，猎奇之旅那部分是通过密集的数据，对边缘人的观察，提供了一种视角。在我们身边依然有清洁女工、公交司机、擦鞋工，对他们的关注不会因为语言和文化改变。

同样不受语言影响的是他稿件中庞大的人物数量，这需要丰富的调查支撑，在一篇八千字的稿件里，往往会出现几十个人名和地名，它们的出场顺序遵照内在逻辑，形成人物链条，到最后交织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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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时尚先生杂志合作期间，他主要的描写对象还是有权有势的名人，毕竟这些人是要出现在时尚杂志封面的。他会着重描写这些对象的家庭关系，比如在《辛纳屈感冒了》这篇文章中，特立斯本人最为满意的形象——辛纳屈的母亲。比如作为一名意大利移民，在倍受爱尔兰人排挤的情况下为丈夫挣得职位，在家里非常有话语权，接受采访时自豪地说辛纳屈的内衣裤至今仍是她挑选的牌子（当时辛纳屈已经四五十岁了）。

有如此影响力的、威严的辛纳屈，依然有每个人都会有的、来自家庭的羁绊，在这个时候，他不是从天而降的神话、也不是什么超人。直到前几年，盖伊·特立斯为纽约客写了一篇关于俄国女高音歌唱Marina Poplavskaya的文章，里面依然用很大篇幅讲述这位女歌唱家与母亲和祖母之间的关系，而且他尤其喜欢Poplavskaya经历过二战的祖母。

这些对亲人的描写，不只是让高高在上的明星变成普通人，实际上盖伊·特立斯自己身上带着大量家庭生活的遗产。二战，与亲人的关系，战争与和平时代的对比，是常常出现在他文章里的内容。战前、战后、二战期间这些词可能是人物的前缀，也可能是对文化、社会背景的介绍。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讲述自祖父起的自家移民史。

盖伊·特立斯的父亲在一战后从意大利来到美国，经营一家裁缝店。30 年代，盖伊·特立斯出生，恰好赶上二战。可以想像在二战期间的美国，他的父亲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既离开了意大利，也没法融入美国，始终是一个异乡人。这也是盖伊·特立斯对自己的定义。

他把自己看作边缘化的美国人，甚至根本不算美国人。他的出生地是一个小城 Ocean City，中学靠着在学校报纸写体育新闻，挂在校队；高中毕业给纽约多所学校发送申请书，然后它们石沉大海，最后他去了阿拉巴马大学；大学毕业奔赴首都，进入《纽约时报》之后才第一次听说《纽约客》这本杂志。

一个所谓小镇青年，成为一线报纸里赫赫有名的记者，听起来像是凭一己之力改变命运的典例，但这一路依然有着清晰的骨节。

他是小镇里穿得最好的孩子，这是他和爸爸的骄傲，作为一个高级裁缝的儿子，他对穿得好这件事有种执着。直到现在，他一个人在地下室写作的时候也会穿好西装三件套，戴上袖扣和围巾。32度的高温下，他穿着白色立领的长袖衬衫，戴着一对袖扣、一条黄绿色围巾晚上，在衬衫外面套上马甲，搭上相应的黄色丝帕。

他是穿得最好的应试者。阿拉巴马教授的西装，出自特立斯父亲之手，甚至纽约时报的编辑，最初也是因为特立斯配着的一对袖扣，才让这个初来乍到、没打上一声招呼的小城男生留在了办公室。一个人的衣着会出卖他的身份，在特立斯的作品内外都是如此，成名之后的特立斯会被重复地问到写作的秘诀，在回答中“穿得好”这一条始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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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依然是穿得最好的记者，之一。面对他的问题更多，你为什么成为记者？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他给出的答案，无论是好奇心、耐心、面对面的真心，最后往往又落回他的童年。

他的母亲经营一家裙装店，顾客多是丈夫参军的妻子，儿子参军的母亲，身形已经臃肿的中年妇女。她们开始在小小的一爿店里交换故事，对特立斯和他的母亲来说，秘诀是听他们讲话，不要打断，关注言语的迟缓和中断处。

这也是他更关注普通人的故事的起点，这些人没有话语权、没有人看他们的脸色或者寻求他们的意见，当麦克风能对准他们，这些人的表达欲就有了出口，他们是生动的，比起名人他们更愿意披露自己的生活，也更愿意说实话。特立斯非常清楚这一点。

纪录片《偷窥》里出现过他采访别人的片段。在单独面对镜头的时候，特立斯流露出了对偷窥的质疑，在面对采访对象的时候，他又和镜头前的冷静完全不同，会给出积极甚至夸张的回应，鼓励采访对象继续讲下去。

盖伊·特立斯学到了，对记者来说，对他来说，相对于提问的技巧、具体的问题内容，更重要的做一个被喜爱、被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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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oyeur Documentary
音乐：One for my baby and Nancy by Frank Sina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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