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里,我的手长出来了

2018-10-24 16:50:33
201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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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8年5月份在苏州与乐行机构负责人见面时,他问我是否有意愿写一写工伤工友的故事,希望通过文字有更多人能关注、了解工伤工友群体。 6月份,我受其之邀,有了近距离与工伤工友相处的机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阿香。她在舞台上开心地跳着她家乡的舞蹈,她缺失的右手,对她的舞姿没有任何影响。 离开佛山之前,征得阿香的同意,我留了她的手机号码并加了她的微信。之前,我以为不戴义肢的阿香已接受缺失右手的事实,聊过之后,才知道,她多么害怕见到老乡和以前的熟人。 我曾一度担心自己的“不专业”会造成对她的二次伤害,所以每次聊天前,我都会跟她说,如果有些问题她不想聊就不聊。阿香很信任我,什么都会跟我说。她会跟我说她现在头发掉得厉害,脸上长了雀斑,她有每一个女人的小烦恼。

1

阿香搓热的左手揉捏着右手截肢愈合处,她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这种习惯,或许是一到变天的疼痛,或许是楼下的中医叮嘱她要常常活动这里,以促进血液循环,手臂才不会萎缩。她已经失去了右手的掌心和五根手指,不想手臂也没了。

受伤之后,阿香觉得自己残缺的右手连带着整个一边的身体都有了问题,她的脑子也出了问题,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想法会冒出来。

有时候她想:做一天算一天,拿着赔偿金回老家算了。如果真的回老家,没有工作,钱会花得很快。等老了,更找不到工作,孩子们也会觉得自己是拖累。如果可以的话,能在沃尔玛工作15年,领到退休金也是好的。

有时候她又想:赔偿金不能乱花,要存起来,可存在那里的几十万,等老了的那一天,这笔钱是不是就不值钱了?

“过一天算一天吧。”她最后只能这么告诉自己,“现在自己养活自己,啥也不要想。”

有人安慰她,“你只是少了一只手而已”,还有人说,“现在你有几十万的赔偿金,你打工多少年都挣不到”。但阿香知道,失去一只手的痛苦和折磨,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

受伤后,阿香会更多地为自己考虑了,她跟孩子们通电话的次数开始变少,好像没有话对他们说了。有时候他们打电话找她要钱,她就一句:“妈没钱,找你爸。”然后结束通话。她觉得这样对老公有些不公平——他一个人要负责生活家庭方面所有的开支。可是,老天对她又何尝公平呢?

失去了右手的体验是,用左手做事比三岁孩子学走路、学说话还要难:绑头发的时候,一只左手怎么也绑不好;刷牙时不能像以前那样左手拿水杯,右手拿牙刷,只能嘴巴对着水龙头漱口,左手刷牙;现在,阿香不买带拉链的衣服,因为一只手拉不上拉链,带扣子的衣服相对来说方便些;有鞋带的鞋子,要保持它买来时穿好鞋带的样子,洗鞋时,鞋带不用抽出来直接洗就好了;走路时,如果鞋带散了,只能多花些时间,蹲在路边用残缺的右手压住一边,等待左手系好鞋带;吃饭的时候,她会下意识地伸出右手拿筷子,残缺的手出现在眼前时,又让她意识自己犯了错误——右手拿不了筷子。

2018年,阿香还没回过老家。婆婆在电话里跟她说,孙女问:“妈妈今年是不是不回来了?如果妈妈经常回家,被人知道了,那该怎么办?”

“别人知道就知道了呗。”婆婆说她就这么回答的。

在阿香看来,公婆若是嫌弃,也是人之常情,谁会想要一个残疾的儿媳妇?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的亲爸妈才会不管自己变成什么样,始终不会离开自己。想到年迈的父母,阿香又流泪了。

阿香最怕回老家过年。受伤的那一年春节,她并不想回去,但是父母电话催促,她又想念一年未见的儿女,最后还是和老公一起回去了。

2

回家的路上,阿香把残缺的右手藏在袖子里,怕会吓到别人。

一到家,家人围着阿香,什么话也没说,除了哭——因为阿香的伤势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阿香忍住眼泪,没哭,说:“我这个没什么大不了,有的事情是做不了,有的事情还是能做的,只是做得慢一点。”

在儿女面前,阿香一直戴着手套。有一天烤火的时候,小儿子说:“妈妈,烤火你还戴着手套,怎么不脱下来?”

“我怕冷呗。”阿香答道。

晚上,阿香睡在中间,双胞胎儿子睡在她身旁,一边一个。第二天早上,阿香就戴着手套帮他们穿衣服。等到第三天早上,两个8岁的儿子盯着阿香看。阿香怔住了,望着自己勾住衣服的右手,才察觉到自己的手套不知半夜时丢到哪里去了,回过神,她立刻把右手藏在背后。

“你们不怕妈妈吧?”阿香问。

两个儿子笑了,说:“不怕不怕。”

“妈妈变成这个样子,你们不怕吗?”阿香的鼻子发酸。

“我们早就知道你没有手了。”大儿子笑呵呵的。

“那你们怎么不问妈妈呢?”阿香声音哽咽。

儿子们低着头说:“不好意思问。”

“我把手拿出来,你们不要怕。”阿香调整好情绪。

“我们不怕。”

其实,阿香并不想让儿子们看到她受伤的手,但是她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妈妈很坚强。

村里有斗牛表演,所有的人都盛装出席。家人也叫阿香去,她拒绝了。

“你去嘛。”他们身着阿香做的衣服,说。

衣服是阿香受伤前做的。作为侗族的女孩,在她们懂事的时候,妈妈就会教她们怎么做自己民族的服装。

阿香脱掉手套,通过装有弹簧的袖子,穿上自己亲手缝制的衣服。看了一会斗牛表演,阿香觉得有点热。她正准备脱衣服时,两个儿子过来围住她。

“你们在干嘛?”阿香不解。

“你不是怕别人看见吗?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了。”大儿子答道。兄弟俩用自己的身体当作屏风,挡住别人的目光,让妈妈放心地脱下右边的袖子。

大人们以为孩子年幼无知,其实孩子什么都懂。

3

受伤在阿香看来是命中注定。

2016年5月2号一大早,睡梦中的阿香被朋友的电话吵醒:“阿香,你今天上班吗?不上班的话,我们去山里玩。”

阿香说不去了,她要上班。挂掉朋友的电话,她又睡了个回笼觉。

“你别去上班了,一起出去玩吧。”放假来看望阿香的老公也叫她出去。

“你去玩吧,我要把货压完。”

阿香那时本想辞工,老板却给了她一批6万个吊牌的订单,说做完这批货才有钱给她发工资。那个五一节前后,她已经压了4天的吊牌,还剩2万没有完成,她想早一点压完这批货,拿到钱就可以走了。

平时,他们早上8点开工,12点吃午饭,为了省去机器预热的时间,吃饭时机器不关,吃完饭就赶工,直到晚上8点下班。机器能输入4、6、8、10、12、20的数值,好根据吊牌的大小、厚度不同,选择不同的模具。“20”的,压满1万个吊牌有25块钱;“8”、“10”、“12”的,1万个吊牌是45块;“6”的,1万个吊牌是75块;“4”的,1万个吊牌是120块。计件工资,做得多拿得多,阿香每天的工资,大概是120块。

5月2号那天,阿香很困。上午车间有3个人开工,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个大哥的老乡来找他喝酒,大哥下午就没来上班。

“我们俩也停工吧,过节,今天所有人都停工,老板也不会说什么的。”另外一个老乡见车间只剩下他和阿香,建议道。

阿香没搭理他,心想:你要停工自己停好了,我把货压完就走了。

事后,阿香想,那天有那么多人叫她走,她却坚持选择了开工——如果她听从其中某一个人的意见,是不是她就不会失去右手?

阿香打开了5号压塑机,吊牌上的英文字要金色的,需要垫金。她到二楼包装部叫老板娘(老板的母亲)搁金。

“我今天困死了,什么时候才能压够,数量够了吗?”阿香一屁股坐在包装袋上。

“还没有点数。时间太紧了,我们也做不过来。”对方无奈道。

阿香回到车间,继续压吊牌,不知道压了多少,下午3点左右,她就受伤了——从来没有人告诉她该怎么注意安全,她也不知道是机器的问题还是自己不小心。她很想看受伤一瞬间的视频,但是老板说监控坏了。

她受伤那一瞬间的记忆,似乎也被抹除了。当时她能想到的是:这只手没了,这只手残了,她感受不到任何疼痛。她回忆,那一刻应该是很痛的,她也应该发出了大声的惨叫。

同一车间的老乡、二楼包装部的人、老板的爸妈围到阿香的旁边,换模具的师傅关掉了机器,阿香的手卡在机器里,没有人敢上前来帮忙。

“打电话叫医生过来接……”似乎有人这么说。

阿香冷静了下来,从机器里拿出自己的手——扁成一块的手,颜色发白,有没有流血她也不记得了,能记得的是老板娘拿了一卷纸巾,包住受伤的手。

不知道过了多久,救护车、医生,都没来。老板的表妹和表妹夫搀扶着阿香,说他们开车送她去医院。阿香打电话告诉老公她受伤了,在去佛山中医院的路上。

车里的阿香,只有一个祈求:老天爷,求求你,把我的手接回来。

4

医生打开包扎的纸巾时,已经换上病服的阿香,才注意到自己的手臂肿得像大腿那么粗,都看不到自己的手。

阿香伤势的严重程度超出了她老公的想象,他说“没事,还能接回去”——这不仅是安慰老婆,更是他的希望。他说这话时,还不知道阿香的术前诊断为:右手严重压榨毁损伤,右手多发掌指骨粉碎性骨折并骨缺损,右手多发神经血管肌腱断裂损伤,右手皮肤软组织严重挫裂伤。

盖在手术布下的阿香什么也看不到,局部麻醉的她听见主治医生说:“接不了。”

“我要接,要接……”阿香重复着。然后,听见医生走出去的脚步声。医生对阿香的老公和接到电话赶过来的老板宣判道:没法接,只能截肢。他们能做的,只是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

阿香不想放弃,可连医生都说没有办法,那她又能怎么办。

“我只能这样残了。”她绝望道,那时她才三十岁啊。

“你这点不算什么,你只是右手没了,等你出手术室了,你就能看见很多比你更残的人。”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应该是护士。

阿香不知道残疾是可以比较的,她能想到的是以后怎么生活下去。为了给人活下去的希望,人们不会把残疾与健全做对比,只能将更不幸者做不幸者的参照物。

“医院里有很多接不到活的律师,到时候可能会过来哄你们,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们。像阿香这样受伤的,不用经过律师,如果经过律师,到时候赔偿费都到律师手上了,你们什么钱都落不到。放心好了,你老婆受伤,该怎么赔我们就怎么赔。”老板在医院走廊上叮嘱阿香的老公,“千万不要相信律师的话。”

“现在还痛吗?”老板问已经推到病房的阿香。

或许是因为麻药未退,或许是因为刚在手术室截肢的右手,阿香连眼皮都懒得抬,她什么也不想说,只摇了摇头。

“明天我有事,可能来不了。”老板说着,从钱包里抽出3张100元人民币,递给阿香的老公,叫他拿去医院食堂买张饭卡。临走之前,老板叮嘱阿香好好养伤,不用担心钱的问题,说他会承担一切医疗费用的。

在梦里,我的手长出来了

阿香的老公跟厂里请了假,在医院照顾老婆,晚上趴在阿香左边的床沿上睡着。吃饭的时候,老公叫阿香吃饭,可她什么也不想吃,只想睡觉。

受伤的事情,他们夫妻俩意见一致——隐瞒家人和朋友,说他们还在上班。碰到几个律师发名片,记着老板叮嘱的话,不相信他们,不搭理他们就对了。

4天后,阿香的脖子终于解放了,不用再在颈部输液了,同时,开始第二次手术。主治医生问阿香是否要做“皮瓣”(由皮肤和皮下组织构成的组织块,可以从身体的一处向另一处转移),需要从她肚皮移植一部分皮肉将裸露在外的骨头包起来,重新长肉。手术有一定的风险,有可能导致疤痕增生。

“不做皮瓣移植也可以,伤口做修复处理、缝合就行了。”主治医生说。

阿香沉默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便你啊,但是你肚皮本来好好的,回头肚皮也落疤了,不好看。”老板给出意见。

“是啊,你肚子好好的,又要在肚皮上开一刀……”阿香的老公也这么说。

他们这么一说,阿香害怕了:“那就不用做了。”

阿香后悔过当时的决定,如果选择了皮瓣移植,她的手是不是会比现在好一些?为什么那个时候她什么也不懂?

5

“我的手没了,以后怎么过?”、“我该怎么告诉家里人?”,这是住院时,阿香每天在想的问题。为了停止继续想这些问题,她选择睡觉。她多么希望醒来之后,医学奇迹能发生在她身上——她的手像割掉的韭菜一样重新长出来了。

睡觉的时候,阿香把受伤的手放在身体的一侧,不敢乱动。梦里,她的手掌并没有全部截去,只是截掉了几根手指头,她看见自己受伤的右手在抖动,像是要离开她的身体。

手臂的抖动,吵醒了阿香。她的手臂从躺着的位置,变成了直立的位置。

“你看——”阿香叫醒老公,“它真的要走了,它要去找另一半了。”

“你想太多了。”老公答道。

住院第七天,家里人打电话过来。只听见老公说,“我们现在没钱,阿香受伤了,住院了”。老公把电话给阿香,电话那头的婆婆问:“阿香,伤得严重吗?”

“严重。”阿香忍住眼泪。

“一根手指没了还是两根没了?”公公的声音。

“整个一只手都没了……”阿香的眼泪没忍住,掉了下来,“右手……”

他们在电话那头哭,阿香在电话这头哭。

与家人通了几次电话,每一次大家都是哭着挂断电话。阿香不想跟他们通电话了,好像没有话再跟他们说了,除了受伤的事。

阿香11岁的女儿看见奶奶抹泪,问:“我妈妈以后什么也不能做了吗?”孙女这么一问,奶奶哭得更伤心了。奶奶觉得孙子们还小,没告诉他们妈妈受伤的事。

住院第八天,一个老乡打电话约阿香夫妇吃饭。阿香听见老公重复着昨天自己告诉家人的话,“严重,整个手掌都没有了,右手”。

“留在我身上的这部分手,好像要去找砍掉的那部分手掌。就像路边砍成两截的小蛇,互相游动着,想要合成一个整体。”阿香对进来查房的主治医生说道。

临床医学上,阿香的症状称为“幻肢痛”,指患者感到被切断的肢体仍在,且在该处发生疼痛。截肢后初期,患者从心理上难以接受事实,无法摆脱伤肢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创伤,会丧失完整的自我,与常人有异。

“没有。”医生说。

“为什么我的手会动得吵醒我?”阿香不解。

“那是神经在动。”医生解释道。

医生的话使阿香担心自己以后会得神经病。

“我说的是血管神经,”医生指正道,“伤口愈合恢复好,就不会动了。”

阿香躺在病床上,转过头望了望另外两个因交通事故摔断了腿的病友。他们治疗修养一段时间后,就能恢复正常,而她呢?

她永远地失去了她的右手。

6

“大姐,你是不是工伤?”两个女孩不知什么时候进的病房。

“不是,是我自己不小心。”阿香看了她们一眼,接过女孩递过来的工伤资料,扔在桌子上,没再理会她们。

两个女孩见她紧闭双眼,说了一句“有需要联系我们”,悻悻地离开了。

“吃饭了。”是老公的声音。他们俩吃不惯医院食堂的饭菜,每次都是老公出去吃饭再打包一份回来。不久,吃饭的钱用完了,老公去食堂退了饭卡,用卡里剩下的钱当伙食费。

阿香可以下床出去走走了。透过玻璃窗,她可以看到中午的蓝天和阳光。大厅走廊里,一个女孩在跟一个病人聊天,阿香走近一点,听见“工伤”两个字,她站在旁边听了一会。

“像我们这种受伤的,你们做这一行都懂,是吧?”阿香问女孩。

“是啊,我们都是专业的。”女孩说她手上没有资料,另外一个同事那里有,等会拿给她。

阿香加了女孩的微信。拿着女孩给的资料,阿香觉得很眼熟。回到病房,她到处找了找,在抽屉里找到那两个女孩留下的资料,原来是一份。

很快,医药费用完了,阿香挂的点滴也停了。她只好打电话给老板说:“医药费没了,伙食费也没了。”

老板打了2300元到阿香的银行卡,这笔钱用完之后,老板又打了两次2000块给他们。对于医疗费,老板确实如他所承诺的那样,并无任何怨言,阿香夫妻俩认为他们碰到了一个好老板,他们也相信老板会像之前说的那样“该怎么赔就怎么赔”。钱没多久又用完了,这回阿香不好意思再找老板要钱了,只得把准备过年带回家的钱取出来交医药费。

“25号床家属,你可以去领张床睡啊。”护士提醒趴在病床一侧的阿香老公。他们俩这才知道床是要去领的,一张床一个晚上10块钱。可怜阿香的老公,熬了18个夜晚,才睡上7个晚上的觉。

“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出院了?”老板打来慰问电话,“你问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主治医生告诉阿香,拆线之后可以出院。

住院第23天,阿香拆线了。

“现在,我可以出院了吧?”阿香问医生,住院让她心烦。不喜欢天天穿着病服,她想念衣橱里的连衣裙。打着石膏、纱布包着头、各种受伤病人的蓝色条纹病服,在她眼前晃来晃去,脑海里不停地重复着“你残废了”的声音。她想走出病房,走出医院的大楼。再不出去,她要疯了!

“你那么急着出院啊?你想出院就出院吧。”医生道。

得到医生的准许,阿香高兴地打电话转告老板。

老板说后天开车来接她出院。

“大姐,你出院了吗?出院了告诉我们啊。”是女孩发来的语音,阿香没回她。

7

出院后,阿香觉得还是待在医院好。以前穿得再靓,在别人眼里,只是一个普通的陌生人。现在,不管走到哪,别人都会盯着她看,他们的眼光告诉阿香,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残疾人。医院里没有人会盯着她看。后来,她也不敢出门了,只待在厂里。

看着本来好好的阿香失去了右手,工友们露出了同情的目光。

“真可怜啊,以后怎么办哪。”他们说。

偶尔去车间,跟工友们聊聊天。工友看她伤得这么重,纳闷她受伤那天机器上咋没血迹。阿香哪里知道呢,她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有工友猜测是机器太热,“肉都烤熟了,哪里会流血”。

“你是厂里受伤的第三个人。”在厂里做了9年换模具的师傅说,“每三年就会有一个人受伤,你是最严重的。”

师傅说,很多机器坏得没法修理好,但老板还是让他继续修,他也无能为力。吃掉阿香右手的5号压塑机,可能就是其中一台带病运转的机器。

肿得老高的右手臂,让阿香很担心,她问老板是否要去医院检查一下。老板说,吃点消炎药,消肿就好了,慢慢来。

“老板,我想回家了。”阿香说。

“那你回去吧,等我有钱了会把钱打你卡上的。”老板答道。

家里人劝阿香暂时不要回来,到时候厂里不认账,可就不好了。阿香想想也是,她还是在厂里的宿舍住着吧。

住了两个月,老板来找她,说她待在厂里,生意难做。

“本来昨天招了一个人,看到你受伤了,今天就不见人影。”老板叹了口气,“这样吧,我在外面给你租个房子,吃饭的话到厂里来打饭打菜。”

“我受伤了,没法搬家。”阿香嗫嚅道。

“没事,我帮你搬。”老板说。

就这样,阿香搬到了外面。

8

住在外面的阿香不踏实得很,心想老板是不是不认账了,是不是不会给她任何赔偿了。

她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对劲。这才打电话给医院里认识的女孩。

女孩问:有没有签劳动合同,阿香说没有;问她有没有工资条,阿香说没有,“都是发现金的”;问她有没有工作牌或者印有公司名称的工装,阿香也没有。

“让你们老板开个带公章的劳动关系证明,”女孩只好教她准备申请工伤资料,“或者其他同事的证言也行。”

阿香去厂里找老板,找了几次都不在,打电话也没人接。有一次,老板的表妹对她说:“我们问过律师了,按照国家的标准赔你15万,你要就拿,不要的话一分钱都没有,不要就走人!他不会同意给你盖章的!你要申请工伤的话,他就不理你了!”

在此之前,阿香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老板翻脸,毕竟老板待她不错。可是现在,他不接她的电话,不出面说句话,在他们眼里,她的一只手就这么不值钱,实在令人寒心,“闹翻就闹翻吧”。

阿香说:“我要搬回厂里。”他们当然不会让她再搬回去。

阿香真正知道自己被老板骗了,是房东叫她交第二个月房租的时候;她看到老板的狠心,是她去厂里打饭,煮饭阿姨说“没有你的份儿”的时候。

在房东的催搬声中,阿香在老公工厂附近租了个单间,方便老公过来照顾她。老板的电话依旧无人接听,人也找不着。老板的爸妈“无奈”地表示,他们也没有办法。

阿香举起右手臂,让他们看截肢处:“这两个骨头长得比手腕处的骨头还大,碰到还会痛,我之前还以为是没消肿。”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两个老人说。

阿香只得自己掏钱去医院复查。主治医生一见到她,就说:“让你出院一个星期后过来复查,怎么三个月后才来?”

阿香说,根本没有人告诉她。

“出院小结上写得一清二楚,你都不看吗?”医生摇摇头,给她开了一瓶按摩油,叫她经常按摩,“刚长出来的骨头是软的,揉揉会消下去的。”

阿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出院小结”,因为出院手续是老板过来办的,病历资料都是他拿的——原来老板早就狠心了——如果出院一周后去医院复查,做康复治疗,她的手就不会像现在萎缩得厉害,经常怕冷、疼痛。

阿香去劳动局申请工伤,工作人员说:“你什么资料都没有,怎么申请?”她只得再次打电话给女孩求助,女孩看在电话里沟通不清楚,叫她来当面咨询。

阿香给老公打电话,叫他和自己一起去。老公问她:“真的要去吗?”

“去啊。如果真是骗子,就让他们骗吧,我们只剩这条命让人骗了。”阿香真的别无选择了。

到了女孩的办公室,阿香看到了很多像她一样受伤的人在咨询。女孩过来招呼躲在老公背后的阿香,她胆怯的眼神,让人心疼。

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2017年1月13日,阿香的工伤鉴定下来了。根据《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国家标准,经鉴定,阿香的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五级。

接下来,又是一轮开庭审理流程等待着阿香。

9

在女孩那里见到戴义肢的人,阿香会害怕,她不是害怕人,她害怕的是义肢,摸上去凉凉的,没有体温,像是死人的手一样。

秋天的时候,阿香也戴上了义肢。她不喜欢戴着它,戴义肢的感觉像是下雨天赤脚穿了水桶鞋一样,厚重得透不过气来。又像是手上绑了个什么东西,做什么都不方便。晚上睡觉的时候,阿香把脱下来的义肢放在床边——如果半夜醒来,看见一只手,会吓死她的——她于是把义肢放进纸箱,塞到床底下。

老公来看阿香的时候,阿香把脱下的义肢放在一旁,问他害不害怕。老公没吭声,她也不知道他害不害怕。

阿香想找份工作,不管多少钱,能有人要她就行。一次在路边看到工厂招工,她鼓足勇气,怯生生地问了一句“你们还要人吗”,对方看了她一眼,说“不要”。那个人的眼神告诉她,没有地方会要她这样的人的。

后来,阿香与在结识的工伤工友结伴去了残联。有两家通过残联介绍的面试,也没应聘上,一家说她文化水平不够,小学三年级的学历无法胜任文员的工作;另外一家汽车生产公司说,他们只要男性不要女性。

就在阿香准备放弃时,事情有了转机:2017年6月份,她通过残联找到沃尔玛的迎宾工作,每个月1600到1700块的工资。

在沃尔玛,阿香不喜欢和“正常”的同事聊天,除了唐大哥。失去半条手臂的唐大哥,是和阿香一样的人,所以她喜欢和他聊天,愿意与他成为朋友。

阿香在沃尔玛工作3个月后,唐大哥因为受伤的手臂无法忍受超市的冷气而辞工了。受过伤的人受不了冷气,别人觉得温度刚刚好,他们就会觉得冷得要死。唐大哥说,他在超市工作9个月,瘦了20斤。

前不久,阿香听说唐大哥生了一种不能走路的病,只能拄拐仗。阿香想:老天怎么这么不公平,他早早没了手臂,现在又不能走路了,就不给人一条活路了吗?

2017年12月5日,阿香拿到了终审判决,判决工厂于10日内赔偿阿香53.8万。阿香以为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老板却以没钱为由拒绝支付,她只得开始新一轮的等待。

漫长的工伤赔偿申请过程,让阿香害怕又无助,她害怕拿不到赔偿,不知道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沃尔玛的工作能做多久。她骂自己为何当初会轻信老板,“如果真的拿不到赔偿,就用自己的命抵老板的一条命”。可是转念一想,取老板的命有什么用,他又不能体会自己残废的感觉。

有时,阿香会更绝望地想:就算拿到了赔偿又能怎么样,“我的手也长不回来了,我还是个残疾人”。

10

2018年3月27日,阿香在《执行和解协议》上签了字,同意了工厂赔偿46万(法院判决工厂当日支付20万,剩余款每月支付1.5万直至付清)。她不想再为比法院判决差的7万多坚持下去了,她撑不下去了,她快要精神失常了,她好累,只想早点结束这一切。

即使拿到了赔偿,她的生活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了。

受伤之前,阿香下班后会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受伤之后,朋友找她聊天,没说两句,阿香就懒得理人家了。她不喜欢别人问受伤的事,不想让他们知道太多,怕朋友们心里嫌弃她、看不起她。她从不在朋友圈发任何关于受伤的事,她会选择发微博,因为微博上没有一个老乡。

她花了300块钱在网上买了一个电动缝纫机,每天下班后,就回到出租屋会花两三个小时做衣服。受伤之后,衣服做得没有以前好看了,她想,能穿就行。

现在的阿香不再害怕义肢,但是触摸义肢的时候,心里仍会不舒服。她很少佩戴义肢,除了去老公的工厂那边——因为那里老乡太多了。

现在阿香用左手使筷子吃饭已经很熟练了,但是,如果突然来了一个老乡和她一起吃饭,她夹菜的时候总会掉。即便是老公的姐姐和他们一起吃饭,她拿筷子的左手也会变得笨拙。说起明年的春节,阿香仍不想回老家。

只有偶尔晚上做梦是开心的——梦见回到家乡,朋友们向她靠近,她紧张地把右手藏到背后,又拿了出来,她的右手——长出来了!她太开心了,她的右手长了出来!好像她的右手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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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