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污染的福清湾,是我的家

2018-11-10 14:27:30
2018.11.10
0人评论

两天前,从网上看到离我家不远的泉港有大量污染物泄露,心里担忧,打电话给母亲,要她不要买当地的海鲜吃。

父亲接过电话,说这一两年本港的海鲜,总是有一股怪味。工厂与下水道的废水,通通往江里排,外地的蛏苗带来的蒿草种子,一天一天地蔓延在以前的海田上。总有一天,福清湾的东西都会死绝。

我挂了电话,心里顿时落寞起来:从我小时候起,父亲一次次煮给我吃的海鲜炒米粉,我还有机会煮给我的孩子吃吗?

父亲记忆中的那条江,用手掬水就能掬到虾子,用手一拍,去壳就可以吃。

我记忆中的那条江,整群粉红色的和尚蟹骤地从滩涂里钻出来,遇到人追,又骤地钻回去。

可我未来的孩子呢,他还能看到这条江吗?

离家千里以外,那些画面开始不断在我脑海中浮现:天蒙蒙亮,父亲沾满江泥的自行车,满天台的晒到半干的蛏子的气味,猪油下锅的呲啦声,磨章鱼的青石,搬运站坐满人的石桌子,夕阳下映出的吊车的剪影,延绵到视野尽头的麻竹杆,小厨房里的海鲜炒米粉……

这些,是父亲的大半生,也是我前半生最美好的回忆。

1

我对食物最初的幻想,源自于父亲对80年代的追忆。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在镇上的码头做搬运工,每当有平潭来的渔船停靠,大家的眼睛就亮了——船老板懂行,会专门给搬运站的人留几筐好货,价格也好说,几角钱就能买到巴掌宽的带鱼、厚重敦实的墨鱼、六七斤一条的黄花鱼。

很多年后,父亲仍怀念那些物美价廉的野生渔获——带鱼吃起来十分鲜甜,将它们剁成大块来做“滑粉”,用手一撕,就能撕出长长的一条的鱼肉;墨鱼从不浸水,厚、脆、甜,不管怎么炒都不会缩水;现在几乎见不到的野生黄花鱼,剁上几块在放在碗里,加点咸橄榄上锅蒸,出来的时候汤色清亮,鱼肉一瓣一瓣,就像蒜头一样。

(编者注:滑粉,福州一带的菜式,把鱼、肉或者其他海鲜裹在调稀的番薯粉里,下在滚水里煮熟。汤里通常辅以香菜、葱段以及当地特有的酸笋。)

父亲的回忆总会以一件事结尾:有一年,他花了6角钱买了两条大带鱼,妈妈非要把其中一条大的腌在瓮里,等回娘家的时候带给舅舅。爸爸一气之下,就自己独自吃了另一条。

每当他说到这里,妈妈也总会揶揄他没良心。按照妈妈的说法,当时的父亲端着一盆滑粉带鱼,抱着哥哥坐在石阶上,自己吃一口,再喂哥哥一口。有母鸡围上来,父亲就用脚将它们赶走,嘴里还念叨:“我自己孩子都吃不够,怎么轮到你了?”

我的3个姑姑时常跟我提起,她们童年时,父亲读小学一年级就留级了3次,第4次,父亲读到一半,就偷偷跑回家,提着背篓去江里抓青蟹去卖了。院子里的邻居说,那会儿父亲“人还没有背篓高”。每当年幼的父亲讨海回来,姑姑们就围上来,看看今天他又逮到了什么东西。

父亲每次卖掉青蟹,都会顺路去小店里买几分钱的蚕豆,分给他的妹妹们。要是背篓里有死掉的青蟹,或者顺手挖来的章鱼和虾蛄,父亲就会从菜地里割些韭菜,拿出盐罐子里的肥肉,切下四五片来,解开一叠小米粉,炒来给一家人吃。

肥肉一下锅,声音与气味散出来,姑姑们就全都围上来。在刚刚脱离饥饿的年代,人们总是对油脂有着异常的渴望。父亲把炼出来的油收起一部分,剩下的再放入海鲜,大火猛炒。半熟之后,再从后灶的锅里舀一勺热水浇上,把备好的米粉放进去,水开一小会儿,就拿着鲎勺(用鲎壳制成的勺子)把汤舀出来。然后下盐和备好的韭菜,让水再一点点烧开,等热气蒸腾起来,父亲便把小米粉抖松,很快,满屋子都是鲜香的气味。

最后,父亲会颇有仪式感地把第一步收起来的猪油重新浇进锅里,小米粉就炒好了。

这样的场景,在父亲往后的一生中,不断地重现。

2

等父亲稍大一点,爷爷退了休,父亲便顶上他的位置,成了搬运站里的一员。

那时候,能在搬运站谋一个职位是很了不得的事情。这不仅算是公职,还能把户口移到镇上,和周边满腿江泥的讨海人比起来,虽然都是卖力气,但显然要体面不少。

我和哥哥小的时候常坐着父亲的自行车去搬运站玩。印象中,那是镇上最繁华的地方,退潮之后,一群卖鲜货的讨海人都聚在那儿,油布就地一铺,当街就摆了起来:生猛的青蟹扎得紧实;各色海鱼按照着大小分开,鳃子鲜红,鱼眼又清又亮;耐活的虾蛄养在大木盆里,剩余的小鱼幼蟹随意堆在一边,统统称去可以减掉零头。

人流一多,挑担子的贩子们也扎起了堆,5角钱一碗扁肉,1角钱夹一个光饼。往另一头走,还有餐馆、理发店、布店、供销社……那时的码头,就像是整个小镇的心脏。

其实,在我出生之后,搬运站就已经过了鼎盛时期。父亲所说的那些野味,我一概都没有见到。等到90年代末,龙江下游的元载大桥建起来,水路受阻,搬运站终于歇了业。父亲不得已转了行,做回了满腿江泥的讨海人。

看月相,依着退潮的时间起床,把蛏刀别在自己编的背篓上,馒头和水系好,挂在一人高的青蟹钩上,父亲就顶着夜色出门了。青蟹整年都有,但大小不论,6月的豆叶青蟹是最易寻得的,7、8月则是章鱼最美味的季节,入冬之后沙虫就开始多了,到了12月又有虾蛄。

时光轮回,曾经是年幼的姑姑们围着背篓,现在变成了我和哥哥。每天父亲讨海回来,我俩都会争着去开门,等父亲打开背篓,把青蟹倒在大木盆子里,要是有没法绑起来、贩子也不收的软壳蟹,十有八九就成了我们佐餐的佳肴。

讨海的收入并不稳定,母亲日常不大买菜,都是等父亲回来,把卖不掉的海鲜拿来煮着就饭。有一阵子,海里什么货都有,但都不多,收入虽降了下来,但父亲能拿回家的东西种类就多了。“长流水”的时候,父亲傍晚就能回家,把海鲜给母亲拿去卖,卖不掉再拿回来。

(编者注:潮汐涨落若是一天两次,称为“短流水”;一天一次,则是“长流水”。)

这时,我和哥哥总会吵着要吃米粉,父亲若是应允,便会让我去磨章鱼。生长在滩涂上的章鱼,身上有一层粘液,必须要在石头上好好磨一阵才能去掉。此外,不断的摩擦也能让章鱼的肉质松弛下来,吃起来更加爽口。

那时的我对磨章鱼有种超越一切的热爱:在打水的井边找一块光滑的青石,用食指和中指夹住章鱼的脖子,把触足摁在石头上,掌心用力,朝着一个方向飞快地摩擦。章鱼的触角便甩出花一般的样子,粘液变成白色浆状顺着青石流下来。洗净,再磨一会儿,直到章鱼摸起来一点也不黏腻,才作罢。

磨好章鱼回家,父亲已经把菜切好了。十一二岁的我就站在父亲身边,想象着自己代入他的身体:先是舀半勺猪油下锅,趁着油热的间隙,将磨好的章鱼切好,和青蟹、虾蛄一起丢在铁碗里。父亲用手在热油上潇洒地晃一下,感觉温度可以了,就将一整碗的海鲜倒下去,吱啦一声响,香味就冲了出来。翻炒几下,加热水,把火开到最大,水滚之后放入小米粉。等手空出来,父亲还会从锅里捞出一两块软蟹或章鱼脚,塞进一直等在旁边的我们嘴里。

等待总是漫长的,在馋嘴的孩子眼里,这个时间足有有一万年,要是我们忍不住揭开锅盖去看,父亲就要责骂了。过了一会儿,父亲会把奶白色的汤水舀起来,只留一点润锅,再舀些猪油浇上去。随即,勺子换做筷子,一只手一双,狠狠地叉进米粉里再提起来,抖动几下再换个位置反复几次。

黄昏的光穿过窗台,落在父亲一紧一缩的肱二头肌上,猪油的香和海货的鲜,在这样的大幅动作之下,渗入米粉中。

乳白色的汤端出来,父母的米粉里只有几片青菜,我和哥哥碗里则满满地堆着章鱼、虾蛄、软壳的青蟹。

父亲挖蟹洞的时候,偶尔会挖到“丢梦”(方言直译,鳢的一种,生命力极其顽强),这种鱼生性凶猛,时常潜入招潮蟹的洞穴里觅食,离岸能活很久,通常是买来给小孩吃的,据说能治尿床。父亲要是挖得多,就养在盆里拿到市集去卖,少了,就拿来炖给我和哥哥吃。炖之前,把丢梦剖腹洗净放入碗中,倒点酒进去,用另一个碗扣在上面,还要在碗上再压一个秤砣——丢梦生猛,倘若不压,即使剖了腹也可能跳出来。

3

等我和哥哥更大一些,便都吵着要去滩上玩。

那一年暑假,两家收青蟹苗的贩子飙起价格来,往年1角、2角的苗子,那年涨到了1块2。父亲见到有讨海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逮苗子,思酌再三,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但他也提了条件:“要听话,跟紧,我不让去的地方,千万不要去。”

那天晚上,父亲就在院子里给我们哥俩做明天捕蟹苗用的铁耙子。灯光昏黄,夏夜的热潮还没有退,我们坐在父亲的对面,看着他穿着背心,从杂物间里取出一根手指粗细的竹子,用锯子锯出长短相仿的两根,一头缠上铜线,再拧紧。然后他又找出一把坏掉的伞,用钳子将伞骨取出,剪成一段段插在缠铜线的那头里,插了大约七八根之后,找一根木棍,用刀劈出几个楔子,一点点地敲进去。最后,他把紧实嵌入的伞骨拗成扇形,拿铁丝一根一根连接起来固定住,铁耙子就做好了。

第二天天未亮,父亲就叫醒了我们。星星压得很低,江堤上只有行色匆匆的讨海人,浪打在石头上,风裹挟着溅起的海水,凉丝丝地打在人们的脸上。到了泄水的闸口,父亲教我们采一些瘦浦草(长在干滩涂地上的一种植物,叶子细小但肥厚,有点像多肉植物)垫在背后的篓子里,这样青蟹苗不容易憋死。

我们脱了鞋,踩着滩涂泥地慢慢往前走,青灰的泥里有锋利的海蛎壳。父亲盯着地下脚印多的地方,走在前面,我们跟在父亲的脚印后面。

身旁全是大大小小的招潮蟹,江狗鱼受到惊吓,贴着水面跳过。这让我们兴奋异常,哥哥抠起一块泥,堵住一只螃蟹的洞,打算去抓。父亲便在前面催促。

天大亮了,父亲终于在一处浅湾停下,说:“这里有蟹,你们用铁耙子刮泥皮,刮到蟹就能看到两只钳子竖起来。抓的时候要小心,大拇指先按住蟹背,食指和中指托着蟹腹,这样它就夹不到你了。”

我与哥哥分头行事,父亲则爬上蛏田垄,去抓大的。哥哥先是在水洼里勾到一只,他小心地按住青蟹的背,囫囵地提起来,丢进背篓后对我喊:“细弟,我抓到一个!”

我应了一声,低头更卖力了。

没多久,哥哥似乎又抓到一个,这一次,他不再叫我,只是低着头继续往前。没过多久,我的铁耙子下面终于发出了“咵嗤”的声音,一对青色的钳子从灰泥里直楞楞地竖了起来。那一刻,父亲的教导早就抛到九霄云外,我直接伸手去抓,青蟹毫不意外地朝着我的掌心狠狠地夹了过来。我忍着疼,死死攥着它放到篓子口,甩了好几下,螃蟹才松了钳子落进篓子里。

手里的血一下子涌出来,但“终于赚到钱了”的兴奋感又让我很快忘了疼痛。我对着不远的哥哥喊:“阿哥,我也抓到一个!”

被污染的福清湾,是我的家

远处的父亲跪在一处蛏田垄边,用蛏刀削出大块的灰泥,甩到边上,再伸手进去探,又拿着随身的铁碗舀开流进坑里的水,这样几个来回,挖出来的坑越来越大,父亲半个身子都陷在里面,最后一次探完,他拿起青蟹钩,抓住竹柄,一点点地往外抠。

我和哥哥也从湾里爬上去,跑到父亲身边。一只半斤重的大青蟹挥舞着粗壮的蟹钳子,被父亲像玩物一样抓在手上。他从挖出来的泥坑里出来,用一只膝盖压着青蟹,一只手从篓子边抽出蟹草拧成绳,将蟹绑好,放进背篓里。

“我们往下走,那里有更大的洼。”父亲说着,又转头问,“你们抓到苗了吗?”

“我抓到3个,弟弟好像抓到1个。”哥哥说。

我还没说话,父亲就看到我手上的血,说:“去洗洗吧。”

我刚把手放进海水里,就疼得拿了起来。

“男孩子不要怕疼,让盐水咬一下,一会就不流血了。”父亲在身后说。

那天我们直到水快涨满才回家,一到路口,就看见妈妈在那里等着。父亲让我们去洗掉身上的江泥,自己提着3个篓子去卖苗子。

等我们出来,父亲已经坐在院子里的石墩子上,手里拿着钱,脸上挂着并不多见的微笑,好像儿子们今天赚来的这20多块钱,足以减轻压在他肩膀上的担子。

父亲少见地给了我们零花钱,我和哥哥拿着钱就向小卖部飞奔而去,父亲则把在篓子里死掉的青蟹捡到碗里拾掇起来。等我们攥着零食回来,灶台上已经放着解开的米粉,妈妈买来的肥猪肉也在锅里呲呲地熬油了。

兴许是第一次赚到钱给了我信心,我对着父亲说:“让我来炒一回米粉吧!”

父亲瞥了我一眼,随手把碗里的青蟹倒进冒烟的锅里:“你人都没有灶台高,怎么炒得来?”

烟雾蒸腾的小厨房里,我仰头看着父亲,他眯着眼睛盯着锅里的青蟹,锅铲刮过锅壁,猪油炸锅的声音连着门外果树上知了的鸣叫,邻里聚在院边的地头聊天。

那些记忆里蛰伏的汗津津的夏天,就逐渐血肉丰满了。

4

父亲讨了几年海,我与哥哥也渐渐长大了,一家人住在两间小平房里越发局促。父亲思酌再三,终于决定再添一层楼。于是,他白天讨海,晚上就把第二天建房子要用的材料一担一担地挑上去,等房子建好之后,家里的积蓄所剩无几,生活也拮据起来。

那时候村里修了路,蛏子开始能卖上价钱,于是父亲又放下讨海的篓子和青蟹钩,成了一个蛏农。

种蛏并不容易:先要做蛏田,寒露前后,在可以蓄水的滩涂里挖出4条一人高的蛏堤,好把涨潮的水和蛏苗截留在里面,然后把漂流在海水里的蛏种子用细网捞起来,撒在做好的蛏田里。过了一阵子,还要去蛏田里再找一回蛏苗,这次不用抄网,而是用手把还钻不到深滩里的蛏苗拣出来,撒到更大的蛏田里。等这些蛏苗长到一斤100多粒,再把它们移到另一个更宽阔、更肥沃的蛏田里。等清明前后,蛏子大约一斤有40到50粒的时候,就可以挑到市场去卖了。

父亲第一年种蛏子只能买蛏苗,可家里没钱了,从来不爱麻烦别人的父亲终于放下尊严,去跟更吝啬的伯父借了1000元。父亲经验不足,蛏苗播下去没几天就遭遇了大风天。父亲整晚没合眼,等台风稍稍收了一些,就扛着大铁耙子下了江。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也联系不上他,风还是在刮,母亲就让我们待在家里,时不时地去路口看一眼。等天全黑了,父亲才终于回来了。

我记得那一晚他一进门,母亲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损的不多,还有一大半。”父亲用自己的方式安慰母亲。

种蛏子之后,父亲只能在得闲的日子讨一讨碎海,那碗猪油海鲜炒米粉,就鲜有机会吃到了。

等清明过后,蛏子可以收了。这是大人的活,需要体力和技术:用蛏刀斜着削下一块江泥,能见到许多大小如同指头的洞,每个洞下面,就是一粒蛏子。找蛏的高手竖着又下一刀,削下一片长长的泥块,几粒蛏子就立在被削开的洞里,薄薄的壳还是完好如初。

6、7月是收蛏子最好的季节,早了不肥,晚了蛏子“灌脑”(方言,指蛏腹怀卵),吃起来又腻又腥。

每日凌晨,父亲依旧按着潮水的时间起床,母亲煮一盆紫菜汤给他就饭,他吃完再灌一瓶凉茶,要是“长流水”,还要准备一些馒头,然后就出门了。

刚开始种蛏子的时候,父亲都是挑着卖给贩子。那些心眼多的蛏农,会把蛏子放到水里浸个把钟头,蛏子吸水,就能称得重些,看起来也更饱满。父亲不这么做,他有他的一套原则:蛏子浸过水就不那么好吃,他有义务保证自己种出来的蛏子的味道。

有时候父母晚归,哥哥去帮忙挑蛏子,我自然顺势接下来做饭的任务。那时我已经高过灶台,也够力气用两双筷子挑起一整锅的米粉。但或许是经验不足,或许是配的冰冻海鲜不对,我总是炒不出父亲炒的鲜香味。

等父亲种了两三年蛏子之后,蛏子的价格已是一路飙升。种的人一多,到挖蛏的旺季,贩子就要压价了。通常,不愿意贱卖的蛏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挑着蛏子去十里八乡的市场散卖,要么就挑回家自己剥壳晾晒,做成蛏干。

父亲脸皮薄,也不大懂得吆喝,就只能选择更耗精力的晒蛏干了。

蛏子洗掉江泥倒在木盆子里,中间放一个铁碗装蛏子肉。行家剥蛏子,蛏头朝下,否则蛏子滋出来的水要射到人的脸上。要先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捏着蛏子一揉,掰开蛏子——力气重了,蛏壳破了粘在蛏肉上,轻了又捏不开;掰开蛏子后,捏着蛏鼻子往下扯开蛏衣——力气重了蛏子肉会断,轻了蛏子肉又离不了壳;最后,掐掉蛏肉后面连着壳的关节肉,蛏子就剥好了。

熟练的剥蛏人,剥出来的蛏子肉是活的,这样晒出来的味道才叫做好。等蛏肉聚满一铁碗,母亲就把它们倒进水里养一会,好让它们把肚子里的泥沙吐净——但又不能浸得太久,不然蛏子的味道容易散。

有些蛏农要蛏干卖相好,让蛏子肉在水里把自己灌得又圆又长,那样晒出来的确好看,但是吃起来会少了一份鲜货的味道。父亲坚持把蛏肉只养到吐沙就立马捞起来,对于他来说,好不好看是其次,蛏干的味道才是他脸上的尊严。

我剥蛏子不太在行,就只能去晒蛏子,这也是我每年暑假的必修课:把长三四米的方竹箩从父亲搭的凉棚里搬到太阳下,铺上网子,蛏肉均匀地撒在上面,两只手同时动,把蛏子拉伸撑直,摆到颗粒分明。

每到这些日子,天气就成了全家最关心的话题,倘若连着两三天阴雨,天台上千把块的蛏子就要坏掉——父亲曾经试过把放蛏的方竹箩两头挂在梁柱上,下面加两个煤炉,来回摇着烘干,结果受热不均,有些烤熟了,有些却还是湿的。

因此,要是下雨,父亲就满面愁容地待在家里。我们则挺开心——这是老天给我们放的假,母亲也会乘着空闲做些吃的,炸海蛎饼、炸蚕豆糍粑,或者杀个鸭子、炖只鸡。

有好几次,我都吵着父亲要吃炒米粉,但父亲总是以没有那些碎海鲜为由拒绝了——炒米粉一定要配章鱼、软壳青蟹和虾蛄——这也是这个顽固的中年男人众多坚持里的一个。

5

又过了几年,我和哥哥一同考上了大学,对于父亲来说,这又是一个莫大的负担。

虽是在本市读书,我却很少回家。哥哥去了湖北,能回来的机会就更少了。母亲总说,父亲又多种了许多蛏子,间隙的时间也去给蛏场干活。他呆头呆脑地不懂得惜力,别人都只挖两筐,就他挖了三筐还有余。一起干活的不乐意了,便有人牵头孤立他。母亲要他买些点心给大家分分,好缓和些关系。父亲却不乐意,他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凭什么要低头。

几年过去,等我毕业以后,家里决定让我出国。在老家福清,每家几乎都有人出国去,虽然都是打着留学的名义,但实际上就是去务工,会不会成为黑民、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家,都是没有定数的事情。

签证出来之后,我的心情复杂了起来,像是打了一个要用余生做注的赌。父亲看我时常晃神,终于放缓手里的活,在几个“短流水”的日子里,特意去讨了碎海,抓到的东西一概不卖,统统煮来给我吃。

他知道我爱吃米粉,就专门捡好的青蟹与章鱼来炒。但那时候,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嘴里自然尝不出好来,一碗米粉也总是吃一半剩一半。

刚开始父亲还问米粉是不是咸淡不对,后来也就不再问了。有一回我从家里出去找朋友,快走到大路的时候,一转头,看见父亲在二楼的阳台,把身子弓到围栏之外,定定地看着我要去的方向。

家里为了我出国,筹集了近20万,这对父亲而言,无疑是一笔巨款。

刚到国外的时候我一直找不到工作,整夜整夜睡不着。给家里打电话,寡言的父亲总要在母亲即将挂断电话的时候抢过来说几句,内容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吃饱穿暖,家里很好,不要挂念,钱的事他会帮我想办法。

后来我听母亲说,江里已经有污染了,别人都假装看不见,固执的父亲却放弃了已经挖好堤的蛏田,往更下游更干净的地方开蛏田去了。那个开出来的蛏田需要骑半个小时的车,再脱了鞋子踩着泥泞的滩涂走一个小时,跨过一条涨潮时能淹到下巴的江流,再走一阵子才能到。

我时常想,父亲在这么长的路里究竟想些什么,或者他什么都不想,像他说的,“走路,就看着路好好走”。

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找了工作,慢慢还清家里欠的钱,谈了恋爱,还拿到了澳洲的绿卡,可就在快要结婚的时候,女友出轨,3年的感情就此终结。也许遗传自父亲,我也不大擅长与人分享心事,在人生中最阴郁的时光里,终于有一天,我实在没忍住,给母亲打电话的时候哭了起来。父亲在旁边听到了,抢过电话,用我从没有听过的声量大声地说:“阿命,你是男孩,你要勇敢!”

之后的时间里,只要我有打电话回家,父亲总是打断我与母亲的聊天,非要与我多说几句。但他本来就不善言辞,干巴巴的聊天很是尴尬,说不了多久就挂了。

我决定回趟家。

飞机跨过太平洋降落在长乐机场,父亲并没有来接我,这让我多少有点沮丧。到了家里,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强睁着要闭上的眼睛等我回来。4年时间,那个肌肉健硕、身形灵敏的中年男人,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形容枯槁的小老头。

我喊了一声:“阿爸,我回来了。”

他笑一笑,说:“回来就好,快点去休息吧。”

第二天我刚醒,就见到父亲坐在我床头细细地看着我。见我醒了,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说:“快点下去吃饭吧,我要去江里了。”

等我洗漱完下了楼,看见母亲正在忙着切菜炸海蛎饼,桌子上摆着一碗炖蛏子,还有一大海碗炒米粉。母亲说:“你爸两三点就起来,去江里给你抓了些东西来炒米粉,还去蛏田里挖了些蛏子回来炖,现在季节不对,你看看还肥不肥。”

我往窗外看,路口的碑换了个新的,路也修过,树顶因为架电线,被砍去整个树冠。但一碗炖蛏子,一碗海鲜炒米粉,轻易地就修复了离家数年的陌生。

那段时间,父亲照旧依着潮水起床去江里干活,回来的时候,总会讨一点海货。炒米粉总是会有,但我早就不是那个热爱磨章鱼的孩子了。似乎少了点什么味道,父亲老了,再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两双筷子夹起一整锅的米粉抖动起来,又或者是像他说的,猪油不敢多吃,对身体不好。

临走那几天,父亲得知女友想要与我复合,便在一天夜里,试探着要我打电话给她,试试与她和好。我说:“我过不了那个坎,再说,我又没做错什么,凭什么低头。”

后来母亲说,我说那几句话的时候,像极了父亲年轻时候的样子。

6

2015年,妈妈问我和哥哥,要不要把旧房子拆掉盖新房子。我们商议了一下,决定动工。我和哥哥先把积蓄寄回国,再每月寄钱回去,由父亲管场。

2016年年底,房子盖好了,哥哥也计划在2017年1月与嫂子结婚,于是,我又一次回了家。

父亲的眼神已没了往日的凌厉,肤色虽然还是黝黑,但整个人都胖了不少。马来西亚来的亲家挤在新盖好的屋子里,哥哥在大厅招呼,我在厨房里帮着父亲打下手。临到要做海鲜炒米粉的时候,我对父亲说:“让我试试吧。”

父亲没说话,把勺子递给了我。

少年时期那个总想把自己代入到父亲身体里来炒米粉的人,如今终于正式接过了勺子。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把海鲜放进锅里炒个半熟,倒水煮沸,放米粉煮一阵子,捞一只集市买的鱿鱼脚放在嘴里吃——江里长了许多蒿草,父亲已经很久没有去讨海了——用勺子舀出汤汁,留一点继续烧,家里没有猪油,就用菜油代替。我学着父亲的样子,用筷子夹起整锅的米粉抖动起来,再夹起,再抖。他站在我的身边,好像一代人与一代人的传承,就完成在这样枯燥和重复的动作里。

农历年后,我在家多住了几天。

一天,父亲骑着电动摩托载着我,就像小时候他让我坐在自行车横杠上一样,我们穿过熙熙攘攘的街市、卖年货的摊铺和喜气洋洋的人们,回去了搬运站的旧址。

那个铺油布卖海鲜的地方早就被一排店铺代替了,早前的仓库,已经变成了附近居民健身娱乐的场所。搬运站的铁门还在,但那3个红漆写的字早就没了。塔台长满荒草,建在上面的吊车锈迹斑斑。下游围海建塘,江里的淤泥已经越来越厚,外地的蛏苗带来的蒿草种子凶猛地繁衍,整片整片地长出水面。讨海的外省人从里面钻出来,低着头寻找青蟹的洞穴。

父亲坐在曾经和工友吃饭的石椅子上。那一刻,好像父亲与我这些年的时光,忽然坍缩成了一点,我们轻易地一跃而过,站在二十多年前的自己的身边。

天色渐晚,我们长久地凝望着这一切,那座断了龙江水路的桥上,车水马龙。

本文系网易独家约稿,享有独家版权授权,任何第三方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人间有味”长期征稿,欢迎大家将自己与食物有关的文字、图片稿件投递至人间邮箱:thelivings@163.vip.com 我们在这里等你。
题图:go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