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医生也不是神

前言 斯蒂芬·韦斯塔比是英国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 在长达50年的从业生涯中，从英国到南非，再到沙特和澳洲，他经手过12000颗心脏，为众多复杂和危重的心脏病患者进行了手术。 在离死神最近的地方，他见证着生命的脆弱与奇迹。

200%的死亡率

那是在1987年的沙特阿拉伯王国。我当时年轻无畏，自信得膨胀，还刚刚被任命为主任医师。

那我跑到沙漠里干什么？因为之前我们在牛津建起一个心脏中心，医治了许多排队的心脏病人，结果短短5个月内就花光了一年的预算，管理层又把中心关了。

就在被关在手术室门外的前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一家富有声望的沙特心脏中心，他们的主刀医生请了三个月的病假，想找个临时代理。我当时并不在意，但第二天就来了兴趣。三天后我跳上了飞机。

这也给了我独一无二的机会，可以接触任何你能想到的先天性心脏异常病例。大量的年轻病人因为风湿性心脏病从遥远的乡镇转到这里治疗，他们大多接触不到我们西方人习以为常的抗凝疗法或药物。这里的农村医疗还停留在中世纪水平，我们在治疗中不得不有所创新和发挥，修补他们的心脏瓣膜，而不是用人工材料替换。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想法：每一个心脏外科医生都应该去那里历练历练。

一天早晨，一位小儿心内科医生来手术室找我，他来自梅奥诊所，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座世界闻名的医学中心。他的开场白是：“我有个有趣的病例，你想看看吗？你以前肯定没见过这样的。”紧接着又说：“可惜呀，你恐怕也做不了什么。”

还没等看过病例，我就决心证明他想错了，因为对外科医生来说，罕见的病例永远是挑战。

他把X光片贴上灯箱，上面的心脏呈现为灰色的阴影，很明显，这是一个幼童，他的心脏扩大，而且长到了胸腔错误的一边。这是一种罕见的异常，称为“右位心”——正常心脏都位于胸腔左侧，他的却相反。不过单单右位心并不会造成心力衰竭，他肯定还有别的毛病。

我提了一个富有洞见的猜想，卖弄说：“以这个地区来说，可能是鲁登巴赫综合征。”也就是说，这颗右位心的左右心房之间有一个大孔。

他又提出带我去心导管室看血管造影片（在血流中注入染料，再用X光片动画揭示解剖结构）。在病人的左心室里，主动脉瓣的下方有一个巨大的团块，位置十分凶险，几乎截断了通向全身的血流。我看出这是一个肿瘤，不管它是良性还是恶性，这个婴儿都活不了多长时间。

我能摘掉它吗？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在右位心上动手术。做过这类手术的年轻外科医生很少，多数永远不会做。

我问了男孩的年龄，还有他的父母知不知道他的病情有多严重。接着，他的悲惨故事展开了。

男孩和他年轻的母亲是红十字会在阿曼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交界处发现的。在炙热的沙漠中，母子俩瘦骨嶙峋，浑身脱水，已经快不行了。看样子是母亲背着儿子穿越了也门的沙漠和群山，疯狂地寻找医学救助。

红十字会用直升机将他们送到阿曼一家军队医院，男孩通过静脉输液补充了水分后，开始呼吸困难，他母亲也因为盆腔感染而严重腹痛，高烧。她是黑人，不是阿拉伯人。红十字会怀疑她是在索马里遭人绑架，然后被带到亚丁湾对岸卖作奴隶。

医生看了男孩的胸腔X光片，诊断出右位心和心力衰竭，然后就把他转到了我所在的医院。

这个孩子不仅心脏长在胸腔里错误的一边，就连腹腔器官也全部调了个儿，这种情况我们称为“内脏反位”。更棘手的是，他的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有一个大孔，因此从身体和肺静脉回流的血液大量混合，这意味着通过动脉流向他身体的血液含氧量低于正常水平，真是复杂的病情。

在这里钱不是问题。我们有最先进的超声心动图仪——这在当时还是激动人心的新技术，在他那小小的左心室里看见了一幅清晰的肿瘤图像，它的样子光滑圆润，就像一枚矮脚鸡的蛋，我敢肯定它是良性的，只要摘除，就不会再长出来。

我的计划是消除梗阻，关闭心脏上的孔，从而恢复它的正常生理机能。理论上简单直接，但是对一颗前后颠倒、长在胸腔错误一侧的心脏来说却相当费力。

这台手术做得成吗？我不知道，但我们非试不可。就算不能把肿瘤完全切除，对他也依然有帮助。

该和男孩还有他母亲见面了。梅奥男带我去了儿科加护病房，男孩还插着鼻饲管，他母亲就在床边的一只垫子上盘腿坐着，日夜守护在儿子身边。

看到我们走近，她站了起来，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美得令我震惊，她有一头乌黑的长直发，消瘦的手臂环抱在胸前。红十字会已经证实了她来自索马里，是一名基督徒，所以她的头发并没有包起来。

她手指纤长，握紧包裹儿子的襁褓。这块珍贵的破布卷替男孩遮挡炽热的阳光，在沙漠的寒夜里给他保暖。一根脐带似的输液管从襁褓中伸出，连到输液架和一只吊瓶上。

她的目光转向了我这个陌生人，我试着用阿拉伯语和她沟通：“Sabahal-khair,ayshismuk?”（早上好，你叫什么名字？）她没说话，只是望着地板。带着卖弄的心情，我继续问道：“Terrefarabi?”（你懂阿拉伯语吗？）接着是“Intaminweyn?”(你是哪里人？)，她还是不作声。我走投无路了，终于问道，“Titakellemingleezi?”（你会说英语吗？），“Anaminingliterra”（我从英国来）。

这时她抬起头来，大睁着眼睛，我知道她听懂了。她张开嘴唇，但还是说不出话。原来她是个哑巴。

我示意要检查一下男孩，她同意了。当她掀开襁褓，我不由吃了一惊。这孩子瘦得皮包骨头，肋骨一根根地凸在外面，在胸壁下方，我能看见那颗古怪的心脏在搏动。他呼吸很快，突起的腹部注满了液体，扩大的肝脏赫然显现在与常人不同的一边。

母亲爱惜地将亚麻布盖回他脸上。她在这世上已经一无所有，除了这个男孩和几片破布、几枚戒指。我心中不由升起了对母子俩的一股怜悯。我的身份是外科医生，但此时的我却被吸入了绝望的漩涡，客观和冷静都消失了。

我努力解释治疗方案：孩子的心脏需要动个手术，这能让他恢复健康，也能让他们母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她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我知道她听懂了。

到了周六，我召集麻醉团队和外科团队一起讨论这个病例，用图片向他们展示男孩罕见的身体结构。然后我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我知道手术室里不能感情用事，尤其在给一个可能无法幸存的病人动手术时，但我依然把这对母子令人心碎的故事告诉了他们。

这时我依然没有透露手术方案。

我在公寓里度过了一个炎热躁动的夜晚，头脑飞速运转，非理性的念头让我不安：如果我人在英国，还会冒这个险吗？我决定手术到底是为了病人还是为他母亲——甚至是为我自己，好借此机会发一篇论文？如果手术成功，谁又来照顾这个奴隶女孩和她的私生子？

清晨时分，号召祷告的呼声结束了我的不安。当我来到医院，外面已经有28摄氏度了。母亲和男孩早晨7点到手术楼，进了麻醉室。母亲一夜没睡，始终把孩子抱在怀里，护士们整晚都担心她会放弃、逃走。但她留下了。

男孩躺在手术台上，瘦小的身躯看上去实在可怜，两条皮包骨头的腿因为积液而肿胀。他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长反了，这对旁观者来说很新奇，对我们这些医生却是一道艰巨的难题。

那具孱弱的小身子被蓝色手术巾遮起来，只开了一个长方形的口子，露出他胸骨外面的深色皮肤。手术刀从左到右沿着他的胸骨划了一道，鲜红的血滴滚落到塑料手术巾上。电刀很快止住了血。

心力衰竭产生的腹水向上顶住了膈膜。我在男孩的腹腔上开了一个小孔，浅黄色的液体涌了出来。吸引器嗡嗡作响，往引流瓶里灌了差不多半升，他的腹部才平伏下去。右侧胸腔打开，溢出了更多积液，这下谁都不再怀疑这个孩子的病情有多严重了。

等不及要看那颗先天畸形的心脏，我切掉了多余的胸腺，划开了罩在心脏周围的心包。在场的每个人都想在动手前好好看看这颗右位心，于是我退后一步，放松1分钟。我的方案是挖掉尽可能多的肿瘤物质，好打开主动脉瓣下方的狭窄通道，再关闭房中隔上的孔。

我下令连接心肺机，然后用心脏停搏液停下了排空的心脏。它变冷了，弛缓地静静躺在心包底部。我轻轻捏一下心肌，感受到了心壁下方那个橡胶般的肿瘤。这时我已经确信不能够用传统方法切除它。

于是我告诉自己：“动手吧，开始B方案。”

那是我灵光一现的成果，以前大概没人试过。

灌注师开始将他的体温下调到28摄氏度。小家伙可能要在心肺机上连接至少2个小时。这时我向团队其他成员交代B方案的内容：

我打算把男孩的心脏从胸腔内挖出，放到一只盛满冰块的弯盘上保持冷却，然后在工作台上对它手术。那样我就可以把这东西翻来覆去，随意操弄了。我自认为这是个聪明的想法，但我的动作一定要快。

我以前做研究时曾经移植过大鼠微小的心脏。这个男孩的心脏虽然结构异常，但体积比那个大多了，应该不成问题。

我把心脏放到冰块上，在左心室的流出部分看见了肿瘤。我把它切割出来，在中间挖出一条通道，使它不再梗阻心脏。这个肿瘤符合良性肿瘤的特征，这让我感到乐观：看来我们做对了。

这时我有些犹豫了：到底是该见好就收，还是将手术进行到底？可是我想告诉男孩的母亲，我成功地把肿瘤摘除干净了，于是继续切除室间隔上那部分肿瘤。30分钟后，我又向两根冠状动脉直接注射一剂心脏停搏液，好使心脏保持冷却弛缓。又过了15分钟，切除完成了。

我将男孩的心脏放回体内，我相当自得，投给期刊的论文已经打好了腹稿。这个再植入的过程还关闭了心房间的那个孔，也就是说，运气不错，我治好他了。

手术到这个步骤绝对不能出错，因为一旦手术结束、心脏起搏，这些缝合线就再也无法修改了。心脏即将重新搏动，我们也可以升高男孩的体温了。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重新连接男孩的主肺动脉。

一般来说，一颗儿童的心脏恢复了血流，很快就会自行开始搏动。然而这一颗却启动得太慢了。不仅如此，心房和心室正以不同的节律搏动，这说明两者之间的传导系统出了故障，这可不妙。

我们等了10分钟，情况还是没有好转。一定是我在切除肿瘤时割断了传导束。见鬼！这下他非得装起搏器了。

我刚才的狂喜、乐观和自得迅速消失，那位年轻母亲的形象重新回到我的脑际。但现在不是开小差的时候，他的几个心腔里还有空气，得排走才行。我把一根空的针管插进主动脉和肺动脉，空气从里面嘶嘶地泄了出来。

我们还要在心肺机上再连15分钟才能消除这个影响。这段时间里，我在右心房和右心室上放了几个临时起搏电极，先调控他的心率，再让心内科医生给他装上永久起搏器。

渐渐地，他的心脏功能开始好转了。梗阻消失，肺部也消除了充血，他的人生已经摆脱了心力衰竭和呼吸困难——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

我还没来得及品尝胜利的滋味，几个成人心内科医生就传来了一条消息：他们刚刚收治了一名在车祸中受伤的年轻男子，需要紧急手术，问我能否现在就过去看看。

我当然很担心抛下这个男孩，但是别无选择。

离开手术室时，我发现那位母亲正盘腿坐在走廊里，看上去孤零零的，分外凄凉。她见到我，一下跳了起来，脸上现出恐慌的表情。手术成功了吗？我无需开口说话，一个微笑就已足够：你的儿子还活着。

日头西沉，结束了酷热而艰难的一天。我没有从重症监护病房那里得到任何消息，这说明那个男孩的情况应该挺好。

我错了。这时他们已经遇上了麻烦。

不知什么原因，几个医生搞乱了临时起搏器，男孩的情况不断恶化，然而始终没有人来告诉我，因为我当时正在治疗另一个严重病例。可恶！

那位可怜的母亲始终待在病床旁边。我看见她时，她正紧紧捏着儿子的小手，眼泪从脸颊上滚落。之前护送他从手术室出来时她是那么快乐，而现在又是这么凄凉——我也一样。我已经明白：那些重症监护医生根本不懂心脏移植的生理学原理。

我把手放到男孩腿上，按理说他的双脚应该是温暖的，还应该摸得出强有力的脉搏。但现在它们却是冷的。我们已经走到了康复和死亡之间的那根细线上。

那位母亲不肯放我走。她的眼睛紧盯着我，泪水从高高的颧骨滑落，但这时我已经耗尽了体力，也害怕男孩要是死了该怎么办。虽然我想表现得和善，但现在该退后一步了。你可以说这是职业的态度，也可以说我在自我保护，也许两样都有。

于是我要她放心，说梅奥诊所的医生就快到了。接着我就走了。

拂晓时分，宣礼塔上的召唤声把我叫醒。时间是5点半。重症监护病房昨晚没有打来电话，这让我有了一点谨慎的乐观。

到6点钟，梅奥男打来电话。他暂停片刻，重重呼吸几下，说：“抱歉用坏消息叫醒你，男孩在3点刚过的时候死了。很突然，我们救不回来。”接着他不再说话，在沉默中等我发问。

我在行医生涯中常常接到这样的电话，这一次却使我分外悲伤。我问了他事情的经过。他说男孩先是抽搐，这可能是因为代谢紊乱，体温过高。接着就是心脏停搏，他们没能把他救回来。

那么，那个女子呢？整个抢救过程中，她还是守在孩子的小床边上。得知孩子死亡时，她情绪狂乱，失去理智，现在依然十分痛苦。

这就是心脏外科手术。对我是办公室里的又一天，对她却是世界末日。

再过一个小时，我就要回到手术室，以最好的状态挽救另一个婴儿，那位母亲和她一样深爱自己的孩子。真是份见鬼的工作！

还有一个坏消息：那母亲从房间里失踪了，还带走了死去的孩子。

我猜想她是趁夜色溜走的，就像她当初逃离也门，但上次带的是一个孩子，这次带走的却是一具没有生命的襁褓。眼下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我为她焦急不已。

噩耗传来了，沙特方面的职工来医院上班时发现了他们：两具没有生命的躯体，躺在塔楼底部的一堆破布中间。她从孩子小小的身躯上拔掉了输液管和引流管，然后纵身跃入虚无，到天堂里追赶他去了。

身为医生，这是一场死亡率200%的手术。

再给它30分钟

12年后的一个周一，凌晨3点45分，电话响了。

我13个小时前刚在澳洲着陆，之前坐了24个小时的飞机。在一片漆黑中，我爬到酒店大床的另一侧，把听筒打到了地上。

10分钟后，电话再次响起。这一次我成功接了起来，但心里相当恼火。

“韦斯塔比，我是阿彻。你人在哪里？”

尼克·阿彻是牛津的儿童心内科主任医师。

“尼克，你知道我在澳大利亚享福呢，现在是他妈的大半夜——出什么事了？”

我并不想听他的回答。

“很抱歉，斯蒂夫，我们需要你回来。有一个婴儿得了ALCAPA，她父母知道你，想让你来主刀。”

好极了，真是。

“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她已经心力衰竭，我们快保不住了。她的心室很不好。”

我可以想象她的父母是怎样狂乱，渴望赶紧给孩子做一台手术，还有四位祖辈是怎样簇拥在孩子的病床周围，想安慰她父母，却只是在传递焦虑。

“好吧，我今天就飞回来。你告诉团队我们明天手术，无论多晚。”

正常情况下，心脏的两支冠状动脉都应该从主动脉起源，并向心肌提供富含氧气的高压血液。它们绝对不可以和肺动脉连接，因为肺动脉里的血液含氧量和血压都很低。而柯丝蒂的左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医学上简称ALCAPA，是一种极其少见的先天性异常。

这是命运给这个6个月大的漂亮女婴安装的，致命的自毁装置。

柯丝蒂的经历让人特别痛心。她母亲贝姬通过剖宫产生下了她。起初孩子看起来一切正常，但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第一次接受母乳喂养时柯丝蒂就开始呻吟，贝姬还注意到她的鼻梁上流下一粒粒汗珠。贝姬找了一个儿科医生给柯丝蒂复查，对方告诉她完全不必担心。

但不出几周，贝姬就认定孩子出了什么严重问题，因为每次喂奶时，她都会出汗呕吐。她费力地呼吸着，紧握着小拳头尖叫，直到脸上现出青紫色。贝姬带着她去看了好几次全科医生，但每一次对方都只含糊地安慰她几句。

而实际上，这个婴儿正在反复发作小型心肌梗死，她的胸部疼得厉害，但是她既不理解发生什么，也无法与大人沟通。

终于，贝姬在全科医生的诊所里爆发了，她坚决要求把女儿转到当地的医院。孩子拍了两次X光胸片，但都只诊断出了细支气管炎。

然后在一天午睡时，柯丝蒂的皮肤变成了可怕的灰瓦色，怎么叫都不醒，身子也变得软软的，惊慌的贝姬赶忙抱起她冲向了诊所。但是等她们赶到前台，孩子却醒了过来，皮肤又是粉红色了。贝姬又受了一顿奚落。

她直接把车开到了当地那家小医院的急诊部。接待她的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女医生，自己也有孩子。她明白母亲的直觉往往是正确的，于是把孩子转到了一家较大的城市医院。

那是一个酷寒结霜的夜晚，母女俩被冷落在没有暖气的医院走廊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等到深夜，医生终于接待了她们。

第一个初级医生认为这是细支气管炎，觉得不必细看，想直接把她们打发走。贝姬依然决计要给孩子拍X光胸片，否则就不离开，医生指责她不讲道理。于是，这对母女只能自己摸到了放射科。她们回到急诊部时已过午夜，把片子拿给一名护士，母女俩就又被晾在一边。

又等了30分钟，那些医务人员的态度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贝姬和柯丝蒂被请进一个小隔间，里面有好几个医生。他们个个压低嗓门，表情凝重，护士也拿来了输液袋和药物。这比忽视更可怕。

刚才很凶的那个护士现在换上了一副尴尬的表情，她把贝姬拉到一边，说要把柯丝蒂转到牛津一家专门的儿童心脏中心——这次有救护车护送。当她们来到牛津，一切都不同了。儿童心内科的主治医师亲自来接救护车，把她们直接带到一间儿童病房。

尼克在凌晨3点赶到。他们很快给她做了心电图，验了血，还推来一台超声心动仪拍摄她的心腔。最初的结果好像不坏：她的四个心腔都在，彼此也没有穿孔。但令人担忧的是，她的左侧心房和心室都增大了，左心室尤其严重。这就是她心力衰竭的原因。

柯丝蒂送来1个小时刚过，心内科团队就确认她因为多次心肌梗死而出现严重心力衰竭。她还需要再接受一次检查，使用心导管能确切诊断病因，但是需要全身麻醉，而以她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没法接受进一步诊疗。

贝姬满怀悲伤，心力交瘁。丈夫远在美国出差，她心中充满内疚和不理性的想法：是她在怀孕时运动太多了吗？是喝了太多咖啡的缘故吗？还是冒犯了上帝？

过了整整五个礼拜，柯丝蒂的状况才好转到可以使用心导管。这时贝姬已经叫丈夫回来和她分担痛苦。在手术的前一晚，麻醉医生迈克来找他们谈话。他提醒这对夫妇：柯丝蒂的心脏受损很严重，有可能在手术的过程中不治。

当天夜里，医院里的牧师给小病床上的柯丝蒂施了洗礼，医生、护士和几个其他病人的家属都聚在周围帮助他们。

每个人都知道心导管会显示什么结果。只有一种罕见病会这样折磨一个婴儿，只有它会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就引发几次心肌梗死，那就是ALCAPA。

贝姬和丈夫整夜都守在柯丝蒂的小病床边，害怕女儿随时会离去。到了早晨，她给女儿穿上最好的睡衣，又在头发上打了个结，才送她去心导管室。讽刺的是，这天刚好是情人节。贝姬后来对我说：“一个女孩子，就算身体不好也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此时我人在澳洲，刚刚登上回程的飞机，就开始描画柯丝蒂的主动脉、肺动脉和她反常的左冠状动脉的结构。我知道现有的ALCAPA手术技术有局限，失败率也很高，于是我趁飞行时间思考别的手术方案。等到飞机巡航到爪哇上空时，我已经设计好了新的方案。

回到牛津，我给同事胜间田打了个电话，要他把柯丝蒂的父母领到我的办公室，把知情同意书也带来。

见到贝姬时，她显得疲惫而焦躁，一眼就猜出了我是谁。和丈夫走进我那间寒冷的活动板房办公室，她的表情一下明亮起来。

“见到您真高兴。”她说，“旅行还顺利吗？”

“很好，我休息得很充分。”我撒了个谎，“我们得开始干了，不是吗？”

胜间田找来一只电暖炉驱逐冷气，我们也开始寒暄起来。他们说家里有个亲戚是一家心脏瓣膜公司的代表，很熟悉我。虽然室内有了暖意，贝姬却还是恐惧得颤抖不已。在医院等了几个礼拜，最后的日子终于要来了——她可能失去孩子的日子。

贝姬用颤抖的手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然后我和他们一起向儿童病房走去。

来到柯丝蒂的病床边，我发现她的心力衰竭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简直是我在儿童身上见过最严重的情况。她的身子极瘦，几乎没有体脂，肋骨起伏、呼吸急促，腹部也因为积液而肿胀。如果不马上手术，她就会在几天之内死去。

虽然我的脑袋里有一个声音在喊“这下麻烦了”，嘴上却恰当地说：“我现在就进手术室。”

迈克正和几个护士在麻醉室里忙碌地准备着药物和导管。“你真有信心把这孩子救活吗？”他一见面就问我。

我没回答，只对护士和灌注组说了声愉快的“早安”，接着大步走进咖啡间。我不想看到贝姬把孩子交给陌生人的场面，这种事总是令我揪心。

等我回来时，柯丝蒂已经在手术台上躺好了。我来到刷手槽边，跟胜间田一起默默刷手。这时，一部摄像机小心翼翼地架到了手术灯旁边。我明显感受到手术室里的激动氛围——接下来的手术新奇、隐秘而有风险。

当我用手术刀片划过柯丝蒂胸骨上方的皮肤时，里面没有出血。休克状态下，她的身体关闭了皮肤上的毛细血管，好将血液引向重要器官。

我们用一把小型金属牵开器撑开她小小的胸腔，婴儿的胸骨和纤维心包之间有一个多肉的胸腺，现在它已经完成了为胚胎制造抗体的任务，我们于是摘除了它。

电刀继续着它肮脏而不可或缺的工作，它切开纤维心包，暴露了心脏。当我们拉起心包的边缘露出心脏时，胜间田在边上深吸一口气，咕哝了一声“妈的”。真是骇人的景象。

我也同意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本该只有胡桃大小的心脏，现在肿成了柠檬那么大。心脏的右侧正顶着肺部的高压有力地泵血，左心室却肿得厉害，一片片刚刚坏死的肌肉与一片片白色纤维状的瘢痕错落交织。

死神已经盘踞在摄像机上，这我们都知道，可我明白我们无法回头。

柯丝蒂的身上插着细小的管子，与心肺机相连。我示意开始转流，柯丝蒂的心脏被渐渐抽空。

她空了的心脏还在跳动，我在那根异常的冠状动脉起点以上切开了肺动脉。血管的开口就像牡蛎里的一颗珍珠。现在我们必须给它接上两三厘米外的高压主动脉。

这个技术很精细，必须先钳住主动脉、暂时停止流入心脏的全部血流。这种人工造就的静止状态在心脏手术中很常见，只要拿掉主动脉上的钳子就能恢复。要重建这根细小的血管，缝合时就要精准、确切，不能漏血。手术很顺利。心脏停搏之后短短30分钟，柯丝蒂的冠状动脉就恢复了它应有的结构。

接着发生了一件儿童身上少有的事：她的心脏不停地扭曲蠕动，开始了室颤。为恢复正常心律，我们直接电击了心肌。10焦耳——呲啦！心脏除颤，蠕动停止。

动倒是不动了，但我们希望它还能尽快恢复正常心律。然而它没有。这个紫色的球体又开始颤抖蠕动起来。“再电击一次！”但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看来是救不回来了。

“多给它点时间吧。”我对迈克说。

20分钟后，我们又试了一次。30焦耳——呲啦！这一次，她小小的身子整个从手术台上跳了起来，室颤消除了，心脏缓缓起搏，但那不过是微弱的抖动。

虽然我嘴上吩咐手术团队用心肺机再辅助她半个小时，心里却觉得我们失败了，这颗心脏救不回来了。手术成功，婴儿死亡。

我请胜间田到手术台顶我一阵，好让我休息一会儿。我脱下手术衣和手套，到麻醉室去打了个电话。迈克跟了上来。

“你能补好二尖瓣吗？”他问我。

“我看不行了。”我说，“我让阿彻去通知孩子的父母。”

我回到手术室，重新刷手上台，替下了胜间田。我要迈克开始向肺部通气，并告诉灌注师准备慢慢关掉心肺机。到了这个节骨眼，柯丝蒂的心脏就需要接过任务，开始维持血液循环了，要不她就会死在手术台上。

我们全都盯着屏幕上的描记线，希望能看到她血压升高。它短暂地升到正常值的一半，但是当心肺机关闭，它立即跟着快速下跌。

“要再打开吗？”胜间田问我。

灌注师望着超声心动图上抖动的左心室，质疑这样做还有没有必要。我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她已经受了太多苦，不是吗？”

我却还不准备放弃。如果我们认输，这小女孩就会死，她的父母也会痛苦一辈子。

“再开一次心肺机吧，再给它半小时。”我说。

柯丝蒂的父母正等在儿童病房里，阿彻已经叫他们做心理准备了。

贝姬把她当时的强烈想法记在了日记里：

阿彻医生说他很抱歉，所有方案都试过了，但没有一个见效。他会安排我们进去，抱着女儿和她道别。想到再见面时她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我实在难以承受。

这肯定是我们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想到柯丝蒂正为了生存而挣扎，我们却什么都做不了，我真是心如刀割。

迈克吸完又一支香烟，回来看了看说：“没有好转，能把心肺机关了么？”

“别关，我再来试一个法子。停止对肺部通气。把摄像机打开。”这是我最后的尝试。这个办法只能仰赖物理学定律，以前从来没有在一个孩子身上试过。

我不能再冒险让她心脏停跳，于是操起一把闪光的新手术刀，从心尖划到心底，像拉开一只睡袋的拉链一般切开了仍在跳动的左心室。我从一处瘢痕区域开始下刀，小心地避开了连接二尖瓣的肌肉。

我割掉了切口两边的瘢痕组织，就这样把左心室的周长缩短了三分之一。为了阻止二尖瓣反流，我将两块瓣膜的中点缝在一起，把它从单一的椭圆形开口改成了有两个口子的结构，就像一副眼镜。然后，我关闭了心脏，这颗心脏变小了很多，看样子仿佛一只颤抖的黑色香蕉。

我一刻也没有指望它会重新跳动起来，我的同事们也不这么认为。他们大都觉得我疯了。

我们必须确保心脏里的空气已经排尽，在这之后，剩下的就只需给心脏除颤，设法恢复正常心律了。

“完成了。”我宣布，“试试20焦耳。”

呲啦！心脏停止了颤动。我们不知等了多久，始终没有看到自发的电活动。我用钳子捅了捅心肌，它收缩了一下，有反应了。这一次血压描记线有了一个微弱的波动。仿佛奇迹一般，这只黑色的香蕉开始向主动脉射血了。

迈克又看了一眼超声心动图，说：“和刚才明显不一样了。我们要试试起搏器吗？”

说话间，我已经将纤细的起搏线缝合到位，将起搏器设置成每秒一百下，然后启动了电源。我吩咐灌注师降低心肺机的泵血速度，留一点血在心脏里，看看它能不能持续射血。它做到了。

不仅如此，超声心动图还显示二尖瓣已经不再反流。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她康复有望了。

时过正午，柯丝蒂已经在心肺机上连了3个多小时，现在该断开了。就像事先安排好了一样，她自身的心律忽然盖过起搏器的频率。

这就好像在手术室里打开了一盏明灯，阴郁变成了欣喜。我体内涌出大量肾上腺素，疲倦一扫而空。我们给柯丝蒂也注射了一剂肾上腺素，帮助她的心脏从心肺机那里接过泵血的任务。最后我下了命令，要灌注师“慢慢关掉心肺机”。这颗用奇怪手法整了容的小心脏一直跳了下去。

“心肺机已经关了，真不敢相信。”迈克说。

我没有说话，只是从口罩上方望着胜间田。他知道我已经不能再坚持了。

“让我来收尾吧。”他说。

“太好了。”

胜间田确认缝合处没有流血，然后一丝不苟地关闭了胸腔。

“从来没人这么做过。”他边说边望向我。

没过多久，震惊的贝姬就来到了儿科重症监护病房。她把手放到柯丝蒂的小脚丫上，喊了起来：“是温的！我第一次摸到她是温的！”

我在她开始哭的时候离开了。这真是漫长的一天。

秘书迪伊开车把我送回了家。为了平复心绪，我带上自家的德国牧羊犬马克斯，开始沿着附近的湖泊跑了起来，最后来到圣马丁教堂的庭院。

温斯顿·丘吉尔就葬在这座教堂的墓地里，我在椅子上坐下，和这位伟人交谈起来，他的棺木离我还不到三米。这时我有了一种病态的想法：不知他的遗体现在是什么样子。那时的柯丝蒂，也差一点就躺到医院的太平间里了。

不过我守住了丘吉尔的格言——绝不投降。

理想国图书《打开一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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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夜班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