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该为我儿子的网瘾负责

2018-12-11 15:23:10
8.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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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底,我在做一个关于“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系列报道策划时,认识了一位律师。她当时正计划提起公益诉讼,责成游戏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在网上发帖征集案例。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打电话来,诉说自己的孩子沉迷网络后的种种非正常情况。律师告诉我,在她接触的五百多个案例中,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杨先生家的事。

联系上了杨先生后,他告诉我可以见面聊,但又说:“家人亲友是不知道的,他们不支持我接触媒体,担心隐私泄露对孩子未来不利。”

我向他承诺会做声音和画面处理,他还是不放心,问我节目完成后能不能先发给他:“毕竟,我儿子情况太特殊了。我还盼望着儿子将来能好起来,如果他恢复正常了,别人又知道他曾有精神疾病,就对他太不利了。”

“哎,命!希望上帝能救我吧。”他最后说,“哪一天闭眼了,就是个头了。”

这个中年男人坐在我面前,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苦恼的时候,显得着实有些绝望。

1

我在7月9日晚到达杨先生所在的城市,第二天早上8点半,杨先生就告诉我,“方便的话可以见见”。

他是一位公职人员,瘦高个儿,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看得出来,关于儿子的事情,他无处倾诉太久了,等他开始讲起来后,我几乎插不上话。

“大约12岁吧,小学升初中那个时候,孩子就有了剧烈的改变。”杨先生说,是游戏彻底害了自己的孩子。他曾不止一次地反思,自己的教育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然而,“出了这么大个篓子,根本没办法解释”。

“我们犯过的错误,相信别的家长差不多都犯过。可到最后也只能信命了……”

他的儿子小杨出生于1998年。小学四五年级时,学校开了电脑课,杨先生也给家里买了电脑。“我还是比较开明的家长,那时候他玩就一些小游戏,过桥啊、画画啊之类的”。

小学毕业的暑假,当儿子喜欢的小游戏变成了大型网游《地下城与勇士》,杨先生感觉儿子“忽然一下子就进去了”,然后,就“再也出不来了”,“就是这款游戏彻底把他害死了”。

那个暑假,小杨玩游戏的时间很长,家人怎么都管不住。“他玩累了睡觉,醒来了就再玩,就这样。当时我们全家人都对抗不了他了,跟他对抗,他就跟你拼命。当时就一个想法,马上他就上初中了,给他找个能住校的学校,让他和电脑隔一隔。”

可等儿子上了初中,杨先生却绝望地发现,情况并没有丝毫好转。

小杨上的是寄宿制学校,周五晚上回家,周日下午返校。“老师说,在学校他就像行尸走肉一样,看他那眼神就知道。作业也不做,听课也稀里糊涂的,就等着周五回来玩游戏……怎么说呢?就像没有灵魂。”

2011年冬天,杨先生开始请“外援”:家里的老人退休前在教育系统工作,托关系找了教育局的专家,专家就说了五个字“要疏不要堵”。杨先生说,他也试了,“就放开让他玩儿,陪着他一起玩儿”。可结果是,“根本就收不住”。

周末成了杨先生最焦头烂额的时刻。一回到家,小杨就要“疯狂玩”,到了周日下午,“就说‘不去学校’,找各种理由、各种借口”。杨先生说,自己也是软硬兼施:“软的就是陪着他玩,出去旅游,出去吃饭;硬的就是揍,那把他打个半死,他嘴上说我改我改,但爬起来以后还是那样。”

一切很快就升级了。

在学校里,小杨开始和同学无端闹矛盾,然后就是动手打架,老师让家长把孩子带回家反思。“对方小男孩吓坏了,以为老师不叫他上学了,赶紧写检查,他倒好,不是叫我反思吗,我就不去了。”

杨先生给儿子又换了一所学校,可初一快结束的时候,小杨就被第二所学校开除了。从那之后,小杨再也没有踏进过学校一步。

2

从小杨离开学校,到今年已经7年了。

说起过去,杨先生几度哽咽。他说,自己能想到的教育方法全都试过了,但完全没有用。他也希望我们能去找找小杨,和小杨聊聊天。

杨先生夫妻俩和儿子分开住已经好几年了。事实上,他们是被儿子逼出家门、另外找地方住的:“我不能邀请你去我家,那里乱糟糟的,都没装修,我和爱人根本没这心思。”而儿子那里——当然,其实原本该是自己家——这个父亲也不能贸然去。

他说,这几年他们与儿子的相处模式就是:家人定期给小杨送吃的,帮他洗衣服,节假日视情况看看是否能吃个团圆饭。即便有几年除夕,他们夫妻俩也是做好了饭给孩子送去后就离开了。刚刚过去的父亲节,杨先生本来心怀期待,觉得儿子的状态有所好转,就一起吃了顿晚饭,结果一言不合,小杨又伸手打了母亲。

杨先生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刻意避开了我们的记者身份,只说:“有哥哥和姐姐关心你,希望和你聊聊天,看能不能帮助你,我等会儿让他们跟你联系行吗?”

小杨同意了。之后我给小杨打电话,他把地址发给了我。我说:“收到,下午3点到。”他回复:“恩谢谢。”

小杨住在顶楼6楼,我敲了敲门,发现门是虚掩着的,里面一个略尖的男声说:“门是开的。”

走进去,我就看到了小杨。他个子挺高,很瘦(他说他1米85,120斤)。他的皮肤很白,日光照射不足的那种玉色的白。说话间,他的双手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舞动,我问他在玩什么,他说“王者荣耀”,我又问他到什么等级了,他说之前的一个号打到了王者,卖了,现在在玩一个新号。说这些的时候,他并没有骄傲,语气十分平静,还挠了挠头,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没办法,我时间太多了,打发时间。”

他这一局还没结束。等待中,我扫了眼房子,一百多平,很空旷,大概因为客厅里没有电视也没有沙发,只有一张大桌子和几把凳子。窗帘拉上了,我们来的时候下着点小雨,这会儿已经放晴了,有阳光透进来——这是一套南北通透、采光很好的房子。

餐桌上,有一碗饭,没菜。小杨说那是当天早上他母亲送来的早饭,“我都不想吃”,还有三个西红柿。屋里很整洁,他说是母亲收拾的。我往厨房打量,东西很少,似乎很久没有使用过,灶台有些发黑。小杨说,他基本只在厨房烧水。

一局游戏结束,我说聊聊吧,小杨先去厨房洗手,洗得极仔细,边洗边解释:“我是有强迫症,每天要洗很多次。”

小杨说话语速偏快,他叙述了一段和父亲所说的完全不同的生活。

3

小杨说他知道自己有病。在漫长的和自己相处且自弃的时光里,没人比他更了解自己。他说儿时有一件小事,为日后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三岁的时候,我在外面受小孩的欺负。我回去跟我父母说,我要跟那小孩打一架。我母亲当时在炒菜,原话是,‘我没见过你这种孩子,我再也不要你了,滚!’”小杨比划着母亲当时的动作,“她把门一甩,门是木头的,实心的老式房门。砰!一摔。声音很大。咚!整个楼道都震起来了。我站在那里当时就吓傻了,后来我才哭了。”

小杨说,后来的事他印象不那么真切了,大概站了一会儿,母亲又让他回家,他承认错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不信任我的母亲”。

小杨说,小学时,自己虽然个子高,但很瘦弱,同桌的女生经常用各种方式欺负他。等上了初中后,自己自然而然成了校园欺凌的对象:“欺软怕硬,越看你好欺负,他们就越要欺负你。”那个时候母亲仍然不理解他,总是息事宁人。而自己喜欢玩游戏,也只是逃避学校生活的一种方式。

“可一个人再怎么忍,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无限这样受欺负。我实在忍不了,最后就爆发了。”直到和同学打架被劝退。

小杨说,那时候自己也曾试过和父母沟通:“跟他们好好聊过,可聊完后我父母也没有信任我,从来都是对我说‘你看那个小孩多么无辜’,说我怎么怎么不好。”

被第二个学校劝退那次,小杨心里也有所歉疚。他说那阵子父亲为了逃避家庭,总去外地出差,是母亲带着他灰溜溜地从第二所学校离开的。那一天母子俩在公交站等车的画面,一直到今天还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母亲的脸色很不好看,一直数落他,而他的内心夹杂着不忿、委屈和内疚。

满载的情绪让眼泪一下冲到眼眶,可少年的倔强又只是让眼泪打转不肯掉下去。那种苦涩,让小杨非常灰心。“如果他们当时能够公开、公正地听我的意见……”

我问小杨,后来有没有跟父母、特别是母亲说过这些事。小杨说,说过,母亲也道歉过。可事实证明,有些裂痕一旦形成,再多努力也无法修复。

我又问杨先生,是否知道直至今日,小杨仍然对三岁的事介怀?他说知道,但也没有办法。他只能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自省。妻子的状态也不好,这么多年多次有过抑郁情绪。辗转反侧,他们夫妻俩得出的结论只有:“一切都是命。”

4

杨先生也承认,自己这代中年人,成长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解决温饱。等自己为人父母、孩子还是独生子女时,教育孩子通常都是没有任何前人指导的独自摸索。

后来有人问杨先生,是不是小时候陪孩子少了,或者对孩子要求严了,杨先生就觉得很委屈:“我陪伴他比我身边其他家长要多的多,每个假期还带着出去玩儿。他小时候我就对他说,你有个快乐的童年就行。”

但是杨先生承认,有一件事,他是做错了。

2012年6月,小杨被第二所学校劝退的时候,杨先生夫妻俩心焦如焚。孩子的表征很明显,就是“网瘾”——成天打游戏不可自拔,父母有时候上前劝阻,小杨还会砸东西。想到要给儿子“戒网瘾”,夫妻俩便联系上了济南的一个戒网瘾学校。

小杨记得清楚,“是在夏天的6月份,嗯,6月22号。”那天,父母告诉他,小姨搬家了,邀请他去玩,他就这样被父母带到了济南,关进了一个全封闭的戒网瘾学校。

刚一到学校,小杨就被教官带走了,脱掉了自己的全部衣服,换上了一套军训服装,领了统一的生活用品,到了集体宿舍。一开始还有教官安抚他:“两个半月后,你就可以打电话给父母,三个月可以见家长。”小杨那时觉得,过了这个暑假,父母就会来接他,他再认个错,就能回家了。

可很快,各种体罚就上来了:“一种是直接打你,一种就是让你做体能,要累倒在地上,累趴下的那种感觉,还有一种就是默许那些学员打你,这叫‘练人’。”

这三种体罚,小杨全都体会过。他曾被教官一拳打在了肋骨上,“很痛,青了”;做体能,他做得头昏眼花,还有一次尿血;练人,“把你叫到男厕所里,四五个老学员,身强力壮,打你一个。边打还要边说,不要给教官、给学校找什么麻烦,不要想逃跑,不要想自杀,不要不服从规矩和管教。”

那段时间,送走了儿子,杨先生和妻子觉得很安心。

首先这所学校他们很放心,“我们经过了半年的考察才送过去的”,学校还有心理咨询师定期跟他们联系,给他们发小杨在校的场景。看到孩子早起跑步读书写字,杨先生当时觉得:“这戒网瘾学校根治的是灵魂啊,真是太好了!”

暑假终于过去,小杨最大的期待落空了——到了9月,父母并没来接他,他只是被允许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必须说好话,旁边有人在监督你。”

小杨开始适应这段新生活了,但他又说无法说服自己。“全是欺软怕硬,天天威胁,告诉你不要出任何意外。如果闹,回来就单独针对你。教官说你几句坏话,(在校时间就从)4个月就变成6个月。”

当时小杨被“6个月”吓住了。他拼命收拾自己的情绪,想表现好一点能早点走。

2013年春节,杨先生夫妇来学校看儿子。

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良好表现,小杨获得了一次和父母单独会见的机会。“没有教官的监视监督。20分钟,我说的全部是实话,可我父母完全不相信我”,小杨扒拉开衣服,看不出被打的任何痕迹,他语无伦次地叙述着,但父母看上去却无动于衷。

杨先生说,在来看儿子之前,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反复告诉他们:如果孩子说想回家,那就是孩子“没治好”,家长可不能心软,不能影响了学校的教育过程。要是孩子回到家,碰上电脑游戏,肯定故态复萌——“他已经有太多次言而无信了。”

于是,杨先生夫妇决定让儿子继续在学校里待着。

“简直太可笑了。”小杨说,后来他了解到,学校里正常的“培训期”都是3个月,长的6个月,像他这样的很少。“如果犯了错,我要进少管所,对吧?但是实际我没有犯错,可我享受的是犯人待遇,我当时心里就失衡了。”

“我在里面也融入不了,不爱说话,过一天是一天,也就无所谓了。我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小杨说,他看到了一些混社会的人在戒网瘾学校里过得“很爽很自在”,巴结教官,任意欺负其他人,如果说原来在小学和初中他感受到的是校园欺凌,那么在这里,就是赤裸裸的压迫。

他说他的强迫症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戒网瘾学校的伙食极差,“说是四菜一汤,实际上只有过节、领导来视察时是这样。其他时候,什么菜便宜买什么菜,买的也都是剩下不要的”。他曾去后厨帮厨7天:“他们鸡蛋什么都不洗,肉也不洗,直接做,根本不考虑什么卫生。”

自那之后,小杨开始频繁洗手,逮住机会就洗,每次都要洗到两手发白。

2013年5月,小杨再次见到父母。“我一句话没说,直接哭了。”小杨说,他真的觉得恐惧,觉得自己出去了也没法适应社会。父母是否接他回家,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

杨先生夫妇有点慌,问学校这是怎么回事,学校说:“这就是改好了。”

在戒网瘾学校待了11个月后,小杨回家了。

5

“好转了啊肯定的,开口闭口讲中国文化、还有不要虚荣什么的。”杨先生说,刚回家时,小杨的表现简直让他们欣喜,还重新回到了学校。

不过,8天,仅仅8天后,事态就急转直下。

“又不去(学校)了,说要买电脑、买手机。原先的电脑都被他砸了。”杨先生说,儿子像是变本加厉了一般,“砸了三四台电视、手机,把家里玻璃什么都砸得一塌糊涂。”

小杨在发泄情绪的时候,断断续续讲了自己过去11个月的经历,杨先生说,“我这才知道原来那些都是表演,他就是盼着离开那个地方。”

杨先生父母自觉理亏,默默退让,很快就发展到小杨对他们动手。

“那时候我们下了班回去,拖鞋都不敢换,随时准备逃跑。他也装,开始很正常地跟你交流几句,突然一下把门反锁,出手就要打你。有人给我说,要我打电话求救啊什么的,来得及么?根本来不及!”杨先生说,后来只要小杨从他背后走过,他就会觉得脊背发凉,恨不能穿个盔甲。“如果换成一个陌生人,那样的暴力,我一刀没了他,一枪毙了他,还属于正当防卫吧?可那是你的孩子,你能怎么办?”

有一次杨先生报警了,警察来了,说这是家庭内部的事,教育了小杨一番。杨先生说,后来孩子也向他们道歉:“说控制不住情绪,但是道歉的力度很弱。过一段时间又发生这样的事。实在受不了了,真的实在受不了了。”

我问小杨当时怎么会对父母这样。他说,那是后遗症:“不可能说告一段落,我的病就好了,那样的话就好了。我对人最基本的信任没有了,学到的就是用暴力维护谎言,这是被逼的。”

小杨说,刚回到家时,他有种刑满释放的感觉,但没过几天,他就觉得心头的枷锁摆脱不去,怎么都没法融入新环境。他开始自暴自弃:“在(戒网瘾)学校里11个月,我身体受过很多创伤,就觉得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索性开始自己折腾自己。故意很晚不开灯刷手机,知道这样对眼睛不好,但还是要做;渴的时候不喝水,水都倒好了,故意不喝;忍着不上厕所等等。就是想自残。”

2013年底,在一次深夜暴力之后,杨先生夫妇连夜落荒而逃,把这套房子留给当时15岁的小杨一个人居住。

杨先生说:“我怕发生恶性事件。再不走,我怕我把他杀了。”

6

小杨开始了一段两年没有下楼的独居生活。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明文规定,不得让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杨先生当然也知道不妥,但他说自己也没办法。

夫妻俩偶尔回趟家,注意到儿子根本不下楼,门口堆着不少已经发臭的衣服,“他一个孩子,能照顾好自己吗?”

他们给小杨买了一堆地瓜,“他自己煮一煮吃,没有油盐没有调料,一吃吃好几天”。

那时外卖还远不像今天这样便捷,小杨有一张小区门口早餐店的送餐卡,有时候打电话让他们送包子到家,“吃包子方便,一口下去,菜肉都有”。

杨先生说,那两年他们两口子害怕接电话,“总没好事儿”。邻居会给他们打电话,说小杨在自家摔东西弄得鸡飞狗跳;小杨也打电话,有时告诉父母说想自杀,有时让他们帮忙网购,有时让他们退掉网购来的不满意的货物。杨先生说,他那时候只希望小杨能自动消失。

杨先生夫妇又回到了寻求帮助的阶段。

“找心理老师,找班主任,找亲友同学,找警察,找法官,找市政府里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我还给文化部打过电话,找监管游戏的。”杨先生说,他成了半个教育专家,“我都得出那个模式来了,把孩子夸一顿,什么都是我们父母的错,孩子没错,都是教育的问题。我们就这么仆人般地跟他去沟通,也没用,都没什么结果。”

他们找了过去和儿子一起玩游戏的伙伴,让他们去家里劝小杨。“找来了之后他们跟我说,‘叔叔,我们现在跟他玩不到一块儿去了,他打太好了’——人家就是业余打,哪像他整天打。”

后来他们又找了一个心理老师做上门辅导,第一次交谈完,心理老师就给杨先生打电话:“你儿子很聪明啊,谈吐很好。”刚挂电话,小杨的电话也打来了:“下次不要叫这个人来了,不管用。”

杨先生甚至去寻求教会的帮助,他说,基督教曾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过他,有基督徒上门和小杨谈过,2015年之后,小杨也出门参加了一些教会的活动。但在教会里,小杨的情绪还是不够稳定,几次出言冒犯,后来,教会也不再欢迎他们了。

后来,“他又在大街上和人打了几次仗,头破血流,衬衣都是血,警察通知我们去了。看着很可怜。”杨先生说,他们知道一两次,“其他也不知道了。”

有人提示杨先生,小杨的状态不像是单纯的心理问题,可能是精神疾病。2015年底,夫妻俩带着儿子到了北京,先找到一家知名的专科医院,做了很多测试。

“疑似精神分裂,医生就这么说的,当时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杨先生带着儿子又去找了第二家医院,得到结果也是类似的,“虽然不能确认那个病名是什么,但就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这是肯定的。”

回家的火车上,杨先生一直木木的,“等晚上到家,我和爱人就抱头痛哭。我说,这孩子不就完了吗?”

两家医院都建议小杨留院治疗,但杨先生不敢。这次能带小杨来,他们都做了很久的工作,也承诺他不住院治疗:“好不容易建立一点儿信任,我们不敢破坏,而且医院也不保证给他治好。就这样,拖到现在,这个难题卡在这儿,这么拖下去。往前走,没路了。”

7

小杨的微信里现在有二十几个人,他从不看朋友圈。

他现在一天出门不超过一小时,主要是吃饭。“只去熟悉的地方,陌生的餐馆我不去,怕出现什么社交场合。”实在要去陌生的地儿,他必须查好线路,看全景地图,“不然的话人生地不熟,一问路什么的,我肯定心里发慌,很无助。”

穿马路的时候,他也必须跟在其他人后面。我问他到底怕什么,他说,就是内心崩溃,没有安全感,一切陌生的、需要集中精力的东西都让他心跳加速。

我们聊到下午6点钟。我最后告诉他,我是记者,但了解他确实是为了想帮助他,不是有意欺骗。我没有想到他很释然,他说觉得我们不是坏人。我说一起下去吃个饭吧,他说好。

餐桌上有一个筐,放着好些钱,我猜是杨先生夫妇给他留的。

出门前,小杨给他父亲打了个电话,说:“我和记者聊得挺好的,我们要一起下去吃饭,你给我支付宝打200块钱。”

我赶紧说:“我们请你,不用。”

他对我说:“不行,你们是客人。”

他提议去吃汉堡王,那是他最常去的地方。我跟着他出门,走了几百米就到了。他在手机上点了餐,给服务员亮了一个二维码,没说一句话。点餐后,他又认真地洗了一遍手。

吃饭的时候,他又跟我说起现在的生活。我说,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疾病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是否出现了社会功能受损。我觉得他社会功能并没有受损,人情世故他并非不懂,很多时候只是不愿意。

我说:“你应该出去找份工作。”

小杨说他没有学历,一般的工作也不愿意干。“混日子,得过且过吧。我的人生已经毁了,最宝贵的几年全部糟蹋白费了。”说出这样悲观的话,他的表情却相当坦然。

而对于父母,他也相当冷淡。他说他知道母亲身体不好,但他从来不去关心,“我觉得你不舒服了就自己去看病呗,我又不是医生”。

我问他,拿父母过去的错误惩罚至今,是不是有些残忍?他说:“我跟我父母就是这样了。我心里的创伤是很严重的,他们一直认为都是我的错,认为我有网瘾,认为我给他们添麻烦,不让他们省心……”

我说,自己工作可以经济独立,不是更硬气吗?他说,类似的话父母跟他说过。“有段时间我把父母微信拉黑名单了。不想听唠叨。我心情本身就很崩溃的,他们还让我出去工作啦、出去活动什么的。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是丧失走出去的勇气了。”

我无话可说。

8

“哪一天闭眼了,就是个头。无期徒刑的感觉。”杨先生说,几年前,他在单位里主动要求从业务岗换到行政岗。

他发给我一张小时候带着儿子出去旅游的照片,照片里小杨笑得很开心。杨先生说,这是小杨四年级时,他带着他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参观:“结束了,他还磨蹭在那儿不走。”当时杨先生跟儿子许诺,说以后再单独去,“现在再约他,不去了,哪儿都不去了”。

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同一个问题,父子俩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小杨说:“当然,我有错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母亲这样偏执型的人格,让我很难受。我心里的创伤太大了。”

而杨先生觉得罪魁祸首是游戏:“要是知道他后来这个样,打死我也不会买电脑。”

杨先生说,这并不是他自己推脱责任,因为在他们父子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是游戏里的光怪陆离吸引了小杨,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只是普通的父母,我们面对游戏开发商一整个专家团队,真的不是对手。现在监管也是流于表面。我的孩子已经毁了,我希望别的孩子少受害,别的家长不再像我这样。因为太痛苦了……但,我很希望那些研究游戏的团队,他们的家庭也是这样的,他们家的孩子也这样!”

当然,送儿子去戒网瘾学校,他也后悔:“如果再回到那个时候,肯定就不送去了,可能先去医院咨询吧。”

想了想他又说:“可当时真没办法了。他被学校开除了,以为他是网瘾,考察了那么多学校,选了相对靠谱的。其实,谁知道呢?就是5年之后再看今天做的种种决定,谁能知道是对是错呢?”

尾声

采访结束后,我时不时在微信上和这对父子聊天。

7月21日,杨先生给我发微信:“有空和我儿子聊聊吧……挽救一个孩子走向新生,比报道一个孩子正在堕落更有意义。”

我也给小杨发过微信,他回得不是特别及时。我问他状态怎么样,他总是说,“还好”。有一次他说,不信中医,所以开的中药他从来不吃。我鼓励他参加一些活动,他说,“不知道从哪开始”。

7月27日,杨先生给我发:“昨晚过去和儿子吃晚饭了。他还是玩游戏,都没空和我聊天。愁人。”

后来他问我能不能看看我采访小杨的记录,我把word文档发给他。过了一会儿他说:“看了你对儿子的采访,我内心很痛苦。儿子在采访里冷静、条理,思维清晰;可在当时,他的表现不是这样,基本就是沉迷、癫狂、冷漠,没了游戏就是走肉行尸。”

“谢谢你,通过你的采访,我透过一个小孔看了儿子少许的内心世界。”

9月10日,节目播出了。杨先生看了,给了我一些反馈。我问小杨看节目了没,他说没有,“真的不感兴趣”。我问他对什么感兴趣,他说:“玩游戏”。

不过两天后,小杨第一次主动给我发微信,转了一条“男子在峨眉山金顶跳下舍身崖”的新闻,说:“最近几天好想自杀啊”,“好像太抑郁了”,“好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安慰了他几句,两天后他突然又给我发:“突然感觉生命好可贵啊”,“今天一个小孩落水了”,“家人还在找”。

11月份,我又托朋友联系上了小杨所在城市的一个社工机构。社工很热情,跟我说,可以先让小杨试试加入他们的一项志愿服务,如果项目不理想,还可以转到其他公益机构。联系妥当后,我兴冲冲地告诉小杨,他没回复。第二天再追问,他说:“不感兴趣”。

和小杨见面聊天的那次,他很健谈。后来在汉堡王吃晚饭,他仍然以很大的热情在诉说。如果不是我们离开,我想,他恐怕愿意继续一直聊下去。

杨先生曾对我说过:“特定的时候,对特定的人,他是很健谈的。”他觉得儿子的情况难说好坏:“7年,家长有些无所适从了,也很灰心疲惫。”

“作为记者,你的工作完成了;作为父亲,我的责任还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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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诺言的夏天》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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