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做了算命仙的老师

2018-12-15 17:46:35
8.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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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许多的大事的开始,都可以从一件小事找到暗示。许多的变化的源头,都可能在不动声色中被忽略。草蛇灰线,时间似乎总是最好的导演。这40年来,每个带着“8”的年份,都仿佛冥冥注定一般——有些事从鼎盛之处崩塌,也有些事又正在破土萌发;有的人从云端缓慢降落,也有的人在山谷蓄势待发。我们就这样,或主动或被动,被时代裹挟。在命运的沉浮中向前。于是,在2018年即将结束之际,人间希望能邀请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1978、1988、1998、2008、2018年:选一年,讲一讲这一年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或事。重新回望,或许他们都或多或少的、为你往后的生活与命运埋下伏笔。再见“8”。投稿请发送邮箱:thelivings@vip.163.com ,并在标题注明【2018年终征稿:再见8】

1

爸爸说新来的那个男老师姓梅,三十出头,瘦高个子,梳着油光的分头,脸上架着一副又大又圆的眼镜,斯斯文文的模样。光听这个姓,就知道跟其他那些土兮兮的孙李郑王不一样。

“这个姓可不好。”妈妈摇摇头,“梅就是霉,姓了这个,一辈子倒霉。”

“你懂什么?人家以前可是正儿八经川大中文系的高材生。”

“高材生还会跑到你们这个鸟不生蛋的乡镇中学里来?”妈妈有点怀疑他的身份,毕竟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就是鲤鱼跳龙门,没有龙再跳回小溪沟的道理。再说,就算是大学生,这都三十岁的人了,还没混出个名堂,反而人往低处走,落到这乡野间的中学,可见也没什么真本事。

爸爸说:“听说这个梅老师还是很有才的,就是大学受过处分,毕业分配时受了点影响,后来也没闯出名堂,年纪大了,才考的教师。”

“你看不是,我说嘛,运气霉!”妈妈斜着眼睛笑,“以后我要多找他打麻将,赢他的钱。”

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梅眼镜”就这样成为了大院的一分子。

那是1998年,我12岁,上小学六年级,爸爸在川西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学校坐落得偏僻,四周都是稻田,前院是操场和教学楼,穿过一条爬满葡萄藤的小径,就是老师们居住的四合院。院子中央是一方爬满水浮莲的池塘,夏天开花的时候,一串串淡紫的花柱,在层层叠叠的翠叶间推推搡搡,塘西斜压着一株歪歪扭扭的木芙蓉,弯曲的树身披了一层青苔,秋天,沉重的大粉红花朵跌到水面,“啪”的一声,一圈圈涟漪泛起来,摇摇晃晃地捧着那朵花。

住在院子里的一共有5户人家,加上梅眼镜,就是“六六大顺”了——这是我妈说的,血战到底的四川麻将天下闻名,而她称得上是一位民间大师,麻将不仅是她的日常生活,还深深浸入了她的语言。比如她形容我看书认真专注,“睁着二筒一样的眼睛”,又比如她说梅眼镜,“都三十岁的人了,我应该给他介绍个对象,不过他太瘦了,瞧他那副幺鸡的样儿。”

2

爸爸说,梅眼镜看着是个闷声不响的葫芦,可一说起文学,就换了个人似的。别的语文老师上课,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照着念,学生在下面记笔记就可以了,梅眼镜却可以不看课本教案,站在讲台上信手拈来,滔滔不绝,把这些乡下学生听傻眼了,都不知道哪些该记、哪些不该记。

妈妈一心想给梅眼镜介绍对象:“今天卫生院谭院长老婆还来跟我打听小梅呢,想让姑娘看看,晚上叫小梅来家里吃饭,我先打听打听。”

妈妈做了啤酒炖鸭、回锅肉,又炸了脆香的花生米,电视里正在放《水浒传》。爸爸似乎是想显示他这个中师毕业生肚里的墨水并不比大学生少,跟梅眼镜一坐下来,就讲他对水浒英雄们的看法,又聊到了古典小说。两个男人越说越来劲,桌上泡着枸杞的二锅头下去了一半,妈妈眼看着插不进话,憋不住了,狠狠瞪了爸爸一眼:“他连对象都没有,林妹妹再倾国倾城,有什么用?——小梅,你先听姐的,有什么打算没有?喜欢什么样的,姐给你介绍。”

梅眼镜有点脸红了,不知是因为说到了姑娘,还是喝了酒。过了一会儿,他悠悠地说:“有点思想的就好。”

吃完饭,天已经暗了下来,守门的大爷把大铁门上了锁。胖子谭叔光着膀子站在院子里喊:“今天晚上哪些人?”

这是在凑局了,妈妈扬起声音大喊:“等一会儿!我洗完碗马上就来!”

梅眼镜坐在沙发上,随手拿起扶手上的一本《微型小说选刊》,笑道:“杨老师,你喜欢看这个?”

爸爸吐了口烟:“是给小蓝订的。这些年我光顾着打麻将了,不怎么看书了哈哈。”

梅眼镜哈哈一笑,他眼镜的反光里,我看见他眼睛一亮。他兴致勃勃地翻看起杂志来,我却很紧张——那期杂志里面有一篇小说,是讲一个农民进城找小姐、结果发现小姐就是自家侄女,我担心他正好看到,会觉得我小小年纪居然就看这么龌龊的故事。

梅眼镜瞟了我一眼,我脸都红了,他看到我窘迫,似乎想逗逗我:“我早就听说你很喜欢看书,你平时都看些什么?”

“只要是书,都喜欢。”

那时候小镇上也没什么书,县城里的书店也是屈指可数,且大多卖教辅,二手书店和地摊则多是盗版,粗制滥造不说,还经常有错别字。爸爸有一本繁体竖排版的《唐诗三百首》,我看不太懂,他又找来一本简体注释版,让我对照着看,看到“朱蕤冒紫茎”才发现不对劲,怎么这本上印的是“朱蕤昌紫茎”?我问妈妈,能不能去新华书店再给我买一本正版的,妈妈瞪我一眼:“都有两本了还买,败家!”

编者注:此句唐诗为唐代诗人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其二》中第二首的句子。原诗如下: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有一次周末爸妈都去打麻将了,我独自在家,忽然发现角落一个废弃的柜子里不知塞满了些什么东西,我把柜子费劲掰开,有废报纸、爸爸以往教的学生的作业本、试卷、乱七八糟的文件,也有好东西,德莱塞的《珍妮姑娘》和《嘉莉妹妹》,一本军旅小说,最后还发现了一本黄色杂志,封面上的裸体女郎看得我面红耳赤。

我把德莱塞留了下来,把黄色杂志扔进了家门口的池塘。爸爸晚上回来,我装作若无其事,什么都没发生。

梅眼镜翻完了《微型小说选刊》,又踱到我的书柜前——其实不算是书柜,就是一个装杂物的柜子腾出来放了书——仔细看了起来,一边看一边微微颔首:“小蓝,你真是爱看书。”

爸爸谦虚道:“小孩子,看着玩儿的。”

说着他站起来:“走吧,我们去看看他们打麻将,让她自己在家待着吧。”

妈妈早已忙不迭地冲进了院子最东边的牌屋,那里传出的笑声、吆喝声乒乒乓乓地敲撞着夜的沉寂。有时候他们玩儿到12点,或是2点、3点,有时候是通宵。每次爸妈走出家门的时候,我会感到孤独,尽管他们就在离我十几米的地方,我能听见他们或大声欢笑、或因为一张牌怒骂痛惜。

爸爸抱着茶杯,哼着小曲悠哉哉地朝牌屋走去。梅眼镜也跟了去,不过出门前,他朝我眨了眨眼睛。

第二天傍晚,梅眼镜带了些书到我家来,说是借给我看的。我兴奋地接过来,果然都是好东西:古希腊神话,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集,封面温和的色泽、内页纸张摸起来的质感,不用说,都是正版书!居然还有一本硬壳精装的简体《唐诗三百首》——他昨天是看到了那本盗版吗?——还有金黄色封面的《普希金爱情诗选》,扉页上一排清秀硬健的行书:梅自庸,于成都浣花溪畔。

沉甸甸的书硌得我手臂隐隐发疼,我朝他心领神会地一笑:“自庸就是你,对吗?”

他也笑了,仿佛想起了久远的事:“我那时嫌自己的名不好听,就又取了一个字。”

妈妈在一边叨叨:“叔叔给你你就收下了?小孩子真不懂事,还乱叫叔叔名字。”

哎,我心里想,他才不会在意这些呢,你根本不懂我们之间的默契。

3

有时候,梅眼镜也会被大家拉着去打牌,我想,他心里一定是很不情愿的,但又没办法,他必须要合群一点,不然大家就不喜欢他。

爸爸经常在饭桌上说起他:梅眼镜学识是不错,就是清高孤傲了些,不切实际。在这种学校,讲得那么深奥,学生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不如照本宣科呢。你看,他教那两个班的语文期中考试成绩全县倒数,虽说有个尖子生,但总体水平不行啊,说明他的教学方法水土不服。

“他呀,调到中央去给领导写稿子最适合!”爸爸说这话的时候,有点替他怀才不遇,但也有点讽刺的意思。

听到这些话,我替梅眼镜感到难过,这种难过后来慢慢变成了谅解,即使他去打麻将,在我心里,他也是无可奈何的,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而我也和其他人不一样,我能够理解他。

有时候,即使牌局已经铺开,梅眼镜的房间里仍然亮着晕黄色的灯光,我就霎时知道,他今晚没有去!于是我就会拿着一本书,去请教他问题,书页上我都拿铅笔做了标记,积攒的问题越多,心里就越安稳。

我喜欢和他说话。他说话的时候嘴角微微上扬,很好看——不仅是好看,我喜欢他对我微笑时眼角的默契。那些文字撞击着我的心灵,我感到甜蜜、激动,又忍不住惆怅、疑惑,他却似乎比我还懂我自己,三言两语就能让我豁然开朗,就像田间引水的小沟渠堵塞了,一锄头下去,河水又打着旋儿,轻盈地流动起来,我觉得他的话就是那把锄头,又锐利又亲切。

没过多久,胖子谭叔就没心情打牌了。

他的岳父在县城里叫人给打了。那天下着大雨,老头还去县城卖莴笋,刚收摊骑上三轮车,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三个大盖帽,捉住他就噼里啪啦一顿揍,他昏头昏脑之中听见他们骂他是小偷、逃犯,但辩解的声音很快被更凶狠的拳脚踩了回去。他满脸是血,昏了过去,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里,肋骨断了两根。

“我们跑去医院和公安局到处问,说是抓错人了!”谭叔眼里噙着泪水,“这他妈的也太欺负人了吧!”

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有人说去公安局闹的,有人说去县政府找县长,但总是没个底,会不会还没走到衙门就被人赶出来呢?

最后,还是梅眼镜想出了办法。

当晚,他连夜写了一篇近万字的长文《暴力执法血溅长街,不白之冤天理难容》,第二天一早,让谭叔送到县报社去,那里有个记者,是校长的表亲。文章很快发了出来,虽然有删减,但文章的气势和文采都还在。过了两天,公安局长亲自跑到谭叔岳父的病房去,鞠躬、道歉、赔钱。

谭叔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光彩:“那个局长,站在我爸病床前,恭恭敬敬的!”

这件事让大家对梅眼镜平添了几分尊重,谁能这么不平则鸣挥笔相助?谁能在一晚上洋洋洒洒写出那样一篇雄文?谁能又声情并茂又把道理讲得透透彻彻?毕竟是天之骄子啊!

梅眼镜面上不说什么,那副喜气洋洋的样子却也遮不住,走路的时候他昂着头,像一只羽毛鲜亮的公鸡。

4

有一天傍晚我去找梅眼镜,他开门时,我一眼就看出他神色有点不对——一个姑娘正站在写字台前朝我张望。

我认识她,她姓黄,就爸爸说的那个语文成绩特别好的尖子生,虽然只比我大四五岁,看上去却是活脱脱的大人模样,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她不仅成绩好,还是学校各种文艺活动的主持人,我见过她拿着话筒站在舞台上的样子,一般农村的女孩都很瘦削,她却有几分恰到好处的丰腴,在阳光下像一株饱满的、微微透亮的向日葵。

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只得干巴巴地问了几个问题。梅眼镜倒舒展下来,一面给我解释,一面朝黄姑娘微笑,黄姑娘也大方地回望过去。

他们心意相投。刹那间我猜出了他们的秘密,心里仿佛有一株嫩芽猛然被掐断了。

20年后,做了算命仙的老师

我太小了,长得太慢了。我懊恼地想,她永远比我大四五岁,看上去那么光滑、饱满、发着微微的亮光。

晚上吃饭的时候爸妈又开始八卦。

“你还不知道吧,谭院长家的晓娟,真的看上梅眼镜了,今天专门来找我呢。”妈妈很自豪地说,仿佛她有发放某种通牒的权利。

“晓娟?长得尖酸刻薄的,不好看!”

“你懂什么?谭院长有关系,以后能把梅眼镜调到县城的中学去。”

“以后的事,那是驴子头上吊的胡萝卜,谁说得清楚?再说我听说梅眼镜喜欢那个小黄呢。”

“小黄?就那个主持人吧,那姑娘我不喜欢,一看心就野,知道自己长得有点姿色,骄傲得很。”

“反正梅眼镜也骄傲,那不是正好!”爸爸戏谑道。

“你就知道跟我抬杠!”妈妈气呼呼的,“你啥都懂,昨晚的杠上花你怎么没整明白?”

正当暑假,中考已经结束,学生们全部离开了,老师们或回老家,或在外面茶馆打麻将,大院子里又只剩下我一人。池塘里密密麻麻的水浮莲开得越热闹,就越发显得寂寞。树冠深处的蝉拖长了声音,让炎热的下午听起来更加漫长。

黄姑娘穿着淡黄色的衣裳远远走过来,沿着屋檐走到我窗边。听说她中考发挥得不好,没能考上县一中,只得去读职高,老师们都很失望。

“嗨,”她的语气,仿佛我们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你知道梅老师去哪儿了吗?他的门关着。”

我摇摇头,已经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她的眼睛垂下来,像一盏小小的火,黯淡了。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我忽然不知怎的,把那本《普希金爱情诗选》递给她:“这是他的书,你要吗?”

她朝我笑了一下,那笑容是明亮的、骄傲的、闪着夏天晚霞般强烈的光:“不用了,谢谢你。”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黄姑娘。

入秋时,梅眼镜结婚了,他的门上贴着红红的双喜字。

干嘛要娶晓娟呢?我愤愤地想,梅眼镜也这么势利!在我心里,只有那种柳叶依依的女人能配得上他,晓娟却是一株刺人的灌木。她精瘦,嘴角有一颗痣,看人的眼神总是带着警惕,烫着方便面似的卷卷发。我不喜欢那种头发,看上去一股塑料味。

婚后,他就搬到镇上卫生院的职工房里住去了。过了不久,镇上的人就都知道了他和晓娟经常吵架,甚至动手。

有一天晚上,我迷迷糊糊睡醒一觉,忽然听见隔壁有动静。起初以为是妈妈打完牌回家了,忽又听到男人的声音,竟是梅眼镜。

我一下子睡意全无,尖起耳朵偷偷听着。梅眼镜先是不好意思,说这么晚了来打扰。他似乎受到了惊吓,声音有点抖,又很寒冷,爸爸给他倒茶,他的声音才慢慢热了起来,有些激动。

“杨老师,我真的太痛苦了,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她有点轻微的精神分裂,只是以前不怎么明显,现在,我却像火上浇油一样,一下子把她激起来了,我后悔了,想离婚,她却死活也不同意。”

“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听见梅眼镜连连地说,在黑暗中像是来回反射的回声。

妈妈也听到动静,从牌屋那边过来。她劝慰梅眼镜,“夫妻没有隔夜仇”,又说了什么,梅眼镜一下子激动起来:“她拿刀啊,拿刀啊!”

我很担心他,想去看看他,但黑暗像凝固的大雾笼罩着我,我害怕走过去,爸爸、妈妈、所有大人、有光的世界,会发现我心中幽暗的秘密、他们不可能理解的孤独。

梅眼镜告辞了,爸爸要骑摩托载他回去,他却连连说不用。我轻脚轻手地从床上走下来,隔着百叶窗,我看见他在月光下摆摆手。我脑子里冒出一句没头没尾的诗: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算了吧,让他自己走走,冷静一下。”妈妈说。

5

我去县城上中学,周末才能回家。有一次回来,发现家里多了一箱书——梅眼镜辞职离开了小镇,他把书留给了我。

大家叹息了一阵,但都能理解。在这么个偏远的乡村中学,有点想法的老师,要么各找门路调到县城的学校去,甚至降级当小学老师也愿意,要么就辞职下海。只有爸爸和谭叔,在学校工作了十多年,每个月拿着八九百块的工资。

梅眼镜想和晓娟离婚,但晓娟非逼他拿10万块钱出来才同意。10万块钱,天文数字哦!

“他就还想着他以前那个学生,那个小婊子,他以为我不知道。”晓娟恨恨地跟妈妈说,“我也是黄花闺女嫁给他的,凭什么?我就让他出去挣。他骗了我,我不会让他好过!”

起先,晓娟的工作是在卫生院临街的药房抓药,后来她脾气越来越差,就像一头困兽,要跟周围所有人撕扯,跟每个买药的人都能干上嘴架。梅眼镜走后不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工作就不干了,也不好好歇着,经常跑到茶馆里打麻将。人人都说,那个晓娟啊,不得了,一输钱就骂脏话,连男人听了都脸红。

有时候,她也会变得格外安静,人坐在药房外面的长凳上,对着来往行人嘻嘻地笑,喊他们:“眼镜儿,你进来坐坐嘛!”

妈妈经常叹气:“我当时不该给她说媒就好了,可她三番五次来找我啊,说她很喜欢梅眼镜,喜欢得不得了,喜欢死了。”

院子里的住户又走了两家,凑不齐人打麻将了。那两家都是去县城买房的,宁愿每天上班来回奔波,也不愿意继续住在学校里。我也去县城上学了,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家里一下子冷清了许多。吃了晚饭,妈妈只好呆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消磨时间。妈妈开始慢慢感觉到,小镇的生活越来越窒息、没有生命力,有时候她会突然黯然神伤。

晓娟生了一个男孩儿,但梅眼镜并没有出现。

有一天,学校里呜呜开进一辆人高马大的警车,警察在校长办公室问询了一个多小时。梅眼镜涉嫌贩毒,被抓起来了。

许许多多故作诡谲又似是而非的传言,像风里的炊烟一样扩散开去。有人说,那个一副书生样的眼镜,看不出来哦,听说是在老家屋头藏了白粉,警察现场搜出来的;也有人说,他是受了栽赃,本来想合伙做生意,不知道别人把那东西放在自己身上了——这也说不准,他那么自命不凡,谁敢保证潦倒多年之后,不想暴富一把呢?

也是在那些传言里,我才知道梅眼镜老家是山里的,他从小没了爸爸,是妈妈一个人带大的,家里原本很穷,只有一爿泥巴墙的茅草屋。警察去他家里搜的时候,家里刚刚起了新房子,还在粉刷墙壁,老妈看见穿制服的人来,还以为是儿子的朋友,热情地招呼他们进来,喝口茶。警察把东西带走了,她还站在门槛上高高兴兴地说:“等家里房子修好了,你们再来玩儿。”

“他肯定是冤枉的。”我笃定地说。

爸爸抬起头:“未必,人心叵测,谁能说得清楚。”

“我就是知道!”我大声跟爸爸争辩,“他喜欢看书,喜欢看书的人不会卖白粉。”

“你还小,把人想得太简单、太绝对化了。”

我打开那本《普希金诗集》胡乱翻到一页,那上面写着:

为那个可怜的轻信的灵魂,
为那些一去不返的岁月的甜蜜记忆,
我既没有流泪,也没有受责备。

我睁大眼睛看着那些字,在我早熟的漫长的少年时代里,只有他能理解我对这些字的感受,我只认定了他是朋友,比朋友还多一点点。我的泪水滴到书上,沾湿的字变得格外肿大。

生完孩子没多久,晓娟变得更疯了,她走在大街上会突然脱衣服露出乳房,要给周围的人喂奶。她妈用铁链子把她拴在家里,但她总得去茅房。有天夜里,她去上茅房的时候,滑进了家后院的井里。

6

再听到梅眼镜的消息,已经是2008年了。

汶川大地震不仅震荡了山河、房屋,也彻底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地震发生时,我正在北京读大学。等我寒假回家,爸爸给我讲地震时的情形,起初他还像在讲故事似的,后来就哽咽起来,那是从小到大,爸爸第一次在我面前手足无措地哭泣。

爸爸说,全市的学校统一规划重建,镇上适龄的孩子越来越少,市里决定统一划片,集中办学,周边三四个乡镇的学生都被并到邻镇另一所学校里了。所以,我们生活了十多年的学校,马上就要拆掉了。据说镇政府打算把这片地卖给一家磷肥厂,那些教室,也许可以改造一下做厂房。

池塘要填掉,水浮莲都被割去,木芙蓉也会砍掉。

爸爸看我惘然若失的样子,忽然想起了重要的事:“你还记得梅眼镜吗?我上个月在竹溪公园里碰到他了!”

梅眼镜进去第一天,就被号子里的人狠狠揍了一顿,先来后到,他得给每一个“前辈”刷马桶。后来,老大有天发脾气,说在这里关着,人闷得都要生蛆了!他灵机一动,机会来了!他开始没事儿就给老大讲故事,摆龙门阵,反正他那张嘴能上天入地,白天讲时政社会,晚上说聊斋志异,各种神侃,把老大迷得团团转。老大本来憋得慌,碰到他这么个人才,马上拜了兄弟,后来也就没受什么罪。出狱的时候,老大依依不舍,说兄弟你走了,我又没有伴儿了,你要再住段时间,那该多好啊!

出狱之后,他尝试了些门路,但都不太成功。他在成都遇到一个女富商,那个女的也很爱他,提出只要跟她结婚、以后都听她的,她就把家业交给他,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梅眼镜没有同意。他开着一辆破旧的二手车回镇上看过一次晓娟留下的孩子,留了些钱,也没有回学校看。

地震之后,人心惶惶,梅眼镜忽然开了灵光,开始在县城的竹溪公园里给人算命。

他长得高挑,这些年过后,脸型更加瘦削,眼睛深沉黝黑,倒是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样子。刚开始,他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不好意思去央求别人,不言语的时候,似乎在凝神想很久远的事。

或许是他命里带桃花,招女人喜欢,起初有几个中年女人找上来聊天,多半是诉苦:老公不着家,孩子不听话,打麻将输钱,余震还没完没了的,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啊。

他就陪她们聊,顺便算一卦,那些女人吐了半天苦水,也就不好意思不掏钱——嘿,他说得还真那么回事!

一传十,十传百,来问卦的人就多了起来。

这一开了口,梅眼镜顿时容光焕发。他算命要先从《周易》开始讲,观天地而察乾坤,断吉凶后定人伦,问卜者听了这些一头雾水,更加心生敬畏起来。他再娓娓道来,一双瘦骨嶙峋的手推复往来,似乎满手都是缥缈的命理,蕴含着某种仙气。据说我们当地一位官员也去了,对他赞不绝口,说先生是学者型算命,不比那些江湖骗子,这是国粹和玄学的融合升华。

他的名声渐渐扬开了,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

“你要不要去看看?”讲到这里,爸爸居然有点兴奋,“他现在已经不在竹溪公园了,生意好得不得了,他干脆开了一家工作室,就在罗汉寺东门外卖香火贡品的街上。”

“算了吧,”我小声嘀咕,“见面多尴尬。”

“有什么好尴尬的,你以前那么喜欢他。”爸爸脱口而出,“喜欢”二字让我心里一惊——难道爸爸早就看透了我的秘密?

我是偷偷跑去的。那家店就在城里香火最盛的罗汉寺边上。深绿色的牌匾上用小楷写着“易理堂”三个字,显出跟旁边那些卖花花绿绿香蜡纸钱的小店不同的风格。香客先去问一卦,测定吉凶再去求神拜佛,多么顺利的一条龙服务。

一个穿皮夹克的中年男人扶着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太从里面刚走出来,就有一个穿裘皮上衣的女人又走了进去,她化着浓妆,却遮不住脸上的愁容,她蜷缩在毛茸茸的衣服里,像一条狐疑的母兽——这些都是他的顾客,他们好像都在尘世中受到了某种惊吓。

我迟疑了一会儿,铺面深处黑黝黝的,终于没有走进去。

7

毕业之后,我考上了国家机关公务员。这一度让爸爸妈妈在亲戚面前长足了脸,妈妈逢人就说,我没让家里没花一分钱,就找到了铁饭碗。

可文学是一种危险的东西。我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守着这个安稳的工作,只将文学作为个人爱好。但那时候,我没有认识到的是,对于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来说,安全的隔离是不可能的,它像一颗种子埋在心中,它带来温馨的甜蜜,也带来难以忍受的痛楚,一旦这种痛楚萌动、发芽,就会驱使人走到他命中注定的路上去。

2018年,我决定辞职,去做文学编辑。

妈妈大惊失色,我把这些年的心路历程统统讲给她听也不管用,她甚至拿断绝关系来威胁我。

过了几天,妈妈的态度渐渐回转,我莫名其妙地觉得奇怪。

“你猜怎么回事?”爸爸偷偷告诉我,“你妈去找梅半仙算了个命,半仙说,你换工作是大吉。”

我笑出了声:“我真要感谢半仙。”

“他还记得你呢,算完后一分钱都没收。”

我笑得眼角有点湿了。

我想起那个夏天的夜晚,我去找梅眼镜,告诉他黄姑娘下午来找过他。他听罢,靠在椅子上,把眼镜摘下来,脸上露出像跑过马拉松那样的疲倦的神情,一句话也不说。

院子里起了很大的风,木芙蓉和水浮莲的叶子飒飒作响,偶尔还听得见一片青瓦“砰咔”一声在哪个角落掉下来,昏黄的灯光在回廊里摇摇欲坠。

我自言自语:“看来今晚会下雷雨了。”

“也许会吧。”他忽然说,声音冷冷的,却像诗一样连绵不绝,“会落许多芙蓉花,那些花会漂在黑色的水上。”

我感到有些不安,四下里望望,房间里乱糟糟的,只有他桌上的书精神抖擞地站着。风又过来,更急一些,糊窗户的白纸一头忽然落了,顺着风的方向呼啦啦地卷着,仿佛要沉入夜晚浓黑的深潭之中。

我心里充满了肃穆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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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不朽的时光》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