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最危险一站

前言 在新世纪留学潮掀起之前，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美国、再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合法身份的偷渡客，一直是华裔社区里不可被忽视的组成部分。 因为研究的关系，过去几年，我曾在美国的华人社区深度接触过数以千计的底层华裔移民，听他们给我讲述了五花八门的偷渡经历。 2010年下年，故事的主人公跟着蛇头离了家，踏上了漫长的美国之旅。在蛇头发的“学习材料”里，他们这些人，都是要先到巴黎，然后转机前往一个叫“伯利兹”的中美洲小国，做“海外劳务输出”。故事讲到这里，飞机已经从首都机场起飞了。

在美国没个绿卡，谁会嫁给你？

2015年11月，纽约，华埠，东百老汇。

我好久都没有回到这个脏兮兮的、满是烟火气的地方了。在曼哈顿桥下了大巴，扛着大背包来到怡东楼，一如5年前第一次来的时候。摸出手机看看时间，然后就等着表叔来接我。

怡东楼在桥下，上面跑着地铁，站在这里，时不时都会被轰隆隆的声音所笼罩。相比之下，我打工的肯塔基小镇，真是好山好水好寂寞，不管白天黑夜，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就像墓地一样。

看表叔发信息说他正从第八大道（注：这里是华裔移民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处聚集区，福州人居多）过来，还有几站路，一晚上没吃东西的我也不想傻等，决定去包厘街的一家福州小吃店吃早点，扁肉、鱼丸各来了一份。吃着家乡的味道，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虽然在肯塔基我也在中餐馆工作，但我们做的菜大都加了不少一种酸不酸甜不甜的调料，老美倒是吃的很带劲，但那味道真是让我几难下咽，离“正宗”差了十万八千里。

不一会儿表叔就到了，寒暄了几句，问了问我的情况，我自然报喜不报忧。虽然对老板有诸多怨言，但工作是表叔介绍的，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他又问了问家里的情况，我也只能敷衍过去——有好几个星期没和家里打电话了，微信也就是和我妈嗯嗯啊啊两句，她看我把钱还完了，就开始催我结婚的事情，可哪里那么容易？

人在美国漂，大家都很实际。相亲的时候，女方通常上来就是“3万8”、“5万8”的——当然是美刀——甚至有些开口就要“9万8”，而最重要的是——男方得有身份啊。在美国没个绿卡，谁会嫁给你？

我妈搞不清楚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地瞎着急。这些年，我能把偷渡的钱还清了，在同乡中已经算是赚钱很快的了，而且这不马上就回纽约来办身份了么？结婚的事，怎么也得等都弄完了再说吧。

还是托表叔介绍，给我找了一家律师楼，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把能找到的材料全都带上，买了最早的“灰狗”大巴（Greyhound，美国全国客运大巴公司）的车票，回了唐人街。

“你再想想，当时你在哪里？做什么？要给我细节！”第一次见面，桌子对面的律师助理对我大声吼叫。

我知道她这么吼倒不是对我生气，而是福州话听起来都闹哄哄的，周围人一多就更吵了。

“你让我想想，这隔了有好几年了……”我想给自己衰退的记忆力辩解。

“这不是你自己走的‘线’吗？为什么会不记得呢？”

“真的太久了……”我很抱歉地对她说。

在肯塔基，每天面对酱料、果蔬、猪肉、牛肉，根本用不到脑子，一天干完12个小时活儿，整个人都是木的，想来，我还真是好久没用脑了。

每一本福州人的护照都滚滚发烫

飞机从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后没多久就平稳了下来，可以打开安全带的提示音随之响起。

因为心里依旧十分慌张，我还是木然地坐在座位上，手中紧紧攥着口袋里的护照，呆呆地看着不远处屏幕上的电影。我完全没有在意电影演的是什么，而是警觉地感知着空姐们在我背后的一举一动。每当她们走近，我就会心跳加速脑门冒汗，拳头也攥得更紧了，双脚不自觉地在地毯上扭动。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约莫40岁的阿姨，上完洗手间回来看到我的神情，还关切地问我是不是晕机了，我机械地摆摆手，她却站在过道不肯进来，还补了一句：“小伙子现在洗手间没人。”我怕再拒绝会要“穿帮”，于是“嚯”地一下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进洗手间，“砰”一声把门关上，锁好，裤子也没脱就在马桶上坐了下来，这才敢深深呼了一口气。

密闭的空间让我觉得安全，不用担心被人注视、被怀疑，更不用担心自己失态，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迟早会有人来催我出去。

口袋里的护照仿佛在发烫，隔着衣服我都能感受到它的热度。

这本护照，严格意义上讲，从来就不是我的——上面的照片是我的，名字是我的，生日是我的，但我不是山东人——这完全是蛇头用假户口搞来的假护照，从去“新马泰”开始，我用的就是这一本。

“那护照呢？”律师楼里，助理反复的询问，才让我把思绪切扯回了当下。按照要求，我需要给律师楼提供能够证明自己此次行程的证据。

“到墨西哥就被收走了。”我机械地答道，心里补了下半句：“然后被他们撕得粉碎。”通常来说，事成之后，蛇头是不会留下任何证据的。

很多年来，我们“福州人”（编者注，泛指讲福州话的人，占福建全省一半多）几乎很难通过正常途径出国，偷渡是唯一的途径。曾经村里有传说，一个由副省长亲自带队的赴美考察团，都被美领馆集体拒签。虽然不知道事情真伪，但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我们这里正规途径出国的难度。

相比于工商业发达的闽南，闽北自古就是人多地少，农村人如果不出国打工，则几乎没什么出路。

明朝下南洋、晚清去美洲，甚至还有在美国内战后从加勒比岛国去美国南部接替黑人奴隶从事种植业的稗官野史。哪怕是在中国打开国门之前，我们这里和海外的关系也都一直没有断过。

据在政府工作的七爷爷说，因为当年国家外汇紧张的关系，就算是在文革最高潮的时候，上面都有命令，让每个村干部采取“人盯人”的策略，要求村里有海外关系的人找国外的亲友要外汇。等中美关系恢复正常，每个村都有不少人被“接走”，据说后来都过上了殷实的生活。

改革开放刚开始，我们那些在香港、台湾、东南亚、欧洲、美国的七大姑八大姨们就纷纷衣锦还乡，带来了不少让人艳羡的新鲜玩意。村里的“出国”风气再次迅速回温，沉寂了几十年的移民网络也迅速被激活，一批批中青年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前赴后继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对于当地来说，人走了，既能降低就业压力和社会治理难度，又能降低各种公共开支的投入，还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外汇收入——出去的人总是想要衣锦还乡的，挣多挣少，都会回来支援家乡建设，各项经济指标都很好看，真可谓是一举多得。

因此，本质上我们去国外谋生，和四川人来我们这里打工是一回事，但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并没有自由搬迁到美国的权利，而这，正是那本护照烫手的原因所在。

埃菲尔铁塔的灯，还没有亮

听着外面传来推车以及空姐谈话的声音，肚子也不争气地叫了起来。我这才想起，因为紧张，我这一整天滴水未进。打开水龙头洗了把脸，看着镜中面色苍白、眼睛布满血丝的自己，不禁有点恍惚。

“我不能做个失败者。”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这些年，村里间或也有偷渡失败被送回来的，就像我爸爸那样。这样的人在村里通常会沦为大家的笑柄，不少人都会不断尝试，直到成功为止，像我爸爸那样失败一次就再也不出门的反而极少见。我不知道爸爸在日本经历了什么，或者在途中他经历了什么，他从来都不说，我们问了几次没有答案也就不问了，妈妈多问了几次，两人还打了起来。可事到如今，我是真想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走出洗手间，心情多少平静了一些，起码可以稳稳当当地走回座位了。要了牛肉饭和橙汁，风卷残云之后才神色稍定，开始东张西望想看看其他人的情况。

扫视了一圈，发现除了墨镜哥之外，其他人都在埋头对付航餐，飞机上除了熊孩子们的哭闹声以外一切太平。我不知道该跟哪路神仙求祷，只希望这趟飞机能够顺利抵达巴黎。穷极无聊，翻遍椅背口袋中所有的册子，时间都没有消耗掉哪怕一个小时。灯光暗下来后，旁边的阿姨很快开始有节奏地打起了呼噜。

“那你就是8月13日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坐了11个半小时的飞机到了巴黎？”律师助理嗓音尖细。

“对。”

“我现在在申请表上是拣要紧的写，但你自己还是得多回忆回忆，到时候问话遇到刁难的移民官，会找你要细节的，判断你是不是真的这么一路过来的。”她补充道。

“嗯嗯，我等下回去的路上再想想。”

“别等下啦，现在离发车时间还远着呢。去会议室拿个本，好好想想，最好用笔记下来，反复练习。你要说你是一年之内来的，所以，也必须把事情说的像是刚发生一样。如果你说得磕磕绊绊，移民官自然会怀疑你。”她又叮嘱道。

“好，我这就去。”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就这么被律师强行快进了好几年。助理说这是“法律要求”的，不这么说就没法办身份。我也就不想多问了，能把身份办下来就行。

离家这些年，我学得最快的就是服从，既然是自己信得过的人介绍的，那就听就信。

航班一路向西，窗外永远看得到太阳，白云被染上一层金黄，也让我失去了对时间的概念。大概飞了八九个小时，在国内已是夜深，我们一行人却要强打精神，准备迎来此行最艰难的挑战：过境法国。

这几天原本也没有睡好，此时眼睛更是不争气地眨了起来，抑制不住的倦意让我接连打着哈欠。虽然在飞机上迷糊了一阵，但总是因为心里有事睡不踏实，裹着毯子徒劳地在座椅上动来动去。

就算是睡着了，恍惚中脑海里也是巴黎机场的各种平面图、小个子给我们准备的材料、他提的问题和给我的一些指点。“跟着走”三个字更是不断盘旋着。以至于醒来的时候更加疲惫了。

空姐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向她要了一杯茶，喝了两口就忍不住咂了咂嘴，心里默默吐槽：“外山茶。”茶叶也没能让我安静下来，我在焦虑中无意识地玩着自己的手指，不经意间，飞机就来到了巴黎上空。

从空姐刚通知乘客即将抵达的那一刻开始，我紧紧贴着舷窗，恨不得能把头探出去眺望，心里还想着，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会不会就正巧出现在我这一侧？

飞机在巴黎上空盘旋了几圈，我真的远远看见了那个尖塔。当时是巴黎当地时间下午5点多，天还没黑，埃菲尔铁塔远看只是一个黑黝黝的小三角，远没有照片中的那么壮观。但这远远的一瞥，多少也算是让我一偿夙愿。

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仿佛卷入一个永不停歇的漩涡，一切事情都身不由己。看着村里人在这条路上都走了几百年，但当自己真的踏上去的时候，才觉得这条路又窄又陡，往前全是黑洞洞的。

能排在白人移民官的队伍里，我很感激

很快，飞机起落架轮子着地的冲击力从下方传来，颠簸了几下后又迅速缓和了下来。飞机停稳后，我坐在座位上朝墨镜哥的方向看过去，他站起来了，但却没有去拿包，而是用眼神扫了我们一遍，示意我们稍安勿躁。

看到指示，我们纷纷放缓下了手上的动作，只是把随身包背好，并不急于出去。我紧紧盯着他的动作，直到看到他用手做出一个隐蔽的指示，我们才缓缓混入离开的人流，并慢慢汇集到了一起。

进了航站楼，墨镜哥便指示我们拿出飞墨西哥城的机票。这趟航班分三段：北京飞巴黎、巴黎飞墨西哥城、墨西哥城飞伯利兹。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在我们正处于行程中最危险的一段——因为法国人很不喜欢福州人。

在我印象里，似乎全世界人都不喜欢福州人：美国人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爱偷渡；日本人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的黑社会；意大利人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造假货……甚至连菲律宾、马来西亚人都不喜欢、甚至屠杀我们，因为我们控制了当地经济。所以对我来说，法国人不喜欢我们，是一点都不意外的，甚至反倒还萌生出一点家乡自豪感，有一种“你越不让我做啥我偏要做啥”的豪情。

不过法国人的傲慢我也有所耳闻，相信他们所说的，歧视福州人肯定也不是空穴来风。为了不引人注意，我们全部转用普通话交流，虽然口音还是很明显，但外国人未必听得出来。离海关越来越近，焦虑、刺激、紧张、跃跃欲试、踟蹰不前……各种情绪交替着冲撞在胸口，我攥着拖箱的手几乎快把抓手捏碎了，另一只手则放在胸前试图安抚激烈跳动的心脏，尽管也是徒劳，但还是想要刻意保持一个若无其事的姿态，站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

为了避免被“一锅端”，我们分散在不同的队伍里，墨镜哥跟着看起来最紧张的小宁——她是我们一行人中年纪最小的，高中还没有毕业，过去在家也是被宠着的小公主，刚看到她眼眶红红的，显然是在飞机上哭过。

按照之前的安排，排队的时候我们应该就要开始注意周遭的情况了。我心里使劲思索着，根据之前他们发给我的材料，今天在海关出现的是应该这些移民官：

老穆——阿拉伯裔，小胡子，肤色橄榄色，爱打领结，态度温和，但问的很详细，此人有法律学位，问题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强，需要牢记海外务工输出的详细情况以备查询。

黑胖子——加勒比黑人，女，态度恶劣，工作敷衍，基本上随便扫几眼材料就给过，偶尔会通过吼叫的方式唬人犯错。

白菩萨——白人，女，新人，提问照本宣科，非常机械化，不会出现培训范围以外的情况，但可能会出现资深官员在她身边坐阵的情况。

总之，排队之前需要密切观察，如果临时有资深官员加入，切勿临时换队，保持与领队保持互动。

……

但等我们快到海关大厅的时候，才发现队伍长得根本看不到尽头坐着的是谁。而且在我看来，传说中的“老穆”和另一个叫“马格里布”的人只有发型上的区别，而“白菩萨”和另一个“金发妞”只有身材上的不同，脸则完全无法辨识。

我们放缓了脚步，墨镜哥则开始在每个队伍背后巡视，踮着脚眺望，嘴里念念有词，右手仿佛在指点着什么。有那么几分钟，我仿佛能感觉到，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焦虑，步子不敢走太快，也不知道该排到哪里去，彼此不敢对视，只好耷拉着脑袋。小黄的“演技”别有风格，他一边流着豆大的汗珠，一边却饶有趣味地东张西望。我心想，这“游客范儿”装得堪称精湛。

可算等来了墨镜哥，他一把抓起老陈的胳膊，三步并作两步地把他拉扯到左手第三排的队伍，对着他叮嘱了几句。然后又回来，指点王姐去远端的一队。王姐走之前，回头瞅了我一眼，仿佛在跟我说保重，我点了点头，眼睛往她应该去的方向瞟了瞟，暗示她赶紧过去。转过头来，小黄已经在往左手边的一队走去，而墨镜哥也给了我指示。

我拉了拉背包肩带，扯平了压在下面的衬衫，默默地跟着身边其他行色匆匆的旅客走到我应去的队伍。站定之后，回头再找墨镜哥，只见他和小宁就在不远处。而赵哥则一直没看到。

可能是因为那天另一趟航班晚点，所以两趟班机的乘客全堵在海关。虽然排队的时间拉长了，但人流的骤增也给我们提供了天然的掩护，不用太过担心因为行动诡异被人察觉。

队伍看不到头，肩膀上的旅行包贴在背上，憋得我汗流浃背。更糟糕的是，因为另一趟航班下来的中东和印巴的乘客很多，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发馊的海鲜铺子，浓浓的不可言说的怪味，让我呼吸困难。

走得更近了一些，我才看到了远处的移民官：白人，男性，平头短发，看坐姿都能看出来的身材高大，一脸正气不苟言笑。

我记得他在材料中的代号是“Joe”。小个子说这人过去是执法人员，后来受伤才转了文职，脸上还是自带凶狠的神色，但性格也是直来直去，问问题不拐弯抹角，并不算是一个难对付的角色。

我的心里多少宽慰了一些。通常来说，白人都是相对“善良”的，材料中说真正难缠的，基本上都是有色人种：黑人、北非人、拉丁人；最难缠的就是亚裔：越南裔、华裔，可能因为他们和我们最熟悉，也最痛恨我们的行为牵连了他们的社会形象，反而最提防同胞，遇到自己人就会更加严格。

墨镜哥能给我安排了这位Joe，我心中无比感激。

Yes！我等下就会坐飞机去墨西哥

队伍还在缓慢前进，我看到不远处的小宁正在入关。她脸色惨白，貌似在非常慢地给对方解释着什么。对方是一个白人移民官，女的，正支着下巴，很有耐心的样子。

从我这个距离，看不清楚白人女人的面部表情，但感觉似乎并不是一个为难人的狠角色。果然，我很快就看到她提起印章，“啪啪”两下给小宁的护照盖了戳，小宁激动得连连作揖，双手接过护照。女移民官倒没有什么表示，手一挥让她赶紧过去，再继续接待下一个乘客——也就是墨镜哥。

小宁不是第一个过关的，王姐之前已经从我这个出入口的外面路过了，还冲我扬了扬手上的护照，让我很是羡慕。不一会儿，墨镜哥也过去了，我前面只剩下三个人了。

这时候，原本安静的队伍中突然起了骚动，原来是一位正在通关的中年女性被移民官拒绝入境，而她也开始大声抗议，听口音像是东北人。

“凭什么啊？”

“我哪点看起来像是要赖在你们法国不走的啊？”

“为什么他们都让进我不能？”

“你们是不是看我们中国人好欺负啊？”

“你们评评理，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嘛？”

这位阿姨大声嚷嚷着，从她的抱怨中得知，移民官是以“有移民倾向”为由拒绝了她入境。随着她表现得越来越激动，我愈发觉得她的言谈举止和她一身正装的打扮很不相符。这显然是中介没有给她找好合适的“人设”，她一脸风尘的气质，实在很不像个上班族——当然，很多中介都是不太走心的，只会用千篇一律的“成熟模式”套用到每一个顾客身上。

对我们来说，出国是生命中的一次重要抉择，可是对中介而言，这不过是日复一日的生意而已。尽管自己亲自参与这种事也不过短短几天，我还是深刻体会到，这件事情确实是看天意的——总有成功和失败的，就算是遇到靠谱的中介、有万无一失的准备，就算把各种因素的风险都控制到极低，也是会有幺蛾子发生的。

当然，我心里认定，这阿姨肯定是有“移民倾向”的，因为单从偷渡这件事情来看，东北人也算是我们福州人的“宿敌”了。早些年就听闻，东北那里出国的人也非常多，过去主要是去日韩，走的是“出国务工”的渠道，有些务工中介还都是国字号的正规中介。虽然和我们不是一个路数，但他们一样也是出去就赖着不走了。不过，反正都是在底层混，偷渡的和签证过期的谁也别瞧不起谁。

等东北阿姨被两个边防警带走，我还来不及多想，前面那个就已经过去了。我呆呆地跟上，挪步到了移民官面前，顿时只觉得口干舌燥，机械地从口袋里掏出护照等证件递了过去。

“为什么不直接从中国去墨西哥？” Joe抛出了这个我们准备已久的问题。

“因为……从中国绕道美国……去墨西哥……时间更久……机票更贵……”我也用蹩脚的英文给出了既定的回答。

“买两张机票比买一张联程的更便宜？”看上去他似乎有些疑虑。

“有的时候……是的。”虽然这个问题也没有超出“备考范围”，但多问几句还是让我喉头更加僵硬了。

“你等下就会坐飞机去墨西哥？”他抬起头看了看我，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出些什么。

“Yes！”我知道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绝对不能回避他的目光，于是我迎了上去，双手支撑着台面。他凝视了我的眼睛有那么两秒，略带失望地低下头，继续快速翻动着我的护照，同时一只手去够印章。我重新站直了身子，这时候才意识到衣服并没有拉平整，徒劳地扯了两下。低头的这一下才回过神来，听到了一直猛烈的心跳声。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接过护照的，好像是边向海关另一侧“撤退”，边回头鞠躬致意。不远处，小宁在和我招手。我刚走近，墨镜哥就伸出手把我护照拿走了。

并非所有人都是一帆风顺的，一行人里面，小黄没有过来。很不巧，他赶上海关移民官换班，上来了一位在材料中被称为“杀手”的越南裔移民官。据看到小黄翻船经过的老陈说，小黄可能被对方挑衅了，本来就说错了话，一激动就冒出了福州话，被对方抓了个正着，马上被带到旁边“小黑屋”等着回国的航班了。

倒是赵哥，不知道去哪里排了队，却顺利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本问问小黄之后会怎么办，老陈就低着头跟我摆了摆手，意思是这事不宜深聊。

其实我也清楚，小黄现在回去，蛇头还会负责继续送出来——直到小黄抵达美国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之前，一切都由蛇头负责。

最怕的其实是到了美国才出事的。曾经，村里一个表叔，到了迈阿密和家里打了电话，家里就把钱打到了蛇头账上。谁知道表叔从迈阿密去纽约的路上被警察拦检摁下了，直接被移送移民局遣返回国，人刚一到长乐，就在机场厕所上吊自杀了。像表叔这样的，欠了一屁股债，也没有能力还，偷渡出来已是极难的了，转了这么一遭，在美国海关已留了指纹，再做什么申请都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想不开寻死了。

小黄虽然情况好多了，但下次肯定也不能再走这条线了，听说可能会走莫斯科转古巴的线路了。

墨镜哥在远处打完电话又转了回来，想必是在给国内的人通报小黄的事情，我们没有多问，看着他等指示。他手一挥，我们就跟着他前往下一个登机口了。

本来就是冒风险的，谁也不知道谁会先到

“助理你看看这样如何？”

“你这字鬼画桃符啊！”律师助理没好气地跟我说，“算了算了，自己拿去前台复印一份，原件搁我这里，复印件拿回去，反复加强记忆。”

“嗯。”

“回去真的要花功夫去背啊！”

“嗯。”

“你们每个人都这样，”律师助理叹了口气，“要知道，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再帮忙也不能帮你们回答问题，能不能过就看你们自己，到时候别说我们没提醒你。”

“好的好的。”

美国东部的11月已经很冷了，但灰狗大巴上暖和得只能盖得住薄薄的毯子。我去纽约的时候，基本上脑袋一挨着头枕就睡着了。没想到回来的路上，想起这些陈年往事，却越想越清醒，过往的回忆越来越清晰，那段路程仿佛像是又重新走了一遍。那天在机场，墨镜哥对我们嘱咐，仍旧历历在目。

那天，在等飞机时，墨镜哥才给我们透露了接下来的行程——按照机票，我们应当是乘飞机去墨西哥城，然后再转机前往伯利兹，我们所有人都这样以为。

“但我们不会去伯利兹。”墨镜哥说出这番话时，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表示讶异，仿佛对于他的安排无条件接受，连一句质疑的话都没有。

“我们会从墨西哥城机场入关墨西哥，都安排好了。”墨镜哥补了一句，算是给我们心中的填空题补了一个答案。“然后就去边境，从德州进入美国。”

“那就和我哥一样了。”我当时心想。出发前两周我和我哥刚联系过一次，他刚换工作，说是要去一个“鹅什么河马”（俄克拉荷马州）的地方，他在新的餐馆升职做帮厨，也涨了工资，听声音还挺振奋的。

“小黄接下来会怎么样？”小宁忽然插了一句，替我们把那个想问而又不敢问的问题抛了出来。

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墨镜哥的身上，大家都对小黄这个“失败者”接下来的命运感到无比好奇，因为我们也随时可能会成为下一个。

“这样的事情很常见，你们不用担心。”墨镜哥似乎对这个问题很不愉快，但仍旧试图用话安抚大家的情绪。“还是那句话，做这事情，本来就冒风险的，我们谁也不是你们的保姆，要胆大心细。”墨镜哥先教训了我们一番，接着又说，“小黄只是这次运气有点不好，他现在这种情况还有机会的，我们会负责到底的。”

“那他很快还会出来？”老陈追问了一句。

“是不是很快，得看我们人员安排和航班时间，不会太久的。这事情，时间说不准的，你们这一段顺利不代表下一段就会快，搞不好小黄比你们先到美国都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很常见。”

后来的事情，也正如墨镜哥所说，等我们中的最后一个人抵达纽约的时候，小黄都已经在堪萨斯洗了一个月的盘子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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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