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穷村纪事

2019-01-16 13:44:00
9.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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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许多的大事的开始,都可以从一件小事找到暗示。许多的变化的源头,都可能在不动声色中被忽略。草蛇灰线,时间似乎总是最好的导演。这40年来,每个带着“8”的年份,都仿佛冥冥注定一般——有些事从鼎盛之处崩塌,也有些事又正在破土萌发;有的人从云端缓慢降落,也有的人在山谷蓄势待发。我们就这样,或主动或被动,被时代裹挟。在命运的沉浮中向前。于是,在2018年即将结束之际,人间希望能邀请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1978、1988、1998、2008、2018年:选一年,讲一讲这一年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或事。重新回望,或许他们都或多或少的、为你往后的生活与命运埋下伏笔。再见“8”。投稿请发送邮箱:thelivings@vip.163.com ,并在标题注明【2018年终征稿:再见8】

1

1978年开春,公社干部和大队的9个社长在我家开了两场会。后一场会,他们在我家醉了酒,10斤装的酒壶子,吃了两壶后,就听见有人醉着哭喊:“要单干了!社会主义要变天了!”

在我家门口守嘴(四川话,守着别人要吃的)的古大和潘四也喝醉了。凉意依在,他们身着单衣在石阶上睡得吹噗打酣。

麦子还没有收割,大队就分完了地。我、二弟和外婆,跟着父母,去看了我家分到的水田和旱地,马槽丘一块,兵棚山一块,大燕子山还有一块,零零碎碎的。我看见社里其他家的人,也在四处望自己的地,在田坎上指指点点。

暑假里,谷子黄了。家家户户的老人,都提前去自家的稻田里,摘了早熟的稻子,用小磨细细地研磨,侍弄出两三碗新米。又洗整出很久没有用的、蒸干饭的木甑子,蒸出干饭来,到院子里向老天爷“献新”——这是打搞了人民公社后,农民第一次向老天爷敬献自主种出的粮食。

有一天,外婆吩咐我说:“潘大娃,去把大门拆来洗了。”

我看看木门上的两个人影子说:“人家古大和潘四还要靠着它守嘴呢,洗了也要弄脏。”

外婆说:“他们不来了,你这一阵见他们来过没有啊?”

我仔细想一想,确实,我家栽秧子拈门板肉时,古大来守了一趟,潘四没有来,这半年的确不见了他们的影子。

我有些犹疑,但还是将门板一扇一扇拆下来,吃力地扛到河边,撒上洗衣粉,用猪鬃刷子刷了半天,刷到显出了木料的本色。把门板晒到落日,又取回来装上。第二天一早大太阳,我在院子里漱口,回头看见我家的金黄色木门和黄色的土墙,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

我突然有些可怜我家的双扇门。我回忆起之前的数年里,它们被守嘴的古大和潘四霸占着,任由他们油腻的身子往上面靠、往上面蹭痒,任由他们将鼻涕和清口水抹在上面,以至于被掩盖住了本来的木纹。他们守嘴的画面,像那些年代看过的电影,在我脑子里一帧帧播放。

父亲任大队支部书记那些年,只要是县里的干部来了,公社和区里的干部来了,放电影的师傅来了,帮大队企业运煤炭和运耐火石材料出山的师傅来了,古大和潘四一定准站在我家门口,像两棵消息树。放学后,我背着书包走到院子的巷道口,如果望见他俩,就知道又有干部或师傅到我家搭伙吃喝了。

半下午,我往院子背后的放影场来回跑了6趟,在放投影机的方桌前安置了4只条凳、4只篾凳。条凳侍候的,是姑母家的老表表嫂们,以及远房的表叔和表叔娘们,外婆、祖母、四舅婆、姑母坐了舒适的蔑凳,正用叽里咕噜的广东话拉家常。

天暗了下来,几千人坐在麦收后的野地里,还有许多人挂在油桐树杈上,大家的说话声,在旷野里像蚊虫一样嗡嗡发响。吃了午饭就挂好的宽荧幕,在夜色里只剩下一个意象,大家一等二等,停放在我家堂屋里的电影发电机,还是没有传出“哒哒哒”的欢响和那橘黄耀眼的光亮。

有人怂恿我:“潘大娃,快回去问问,电影师傅好久(四川话,多久)喝得完酒。”

那时我八九岁,因为电影机放在自家屋里,应该是有些得意的。我像是得了圣令,飞叉叉跑回家去——其实也就几十步路——然后我有些突兀地出现在围坐吃酒的客人面前。

我没有理睬父亲懊恼的眼色,上气不接下气,问端坐在八仙桌上位的电影师傅:“‘南征北战,胖娃打战,越打越好看’啥时开演呀?”

电影师傅认得我的,偏了头说:“你是忘了电影名字了吧?就叫《南征北战》啊,快了快了,你爸再南征北战一圈就完了。”

我知道不会快了。大人们在喝酒猜拳,一定是我爸要再当一圈“酒庄”。桌子上大队干部和电影师傅,六七个人,一人九拳之上,再敷三拳满上月月发财,有时各六战平,再分一拳胜负,一路神仙拳下来,起码要一节课的时间。

我有些沮丧,转身靠到堂屋的一扇门上,另外一扇门,早靠着守嘴的古大和潘四,古大十来岁,潘四十三四岁,他们挂着鼻涕,光着黑黢黢的胴胴(四川话,指没穿上衣),就像两尊肮脏的门神。我家的大黄母狗蹲在屋外的石阶下,可能是看见我也靠在门上,双眼望着我,有些吃惊。

古大和潘四面带笑意,斜着眼,每人嘴里叼着半截纸烟,故意深吸一口,四只鼻孔朝我喷出一阵浓烟。他们一定是在看我的笑话,也许在他们看来,电影算什么,什么事情比吃重要啊?

我无处泄气,瞟了一眼饭桌上的父亲,他正在专心猜拳。于是我突然提起右腿,一脚踢去,正中古大破摇裤儿里露出的黑卵子,又趁他蹲下的瞬间,抢了他的烟屁股,和大黄狗呼啸而去。

2

古大和潘四自家的屋,与我家的屋,成直角三角形,我家就在直角上,他们的屋,各自距离我家不过300米。

古大和地主陈子斌的婆娘陈表叔娘,住在牛栏冲院子,那个院子青砖砌的山墙上,画着很多图画。潘四家在踏水桥院子,那院子里有我们潘家的祠堂,祠堂的牌匾上写着“家声上溯闲居赋,门第前临踏水桥”。这些字许多年以后我才读懂。

我家的院子叫槽坊头,但我出生的地方叫新油坊,是祖母的房子。外婆没有儿子,我小姨出嫁后,我爸就把我妈和我带到槽坊头,和外婆住在一起。外婆说过,咱家的房子,是外公在泸州卖“油大”建起来的。

编者注:早前物质匮乏时,四川人吃饭很难见到油荤,而一般请客吃饭少不了肉菜,所以,四川人就把请吃酒席形象地描绘为“吃油大”,而“油大”后来也就代指酒席上的剩菜了。

每次我家来客人吃饭,都是我妈负责为那些人煮饭弄菜,有时陈表叔娘也被安排来帮忙。我妈到房檐下抱柴火从大门口过,或者到井边洗完了菜提着篮子进大门,总之每过大门一次,古大就喊一声“大宝宝好!”,潘四立即更响亮地喊一声“三嫂好!”。

我妈不情愿地“唔嗯”一声,顾自进了厨房,坐在门口搓麻线的外婆不得不“嘘”一声说:“你们小声点,干部在开会!”古大和潘四方住了口,不过下次依然喊得响亮闹热。

他俩这一喊,客人们都以为这两个守嘴狗是我家亲戚,可我们玉佛大队,就一古一潘两大姓,要都认亲戚,咱家屋子怎么放得下?恐怕到时候,我们三姊弟不仅守不到嘴,连一个住的窝也被挤占了吧。

客人下桌后,我家青花瓷碗和双鱼大瓷盘里那些油汪汪的剩菜汤沫子,最后都会被古大和潘四吃掉。一直蹲在炉灶烟囱旁观看我妈做菜全过程的灰猫,偶尔才能吃到一点——我负责烧柴火时,看见过母亲用锅铲铲过油沫子到猫碗里。

这些吃的,我们三姊弟一口都没有落着,其实我们三姊弟,也多么想在自家守嘴啊!一开始,父亲的客人来了,我们三姊弟也像平时家里来亲戚朋友一样,搭上高板凳低板凳,高高矮矮巴在灶头边,和灰猫一起守灶头。后来,我们被父亲驱赶了几次,再后来,我和二弟还被父亲用黄荆棍打过一次,大家这才绝了在家守嘴的念想。

我家大黄狗也有过一样的想法,一开始它很自然地到饭桌下捡骨头,可被父亲莫名其妙踹过几脚之后,也只好蹲到石阶下,等吃客们下了饭桌,再左右看看,厘清了形势,才敢夹着尾巴,小心去饭桌下捡拾。

有一次,我和二弟看见古大和潘四得意洋洋地站在饭桌子边,津津有味地吃油大,于是也端了碗到桌边去,却被父亲一脚把我连人带碗踹到地上。

我伤心地寻捡地上的碗筷,父亲在头顶上大骂:“剩菜剩饭是讨口子保命的,你们不吃要死呀?我没有给你们吃穿啦?”

我和二弟被揍后,跑到屋后的檐坎上蹲着哭。

捞柴火回家的麻子表嫂李万芬,背一大背筐松毛从一旁路过,问:“两个小老表哭什么呢?”

二弟老老实实答:“我爸不要我们守嘴呀!他偏心呢!他只让古大和潘四守嘴呀!”

麻子表嫂就说:“我要回家烧火做饭了,到我家守嘴去吧。”

二弟信以为真,擦着眼露水要跟去,我说:“你个麻子表嫂诨鬼呀,你家铁锅都生锈了的,有什么嘴守头!”

3

冬季的傍晚,牛栏冲院子、踏水桥院子、新油坊院子,和我们槽坊头院子,远远近近的院子,都没有人家生火做饭。家长们算计着:冬季农活不重,就不用吃晚饭了,粮食要留到开了春吃呢。乡村所有的活物,都蜷在土屋里,就像冰面下的小鱼被冻住了一般一动不动,为的是保住那口活气。

有时我家生了火,但火头不是煮给我们吃的,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心里比没有生火还难受。我和二弟跟着外婆,早早地躺在床上,用被盖捂住头,避免听见堂屋里的声响。

外婆的火笼要加炭了,我不得不提起火笼去厨房。经过堂屋,看见古大和潘四在大门口搓手顿脚、牙齿咯咯发抖。我把火笼给了外婆,外婆把它掩进被盖下才问:“古大潘四还没有走吧,去铲一锅火笼给他们。”

于是我又经过了一次堂屋,偷偷瞥一眼饭桌,见饭桌上已经有人吃醉扯噗酣了。我回来缩进被窝,高兴地对外婆说:“快了,快了,公社张书记喝醉了。”

我心里想,虽然没有能够像古大和潘四一样守到嘴,可躺在被窝里,多暖和啊。

正幸灾乐祸,外婆突然说:“你爸说剩菜剩饭是讨口子吃的,他骂得对,也骂得不对。”

我问:“啥子对不对呀?”

外婆叹息一声,讲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外公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你大外公、三外公几家是铁匠,可你们不知道你外公其实也是铁匠啊。”

1978穷村纪事

我说:“我知道哇,我听见你说过呢。”

外婆显然忘了她说过的话:

“就算我说过吧。日本飞机轰炸泸州的时候,你外公正在泸州卖菜刀。有一天飞机来了,你外公就跟随逃难的人,逃啊逃,逃昏了头,把背筐和菜刀弄丢了。你外公不敢回家,怕你外祖祖打啊,他就流浪在泸州成了讨口子。

“有一天,你外公讨口到了望江楼大饭店,正好碰见买过他菜刀的大厨师,大厨师去后厨里舀了一盆油大给你外公吃,里面鸡鸭鱼肉全有。大厨师看见你外公穷吃饿吃的样子,就说,老古啊,我看你也是个勤快人,我给你个营生,还借你两块大洋,你肯不肯干?

“你外公高兴还来不及呢,大厨师就说,这两块大洋,一块拿去码头边赁一间屋,一块拿去买一只大锅、一挑水桶,你每天天不亮,就把望江楼的水缸挑满,我去向东家讨个面子,把饭店的剩菜剩饭和恩锅汤全给你。你把它们挑回赁来的屋子,倒在大锅里,用大火煮一遍,就成了大家说的‘油大’,一文钱一碗,就卖给码头上的苦力吃,我保证不上5年,你也要成地主呢!

“你外公听了大厨师的话,每天天不亮,就把望江楼的水缸挑得满满的,得空,还帮望江楼择菜洗碗,望江楼打了烊,你外公按照大厨师说的法子做油大——你外公还在油大里面加了老菜叶,有时还加些碎米。大天亮了,苦力们在码头上四处寻活,正饥肠饿肚,闻到你外公大铁锅里传出的香味,都跑去,一人掏出一文钱,都吃上了一大碗油大。”

我问:“为什么是一文钱一碗,不卖两文钱一碗呢?”

外婆说:“人家正规餐馆,一碗猫猫头干饭,才两文钱一碗。不过猫猫头里没有油,也没有盐,更没有菜,吃了也没有多少力气。你外公卖的油大,不仅有盐有味,里面的油水还大呢!你外公说过,他从望江楼带回来的剩饭剩菜里面,有时会有一筷子也没有动过的明参鸡,一筷子也没有动过的烘肘子,一筷子也没有动过的葱烧大鲤鱼,后来,还有穿长马褂的人去吃他的油大呢。”

我听见外婆咽了一泡口水,接着说:“想一想,你外公卖两文也应该的,这些东西好多人都没吃过啊。”

二弟吞着口水嚷:“我也要吃外公做的油大!”

外婆在被窝里嘿嘿地笑,“外公的油大你们都吃不到了呢,那阵子你妈还在我的脚肚子里,而你们,还在你妈山那边的脚肚子里呢。”

我问:“外公卖油大成了地主吗?”

外婆叹口气:“地主没有成,可置了几亩地,解放时成中农呢!”

听完外婆的话,第二天开始,二弟开始偷油汤泡猫饭吃了。后来家里吃肉,二弟也不吃,就吃篦菜碗里的油汤泡饭。

4

电影师傅、区县及公社干部到我家里吃饭,毕竟只是偶尔的事,但有两年,自贡光明公社的两位拖拉机师傅,因为要运输大队煤厂和耐火石材料到富顺自贡,一月两月地寄宿在我家里。我经常陪两位师傅去生产队的水田里捉泥鳅和黄鳝,每次他们都能够抓上大半笆篓。

他们捉的泥鳅,被母亲油酥好,盛在我家的双鱼盘里上桌;双鱼盘旁边,还捂着一瓷碗激胡豆;如果没有激胡豆,必定有一碗盐黄豆,跟泥鳅一齐供拖拉机师傅们下酒。金灿灿的泥鳅上,撒的是细细的鱼香叶,激胡豆上面,撒的是捣烂的藿香叶——即使我没有上饭桌,我也知道,因为所有作料,都是我去我家的自留地里摘的。

那时潘四不经常来守嘴了,他已经是生产队里的放牛娃,不敢擅自跑开,又或许这不是他想要讨的“生活”,毕竟油水不似有干部吃喝时多。

可古大已经学会讨酒喝了,拖拉机师傅想看一个小孩醉酒的样子,于是给古大半碗酒。古大坐在门坎上,光脊朝外,一手持酒碗,一手油糊糊的,掌里不是两只泥鳅、就是一把激胡豆或盐黄豆。

我父母亲和外婆,似乎都不喜欢拖拉机师傅给古大酒喝,因为古大喝醉后,几次摔烂了家里的瓷碗。有一次我放学归来,正行到石阶下,看见古大一个倒栽葱翻到地上,酒碗摔碎了,头也碰破了。我对着堂屋里大骂一声:“狗日的拖拉机司机,喝你妈的庇!”骂完转身就逃。

我曾经因为打架骂人被父亲三天两头地揍,有时他会用大头针从我脸上扎进去,我耳朵里还能清晰地传来大头针哧进肉里涩涩的声音。

父亲问:“还骂人不?”

我嘟哝着说不出话,父亲以为不认错,抽出去要再扎一针,我趁针尖还没进到嘴里,吐出血沫,大喊一声“不骂了”,父亲才住了手。

但这次我当着父亲骂了拖拉机师傅,父亲却并没有揍我,就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般。

5

古大名叫古模海,他爹叫古光禄,和我妈古光仙一个字辈;潘四的名字叫潘国有,和我爸潘国祥一个字辈。

古大的妈在生古二妹时死了,那时古大四五岁。古大的爹是生产队长,听外婆说,古光禄年轻时经常斗争地主陈子斌,后来看在陈表叔娘照看古大古二的份上,才没有斗争了,但没有几年,也许是1974年左右吧,古大八九岁时,古光禄也死了。

我爸1972年至1978年,任古佛公社玉佛大队支部书记。1978年春,生产队分地了,分地前公社干部和社长在我家喝酒,我爸和他们大吵了一场,就没有再任支书了,公社安排他到什么经管站任职,他没去。

那以后,古大和潘四就再也没到我家守嘴了。

古大守嘴的地方转移到了相近街上的餐馆里。三六九,他赶古佛场,二五八,他去天洋坪,这都是“逢场(有集市)”的日子。

外婆说,古大并不笨,也不憨,甚至还有些小聪明。生产队干活歇稍时,古光禄曾经当着社员们说:八字先生算过,古大长大了要当官,最孬也要当个支部书记。于是古光禄就把儿子当干部孝敬着,七八岁了,还不干活路。

当时我就想,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每年两块五的学费,都是我捡煤炭卖、挑小箢篼给拖拉机上煤挣的呢。那时农村上了五六岁的小孩,谁不干活呢?打猪草、打柴、走十几里路到亲戚家赶信,都是小孩子的本职啊。

1988年,我调回老家的区公所工作。古大知道了,农历一四七,区公所所在地的童寺逢场,天刚亮,他就走二十几里到童寺了。也不急着到餐馆里守嘴,而是守在我住的邮电招待所门口,见到我开了门,就向我讨半斤粮票和一块钱。不多久,古大竟然可以冒我的名义,在餐馆里赊酒账了——好在我只在老家工作了一年多。

大概在千禧年前后,古大到古佛场讨酒喝醉了,半夜倒在槽坊头到牛栏冲院子之间的一块水田里,淹死了。

1978年土地包产到户后,潘四学会了驶牛犁田,他吆喝着生产队的大水牛,到各家各户犁田耙田。因为成了驶牛的匠人,他被庄稼户们喂得一肥二胖。

潘四后来与我没有多少交集,1988年秋我回老家工作期间,一天他因为到一户人家帮工打谷子,喝了酒晚上没回家。第二天天刚亮,他戴着一副断腿的墨镜走在田埂上,被严打队当坏人捉住,押到区里。他告诉看守的人说我是他侄儿子,我得了信,赶去把他放了。

2018年,我回家参加潘氏清明会,在踏水桥正碰见潘四。我敬一支烟问:“四叔你不参加清明会呀?”

潘四说:“没有满60岁要交钱吔。”

我说我帮你交吧,潘四说:“算啦算啦,我在幸福院有肉尕尕吃呢。”——潘四是个孤人,50岁时进了镇上办在踏水桥的幸福院(养老院)。

我上月在潘氏微信群上得知,他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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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白鹿原》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