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子女回沪记

征稿许多的大事的开始，都可以从一件小事找到暗示。许多的变化的源头，都可能在不动声色中被忽略。草蛇灰线，时间似乎总是最好的导演。这40年来，每个带着“8”的年份，都仿佛冥冥注定一般——有些事从鼎盛之处崩塌，也有些事又正在破土萌发；有的人从云端缓慢降落，也有的人在山谷蓄势待发。我们就这样，或主动或被动，被时代裹挟。在命运的沉浮中向前。于是，在2018年即将结束之际，人间希望能邀请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1978、1988、1998、2008、2018年：选一年，讲一讲这一年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或事。重新回望，或许他们都或多或少的、为你往后的生活与命运埋下伏笔。再见“8”。投稿请发送邮箱：thelivings@vip.163.com ，并在标题注明【2018年终征稿：再见8】

1

我出生在山西，父母都是上海知青。1988年，我10岁的时候，最后一批回城知青子女的名额落到平遥，消息传到父母插队落户的偏僻农场，已是夏初。

距离政策最后的期限不足8个月，上海的电话一直追到队里，要我尽快“回去”，可家里对于我何去何从还在犹豫不决，父亲主张我留在山西，母亲则希望我能回上海去。

母亲也曾偷偷问我自己的想法，可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喜欢山西得很。我生在农场，身体皮实，又很调皮，成天跟着一群当地孩子四处混。太行山脉周围的农村真是野孩子们天堂，我们被岁数更大一点的孩子带着，爬树、摘野果、追野狗、烤青蛙，简直是无法无天。

因为跟母亲意见不合，父亲一直保持沉默，转机则出现在盛夏——我打架了。

两队小孩子打架，赢的队伍就有资格去指定地点偷煤。我是其中一队推出的代表，和对方派系的“高手”干上了，一招“兔子蹬鹰”，把那个高我两届的孩子从二楼的阳台上踹落下去，他险些摔成脑震荡。

为了这个事，双方家长闹得不可开交，我家赔了一笔钱，在当时算是巨款了。

父母极恼恨，把我绑了三天三夜，我爸还扬言要把我蹬人的那条腿剁了，奶奶听闻，连夜从上海赶到平遥来救孙子，这才算是保住了我。

我在山西也没法待下去了，就只能同意随奶奶回上海读书。

山西到上海有多远？

出发前的晚上，我问了母亲两遍这个问题。母亲红着脸爬到炕上为我整理衣物，没有回答我——前一刻她和父亲在隔壁吵架，被父亲打了，半边脸都肿了。

山西到上海有多远？

我上火车时候，又问了奶奶同样的问题。奶奶坐在绿皮硬座上，板着脸，紧紧拽着我，只是说：很远很远，要坐六天七夜的火车才能到。那个地方很富很富，很大很大，比你去过的任何一个县城都要大几百倍。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火车上各色人等跑来窜去，各种气味混杂，我只觉得晕。咔哒咔哒，在单调的车轮与铁轨撞的击声中，我沉沉睡去。

我梦见自己做了老大，带着伙伴们一起扒车偷煤：手脚灵便的瘦子苦练扒车，减少“跌落率”；身高马大的壮娃负责托举，一边跟车跑动，一边靠手臂爆的发力一把托起瘦子，送他攀上车顶；眼神好、有机灵劲的孩子则负责望风，看到管理队来了就发出警报。

我梦见我们带着“胜利果实”回村分赃。买棒棒糖，一箱一箱地买，买动画贴纸和烟牌子，一打一打地抬走，所到之处，每个村落的妹子们都出来迎接我们。

我梦见，其他院子的队伍又来挑衅，我又和人干上了，腿被打断……

惊醒之后，我发现自己还躺在硬座上，腿并没有没断，只是一只脚上的皮鞋不见了。

2

6天后，我到了上海，外婆和二舅赶来火车站接我。在出站口，两家人做了交接：奶奶把我交给了外婆。

两个女人严肃得好像交战双方交换战俘一样——我父母门庭相差悬殊，只是因为上山下乡在山西认识而结合，物质条件和文化水平相差甚大的两家人并融不到一起去。出身浙江嘉兴名门的奶奶只是心疼我，并不喜欢我妈。把我带回上海、办好入沪手续，她认为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所以到了上海，她就把我交给了外婆。

我很喜欢外婆，虽然她只是一名纺织女工，但是善良、和蔼，很懂事理，一点都不输给知识分子奶奶。

外婆一把把我搂在怀里，二舅瞅见我只有一只鞋，就责怪起奶奶，来接奶奶的姑姑当时就和二舅吵了起来，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

“好了！”最后，外婆吼了一声，“我们回家！”我这才和奶奶、姑姑告别。

当天，我便住进了原上海南市区老西门曹家街，80年代末，这个地方比贫民窟好不了多少：一个小门牌走进去的小院子，住着十几户人家。墙薄如纸，卫生条件非常差，用的还是旧式的马桶，到处都是杂物和垃圾，吱吱叫的老鼠陪伴我度过了第一夜。

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的奶奶通了关系，把我送到一家重点中学的初中预备班借读，她跟外婆千叮咛万嘱咐：“开学千万不要迟到，影响不好的。”

可开学第一天，我和外婆还是迟到了，而且迟到了整整两个多小时。

那天上海刮起了夏季季风，大暴雨，老西门地处低洼，水漫金山，公交都停了。二舅背着我，外婆打着伞，我们一早就出发，一路从老西门走到了淮海中路。半路外婆还滑了一跤，半身衣服都湿透了。

我们3人在学校的门卫室待了半天，再辗转通知奶奶去找人通关系，校办这才过来人把我接走了。

我进校门的一霎那，外婆就哭了。我这才有点明白了，自己要独自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关于这点，母亲在山西就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但我不懂，也没体会过，外婆松手的瞬间，我一下子懂了，不得不去面对——这就是成长。

校园里也严重积水，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趟过去，独自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停在指定的教室门口。定定神，敲门进去。

那是一节什么课，我早忘了，反正我的到来，让课堂一下子纪律大乱，一大堆和我同龄的上海小孩好奇地看着我，看着我提着大包小包，穿过他们，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节课很快结束了，我趁课间休息，擦了把脸，回来继续上课。

第二节课才是我在上海正式的第一节课，是节地理课。老师讲了珠穆朗玛峰，雪水融化，流经东南亚、西亚各地。水循环、碳循环影响了水文和季风，温湿的风又影响了西太平洋的生态。

山西哪有这样的课程？就好像我在平遥哪见过这么大规模的雨季？到了外面的世界，真是开了眼。这节课我听得津津有味，头一回觉得“回上海”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谁能想到，1988这个普通的年份会成为我人生中的珠穆朗玛。时间犹如草蛇灰线，就在那一年种下了很多无法捉摸的故事。

3

因为我回到上海，也因为我就读的这所学校，我命运里所有的贵人都出现了。

首先是我的同桌。当时，我的到来给我的班级掀起波澜：1988年，这个全上海籍学生的班级里第一次有了“外地借读生”——当然，这个叫法仅仅短暂维持了三四年，就湮没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中。

当时上海没有如今的包容和大度，本地的同学甚至没人愿意和我同桌，仿佛有一堵透明的墙隔在我和大家之间。对外地人的歧视就是一根针，刺入人心。我年纪虽小，但也能感受到。

老师连问了三遍，都没人应答，他也很无奈。我只能盯着地上，希望出现一个洞可以跳下去躲躲大家的目光。

最后有个学生举手说：“我愿意和他一起坐”，说完把桌椅搬到我边上。他搬好桌椅坐定的时刻，我才感觉我的心落地了，那么踏实。

瞅瞅这个男生，黑黑的皮肤，壮实的身体，好像跟我山西的带头老大差不多个儿，唉，我走到哪里都是跟人混的。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叫小伟的男生成为我的同桌，真是我的幸运之一。他虽成绩一般，但为人非常活泼，男生女生都处得来。有他在边上插科打诨，尴尬的气氛真是减弱了不少，很快就帮我融入了班级。

听说他父亲还是东方航空的飞行员。上海人，真是藏龙卧虎。

我在山西接受的基础教育很差，数学、物理差距倒不明显，拼命补一补，能追上，但英语就明显落后上海同年龄孩子很多。

不仅我的语法一塌糊涂，发音还带着一股山西味儿，每次英语课堂点到我抽背，都是非常尴尬的场景，好比噩梦一般。

我开始变得缺乏自信、沉默寡言，加上体质差，体育成绩也不好，三天两头生病，班里同学就常嘲笑我，还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小女人”。

事隔那么多年，每当回想起这段，我始终认为那是人生中一段灰暗的时光。我慢慢向后退，退到躯壳里面。佝偻，是我个性的壳，越缩越小。时空，映衬卑微的皱褶，失去了人格。

好在，另外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把这些壁障都打破了。那个宏亮的声音跟我说——人生有裂缝，是因为光要进来。

这人叫朱茂忠，是我的英语老师。

英语课上，朱老师斜着眼睛，站在讲台上，矮小身材透出一股凛然正气。30年前，上海市重点中学的主课老师可不是好当的，一上来先要接受学生的考验，老师挨得过就能教下去，挨不过，就会被学生们发动各种家长关系写联名信轰走。我初二时，就亲眼见过一个硕士毕业的物理老师因班里成绩不佳被家长赶走，下场凄惨。

毫无疑问，学生们也不会放过这个朱老师。

第二堂课，在调皮的英语课代表带领下，大家就各展课内外所学，向朱老师发起了挑战。朱老师一一作答，思路清晰，光修饰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朱老师就举出3种主要形态和11种变例，其中2道题案例题，都是来自某年的上海高考英语卷。

“我是这张卷子的评分老师。”朱老师说，“我是上海市高级英语教师，有这个职称的，全市不过15人。”

他那份从容不迫，气场逼人，让全班都轰动了。进市重点谁不是搏高考呢，上海考生考分甩开外地生就靠英语，评分老师居然就在眼前。

我内心无比震撼，精神的季风早已把我刮到九重天外。上海这座城市太神奇了。

4

“金凡，过来背课文。”

该来的终究要来。某天中午，我还趴在桌上打瞌睡，朱老师不知不觉来到教室，抽我背课文。

“嗯？不是午休么，怎么背课文了？”

“叫你背你就背，多废话。”

同学们看到我又要出糗，一窝蜂围了上来。

“看什么看？抽完他抽你们。”朱老师喝退众人，把我拉到墙角。

我憋红了脸。

“我知道你口语不好。没关系，在这里背，背给老师听，同学们听不到。背错了、发音不标准没事的，老师帮你纠正。”

我磕磕巴巴地背起来，全无昨天夜晚背诵的流利。一篇短课文背了5分钟，那分秒滴滴答答，漫长无止境。

好不容易背完了，自己马上羞愧地低着头。我想我这是怎么了，在市重点的学业还打不打算走下去了？好像很多回沪子弟都过不了这关。

“你抬头看着我。”朱老师对我说。

我迟疑再三，犹犹豫豫地抬起头来。

只见老师的眼睛中闪着光——一只眼睛闪着正常的光，另一只眼睛，闪着七彩的光华。这不是普通的折射光。

我这才看清楚，那只是一个义目！

朱老师仿佛看穿了我：“孩子，你看清楚，生命不仅你一个人有苦难，苦难也不会你一个人去背负。勇敢地面对它们，它们是你人生的老师！输，不可怕；怕，才可怕。”

整个下午，上了各种课，包括一节体育课，我都请假没去。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没有注意到我呆坐在座位上沉思。

朱老师眼中的光华我童年在山西看见，山西夏天久旱逢雨，雨后就有彩虹，就是那种光晕。

放学了，我和同学一起背起书包离校。

出了校门，我瞅四下无人，又回到了学校，走近了英语教研组办公室。正好英语教研组也快下班了，只有两个老师。

我就和朱老师打了一个招呼，朱老师说：“正与年级组长说你们班的英语口语呢，正好你来了，我中午告诉你的要点还记得么，再背一遍给我听。”

第二遍背诵我就流利多了，很顺畅地背完。我一脸得意，以为朱老师会表扬我。没想到朱老师却面容严肃：“金凡啊，我告诉你的几个点你是往心里去还是没往心里去，怎么始终做不到？你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

其实，朱老师纠正的发音细节我多数都记得，可是顽固的山西口音始终纠缠着。毕竟，人的出身和根基一时是改不了的。我有了一些阅历和课外努力，习惯性想耍小聪明。我发明一种含糊不清的发音方式，那些发不准的音节糊里糊涂过去算了——反正再努力也发不准。

朱老师却告诉我，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日后出成绩，必须放下投机取巧的毛病，认真对待英语的每个细节，“小聪明走不远的”。

后来，我结识了很多高屋建瓴的师长、诤友，他们大致分为三类：看得远、看得精和看得准。朱老师就是“看得远”的代表。英语是打开认知世界的大门，他把求知启蒙的钥匙送给了我。那个下午的谈论，让我知道了老师的思维高度跟我是不一样的。

我的世界观就这样被他打开了。朱老师说每周二、周四他下午备完课都有空，我可以去请教他。我很高兴，属于我的机会来了。

朱老师也笑了，很憨厚的样子，眼睛里散发幸福的光彩。

5

我在山西的学校几乎没怎么教自然科学，上海的市重点中学却有着成套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试验设备。

第一堂化学实验课，那些坩埚、酒精灯、镊子和铝片，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甚至没经老师同意就动了设备，弄倒一台全新的显微镜，尴尬的我哆哆嗦嗦举手，引起哄堂大笑。

此后每次实验课我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无论生物实验还是化学实验，我的动手能力都是班里数一数二的——当年我们小伙伴在山西的煤矿中经常捡煤渣，捡到各种矿物质，就自己装模作样地分析，如今还真派上了用场。

化学老师张振新也是我的伯乐。他发现我动手能力很强，就安排我准备参加化学奥赛——这是我在山西想都不敢想，在那里，参加奥赛的大多都是官二代。

5个月不到，我感觉自己已经基本融入集体了，谁知波澜又起。

上海学生每周都要写随笔，写一些半命题的作文，再自己美化，用彩色水笔画点插图什么的，好像今天的自媒体一样。语文老师上课会点评，课余同学们也会相互交换着看。

那节语文课点评的作文，是固定命题：理想。

这种两个字的作文题目在那几年上海中考经常出现，比如“思考”、“诚信”、“回忆”。上海本地的同学们都有自己的准备，基本都是成熟的写作套路，谋个高分。我一外地娃，哪里懂这些，就实打实地写了自己的理想——“想回山西挖煤”。

采掘业在山西很普遍，是主要的经济产业。山西人挖煤，既有经济考虑也有理想色彩——挖煤确实可以做出大手笔，西北很多人富，靠的就是矿。

离开山西前，村里的老支书叮嘱我说，到了大城市一定要好好学习，积累知识增长眼界。“大山里藏着宝哩，可以炼出金子来。”只是当年老支书看好的上海知青，到头来一个都没留下，连同我这个知青二代也一样。送别那天，老支书狭长的背影刻画在山坳，那是一种对于乡土的眷恋，能把人深深锁住。

山西人只懂采掘业，可谁心中没个翻身的志愿？我那时就埋下了这颗种子：我要靠自己的学识、力量赢得尊敬。

我的作文结构不好，但确有真情实感，老师出于鼓励性质，给了个4+，让我在全班面前朗读。我读到一半，全班就哄堂大笑起来：“金凡要去挖煤了。”“外地人只配挖煤，哈哈哈。”

从各种奇怪的笑声中我才明白，在上海，“挖煤”是个地位低下的工种。

我坚持读着，读着读着，读不下去了——明显的歧视，地域歧视、种族歧视、工作岗位歧视，怎么有那么多偏见？

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心在跳，热血如岩浆翻腾，胸中能量涌动，欲爆欲裂。最终，这些情绪在我的口中愤怒地冲了出来：

“你们都给我住口！猪一般的人！（他们经常喊我“猪猡”）

“你们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们身上的衣服是新疆来的，你们吃的米是河南来的，你们过冬供暖的煤就是我老家山西运来的……

“我们没有你有，不是你们比我多努力多少，而是别人在让步……

“假如嘲笑一个外地人能让你们感觉更好，让你们上海人更进步，你们尽可以嘲笑。看看你们考卷能领先我几分！”

课堂一片肃静，鸦雀无声。

我当时只有10岁，还在山西大同服刑的爷爷后来知道此事，还赞我志向过人，日后有大成就。

6

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打住。

下课了，几个上海同学围住我，要我“讲讲清楚什么意思”。我没兴趣与没教养又自以为是的人对话。同桌小伟挤进来想把我拉走，被他们推开，被警告“不要多管闲事”。

围住我的几个平日里就常欺负人，在校外打劫其他弱小同学。我是不想惹事。可现在麻烦找上我了——他们要我“看看清爽”，“在什么人的地盘上”。

他们吃准我是借读生，不敢惹事——触犯校规会被开除，结果就是退回原籍。可我想都没想，一拳上去，打在为首一人的脸上。那人挣扎着想站起来，我又冲过去狠狠推了他一下，他身躯撞翻一排桌椅，稀里哗啦。

“老子在山西练过的好伐，侬晓得伐？”耍野拳，和我同年龄的男孩都打不过我。

山西那里电视播得晚，沿海地区早播了《霍元甲》，80年代中后期山西才开始播。米雪扮演的赵倩男成了每个院落男孩的女神，我们都梦想学了迷踪拳去保护美女。我那时候也蹲在地摊上偷看了几本武侠连环画，想着哪里捡到一把青釭剑，练成绝世武功，御剑而飞，成为大侠扬名立万。

于是我到处拜师学艺，依葫芦画瓢，多少也懂个皮毛。小招数练了几百遍后，我开始找伙伴们练拳，挨打多了，就学会点挨打的本事，知道怎么闪躲，琢磨怎么打，才能自己损失小对方却很痛，再融入一点武打招式。上海这顿架，他们三四人一起上，教室又窄小，我们扭打得一塌糊涂。女班长迅速通知了班主任，我们几人都被叫到年级组办公室。

2个小时后，我被开除了，其他几个上海籍学生留校察看。

我心里当然也挣扎过——我回上海，好多人为此努力，我认识的不认识的亲友、前辈、叔叔阿姨们，对不起，我没有守住。我想我不适合这座城市，还是回老家比较好。我这么想着，我拿着书包，一步步走向年级组大门，看着那个季风的中午第一次走入的校门，觉得告别却来得好突然。

就在我走过年级组大门的时候，门把手自己旋转了，门开了。

门口都是我的朋友们。

有朱老师和张老师，也有语文老师李明英，还有地理老师，小伟和其他同学们则站在老师身后。小伟狡黠地笑着。

奶奶、姑姑、外婆和二舅也来了，他们要把我带回去。上海人自有上海人的解决方式，不动手，既然要讲讲清楚，那么我们就讲讲清楚。

李老师把作文的事情说了一遍，大家就清晰了。小伟说那几个人挨打是活该，本来就是班里一霸，另外有几个总被霸凌的学生的家长闻讯，也赶到学校作证——因那些家长也交了赞助费，校方也不愿意此事闹大，最后终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受了一个警告处分，那几个学生分批转校走了。

校霸被铲除，我有惊无险地度过1989年春节。

同学们纷纷向我道歉。后来李老师也要求大家试着讲真话，写出心里的梦想。好多同学重写了《理想》。这下精彩了，有人说要去做摄影师，走遍天下；有人想做模特，每天穿好看衣裳；有人说想做影星拍电影，有人想当西餐大厨成天吃，有人想任科技部部长造火箭，还有人要做海洋环保志愿者去捡玻璃瓶子塑料袋。

统统都不是大人们认可的“理想”，可那些都是真实的梦想。

大家似乎也对写作忽然有了兴趣，很多人得了5分左右的高分。原来，真情实感胜过一切套路，我的随笔本子在班上疯传，很多同学借去看，回家以后家长们又看。大家在正文空隙处竞相留言。

留言越写越多，读者名单越留越长，写到空隙都写不下。有个家长，干脆在《理想》那篇文章下面贴了一张便笺，写道：

“每个人都有权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道，我们的责任是托起你们。

祝福你，勇敢的孩子，你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勇敢走下去。我们都支持你。不要怕。”

我那时候才明白，上海真是一个伟大的舞台，因为她拥有伟大的个性，拥有这种学习认知能力的根基。

7

我和小伟同桌7年，从未被拆开，直至1995年高考前夕，小伟突发脑瘤不治离世。为怀念好友，我放弃报考化学专业，报读工业自动化，替小伟圆梦——《理想》那个命题，小伟写的就是想成为一名工程师，研发机器人，当时分数不高，并没有全班朗读。

但这个理想我是知道的。

1995年高考，我在化学失利的情况下，英语稳定发挥，获得139分，保住一本志愿。

考入大学后的23年，我每年都会在春节年初六前后去朱老师家中探望。朱老师在2008年、2012年分别患心肌梗塞，急救住院，我均陪伴在旁，想来也算是十分幸运。

2008年春的那场大病是很凶险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朱老师苍老的手颤抖着握住我，身边是亲人、学生。他眼中神采依旧，饱含着七色的光华。

我知道他在无声嘱咐我，孩子你莫怕，有老师在。

回想过去的30年。1990年，爷爷服刑期满，父母也回到上海，我们一家人在上海团聚。

2002年，我个人出资18万，帮助父母在上海买房。外婆糖尿病、爷爷老年痴呆症均在新宅安度晚年，直至2008年两位老人分别去世，爷爷得年89岁。

2014年，我自己的公司在国内A股借壳上市，两年后与日本科研团队合作引入高性能锂电池和电动整车项目，重拾工业自动化专业，进军智能制造行业。

我想，我终于圆了小伟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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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纯真年代》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