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子女回沪记

2019-01-21 14:13:09
9.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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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许多的大事的开始,都可以从一件小事找到暗示。许多的变化的源头,都可能在不动声色中被忽略。草蛇灰线,时间似乎总是最好的导演。这40年来,每个带着“8”的年份,都仿佛冥冥注定一般——有些事从鼎盛之处崩塌,也有些事又正在破土萌发;有的人从云端缓慢降落,也有的人在山谷蓄势待发。我们就这样,或主动或被动,被时代裹挟。在命运的沉浮中向前。于是,在2018年即将结束之际,人间希望能邀请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1978、1988、1998、2008、2018年:选一年,讲一讲这一年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或事。重新回望,或许他们都或多或少的、为你往后的生活与命运埋下伏笔。再见“8”。投稿请发送邮箱:thelivings@vip.163.com ,并在标题注明【2018年终征稿:再见8】

1

我出生在山西,父母都是上海知青。1988年,我10岁的时候,最后一批回城知青子女的名额落到平遥,消息传到父母插队落户的偏僻农场,已是夏初。

距离政策最后的期限不足8个月,上海的电话一直追到队里,要我尽快“回去”,可家里对于我何去何从还在犹豫不决,父亲主张我留在山西,母亲则希望我能回上海去。

母亲也曾偷偷问我自己的想法,可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喜欢山西得很。我生在农场,身体皮实,又很调皮,成天跟着一群当地孩子四处混。太行山脉周围的农村真是野孩子们天堂,我们被岁数更大一点的孩子带着,爬树、摘野果、追野狗、烤青蛙,简直是无法无天。

因为跟母亲意见不合,父亲一直保持沉默,转机则出现在盛夏——我打架了。

两队小孩子打架,赢的队伍就有资格去指定地点偷煤。我是其中一队推出的代表,和对方派系的“高手”干上了,一招“兔子蹬鹰”,把那个高我两届的孩子从二楼的阳台上踹落下去,他险些摔成脑震荡。

为了这个事,双方家长闹得不可开交,我家赔了一笔钱,在当时算是巨款了。

父母极恼恨,把我绑了三天三夜,我爸还扬言要把我蹬人的那条腿剁了,奶奶听闻,连夜从上海赶到平遥来救孙子,这才算是保住了我。

我在山西也没法待下去了,就只能同意随奶奶回上海读书。

山西到上海有多远?

出发前的晚上,我问了母亲两遍这个问题。母亲红着脸爬到炕上为我整理衣物,没有回答我——前一刻她和父亲在隔壁吵架,被父亲打了,半边脸都肿了。

山西到上海有多远?

我上火车时候,又问了奶奶同样的问题。奶奶坐在绿皮硬座上,板着脸,紧紧拽着我,只是说:很远很远,要坐六天七夜的火车才能到。那个地方很富很富,很大很大,比你去过的任何一个县城都要大几百倍。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火车上各色人等跑来窜去,各种气味混杂,我只觉得晕。咔哒咔哒,在单调的车轮与铁轨撞的击声中,我沉沉睡去。

我梦见自己做了老大,带着伙伴们一起扒车偷煤:手脚灵便的瘦子苦练扒车,减少“跌落率”;身高马大的壮娃负责托举,一边跟车跑动,一边靠手臂爆的发力一把托起瘦子,送他攀上车顶;眼神好、有机灵劲的孩子则负责望风,看到管理队来了就发出警报。

我梦见我们带着“胜利果实”回村分赃。买棒棒糖,一箱一箱地买,买动画贴纸和烟牌子,一打一打地抬走,所到之处,每个村落的妹子们都出来迎接我们。

我梦见,其他院子的队伍又来挑衅,我又和人干上了,腿被打断……

惊醒之后,我发现自己还躺在硬座上,腿并没有没断,只是一只脚上的皮鞋不见了。

2

6天后,我到了上海,外婆和二舅赶来火车站接我。在出站口,两家人做了交接:奶奶把我交给了外婆。

两个女人严肃得好像交战双方交换战俘一样——我父母门庭相差悬殊,只是因为上山下乡在山西认识而结合,物质条件和文化水平相差甚大的两家人并融不到一起去。出身浙江嘉兴名门的奶奶只是心疼我,并不喜欢我妈。把我带回上海、办好入沪手续,她认为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所以到了上海,她就把我交给了外婆。

我很喜欢外婆,虽然她只是一名纺织女工,但是善良、和蔼,很懂事理,一点都不输给知识分子奶奶。

外婆一把把我搂在怀里,二舅瞅见我只有一只鞋,就责怪起奶奶,来接奶奶的姑姑当时就和二舅吵了起来,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

“好了!”最后,外婆吼了一声,“我们回家!”我这才和奶奶、姑姑告别。

当天,我便住进了原上海南市区老西门曹家街,80年代末,这个地方比贫民窟好不了多少:一个小门牌走进去的小院子,住着十几户人家。墙薄如纸,卫生条件非常差,用的还是旧式的马桶,到处都是杂物和垃圾,吱吱叫的老鼠陪伴我度过了第一夜。

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的奶奶通了关系,把我送到一家重点中学的初中预备班借读,她跟外婆千叮咛万嘱咐:“开学千万不要迟到,影响不好的。”

可开学第一天,我和外婆还是迟到了,而且迟到了整整两个多小时。

那天上海刮起了夏季季风,大暴雨,老西门地处低洼,水漫金山,公交都停了。二舅背着我,外婆打着伞,我们一早就出发,一路从老西门走到了淮海中路。半路外婆还滑了一跤,半身衣服都湿透了。

我们3人在学校的门卫室待了半天,再辗转通知奶奶去找人通关系,校办这才过来人把我接走了。

我进校门的一霎那,外婆就哭了。我这才有点明白了,自己要独自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关于这点,母亲在山西就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但我不懂,也没体会过,外婆松手的瞬间,我一下子懂了,不得不去面对——这就是成长。

校园里也严重积水,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趟过去,独自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停在指定的教室门口。定定神,敲门进去。

那是一节什么课,我早忘了,反正我的到来,让课堂一下子纪律大乱,一大堆和我同龄的上海小孩好奇地看着我,看着我提着大包小包,穿过他们,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节课很快结束了,我趁课间休息,擦了把脸,回来继续上课。

第二节课才是我在上海正式的第一节课,是节地理课。老师讲了珠穆朗玛峰,雪水融化,流经东南亚、西亚各地。水循环、碳循环影响了水文和季风,温湿的风又影响了西太平洋的生态。

山西哪有这样的课程?就好像我在平遥哪见过这么大规模的雨季?到了外面的世界,真是开了眼。这节课我听得津津有味,头一回觉得“回上海”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谁能想到,1988这个普通的年份会成为我人生中的珠穆朗玛。时间犹如草蛇灰线,就在那一年种下了很多无法捉摸的故事。

3

因为我回到上海,也因为我就读的这所学校,我命运里所有的贵人都出现了。

首先是我的同桌。当时,我的到来给我的班级掀起波澜:1988年,这个全上海籍学生的班级里第一次有了“外地借读生”——当然,这个叫法仅仅短暂维持了三四年,就湮没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中。

当时上海没有如今的包容和大度,本地的同学甚至没人愿意和我同桌,仿佛有一堵透明的墙隔在我和大家之间。对外地人的歧视就是一根针,刺入人心。我年纪虽小,但也能感受到。

老师连问了三遍,都没人应答,他也很无奈。我只能盯着地上,希望出现一个洞可以跳下去躲躲大家的目光。

最后有个学生举手说:“我愿意和他一起坐”,说完把桌椅搬到我边上。他搬好桌椅坐定的时刻,我才感觉我的心落地了,那么踏实。

瞅瞅这个男生,黑黑的皮肤,壮实的身体,好像跟我山西的带头老大差不多个儿,唉,我走到哪里都是跟人混的。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叫小伟的男生成为我的同桌,真是我的幸运之一。他虽成绩一般,但为人非常活泼,男生女生都处得来。有他在边上插科打诨,尴尬的气氛真是减弱了不少,很快就帮我融入了班级。

听说他父亲还是东方航空的飞行员。上海人,真是藏龙卧虎。

我在山西接受的基础教育很差,数学、物理差距倒不明显,拼命补一补,能追上,但英语就明显落后上海同年龄孩子很多。

不仅我的语法一塌糊涂,发音还带着一股山西味儿,每次英语课堂点到我抽背,都是非常尴尬的场景,好比噩梦一般。

我开始变得缺乏自信、沉默寡言,加上体质差,体育成绩也不好,三天两头生病,班里同学就常嘲笑我,还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小女人”。

事隔那么多年,每当回想起这段,我始终认为那是人生中一段灰暗的时光。我慢慢向后退,退到躯壳里面。佝偻,是我个性的壳,越缩越小。时空,映衬卑微的皱褶,失去了人格。

好在,另外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把这些壁障都打破了。那个宏亮的声音跟我说——人生有裂缝,是因为光要进来。

这人叫朱茂忠,是我的英语老师。

英语课上,朱老师斜着眼睛,站在讲台上,矮小身材透出一股凛然正气。30年前,上海市重点中学的主课老师可不是好当的,一上来先要接受学生的考验,老师挨得过就能教下去,挨不过,就会被学生们发动各种家长关系写联名信轰走。我初二时,就亲眼见过一个硕士毕业的物理老师因班里成绩不佳被家长赶走,下场凄惨。

毫无疑问,学生们也不会放过这个朱老师。

第二堂课,在调皮的英语课代表带领下,大家就各展课内外所学,向朱老师发起了挑战。朱老师一一作答,思路清晰,光修饰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朱老师就举出3种主要形态和11种变例,其中2道题案例题,都是来自某年的上海高考英语卷。

“我是这张卷子的评分老师。”朱老师说,“我是上海市高级英语教师,有这个职称的,全市不过15人。”

他那份从容不迫,气场逼人,让全班都轰动了。进市重点谁不是搏高考呢,上海考生考分甩开外地生就靠英语,评分老师居然就在眼前。

我内心无比震撼,精神的季风早已把我刮到九重天外。上海这座城市太神奇了。

4

“金凡,过来背课文。”

该来的终究要来。某天中午,我还趴在桌上打瞌睡,朱老师不知不觉来到教室,抽我背课文。

“嗯?不是午休么,怎么背课文了?”

“叫你背你就背,多废话。”

同学们看到我又要出糗,一窝蜂围了上来。

“看什么看?抽完他抽你们。”朱老师喝退众人,把我拉到墙角。

我憋红了脸。

“我知道你口语不好。没关系,在这里背,背给老师听,同学们听不到。背错了、发音不标准没事的,老师帮你纠正。”

我磕磕巴巴地背起来,全无昨天夜晚背诵的流利。一篇短课文背了5分钟,那分秒滴滴答答,漫长无止境。

好不容易背完了,自己马上羞愧地低着头。我想我这是怎么了,在市重点的学业还打不打算走下去了?好像很多回沪子弟都过不了这关。

“你抬头看着我。”朱老师对我说。

我迟疑再三,犹犹豫豫地抬起头来。

只见老师的眼睛中闪着光——一只眼睛闪着正常的光,另一只眼睛,闪着七彩的光华。这不是普通的折射光。

我这才看清楚,那只是一个义目!

朱老师仿佛看穿了我:“孩子,你看清楚,生命不仅你一个人有苦难,苦难也不会你一个人去背负。勇敢地面对它们,它们是你人生的老师!输,不可怕;怕,才可怕。”

整个下午,上了各种课,包括一节体育课,我都请假没去。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没有注意到我呆坐在座位上沉思。

朱老师眼中的光华我童年在山西看见,山西夏天久旱逢雨,雨后就有彩虹,就是那种光晕。

放学了,我和同学一起背起书包离校。

出了校门,我瞅四下无人,又回到了学校,走近了英语教研组办公室。正好英语教研组也快下班了,只有两个老师。

我就和朱老师打了一个招呼,朱老师说:“正与年级组长说你们班的英语口语呢,正好你来了,我中午告诉你的要点还记得么,再背一遍给我听。”

第二遍背诵我就流利多了,很顺畅地背完。我一脸得意,以为朱老师会表扬我。没想到朱老师却面容严肃:“金凡啊,我告诉你的几个点你是往心里去还是没往心里去,怎么始终做不到?你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

其实,朱老师纠正的发音细节我多数都记得,可是顽固的山西口音始终纠缠着。毕竟,人的出身和根基一时是改不了的。我有了一些阅历和课外努力,习惯性想耍小聪明。我发明一种含糊不清的发音方式,那些发不准的音节糊里糊涂过去算了——反正再努力也发不准。

朱老师却告诉我,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日后出成绩,必须放下投机取巧的毛病,认真对待英语的每个细节,“小聪明走不远的”。

后来,我结识了很多高屋建瓴的师长、诤友,他们大致分为三类:看得远、看得精和看得准。朱老师就是“看得远”的代表。英语是打开认知世界的大门,他把求知启蒙的钥匙送给了我。那个下午的谈论,让我知道了老师的思维高度跟我是不一样的。

我的世界观就这样被他打开了。朱老师说每周二、周四他下午备完课都有空,我可以去请教他。我很高兴,属于我的机会来了。

朱老师也笑了,很憨厚的样子,眼睛里散发幸福的光彩。

5

我在山西的学校几乎没怎么教自然科学,上海的市重点中学却有着成套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试验设备。

第一堂化学实验课,那些坩埚、酒精灯、镊子和铝片,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甚至没经老师同意就动了设备,弄倒一台全新的显微镜,尴尬的我哆哆嗦嗦举手,引起哄堂大笑。

此后每次实验课我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无论生物实验还是化学实验,我的动手能力都是班里数一数二的——当年我们小伙伴在山西的煤矿中经常捡煤渣,捡到各种矿物质,就自己装模作样地分析,如今还真派上了用场。

化学老师张振新也是我的伯乐。他发现我动手能力很强,就安排我准备参加化学奥赛——这是我在山西想都不敢想,在那里,参加奥赛的大多都是官二代。

5个月不到,我感觉自己已经基本融入集体了,谁知波澜又起。

上海学生每周都要写随笔,写一些半命题的作文,再自己美化,用彩色水笔画点插图什么的,好像今天的自媒体一样。语文老师上课会点评,课余同学们也会相互交换着看。

那节语文课点评的作文,是固定命题:理想。

这种两个字的作文题目在那几年上海中考经常出现,比如“思考”、“诚信”、“回忆”。上海本地的同学们都有自己的准备,基本都是成熟的写作套路,谋个高分。我一外地娃,哪里懂这些,就实打实地写了自己的理想——“想回山西挖煤”。

采掘业在山西很普遍,是主要的经济产业。山西人挖煤,既有经济考虑也有理想色彩——挖煤确实可以做出大手笔,西北很多人富,靠的就是矿。

离开山西前,村里的老支书叮嘱我说,到了大城市一定要好好学习,积累知识增长眼界。“大山里藏着宝哩,可以炼出金子来。”只是当年老支书看好的上海知青,到头来一个都没留下,连同我这个知青二代也一样。送别那天,老支书狭长的背影刻画在山坳,那是一种对于乡土的眷恋,能把人深深锁住。

山西人只懂采掘业,可谁心中没个翻身的志愿?我那时就埋下了这颗种子:我要靠自己的学识、力量赢得尊敬。

我的作文结构不好,但确有真情实感,老师出于鼓励性质,给了个4+,让我在全班面前朗读。我读到一半,全班就哄堂大笑起来:“金凡要去挖煤了。”“外地人只配挖煤,哈哈哈。”

从各种奇怪的笑声中我才明白,在上海,“挖煤”是个地位低下的工种。

我坚持读着,读着读着,读不下去了——明显的歧视,地域歧视、种族歧视、工作岗位歧视,怎么有那么多偏见?

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心在跳,热血如岩浆翻腾,胸中能量涌动,欲爆欲裂。最终,这些情绪在我的口中愤怒地冲了出来:

“你们都给我住口!猪一般的人!(他们经常喊我“猪猡”

“你们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们身上的衣服是新疆来的,你们吃的米是河南来的,你们过冬供暖的煤就是我老家山西运来的……

“我们没有你有,不是你们比我多努力多少,而是别人在让步……

“假如嘲笑一个外地人能让你们感觉更好,让你们上海人更进步,你们尽可以嘲笑。看看你们考卷能领先我几分!”

课堂一片肃静,鸦雀无声。

我当时只有10岁,还在山西大同服刑的爷爷后来知道此事,还赞我志向过人,日后有大成就。

6

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打住。

下课了,几个上海同学围住我,要我“讲讲清楚什么意思”。我没兴趣与没教养又自以为是的人对话。同桌小伟挤进来想把我拉走,被他们推开,被警告“不要多管闲事”。

围住我的几个平日里就常欺负人,在校外打劫其他弱小同学。我是不想惹事。可现在麻烦找上我了——他们要我“看看清爽”,“在什么人的地盘上”。

他们吃准我是借读生,不敢惹事——触犯校规会被开除,结果就是退回原籍。可我想都没想,一拳上去,打在为首一人的脸上。那人挣扎着想站起来,我又冲过去狠狠推了他一下,他身躯撞翻一排桌椅,稀里哗啦。

知青子女回沪记

“老子在山西练过的好伐,侬晓得伐?”耍野拳,和我同年龄的男孩都打不过我。

山西那里电视播得晚,沿海地区早播了《霍元甲》,80年代中后期山西才开始播。米雪扮演的赵倩男成了每个院落男孩的女神,我们都梦想学了迷踪拳去保护美女。我那时候也蹲在地摊上偷看了几本武侠连环画,想着哪里捡到一把青釭剑,练成绝世武功,御剑而飞,成为大侠扬名立万。

于是我到处拜师学艺,依葫芦画瓢,多少也懂个皮毛。小招数练了几百遍后,我开始找伙伴们练拳,挨打多了,就学会点挨打的本事,知道怎么闪躲,琢磨怎么打,才能自己损失小对方却很痛,再融入一点武打招式。上海这顿架,他们三四人一起上,教室又窄小,我们扭打得一塌糊涂。女班长迅速通知了班主任,我们几人都被叫到年级组办公室。

2个小时后,我被开除了,其他几个上海籍学生留校察看。

我心里当然也挣扎过——我回上海,好多人为此努力,我认识的不认识的亲友、前辈、叔叔阿姨们,对不起,我没有守住。我想我不适合这座城市,还是回老家比较好。我这么想着,我拿着书包,一步步走向年级组大门,看着那个季风的中午第一次走入的校门,觉得告别却来得好突然。

就在我走过年级组大门的时候,门把手自己旋转了,门开了。

门口都是我的朋友们。

有朱老师和张老师,也有语文老师李明英,还有地理老师,小伟和其他同学们则站在老师身后。小伟狡黠地笑着。

奶奶、姑姑、外婆和二舅也来了,他们要把我带回去。上海人自有上海人的解决方式,不动手,既然要讲讲清楚,那么我们就讲讲清楚。

李老师把作文的事情说了一遍,大家就清晰了。小伟说那几个人挨打是活该,本来就是班里一霸,另外有几个总被霸凌的学生的家长闻讯,也赶到学校作证——因那些家长也交了赞助费,校方也不愿意此事闹大,最后终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受了一个警告处分,那几个学生分批转校走了。

校霸被铲除,我有惊无险地度过1989年春节。

同学们纷纷向我道歉。后来李老师也要求大家试着讲真话,写出心里的梦想。好多同学重写了《理想》。这下精彩了,有人说要去做摄影师,走遍天下;有人想做模特,每天穿好看衣裳;有人说想做影星拍电影,有人想当西餐大厨成天吃,有人想任科技部部长造火箭,还有人要做海洋环保志愿者去捡玻璃瓶子塑料袋。

统统都不是大人们认可的“理想”,可那些都是真实的梦想。

大家似乎也对写作忽然有了兴趣,很多人得了5分左右的高分。原来,真情实感胜过一切套路,我的随笔本子在班上疯传,很多同学借去看,回家以后家长们又看。大家在正文空隙处竞相留言。

留言越写越多,读者名单越留越长,写到空隙都写不下。有个家长,干脆在《理想》那篇文章下面贴了一张便笺,写道:

“每个人都有权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道,我们的责任是托起你们。

祝福你,勇敢的孩子,你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勇敢走下去。我们都支持你。不要怕。”

我那时候才明白,上海真是一个伟大的舞台,因为她拥有伟大的个性,拥有这种学习认知能力的根基。

7

我和小伟同桌7年,从未被拆开,直至1995年高考前夕,小伟突发脑瘤不治离世。为怀念好友,我放弃报考化学专业,报读工业自动化,替小伟圆梦——《理想》那个命题,小伟写的就是想成为一名工程师,研发机器人,当时分数不高,并没有全班朗读。

但这个理想我是知道的。

1995年高考,我在化学失利的情况下,英语稳定发挥,获得139分,保住一本志愿。

考入大学后的23年,我每年都会在春节年初六前后去朱老师家中探望。朱老师在2008年、2012年分别患心肌梗塞,急救住院,我均陪伴在旁,想来也算是十分幸运。

2008年春的那场大病是很凶险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朱老师苍老的手颤抖着握住我,身边是亲人、学生。他眼中神采依旧,饱含着七色的光华。

我知道他在无声嘱咐我,孩子你莫怕,有老师在。

回想过去的30年。1990年,爷爷服刑期满,父母也回到上海,我们一家人在上海团聚。

2002年,我个人出资18万,帮助父母在上海买房。外婆糖尿病、爷爷老年痴呆症均在新宅安度晚年,直至2008年两位老人分别去世,爷爷得年89岁。

2014年,我自己的公司在国内A股借壳上市,两年后与日本科研团队合作引入高性能锂电池和电动整车项目,重拾工业自动化专业,进军智能制造行业。

我想,我终于圆了小伟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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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纯真年代》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