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对岸的纽约,如此闪耀

2019-02-03 16:06:23
2019.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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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为研究的关系,过去几年,我曾在美国的华人社区深度接触过数以千计的底层华裔移民,听他们给我讲述了五花八门的偷渡经历。 从2010年的夏天,跟随蛇头离开了家乡,到2011新年伊始, 故事的主人公终于抵达了彼岸。

村里的媒婆说,她去美国是做餐馆老板娘的命

我走的那天有点毛毛雨,可当时墨西哥城本是旱季,本不该下雨。

大家刚到达的那段日子,基本上天天都有一场倾盆大雨,那也是大家关系最糟糕的一段时候。等到进入11月,拨云见日,秋高气爽,整个城市也都进入了节日季——虽然被关在房间里无缘与会,但空气中弥漫的欢乐气氛,还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充满愉悦。

小宁走后,是我整个偷渡行程中最开心的一段时间。每隔几天,墨西哥小弟会去超市给我们买一堆鸡蛋蔬菜水果肉,有些名字我们也都叫不出来。混久了,我们也会比划着告诉他们我们要什么不要什么,有的时候自己做了菜还会请他一块来吃。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做饭,或者说是,喜欢上了做饭的人。

虽然出国打餐馆是最常听到的出路,但从小我和哥哥都没怎么学过做饭。我们没心思学,我妈也不上心教。直到我临走前的几个月,我妈才试图让我临阵磨枪——这还是我表叔告诉她,我哥因为啥都不会,刚去只能做工资最低的捡菜工,她才因此有了危机感,觉得我过去了起码得从切菜工或者帮厨做起。

可一直到走之前,我做的西红柿炒蛋也就只有自己能勉强吃下去。

好在刚到墨西哥头几个月,大家都没什么下厨的心思。人一多,工作分配就很难,每天谁洗碗谁擦桌子,都要争斗一番。随着赵哥和小宁先后离开,我们剩下的3个人反倒容易相处了,分工也固定了:王姐主厨掌勺,我帮厨切菜,老陈打杂洗碗。

其实老陈显然比我更适合帮厨,但王姐为了“提拔”、“帮助”我,愣是把老陈支开做杂活去了,老陈倒也没什么意见。

慢慢的,生活竟然有了一丝恬适的意味。我和王姐就好像一步迈入了同居情侣的生活,一起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忙完了就窝在沙发上刷剧,偶尔一起洗菜做饭,也会聊聊以前的事情。

王姐告诉我,她家里姐弟6个,她排老三。爷爷奶奶传统观念极强,叔伯们都有儿子,偏偏她母亲“不争气”。80年代中期,村里刚开始搞土地承包,分到的田地多寡也是男女有别的,家里没男丁,不仅会被亲友瞧不起,分家也会处于劣势,“连以后扳本的机会都没有了”。

当时他们村里的计生政策是,如果第一胎是女孩,那么3年后可以再生一个,生完就要结扎。王姐母亲二胎生下来又是个女孩,她父亲连夜将她母亲从病床上推下来,连刚生下的二女儿都没管。后来,她母亲在隔壁县的舅妈家躲到了第三个月,才再次见到了被亲戚偷送过来的二女儿,那时候,王姐已经在她母亲的肚子里了。

此后很多年,王姐一家人东躲西藏,几个女儿都曾先后被送出去寄养、甚至过继到亲戚家,王姐最长有近一年时间没有见过自己父母。而因为一直是“黑户”,她直到9岁才托关系找了一间小学“借读”。1999年,已经跑到广东湛江的王姐父母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在给儿子上户口的时候,才给其他5个女儿也上了户口。

因为童年经历坎坷,王姐独立生活的能力极强,很会察言观色。她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能烧得一手好菜,早年村里还有媒婆说,王姐是去美国做餐馆老板娘的命,谁娶了她生意就成功了一半了。

听罢,我也深以为然。

天气凉爽后,我们常去后院休憩,搬把椅子,在门廊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听外面人过节的声音。不需要考虑未来,也不受过去的束缚,就这样一天又一天。

那甜蜜的蛋酒和生活,总有结束的一天

元旦那天,久未露面的墨镜哥来了,还带来了一种叫“蛋酒”的饮料,说是这里只有过节期间才有的卖。我尝了尝,很甜,像是桂花酒酿冲蛋。

觥筹交错间,墨镜哥突然跟我说:“阿俊,车票已经给你买了,过几天就去美国。”

“幸福”来得太突然,我一时不知怎么接。倒是王姐反应快,举起酒杯就说:“那真得庆祝一下了,阿俊,喝!”然后一仰头干了一杯。

我还是有点懵,王姐又说:“还不赶紧敬大哥一杯?”我这才端起酒杯,低头、双手高举过顶,和墨镜哥碰了一杯。转身,我和王姐也喝了一杯,喝这杯酒时,我眼睛根本没有离开过王姐,心中五味杂陈,可她似乎总在回避我的目光。我又和老陈喝了一杯,三杯酒下肚,很快就有了醉意。

大家又聊了好久,不外乎就是预祝在美国发大财之类的吉利话。还说现在美国中餐馆开的比麦当劳还多,找工作肯定不成问题,只要勤劳肯干,赚钱是肯定的。

前后吃了两个多小时,墨镜哥起身要走,我一路送到门口。临走,他趁着酒劲开我玩笑:“走之前,把该做的事做了。”然后嘴巴朝着正在收拾桌子的王姐努了努,我尴尬得脸上直发烫。

关了门后,我赶忙去收拾碗筷,老陈贪杯又不胜酒力,打碎了一个盘子,回偏厅休息了。回头看王姐,她还在厨房忙碌,我接手开始洗脏碗。我没敢多看她,只听她叹了一口气,洗了洗手,转身出去了。

我洗碗洗得有些慌,想赶紧洗完,又想永远洗不完。墨镜哥的意思我懂,但我心里毫无准备,这样每天开开心心看电视吃饭过日子,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大家都还要工作,还有天文数字的债务要还。我不知道王姐借了多少,我是全家七八个亲朋好友好不容易凑来了6万5千美元。如今,这些钱静静地躺在我妈的户头上,等着我一入境美国,就要打给蛇头。

洗完碗走出来,王姐正在看电视,看我出来,便招招手让我坐过去。过了好久,才开口说:“我累了,酒有点上头,去睡了,明天帮你收拾东西吧,你看你卧室乱的跟狗窝一样。”

我讪讪地笑了笑,看着她站起身,略带摇晃地回了卧室。门关上的那一刻,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样的心情。

但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晚蛋酒的味道。

再次喝到蛋酒,已经是2014年的圣诞节前夕。我开始准备筹划办身份,便四处和人打听该做什么准备。

“你去了教会没有?”一个刚刚受洗的老乡问我,我说没。“那你还不赶紧?你不去满一个月、拿不到教会证明,律师楼就算收齐了这些材料也不会给你处理的,因为你很可能会两手空空去移民局问话。”

我一听就急了,匆匆忙忙也没有多问,就找老板请了假,打算周末去找个教会投奔。可一出门就傻了:打开地图软件,这么一个几千人的小村子,周围居然有20多家教堂: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形形色色,我不知道该去哪个,最后决定步行去最近的那个。

到的时候,一群白人正在教堂后面搞圣诞聚餐。我“像一个迷路羔羊般”的出现,让他们既意外又欢喜,都激动地来跟我握手,叽里咕噜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英语,我猜大都是些欢迎的话吧。

几个胖墩墩的女教友塞给我一个盘子,里面摆满了糖霜包裹着的饼干,然后又引着我去一个自助领餐的大桌子,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家常菜肴。最后在拿饮料的地方发现了这个黏糊糊的老朋友:蛋酒。

“蛋酒……只有……圣诞。”一个很热心的教友向我解释。我笑着点点头,开心地和“新朋友们”碰杯,嘴里不停地重复:“Thank you.”

那天,我记住了这个蛋酒的牌子,晚上去超市买了一瓶,回到住处一个人打开,喝着喝着就醉了。

朦胧中,2011年的记忆就扑面而来。

走出这个关了我四个多月的房子,我要一个人上路了

第二天一早,我还带着前一日的宿醉。

“起来了吗?”外面传来王姐的声音,“我做个扁肉燕,刷了牙过来吃,我去给你收拾东西”。

“真的?!”我一时不敢相信。扁肉燕是我们那里的特色小吃,我知道前阵子王姐托墨西哥小弟帮忙买了面粉,想不到今天竟然就吃到了扁肉燕。

箭步蹦到桌前,老陈已经吃完了,连连称赞王姐手艺好,说吃到了家乡味。

等我吃完两大碗,王姐还在帮我收拾东西,我插不上手,就在一旁看着她麻利地把我的衣服全部摊开、折好、塞进包里。我都不知道自己那个小背包能塞这么多东西。

“大件的牛仔裤和外套在最下面,常换洗的内衣裤在上面,药在外面的兜儿,钱夹在外套里面口袋……”她飞速跟我解释,“这几天多休息吧,接下来应该会很辛苦吧。”

我坐到床边,看着收拾好的行囊,有点发木:我就要去一个人美国了?

晚上墨镜哥又来了,一进门,看看我,看看王姐,使了个眼色,我回避了,他一边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一边呵呵呵地路过。我们在我的卧室坐下,关上门。

“明天坐大巴,去蒙特雷。”(Monterrey,墨西哥第三大城市,位于墨西哥东北部,与美国特克萨斯州相接

我没有说话,他继续说:“你坐在后面,周围有人照应,但我们不会告诉你是谁,你自己也别想着去找,反正有事情他们会处理。

“路上时不时会有查岗的,查证件的。你没有,但别慌,照应的人会去打点的。但只要看到车没有在服务区停下来,你就去‘上厕所’,那里有暗门通到下面的行李厢,在那里躲好,等到了下一个服务区再出来。

“到了蒙特雷,会有人接应。你会在另一个房子待一阵,他们说不会久,最多就三四天,你们就会出发去边境。”

“去德州吗?”我怯生生地问。

“对,德州。我们从河那里过去,应该是晚上,看他们准备情况,要么是皮划艇,要么是游泳圈,或者是大轮胎。会游泳么?”

“会。”

终于到了要游泳的时候了,我都感觉到肾上腺素正在喷射进我的血液。

“过河就是一路走,Coyote(土狼)会带着你们,跟紧了,他不会说中文,甚至不见得会回头看你,别走丢了。他会带你去指定的地方。”

“过河需要多久?”我问。

“20分钟吧。”

“深吗?”

“看安排,有的地方浅的能淌水过去。”

“深的呢?”

“你有船怕什么?”

“好。”

“那我走了,一路平安。”

“谢谢哥。”

我又送他到了门口,看他消失在夜色中。

关上门,回到客厅,老陈和王姐都还在自己的房间。一股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席卷了我,马上又要踏上未知的凶险前程,我腿肚子不自觉地颤抖起来。我走到王姐卧室的门口,呆立良久,终究还是没有敲门,回了自己房间,往床上一扑,不争气地哭了起来。

这一晚我翻来覆去,4点多才睡着,6点就醒了。走出卧室迎面碰到王姐,她似乎也很疲倦,连打着哈欠。我正要和她打招呼,她突然走上前抱住了我,我毫无准备,举着双手不知道往哪里放。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松开了,绕开我往洗手间走去。

餐桌上放着王姐刚做好的扁肉燕,我又囫囵吞了一碗。往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忘记王姐的扁肉燕的味道。

门口响起脚步声,我猜是墨镜哥来了,赶紧去开门。

“东西收好了没?”墨镜哥劈面就问。

“收好了。”

“那就走吧。”

这时候老陈也迷迷瞪瞪地进了客厅:“阿俊路上小心啊。”

“知道了。”我头也不回地说。

“那……我们美国见?”王姐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纽约见,怡东楼!”(怡东楼,纽约唐人街著名的福州人聚点)我定了定神,回头斩钉截铁地对她说。

“走吧!”墨镜哥催促道,我扛起包,迎着朝阳,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关了我4个多月的小房子。

躲在大巴车的行李仓,听大家呼喊着“America”

墨西哥城还没从昨夜的梦中醒来,大概十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一个标识很不明显的大巴站点。

墨镜哥从副驾驶位转过身来,伸手递给我车票,问我:“说的都还记得吧?”我点点头。他空着的手摆出握手的姿势,我赶紧伸过去握住。

“那祝你好运了。”

车站挤满了身材矮小的墨西哥人,不少人都单手抓着他们的大帽子,在一片无序中急着上车。但真进了人群才发现,想上车还不太容易。我的小身板挤了没一会儿,就看着身边敦实的墨西哥人一个个挤到我前面,而我自己反倒马上要被挤出人群了。

我高举着票大喊:“Here!Here!Amigo!”这才引起了检票员的注意,不知道他跟迎上来的墨西哥人说了什么,大家就都很不情愿地给我让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我侧着身子挤了过去,来到检票员面前。

“America?”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没反应过来,他已经从我手上扯过了票,推着我肩膀让我上了车。检票员回头跟其他人不知道说笑了什么,周围人发出了欢快的声音,我听不懂,只听懂一个词:“America!”

很快,车上就放起了欢快的墨西哥舞曲,时不时还有人跟着大声哼唱,偶尔会打个呼哨。过了一会儿,一个背着吉他的年轻人直接站在椅子上弹了起来,车厢里掌声如雷,大呼小叫,我就像置身一个小型演唱会现场。

车发动了,歌手回到位子,只剩下舞曲继续从前面的喇叭中传来。在有节奏的音乐伴奏下,加上城区路段还算平整,车开得又快又稳,一夜没睡的我抱着包,很快就睡着了。

睡睡醒醒,大概过了午后,几个颠簸忽然把我脑袋狠狠砸在前排的椅子上。我起身四处张望了一番,又蜷回座位上。没一会儿,车速就慢了下来,车后传来一阵阵警笛声。我抱起包马上站了起来,四处找厕所。这时候,忽然有个人拉住我衣服,把我带到最后一排,他把座位上的人轰起来,不知道扳了什么地方,椅背就倒下了,后面是一个黑乎乎的方洞,那人用手一指,意思是让我进去。

我正琢磨着怎么爬过去,他就一把扯过我的包,直接把我推到了洞口。我猫着腰、把脑袋探进去看,原来这里直连着车厢下方的行李仓,那人又在后面推我,我赶紧跳进行李仓里,胳膊重重地砸在车底部。上面的光线马上就消失了,车也停了下来。

我小心翼翼地爬起来,头顶上的车厢很快嘈杂起来,喇叭关了,有人的呵斥声,还有几个人穿着皮鞋的脚步声,沿着过道一路慢慢走向车尾,声音很大,到车尾的时候,有密集的交谈,声音忽大忽小,叽里咕噜说了半天,那些脚步声便折返回去了。

前面又传来发动机启动的声音。上面的人似乎忘记了我,当然我也不想再上去了,省得又有人检查,我还得下来。

但很快我就发现,留在行李仓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这里没有座椅,也没有把手,在黑暗中根本坐不稳,车子开动以后我在下面打了几个翻,几次撞在其他人的行李上。我四处乱抓,好不容易摸到一个支架,试图牢牢抓住,但支架并不好握,车一颠簸就会被震到脱手。不得已,我只好把胳膊穿过支架,扭回来勾着,这才算人车合一了。

黑暗让旅程显得无比漫长。不知道过了多久,车终于停了,我也被撞得晕头转向。等司机打开行李仓,我才看到外面微弱的光——太阳已经快要下山,只有地平线还有点昏黄。

我手脚并用地往出爬,快爬出来时发现没有拿包,又挣扎着爬回去找,拿着包爬出了车,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看到自己衬衫的右臂到腋窝下,被撕出一条一条的口子来,胳膊上多处破皮出血,牛仔裤勾破了好几个洞,腿上也都是深深浅浅的伤口。脸上似乎也撞青了好几处,摸着很疼。

这时候有人伸了一只手到我面前。四周很暗,我看不清,但还是两手抓着他,腿拼命在地上蹬着,勉强站起。那人拎着我的包,另一只手指着不远处的一辆小轿车,示意我过去。我一步一蹒跚地走着,他似乎不耐烦了,半推半扯地把我带到车前,我费了好大劲才蹭上了车。

等车开了起来,经过了一个指示牌,我认出了前三个字母:MON。

我到蒙特雷了。

跟着Coyote,在贫民窟里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临走前,当墨镜哥第一次给我提起“土狼”的时候,我并没有任何反应。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也不太关心,只是大概猜测这是一个代号或绰号,形容的是那个在蒙特雷接应我的人。

等坐在轿车里,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个“土狼”,我很快就发觉他身上有一股和墨镜哥不同的气质。墨镜哥给人一种阴翳的感觉,正常人的外表下有着江湖人的狠辣劲,但平时不轻易显露出来;而土狼则不同,光是扫人一眼就仿佛砍人一刀,每次他和我说话,我都忍不住哆嗦。

待多年后知道这名字的来历,我才明白:蛇头、土狼,或许各自就该是这个形象。(土狼,Coyote,专指美墨边境以非法偷渡中美洲移民为业的“人口走私者”。

车在黑暗中行驶,也没有路灯,我除了远近的影影绰绰,什么都看不见。夜越来越沉,两个多小时后,车子停下了。土狼仍旧一句话也不说,带着我进了一个外表看来十分破败的小房子。

果然如墨镜哥所说,离开墨西哥城之后就没有更好的住宿了。小房子里面似乎把所有房间的墙壁都打通了一般,只留了洗手间和厨房,地板上都是打地铺的人。走在地板上吱嘎直响,我得很小心才不会踩到其他人。土狼和某人打了个招呼,马上就有一个中国人面孔的人走到我们跟前,土狼又说了几句,那人就告诉我他是土狼的哥们,听说我受伤了,让我去洗手间清理一下。

我听了以后非常感激,从包里拿出换洗的衣物,准备去洗澡。但想了想还是不放心,便拖着包进了洗手间,拧开莲蓬头,等待水变热。

等了好一会儿,水还是冰冷的。我只得咬咬牙走到莲蓬头下,冷水浇打在伤口上生疼,我小心地把伤口上灰尘、凝结的血痕都慢慢洗去。还好伤口都不深——眼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能期望出发前拜的菩萨祖宗显灵了。

哆哆嗦嗦地换好衣服出去,那个中国人给我拿了膏药,让我搽在伤口,又贴了创口贴。过了会儿,又塞给我一床被子一床毯子,指了屋里一个空着的地方,让我有事再找他,先打个地铺睡觉去吧。

房间的灯非常昏暗,仔细看了一圈,不大的房间里竟横七竖八地睡了至少20个人。很快,伤痛、疲倦、饥饿一起涌上来,我扛不住,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就有人吆喝我们起床,我看着周围人都在收拾被褥,我也赶紧把毯子被子卷起来,放屁股下面。在这里,似乎大家唯一能做的,也只有等待。我木然地看着周围的人,昨天那个中国人不知去哪里了,屋子里除我之外,也再没有中国人面孔了。

大家似乎都没那么紧张,三五成群地围坐着聊天,时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可能这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吧,听墨镜哥说,他们也像候鸟一样迁徙,钱花完了,就北上去美国打几年工;赚够了,再南下回墨西哥享几年福。甚至如候鸟一般,在美国忙完了秋收就回来过亡灵节,等春季再返回北边的农场做工。

等到了饭点,会有人发一些墨西哥卷之类的东西,或者豆子煮的糊糊,配上大把的玉米饼。我实在没有胃口,但又害怕过几天的行程会更消耗体力,于是就拿了几个玉米饼,慢慢地干啃着,味如嚼蜡。

这房子也有个后院,白天,几个大妈会在院子里用搓衣板洗被褥,院子里晾满了各类床上用品。当然,我们还是不能出去的。

当天下午,就有三四个人背上包走了,不知道是转移地点还是直接去美国,其他人发出一阵稀稀拉拉的欢呼,似乎是在鼓励他们。离开的人中间有一个还很酷地举手在额前摆出敬礼的姿势,再有力地把手挥出去。不管是走的还是留的,看起来都是轻松洒脱的样子。等天黑下来,又有几个人加入我们,和我昨天一样,洗澡、拿铺盖、一躺,又过了一天。

到了第三天,走的人就更多。午饭后来了一个颇有威严的墨西哥人,不过他那严肃的脸和身高实在不相称。小矮子态度冷峻地对着人群一阵指点,叫了十几个人的名字,手指往后一指,显然是叫他们跟他走。被叫到的都很兴奋,拎起包就往外走,拥挤的房间顿时空了一大半,有几个工作人员样貌的人就忙着收拾起来。

我不禁又多了些期待和憧憬,有种“准备千日,用在一时”的感觉。那天晚上没有人来,比平时安静了很多,我满心希望自己第二天就能走,早早进入了梦乡。

但让人失望的是,第二天并没有人安排我们离开,倒是新来了几个。我有点郁闷,又早早睡去,虽然地板硬邦邦的,但实在是无聊得让人只想睡觉。这样又过了两天,小屋里的人又渐渐恢复到我刚来时的规模。

这天下午,那个威严的小矮子又来了。大家纷纷安静下来,抬起头望着他,等着他喊名字。他一个个喊,就有人举手。喊到一个“胡安”(Juan),却没人应,反复喊了四五遍,还是没人应。他突然朝我走过来,似乎认真捋了捋舌头,又问了一遍:“hun?”我这才意识到他是在叫我。我赶紧点点头,说Yes,他这才满意地笑了起来,露出一口黄黑的牙齿,冲我连连说OK。

我们一行10人扛起背包,鱼贯走出门外。小屋外有辆皮卡车,我们爬上车斗,坐在左右两侧的木条上。为了坐稳,大家都抓着车斗侧面。车开动起来,一路颠簸,在高高低低的土丘上下穿行。

那一刻,我吓尿了裤子,整个人都被恐惧击倒了

车行大概一两个小时,一路无语,夜色渐渐降临。

我们在一个荒芜的枯树下停了下来,静听有流水声,我们到达的,应该就是格兰德河(Rio Grande)的某处了。

小心翼翼地下了车,每个人都偷偷摸摸的,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一个女人走路动静大了一点,小矮子就走过去踹了她几脚,随手又是几巴掌,打得她抱着腿倒在地上,结果又摔出声音来,小矮子又转身上去补了两脚在她背上。

所有人都对此漠然视之,仿佛这都天经地义的——那个女人会害我们全被发现,活该被打——女人不敢呻吟,就躺在地上抽搐着,似乎在哭。

又走了一会儿,小矮子和司机从旁边的灌木丛拖出一个皮划艇,里面有一大捆绳子。他们将绳子一头系在河边的树上,树干上全是被绳子磨出的痕迹。司机是一个瘦小的汉子,拿着绳子的另一头捆在腰上。我们跟着他往前走,水流声越变越大,一条河出现在我们面前,河面并不算宽,一眼可以望到对岸,深浅不知。

只见司机把衣服脱得只剩内裤,缓缓走进水里,然后开始游起来。他划水声音不大,很快就被水流的哗哗声淹没。借着依稀的月光,他的身影在水里若隐若现,只有不断朝着河那里移动的绳子告诉我们他还在向对岸进发。

过了一会儿,司机从水中爬了出来上了对岸。他整个人匍匐着,远看应该是在听周围动静,我们都不敢出声,伏着身子屏气凝神。又过了一会儿,司机猫着身子站起来,快速跑向对岸的一棵树,把绳子拴在树上,绳子很快被从河中拉起,悬在河面上。

小矮子警觉地看了看四周,马上指挥其他人扛着皮划艇过来,然后丢在河岸。小矮子和一个壮汉先上了船,抓住了绳子,再指挥所有人一起把船推入河中。我们都踏入了河中,水淹过了小腿,有两个人在水中扶住了船,其他人开始往船上爬,先上去的再回头拉后面的人。我是倒数第四个上船的,上来以后也赶紧抓住绳子。

待所有人都进了船,小矮子就比划了一下“攀绳过河”的方案,我们就两手交替、非常有默契地拖着船一点点地向对岸靠拢。一群人在顺势而下的水流面前还是有些无力,我的手掌很快就磨破了。半夜河面风很大,气温也低,裤腿湿了被吹得很不好受,被风卷起的浪花拍着脸,但不能有一点松懈。

船渐渐靠了岸,司机又跑进水来拉船上岸,陆续有人跳下去,把船往岸上拖,看上去他们都很有经验的样子。我也跳下船,但一下踩进一个水面下的沙坑,整个人摔到水滩上。并没人扶我,我自己闭着眼睛往岸上爬,包拱在背上。船扔在河边,其他人开始换掉湿漉漉的外裤,我也赶紧学着大家,把包里没有湿的衣物换上。被丢弃的衣物直接抛进水里,鞋袜虽然也是湿的,但也没有办法。

我们很快就离开了河边的灌木丛。岸上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但那里并没有接应我们的车。灌木长满了钩刺,连上面结的果实都是小针球一样。在公路边等了几十秒,确认往来没有车辆之后,司机手一挥,我们就从灌木丛中奔出,拔腿就往公路对面跑。

公路对面是一片开阔的荒草地,其实更像是戈壁滩,地上都是硌脚的砂石,大大小小的岩石散落在东一丛西一丛的低矮灌木中间。也有稍微高大一点的树木,但目测高度不超过4米。换言之,这里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遮挡的东西。

不被发现的办法就是迅速通过。司机在前面飞奔,我们就紧紧跟在后面。多年的锻炼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感觉跑了一公里,我还是可以保持相对平稳的速度跟在队伍中间。队伍慢慢拉长,到后来,我的前面只有司机和一个跑起来姿势挺滑稽的墨西哥人了。月亮的微光让每个人都只是轮廓。我大脑里则是一片空白。

我们沿着戈壁滩往前跑的时候,右侧一直可以隐约看到一条公路,我们离公路并不远,保持着有车通过一定能看到的距离。

跑进一块乔木较多的地方,司机示意大家停下休息,往树丛中一指,两个墨西哥同伴就神奇地翻出两桶纯净水来。我顾不上诧异,几乎是匍匐着,大口捧着同伴们倒出的水,直到喝饱了肚子往旁边一滚,打嗝都会喷出水来。有准备的人还自带空可乐瓶,装得满满的提在手上。

没几分钟,司机就起身指示两个人把水桶放回去,又拿出条围巾让他们在水桶上打了个结,然后示意大家继续走。可刚走出树下没几步,司机就突然折返,并低声吆喝大家赶快退回。我这才看到远远的天空上有一闪一闪的红蓝点,隐约听到直升机发出的轰鸣声。

我们退回树丛中,每个人都在找能遮蔽的东西挡住身影,我和一开始被打的那个女人挤在一起。轰鸣声越来越近,探照灯对着地面漫无目的地扫着,所过之处亮如白昼,几次扫过我们头顶,头顶的树冠仿佛燃烧着一团白火。

很快直升机就飞过我们,沿河岸一路飞远了。

看到曼哈顿,就真的抵达了吗

我们继续等了几分钟,确定直升机没有回头的迹象,才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回过神来,我才发现自己刚才居然吓得尿了裤子,好在晚上也没人看得到。我直起来后腿哆嗦了好一会儿,都无法平复心中的恐惧。小时候听过的各种偷渡死在路上的故事突然涌上来,我被恐惧整个击垮了,双膝一软就跪了下来。

我觉得非常害怕,觉得前面就是刀山火海,就像他们以前说的,随便路过一辆载满红脖子民兵的车就会对我们疯狂扫射……

突然有水从我头上淋下,把我浇了一个透心凉。我抬头看,是小矮子。

“Move,go!”他声音很低,但非常凶。

我只得爬起来,往前蹭着。

“Faster!”他又命令我。

我强迫自己小跑起来,努力追上队伍。

我们爬过一个很缓的土坡,快接近坡顶的时候,司机举起手,示意大家都停下。所有人都立刻蹲进旁边草丛中,有人大口喘气,我身边一个男人直接躺平了,小声地咳嗽。司机慢慢的爬上坡,招手我们跟上。前面像是庄园或者农场,实在是太宽阔了,除了有栅栏以外,从地貌上和我们刚才走的地方完全一样。

远处有几栋房子,小矮子走过来,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把剪刀,几下就在农场外围的铁丝网上剪开一个口子,大家一个个从口子那里爬进去,小矮子再把铁丝网拉回原样。

我们从农场边缘穿过,再从另一侧边缘爬出去,直到走到一条双向两车道的乡间公路上,我们背后突然就亮起了车灯——接我们的车就停在那里!

大家纷纷挤上车,司机和小矮子却没有跟我们一起,车不太大,所有人挤在里面,连门都要关不上了。

车开了没多久,就在一个看起来像是工业区仓库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被赶进一个仓库,我则被单独隔到一边。新的土狼接手了我们,把仓库门一关,开始打电话,然后依次喊名字,叫到名字的就接过电话,和电话那头的人说几句。

终于,土狼把电话递给了我,电话那头是一个说福州话的男人:“你是不是林思俊?”

“我是。”

“你现在到了美国你知道的啰?”

“嗯,路上有看到美国国旗。”

“你现在在那里等着,我天亮就来接你。”

“好。”

电话挂断,土狼转身走了。

看!纽约曼哈顿的天际线

我累得不行,身心俱疲,靠着墙坐着就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仓库门开了,有人激动地站了起来,朝来的人走去。土狼也走上前去,核对了双方的情况后,和来的人握了手,对方就把人带走了。

走了四五个人之后,又有人敲门,这次进来了一个中国人,用福州话和我打招呼。我看他年纪,马上亲切地喊他叔叔,他说他只是接应我的司机。司机和土狼用蹩脚的英语说了几句,就招呼我跟他走。

我走出来,外面已大亮——这的确是一个破败的工业区,举目望去,工厂似乎都处于停产状态。我问了司机好几个问题,但他并没有理我,只说要我上车。我刚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他就要我立刻扣上安全带,说在美国这个抓得很厉害,别为这小事情搞砸了全部。我嘴里连连称谢。

车很快就上了高速,行驶在司机口里的“德州大农村”,一眼望去,确实什么都没有,全是暗红色黄色的戈壁滩,稀稀拉拉长满了那些惹人厌的灌木丛。我不言语,司机也不多话,我们就这么一路开进了圣安东尼奥。

司机在一个漂亮的洋房面前停了下来,把车开进房子旁的车库,带着我下车,从车库里面的门直接进了内室。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了,大家都在用福州话聊天,全都是才从墨西哥过来的同伴们。我很高兴,上前去热情地和其他人打招呼聊天,夸大几十倍地吹嘘自己昨天的惊险,当然,其他人的故事也都大同小异。其中有一个,说自己和队伍走散了,独自在荒野中走到一个叫“胡狼顿”的地方,才被蛇头找到的。

我终于可以好好洗个热水澡了,刚洗完,房子里管事的就让我打家里电话。

“哪个?是俊仔嘛?”妈妈的声音异常激动。

“是啊!是我!”我激动地回应。

“是俊仔!”我妈似乎是在回应我爸的询问。

“到哪了?”我爸的声音远远传来。

“在美国了。”我回应道。

我话音刚落,电话一下就被抢了过去,管事小哥对着话筒说:“人到了,明天一早会有人给你们账号,你们赶紧把钱打到账上,我们就安排他去纽约。”

他把电话塞回给我,被他这么一打断,刚才的情绪全无,我突然不知道该和我妈说什么了。

“瘦了没有?”我妈问。

“应该还好,大部分时间都在屋里吃东西。”

“衣服还有吗?”

“大部分都丢掉了。”

“去纽约让你哥给你买,我让他请假去纽约接你。”

“好。”

“习惯吗?”

“我才刚来……你早点睡吧,我到了纽约再找你。”

乐观和轻松的情绪继续洋溢在房间的每个角落,大家一边打牌一边聊着有的没的,互相打听着老家和未来的计划。到了晚上,小哥从中国城叫了外卖,是一些酸酸甜甜味道奇怪的中国菜,名字也很奇怪,芥蓝牛、左宗棠鸡什么的——当时我完全想不到,接下来几年,我的工作就是在美国制作这类垃圾食品。

晚上,我沉沉地睡了,睡了好久。

第二天,管事小哥跟我说钱已经到账了,他们给我买了后天去纽约的大巴车票,路上要开两天,给了我200块美元,让我自己在路上买吃的。

等到那明媚的一天到来,我把自己剩下仅有的好衣服穿上,背着那个破破烂烂的背包,和大家一一道别。接我去大巴站的还是同一个司机,上了大巴后,我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希望能够有机会可以饱览沿途的风景。

但我失望了,沿途的风景之单调,让我误以为自己根本没有移动。这趟车中间在达拉斯、孟菲斯、哥伦布的大巴站各转一次,每次转车都要等差不多一小时。越往北天气越冷,离开孟菲斯之后就连续遇到大雪,车内暖气倒是很舒服,但换乘的时候还是让我这个南方人冻得怀疑人生。

不过越冷,我就觉得离纽约越近。终于,在进入新泽西州不久,我终于看到了通向纽约的路牌。开到一个隧道口,车速突然慢了下来,密密麻麻的车要穿过这里。但也正是在这个隧道,我看到了纽约曼哈顿的天际线,相比于此岸新泽西的昏黄路灯,对面是如此明亮,璀璨生辉。

我的心里满含着希冀,只觉得一切都会更好。

车驶过隧道,在一个叫做港务局的地方停下来,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终点。

刚下车,我就看到哥哥在路旁等我,我几乎是尖叫着扑向他,口中呵着白雾,反倒没觉得冷。倒是他,赶紧拖我走到室内,然后一边回应着我各种奇怪的问题一边带我去打出租车。

我们坐在车里,穿行在光怪陆离的曼哈顿街头。哥哥带我去一个叫做老海军的地方买羽绒衣、内衣内裤、线衫秋裤。衣服都不贵,感觉价钱和国内本土的牌子差不多,但却全是国际品牌。哥哥吐槽说如果我早一个月来,估计能用一半的价钱买下来,而且搞不好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福建产的。我听了吐了吐舌头,觉得很不可思议。

离开商店,又打了一辆车,开到另一条河对面的布鲁克林,去了一个亲戚家,哥哥说大家专门为我准备了家宴招待。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快夜里11点,但居然大家都是才下班没多久,我又问哥哥:“大家一天工作要干多久?”

“13小时。”他说的时候,神色如常。

我在纽约并没有停留多久,就又辗转去了肯塔基的一家中餐厅打工,一待就是5年多。

2016年的夏天,为了办身份方便,我决定回纽约工作。因为这里餐馆工的工资比外州低将近1000美金,开支却又要大得多,我在朋友的建议下跳槽去了美容院,做了一名男技师。因为手劲大,我还学了按摩,终于让我在这个新行业站住了脚。

我去了布鲁克林的一家中国人教堂。但因为周末店里非常忙碌而无法保证参加聚会和礼拜。不得已,只能花钱买通了执事,让他在点到的花名册上给我记上名字,好让我不至于因为缺勤办不到教会证明。

我终于排到移民局的问话,结果却并不顺利。

那天,律师楼给我安排了一个翻译,陪我一起去移民局出庭。此前都准备得好好的,可一面对移民官,我一下就紧张了,移民官的问题无非就是,“当时是怎么来的?”——也就是偷渡过程,以及“为什么要来美国?”——都是律师楼安排好的答案,我却回答得结结巴巴。

“大哥,你说你去年来的美国,当着移民官宣誓你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结果回答起来磕磕巴巴支支吾吾,要细节没有细节,要时间没有时间,还被她抓到几个明显的错误,你想不想要绿卡?”从移民局出来,翻译不停地翻着白眼,福州话普通话夹杂的抱怨着。

“问话的机会只有一次,两个星期后过来拿结果吧,没有通过就上移民法庭……现在知道着急了?下次再没过,就等着递解令回福州吧。”如果我通过了,她也有红包拿,眼下,她只能对我冷嘲热讽。

“像你这样的,唐人街一抓一大把,人家都没事,你在移民官面试筛糠一样什么鬼?”翻译喋喋不休,我一句话都不敢说。

身份办得不顺利,免不了被我妈一顿骂,她帮我相的一门亲事也就此告吹。

后来,移民局排出来的法官也不甚理想,律师楼问我考不考虑搬去别的州,他们可以给我办转案,阿灵顿、迈阿密、旧金山,三个法庭都可以试试,只要住到辖区内即可。

我不知道,眼下我真的累了。

写在最后的话

中国移民,特别是从福建来的非法移民,自80年代起就是美国华裔社区的人口流入主力。

坐船到公海、再趁黑漏夜靠岸抵达美国,这个方法在80年代一度十分盛行。直到1993年6月6日一艘名为“金色探险号”的运送偷渡客的船只,因为乘客哗变内乱,在纽约市皇后区的近海搁浅,10人在沉船过程中遇难,这种偷渡行为才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1]。

此事发生后,美国移民局共逮捕了262名男性、24名女性和14名未成年人,他们每人的偷渡费都高达4万美元以上。之后,联邦调查局在全球追捕背后的大蛇头“萍姐”,并最终在2000年于香港将其逮捕。2005年“萍姐”被宣判前夕,无数福建同乡在法院外聚集求情,最后,“萍姐”以走私外国人、绑架人质、洗钱和勒索判处35年徒刑,2014年死于狱中[2]。基于萍姐经历的非虚构作品《蛇头:美国梦与唐人街地下世界的传奇》[3]更是在2006年入围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非虚构大奖“J. Anthony Lukas Prize”。

但从福建来的偷渡客并没有因为海运线路的断绝而消停。相反,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化整为零,借助全球化带来的各种便利和跨国犯罪组织化水平的增进,开始像拉丁美洲偷渡客一样从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美国,或者像加勒比偷渡客一样,乘船从迈阿密进入美国。

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致使2000年美国移民局局长专程访问福建省,希望福建省政府能遏制偷渡出国的风气,双方交换情报、起诉蛇头。而在当时,偷渡费用已经升至每人平均6万美元以上。

根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4],每年有约3万中国非法移民以各种方式进入美国,其中80%来自福建。直至现在,根据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数据,美国1100万非法移民中有36万是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在所有国家排名第四。

而对于每年中国人偷渡到美国的数字,则有几种说法:一是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估计,一年有2.5万人左右;二是陈国霖教授的估计,有5万人左右;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的估计,有10万人左右。而根据中国公安部官员的估计,每年进入美国的中国偷渡者约在3至5万人之间[5]。

在这其中,已经有大量曾经的非法移民通过各种方式,在美国获得合法身份乃至最终加入美国籍,《环球时报》英文版在2016年还曾刊发过专题采访,主题即是围绕没有获得合法身份的福建偷渡客担心被遣返。[6]。

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移民和边境成为两党角力的主战场,最近更是为50亿的边境墙预算引发了史上最久的政府停摆。《凤凰周刊》的特约记者王晓枫曾于2018年上半年长时间探访美墨边境,写就专题报道《特朗普的墙》(内容详见“人间theLivings”2019年2月2日微信推送第二条)。

长久以来,来自中国的偷渡客们一直是被消音的群体:受教育水平低、缺少媒体的渠道,更不会诉说自己的故事,他们的苦难不符合中美两国中产阶级岁月静好、却又焦虑难安的口味。

而在这个连载中,主人公林思俊和我接触到的大多数这群人一样,就是这么一个有想法却没有办法的普通人。

2016年,我离开了纽约,此后便与他断了联系。至于他最后有没有成功拿到身份,我也并不知情。但在特朗普的任期里,他的未来估计不会一帆风顺。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下他的故事。

参考文献:
[1] Patrice O'Shanughnessy, The Golden Venture Tragedy: From hell at sea to the American Dream, Daily News, Jun 08,2008
[2] Corey Kilgannon and Jeffrey E. Singer, A Smuggler of Immigrants Dies in Prison, but Is Praised in Chinatow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2014
[3] Patrick Radden Keefe, The Snakehead: An Epic Tale of the Chinatown Underworld and the American Dream, Doubleday, July 21, 2009
[4]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Profile of the Unauthorized Population :United States
[5] 人民网:中国人蛇黑幕:无人不晓的“人蛇之母”,2002年5月27日
[6] Global Times,Illegal immigrants from Fujian unable to visit family due to deportation fears, Nov.1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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