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把她的狗,葬在我身边

2019-02-20 13:50:17
9.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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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个闷热潮湿的午后,我提着大水壶,将排笼里的饮水器逐个添满,看着狗狗们贪婪地舔舐着。

这时,新来的志愿者吴姐忽然从笼舍门口探出头来:“老池,老池,出来一下。”

我摇摇头,没好气地答道:“怎么又这么叫,我可还年轻着呢。”

其实我是个标准的“85后”,那时候也不过二十三四岁,比吴姐还小上几岁。只是救助站人员流动频繁,我作为这里仅有的专职志愿者,可以算是铁杆员工了,加上长相老成,就慢慢从“小池”熬成了“老池”。

我洗了把手,跟着吴姐钻出笼舍,这才看见救助站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今天是周日,站里的志愿者来得特别齐,一个个都在那儿窃窃私语,像是在观赏什么新奇的事物。吴姐努努嘴,示意我过去看看。

原来,他们“观赏”的对象,是一个年迈的老人和他手里牵着的一条黄狗。老人70岁出头的样子,有些驼背,精神还算不错,他穿着一件白汗衫,一条洗得发白的黑绒裤,银灰色的稀疏发丝下是一张干瘦的脸颊。

老人正神情专注地望着身边的黄狗,对周围的人声充耳不闻。这条黄狗真的老极了,躯干都直不起来了,身上的毛也几乎掉了个光,只剩尾巴上几缕细长的黄毛,还在费力地宣告自己也曾是一条漂亮的大黄狗。它显然经过了老人的精心打理,趾甲剪得很整齐,牙齿也很干净,身上没有可见的外伤。可惜的是,它的眼窝隆起,眼珠子浑浊,显然是白内障的过熟期症状,这意味着,它几乎到了失明的边缘——难怪志愿者们在窃窃私语,与救助站里的狗狗们对比,这条老黄狗长得可不太好看。

由于经费不足,我们救助站只接收一些名犬——这并非歧视,而是方便后续的领养。之前救助站也曾接收过一些土狗,但很长时间都没有人愿意接手,长期的养护费用让这个小小的救助站捉襟见肘。

说起来,其实这已经算是极好的境况了。要搁2008年之前,市府甚至没有几个正规的动物救助站。但即便如此,遇到好心人将流浪的土狗送来,救助站一般也只能上报城管中队,请城管队员们带去集中处置。至于怎么处置,我就没有能力去关心了。

吴姐凑了过来:“老池,你千万给劝劝,这狗岁数挺大了,留在家里善了多好。”

我叹了口气,默然无语。将年迈的宠物狗“遗弃”给救助站这种事儿,每个月都会来上几次,志愿者们见得多了,自然心有不忍。而且看这位老人的打扮,也不像是能够承担起寄养费用的人——毕竟我这儿是正规救助站,算是郑州西郊的接收中心,规格很高。

与老人四目相对,我心情复杂,但还是冲他友善地点了点头。老人立即报以回应,向我问了声好,却欲言又止:“你好你好,小伙子,那个……”

“都散了,都散了啊。”志愿者孙老师识趣地对大家吆喝道。他就住在附近,是个爱热闹的退休教师,在救助站的资历比我还老,听说前几年被返聘去了一家高职,故不常来,却也没少帮我忙,算是救助站的得力干将。

等到大伙散去,我请老人去办公室登记资料。他点点头,扯了扯手里的绳子,黄狗似乎立即明白了,费力地从地上爬起来,伸出鼻子东嗅嗅西闻闻,仿佛对周边的一切很是好奇。

我俯下身摸了摸黄狗的脑袋,它似乎并不怕我,反而十分受用地哼了哼。

“它叫荷花。”老人开口道。

黄狗立刻竖起了耳朵,看来是听到了主人的召唤。

“这名字不错,我家的叫郁金香,可惜不怎么老实,老爱往外跑。”孙老师笑嘻嘻地插嘴。

“荷花和你家郁金香不一样。”老人似乎不爱听这话,语气有些冷。

孙老师没接话茬,看看荷花,又看看我,撇了撇嘴——狗友相聚,无非就是互相吹捧对方的狗,可你要是非得捧自家的狗、摔对方的面子,这天自然就聊不下去了。

我摸摸鼻子,哑然失笑。

2

“戴先生,您是打算救助还是寄养?”互通姓名之后,我将两张表格递到老人面前。

“寄养”是前任救助站站长想出来的主意。为的是借助站里现成的排笼,赚一点微薄的收入,再加上有关部门偶尔的补贴、动保组织的资助,可以勉强维持救助站的运转。

而救助站所谓的“救助”,其实就是对无主犬进行收容,不管是流浪犬也好,狗主人自己牵来的也罢,狗的所有权都要转到救助站名下,以待领养者们挑选。只是——我没法说出口的是——实际上,这种模式相当残酷,像荷花这样品相不好的狗,往往只能在救助站待上15天,便要交由城管中队带走。

听完我的解释,老人点点头:“叫我老戴吧。”

他踌躇一番,又看了看表格,说:“我想把荷花养在你这里,也许过几天就会接走,劳你跟我讲讲,这费用是怎么个算法?”

我心里舒了一口气,看来是吴姐多想了。

“家里有事,忙不开?”我把笔递过去,随口问。

“我儿子回国了,他……不喜欢荷花。”老戴轻轻说。

正趴着眯觉的荷花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头抬了抬,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又睡着了。

我点点头,别人的家事不便多问。

老戴很快填好了表格,从口袋里摸出厚厚一叠钞票,约莫有五六千元。我忙摆摆手:“用不了那么多,一天只要60元,你押个五六百就够了。”

“它的趾甲每3天剪一次,牙也是,3天一次,用细的刷子,别忘了,毛呢每天要梳,澡就少洗,最近天有点儿冷。”老戴絮絮叨叨地说着,“我还是给你写下来吧,就写这背面儿,行不?”

我有些惊讶,这荷花的待遇可不低:“这狗,您养多久啦?”

“跟我十多年了。”老戴轻描淡写地说。

“那可不短了。”我心里有些震撼,土狗养这么久的还真不多见。

老戴笑了笑,低头看着脚边的荷花,眼神很是温柔。过了会儿,他开口道:“这钱就存你这儿吧,我算是求个心安。”

我不好再拒绝,将防走失颈环小心地套在荷花的脖子上,算是默认了老人阔绰的馈赠。

办完手续后,老戴将填好的单子折了又折,小心地收在口袋里,然后低下头,对荷花轻声说着什么。荷花懒洋洋地听着,偶尔动动耳朵,似乎听得懂。

老戴说完,朝我鞠了一躬,这才一步三回头地走出救助站。我牵着荷花,一路送他离去。

“真乖。”荷花似乎听懂了我的话,摇了摇尾巴。

3

自此,荷花在救助站安了家。

不过站里倒没为它出多少力,因为老戴每天下午都会雷打不动地出现在救助站,又在晚上八九点钟、荷花睡去后悄然离去。他来时常常还会捎带些新鲜的肉食,有时候是一块刚打的牛肉,有时候是些鸡排鸡丁。不过荷花年纪大了,胃口很小,通常会剩下一大半。

老戴也不浪费,随手就将剩肉丢给其他眼巴巴盯着看的狗们。比起救助站那些干涩的平价狗粮,新鲜的肉食显得更有吸引力,于是没过多久,老戴就成了救助站的红人。

每次老戴一进犬舍,先喊一声:“荷花!”

荷花一骨碌爬起来,呜呜地回应一声,等待老戴来解开笼锁。接着,排笼里所有的狗开始跟着叫,希望能吸引老戴的注意力,到时可以一道儿出门晃悠,接着收获一顿肉食。其中以“丁丁”最为积极,混得熟了,老戴也常常带上它一起遛。

丁丁是条相当漂亮的拉布拉多,可惜性子暴躁了点,来了一个多月,一直没碰上合适的主人。一物降一物,丁丁居然很喜欢老戴。老戴给荷花剪趾甲的时候,丁丁就在后边威风地立着,仿佛是一位尽职的守卫。

老戴年纪大,一看就知道是一位见过风浪的人,他与站里的人处得都很不错,尤其是第一次见面就被他怼过的孙老师。两人熟了之后,时不时还会杀上一局象棋,荷花就乖乖地趴在边上看着,很是淑女。丁丁则在后头转转悠悠,时不时凑过去瞧上一眼。

其实不仅是动物,我也很感激老戴。我用老戴的钱买了台自动饮水器,接上水管,这样值夜的时候再也不用给排笼添水,很是方便。荷花来了没多久,我期盼已久的资助款也下来了——它真可谓是救助站的福星。上头领导办事的效率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笔钱还是我的前任打的申请,这一来一去,小一年的工夫,到我这里才总算拿到。

钱已到手,我定了一整套不锈钢的丝网排笼。站里的旧排笼是铁质的,用了好些年,早已锈腐不堪,狗们躺在上面睡觉都能蹭一身锈,着实令人心疼。

为了省下人工费,站里的志愿者辛苦了一个下午,总算把新笼搭了起来。人群散去,一直忙里忙外的老戴也放松下来,对我感叹道:“你这儿,可真热闹啊。”

“那是,都是爱狗的人,就像一家子一样,谁都不用客气。”我笑笑,接上了话茬。

老戴却不说话了,自顾自朝前走去,看着大门发呆。

“老戴,没见过你老伴啊,没跟你一起住?”我跟了上去,随口问道。之前我看过老戴和他老伴的合影,应该是很久以前拍的,照片上两人笑得很灿烂,满脸的幸福。

老戴似乎惊讶于我的问题,半晌没开口。我在心里暗骂了自己一句。

老戴对于救助站里的每个人来说都是神秘的,他不是周边社区的住户,也没有交际圈,没有一个朋友来看过他,他也从没有带荷花回过家。前几天,上头发来通知,寄养者须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给救助站留底,吴姐对我说,老戴愣是不愿意拿身份证出来,说没有。第二天,还是我交了自己的复印件,搪塞过去。

“老伴……早没了。”老戴含含糊糊地开了口,望着大门怔怔出神。

我讪讪地摸了摸鼻子,局促不安。

那天,老戴回去得很早,再没有说一句话。

4

救助站的日子总是平淡而沉闷,幸好有这一群热心的志愿者。比如孙老师,他总爱给狗狗们起各种稀奇古怪的名字,旧名字叫腻了,就再换一个新的。

丁丁原来不叫“丁丁”,而叫“迪克牛仔”,这个名字让孙老师着实得意了很久,只是这个名字太长,喊起来总觉得没那个气势,慢慢地孙老师自己也不爱叫了,只好又换一个,丁丁就是最新版本。

救助站里的取名风潮,随着一台二手压印机的到来达到了顶峰。机器是孙老师从废品站挑来的,是上个世纪的产品了,老掉牙的古董。在压印头上装上一块金属字模,底下放上一块切好的皮革,插上电源,压印头积蓄了足够的热量之后便一起一落,在皮革上印下一个汉字。而能印哪些汉字,则取决于配套的字模数量,这种纯机械的产品现在早就被电子化的后辈给淘汰了。

“才花了80块,送插头和小皮标,还带一整盒的铁字,印个狗牌什么的很方便嘛,值了。”孙老师嘿嘿地笑。

大家纷纷围了过来,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皮革狗牌的可行性。

孙老师作为拥有者,自然拥有第一个使用的权力。他首先找出一个“丁”字,咔咔两下,再用小刀在边缘钻出一个小孔,就制成了救助站的第一个狗牌。

老戴很快会意,带来了摇头晃脑正兴奋着的丁丁,给丁丁戴狗牌的过程像国王加冕一样隆重,大家排在两旁静静地看着,而拥有了狗牌的丁丁,似乎成了一只有主人的幸运儿。

“孙老师真行,丁丁现在也是‘正规军’了。”我带头鼓起掌。

市府很早就要求养狗户办狗证了,但去的人寥寥,原因无非是费用太高,疫苗与驱虫费用可要小一千块呢。按救助站的财力,也就只能给狗们做最基础的驱虫。这块小小的皮标,也只能算是救助站内的身份证。

“正规军,嘿,正规军,”孙老师自嘲一笑,“老戴,来来来,你也印一个给荷花,这盒子里的字不知道缺不缺,得仔细找找。”

“花字倒是有,可惜少了一个荷。”我将整盒字模一股脑儿倒出来,翻来覆去也找不到。

老戴也在低头翻着,看见一个字模后忽然停住了,凝视着怔怔出神。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是一个“苏”字。

“就印个苏吧,一个、一个就成。”老戴低声咕哝,听不太清。

相处久了,老戴的脾气我们也摸清了,他常有这种低落的时候,每每遇到了,我们便也识趣地不去惹他。

“行,行,就印个苏。”孙老师点点头,看看他,又看看我,吐了吐舌头。

咔地一声,一个漂亮的皮标做好了,老戴从孙老师手里接过去,看了看,却揣进了口袋里。

众人纷纷出声,说要印个什么字什么词,孙老师手忙脚乱,喧闹中,老戴悄然离去。

5

到了立秋,老戴忽然好几天不见踪影。

这段时间,继老戴之后,又有一位小姑娘降住了丁丁,当天就领去了新家。丁丁走了,老戴又不见人影,留下荷花孤零零的,每次我路过排笼,都能看见它瑟缩在角落里,眼神很是忧郁。本身它就不爱吃狗粮,这下可好,连水都喝的少了,很快就消瘦下去。

我心急如焚,可老戴又没有留下电话,最后只好在登记表上找出老戴的住址,托孙老师去看看。可孙老师去了两次都无功而返,说那是个出租房,里边儿也不知道住了几户人家,就是找不到他人。

又过了几天,一位不速之客出现在救助站。来人自称是老戴的儿子,受他之托要带走荷花。那人白白胖胖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眉目间确实和老戴有些相似。

事急从权,我忙向他打听老戴的近况。只是他言辞闪烁,总像是在隐瞒着什么。

“那母狗又不值钱,你问这么多干嘛?”那人白了我一眼。

我有些不舒服,便向他要登记表——既然他是受老戴之托,总该带着登记表的。

“我跟你说,我大老远来一趟,是有原因的,”中年男人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要多少费用?你只管说。”

周围的志愿者听了,一个个都凑了上来,神色不善。他的声调这才低了下去,嗫嚅道:“你尽快帮我办了吧。”

我合上登记表,不再理他。那男人见我坚持,没做停留便离开了。

第二天,我正在办公室整理资料,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喧闹。吴姐急冲冲地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老池,老池,捕狗队的来了,他们要抓荷花!”

等我赶到犬舍的时候,孙老师正护在荷花的排笼前面,阻止两个穿制服的男人靠近,他们一个瘦高个,一个矮胖墩,眉目闪烁,正跃跃欲试。

“你们是哪个中队的?”我先发制人。

在救助站待久了,西郊城管中队的捕狗队员们我是熟识的,普通城管我也认得不少,这两人虽然穿着制服,但并没有捕狗队的红色袖标,反光马甲上也只印了“执勤”二字,与正式队员印的“城管执法”相去甚远。

“你是这儿的负责人?”瘦高个见我底气十足,怂了不少。

“对。”我盯着那人,点点头。

矮胖墩开了口:“我们是捕狗队的,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儿有病狗,你说该怎么办?”

“我这儿的狗都是打了‘头环(颈环)’的,有表可查,体检册在里屋,拿过来您看看?”我放缓语速,故作和颜悦色。

“那我不管,接了举报就得来。”矮胖墩笑笑,颇有些不怀好意。

“一条黄狗,老的,喏,就是那条吧?”瘦高个一边说,一边指了指。

“你们的工作我肯定会支持,不过请先等等,我给你们王川队长打个电话。这儿有条狗是他寄养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也染上病了。”我边说,边摸出手机翻看。

其实我与王川只有一面之缘,他也没有狗寄养在我这里。上半年,民政部门下来了一个工作组,巡视市里几个救助中心的建设情况,到我这里时已是饭点,所以就在附近的小饭馆办了一次工作聚餐。王川的城管中队作为协调部门,也被请了过来,我还给他敬了杯酒,餐毕散去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应当是认得我的。

虽然没留电话号码,但现在也只能将城管中队长的虎皮扯起来做样子了。

听了这话,那两人显然被震住了,交头接耳一阵。矮胖墩张口说道:“那我……我回去先跟王队长汇报一下。”说着,捅了捅瘦高个,又狐疑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瘦高个白了矮胖墩一眼,终究还是撤了。

送走两人,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这……这怎么回事啊?”吴姐一脸不可思议。

“我看啊,老戴是惹上仇家了吧?”孙老师看看荷花,又看看我,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6

过了十几天,一直到了处暑,老戴才再次出现。

荷花兴奋极了,吃下了老戴带来的足足一大包鸡丁。因为眼疾,它几乎不能视物,却通过气味准确地辨识出老戴的位置,绕着他足足转了几十圈。

“老戴,你没事啊?”我止不住心里的好奇,开口问道。

“别提了,关节炎,疼得受不了,床都爬不起来,只好去做手术。”老戴卷起裤腿给我看。只见他的膝盖上还打着绷带,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消毒水味儿。

“早上刚出的院,立马奔这儿来了,怪想你们的,荷花还乖吧?”老戴摸着荷花,沉浸在与爱犬重逢的喜悦之中。

“荷花瘦不少呢,你不来,它几乎不吃东西。”我心直口快,并不想隐瞒之前发生的事,从那个中年男人,到那两个不知真假的城管,全都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

听完,老戴笑容僵在了脸上,问我:“你手机带了吗?借我用用。”

他接过我递上的手机,拨了一个号码,一接通便是连串的脏话,中间夹杂着难懂的方言。骂着骂着,老戴慢慢停了,原来手机早已被对方挂断,只剩下“嘟——嘟——”的空音。

“对不住,让你听到了这些。”老戴将手机还给我,手颤颤巍巍的,像是又老了十岁。

“遇上什么事儿了?”

老戴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那天,老戴一直坐到救助站关门。

我准备下班时,发现帮他买的盒饭仍然放在桌上,已经凉透了。荷花趴在他的脚边,像是被阴郁的气氛影响,一动不动。

我递了杯水过去,老戴摇摇头,仍然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又不敢打扰他。

“我快死了。”老戴沉默良久,终于开了口。“不是关节炎,是里面长了东西,医生说没几个月可活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老戴的腮帮咬得紧紧的:“我是跑出来的,没跟家里说。”

他一边说,一边用双手摩挲着脸,一副很累的样子。沉默了一会儿,他将我递过去的水杯一饮而尽,打开了话匣。

早年,他与发妻的感情一直不合,等到发妻亡故时,他已经50岁了,本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完了,可是命运总是很奇妙的东西。他在服装市场搞批发的时候,竟爱上了一位女“同行”,“遇上她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前半辈子都白活了”。

“以前我只知道要娶媳妇,要生孩子,要养活他们,至于喜欢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和她一起生活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快乐。”老戴摸了摸荷花,一脸落寞。“我原来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呢,后来呢,跟着她学,你看,现在挺标准吧?”

可是老戴的黄昏恋并没有得到双方子女的支持,儿子甚至在老戴的家里大打出手,只想把老戴的女友赶出去。儿子的劝阻反而让他愈加坚定,老戴和女友去领了证,并办了婚宴。

可惜天不遂人愿,结婚还不到一年,第二任妻子就亡故于一场交通意外。

“她走的那天,领养了一条狗,说是朋友家的,养不过来。”老戴看着窗外,呆呆地出神。

“荷花?”我轻声问道。

老戴点点头。

“算一算,十多年了,我带着荷花,也走不远,只好在市里四处躲着。我儿子觉得丢人。他恨我,总觉得他妈是被我气死的,见不得荷花跟着我。这么多年了,他四处找我,就是想弄死它。”老戴咬紧牙关,恨恨地说。

我点点头,本地的民风相当保守,对于上了年纪的半路夫妻,总有些似有似无的非议,何况还有原配子女这样的不安定因素。

“她叫什么名字?”我放下纷乱的思绪,问道。

“苏荷,她叫苏荷。她去了没几天,就被她女儿抢走了……他们不让我安葬她。”

老戴呜咽半响,忽然哭了出来,越来越响,越来越响。

7

第二天一大早,老戴就来救助站了。我正纳闷呢,却听见老戴在喃喃地重复着什么。凑过去才听清楚——“我只剩下荷花了。”

原来,在老戴住院期间,他的家被儿子翻了个底朝天,所有的老物件全被清理出去了。所有关于苏荷的记忆,关于他们之间那一段短暂的美好时光,统统不见了。

我拿起手机想报警,却被老戴按住。

“算了,算了……”老戴有些垂头丧气,“你说人这一辈子究竟怎么回事呢,年轻的时候不如愿也就罢了,老了,要死了,还是不如愿,这怎么回事呢?”

我想说些什么,喉头却窒住了。

“我只剩下荷花了。”他看着荷花,轻轻说道。

那之后,老戴开始安排起身后事。

有一天,我正和他一起给荷花梳毛。他像是随意问了一句:“小池,你看荷花葬在哪儿比较好?”

那时候,荷花已经吃不下东西了,每天只能喝一点米汤。它与它的主人的生命,似乎都要走到尽头了。

“荷花都还没走呢,说什么屁话。”我怼了回去。

“对对对,说什么屁话,呸呸呸。”老戴看着荷花的眼睛,愣愣地出神。

老戴最终还是没能熬过去,先于荷花去了。

他儿子置了冰棺,用卡车将他送回了乡下,与他的发妻葬在一起。葬礼定在阴历的初六,是个吉日,据说办得很隆重。

初七夜里,荷花一直挣扎着要爬起来。在此之前,它已经好几天没动弹了。我摸了摸它的头。这时候荷花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伸出鼻子嗅了嗅我,又嗅了嗅周围,像是在找老戴。

找不到老戴,当然找不到老戴,它呜咽几声,缓缓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醒来。

8

“你说人这一辈子究竟怎么回事呢,年轻的时候不如愿也就罢了,老了,要死了,还是不如愿,这怎么回事呢?”

老戴走后,我总是想起这句话。虽然之前我与老戴说不上多亲近,但我总觉得,我得帮帮老戴与荷花,帮他们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

“你真打算这么干?”孙老师盯着我,一脸难以置信。

“工具都已经置办妥了。”我点点头。

老戴曾在病床上写过一封信,悄悄托人送到了我手里。信上说,他想和荷花葬在一起。我决心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缓几天吧,等过了‘龙门’。”孙老师叹了口气,开口道。

本地乡下有个风俗:逝者下葬,并不立即封住墓门,而是先用木板虚掩着,等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从庙里请师傅来焚香祷告,一切妥当之后,再请泥水工封上墓门。

“‘龙门’没有封上之前,会请一些老居士日夜守着,安全起见,你再等等吧。”孙老师抓了抓稀疏的头皮,斟酌着说,“我那儿有闲置的冰柜。”

我点点头,将孙老师的善意记在心里。

“帮我带点这个给老戴。”孙老师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束郁金香。“虽然不如他的荷花,但也很漂亮。”

孙老师一脸的认真。

最后,我偷偷将荷花埋在了老戴的墓地边上,洒上了孙老师给的郁金香花瓣。

有荷花陪着,老戴应该得偿所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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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向日葵与幼犬的7天》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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