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铁饭碗,谁要去打工

2019-02-22 12:58:20
9.2.D
0人评论

征稿 「人间·寻业中国 Work in China 」 工作,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在生活中都是被摆在首要位置的。国家统计局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就业人员平均每天工作时长为9.2小时,保持着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长工作时间的记录,几乎是德国人工作时长的2倍。 在大多数时间,工作都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无论我们是在主动寻找一个谋生的饭碗、不断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消极逃避,它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为了更好的生活,几代中国人都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不曾停歇,也不能停歇。这是我们每个个体延续一生的功课,也是家庭、民族、乃至一个国家赖以运行和前进的本源。 随着时代大潮的滚滚向前,面对工作,我们都有着各不相同的面貌和价值选择,既有对立,亦有统一。工作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个体多元多样的三观。 将这些故事聚合在一起呈现给读者,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事情。 2001年,《纽约客》的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租了一辆北京切诺基,沿着长城一路向西,历时7年写下了著名的《寻路中国》,为我们展现出了在时代变迁之下、纤毫毕现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今天,人间编辑部将开启又一大型征文:「人间·寻业中国 Work in China 」。 这一次,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拿起笔,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我们的父辈们曾经所为之奋斗的,我们自己如今所困惑的、怅惘的、坚持的,让我们一起记录下来。 记录下自己,就是记录下今天。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寻业中国」。期待你的来稿。

春节前,老家某著名公园办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公园的老照片。我想起家中是有几张公园旧照,便想拉着母亲一起找一找,让他们也去参加活动。

“这不是咱和小赵叔叔一家吗?”我翻出一张照片,问母亲。

“是啊,那时多好,唉……”母亲也接过照片看了一眼,叹了口气。

照片上高大帅气的小赵叔叔,刚刚去世一年。

1

去年年初,母亲回厂里领退休员工的春节福利,说看到了厂里公告栏上的讣告,上面写着:

“我厂职工赵XX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2月X日在省肿瘤医院去世。遵家属意愿,丧事从简,定于2月X日在XX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有意参加者请联系厂工会……”

我们是在前一年的10月得知小赵叔叔肝癌确诊的消息的,没想到仅仅过了3个月,他便去了,人才52岁。

原本我们打算坐厂里的班车一起去殡仪馆送小赵叔叔最后一程,但临行前夜,工会的人给母亲打来电话,说报名前去的人太少,厂里不派车了,让我们自行前往。

母亲向父亲抱怨了几句厂里人情淡薄,不该这样对待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职工。父亲也叹着气。

小赵叔叔的遗体停放在殡仪馆一个很小的告别厅里,稀稀疏疏几个花圈靠在墙边。

我看到几个母亲以前的同事,都是从前一起住在家属院里的,母亲指着其中一个给我说,那人已经当上了厂里的领导。几个人站在告别大厅外的台阶上抽烟,看到我们过来,有人向母亲打招呼,寒暄两句“孩子这么大了啊”、“退休之后还好吧?”之类的套话。

母亲埋怨了那位领导几句,说小赵叔叔毕竟是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现在人没了,偌大个厂子就来这几个人,把告别仪式搞得如此寒酸。

领导无奈地笑笑,说这有啥办法,大过年的都不愿来这种地方,他自己家亲戚都没来几个。况且厂里的年轻人和他也没啥交情,上了年纪的和他关系又不好,就现在这几位,还是被硬拉来帮忙的。

我环顾周围,相比于另外几个告别厅前的熙熙攘攘,这偏厅显得尤其冷清。玻璃棺旁边有一个女孩儿,胳膊上带着黑纱,应是小赵叔叔的闺女,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看到其他戴孝的人。

“唉,其实现在想想,他这辈子也真是可怜……”身着黑色西装的工作人员出来通知说告别仪式时间差不多了,领导踩灭了烟头,发出一句感叹。

2

我很小便认识小赵叔叔。

1982年,16岁的他就进了厂,先干搬运,后来在车间当学徒工,成了我母亲的同事,也是我母亲在车间带的“徒弟”之一。他小我母亲4岁,一直喊母亲“李姐”。

那时厂里住房很紧张,我们家一直排不上单元房,只能在厂宿舍的“单身楼”里周转,小赵叔叔结婚前也一直住在那里,我家跟他做了好几年的邻居,我父亲常把他叫来一起吃饭喝酒。因为处得关系好,平素遇事便少不了相互帮忙。

小赵叔叔的老家在远郊乡下,有很多亲戚。他家里很穷,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常年养病在家。可在他们家亲戚看来,他作为家里唯一一个“迈出农门”进城挣工资的人,相比于在老家靠天吃饭的人,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因此,他不仅要负担父亲治病的全部费用,还得应付有事没事就来省城的老家亲戚。

小赵叔叔的亲戚,经常一来就是一大家子,有时还会长住,餐具、椅子不够用了,就来我家借。我依稀记得,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侄子,曾来省城治病,一家三口在他的小屋里实在住不开,便让侄子借住在我家,和我在一张小床足足挤了半个月的光景。

这些亲戚吃了住了,有时还要“借”点东西回去。小赵叔叔好面子,觉得自己是“工人”,拿“非农户口”,是同辈人中最有出息的,也不好意思拒绝。可那时,他自己也刚参加工作不久,在厂里也没几个熟人,只能跟我母亲开口。我母亲时常劝他:你本就工资不高,哪里经得起老家人隔三差五来“打秋风”?他却不以为意。

而我父母麻烦小赵叔叔,主要是因为我。

那时我年纪尚小,家里老人去世又早,父母收入有限,也请不起保姆,每到幼儿园放假时,我便成了“留守儿童”。

母亲担心我一人在家中惹祸,只好上班时把我也带去厂里,可又不放心让我独自在堆满各种钢铁物件的车间里待着,每隔一会儿就要过来看看我。车间领导为了此事,几次点名批评母亲工作时开小差。

后来一次开会时,领导又因我在车间乱跑,当众训斥母亲,还说要扣发母亲当月奖金。母亲很生气,但又说不出什么,没想到小赵叔叔却站出来顶撞了领导:你儿子放假也被带到办公室里,还把钢笔水泼到新制的图纸上造成工期延误,是不是该一起扣工资?

领导无言以对,最终也没好意思扣发我母亲的奖金。但事后领导私下找母亲说,把我放在车间,违反制度是小事,关键是安全没法保证——车间里都是铁家伙,万一不小心伤到了孩子,责任算谁的?

可我母亲真是没办法。领导只好叹了口气,说:那你只能自己小心了,出了事情厂里可负不了这个责。

后来,还是小赵叔叔主动找到我母亲,说把我交给他带着。母亲说:这可不行,你也得上班,哪里忙得过来?况且被领导知道了,会扣你工资的。小赵叔叔却说不要紧,反正自己一直干学徒工,也没多少事情要做,况且学徒工干多干少都是那点工资,“怕领导个球!”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小赵叔叔的小跟班。开始是在厂里跟着他,后来幼儿园开学了,他也会去接送我,有时我父母下班晚,他还会带我去不远处的公园玩。

时间久了,厂里的同事都跟我母亲开玩笑说:你必须负责给小赵介绍对象,不然他整天带着你儿子出去,人家女同志都以为那是他儿子,不敢和他处了,这样下去,不得打一辈子光棍?母亲笑着说没问题,还让小赵叔叔多留心,说只要相中了谁,她就负责去说媒。

3

我5岁那年,母亲践行了她说媒的承诺。女方是刚分进车间不久的女工小刘,听说还是个大专生。

那时小赵叔叔也结束了3年的“学徒”生涯,正式被分配到“下料”工段工作。论长相,正当年的他一表人才,身材魁梧,经常戴着墨镜,骑着一辆嘉陵摩托,像极了电视里的明星。

我母亲为了保险起见,把小赵叔叔的家庭情况全部告诉了小刘阿姨,小刘阿姨说不要紧,都是普通老百姓家庭出来的孩子,只要他人好、肯上进,她都可以接受。

很快两人就举办了婚礼,厂里去了一大群人,酒席上,小赵叔叔带着小刘阿姨向我母亲敬酒,换了个大玻璃杯,一饮而尽,说,我有两个哥哥,就是没有姐姐,李姐就是我亲姐姐,以后你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我母亲也很高兴,让小赵叔叔结婚之后赶紧要孩子,“小子(指我)明年就上学了,不需要那么操心了”,到时可以帮他带孩子,“小赵你自个儿也好好工作,争取当上领导,我这当姐的也沾沾光”。

小赵叔叔和小刘阿姨满面红光,一个劲儿点头,说姐你放心,绝对不让你失望!

那时我家已经从单身楼搬走,小赵叔叔结婚后也从厂里分得了套一室一厅。但我们两家的走动并未因此减少。婚后一年,小赵叔叔就有了个女儿,节假日时,我们两家还会常常聚在一起。小赵叔叔经常给我买礼物,有些玩具父母不给我买,我就偷偷告诉小赵叔叔,过不了多久,他准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来送给我。

我找出的那张与小赵叔叔一家的合影,是1995年大年初五两家人一起去公园游玩时的留念。照片上,小刘阿姨抱着两岁的女儿,依偎在小赵叔叔怀中,小赵叔叔帅气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你看那时多好,那年春节前,你爸和你赵叔还一起去家电城搬了两台21英寸彩电回来,咱两家成了家属院里为数不多的看上大彩电的人家,你赵叔还和你爸商量,过一年再一起去买两台电冰箱……”母亲一边回忆一边说道。

4

可惜,买冰箱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

1995年初,国家取消了对母亲他们工厂的扶持政策,本就效益一般的厂子一夜之间陷入生死攸关的境地。还未到年底,已经有“破产改制”的风声在厂里流传。

1996年春节,厂里已经发不出奖金,购置电冰箱的计划被迫推迟。小赵叔叔再来我家时,大人们聊天的内容也从“买冰箱”、“换洗衣机”变成了“裁员”、“减福利”、“降工资”,四处都充斥着压抑和不安的气氛。

“那时候谁也想象不到,两千多人大厂,三十多年历史,没了国家政策,一年之内说垮就垮了。”母亲说。

1996年7月,母亲收到了厂里的“息岗通知”,虽然领导开“散伙会”时信誓旦旦地说,“企业只是‘改制’,短则数月,长则不过两年,肯定会成功的。大家要沉住气,到时不但能回来上班,工资和各种福利待遇还会提高!”但台下工人们的脸上却依旧布满了疑惑、忧虑甚至怒火。

小赵叔叔早我母亲3个月接到“息岗通知”,“光荣”成为第一批为企业“轻装前进”做出“巨大贡献”的“先进个人”。记得那天在酒桌上,他当着两家人的面,将临走前厂里发给他的“先进”奖状撕得粉碎,然后痛骂厂领导“不是东西”:“我‘下力’时,他坐在办公室里,口口声声夸我干得好,骗我使劲干,现在遇到改制,他依旧在办公室里,以前的好话绝口不提,大笔一挥就让我‘息岗’,凭什么?王八蛋!”

我父亲问他今后的打算,他气呼呼地“哼”了一声,说,有啥打算?咱是正儿八经国企职工,不是“大集体”,也不是“临时工”,只要不坐牢,谁也不能把咱开除,“领导不是说了,改制完了还要叫咱回去上班吗?我就等着,权当给自己放个长假休息休息了”。

我父亲劝他还是做好两手准备,”改制时间短还好,万一真拖个两三年,怎么办?又万一,改制虽然成功了,新领导不让你回去,你又能咋办?”

想不到这句话激怒了小赵叔叔,他“啪”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把烟灰缸都震到了地上摔碎了——

“他敢!到时看我不干死他全家!”

1997年初,久等“回厂上班”的消息不至,我母亲和几个同样“息岗”的老同事开始琢磨着找点事情做。

“一个月100多块钱的下岗补贴,你爸单位那边情况也不乐观,你又要上学,处处需要钱,不想点办法不行啊……”后来,母亲回忆道。

于是,我母亲和几个同事一起去西市场批发一些袜子、毛巾、内衣,趁晚上拖到宿舍区外面的夜市上卖。夜市原址曾是周围几个国营工厂共同兴建的“职工俱乐部”,以前有舞厅、卡拉OK和小电影院,后来企业纷纷倒闭、破产、改制,俱乐部无以为继,职工们更没钱去消遣,逐渐变成了小摊贩的聚集地。

夜市上,我母亲常遇见同样“息岗”在家、出来摆摊的老同事们。有些人就算不认识,稍一搭话,回答无外乎是“肉联厂的”、“酒精总厂的”、“造纸公司的”,再一深聊,大家说的也都差不多:“唉,没办法呢,单位不行了,咱还得过日子,混口饭呗……”

小赵叔叔会开车,息岗之后小刘阿姨就劝他出去跑出租,他不愿去;我母亲也劝小赵叔叔和她一起干,小赵叔叔只说需要进货了就叫他,随叫随到,但就不愿一起卖货。我母亲的老同事揽到给饭店送菜的活,通过母亲联系小赵叔叔,说想一起搞,算他一份钱,但小赵叔叔仍旧对此嗤之以鼻。

一开始,我母亲以为小赵叔叔另有打算,便也没再多问。可一次和我父亲酒过三巡后,小赵叔叔终于说出了真心话——他之所以不参与,是因为我母亲他们在外找的这些活计,在他眼里统统被都是“闲篇子”。

“那是些什么工作?摆摊?卖袜子?倒腾蔬菜?咱是国营大厂铁饭碗啊,我还连续3年是厂里的‘优秀职工’,很快要提干的,像他们那样在街上被人呼来喝去?丢人!”他伸出3根手指头,先冲我父亲挥舞几下,又冲坐在一旁看电视的我比划。

“闲篇子?人家闲篇子能挣钱养家,你倒不是闲篇子,拿钱回来啊!”小刘阿姨气得摔门而去。

5

小赵叔叔和小刘阿姨的婚姻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98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时,他们突然离了婚。我父母怎么都不肯跟我细讲他们离婚的原因,我也就再没见过小刘阿姨和他们的女儿。

那段时间小赵叔叔几乎天天来找我父亲喝酒,我在他醉酒后的只言片语中大体听出,小刘阿姨从厂子的车间去了厂办子弟学校当了老师后,就看不上他了,“傍”上了学校的领导,把他甩了。

小赵叔叔时常在醉酒后趴在我家餐桌上痛哭。一边哭一边对我父母抱怨说:“当初那个女人口口声声说不嫌弃我的家世,要跟我过一辈子,结果到底还是嫌我穷,为了能‘上位’,去给校领导当小三,把我甩了不说,还把我女儿也带走了……”

有时他还会突然把我叫到他跟前,瞪着通红的眼睛,拍着桌子冲我喊:“小子,你给我记住一句话:女人就是狗,谁有本事谁牵走!”

我父亲就急忙把我推走,然后吼小赵叔叔,让他别在孩子跟前胡说八道。我虽听得云里雾里,但因为从小就跟小赵叔叔亲近,那时只觉得小刘阿姨真不是个好女人。

等我上了六年级,想不到竟然又见到了小刘阿姨——那年学校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老师正是她。

小刘阿姨当然还记得我,对我也十分照顾,但我却对她满怀着恨意。为了报复她,我总是在英语课上故意扰乱课堂秩序,给她找麻烦。终于有一次,我因为带头起哄,被她叫起来批评,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喊了她一句“二奶”。她被气哭了,我很快被学校请了家长。

那天我母亲从学校回来,二话不说就把我往死里打了一顿。然后她打电话给小赵叔叔,在电话里把他也狠狠骂了一顿。

从那之后,小赵叔叔很久都没再来过我家,我母亲也没有主动叫他来。有时我父亲一个人无聊,想叫小赵叔叔过来喝一杯,母亲就会无缘由地吼父亲说:吃饱了撑的,没朋友吗?偏要叫他来?

他到死也不想放下国企的铁饭碗

很久之后,母亲才告诉我她那么生气的原因。

那天在学校,说完我的事情,小刘阿姨专门找了一间安静的办公室,一五一十地把自己与小赵叔叔离婚的原因告诉了母亲。

早在结婚前,小刘阿姨就是车间唯一的大专生,她不甘心一辈子混在车间,婚后第二年便报了电大,一边上班一边考专升本,连怀孕期间都没停下学习。拿到了本科学历后,因为厂里的子弟学校正好缺英语老师,她学的又是英语专业,便调来当了老师。

厂子破产改制,子弟学校也被移交给了地方教育局,小刘阿姨转为了事业编制,工资一涨再涨。而小赵叔叔却迟迟没有等来厂里“回去上班”的通知,每月100多元的“息岗补助”让他在家里实在抬不起头来。他其实是个很好面子的人,因为这事,更是成天借酒消愁。

后来,小赵叔叔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小刘阿姨受学校领导“照顾”的传闻,更是怒上心头,酗酒成瘾,每天不到中午便呼朋唤友,从午饭喝到傍晚,然后换一家再喝。晚上喝醉回家就找茬跟小刘阿姨吵架,只说让她别在学校干了。中间有几次两人还动了手,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小刘阿姨这才生出了离婚的念头。

小刘阿姨对我母亲说,她并没有像传言中那样“傍上了校领导”,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小赵叔叔的不争气让她实在气不过:“息岗两三年了,别人都在想办法赚钱,摆夜市、跑出租,有的干脆趁年轻辞职南下或北上打工。而他成天就知道喝酒骂领导,或是拿着老婆孩子出气。”

离婚时,两人都不过三十出头,学校也有不少人给小刘阿姨做媒,她都没答应。她说只要小赵叔叔改了酗酒的毛病,出去找份能养家的工作,她就带着女儿回去跟小赵叔叔复婚。

那天我母亲从学校离开便去找了小赵叔叔,给他转达小刘阿姨的想法。本以为小赵叔叔听了会幡然醒悟,没想到他竟瞪着醉醺醺的眼睛冲我母亲骂道:“那个贱女人被领导玩够了,甩了,这才回来找我,我是好马,绝不吃回头草!”

当时屋子里还有几个小赵叔叔的酒友,一群人借着酒劲起哄,问我母亲到底收了小刘阿姨多少好处。我母亲一怒之下摔门走了。

小刘阿姨等了小赵叔叔4年,直到我初二那年,她才彻底心灰意冷,嫁给了市中心医院的一名医生,从此与我家断了联系。

6

多年之后,母亲跟我回忆起小赵叔叔的往事时,时而埋怨小赵叔叔“不思进取”和“大男子主义”,说他抱着“国营大厂职工”的名头死要面子,时而又感叹:如果小赵叔叔早生三十年,没遇到国企改革那该多好。

“你赵叔叔是个很好的人,做人实在,干活肯‘下力’,但是有一点不好,懒!”这句话母亲常挂在嘴边。小时候我不明白,一次课上老师让用“但是”造句,我就把这句话学给老师听。老师说我的逻辑不对,既然“干活肯下力”,怎么还会“懒”呢?我回家问母亲,母亲说,你赵叔叔的“懒”不是不肯下力气的“懒”,而是不肯动脑子的“懒”。

小赵叔叔初中只读了一年便没再念了,他说自己是榆木脑袋,一看书就心烦。刚上班时,他凭着年轻人的一身蛮力做活,领导觉得他又实在又肯吃苦,有心提携他,先是连续3年给他评了“优秀职工”、年年发奖状,后来又把他从搬运队调到了车间,想让他学点技术,留待以后慢慢培养。

但小赵叔叔就是不愿学技术,说自己学不会。厂里办的培训班他总逃课,有一次厂里送青年职工去青岛学习,为期5天,他只待了半天便不见了人影,领导骂他,他就说,别人学会了就行,学会了指挥他干,他绝对干得好。

我母亲给小赵叔叔当师父时,曾教他开“行车”(装在厂房或厂区上空,可以移动的起重机械。又称天车、航车),小赵叔叔倒是不怕车厢里冬冷夏热,就怕我母亲给他讲解操作规程:“就那几个‘把子’,知道前后左右上下不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啥?”

结果等他第一次自己上手操作,行车直接就撞到了车间墙上,撞坏了限速器,被厂里罚了2000块钱,勒令转岗。

“别人干学徒工,大多一年就能出徒,你赵叔却足足干了三年,为啥?他到死都看不懂图纸,别人不指挥他,他就干不了活。他说自己学历低学不会,可是和他一起干‘下料’的小吴,小学毕业就进了厂,人家就是自己学,看书、找技术员问,当年就出了徒,活干得不比老职工差,人家能学他怎么就不能学?”

长此以往,小赵叔叔的一身蛮力,不仅无法抵消技术上的无知,反而常给自己惹麻烦。

“有一年车间赶一批急件,按件数给奖金,你赵叔主动请缨,自己一人干了一宿,搞出来200多个。领导起初很高兴,想奖励他,结果技术员一看就急了,原来他根本没看懂图纸,200多个件全干错了……”后来,小赵叔叔不但没拿到奖励,还被领导罚了款,他为此跟车间闹了半个月,到头来还是只能乖乖认罚。

每次我母亲劝他学点技术,他就反过来呛我母亲:“咱这可是铁饭碗,到点儿他们就得给咱发工资,我技术不好又不是不干活,厂里还能把我开除了不成?”

“国营大厂以前确实是个‘铁饭碗’,只要你不被判刑,可以在厂里混一辈子。这个干不了可以干那个,都干不了还可以去后勤蹲着,工资照拿。你赵叔当年认死了这一点,结果最后还真就死在了这上面……”

正如我母亲说的,当国企改革大潮到来、厂子要“轻装前进,渡过难关”时,小赵叔叔顺理成章成了第一批“息岗”的人。即便他心里依旧“以厂为家”,但厂子早已容不下他了。

7

老厂子1998年完成了破产改制后,包括我母亲在内,以前“息岗”的工人大多又陆续被召回到了厂里工作,小赵叔叔虽然迟迟没有接到厂里召回的通知,可他一直把自己当作“厂里的人”,坚定不移。

“当年你赵叔叔虽然‘息岗’在家,但我们还是能时不时在厂里见到他。”母亲说,小赵叔叔去厂里就两件事,一是去找领导询问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上班,二是去厂门口的公告栏,看厂里近期有什么集体活动。

开始时,领导还是笑眯眯地应付他,说改制还未结束,等有消息了肯定第一个通知他。后来他去的次数多了,领导逐渐不耐烦,有时避而不见,有时两三句话打发了他

按惯例,每年年底厂里要开职工大会,即便在改制的日子里,厂里也会把所剩无几的“留岗”职工召集起来开会。那时候,小赵叔叔会不请自来,坐在开会的大礼堂里,还专挑靠前的位置坐。每次总公司来的领导让职工发言时,他都会站起来,说自己代表为企业“轻装前行”而“息岗在家”的职工们提个问题:厂子何时能够完成改制,让大家回来上班?

最初不明所以的大领导以为小赵叔叔真的是“息岗职工代表”,便一本正经地跟他讲解“当前改制的进度”、“改制中遇到的困难”或者“企业针对息岗职工的政策”,但后来知道他所“代表”的完全是他个人,便很生气,直接把他赶出了会场。

小赵叔叔气得站在大礼堂门口骂娘,说自己虽然息岗在家,但没被厂子开除,还是厂里的职工,凭什么不能参加职工大会?是不是厂里准备悄无声息地“把息岗在家的职工当大鼻涕甩了?”

他的话在那个人心惶惶的时期引发了连锁反应,一些和他同样息岗的职工也去厂里跟他一起“讨说法”,以至于厂里不得不专门把“职工大会”改为“在岗职工大会”。

“他这样做,也相当于给帮助同样息岗的职工向厂里施压,应该会有人买他的好,不至于去世的时候那么冷清啊?”我问母亲。

母亲说,当时确实有人觉得小赵叔叔“仗义执言”,和他走的挺近,但后来因为一件事,却让厂里的人多少埋怨上了他。

1999年,小赵叔叔一次醉酒后和别人打了一架,派出所出警后把他抓了,在做笔录材料时,民警问他平时做什么,他酒还没醒,迷迷糊糊地说“在家闲着”,民警就在“职业”一栏里写了“无业”。

不想最后当事人签字捺印环节中,醒酒后的小赵叔叔看到了“无业”二字,非常不满,说自己是XX厂的职工,不是无业,还要民警带他回家拿以前厂里发给他的工作证。“职业”不是什么重要信息,民警懒得跟他跑,便给他改成了“XX厂XX车间职工”。

对于民警来说,这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信息。但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却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因为兼并了厂子的上级总公司对下级分厂有一个考核指标,叫做“治安稳定奖”。按照总公司的管理章程,下属分厂如果全年内无任何职工因违法犯罪被警方处理,年底便能获得一笔奖金,分发到个人,领导干部可以拿到几千元,一般职工每人也有几百元。

而小赵叔叔,是那年整个厂子里唯一因违法被警方处理的人。年底,当全厂干部职工都在眼巴巴盼着这笔奖金的时候,总公司突然下达通知:“据举报,XX厂职工赵XX在99年X月X日违法被警方拘留,经总公司核实,取消该分厂治安稳定奖的评选资格。”

母亲说,后来在全厂职工的要求下,厂领导去总公司说明情况,但总公司领导只说了一句话就让厂领导哑口无言:息岗职工也是你的职工,没有解除劳动合同,他做的事情你们就要担责。

这明显是总公司不想给分厂发放奖金的托词,但小赵叔叔却记住了总公司领导的前一句话——“息岗职工也是你的职工”。他很高兴,逢人便说还是总公司的领导觉悟高,还记得他。

但全厂职工却记住了后一句话。

“现在看几百块钱不多,但那时对于普通工人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很多人已经计划好年前用这笔钱干点什么,结果因为你赵叔叔,计划全落空了……”母亲说。

当时厂里骂声一片,有人甚至说要“收拾”小赵叔叔,从那以后,便没有人愿意和小赵叔叔走近了。

8

也是在1999年,我父亲也在原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下海创业。那年是小赵叔叔息岗在家的第三年,他每月仍旧拿着微薄的补贴,偶尔打些零工,日子已经有些难以为继了。

我父亲身边缺少人手,便问小赵叔叔愿不愿意跟着自己一起干,小赵叔叔同意了。

父亲是搞技术出身,创业做的也还是技术类工作。我母亲有些担心,怕小赵叔叔干不了,父亲却说没关系:“我可以带着他,慢慢学”。

但我父亲的愿望最终还是落了空。2000年刚过,他就和小赵叔叔大吵了一架,吵到两人差点动手干仗,最后小赵叔叔拂袖而去,说再也不跟我父亲打交道。

提起那次吵架,父亲只是对我叹气,说自己真的想帮一下小赵叔叔,但最后却帮出了仇人:“教什么都不愿意学!一个很简单的活,我给他演示了八遍,每一遍他都看两眼就说会了,然后给我搞得一塌糊涂……”

小赵叔叔依旧喜欢喝酒,却不再找我父亲喝。在酒桌上,他经常向酒友抱怨,说自己当年好歹是国营大厂的正式职工,一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工资到点就发,“现在可好,变成给私人老板干活的打工仔了”,经常加班加点不说,还要时不时看老板脸色,“想起来窝囊得很”。

这话传到了我父亲耳朵里,令他很生气。我父亲觉得自己开给小赵叔叔的工资已经很“够分量”,远超过小赵叔叔为自己创造的价值,于是就找小赵叔叔谈了次话。不想小赵叔叔火气更大,借着酒劲和我父亲大吵了一架,新账旧账全翻了出来。

“一天工程上出了事,我带他去抢修,提前一晚通知的他,他第二天中午才来,酒都没醒。到了施工现场,我和带去的工人都在干活,就他在一旁抽烟看戏,回来之后我说了他几句,没想到他脾气比我都大!”

小赵叔叔则说,那天是周末,本该休息,天又下大雪,什么事情不能等到工作日解决?

“按他那说法,他是大厂职工,周末不出工,下雪要休息——我还是立过功的军转干部呢!身份不如他?有单位的时候啥都好说,现在自己出来谋生计,谁管你以前是干啥的?饭都快吃不上了,还谈什么福利待遇!”

吵完这一架,小赵叔叔就撂挑子不干了。

当晚,我父亲在家跟母亲感叹说:“都是国企出来的,其实我心里很理解他,年轻时靠力气吃饭,不求上进也无所谓,厂子不垮咱就有饭吃。结果年纪大了,力气也用的差不多了,准备享受胜利果实了,厂子却突然垮了。回头看看,才发现自己啥都不会。但习惯已经养成了,再让你重新开始,难啊……”

9

时间再往后,当年“息岗”后离开厂子的职工,有人创业当了老板,有人炒股发了财,还有人跑货运开了物流公司。我父亲下海后赚到的钱虽不算多,但维持家庭开销后也能少有结余。

可是在小赵叔叔眼里,我们全是“薅社会主义羊毛”的坏人。

直到2003年,息岗5年后的小赵叔叔才得到了“回厂上班”的通知。听我母亲说,那还是街道办与原单位反复交涉后的结果——因为小赵叔叔被查出了肝病,需要医保,可只有上班才有收入和医保,否则他连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只是,小赵叔叔人虽然回去了,但厂里却没有让他再回车间,而是让他在保卫处挂了一个名,平时就在家属区当保安巡逻。

和我父亲闹僵后,小赵叔叔跟我也没那么亲近了。后来我们家搬离了厂子家属院,大家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偶尔回去办事见到他,他也不再喊我“小么子”,而是叫我“小资本家”了。他老得很快,年轻时精壮挺拔的小伙已成了一个接近300斤的谢顶胖子,骑在一台小电动车上,几乎把车身压垮。

他会留我在他的门卫室里吃饭,还依旧喜欢喝酒,两杯酒下肚,拍着胸膛向我炫耀说,现在全家属区一共有12名保安,只有他是保卫处的“正式编制”,其他都是厂里雇来的临时工。

可我却慢慢不愿再和他聊天了,因为无论聊什么,最终都会绕回到同一个话题——国营大厂当年为什么会垮?“就是因为像你父亲这样没有集体观念的人太多,才搞垮的”。

小赵叔叔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以前什么人才当“个体户”?都是那些坐过牢犯过事、找不到正经工作的人走投无路了才去当,结果现在反而这帮人赚钱了、出息了,没人肯在厂里下力了,最后厂子垮了,他们这些为厂子奉献了青春的人都被扔到了街上,让人笑话。

有几次我忍不住和他争了几句,他争不过,便气呼呼地说:要再来次运动,“你们这些人都是‘小狗崽子’,要被送去大西北劳教的!”

我把这些话讲给母亲,母亲让我别跟他一般见识,以后也别和他争这个。我问母亲:“小赵叔叔以前一直在车间,怎么就去当保安了?”

母亲苦笑说:“如今,你赵叔除了保安还能干啥?改制后厂里上了自动化生产线,全是电子设备,电脑上操作,连行车都用遥控器了。回厂之后他不是没去找过领导,领导也让他学了3个月,可就是不去。”

“大家都是培训考证,没有资格证就不能操作。现在下料用的都是机械臂,他力气再大能有机械臂大?”母亲叹了口气接着说,现在厂里都是绩效考核制,哪个部门都不想养闲人,他能去当保安不错了,过几年,厂里的后勤一旦交给地方物业公司,他恐怕连保安都没得当了。

大学毕业前,我又见了一次小赵叔叔。他问我想好去哪儿工作没有,我说还没,他说:“厂里有政策,正式职工的子女如果有本科学历,可以优先进厂工作,你妈也快退休了,赶紧去厂里找领导活动活动。”

他把“正式”二字说得很重,还劝我不要过于看重自己的学历,“现在想进厂工作,要么当兵,退役后父母一方单位无条件接收;要么接班,享受大国企在职工子女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至于学历,“能有啥用?硕士博士也不一定能进的来!”

我说想趁年轻出去看看,读书也好、工作也罢,不想再走父母的老路。他就说我“没出息”、“不识时务”,“以后可是要吃苦头的”。

后来听说我当了警察,他的态度又变了,说我真听他的话,捧上了“金饭碗”,这辈子不用愁了。再后来当他听我母亲说我回高校继续深造了时,脑袋晃得像个拨浪鼓,说,这孩子废了,“脑袋被门夹了”。

再然后,我就收到了他患病的消息。

10

其实这些年,我家和小赵叔叔已经渐行渐远。

2013年年末的一个深夜,我正在派出所值班,突然接到家里电话,赶忙接起来。母亲在电话里说,你赵叔叔被辖区派出所抓了,因为殴打他人和故意损毁财物。

那天晚上,小赵叔叔在保安室里喝了酒,要去单位领导家里“讨说法”,两个同事阻拦他,他不但打伤了两位同事,还将保安室砸了个稀巴烂。派出所民警从警综平台上查到了小刘阿姨的电话,打通电话,小刘阿姨却不管,只把我家座机号码给了警察,让警察找我们。

电话是我父亲接的,他几番犹豫,最后还是和母亲连夜去了派出所。他们在派出所并没见到小赵叔叔,向民警询问情况,民警说小赵叔叔砸玻璃的时候自己也被割伤了,现在正在医院急救,两个被他打伤的保安同事倒无大碍,已经做完笔录回家休息了。

我父母刚松了口气,民警又说,小赵叔叔砸坏的保安室监控设备很贵,他可能要被刑拘。母亲听罢,急忙给我打电话,想问一下这种事情派出所会怎么处理。我想了想说,单位追究的话他肯定要去坐牢,不追究的话赔点钱做个检讨也就算了。“你都退休了,就别管这事儿了,联系一下保卫处的领导,交给他们去办吧”。

我实在不想父母再为这个人操心了。

那晚,小赵叔叔之所以要去找单位领导“讨说法”,是因为当天上午他得到消息,因为小区居民和保安同事多次举报他工作期间在保安室里酗酒,他这一年4000块钱的年终奖金可能不保。

他当天下午便去找了保卫处领导,要求领导“给他一个说法”,领导拿出条例说,“上班期间违反规定喝酒”按照规矩就是要处罚。小赵叔叔又跟领导拿“我是全民所有制职工”说事,领导说,扣发奖金已经是看在企业老职工的面子上了,换上其他人,直接就要被开除的。

小赵叔叔越想越气,当天晚上又在保安室里喝醉了酒,借着酒劲搞出了之后的事端。

我父亲又去了趟医院帮小赵叔叔垫了3000块钱的医药费,小赵叔叔说发了工资马上就还。父亲表面上劝他不用着急,先把伤养好,心里却在想:这事儿厂里真追究起来,谁知道你还有没有机会领到下个月的工资了。

小赵叔叔没有去坐牢,只是被保卫处除了名。母亲说,那3000块钱医药费他后来还了,还钱那天他又来我家里想找我父亲喝酒,我父亲没跟他喝。

当然,即使没喝酒,小赵叔叔还是在我家抱怨了一通,他说现在改制改得厂里的人就认钱,动不动就“罚款”、“扣奖金”,他在厂里这么多年,年轻时任劳任怨,现在年纪大了,养养老怎么了?工资低不说,还没人给他面子,不就是喝点酒嘛,领导给他“上纲上线”……

我父母实在没有耐心听他抱怨,便找了个托词,把他打发走了。

后来我问父母,那晚即便前妻小刘阿姨不管,可小赵叔叔有那么多亲戚,也没道理找你们啊。父亲说,其实那晚派出所联系了很多人,但一听是他喝酒闹事,都说不管,其中包括小赵叔叔老家的亲戚,后来说赔钱的时候,更是没人出面了。

我父母也是事后才知道,其实他家里的那些亲戚和他早就不再走动了,那个小时候曾在我家借住过半月的侄子,就在家属院的邻街和小赵叔叔的大哥开着一家火锅店,但他们也躲着小赵叔叔好多年了。有时在街上遇到,最多也就打个招呼便匆匆走开。

“当年厂子效益好的时候,小赵老家的亲戚隔三差五就要上他这儿来,有时在单身楼上找不到他,还找到车间去,你看现在……”母亲有些唏嘘。

新年过后,小赵叔叔的骨灰被他的女儿送回了老家,那张贴在厂门口公告栏上的讣告,很快就被别的通知覆盖了。

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题图:《暴雪将至》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