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烘糕里藏着的父爱

2019-02-26 15:55:45
9.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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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去年年初的时候,同事们在办公室里聊起成都最近很火爆的一家蛋烘糕店。聊到兴头,大家决定干脆趁午休时间,打车去尝一尝。

店铺在商场里,装修精致,室内亮堂,8个电烤炉整齐排开,却没有一丝油烟味。店内还配置了一台无人智能点单机,在触屏上选择口味和数量后,扫码支付即可。

排队等待的功夫,我给远在哥斯达黎加的姚文龙发了一条信息。

“龙子,回来跟我超(四川话,混)吧,咱俩合作加盟一家蛋烘糕店,一起手牵手做翘脚老板儿。”我顺手给这家店铺拍了一张照片,发了过去。

“你哪里来的灵感认为我吃了12年的蛋烘糕还没有吃腻?”

成都和哥斯达黎加有约14个小时的时差,以往我们之间的对话总是隔着一个超长的反射弧,我以为此刻姚文龙已经睡觉了,没想到他很快回复了我。

“没让你吃,是让你接过老姚的衣钵,子承父业,回国造福成都的吃货!”

“算了吧,我没我爸那手艺。”姚文龙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

我在对话框里又打了两行字,想向他强调“翘脚老板儿”的意思——不需要他亲自制作,只管投资就行。可输入到一半,突然自觉无趣,便放下手机,环顾四周。

顾客们看着手机、埋着头安静地排队等候,年轻的小师傅照着机打订单,麻利地烤着蛋烘糕。待到出炉,小师傅招呼顾客:“98号,请拿好。”顾客接过,转身离开,重复下一个。

这些机械动作,我看着有些别扭,却也说不上哪里有问题。

小师傅将我选的榴莲夹心蛋烘糕递给我。装蛋烘糕的外壳是设计感十足的、卷成蛋卷造型的硬纸壳,这家店的蛋烘糕无论是包装或是口味,都巧妙地迎合了年轻人的需求。

举着蛋烘糕,我想拍一张照片发条朋友圈,点开手机,才发现姚文龙就在刚才的几分钟里给我发了好几条信息:

“被你这么一说,这大晚上的,我忽然很想吃蛋烘糕了——你居心叵测啊,故意馋我的吧。”

“小冉,你抽空帮我去我家看看老姚呗。我有点想他了,哈哈哈。”

“其实,蛋烘糕我也没吃腻。”

我回复他:“好,我抽个周末去看看老姚。”接着顺手把蛋烘糕的照片发给姚文龙,问他:“你说,如果老姚知道现在的蛋烘糕里夹榴莲,会怎么说?”

一句话瞬间蹦出对话框:“这是啥子狗屁。”

和我心中的答案完全吻合!我仿佛隔空看到了老姚那不屑的样子,举着手机笑出了声。排队等待的人纷纷侧头看我,我赶紧藏起笑容,将眼光重新埋回手机屏幕。

我忽然意识到是哪里不对劲了——这家蛋烘糕店,缺少了成都的市井气息——还是老姚做的蛋烘糕,更有老成都的味道。

2

第一次吃老姚做的蛋烘糕的场景,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记得第一次见姚文龙是在2002年9月——也就是我升入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我就读的初中是父母所在的国营军工厂的子弟附属学校。我们班49个同学,有45个都是来自厂职工子弟附属小学。

开学当天,我就发现同学之间要想攀个关系,根本用不着“6人定律”,顶多通过3个人就能找到关系链——小学或者幼儿园的同班同学、厂子弟学校校友、厂职工家属楼的邻居、父母同事的孩子。

剩下的4个同学,想融入这样一个“浑然天成”的集体,并不容易——我们父辈的工厂建于1958年,是以制造飞机发动机为主的保密军工厂。建厂之初,我爷爷奶奶同东北老乡们一起,响应国家号召,从东北老家搬到成都。工厂鼎盛时期,职工超过两万人,有自己专属的厂区子弟学校、电影院、食堂、俱乐部、滑冰场等各种设施机构,厂里的工人们坚定地认为工厂就是在成都这块土地上拔地而起的独立王国,与外面的世界互不侵犯。

到了我们这辈,当年风光无限的工厂已经逐渐走向衰落,成都的文化习俗也渐渐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里。工厂子弟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口音——乍一听像普通话,里面却掺杂着东北味儿,但个别词语又蹦出四川话独有的语言习惯和声调,我们称这种口音为“厂话”。

姚文龙就是班里那4个非工厂子弟的同学之一。他在班里的第一个朋友,就是我。

不过确切地说,是我和姚文龙的父亲老姚先成了朋友,然后在老姚的“引荐”下,我和姚文龙才成了死党。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认识老姚。那时候,他天天推着一个改装过的四轮小车,在另一所小学门口卖蛋烘糕。那所小学与我家就一街之隔,所以我的零花钱大部分都贡献给了他。

初一的第一天,我放学后一拐出校门,就看到了老姚的摊位。我欣喜若狂,飞奔着跑了过去:“老板儿——”

“哟,小女娃儿,你也在这读书啊?”老姚也认出了我。一群学生围着他,他没停下手上的动作,一边和我搭话,一边抬头朝学校门口望去。

“是啊老板儿!你以后都在我们学校门口摆摊了吗?”汹涌的学生人潮压制不住我的兴奋之情,我提高了音量问老姚。

“嗯,以后天天都在这卖蛋烘糕。小女娃儿,你还是老规矩,吃青椒土豆丝加香辣酱吗?”

我把头点成小鸡啄米,又怕老姚埋头做蛋烘糕没看见,大声重复了一遍。

在老姚的摊位上吃了好几年蛋烘糕,我知道他做生意的唯一规矩就是“没有规矩”——他不讲究“先来后到”,看哪个食客顺眼,就先给谁做,而我作为他的优质老顾客,自然被他授予了体面的免排队特权。这优待直白到让四面八方的学生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甚为得意。

我看着老姚一如既往,用镊子夹起一块浸润着清油的纱布,在铜制的平底锅里快速擦拭两圈,再从白色的圆筒里舀出一勺用鸡蛋和米粉搭配制成金黄色的糊糊,摊在巴掌大的铜锅中心。老姚端起平底锅,借助腕力逆时针旋转360度,糊糊顺势蔓延铺满整个锅底。

这时,老姚揭开另一口铜锅的盖子,麻利地盖在这口锅上。锅盖下面,蜂窝煤上的火苗让糊糊逐渐凝固,再慢慢烤出焦黄的脆皮。揭开锅盖后,老姚就会询问顾客要在里面夹些什么。

在蛋烘糕的口味搭配准则里,所有的口味都是合理的存在。甜味的代表是芝麻白糖,咸味的代表有泡豇豆和大头菜。老姚知道我嗜辣,经常感慨说:“你一个小女娃,吃那么辣对身体不好。”可他又总是满足我对辣椒的执念,念叨完之后又会豪爽地给我抹上一层厚厚的辣椒酱。我还是贪心,总会请老姚再给加一点青椒土豆丝——在那个零花钱紧缺的年代,我坚定地认为,花5毛钱要尝到两种口味,才算是把钱用在刀刃上。每次要求得逞,我就会默默地在内心夸奖自己的机灵劲儿,开心来得如此轻而易举。

老姚用镊子夹起包裹着扎实内料的蛋烘糕,用两张油皮纸包好递给我。又问:“丫头,问你件事,你们班的班主任老师,叫啥子?”

土豆丝调皮地从蛋烘糕的两头往外窜,我赶紧把嘴凑到跟前,保证它们准确无误地落入口中。在我张嘴迎接土豆丝的几秒钟里,大脑飞速运转:老姚这样问我的意图是啥?

3

就在我捧着老姚的蛋烘糕往嘴里塞的半个小时之前,同属于工厂职工子弟的班主任,刚操着一口厂话郑重其事地对同学们强调:“放学直接回家,不能在附近逗留!”

读小学时,我就因为放学后经常流连在学校门口的路边摊被老师多次批评,我可不想在上中学的第一天就被老师盯上。

老姚见我神色紧张、支支吾吾,又问我:“小女娃儿,你认识姚文龙吗?是初一(3)班的一个男娃儿。”

我想起来了,这个名字我在今天早上的黑板上见过——班主任把全班同学的名字都写在黑板上,让我们对照名字的排序入座,“姚文龙”就在我名字的正前方。

于是我点点头:“认识,他好像是我的同班同学。”

老姚的眉眼瞬间舒展开,嘴角上扬,似乎有藏不住的喜悦:“你说,还想吃个啥子味道的蛋烘糕?”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又麻利地给一块新烤好的蛋烘糕刷上辣椒酱,夹了一戳麻辣萝卜条散在上面,包好后递给了我:“小女娃儿,你尝哈这个,我自己腌的萝卜条,也辣得很哟。”

我告诉老姚我没钱了,他大手一摆:“说那些,不要钱!”

我迅速地接过蛋烘糕,没心没肺地咬了一口。蛋烘糕外酥里嫩,鸡蛋的香气包裹着香辣脆爽的萝卜条,在齿唇间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让我赞不绝口:“好吃,好吃。”

“以后你叫我老姚,你来我这儿吃,买一赠一,5毛钱,俩。”老姚竖起手指,比了个“二”,像是拍照时的剪刀手。我还是有些不明白,明明是我得到了便宜,为何他会笑得如此开心?

接着,我从老姚口中得到一个关键信息:“我们家龙龙脸皮薄,丫头,你多找他说说话嘛。他和你们不是同一个小学毕业的,不认识别个。”

哦,原来那个胖子姚文龙,竟然是老姚的儿子啊,这个圈子兜的!

吃人嘴软,我在班里开始主动和姚文龙讲话。

姚文龙平时操着一口标准的四川话,不会讲厂话,所以他经常用别扭的“川普”来回应我。熟悉了之后,我劝他别为难自己——说“川普”经常说成饶舌效果,别一不小心咬着舌头。

姚文龙欲言又止:“那个……还是算了吧,你们都说厂话,如果我一个人说四川话,就更没机会融入你们的圈子了。”

4

比姚文龙更关注我们同学间相处之道的,是老姚。

我几乎每天放学都会去光顾老姚的摊位,把他蛋烘糕所有的夹心口味翻来覆去尝了个遍。甚至还会在课堂上抽出草稿纸,将几种口味排列组合,算到底能吃出多少种搭配。

每次在老姚的摊位上一站定,我就会脱口而出早已在心中“计划好”的口味,而在为我做蛋烘糕的那个当口,老姚则会细细刺探各种关于儿子的“情报”:

“龙龙那小子在班上惹事了吗?”

“你们班上有没有人欺负龙龙啊?”

“龙龙昨天回家很晚,是被哪个老师留下来了吗?”

看着老姚为我做的蛋烘糕里扎实的配料,这满满的“开口费”会让我耐着性子逐一回答。

姚文龙知道我和老姚的“交情”后,对于我和他爸之间的互动嗤之以鼻。他经常在座位上转过身体,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课桌上问:“你和老姚哪有那么多的龙门阵摆哦?”

我对他的质疑有些纳闷——因为我自认为我和老姚之间的沟通无非就是吃蛋烘糕时的那几句话,并不算多。后来才知道,难怪姚文龙觉得我和老姚话说得多——他们父子之间几乎是零交流,姚文龙每天和我一同走出校门,自行车后轮刚压过门槛,人就火速蹿上车扬长而去。他从不去和老姚打招呼,老姚也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所以,同学们一直都不知道他们是父子,我也就安分地揣着这个秘密。

直到初一下学期,这个秘密被突然揭晓。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布,有几位同学需要交纳“借读费”,然后挨个点了名。

这个通知和我们说话的口音一样,迅速为同学们筛出另类人群。课后,有男生挑衅地说姚文龙是“乡巴佬”、“弯脚杆”(四川话,恶意辱骂外来人员的话)。姚文龙趴在课桌上不为所动,男生们见他没反应,又用手指戳他的头。

作为班里的边缘分子,姚文龙并非第一次被如此挑衅。但那天,男生们的恶作剧变本加厉,几个人交换了眼神,默契地合力将姚文龙放倒,又分工明确地将他仰面抬起。姚文龙拼命挣扎,可四肢被他们抓住,毫无反击之力。男生们抓起四仰八叉的姚文龙,就往教室门口冲,带头的男生撇开姚文龙的腿,直往门上蹭。

女同学们惊叫连连,男同学们放声大笑。等姚文龙双脚重新落回地面时,他的脸庞涨得通红,眼白充斥着血丝。

所有人都在对姚文龙的反应翘首以盼。他却深吸一口气,挠挠头,勉强地挤出“嘿嘿”一声笑。这笑声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突兀,他拍拍身上的灰,迅速钻回课桌前,继续趴在课桌上恢复睡觉的姿势。女生们见他这般反应,便也收起惊恐的表情,与那些男生们一起,笑倒一片。

我坐在他的后排,分明看到他露出的耳根红到发紫。

最美味的蛋烘糕里藏着父爱

几个小时后,老姚在跟我的“日常交流”中知道儿子被欺负后,当场就收摊了,都忘了还没给我“买一赠一”。

隔天,老姚出现在了教室。他把讲台拍得震天响,质问班主任要不要惩罚欺负同学的坏学生。班主任的面子挂不住,大概了解了前因后果后,让那几个欺负人的男生站上讲台对着姚文龙道歉。

惹事的学生在暴怒的老姚面前,一个个怂成脱了水的茄子,弓腰90度向姚文龙致歉。我听到身边的男生嘀咕道:“开个玩笑而已,还把家长叫来,真是玩不起。”

至此,姚文龙父亲的职业就在年级间口口相传,大家像是挖到了一个了不起的秘密。

只是,姚文龙并没有因为父亲为自己出头而对老姚缓和态度,甚至变本加厉,变得更加冷漠。而且,他也不再好奇老姚和我聊了什么。

5

初中毕业后的暑假里,一天,母亲带着疑问的眼神让我去接电话,说有一个成熟男性给我家座机打电话,点名找我。

“小冉啊,我是老姚,那个,你今天方不方便,能不能叫上几个耍得好的小朋友来我家一趟?”老姚的声音里似乎有几分焦急。

“啊?!”

“龙龙中考考得不太理想,嚷着要跳楼,你们几个小朋友一起来劝劝他,好吗?”老姚几乎在恳求了。

我一听“跳楼”,瞬间脊背发凉,一口答应了老姚的请求:“好,老姚,我两口吃了饭就来。”

挂了电话,我简单向母亲描述了情况,母亲很理解,埋怨我还说什么吃饭,让我赶紧放下筷子就去姚文龙家。我挨个给我们小团伙的成员打电话,让大家火速去姚文龙家集合。

在公交车上,我设想了很多惨烈的场景,光是脑补姚文龙离开后在他家楼下搭灵堂的情景,就觉得身体已经瑟瑟发抖,眼泪止不住地流,哭到动情之时,一个叔叔给我让了座位:“妹儿勒,你咋子了?”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应答,哭得更厉害了。

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我到了老姚家敲开姚文龙的卧室门时,他居然正在电脑前玩《大富翁》。

很多年后,我还嘲笑过姚文龙:“你小子出息了,当年还敢骗老姚,说你要跳楼!”

姚文龙面不改色地说:“我那时心想终于考完了,可以安安心心地打几天游戏了,结果老姚看我把门反锁了,就自己脑补了一出我要跳楼的大戏,还把你们喊来和我抢电脑玩。”

一场虚惊之后,姚文龙的母亲为我们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晚餐,我们起哄,说想吃蛋烘糕,阿姨温柔地拒绝了我们,她双手合十说:“小朋友们,你们姚叔叔平常太辛苦了,好不容易学校放假了,我就想让他抽空歇歇,你们多多理解哈。”

吃饱了从姚文龙家离开时,老姚和妻子一起站在门口挨个向我们致谢,还指着姚文龙说:“你们看龙龙的黑眼圈哦,考差了没关系,老汉儿(四川话,父亲)交得起钱,不要因为一次狗屁意外就把自己逼得要死要活。”

我实在不想拆穿姚文龙的黑眼圈是玩电脑游戏熬出来的——他的中考成绩的确是“意外”——意外考出了3年来从未有过的巅峰。

考砸了的我和超常发挥的姚文龙,又进入了同一所高中。跟着我们一起来到新学校的,还有老姚。他就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迅速搞定了门口摆摊的同行,推着蛋烘糕的小车占据了一方专属之地。

这时我才恍然明白,老姚几年前卖蛋烘糕选的那个小学门口,正是姚文龙就读的学校。

高一报道时,我父母的工厂经过一番苦苦挣扎,最终还是没能跟上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被一家知名房地产企业买走土地开发权后,倒闭了。下岗潮宛如一记重锤,向我身边所有熟悉的人群袭来。

我的高中已经在厂子庇护范围之外了,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我身边一下多了几十个操着一口标准成都话的同学。这些场面,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我意识到,在这所学校里,我只有收起我的厂话,以一个时刻吐出标准成都话的姿态才能融入其中。姚文龙曾经的处境,现在已经复制给了我。

好在,就像当年我爱找姚文龙说话一样,现在变成了姚文龙爱找我说话了。

那时我刚接受过激素治疗,是以一个胖子的外形迈入高一教室的。很快,八卦嗅觉敏锐的同学们就发现,另一个班的一个胖子总是在课间休息时来找我闲聊,他既关心我的身体,又关注我在新班级的相处情况,于是,他们为我和姚文龙自编自导了一场恋爱戏码。

一个月后,同学们发现我俩身上压根没有组成情侣的潜质,谣言又变成那个胖子是我的表弟,我们有着“亲戚脸”。

老姚的蛋烘糕涨价了,1元钱一个。我一边付款,一遍向他抱怨同学们的以讹传讹,老姚却很开心:“你要真是龙龙的姐姐该多好啊,那我也不用龙龙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了。”

6

一年后,老姚的蛋烘糕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口味:沙拉肉松。

这个时髦的口味瞬间从所有蛋烘糕的夹心中脱颖而出,成为我的首选。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和沙拉肉松一样脱颖而出的,还有姚文龙。

分了文理科后,我去了文科班,而选择了学理科的姚文龙,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外以惊人的速度长期霸占了年级前3名。那副曾经被初中同学嫌弃的笨拙身材,现在在高中同学的口中则变成了“萌弟”、“可爱”的赞美。

老师偏爱、同学崇拜,姚文龙彻底转换了同学之间无法说破的隐形地位。

在老师们多次强调不允许购买学校后门的“垃圾食品”后,学校直接把铁门砌上砖头,封住学生与小商贩们之间买卖交易的渠道。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老姚为首的摊贩们,找来梯子架在围墙外,向学校内的学生们投食。

下午最后一节课后,学生纷纷出巢,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学校后门跑,生怕去晚了,晚自习就会饿肚子。我领跑过一次,远远看到老姚踩在梯子上,伸个头往操场上望,我嘲笑老姚做生意最积极,他却说:“墙垒上了,路堵死了,不踩高点就更够不着了。”

高二的时候,姚文龙和理科班的女学霸在成绩上你追我赶,毫不谦让,后来,他俩想出一个停止内耗的办法,就是谈恋爱。老师虽然明令禁止学生之间的早恋行为,却也只能对他们这种“共同进步”的恋爱模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姚文龙的学霸女朋友不喜欢吃路边摊,觉得不卫生。姚文龙犹豫了好几次,最终还是没有告诉她自己的父亲就在学校后门卖蛋烘糕。

老姚进不来,我们出不去,墙越砌越高,交流越发困难。放学的时间越来越晚,我和老姚已经很久没有正式聊过天了。

直到高三毕业后,我才总算有机会好好站在老姚面前,吃他做的蛋烘糕。

我忘记告诉老姚那时我刚做完一个手术,身体还在恢复期,不能再任性地吃刺激性的食物,他便按照老规矩,为我抹了一层厚厚的辣椒酱,还加了青椒土豆丝。

我当着他的面吃完了沙拉肉松的蛋烘糕,让他帮我把另一个辣味的蛋烘糕打包带走。

姚文龙和女朋友填了同样的志愿,去到西安的一所重点大学读书,我问老姚:“你还跟着去吗?”

老姚若有所思,想了想,告诉我:“不去了,西安人喜欢吃肉夹馍,不爱吃蛋烘糕。”

姚文龙在西安读了4年大学,又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辗转去了哥斯达黎加大学的孔子学院,留在那教外国人说汉语。现在的姚文龙已经减肥成功,还在普通话考级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再也不是那个说着“川普”的小胖子了。

从火车到飞机,老姚的改装四轮小推车,再也追不上了。

7

在那家网红蛋烘糕店跟姚文龙聊天之后,我还没来得及去看望老姚,老姚倒出现在我们几个发小的面前。

当年同我一起去姚文龙家阻止他“跳楼”的发小举行婚礼,因为姚文龙在国外,老姚便来代送礼金。他和我们这群发小围坐在一桌,一会儿给我们倒饮料,一会儿旋转着桌子上的转盘让我们夹菜,还是像当年在他家打《大富翁》时一样,殷勤地照顾着我们。

老姚坐在我身边,在劝菜的间隙扭头告诉我:“龙龙和你们高中那个小女娃分手了。”

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我笑着说:“老姚,你就别操心了,姚文龙都老大不小了,不用把他当小孩子。”

没想到,老姚又难为情地告诉我:“龙龙又耍朋友了,那个女娃儿是个外国人,韩国的。”

“啊?”我们几个发小很是惊讶,大家都笑着说这臭小子的保密工作做得真好,等他回来得好好收拾他。

老姚在桌子前来回搓手,满脸惆怅:“圣诞节龙龙就要带那个女娃儿回来看我们了,你说我这辈子也没见过外国人啊,我和龙龙妈妈,拿啥子招待那个女娃儿啊?”

我安慰老姚:“这有啥子好紧张的,按理说,紧张的该是女孩子。”

老姚好像听不进去我的劝说:“眼看圣诞节也没多久了,我做啥子好呢,韩国人都吃啥子?”

我看老姚也太紧张了,决定转移话题。我告诉老姚:“对了,老姚,前不久姚文龙给我发微信,说他想你了,让我去看你。”

老姚不可置信地望向我,嘴角却是藏不住的笑意:“真的吗?龙龙从来没对我说过这种话。”

“真的,不信我给你翻聊天记录。”我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

老姚赶紧从包里拿出来老花眼镜,不好意思地说,他年轻的时候眼睛特好使,蛋烘糕上飘过一只小飞虫他都能瞧见,没想到老了,居然老花眼了。

我翻到那句话,把手机递给老姚,他半眯着眼睛,笑盈盈地反复看着那几个字。

“龙龙真的说有点想我了哈。”老姚炫耀式地举着手机叫同桌的其他发小都来看,开心得像个孩子。

新郎和新娘站在舞台上向父母敬改口茶,台上的四位父母都哭成了泪人。司仪格外卖力,气氛煽得恰到好处,同桌的发小们都哭红了眼,我转头看向老姚,他也红了眼眶。

“老姚,等姚文龙回来,你做蛋烘糕给他吃吧,他好多年都没吃到了,他说他馋了。”在热闹的背景音乐下,我不确定老姚是否听清楚了,他没有接话,只是一个劲儿地鼓掌。

姚文龙曾对我说过,他在哥斯达黎加教书时,他的学生们总是缠着他问中国有什么好吃的。

他说是这么回答的:“有机会你们去中国,我邀请你们去我的家乡成都,成都是美食之都,遍地都是美食。还可以去我家做客,我爸做的蛋烘糕最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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