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迁之下的真假兄弟情

2019-03-18 12: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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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动迁,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牵动人心的话题。 “一夜暴富”的过程里,总有各种各样令人感慨和唏嘘的事情发生。但也只有经历过动迁的人,才知道真实的生活往往和人云亦云的传言有着极大的不同。 在这个连载中,我将以一个事件亲历者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些动迁前后发生的或喜或悲的故事,在这片曾经上海最大的棚户区的土地上,故事的主角和你我一样,是过着最平凡生活的普通人。

给失足的弟弟,留下最后的几平米

动迁启动前半年,整条马路风平浪静。一个周六下午,我正在自己家的祖宅中蒙头玩着手机,门口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

我打开门,站在我眼前的是一个皮肤黝黑、身材有些发福的中年大叔。他开口问道:“你好,我是隔壁的谭老二,以前是你们的邻居,最近才刚回来,我敲了半天门隔壁也没人答应,还有人住在这里吗?”

我想了想,好像隔壁是有户姓谭的人家,但和我们家交集不多,便说:“这我也不知道,你要是想等的话,我借你个凳子坐坐吧。”

“谢谢,等会人回来了,我就把凳子还给你。”

“你用好了,就把凳子直接放在我家门口就可以了。”

我把凳子递给他以后,就看到路边有几个中年大妈在不远处对着这个大叔指指点点,嘴里不知道在嘀咕些什么。后来他等了好几个小时,才等到那户人家回来,但回来的人,并不是他要等的人。

第二天,我回祖宅吃饭的时候,隔壁邻居跟我说:“老谭家那个吃牢饭的兄弟谭老二回来了。”

“是吗?我都快记不清这个人了……”

“我阿姨说你昨天借了个凳子给他坐,还说你挺有良心的,没忘记他帮过你们家。”

帮过我们家?我被说的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我就稀里糊涂地接着邻居的话说下去了:“他回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是不是他们家不太接纳他啊?还是老谭家要帮忙把他的工作给安排了?”

“你扯得都是哪儿跟哪儿啊,老谭家早就搬走了,你都忘记了吗?”邻居说。

“我早就不住这里,都不知道这些事情了。”我用手敲了敲自己的头,继续问道:“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要20年前了——这里是有人坐牢的,是不是就是他们家的人啊?”

“对的,我们这条马路,这么多年来坐牢的,也就他这么一个。”

“那谭家人都搬走了,他也不会住这里吧?”

“没有啊,他现在就住在居委会帮他安置的小旅馆里,看样子是没找到他兄弟。”

谭家的兄弟?到底长什么样?帮过我家什么事?我按照昨天看到的那个大叔的样子去努力回想,脑中飘过了父亲以前在我小时候对我说过的一些事。

30多年前,我家已经住上了3层的“楼房”。

楼房是我们自建的,那几年有太多人去区里说居住困难,区政府不胜烦扰,领导一句话就放宽了口子:“允许大家从现在起的一年时间内,在不超过土地证红线的范围内自行搭建3层及以下的房屋,不用任何审批。”

尽管我们几户人家的口袋里都没什么钱,但因为生怕哪天区里或街道翻脸不认这个政策了,就只好硬着头皮上了——之所以说是“我们几户”,是因为这片棚户区的平房当初造的时候为了节约工料,都是连体的,如果增建“楼层”时大家没协调好,不定谁的家里的墙壁就会因为承重不均衡而开裂。

我们很快把“连体”的三层楼房建好了,但因为钱不够,楼层越往上,用料越差。尤其是屋顶,中间用的填充物都是泡沫塑料和塑料布,等将来材料老化了,肯定漏水。但没办法——如果只搭到两楼的话,等将来政策过了,就算有钱了,恐怕也很难搭到三楼了;现在搭好了三楼,成了既成事实,等出问题时再修补,哪怕是整个三层楼推倒重来,街道和区里都是不会来管的。

果然没过几年,房子屋顶就开始漏水了。好在我家刚好也攒出了点钱,就开始准备翻新屋顶了。可等全部材料都备好、联系好了施工队以后,却遭遇了突发情况。

那一年,上海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甲肝”,我父亲的单位里有1/3的工人受影响请了假。由于是涉及民生的国企,不能停工,父亲原本请好的、用来修房顶的假期也作废了,只能回单位没日没夜地加班;原先联系好的施工队也受疫情影响,之前的工程迟迟完成不了,无法过来施工;买好的建材只能放在室外任凭风吹雨打。

幸好这时有一群因为工厂停摆闲在家的老邻居们来我家帮忙,其中就有谭老二。谭老二厂里食堂的厨师们特别爱吃毛蚶(甲肝大流行的原因就是生食毛蚶),所以倒下了一大片,厂里的领导觉得食堂不放心,怕到时候饭菜全部带病毒把一厂子的人都废了,就索性让全厂职工一起放了个大假。

谭老二的家在弄堂里,原先的主人是个在旧政府里当警察的混混,后来在文革时房子被没收了,单位就把房子租赁给了谭家的老父亲。谭老二虽不是在这片棚户区里出生,但随他父亲搬来以后,就和在这里出生、长大的“棚二代”们打成了一片。他从小就喜欢武侠小说,羡慕那些一腔热血的大侠们,长大后更是喜欢行侠仗义,到处帮忙。在这点上,他和哥哥谭老大反差很大——谭老大平日里不苟言笑,也不太合群,所以谭老大不论在单位还是在家里,都没什么朋友。

当时谭老二年富力壮,帮我家的改建出了不少力气,在房子翻修结束后,还帮忙一起打扫了一通。他坚持不要钱,最后我爸从单位里搞出了一瓶五粮液送他,他才勉强收下了。

谭老二就是这样凭着做好事,成了街坊里人人都对他竖大拇指的人,曾经有一次选举时很多街坊邻居都投了谭老二,但最后街道里说,投谭老二的都是废票,因为谭老二属于他单位里的选区,不属于我们街道的选区。

可后来,当整条马路上再谈论谭老二的名字时,却是因为一件人命官司了。

这件事和他的哥哥谭老大有关。谭老大平时沉默寡言,在企业里做机械设计制图,尽管人缘不佳,但优秀的工作产出和高超的工作水平,还是让他在单位里有着好口碑。

原本谭老大就这样兢兢业业、太太平平地过日子了,一直过到了他们单位里的制图总工退休。全厂的人都认为,不论是工作水平还是论资排辈,都应该是谭老大稳坐总工这个位置了,可最后领导宣布的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一个平日里无所事事、业务水平极差的马屁精竟然坐上了这个岗位。

有些风言风语说,在前几天,看到马屁精带着一大箱的礼物跑遍了各个领导家里。这些话传到了谭老二的耳朵里,他勃然大怒,头脑一热,便跑去找马屁精“理论”。到了对方家里,偏巧那人正在庆祝自己升职加薪,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双方在说了几句后,就话不投机大打出手了。谭老二凭着平日里看武侠小说自创的那点路数,几下就把马屁精打倒在地。

谭老二教训完马屁精后就走了,走的时候马屁精也没什么异样。谁知到了晚上,半醉半醒的马屁精突然大叫自己不舒服,家里人当他是发酒疯,也没太在意,更没去医院。到了后半夜,马屁精突然大呕大吐后之后就昏迷不醒了,家里人才连忙将他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后没多久,人竟然就一命呜呼了。

这下谭老二算是犯了事了,但他也没逃避,在听说马屁精出事了以后,就直接去了公安局,想先把这事说清楚,结果就在公安局里被拘了。

等法医的报告出来,说马屁精死因是猝死,喝酒和打架都属于诱因。法院据此最后定了谭老二故意伤害罪,判了无期。在宣判后,谭老二的父亲和大哥四处找人,想看看有什么办法缩短点他的刑期,坚持了好几年,直到某个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别再来了,政府刚刚宣布第二次严打,你们现在要再审,搞不好谭老二直接就枪毙了(事实上是不会的),再说了,我们都已经把他主动到公安局算成从轻情节了,你们就别闹了。”谭家这才作罢。

因为这个案子,谭老大的仕途也走不通了。在判决后没多久,谭老二的老婆就要求离婚。虽然当时办离婚手续很麻烦,但一听男方被判了无期徒刑,民政局和法院的工作人员也就没再调解,直接“从快”帮她办理了。

谭老大一开始还在不断做着弟媳的思想工作,弟媳被逼急了,便直接说:“你要是真的为了这个孩子好,就别拦我了,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离,但你想想,我现在不离,将来这个小孩入学入党工作时政审能过的了吗?我现在离婚了才能把小孩和谭老二彻底割裂,她才不会因为政审而耽误一辈子。”

话已至此,谭老大就再没有反对的理由了,知道这根风筝线只要一松手,风筝就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谭老大还是认死理,觉得弟弟是为了他才进的牢房,自己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弟弟骨肉的周全,所以在弟媳搬出家了以后,依旧不断地资助着弟媳和侄女。

谭老二回来后,住进了居委会安排的免费旅馆。说是“旅馆”,其实就是居委的“突发事件临时安置点”,里面只有几张床和一堆不知多久没洗过的被窝。

这天我路过祖宅门口,看到谭老二蹲在那里和老邻居们闲聊。认识他的邻居已经不多了,不过老邻居们倒是没有人因为他是“山上下来的人(坐牢)”就对他敬而远之。

在祖宅中,我和奶奶聊起了他:“奶奶,这个谭老二以前是不是帮过挺多人的啊,我一路走过来看到好多人都在和他打招呼。”

“是啊,我们这一排改建的时候他都出过力,如果不是因为打死人,他的命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

“他是不是找不到他哥哥?”我的脑海中出现了电视剧中已经被演过了无数次的狗血剧情——一个人入狱多年,出狱后被家人嫌弃,无处落脚。

“如果找不到哥哥也就算了,他现在连落户的地方都没有。他在居委会已经查过房子的产权了,他家原来的那套房子已经做过产权变更,改名成别人的了,只有楼上面积最小的一层还是他哥的,大概就10平米不到吧,还给他哥出租了。”奶奶叹了口气,“现在谭老二口袋里只有一张释放后的落户证明,但却没地方落户,原本居委会可以有的一些介绍工作或是劳改救济(的政策),因为没户口,他都享受不到。”

“这……是他哥把他房子的份额给吞了?”

“不知道,不过谭老大应该不是那样的人。谭老二说回来的这段时间,还去找过他的老婆和女儿,但是没找到,真是太可怜了。”奶奶顿了顿,又说,“前两天他还来找过我,想问问他不在的时候家里出了哪些事情。”

“我说,他进去后没几年,他老婆娘家就动迁了,老婆带着女儿就搬出这里了;又过了几年,谭老大也发达了,在外面买了房子,也搬出去了;再往后他的父亲就过世了,然后房子就没人住了,过了不久就住进了新的人家,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还有,你以后碰到谭老二的时候别拿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瞎说,他家里的事情你别多嘴,知道吗?”奶奶叮嘱我。

在出狱后的这段时间里,谭老二曾一直认为他哥哥可能把他祖宅的份额给吞了。可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多久,谭老大便主动打电话联系到了居委会,讲述了自己家这些年的情况。

在居委工作人员的口中,谭老二知道了更多在自己坐牢的时发生的事情:

当初谭老二离了婚后,谭老大还不断接济着他的前妻和女儿。后来没多久,前妻的娘家旧改动迁,前妻在顾村那里分到了一套房,就立刻搬走了,走时还留了个心眼,没有把新家的确切地址告诉谭家人,只留了联系电话,后面只把女儿的成长照片寄给谭老大,谭老大再如期把这些照片寄给弟弟。不过渐渐的,谭老二前妻寄来的照片越来越少,到后来就彻底没了。

谭老大心知肚明,因为弟弟的事情,自己在单位里已彻底没有了晋升希望。在原先一周只休息一天的时候,他就会在星期日偶尔去一些民营企业指导一下,挣点补贴家用的钱。在为弟弟减刑的努力失败后,他就彻底把精力放到了赚钱上。

那时正是做实体的民营企业的黄金时代,谭老大这样的资深专业人士在市场中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1995年实行双休日制度后,谭老大一般周五下午下班后就直接坐上汽车或火车,在周末两天去浙江温州那里的小作坊、小工厂,改进、维修他们的机械设备,然后周一回到单位里磨磨洋工,休息休息。

做着做着,谭老大就在温州的民营企业里干出了名气。几年后他的单位因为产能落后,进入了“优化分流”的名单,要裁掉一批人,他干脆主动要求上了下岗名单,在拿到了一笔不算大的“买断费”以后,就去了温州。拼了几年后,钱攒了不少,就回上海买了一套房子。

这时,谭老二的前妻又打电话过来——那时正好是上海的留学潮,弟媳说小孩大了,成绩很好,有去国外做交流生的机会,但自己这里没那么多钱,问大哥能不能帮最后一次忙,借一点钱给她。

谭老大的钱都扔进了自己的新房里,实在没办法,就想到了自家棚户区的祖宅。因为那套老宅是谭家老父亲单位里分的,老人过世后,他就是房子名正言顺的“使用权人”。

在付掉了一笔产权买断费后,这套当年搭建的“3层楼”的权利人就变成了谭老大。计算了一下侄女出国需要的钱数,谭老大就做了次“析产”,把楼下的两层卖了,留了最顶上的一层,等着将来弟弟回来了以后落户之用——为此,他的老婆还和他大吵了一架。

“有些析产的事情都是居委会里办的,有些事情是他刚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我对他说过你们兄弟之间可能有一点误会,他就让我先来和你把这些事情给讲了,不想到时候见面时尴尬。他在电话里也口头承诺了让你落户,等你把户口落了,再办张新的身份证,办完身份证后,就能去办张手机卡了,现在通话费很便宜,你到时候就能天天和他打电话了——哦,对了,如果你现在就想和他联系,我就给你拨电话,你要我帮你拨吗?”工作人员讲完后,问谭老二。

听完了来龙去脉,谭老二有些不知所措:“不了,我还不太习惯用手机……”

“你哥哥现在在外面忙,想约你双休日见面,我就自作主张把你们约在我居委会的调解室了,你看怎么样?”工作人员问。

“可以啊,就周六吧。我有好多事情都想和他聊一聊,毕竟这么多年没见面了。”谭老二迷茫地说,“我出来后觉得世界都彻底变了,让我先适应一下吧……这次从安徽坐火车回来,4个小时就到上海了,一路上看到现在人手都一部手机,还有微信什么的,我都不会弄。我进去之前,就知道有个大牌子叫摩托罗拉,现在再问那些小青年,他们都已经不知道了……”

周六,在居委会的调解室里,谭家两兄弟一见面,不约而同地说:“你老了。”“你也老了。”

和大多数需要在调解室里解决的矛盾和纠纷不同,这一次见面没有那些丑陋的一面,也没有任何不堪与吵闹。谭老大把这些年自己家里发生的风风雨雨向弟弟讲述了一番,最后愧疚地说:“那套房子,我没能守好,现在只留下了一层了,不过好歹还是等到你回来了。”

谭老二终于忍不住,痛哭了一场。

第二天周日,谭老大开着车子带着弟弟去了他们父亲的墓地。然后就在新一周的工作日,把谭老二的户口落在了那个他们小时候住的地方。谭老大本来已经为弟弟在外租了一间宽敞的房子,但谭老二拒绝了,他说自己想好好地在他年轻时的家住下去。

在学会了用微信后,谭老二联系上了前妻,收到了很多女儿从小到大的照片,但要想见到女儿,还要等上一段时间——女儿在国外大学毕业后,直接留在那里工作了,要等到圣诞节才有空回来。

谭老二还曾经想过再去马屁精家里一趟,但后来想想,还是作罢了。

因为还没到退休年龄,社保缴纳的年限又不足,最后谭老二在街道的帮助下去停车场做了管理员,这样到他60岁退休时,要自费补缴的社保可以少一点。

不过收费员还没做多久,这片棚户区动迁工作就开始了,他的那一层小房子也有一笔不菲的补偿,他说,等钱到手,房子买的够用就行,剩下的钱要为女儿存着。他的前妻在离婚后也一直未嫁,他盘算着,如果她还能接受自己的话,就试着聊聊复婚的事。

签完协议后,他一个人把自己那点电器和铺盖理好了,直接联系了动迁组安排搬家公司上门搬家。

“这么快就搬走了?不多待一会儿等到截止日时再走吗?”我路过时问。

“不了,我第一个搬走,还能和所有人告个别,最后一个走的话,连和自己告别的人都没了,我不喜欢这样。我这一辈子,就是在一个地方待满了一段时间再重头开始,以前是这样,在监狱里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说话时,他的眼眶里闪着泪光。

人手一张的遗嘱,不过是个囚徒困境

“时效签约奖励”的最后一天,我们家和几个邻居朋友都收到了动迁组和居委会的邀请,去“围观”收尾工作。

所谓时效签约奖励,是指在最早的两个月内签署完动迁安置补偿协议后,权利人会得到不菲的奖励,即使是动迁地块内最小的房屋,也有近60万的时效奖,别的普通房屋,时效奖都在100万以上。

所以,这一天也是动迁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听说会有电视台前来采访。但地块里那些早早签约的人家都已经搬走了,剩下的几家都是准备做钉子户的。居委会为了让场面不至于太冷清,所以邀请了我们去做群众演员。

正当大家都在居委会前等待的时候,突然一阵吵骂声打破了平静。一个老男人带着几个人跑到居委会,嚷嚷道:“呦,今天场面挺大的嘛,你们是干嘛,庆祝签约结束咯?告诉你们,你们要是今天不和我签约,我就闹得你们连庆祝都不能太太平平!”

居委会马主任一看这情形,立刻吩咐了工作人员去找旁边临时警务站的警察。这个警务站是动迁开始后居委会特地向区里申请来的临时警务站,平时至少有4个警察值班,为的就是保证动迁组和居委会的正常运转,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

几分钟后来了两个警察,直接拖着带头滋事的老男人去了警务站,在拉拉扯扯中,老男人还不断叫嚷,但和他随行的几个人看到警察出手,不敢妄动,直接作鸟兽散了。

又过了一会儿,电视台采编人员如约而至,拍了几个镜头后就离开了。

此时时间尚早,马主任接过了话筒对大家喊:“今天我看来的人也不少,大家中午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就请都留下来吃顿午饭再走吧。动迁现在终于告一段落了,今天之后的动迁户签约,也就只和动迁组有关系了,居委会也算是功成身退。我们在旁边的饭店里包了场,答谢大家配合我们工作,还望大家赏脸前来。”

这顿饭是临时加出来的,我几个邻居商量了一下,都打算“不吃白不吃”。不过既然还要等一些时间,我就去居委会里找小姑妈了。

穿过人群,我好不容易找到小姑妈:“今天居委会的工作都结束了,那你以后再也不用来这里调解了吧?”

“还没结束,刚刚跑来闹的人还得去调解室接待一下。”

我跟着小姑妈一起去调解室去看热闹。这个偌大的房间里,前两个月里每天都是吵闹的,而现在却透着一股冷清气。

那个老男人坐在一把椅子上,旁边站着几个警察,而居委会这一方,十几个调解员,再加上和我一样看热闹的(居委会里很多人都是和我小姑妈一样退休后返聘的,都是本地块的邻居,所以并不会刻意驱离无关人员),让我想到了《亮剑》里李云龙的台词:“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比1,这种富裕仗我八辈子也没有打过……”

但最后上阵的,还是马主任。因为那个老男人知道马主任是这里最大的“官”了,点名要见他。

“孙老三,你今天来要签约,我很开心,只是,你应该知道,签约应该去隔壁动迁组的签约室。”经验老道的马主任开口了。

“马主任,你少和我来这套!如果不是你们整天去动迁组说什么我的遗嘱有问题,现在我早就签了!”这个孙老三高声声讨道。

“孙老三,你手上的遗嘱有没有效力,不是我说了算,你现在就带着你的遗嘱去隔壁,只要动迁组认可就行了,你在这里和我闹,除了浪费时间外没别的意义。”

“我早去过隔壁了,他们又把皮球踢回你们居委会了,说以前本地居民的情况他们不是很清楚,希望你们来把关。”

“那你还是去法院解决吧,你的情况不是我这里能说得清的。”

“那我现在就来签了啊,我今天一过,至少损失一百多万,这钱你赔吗?”

“这钱你要找人赔,就找拦着你不让你签合同的人去,不要来找我们居委会。”

“拦着我的人不就是你们居委会吗?”

“老三,话可不能这么说,拦着你的人不是我们居委会,是你的3个兄弟姐妹啊!”马主任干脆点明了。

“如果你们居委会说一句,平时老人我照顾得多,遗嘱肯定是真的,不就行了?”

“这话我们还真不敢说,我要是说了,到时候你兄弟姐妹来索赔,居委会可没这么多钱来给你赔!”

这个时候,一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跑过来,叫了我小姑妈在内的几个老资格的工作人员出去。

“怎么了?”小姑妈问。

“孙老二来了!”

“怎么又来一个要吵架的啊?今天都是最后一天了怎么还这么多事!”小姑妈一副犯难的表情。

“那怎么办?”

“把他请到2楼的办公室吧,别让他和孙老三见面,否则他们兄弟俩肯定要打起来。”

一个工作人员去里面向马书记报信,剩下的人都跟着小姑妈到了2楼的办公室。一见工作人员进了屋,那个孙老二就话里有话地问:“今天人蛮多的嘛,最后一天了,我看了一下,你们的签约率已经蛮高了,几千户都签掉了,为什么就是不肯让我来签呢?”

一位和他相识的工作人员说:“老二啊,你的情况我们不是不知道,之所以不让你签,是因为你手上的遗嘱我们都吃不准,这个责任谁都没法担。”

“什么叫吃不准?你现在立刻就拿我的遗嘱去做笔记鉴定,只要我有一丝做假,你就立刻把我送进监狱里面去。”孙老二一副无赖的样子。

“老二,话不是这么说的,按照动迁的规矩,应该是一家人推选一个户主出来谈判,你们家里四个兄弟姐妹都自称自己是当家的,说(居委会)应该和自己来谈,别人一点份额都没有——你让我怎么处理?”

“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家里就是我当家,遗嘱里写得清清楚楚,这事我让你难办了吗?”

“我们这里要是一认定你是房子的继承人,你剩下的兄弟姐妹一准都要来找我们麻烦,我敢吗?”

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数个会合后,又有个工作人员跑上来低声跟小姑妈说:“孙老大来了——马主任正在下面稳住孙老三,你们再分个人去接待一下吧……”

于是小姑妈又带了几个人去了楼下,把孙老大带去了食堂。孙老大一开口,就和她两个弟弟说的一样:“今天是最后一天奖励签约了,我前面去了动迁组,动迁组要我先来你们这里确认户主的身份。”她跟弟弟们的要求唯一一点区别就是:“我租客原本还住里面的,被你们赶跑了,你们要赔我租金的。”

居委会的人被这句话气得不行:“你那是群租房,里面要着火了人都没地方逃生,我们没给你开消防整改通知书已经算对你客气了!”

我听这家三姐弟的口气,越听越奇怪,便悄悄问小姑妈:“这是怎么回事,这姐弟三个是一家的吗?怎么个个都自称自己是户主、都拿了遗嘱啊?”

“说来话长,他们就是当初我们隔壁的孙家,你还有印象吗?”

“啊?是他们?”

3年前的一天,我正在临河的老街上散步,正前方迎来一队送葬的队伍。

我从小见过的上海丧葬风俗,一般都是下午办仪式,晚上请吃“豆腐饭”,阵仗都很小。而我眼前的这队人马,可以说是我平生所见的送葬队伍里规模最大的一支,花圈用的都非平时所见的纸花,而是真正的鲜花。一路放的哀乐也不是音箱播放,而是请来了一只小乐队现场演奏。

送葬的队伍从我旁边经过时,我才看清这是离我家祖宅不远的孙家老人过世了。老太太膝下两儿两女,姐弟四人那时都已经过了退休的年纪,陆续搬离了这片棚户区。

我到了祖宅,和奶奶谈起刚刚路上所遇。奶奶告诉我,这个孙老太太年轻时便是我们家的邻居,跟她关系不错。孙老太太死前一直是在敬老院里住着的,奶奶曾想去探望一下,但她的几个子女却一直对自己母亲的去向守口如瓶,所以也没有成行。原本奶奶还想去西宝兴路的殡仪馆见孙老太太的最后一面,但孙家的人生怕年近九旬的奶奶出什么意外,婉拒了她的要求,奶奶想想自己确实行动不便,也就没再提。

有些和孙家四姐弟关系不错的邻居去了葬礼,回来说:这场道别会开得真气派,租的是殡仪馆最好的大厅,最后的“豆腐饭”上居然还有大龙虾。

邻居们给我奶奶代领了一套谢礼,相当讲究:毛巾是超市里至少30元一条的好毛巾;碗也是超薄骨瓷的碗,比我家里买的都好。

自从这场葬礼后,孙家四姐弟便从未再回过老街,他们的老宅被分割成若干间向外出租。从动迁开始后一直到投票、签约,他们都未在自己的老宅出现过,签约榜上也一直未出现过孙家人的名字,他们家群租房里的租客,在居委会的说服下也陆续搬离了这里。

我一直都以为可能是孙家的人都失联了,没想到今天居然全冒出来了。

“他们家现在最头疼的地方,就是他们家老太太的遗嘱——他们家姐弟四人,人手一份,我们现在既不知道这些遗嘱的真假,也不知道遗嘱做出(时间上)的先后,根本没办法判断。”小姑妈说。

正在这时,小姑妈的手机响了,就听听筒里有人说:“你们这边人应该挺多吧,再抽几个人过来去动迁组——孙四妹正在动迁组里撒泼呢!”

好在今天居委会人手齐备,很快,三四个调解员就去了动迁组的办公室。我耳边第4次听到了那句:“今天是最后一天有奖签约了,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签?”

“你和我们闹也没用,我们动迁组只负责签约,关于户主的确认全都是居委会来做的,居委会不点头,我这里怎么可能让你签?”动迁组的一个工作人员反复地说。

“我不管,我今天就要签,如果签不到,我就赖在这里不走了!”

这时,动迁组的人一看到居委会的人进来,直接甩锅:“你看,居委会的人来了,你们直接找他们吧。”

孙家姐弟们都凑齐了,全是撒泼耍赖的主儿,目的都是“跟我签约”。

马主任考虑了一下,以前约他们四个人一起来居委会坐下来慢慢谈,他们都给回绝了,可居委会单个接待的时候,他们又都各执一词,也难以了解真相——既然这个事不把四人凑一起就无法解决,那现在也别“分批接待”了,人来都来了,干脆趁着午饭前的两个小时,把事情给解决了,待会午饭庆祝时也好了无心事。

15分钟后,居委会调解室里,孙家四姐弟分别各坐一边。旁边还有两个动迁组的工作人员带着孙家的动迁安置方案,准备随时为他们讲解动迁的补偿方式,一旦谈妥,就可以马上到旁边签约,警务站的警察也在旁随时待命。

动迁组专门负责法务的律师得到通知后也及时到场了——这个律师平时只有“重大疑难杂症”出现时才会出现。

人员齐备,调解开始。一位调解员先开了口:“这里现在是居委会对XX路XX号的动迁调解以及动迁权利人的确认会,此次调解会由我XXX进行主持工作,根据规定,我们现在所有关于调解的事宜都要录像,以便将来发生争议时可以回溯,大家有异议吗?或者如果大家认为我有应当回避的情况,也可以提出。”

孙家四姐弟都没有任何回应。

“好,那我就认定为大家都默认无异议了,接下来调解会开始。我先说一下我们居委会掌握的情况:XX路XX号的房子是私房性质,权利人夫妻双双过世,现在动迁开始后,我们曾经联系过权利人子女,希望可以确定一个有权可以和动迁组进行谈判的人,但在这步上出了问题,权利人的4位子女均宣称自己有遗嘱为证,是合法的权利人,拥有房屋的完全产权,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4位子女均有可能拥有70%的产权,而且之间彼此不愿意进行沟通,今天正好所有的子女都来了我居委会,所以就开了现在的调解会,四位当事人,我刚才说的是否符合情况?”

四姐弟几乎同时叫骂了起来:“什么70%?明明全部都是我的!”

“那我先根据遗产法解释一下这‘70’的由来——你们的父亲过世时,根据我们了解,是没有留下遗嘱的,房子是你们父母共有,你们的母亲还在,所以属于你们父亲‘遗产’的房子是整栋楼的一半,也就是50%,到这一步你们有没有问题?”

见四姐弟都没开口,调解员继续说道:“按照继承法,你们父亲的份额由你们四位再加上你们的母亲继承,5个人正好一人可分到10%,继承行为发生后,产权结构就变成了你们的母亲60%,你们各自10%,到这一步有没有问题?”

孙老大阴阳怪气地来了句:“我们又不懂法,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只要别骗我们就可以了。”

调解员听了有些不太高兴:“你们手上的遗嘱写的都是‘母亲份额全部归自己’,那么也就是你们母亲的‘60’归你们自己而已,可剩下的3人还各占10%呢,所以你们前面主张‘自己拥有全部的产权’、要绕开自己的兄弟姐妹们把协议签了,是不可能的,明白了吗?”

四姐弟听了之后炸开了锅,有人说:“明明遗产全部给了我,怎么还要别人同意?”有人骂:“就是你们动迁组觉得我们房子大,奖励高,想抹掉我们的奖励好给你们自己发奖金!”

调解员拿着话筒大声地说:“现在不要吵!你们的情况,这个份额的问题只是小问题,大问题是你们手上各自都有遗嘱,这个遗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只有今天你们都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把这事情给说清楚了,我再重申一遍,吵是没用的!”

这时有工作人员拿了好几份复印件过来给这姐弟四人、律师、马主任,以及在场的一些工作人员看,我也凑过去看了。复印件是那4份遗嘱,抬头都写了“遗嘱”,然后里面的内容也大致相同:“我XXX,把所有遗产,包括XX路XX号的房子死后交给XXX”,再加上一个签名,4份都是没有写日期,笔迹也都差不多。

过目之后,动迁组的律师先提问了:“这4份遗嘱,订立的时间都是什么时候?”

孙家姐弟们都显出一副竭力思索的样子,嘴上却支支吾吾起来。

最后还是老四先说了:“我手上的遗嘱,是当初老母亲住到我家的时候签的,我们当初约好,老母亲四家轮流住,每家住半年,但后来住了一圈后,大家都觉得不方便,所以最后还是送进养老院了,住的顺序是按照排行来的,所以我的遗嘱是最后写的。”

我听到耳旁有人轻声地说:“哼,以前还说自己不懂法,这时候说得倒是头头是道。”——的确,孙四妹的意思就是:她的遗嘱是母亲最后写的,根据继承法,应该是这份才算有效。

刚才也说自己“不懂法”的孙老大立刻跳起来反驳自己的小妹:“你放屁!我的遗嘱明明是老太太在养老院时写给我的,按照刚刚他们讲的,这套房子7成归我。”

话音未落,孙老三也跳起来指着大姐的鼻子骂道:“都是你非要把老太太接到养老院去,我要照顾她,你就说那全部都由我来!你明知道我身体不好,照顾不动!——但你自己一个人不孝就算了,还不让我们尽孝(我们地块的习俗是,除非有特别理由,一般都是在自己家中赡养老人,如果去了养老院,一般都会被视为子女不孝)!”

孙家姐弟们一番摩拳擦掌的态势,但当即被在旁边的警察给按住了气势。

律师说:“你们先不要吵,你们遗嘱的原件有没有带来,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四姐弟都拿出来了自己的那份遗嘱——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用了塑封,里面的纸倒是显得皱皱巴巴了,看起来,这遗嘱一开始时也没被特别重视——他们都不愿意把自己的遗嘱交到调解员手上,律师只得一个个走过去看。

律师看了一圈,说:“我都看过了,你们手里的遗嘱里,姓名、标的都有了,现在我唯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们都不写日期?”

“你让80岁老太太写,她能写出个像样的字已经不错了,哪里还管日期啊!”他们狡辩道。

“你们提出的证据都是一样的有瑕疵,这事情我这里解决不了,我就算是认可了也不算,你们只有去法院解决了——不过我先提醒一下你们,如果去法院,你们手上的遗嘱有可能会被全部作废。当然,你们也可以去鉴定墨迹的形成时间,以此排列出遗嘱的顺序,然后看法院认不认可这样的证据,这样的鉴定大概几千块一份。”律师不急不缓地说。

此话刚出,四姐弟已经骂声一片了:“说到底,今天你们还是不让我们签,今天一过,我损失的钱找谁要去啊?!”

“我的话还没说完,你们静一下,你们今天四个人正好都在,如果身份证都带着的话,完全可以现在就把动迁的协议给签了,然后多加份协议,让动迁款下来后寄放在我们动迁公司或者是区公证处,等你们之间遗产确认官司结束了,或者你们协商出结果了,凭判决书或者达成的协议再来把这笔钱领走。你们如果决定签的话,今天上午就能全部办完手续,所有的奖励一分都不会少。”律师说。

四姐弟听了,骂了两句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好反驳的了,最终答应签了协议。

等我们看完了热闹,走出居委会时,我看到,“签约通过率”的公告板上的小数点后几位的数字已经变了——孙家已经被算在了“圆满完成”的分类里了,旁边一个工作人员可能是负责宣传的,正在打电话:“我这里今天又解决了一户老大难的居民,你那里记录一下,等彻底结束了,我们做一期‘化解居民矛盾’的专题……”

居委会答谢的午饭正式开始,没什么好菜,大家主要是图个气氛。我边吃边问坐在我旁边的小姑妈:“今天早上的孙家算应付了吗?”

“是啊,不然你还想他们闹吗?他们现在签了,对自己也是最有利的。”

“那你觉得遗产到底会是谁的?”

“哈哈,我怎么知道?我猜,他们最后的结局应该是平分吧。这样的事我见多了,你想想看,他们当年轮流服侍老太太半年,之后就直接把老太太送进了养老院,为什么?就是为了给自己时间忽悠老太太写遗嘱啊。”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不是应该最后的那位最有优势吗?”

“他们自作聪明,遗嘱上都故意不留签署时间,好等对方亮出了底牌后自己再填上去,结果现在全部都搞不清楚时间先后了——这些遗嘱其实都算是无效的,还亏他们塑封得这么好!3年前,也是他们都为了在亲戚面前显示‘自己是当家人’,相互不断加码攀比,才有了那场豪华葬礼呀。”

“那他们就不能像刚刚律师说的那样去鉴定吗?”

“他们能答应才有鬼了,他们谁都不会去申请鉴定的。”

“为什么啊?”

“很简单啊——他们每个人都不敢确信老太太给自己签的遗嘱就是最后的那一份——在他们每个人的眼里,另外三个人都有机会在去养老院陪老人出来散心时再签一份比自己晚的遗嘱,万一鉴定出来自己这份不是‘最后一份’,岂不是便宜了别人……明白了没有,他们陷着的这个叫什么困境来着?”

“哦,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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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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