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流记者实录:拿红包写通稿

2019-03-20 13:53:39
201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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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 在大多数时间,工作都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无论我们是在主动寻找一个谋生的饭碗、不断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消极逃避,它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为了更好的生活,几代中国人都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不曾停歇,也不能停歇。工作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个体多元多样的三观。 这一次,我们希望能请大家一起,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记录下我们的父辈们曾经所为之奋斗的,也记录下我们自己所困惑、怅惘与坚持的一切。 记录下自己,就是记录下今天。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寻业中国」。期待你的来稿。

1

2016年4月份,我从北京“逃”回老家——老公创业失败,负债太多,经济压力大;女儿刚6个月大,一直交由爸妈照顾,我不忍让她那么小就成为留守儿童。我有些认命地想,凭我们的能力,在北京永远也不会有车有房,不如退而求其次,回到老家谋求发展。

回到老家后,爸妈整天在我耳边唠叨:“还是待在北京有面子,之前谁问我闺女在哪里,我说的时候都特别自豪。”我听着心中烦乱,索性跑去市里找找工作。

在投了几份简历后,就接到了一家报社的电话,让我第二天“去站里面试”。那个报社的总部在北京,各省都设立有记者站,我要去的就是他们设在本地的记者站。

记者站位于市中心商业街旁边的一个高档小区里,小区管理严格,到处都是监控和正在巡逻的保安。站在单元门口,我打通了预留的电话,开门的是位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说明来意后,他开了门,带我上了32楼。

我缩头缩脑地走进屋子后,首先看到的就是书报架上的一排报纸,墙上挂着几块匾,其中一块写着“某某报社记者站”。屋子里还有两个小女孩正坐在电脑桌前,看到我,也只是瞟了一眼,然后继续工作着。

我被开门的人领到另一间屋子里,一个瘦瘦的、大概40多岁的男子正坐在椅子上打电话,我只好先在一个沙发上坐下,静静地等他接完。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男子的电话终于收线。他说他就是站长,对我倒是开门见山:“你之前做什么工作?”

“编辑过养生类的书籍,也接触过中医,写过一些相关的稿子。”

“那好,说多了没用,不管你是骡子是马,先试用3个月,这期间你能写出令人满意的文章,工资好谈。不过,目前你的工资只能按实习生的算,但如果后期做得好,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这个行业嘛,有些薪水是不固定的,出去采访、参加会议的‘差旅费’是你们自己的。这几年,新媒体把传统媒体冲击得厉害,我们的效益也不是很好。”

“那实习期的工资是多少?”

“我说过了,这个不好说。比如,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管饭的,这饭也是钱,如果中午出去吃,一顿下来也要12元左右,一个月下来嘛,也是好几百,但是我们这里,饭的事你不用担心,有人管呢。”

“那会上保险吗?”我小声问道。

“我们这边是站点,没有资格给你们上保险(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托辞),但会有一定的补贴,比如第一个月200元,第二个月300,不过最高只能到达500元。”

紧接着,他的手机又响了,半小时后电话挂断,才言归正传。但对于工资,他依旧避而不谈。可如果工资不谈清楚,我怎么工作?于是,我还是红着脸,鼓足勇气再次追问实习工资有多少,声音小到大概只有我自己能听见。

站长干咳几声,然后也压低了声音,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说道:“1000元——当然,这只是基本工资,我刚刚说了,你们参加会议都会有一定的‘差旅费’,加上饭补,一个月3000元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可以,明天就来上班,不可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提高工资,而且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水平如何。”

我没指望这份工作工资能有多高,却想不到是这么低。据我所知,2016年,我们市里的新闻行业的实习工资应该在每月2000到3000元左右,正职的工资最低每月也有6000元。

我说先回去考虑一下,晚上再答复。

2

从那个记者站出来后,我的思绪一片混乱:如果真要在这里工作,别说孩子的奶粉钱,估计连养活自己都困难;可我又喜欢写作,希望能在这个行业有所成就。

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给爸妈打了个电话。爸爸一听说是报社,开心地在电话那头直说让我接受这份工作,“工资多少都无所谓,权当锻炼,稳定下来后,工资一定不是问题”。他说他这几年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如果我缺钱,就跟他们说,孩子的费用他们也会帮忙的。

当天晚上,父亲就让哥哥给我打了2000元生活费,要我在附近租个房子,安心在报社待着,不要考虑钱的事。看着微信上的数字,我暗暗下了决定,立马打通那位领导的电话,答应了他的条件,说明天就去上班。

第二天上午,我就算记者站里的员工了。一个女孩告诉我,这个记者站除了站长,还有两个主任,一个姓杨,一个姓谢,“两人水火不容”。

上午工作的时候,站里稀稀拉拉进来了一些人,有的直接找领导,有的来了以后就在我们旁边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们聊些无关紧要的话,有的来了就在大厅的阳台上背着手走来走去。

中午饭点一到,其中一个来客说要请客。几个知道情况的同事就跟着站长出去了,我刚来不知道,领导不发话,我就呆坐着,直到我旁边的小女孩起身,戳了我一下,悄悄说道:“走了,吃饭。一般有人请吃饭,站长不好意思叫我们,我们自己跟着就行了。”

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时领导们还在等电梯,站长见我们跟上来了,才放松地咳嗽了几声。

等到第三天,中饭饭点过去很久了,也没见有领导张罗要吃饭,这时隔壁的张姐过来问:“你们都不去吃饭吗?”旁边的那个小女孩说:“一会儿再去。”

我有些纳闷,不是说管饭吗,怎么饭点过了领导们都还坐在办公室?我的肚子已经饿得不行,百思不得其解跟着张姐进了电梯,后来坐在小餐馆里吃饭时才从她口中得知,我们领导所谓的“管饭”,就是有人来站里请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蹭一点,如果没人请,就自掏腰包。

张姐问我领导给我开了多少工资,我老老实实报了数,她笑着说:“我跟你不在同一个报纸的站点,不知道你们领导为啥才给这么点,这点工资,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或许还能应付着过,但你有家庭,就不要死待着了,站长是永远不缺实习生的。”

听完她的话,我的心都凉了——可是如果不做这份工作,我又能做什么呢?

3

有天下午,回到办公室里没事干,我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就在这时那个杨主任突然跑过来跟我说:“明天高级人民法院开座谈会,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会议的场面。”

想着明天要去开会,我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兴奋得一夜睡不着。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收拾,换上最得体的服装和运动鞋——我明白,记者这个身份不能花哨,朴素大方就好。

我按时到了记者站,没想到一直等到10点钟,杨主任才慢悠悠地来了。

“杨主任,不去参加会议了吗?”看他一进门,我赶紧问道。

“慌什么,下午1点半才开。”杨主任是80后,比我大不了几岁,也不知道是在体制内待得时间久了,还是面对新人喜欢装领导,总是一副“我是老人”的样子。

好不容易挨到了12点,杨主任发话:“走吧,去那边吃饭,吃完等着开会。”我烦躁不安的心终于得到了解脱,迅速收拾起背包,大气不敢喘地跟着他出发了。

杨主任随手招来一辆出租车,不到20分钟,就来到了高级人民法院门口,杨主任指着大门对我说:“这就是高法了。好好干,以后我会经常带你参加这样的会议的,也长长见识。”

我只能“嗯嗯”着,杨主任说时间还多,在附近找点吃的,然后“找个图书馆眯一会儿,就到点了”。

我俩在附近的美食街吃了午饭,然后杨主任领着我进了图书馆,告诉我说“这家图书馆我经常来”。我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随手拿了一本柴静的《看见》。他看见我拿了这本书,立马问道:“这本书你没有看过吗?我都看了好几遍了。”

我只能讪讪地说我读的书不多。

时间很快过去,1点多我们来到会议现场,杨主任走在前面,替我签完到后,随手拿了两个红包,放进自己的口袋,紧接着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入座。

会议很快开始,是一些枯燥乏味的学术报告,我听得哈欠连天。等到提问环节,杨主任提醒我:“你不懂就不要瞎提问,不要来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哈,这里不欢迎。你来是代表报社的形象的,你乱提问,我们是要被批的,明白了吗?”

我连连点头。

两个小时后,会议结束,杨主任在路上给我解释道:“那些提问的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你拿了别人的差旅费,没有被安排的话就要闭嘴。”

“那为什么问题都设置好了,被问的领导怎么还结结巴巴说不上来啊?”

“关你鸟事,回去写好你的稿子就行!”

“按照现场看到的来写吗?”

“我怕你是找死哦——人家有通稿,按照通稿来写,不要瞎写!”杨主任压低声音,耳根鼓鼓的,有些发红,估计是被我气的。

一回到站里,我就收到了杨主任发来的通稿:“稍微改动一下就行,传到网站上之前先提交给我看一看。”

我自作聪明,想着既然去了,就该写一点不一样的,于是就没有按照通稿来写。结果稿子交给杨主任后,被他狠狠批评了一通:“你这个死脑筋,这样能在报社行业发展下去吗?人家要你写一遍,还给你差旅费干什么?你这样写,无疑是要把我们站长推向深渊!我让你把那个改一点点就行,你全改了干嘛?”

我委屈得几乎要哭出来,但还是反驳道:“那我们去开会,只是去拿差旅费吗?发出来的稿子都一样,还用我们干嘛?”

杨主任再一次骂我“不灵活”,说以后不会带我去“跑会”了。

4

之后的半个月里,杨主任果然没有再让我去参加任何会议,每天只让我负责上传稿件。代替我去“跑会”的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小女孩,她每次出去“跑会”都喜滋滋的,一个月下来,竟拿到了2000元的差旅费,生活过得比我滋润多了。

我问她写稿子的事,她说:“嗨,有什么好写的,不都是抄吗?这次我们去乡下开会,20多个记者都是相互抄稿,再润色一下就直接发稿。这些稿子,人家根本不需要你来写或改,你只管拿着钱,开会、吃饭、发通稿,勤快一点的,就稍微改一下,还用得着写?”

三流记者实录:拿红包写通稿

她的话让我想起新闻队伍里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拿红包,四流记者发外稿,五流记者写本报。

我大概就是其中所说的“三流记者”。

有一天,记者站的另一位领导谢主任出差回来,带回了很多资料,让我写“深度报道”。我说我没有现场采访,怎么写?他说:“资料都有了,你好好看,试着去写就行。”

稿子攒好后,我发给他看,他似乎有些出乎意料地说:“嘿,不错,有点意思,你这标题也取得相当可以。”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岗位上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有了谢主任的鼓励,我不再缩头缩尾,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歌颂缉毒警察的深度报道。第二天一上班,谢主任就兴高采烈地跟我说:“小陈啊,你写的那篇文章被北京总部选中,上报纸啦。上网站容易,上报纸可不容易。哈哈,恭喜恭喜!”

原本我以为这篇文章会让我在领导眼中从此有了一定的地位,应该可以轮到我去“跑会”了,这样就能拿到些“差旅费”——工资已经拖了半个月没发了——但那之后,我工作唯一的变化,就是不管是谁发给谢主任什么稿件,不管写得好坏,他都要让我先读一遍,然后把标题改了。

谢主任说,我做这个工作还是不错的,但他不知道,我还是想写署我自己名字的稿件。

考虑到自己拖家带口,不能只靠梦想来支撑生活了,谢主任似乎也感觉到了我萌生退意,便在一天上午主动提出让我跟他去一趟法学会。

当天下午,谢主任就带我去了法学会见了会长。他跟会长商量,一周让我在报社工作3天,在法学会工作2天。说可以让我在负责给报社撰写、修改稿件的同时,还负责起法学会的网站更新,并要求法学会那边给我开2000元的工资,报社则给我1000元。

可法学会学长根本不会上谢主任的套,直接说除非我在法学会全职工作,才愿意出2000元。或许是为了缓和关系,他又补了句:“最近我准备招几个实习生,小谢啊,如果你真的缺人手,我可以给你留一个,去报社那边工作——这些实习生都不要钱的。”

谢主任一听到这话,激动得拉着会长的手,不停地说着谢谢。

从法学会的办公楼出来后,谢主任不好意思地跟我解释了一大堆:“我已经尽力了,如今报社资金确实困难,出不起高工资……”

我知道这是在下逐客令。在这个记者站里工作已经有两个月了,我一分钱都没拿到,全靠信用卡和父亲转来的钱过活。听完谢主任的话,我已经没有理由再支撑下去了,便递交辞职信。之后我又向谢主任催了几次,他才用微信转账把我那两个月的工资给结了。

后来在街上偶遇了张姐一次,她说,在我辞职后几天,那个“跑会”的小女孩也被站长辞退了,杨主任还说,她要想拿到工资,就把之前几个月拿到的差旅费全交出来。最后,小女孩对他们说要去劳动仲裁,他们才答应给结算工资。

我和小女孩走后的第三天,记者站里就来了两个实习生,听说,他们一分钱工资也没有。

5

离开这家报社的记者站后,老公也从北京回到老家,在市里找了工作,我干脆做起了家庭主妇。

两年后,女儿送进了幼儿园,我又应聘进了另外一家报社的记者站,工资比上次多了一倍,2000元。其实我并不想去,可是老家这里不像北京,有那么多的出版传媒广告公司,有的只是这些记者站;何况,在家待了两年,也没有别的工作经验,我也没什么选择的资本。

不过,这家报社的性质是市场化媒体,和上一家隶属于体制内的报社完全不同。我想,这里的领导应该也和之前的不一样吧。

第一天上班,报社的主任就分配我次日到下属的一个地级市,去参加一个“敬老爱老”的文艺演出活动。

第二天一早,当地权威媒体和好多家记者站的记者,一共十几个,准时聚在一个大饭店的门口等车。我们个个背着大背包,穿着运动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群大学生。

上了小巴,路途遥远。半路经过一个收费站后,领队让大家下车活动一下,需要上厕所的旁边就有厕所。休息几分钟后,我们返回车里,他给我们买了好多饮料,一人一瓶。

我们又开始赶路。开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被拉到一家农家乐的门口,大家显得十分困倦,一个个哈欠连天。一下车,我们就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员工毕恭毕敬引到备好饭菜的餐桌前。席间,接待的人一直在说“你们辛苦了”、“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之类的客套话。

用餐完毕,我们被带进旁边的村里,水泥路上布满了泥土,有些地方还有水坑,村口处有4个穿着八路军服饰的工作人员等着,再往前走,就是村委会了。

村委会坐落在一个大院里,3层的小楼,四周的围墙上画满了宣传画,画上写着什么“常回家看看”、“常给爸妈通电话”、“回家帮忙做家务”等等。大院里的舞台已经搭起来了,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舞台下面是一排排已经摆好的座椅,整整齐齐。1楼的屋子里有好几个穿着当地民族服装的年轻小姑娘,据说她们是村委会专门花钱请来的舞蹈演员。

门口陆陆续续有人进来,不到半个小时,大院里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听说来了不少记者,个个都热情高涨,其中还有不少赞助的商家。

文艺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就是那些小姑娘的民族舞蹈,获得了村民们一阵阵掌声。文艺演出的最后,是提供赞助的商家给村里90岁以上的老人“送红包”,每个红包里有300元。有些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便由子孙儿女背着来到现场。老人们一个个闭目养神,仿佛现场的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倒是他们的子女看到有记者拍照,都纷纷抢着扶正老人的帽子、拉着毯子盖住老人的腿,生怕记者看不到他们对老人的孝心。

当商家的工作人员来到老人面前送红包时,若看着记者没有跟上拍照,便迟迟不给,任老人们伸着的手一直悬在半空,当记者的镜头对准他们后,他们又一下子变得亲切无比,俯下身子跟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合影,把脸特意贴紧老人的脸,老人露出了不习惯的表情。有的工作人员不放心,还特意跑来跟我套近乎,加微信,要我回社里后把照片发给他。

活动结束后,我看到角落里有几个老人,七八十岁左右,衣着破烂,旁边也没人陪着,便走过去跟他们聊天:“爷爷奶奶,这样的活动,你们觉得好不好,要不要以后经常办?”

“办哪样哦,不过是村里搞的形式罢了。之前从没办过,这次说是有商家给发红包,但是我们也没有见到啊。”一位老人不屑地说。

“我们家是贫苦户,好几年都说我有低保,可到现在我也没有领到那个钱。记者同志,你帮我问问,我怎么才能拿到我的低保啊……”一位眼睛不好的老人拉着我的手说。

我跟老人们正聊得火热,那个负责组织的领队走了过来,说要准备送我们返回市里了,赶紧去那边集合。

“可我还需要采访一些素材……”刚刚在现场,看到那么多老人,活动也办得有声有色,虽然只是形式,但确实给老人们带来一定的欢乐,我已经有了一些写稿的思路,想说给他听。

领队不耐烦地打断我:“你需要的稿件我们全都有,不需要你费劲,回去你们发通稿就行,不要乱写。”

6

返程的路上,一车人昏昏欲睡。我刚要睡着,手机突然响了一声,我打开微信,是个600元的红包。我傻里傻气地给发红包那人发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大概明白了我是个“新人”,回了3个字:“辛苦费。”

我问坐在我旁边的男孩是不是也收到了红包,他说没收到。刚说完,领队就在车厢里发话:“没有我微信的加一下。”一会儿,我旁边的男孩也收到了相同数额的红包。

我们15个记者,包车、吃喝、红包,算下来花销应该不少,想想举办活动的人也真算是下了血本了。我想起在之前那个报社时,杨主任说过一句:“如今国家管得严了,只敢收200到1000元不等的红包,以前参加一个会议可都是2000元上下,有的甚至高达上万。”

就在大家点着手机收红包的时候,领队又发话了:“各位记者,今天辛苦了,让你们跑一趟,回去呢,还要辛苦老师们,通稿已经发了,麻烦标题改一下,不要一样。谢谢,谢谢了。”说完,向我们一顿作揖。

“没事,放心,我们会把事办好的。”十几个记者异口同声。

回去后不到3个小时,这次活动的稿件就在各大网站上铺天盖地了。

我的文章是最后一个发出的。也许是我的文笔不好,也许是我不懂行规,也许是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反反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我又在通稿的基础上改了一通。

可想而知,我又被领导骂得狗血淋头:“你看看你,你改的这是什么啊?人家是通稿,通稿不明白吗?!不明白你去各大网站搜一下,现在这篇文章所有人都发了,就你还没发表,你是想气死我啊?!”领导气得脸红筋涨。

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办公椅上。打开他们发来的通稿,改了一下标题,一键发送,谁都满意。

隔了一天,主任就又要我同他一起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在市里,定在早上8点半。没想到他8点就到场了,打电话催我:“你太没时间观念了,怎么这个点还不来?以后要提前安排好!”我羞愧难当,只好一个劲地道歉。

把女儿送到幼儿园,我8点一刻赶到会议现场时,其他记者也才陆续到达。我去签到,被告知我们参会的牌子已经被主任领走了——在那样的会议场所,签到就会领红包,而且那天参会的都是市里有头衔的领导班子,红包数额会很大。

焦灼间,收到主任发来的短信:“我已经帮你签到了,参会牌也领了。我回去取下相机。”

看来我的红包,主任也已经领走了。

没有参会牌子,主任又不在,我无法进入会场,找了好几个工作人员,才让我进入会场。

等我进入会场后,主任也回来了,他将十多斤重的相机递给我,指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士说:“呐,就那个人,看到没有,他的照片一定要多拍。还有上台讲话的领导,也要多拍。”

到了提问环节,身边一个穿着职业服装的大姐拿着纸条,俯身在我耳边说:“我想请你帮个忙,一会儿等到XX领导上台时,麻烦你按照这上面的问题提问。”大姐解释说,本应该坐在我旁边位置上的某某电视台记者一直不见人,她便想请我替这家电视台提问。那天一共来了十多家媒体,活动举办方也设置了同等数量的问题,缺一不可。

我说要先请示领导,不敢做主。领导同意后,我捏着手中的问题,拿着话筒,提出了我记者生涯中的第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不是我问的。

那天会议还没结束,各大媒体的通稿已经全网都是了。

就这样,那一个星期我们参加了好几场活动,如果红包不被领导拿走,我的收入还是挺可观的。

7

虽然传统媒体受到了冲击,但人们对媒体的崇拜和信任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

我的家人朋友都觉得,在媒体行业,在报社工作,说话办事都方便。甚至连我自己也是如此信赖手中这子虚乌有的权利,以为有一天它能为我解决很多问题。直到半个月后的一天,我出了意外,这才明白这种头脑中想象的特权不过是一把握不住的细沙。

一个周末,怀着身孕的我带女儿去游乐场玩,因为游乐场的设施管理不完善,我被两个开着电车的孩子撞倒,一下就被撞成了先兆性流产。

由于我要住院,游乐场说只有我拿出工作证明才肯赔偿误工费。当我向报社说明情况后,主任却以我出事时不在工作期间为由,不愿意出具证明。没有工作证明,我的误工费就拿不到。最后,我几乎是哀求着主任,他才答应了,但开具的证明上写的单位并不是报社,而是一家传媒公司。可在前面扯皮时,游乐场一方知道我是在报社工作,这份证明他们是不会认的。

我只好找到报社的另一个负责人,他说怕我的事会影响到报社,不能开。我想不出来,是我被人撞,怎么出个证明就能让报社惹祸上身?

家人朋友知道后,问我:“你不是在报社吗?不如写篇文章报道一下。”

他并不知道,这报道并不是谁想写就能写的,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临时工,一拿不出资金,二没有权力。报社连工作证明都不给我开,还能让我写报道?

既然自家报社不行,我想起之前听说的一家“专门为穷人说话办事”的媒体,便联系到河北的一个朋友,想试试。朋友得知后告诉我:“之前我买房,因为迟迟拿不到房产证,我老公就找了你说的那家媒体,记者拿了钱,回去准备报道,结果商家也找到了媒体,又拿了红包,如此一来,这事就一直搁浅了。我老公还在政府上班呢,不也一样?唉,没用的。”

——拿商家钱财,替商家办事,这不就是现在自己做的事情么?我又想起之前的报社迟迟不肯给我上保险的事,寒心之余,对自己的行为和遭遇感到可笑又可悲。

最后,我老公跟游乐场一直交涉,但游乐场也只赔偿了医疗费。

我还在住院时,报社的领导就天天催,说现在需要人,我这样也没法工作,要我交钥匙。我明白报社的意思,想着只要孩子好好的,也不愿去纠结,便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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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假装热情》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