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父子，一生冤家

1

那段时间，镇上刘兽医来过不止一次了，他是个秃顶的中年人，背军绿的帆布包，用粗大的钢针，为脂肪肥厚的病猪打针。

屋子光线昏暗，顶上是桉树房梁，盖着的青瓦被柴烟灰熏得漆黑。刘兽医的手倒插腰上，皱着眉头，端详着那头瘫趴的猪，终于摇摇头，啧了一声，“不行了，宰了吧。”

爷爷递上一根五牛硬金，划燃火柴，给自己也点了一支，不再说什么。

杀猪，请了镇上卖肉的陈师傅，长尖刀背圆钝锈旧，刀刃却锋利闪光，那一刀极果决，抬起长刀，架个小弓步，往猪的胸前一捅，直插心脏，又迅速拔出，猪便立刻颓然倒地。

爷爷依然递上一根五牛，划火柴，又给自己点上——在整个川南丘陵地带，成都的金五牛、云南的软翡翠，是最流行的廉价香烟。

病死的猪肉，第二天被爷爷拿去自贡卖。早早起床，在竹编背篓里垫着张塑料薄膜，吃过早饭，带着我出了门。田湾深处浮着轻雾，银白的露水结在干草上。

那时的大巴车，顶上还驮着黑色的橡胶气囊。到了人多的一处铁道口，铺开彩虹条纹的油布，一条条红白相间的肉摆上去，爷爷不叫卖，只等人来问。有人说猪是病死的，爷爷否认，那态度，连我看着都不信。

到午后，肉卖完了，收拾东西到曾祖父的门卫室时，已经下午三点过。门卫室里有台巨大的挂钟，钟摆摇晃，发出滴答滴答的响。爷爷放下背篓，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抽烟，递了一支给曾祖父，丝毫没有敬意和拘谨，也不主动给他点。

吃饭没有呢，曾祖父笑着问。吃过了，爷爷一脸愁苦，不动声色地说。我一听，差点喊出来，我们根本没有吃饭，爷爷却并没有看我。

“你们这次下来是干啥子呢？”曾祖父的问话也有根据，爷爷从不单纯去探望他，至少表面不会。这个家里的人，大都是这个风格，一切不实际的做法都免掉，情感交流尤其是没有意义的。

“病了头猪，杀了拿点肉下来卖。”爷爷吸烟时，嘴唇打出吧嗒声。在远离闹市的破产鞋厂门卫室，两个老人的每一次吐纳，都显得无比悠长。

“猪死了卖不了钱，下一季估计要差点钱。”爷爷终于又开口说话。

“差好多呢。”

“差一些。”

曾祖父颤颤巍巍地从太师椅站起来，佝偻身体，慢慢挪进房间，翻弄衣物，窸窸窣窣，过了一会儿走出来，手里端一叠银色百元钞票。

“这里是一千块，先用着，不够再说。”

爷爷将烟含在嘴里，伸手接过钱，也不数，也没说谢，把钱装进皱旧的方形黑色手提包，合上拉链，放回旁边的椅子，又用手轻轻按一下，似乎皮包是个小动物，生怕它动弹。

“时候不早了，瑞熙，我们准备回去吧。”拿了钱没几分钟，他就要走。

2

那时爷爷大约五十来岁，古铜色的皮肤，上身胸背有厚实的肌肉，肩上三角肌饱满而棱角分明，撩起裤脚，露出强韧的跟腱。他喜欢穿一件猩红色背心，洗得泛白，破着洞。

家里的地散在几个地方，长山土是旱地，春天长青麦，夏天接着玉米红薯，干田不固定，有水种稻谷，没水种油菜。平缓的丘陵，中间形成洼地，地势由高到低，最矮的地方被称为“冲底”，这里的土壤最湿润肥沃，爷爷最重要的几分地就在“冲底下”。

早春燕飞，爷爷便开始下田，挖开淤结的湿泥，将青绿的水芹翻到泥底。圈出一片区域，用皿子抹平湿泥，再切分成几片长方形，在上面撒谷种，弹韧的竹篾插在水里，弯成拱形，覆盖白色塑料薄膜，做成秧苗的简易温室。

插秧是技术活，我曾跟他学过很多次，从没成功过。明明都摁进了泥里，过不了多久，又都浮起来。插秧前，田里再施一遍氮肥和磷肥，氮肥冲鼻，磷肥稍好，装在白色的编织袋挑到田边，塑料瓢舀满，直接往田里泼。

爷爷下田从不穿鞋，裤管挽到大腿，拔扯秧苗，用干谷草捆成手臂粗细的一把，箩筐装着几十把秧苗，挑远了，站在田埂上，朝空白处扔，插秧时，走到哪里都有苗。

爷爷埋头做活，极少说话，他的腰始终躬着，两腿不断朝后移，左手端秧把，右手快速地捻，捉住苗的根茎，果决地朝水里按。完成一畦才上岸，用很大的铝制杯喝茶水，用化学制剂般的“十滴水"解暑，再拿出五牛或翡翠，连抽两三支，扔掉烟头，又下了田。第一遍插过，还要补秧，一连几天，他都这样转着，看到秧苗浮起来，就立即去补。

等到秧苗长高，挺韧而密集地生在田里，爷爷仍不能轻松——谷子没进仓，心里都不踏实，稍出闪失，整年的生计都会断——他对饥馑的记忆印象深刻，饿得腿肿。

“走，去看看秧子，瑞熙要不要去。”

记不清是哪年，午后，爷爷照例去看田，水稻已长得很高，整齐，密实，油绿，田埂缺口处，水流叮咚，周围起落几声蛙叫。

我当时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如此安宁而美好，就问爷爷，“怎么插秧，才不会浮起来？”

他听到，沉默好一阵才说，“这个你不要学。”

爷爷有件蓝灰色西服，内袋是丝滑的尼龙布料，连续几天，我都能摸到那张光滑的纸币，却不敢拿出来看，只觉得它面积很大，至少要10元。

午后，阴雨绵绵，爷爷和奶奶在堂屋看电视。我假装睡午觉，爬上床，找到蓝灰色西服，摸进内袋，钱还在，拿出来一看，果然是10元，灰褐色的旧币，图案是几个朴拙壮实的工人。

游戏室房进了最新的PS游戏机，一个小时1块5，一直看别人玩，手早就痒了。

那天围观的小孩很多，忽然有人说，瑞熙肯定偷家里钱了。我一听这话，心就乱了，时间还没到，扔掉游戏手柄，仓皇跑了出来。

走在街上，感到像是被许多人盯着。出小镇，走入旷野，从后山小路绕回家，剩下的钱埋在树叶里。回到家，大家还围着堂屋那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在看《新白娘子传奇》。

晚饭过后，爷爷才发现钱不见了，他们轻声说着话，我越发忐忑起来。

“是不是拿了爷爷的钱。”奶奶过来问我，语气温和，不带一丝责备。我说没有。

奶奶还没放弃，继续说，“这是爷爷去自贡做花的路费，最后十块钱，乖，拿了你拿出来就是。”

我终于忍不住了。羞愧，莫名其妙的委屈，眼泪滚出来，仍然否认，“没有，我没有。”

奶奶走开了，之后几个星期，爷爷去自贡做花，来回几十公里的路，全都是走的。

3

爷爷的知青身份，早已辨认不清了。只在极隐微的场景里，他的那些深深刻在头脑中的印记才会显露出来。

家里房子是个三合的院子，白色烧砖，黑褐色的瓦，曾祖母回家乡比曾祖父早，住在最里的一间。她小时缠过足，行走不方便，吃喝拉撒都在屋里，那里没有窗户，只有顶上两片琉璃瓦透进些光。曾祖母时常在夜里呻吟，念驱鬼的经文。

每当曾祖母念经文时，爷爷就很厌恶，夜里也要发脾气，奶奶就更不敢说信菩萨的事。每次去上香，奶奶都不敢直说，换了干净的衣鞋，只说去看舅婆。

菩萨庙在低缓的丘陵顶上，从家里出发，走五六里路，翻两座低矮的山，给菩萨上过香，磕过头，再到舅婆院里吃顿斋饭，坐着听老人们说话，近黄昏才往回走，路上奶奶总要特意叮嘱我，见了爷爷，什么也不要说。好在爷爷也从不问。

小时候经常起得早，天刚蒙蒙亮，屋后竹林的麻雀就密集地叫着，清脆得像雨后尖尖的竹叶。醒来睁开眼，懵懂地看屋顶亮白的琉璃瓦，梭下床，在地上找到拖鞋，来到院子，奶奶在厨房，烧柴灶煮猪食和早饭，我叫她一声，她回，起来了啊。

有一天，我照例来到院子边，旱田里的油菜还未长高，远处埋坟的山坡笼在薄雾里。雾里有个影子，我一直看着影子走近了，才辨清是个老人，拄根棍子，身体佝偻着慢慢挪。

他来到我面前，一身蓝灰色衣服，脏，破，满脸皱纹，嘴唇微微张开，牙齿不剩几颗。他缓缓抬起污黑的手，手心向上，举到我身前，他想说话，喉咙发出来，却只一阵含混而微弱的嘤嘤声。

听到我的喊声，奶奶立刻从厨房跑出来，老人想要点吃的。粥还冒着热气，盛在白瓷大碗里，她刻意滤掉汤，只留还未完全膨胀的米。那天，奶奶也特意叮嘱，不要给爷爷说，她还给了钱。“菩萨说，要多做好事。”

爷爷身边的人，大都会谈论鬼神。

他的六婶，我叫六祖，是当时村里最有声望的老人。她站在高处的田埂，看我们几个小孩走过，忽然悲悯而大声地说，“我们这些老人倒是活够了，世界就要灭亡了，可怜这些孩子啊。”她以为我们不懂，我却听得发懵，惊惶。

夏天的夜晚，气温开始转凉，保管室的院子很宽，村里几个长辈爱在这里乘凉，抽烟，说笑，谈论收成。月亮从远处山顶出来，越升越高，照得院里一片皎白，旷野里有轻微的风吹过来，稻草垛霍霍地响。

瘸公双腿截肢，抽草烟，他说在遥远的地方，壁立的山崖上，悬挂的棺材里住着僵尸，在丘陵深处，有让人迷失方向的鬼打墙；方爷是铁道退休职工，家里有打鹰的双管猎枪，养着凶恶的柴犬，他说有天半夜醒来，看到床前站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取来猎枪，白发老人却不见了。

但只有爷爷从来不讲鬼故事，他一生都在念叨他的唯物思想，甚至因此而有某种知识上的优越感。曾祖母在幽暗的房间念起驱鬼的咒语，奶奶每年会为观音菩萨上三次香，对于这些，他全都嗤之以鼻，“你们说有鬼，有神仙，谁给我抓一个来看看呢。”

4

大约到我上初中，曾祖父才回家乡定居，那时候，爷爷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修了新房，漂亮的二层小楼，廊院宽敞，外墙贴满耀眼的白色瓷砖。

有一年春节，曾祖父忽然把我和堂哥叫到饭厅，神神秘秘的样子，棕黄色八仙桌上铺着鲜红的对联，他让我们把对联拉起来，背着手站在远处，笑眯眯地欣赏，脸上尽是得意。房间里混杂着油墨、燃气和腐浊的剩菜味，我至今仍记得那副对联，上联是“反腐倡廉存正气”，下联是“除旧创新树新风”，横批是“共奔小康”。

“你们现在上初中，应该要懂对联。”曾祖父看着对联说，我们两兄弟只好附和。随后他又慷慨激昂地补充道，“你们去帮我挂在镇政府门口。”

我们听了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还在犹豫，爷爷走进来，得知曾祖父要干的事情，顿时异常恼怒，“你不要乱搞这些没用的东西！”

这是我第一次见爷爷如此严厉地说话，几乎是在呵斥他的父亲。在此之前，曾祖父做的许多事情，他都报以轻蔑，或者不闻不问。家里其他人也赶来，这才阻止了曾祖父的“大字报”，他叹气作罢，妥协的结果是，对联挂在自家门上。

我和堂哥搬桌子出来，再搭一张凳子，好久才将那副加长对联贴好，顶端延伸到屋顶。

曾祖父就住在爷爷隔壁，那台老式挂钟也在，整日滴答作响，木桌摆一摞书，垒得很高，全是关于养花种草的，院里也有上百盆他亲手栽培的花草。

许多个阳光明媚的温暖日子，我就看着曾祖父坐一张折旧的蓝色塑料靠椅上，旁边摆张凳子，上面放软翡翠，或者金五牛，翘起修长的二郎腿，长时间安静地坐着，悠然自得，吞云吐雾，兴起时写几个毛笔字，裂开年轻时英俊的嘴唇，笑呵呵地告诫我手淫的危害。

两个人性格似乎截然相反，爷爷沉默、阴郁、寡言，曾祖父则开朗、快活、健谈。他出生在民国，包办婚姻，在自贡郊区一所小学教书，五十年代当选过乡一级的人大代表，当校长时得了胃病，退下来继续教书，直到退休。

爷爷也算花工，却不爱花草，从不管院里的东西，花草对这对父子而言意义截然不同，一个是谋生，一个是雅好。

5

过了段时间，说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六祖去世了。癌症晚期，放弃治疗回家，停在我家隔壁的老屋，等最后一口气掉。六祖是曾祖父六弟的媳妇，也就是爷爷的亲姨。但即便如此，爷爷当时的做法，在邻人们眼里，也有些好得过分了。

六祖一家繁盛，膝下不缺人照顾，在家等老的那一阵，爷爷却殷勤得像个亲儿子。他每天都过去，守在那张倾斜的躺椅前，端水倒尿，无微不至。背后的缘由，是后来奶奶讲给我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在小镇上只有两人考上高中，爷爷是其中之一，他本来可以读师范，然后很快毕业就能当老师，从此走出农村。但他心大，选了高中，想读大学。

高中在另一个镇上，丘陵地区的山路崎岖逶迤，来回30余公里，步行单趟两小时，爷爷每日天不亮便起床，夜里到家天已黑尽。

那时，川南公社的食物已开始紧张，他去找教书的曾祖父要钱，只拿回5块。曾祖母缠过脚，地主小姐的身份藏不住，身边带几个孩子，吃饭多，劳动少，四处招人嫌弃。在公社食堂，有人故意冲撞曾祖母，盛饭的陶钵掉地上打碎，只能用较大的陶片盛粥。爷爷十七八岁，正是长身体的年纪，每日走读，饿得面黄肌瘦。

很快，就有人进了“肿病医院”，治疗浮肿的疗法就是每天喝点粥，好了的就出去，好不了的，都进了山坳的坑里。

在四川人里，六祖算长得很高的女人，跟公社的干部关系好，因此，在生产队得了轻松差事，负责喂猪。爷爷那时已经饿得腿肿，六祖就省下喂猪的杂粮，发霉的玉米和红薯，夜里偷偷开小灶，煮给爷爷吃。缠小脚的曾祖母，一共生过9个，最后只活下来3个，而爷爷是吃猪食活下来的。

再后来，爷爷并没有机会考大学，高二那年，学校执行政策，将他遣返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为一名“回乡知青”。

6

爷爷对曾祖父是有怨的，但也只跟奶奶说过。

的确，这么多年，从未听爷爷用表示父亲的词语称呼曾祖父。爷爷和两个兄妹，都称呼曾祖父为“四爷”。曾祖父厌恶包办婚姻，常年在外教书，很少回家，连假期也待在学校，偶尔回来，同族小孩围着要吃的，嚷着喊四爷，爷爷他们也跟着喊，久了就没再改过来。

当年爷爷回到农村，在生产队种庄稼，之后因能写会算，当上了保管员，在这个职位上，他曾饱受家人"责备"，因为他不愿向仓库伸手。

公社中学缺一名代课老师，爷爷是当时"奇货可居"的中学生，觉得自己是很合适的人选。但很多人都盯着这个职位，需要拼关系。爷爷去找曾祖父帮忙，想问问能不能找点关系，或者送点东西。曾祖父当过小学校长，还当选了乡人大代表，但他当面呵斥了儿子。

奶奶转述曾祖父当年的话，大意就是说，你不要搞这些歪门邪道，回去好好表现，争取组织信任。

爷爷空手而归，没走成后门，后来一个比他读书少很多的人当了代课老师。

等70年代末，爷爷40来岁，在小镇边缘的地里干活。那个每天步行30公里上学的回乡知青，已经熬成一个肤色古铜的中年农民。

顶替制度开始实行，爷爷和最小的弟弟都可以接曾祖父这个教师岗位的班。

最终，机会却给了幺爷，曾祖父想的是，小儿子还没成家，需要这份体面工作。可幺爷顶替的结果是，教师岗位折价成食堂杂工，爷爷却永远留在那个三面环山的小镇郊外。

直到很多年之后，曾祖父才将他的一份花工传给爷爷，以及一把巨大的花剪，像两把交错在一起的长刀。曾祖父退休后去了鞋厂当门卫，花工算是他的爱好，偶尔帮人干干活，多少也能有点收入。

爷爷早已年过50，带着那把巨大的花剪，他终于开始去上班了——活到现在，这是他第一份“工作”，走之前几天，他就开始准备：让奶奶找出一堆衣服，在那间只有琉璃瓦透进光线的房间，拿起衣服比比试试，最后还是选了那套常穿的灰黑色毛服。穿好衣服，爷爷默默地站在房间，也没有镜子可照，只是抬起双手轻轻熨帖胸领，琉璃瓦透下来的明亮光束里，可以看到无数飘飞的微尘。光照在他略微弓起的背上，就像照着一尊老旧的塑像。

天还没亮，他就穿好衣服站在堂屋，拿出那把巨大的花剪，装入干净的编织袋，一圈一圈裹起来，竹编背篓里，还有些其他用具，简易的铝制饭盒，钳子，剪刀，一根用来擦汗的新毛巾，以及那个表面褶皱的方形皮包。

检查一遍东西，提起背绳，将背篓往身后一甩，另一只手穿过另一根背绳，又刻意拉一拉后背衣角，走了。奶奶和我站在院子边，看他消失在远处的薄雾里。

7

曾祖父去世前，那些画面总出现在我脑里。

阳光明媚的天气，他坐在老旧的塑料靠椅里，翘起二郎腿抽烟，有个即将成为工科大学讲师的后辈来请教他，希望得到他的“职场指点”。

爷爷正在院里晒粮食，干净的水泥地上，铺排着粗硕而金黄的玉米棒，在墙上洁白瓷砖反射下，满地金黄的光线辉耀而刺眼，爷爷吃力地眯起眼睛，将玉米棒一个个翻转，走过翘着二郎腿的曾祖父身边，不停下，也不说话。

曾祖父突发心脏病是在2006年，一次抢救后，他的身体只能靠药物维持。

有一阵，曾祖父的身体竟像好转很多，他还是一副欢喜乐生模样，咧开薄淡的嘴唇微笑，与牙齿掉光的曾祖母打趣，翘着二郎腿抽烟，试种最新弄到的花种，抬起洒水壶，颤巍着挪步到阳台边，为他心爱的花草洒水。爷爷依然不帮他打理花草，劝他别折腾了，但没有用。

曾祖父需要常备一种药物，速效救心丸。两人争吵的前一天，曾祖父感觉身体不好，给了钱，让爷爷去自贡买药。

“老大，我的药用完了，你赶快去给我拿一点吧。”曾祖父一直用亲昵的字眼称呼爷爷。

第二天，曾祖父问爷爷是否已经买到了药，他感觉自己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还没有去，爷爷冷冷地回了一句。

曾祖父动了气，厉声责骂，“你明明晓得这个药是救我命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快一点，是不是想我快点死。”

像对待生命中的所有事情一样，爷爷选择沉默。

很快，曾祖父再次发病，紧急送往医院，做了最后一次抢救。

葬礼在老屋进行，遗体摆在堂屋，棺材之上，是一幅褪色的苍松落日图，那是曾祖父80岁那年，一位教授朋友差人送来小镇的。

守灵的晚上，爷爷长久地沉默，不断抽他喜爱的金五牛香烟，浓密烟雾从嘴里溢出，向上升腾，遮住他阴郁的眼睛。过了午夜，他让我们都进屋睡觉，“守一下是个意思就行了”。这位唯物的老人，像蔑视菩萨一样，蔑视着自己父亲的葬礼流程。

第二天早上，枯草沾着露水，送曾祖父的遗体去火葬场。那是个宽大场所，高大的黄果树被焚尸炉飘出的烟灰熏成惨白。等待间歇，在场的男人们抽烟打发时间，姑婆坐在一旁，眼睛哭得红肿，偶尔还在抽泣，爷爷挤在人群里，抽他的金五牛。

顺序终于排到，穿蓝色制服的职工开始操作，将曾祖父的遗体抬出，那僵硬的面容再次出现在亲人眼前时，姑婆放声哭了出来。

遗体被放上传送带，亲友在不远处围成半圆，机器轰然启动，传送带缓缓向前，焚尸炉的大门顿然打开，轰鸣声中，射出强烈的火光。爷爷忽然冲出人群，跪倒在遗体前，大声地呼号，“老把子（父亲），允（永）别了！”

我惊愕地看着，爷爷做出从未有过的激烈的情感表达，我记得，那是他有生之年第一次，用表示父亲的词语称呼已经死去的曾祖父。那个呼声撕心裂肺，仿佛穿透一个世纪。

8

曾祖父去世后，爷爷接管了阳台上的花草，他拿出整套装备，用强有力的老虎钳修剪过硬的枝条，用长刀一样的大花剪修建葱茏的叶子，用精致的小铲子为赭红色的花钵松土，他背起专用的喷雾器，为它们浇水。

第二年，院子里的花，最后一次完整地绽放，那些菊花前一年就摆好位置，绽放时，依然像一团温凉的大火。

那个时候，爷爷身体已经也开始下滑，从老屋走到大爷的新屋，不到一里路，要歇三次。

临终前几年，他在饭桌上谈论自己的死亡。

“死亡并不可怕”，他以一种牵强的自信如此宣称。那一年，爷爷一位堂兄去世，下葬时，他依然走在最前面，扛最重的担子，护着棺材落土。棺材落下的刹那，他顿时如气血冲顶，当场跌倒在那片红薯地里。也是心脏病。

多年以后，我终于可以用深挚的悲悯，代替当年见到那个场景时的羞耻感：

爷爷躺在床上，形销骨立，污秽不堪。我恍然领悟，这不就是他当年的模样——在饥饿和死亡面前，毫无尊严地挣扎，吃着猪食活下来——几十年后，68岁的他依然如此，毫无尊严地挣扎、呼号，在儿孙面前失掉最后一丝体面。

“我要死了”，他脖子微仰，发出绝望的呼号。他不是在求救，这四个字之后，没有其他要求，他看到近在眼前的死亡，感到彻底的恐惧，他要喊出来。然后，便急遽地去世了。

奶奶后来说，爷爷那天没有及时去给曾祖父买药，其实是他自己的心脏病也犯了。他在高中就查出冠心病，直到后来发病后，都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想，反正说了也医不起。

那时爷爷已经走不了远路了，但也没有想到让别人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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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后来的我们》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