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父子,一生冤家

2019-03-28 15:42:31
2019.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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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段时间,镇上刘兽医来过不止一次了,他是个秃顶的中年人,背军绿的帆布包,用粗大的钢针,为脂肪肥厚的病猪打针。

屋子光线昏暗,顶上是桉树房梁,盖着的青瓦被柴烟灰熏得漆黑。刘兽医的手倒插腰上,皱着眉头,端详着那头瘫趴的猪,终于摇摇头,啧了一声,“不行了,宰了吧。”

爷爷递上一根五牛硬金,划燃火柴,给自己也点了一支,不再说什么。

杀猪,请了镇上卖肉的陈师傅,长尖刀背圆钝锈旧,刀刃却锋利闪光,那一刀极果决,抬起长刀,架个小弓步,往猪的胸前一捅,直插心脏,又迅速拔出,猪便立刻颓然倒地。

爷爷依然递上一根五牛,划火柴,又给自己点上——在整个川南丘陵地带,成都的金五牛、云南的软翡翠,是最流行的廉价香烟。

病死的猪肉,第二天被爷爷拿去自贡卖。早早起床,在竹编背篓里垫着张塑料薄膜,吃过早饭,带着我出了门。田湾深处浮着轻雾,银白的露水结在干草上。

那时的大巴车,顶上还驮着黑色的橡胶气囊。到了人多的一处铁道口,铺开彩虹条纹的油布,一条条红白相间的肉摆上去,爷爷不叫卖,只等人来问。有人说猪是病死的,爷爷否认,那态度,连我看着都不信。

到午后,肉卖完了,收拾东西到曾祖父的门卫室时,已经下午三点过。门卫室里有台巨大的挂钟,钟摆摇晃,发出滴答滴答的响。爷爷放下背篓,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抽烟,递了一支给曾祖父,丝毫没有敬意和拘谨,也不主动给他点。

吃饭没有呢,曾祖父笑着问。吃过了,爷爷一脸愁苦,不动声色地说。我一听,差点喊出来,我们根本没有吃饭,爷爷却并没有看我。

“你们这次下来是干啥子呢?”曾祖父的问话也有根据,爷爷从不单纯去探望他,至少表面不会。这个家里的人,大都是这个风格,一切不实际的做法都免掉,情感交流尤其是没有意义的。

“病了头猪,杀了拿点肉下来卖。”爷爷吸烟时,嘴唇打出吧嗒声。在远离闹市的破产鞋厂门卫室,两个老人的每一次吐纳,都显得无比悠长。

“猪死了卖不了钱,下一季估计要差点钱。”爷爷终于又开口说话。

“差好多呢。”

“差一些。”

曾祖父颤颤巍巍地从太师椅站起来,佝偻身体,慢慢挪进房间,翻弄衣物,窸窸窣窣,过了一会儿走出来,手里端一叠银色百元钞票。

“这里是一千块,先用着,不够再说。”

爷爷将烟含在嘴里,伸手接过钱,也不数,也没说谢,把钱装进皱旧的方形黑色手提包,合上拉链,放回旁边的椅子,又用手轻轻按一下,似乎皮包是个小动物,生怕它动弹。

“时候不早了,瑞熙,我们准备回去吧。”拿了钱没几分钟,他就要走。

2

那时爷爷大约五十来岁,古铜色的皮肤,上身胸背有厚实的肌肉,肩上三角肌饱满而棱角分明,撩起裤脚,露出强韧的跟腱。他喜欢穿一件猩红色背心,洗得泛白,破着洞。

家里的地散在几个地方,长山土是旱地,春天长青麦,夏天接着玉米红薯,干田不固定,有水种稻谷,没水种油菜。平缓的丘陵,中间形成洼地,地势由高到低,最矮的地方被称为“冲底”,这里的土壤最湿润肥沃,爷爷最重要的几分地就在“冲底下”。

早春燕飞,爷爷便开始下田,挖开淤结的湿泥,将青绿的水芹翻到泥底。圈出一片区域,用皿子抹平湿泥,再切分成几片长方形,在上面撒谷种,弹韧的竹篾插在水里,弯成拱形,覆盖白色塑料薄膜,做成秧苗的简易温室。

插秧是技术活,我曾跟他学过很多次,从没成功过。明明都摁进了泥里,过不了多久,又都浮起来。插秧前,田里再施一遍氮肥和磷肥,氮肥冲鼻,磷肥稍好,装在白色的编织袋挑到田边,塑料瓢舀满,直接往田里泼。

爷爷下田从不穿鞋,裤管挽到大腿,拔扯秧苗,用干谷草捆成手臂粗细的一把,箩筐装着几十把秧苗,挑远了,站在田埂上,朝空白处扔,插秧时,走到哪里都有苗。

爷爷埋头做活,极少说话,他的腰始终躬着,两腿不断朝后移,左手端秧把,右手快速地捻,捉住苗的根茎,果决地朝水里按。完成一畦才上岸,用很大的铝制杯喝茶水,用化学制剂般的“十滴水"解暑,再拿出五牛或翡翠,连抽两三支,扔掉烟头,又下了田。第一遍插过,还要补秧,一连几天,他都这样转着,看到秧苗浮起来,就立即去补。

等到秧苗长高,挺韧而密集地生在田里,爷爷仍不能轻松——谷子没进仓,心里都不踏实,稍出闪失,整年的生计都会断——他对饥馑的记忆印象深刻,饿得腿肿。

“走,去看看秧子,瑞熙要不要去。”

记不清是哪年,午后,爷爷照例去看田,水稻已长得很高,整齐,密实,油绿,田埂缺口处,水流叮咚,周围起落几声蛙叫。

我当时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如此安宁而美好,就问爷爷,“怎么插秧,才不会浮起来?”

他听到,沉默好一阵才说,“这个你不要学。”

爷爷有件蓝灰色西服,内袋是丝滑的尼龙布料,连续几天,我都能摸到那张光滑的纸币,却不敢拿出来看,只觉得它面积很大,至少要10元。

午后,阴雨绵绵,爷爷和奶奶在堂屋看电视。我假装睡午觉,爬上床,找到蓝灰色西服,摸进内袋,钱还在,拿出来一看,果然是10元,灰褐色的旧币,图案是几个朴拙壮实的工人。

游戏室房进了最新的PS游戏机,一个小时1块5,一直看别人玩,手早就痒了。

那天围观的小孩很多,忽然有人说,瑞熙肯定偷家里钱了。我一听这话,心就乱了,时间还没到,扔掉游戏手柄,仓皇跑了出来。

走在街上,感到像是被许多人盯着。出小镇,走入旷野,从后山小路绕回家,剩下的钱埋在树叶里。回到家,大家还围着堂屋那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在看《新白娘子传奇》。

晚饭过后,爷爷才发现钱不见了,他们轻声说着话,我越发忐忑起来。

“是不是拿了爷爷的钱。”奶奶过来问我,语气温和,不带一丝责备。我说没有。

奶奶还没放弃,继续说,“这是爷爷去自贡做花的路费,最后十块钱,乖,拿了你拿出来就是。”

我终于忍不住了。羞愧,莫名其妙的委屈,眼泪滚出来,仍然否认,“没有,我没有。”

奶奶走开了,之后几个星期,爷爷去自贡做花,来回几十公里的路,全都是走的。

3

爷爷的知青身份,早已辨认不清了。只在极隐微的场景里,他的那些深深刻在头脑中的印记才会显露出来。

家里房子是个三合的院子,白色烧砖,黑褐色的瓦,曾祖母回家乡比曾祖父早,住在最里的一间。她小时缠过足,行走不方便,吃喝拉撒都在屋里,那里没有窗户,只有顶上两片琉璃瓦透进些光。曾祖母时常在夜里呻吟,念驱鬼的经文。

每当曾祖母念经文时,爷爷就很厌恶,夜里也要发脾气,奶奶就更不敢说信菩萨的事。每次去上香,奶奶都不敢直说,换了干净的衣鞋,只说去看舅婆。

菩萨庙在低缓的丘陵顶上,从家里出发,走五六里路,翻两座低矮的山,给菩萨上过香,磕过头,再到舅婆院里吃顿斋饭,坐着听老人们说话,近黄昏才往回走,路上奶奶总要特意叮嘱我,见了爷爷,什么也不要说。好在爷爷也从不问。

小时候经常起得早,天刚蒙蒙亮,屋后竹林的麻雀就密集地叫着,清脆得像雨后尖尖的竹叶。醒来睁开眼,懵懂地看屋顶亮白的琉璃瓦,梭下床,在地上找到拖鞋,来到院子,奶奶在厨房,烧柴灶煮猪食和早饭,我叫她一声,她回,起来了啊。

有一天,我照例来到院子边,旱田里的油菜还未长高,远处埋坟的山坡笼在薄雾里。雾里有个影子,我一直看着影子走近了,才辨清是个老人,拄根棍子,身体佝偻着慢慢挪。

他来到我面前,一身蓝灰色衣服,脏,破,满脸皱纹,嘴唇微微张开,牙齿不剩几颗。他缓缓抬起污黑的手,手心向上,举到我身前,他想说话,喉咙发出来,却只一阵含混而微弱的嘤嘤声。

听到我的喊声,奶奶立刻从厨房跑出来,老人想要点吃的。粥还冒着热气,盛在白瓷大碗里,她刻意滤掉汤,只留还未完全膨胀的米。那天,奶奶也特意叮嘱,不要给爷爷说,她还给了钱。“菩萨说,要多做好事。”

爷爷身边的人,大都会谈论鬼神。

他的六婶,我叫六祖,是当时村里最有声望的老人。她站在高处的田埂,看我们几个小孩走过,忽然悲悯而大声地说,“我们这些老人倒是活够了,世界就要灭亡了,可怜这些孩子啊。”她以为我们不懂,我却听得发懵,惊惶。

夏天的夜晚,气温开始转凉,保管室的院子很宽,村里几个长辈爱在这里乘凉,抽烟,说笑,谈论收成。月亮从远处山顶出来,越升越高,照得院里一片皎白,旷野里有轻微的风吹过来,稻草垛霍霍地响。

瘸公双腿截肢,抽草烟,他说在遥远的地方,壁立的山崖上,悬挂的棺材里住着僵尸,在丘陵深处,有让人迷失方向的鬼打墙;方爷是铁道退休职工,家里有打鹰的双管猎枪,养着凶恶的柴犬,他说有天半夜醒来,看到床前站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取来猎枪,白发老人却不见了。

但只有爷爷从来不讲鬼故事,他一生都在念叨他的唯物思想,甚至因此而有某种知识上的优越感。曾祖母在幽暗的房间念起驱鬼的咒语,奶奶每年会为观音菩萨上三次香,对于这些,他全都嗤之以鼻,“你们说有鬼,有神仙,谁给我抓一个来看看呢。”

4

大约到我上初中,曾祖父才回家乡定居,那时候,爷爷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修了新房,漂亮的二层小楼,廊院宽敞,外墙贴满耀眼的白色瓷砖。

有一年春节,曾祖父忽然把我和堂哥叫到饭厅,神神秘秘的样子,棕黄色八仙桌上铺着鲜红的对联,他让我们把对联拉起来,背着手站在远处,笑眯眯地欣赏,脸上尽是得意。房间里混杂着油墨、燃气和腐浊的剩菜味,我至今仍记得那副对联,上联是“反腐倡廉存正气”,下联是“除旧创新树新风”,横批是“共奔小康”。

“你们现在上初中,应该要懂对联。”曾祖父看着对联说,我们两兄弟只好附和。随后他又慷慨激昂地补充道,“你们去帮我挂在镇政府门口。”

我们听了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还在犹豫,爷爷走进来,得知曾祖父要干的事情,顿时异常恼怒,“你不要乱搞这些没用的东西!”

这是我第一次见爷爷如此严厉地说话,几乎是在呵斥他的父亲。在此之前,曾祖父做的许多事情,他都报以轻蔑,或者不闻不问。家里其他人也赶来,这才阻止了曾祖父的“大字报”,他叹气作罢,妥协的结果是,对联挂在自家门上。

我和堂哥搬桌子出来,再搭一张凳子,好久才将那副加长对联贴好,顶端延伸到屋顶。

曾祖父就住在爷爷隔壁,那台老式挂钟也在,整日滴答作响,木桌摆一摞书,垒得很高,全是关于养花种草的,院里也有上百盆他亲手栽培的花草。

许多个阳光明媚的温暖日子,我就看着曾祖父坐一张折旧的蓝色塑料靠椅上,旁边摆张凳子,上面放软翡翠,或者金五牛,翘起修长的二郎腿,长时间安静地坐着,悠然自得,吞云吐雾,兴起时写几个毛笔字,裂开年轻时英俊的嘴唇,笑呵呵地告诫我手淫的危害。

两个人性格似乎截然相反,爷爷沉默、阴郁、寡言,曾祖父则开朗、快活、健谈。他出生在民国,包办婚姻,在自贡郊区一所小学教书,五十年代当选过乡一级的人大代表,当校长时得了胃病,退下来继续教书,直到退休。

爷爷也算花工,却不爱花草,从不管院里的东西,花草对这对父子而言意义截然不同,一个是谋生,一个是雅好。

5

过了段时间,说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六祖去世了。癌症晚期,放弃治疗回家,停在我家隔壁的老屋,等最后一口气掉。六祖是曾祖父六弟的媳妇,也就是爷爷的亲姨。但即便如此,爷爷当时的做法,在邻人们眼里,也有些好得过分了。

六祖一家繁盛,膝下不缺人照顾,在家等老的那一阵,爷爷却殷勤得像个亲儿子。他每天都过去,守在那张倾斜的躺椅前,端水倒尿,无微不至。背后的缘由,是后来奶奶讲给我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在小镇上只有两人考上高中,爷爷是其中之一,他本来可以读师范,然后很快毕业就能当老师,从此走出农村。但他心大,选了高中,想读大学。

高中在另一个镇上,丘陵地区的山路崎岖逶迤,来回30余公里,步行单趟两小时,爷爷每日天不亮便起床,夜里到家天已黑尽。

那时,川南公社的食物已开始紧张,他去找教书的曾祖父要钱,只拿回5块。曾祖母缠过脚,地主小姐的身份藏不住,身边带几个孩子,吃饭多,劳动少,四处招人嫌弃。在公社食堂,有人故意冲撞曾祖母,盛饭的陶钵掉地上打碎,只能用较大的陶片盛粥。爷爷十七八岁,正是长身体的年纪,每日走读,饿得面黄肌瘦。

很快,就有人进了“肿病医院”,治疗浮肿的疗法就是每天喝点粥,好了的就出去,好不了的,都进了山坳的坑里。

在四川人里,六祖算长得很高的女人,跟公社的干部关系好,因此,在生产队得了轻松差事,负责喂猪。爷爷那时已经饿得腿肿,六祖就省下喂猪的杂粮,发霉的玉米和红薯,夜里偷偷开小灶,煮给爷爷吃。缠小脚的曾祖母,一共生过9个,最后只活下来3个,而爷爷是吃猪食活下来的。

再后来,爷爷并没有机会考大学,高二那年,学校执行政策,将他遣返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为一名“回乡知青”。

6

爷爷对曾祖父是有怨的,但也只跟奶奶说过。

的确,这么多年,从未听爷爷用表示父亲的词语称呼曾祖父。爷爷和两个兄妹,都称呼曾祖父为“四爷”。曾祖父厌恶包办婚姻,常年在外教书,很少回家,连假期也待在学校,偶尔回来,同族小孩围着要吃的,嚷着喊四爷,爷爷他们也跟着喊,久了就没再改过来。

当年爷爷回到农村,在生产队种庄稼,之后因能写会算,当上了保管员,在这个职位上,他曾饱受家人"责备",因为他不愿向仓库伸手。

公社中学缺一名代课老师,爷爷是当时"奇货可居"的中学生,觉得自己是很合适的人选。但很多人都盯着这个职位,需要拼关系。爷爷去找曾祖父帮忙,想问问能不能找点关系,或者送点东西。曾祖父当过小学校长,还当选了乡人大代表,但他当面呵斥了儿子。

奶奶转述曾祖父当年的话,大意就是说,你不要搞这些歪门邪道,回去好好表现,争取组织信任。

爷爷空手而归,没走成后门,后来一个比他读书少很多的人当了代课老师。

等70年代末,爷爷40来岁,在小镇边缘的地里干活。那个每天步行30公里上学的回乡知青,已经熬成一个肤色古铜的中年农民。

顶替制度开始实行,爷爷和最小的弟弟都可以接曾祖父这个教师岗位的班。

最终,机会却给了幺爷,曾祖父想的是,小儿子还没成家,需要这份体面工作。可幺爷顶替的结果是,教师岗位折价成食堂杂工,爷爷却永远留在那个三面环山的小镇郊外。

一世父子,一生冤家

直到很多年之后,曾祖父才将他的一份花工传给爷爷,以及一把巨大的花剪,像两把交错在一起的长刀。曾祖父退休后去了鞋厂当门卫,花工算是他的爱好,偶尔帮人干干活,多少也能有点收入。

爷爷早已年过50,带着那把巨大的花剪,他终于开始去上班了——活到现在,这是他第一份“工作”,走之前几天,他就开始准备:让奶奶找出一堆衣服,在那间只有琉璃瓦透进光线的房间,拿起衣服比比试试,最后还是选了那套常穿的灰黑色毛服。穿好衣服,爷爷默默地站在房间,也没有镜子可照,只是抬起双手轻轻熨帖胸领,琉璃瓦透下来的明亮光束里,可以看到无数飘飞的微尘。光照在他略微弓起的背上,就像照着一尊老旧的塑像。

天还没亮,他就穿好衣服站在堂屋,拿出那把巨大的花剪,装入干净的编织袋,一圈一圈裹起来,竹编背篓里,还有些其他用具,简易的铝制饭盒,钳子,剪刀,一根用来擦汗的新毛巾,以及那个表面褶皱的方形皮包。

检查一遍东西,提起背绳,将背篓往身后一甩,另一只手穿过另一根背绳,又刻意拉一拉后背衣角,走了。奶奶和我站在院子边,看他消失在远处的薄雾里。

7

曾祖父去世前,那些画面总出现在我脑里。

阳光明媚的天气,他坐在老旧的塑料靠椅里,翘起二郎腿抽烟,有个即将成为工科大学讲师的后辈来请教他,希望得到他的“职场指点”。

爷爷正在院里晒粮食,干净的水泥地上,铺排着粗硕而金黄的玉米棒,在墙上洁白瓷砖反射下,满地金黄的光线辉耀而刺眼,爷爷吃力地眯起眼睛,将玉米棒一个个翻转,走过翘着二郎腿的曾祖父身边,不停下,也不说话。

曾祖父突发心脏病是在2006年,一次抢救后,他的身体只能靠药物维持。

有一阵,曾祖父的身体竟像好转很多,他还是一副欢喜乐生模样,咧开薄淡的嘴唇微笑,与牙齿掉光的曾祖母打趣,翘着二郎腿抽烟,试种最新弄到的花种,抬起洒水壶,颤巍着挪步到阳台边,为他心爱的花草洒水。爷爷依然不帮他打理花草,劝他别折腾了,但没有用。

曾祖父需要常备一种药物,速效救心丸。两人争吵的前一天,曾祖父感觉身体不好,给了钱,让爷爷去自贡买药。

“老大,我的药用完了,你赶快去给我拿一点吧。”曾祖父一直用亲昵的字眼称呼爷爷。

第二天,曾祖父问爷爷是否已经买到了药,他感觉自己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还没有去,爷爷冷冷地回了一句。

曾祖父动了气,厉声责骂,“你明明晓得这个药是救我命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快一点,是不是想我快点死。”

像对待生命中的所有事情一样,爷爷选择沉默。

很快,曾祖父再次发病,紧急送往医院,做了最后一次抢救。

葬礼在老屋进行,遗体摆在堂屋,棺材之上,是一幅褪色的苍松落日图,那是曾祖父80岁那年,一位教授朋友差人送来小镇的。

守灵的晚上,爷爷长久地沉默,不断抽他喜爱的金五牛香烟,浓密烟雾从嘴里溢出,向上升腾,遮住他阴郁的眼睛。过了午夜,他让我们都进屋睡觉,“守一下是个意思就行了”。这位唯物的老人,像蔑视菩萨一样,蔑视着自己父亲的葬礼流程。

第二天早上,枯草沾着露水,送曾祖父的遗体去火葬场。那是个宽大场所,高大的黄果树被焚尸炉飘出的烟灰熏成惨白。等待间歇,在场的男人们抽烟打发时间,姑婆坐在一旁,眼睛哭得红肿,偶尔还在抽泣,爷爷挤在人群里,抽他的金五牛。

顺序终于排到,穿蓝色制服的职工开始操作,将曾祖父的遗体抬出,那僵硬的面容再次出现在亲人眼前时,姑婆放声哭了出来。

遗体被放上传送带,亲友在不远处围成半圆,机器轰然启动,传送带缓缓向前,焚尸炉的大门顿然打开,轰鸣声中,射出强烈的火光。爷爷忽然冲出人群,跪倒在遗体前,大声地呼号,“老把子(父亲),允()别了!”

我惊愕地看着,爷爷做出从未有过的激烈的情感表达,我记得,那是他有生之年第一次,用表示父亲的词语称呼已经死去的曾祖父。那个呼声撕心裂肺,仿佛穿透一个世纪。

8

曾祖父去世后,爷爷接管了阳台上的花草,他拿出整套装备,用强有力的老虎钳修剪过硬的枝条,用长刀一样的大花剪修建葱茏的叶子,用精致的小铲子为赭红色的花钵松土,他背起专用的喷雾器,为它们浇水。

第二年,院子里的花,最后一次完整地绽放,那些菊花前一年就摆好位置,绽放时,依然像一团温凉的大火。

那个时候,爷爷身体已经也开始下滑,从老屋走到大爷的新屋,不到一里路,要歇三次。

临终前几年,他在饭桌上谈论自己的死亡。

“死亡并不可怕”,他以一种牵强的自信如此宣称。那一年,爷爷一位堂兄去世,下葬时,他依然走在最前面,扛最重的担子,护着棺材落土。棺材落下的刹那,他顿时如气血冲顶,当场跌倒在那片红薯地里。也是心脏病。

多年以后,我终于可以用深挚的悲悯,代替当年见到那个场景时的羞耻感:

爷爷躺在床上,形销骨立,污秽不堪。我恍然领悟,这不就是他当年的模样——在饥饿和死亡面前,毫无尊严地挣扎,吃着猪食活下来——几十年后,68岁的他依然如此,毫无尊严地挣扎、呼号,在儿孙面前失掉最后一丝体面。

“我要死了”,他脖子微仰,发出绝望的呼号。他不是在求救,这四个字之后,没有其他要求,他看到近在眼前的死亡,感到彻底的恐惧,他要喊出来。然后,便急遽地去世了。

奶奶后来说,爷爷那天没有及时去给曾祖父买药,其实是他自己的心脏病也犯了。他在高中就查出冠心病,直到后来发病后,都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想,反正说了也医不起。

那时爷爷已经走不了远路了,但也没有想到让别人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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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后来的我们》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