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的最后一天

2019-05-17 15: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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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静是我所任职的看守所里一名50岁出头的男性犯人。

案发前,他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因涉嫌骗贷、挪用资金等罪名被羁押。由于案情较复杂,一审、二审诉讼时间长,尚静在看守所待了近6年,才获刑9年投劳入狱。

尚静告诉我,由于羁押时间太长,他在看守所做了几年的号头。其间接触过各式各样的犯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死刑犯。

与死刑犯同居一室,让他得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对方的种种表现,“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死囚挣扎的欲望、狡猾的本性以及扭曲的人性”。

下面的文字,是我根据尚静的叙述整理而成的。

1

2014年4月的一天,早饭过后,阴冷潮湿的号房里寂静无声,押犯们把手揣进袖子里,无精打采地缩在小凳子上。沿着大板靠墙坐着一排,大板边沿靠着过道又坐了一排。

上午8点半,管教干部老李拎了串号房门锁的钥匙准时走进来,一阵叮当声响后,打开了2002号监房的铁门。

一屋子押犯一齐起立,不约而同地喊道:“干部好!”

老李扫视一圈,不经意地在号房的角落里停顿了一下。角落里身穿红马甲的孙槐魁,正锁着脚镣、戴着手铐,双目无光地低垂着头。

此前,孙槐魁因涉嫌多起杀人、强奸、抢劫犯罪,入所已快3年了。案子经过一审二审和高院的复核,判决都是死刑。

老李在号房的过道上来回走着,边走边说:“今天天气不错,等下放风时,给我把号房里所有的破破烂烂,统统搬到放风场晒晒霉,然后把号房好好清洗一遍。”说完又转头对号头尚静说,“等一下你安排人,帮孙槐魁把东西搬一下。”尚静赶忙应下。

很快,大家便按老李的要求,热火朝天地干起活来。

“孙槐魁,出来!”门口忽然响起提审干部的叫喊声。孙槐魁拖着脚镣,一步一挪腾地走到门口。门外来了3个警察,一个是所里平日面熟的提审干部,另外两个面孔却很陌生。陌生的警察一身标准出警装备,全部佩戴得整整齐齐,腰间挂着的手枪套看起来沉甸甸的,一股肃杀之气扑面而来,孙槐魁脸色明显发了灰。

孙槐魁走出号房门,两个陌生的警察快步上前,从两边夹起孙槐魁的胳膊。管教干部老李也来了,让大家手脚麻利一点,以最快的速度把号房冲洗干净。随后又叫尚静和3个进所时间较长、平日表现不错的“老人”到谈话室去。

尚静跟着干部穿过看守所的过道,看见通道两边每隔5米就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警察,这才忽然明白,今天就是死囚执行日。

2

2011年的一个夏日,子夜时分,身高不到1米6、体态肥硕、50多岁的孙槐魁在某小区一个单身女人家门口,正准备撬门入室时,被两个巡逻的警察抓了个正着。

该小区位于省城火车站附近,十分老旧,原来的居民基本已搬走,如今多为外来务工人员租住。过去3年来,附近的几个小区中连续发生了多起入室强奸、抢劫、杀人案件。其中有5起命案,受害人均为外地来省城打工或做传销的单身女性,杀人手法也基本相似——凶手入室后,用女性长筒丝袜勒住受害人脖子,令其窒息而死,再将室内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被害者均有明显的性侵痕迹,可现场留下的有效线索却极其有限。

另有3起抢劫猥亵案,凶手也都是趁女人熟睡之际,悄悄入室,用胶带将女人的嘴巴封住,剥光女人的衣服后,将其绑在椅子上。据后来受害人的描述,凶手很矮、身材微胖、年龄较大,背一个单肩包,包里装有手持电筒和工具刀,头上套着丝袜,看不清具体面目。

作案时,凶手拿着刀、用假嗓子命令受害人为其手淫,之后再把室内值钱的东西一扫而空,扬长而去。而3起抢劫猥亵案的受害人,全都是在被朋友或亲人得知后,一再劝说才去报案的,其中两名受害人已没有留下任何有效证据,只有一个人身上残留着凶手的精斑。这才令公安机关得以提取到凶手的DNA,为日后定案提供铁证。

几起类似的案件接连发生,影响十分恶劣。公安部门发动居民联防联治,布置了一系列巡逻、蹲坑和暗哨,密切关注着在这一带活动的可疑人员。

那天夜里,巡逻警察无意中发现,外貌特征与此前几起案件凶手极其吻合的孙槐魁行迹十分可疑,便将其带到了派出所,随后转交给了刑侦大队。

审讯中,孙槐魁承认自己是原铁路上的退职职工,退职后跟着一帮人在省城做传销,晚上到这里来,是为了找他的女朋友——他说自己和发妻离婚了,正与一个做传销的女人谈恋爱,最近和女朋友闹别扭,已经半个多月没有见面了。

然而,他的供述不仅与被撬房间的女主人供词风马牛不相及,再细问,便一直语焉不详,除了一口咬死自己是来找女朋友之外,其他情况绝口不谈。

等DNA检查结果出来后,结合相关的人证、物证,孙槐魁才认了罪,几起死案终于破获。

3

进了看守所的孙槐魁,像是霜打的茄子,成天有气无力地窝在大板的角落里,迷迷糊糊地睡觉,一个礼拜都不冲不洗,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臭气。

当时号房里还有生产任务,管教干部告诉号头沈城,暂时不要给他安排劳动任务,此人情况特殊,不要去惹他,也不要去刺激他,多多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一有异常立刻报告。

为了安抚这个管教干部“特别关照”的主,沈城还特意找来一套前面人留下的旧衣服、旧鞋子、旧毛巾,扔给了孙槐魁,又拿了一块用号房公帐开的肥皂和洗漱用具,让他去厕所好好冲洗一下,把身上的脏衣服扔掉。

等又过了一周,孙槐魁的情绪渐渐稳定了,管教干部便单独找他谈了好几次话。每次谈话都还没开始,孙槐魁就哭天抢地、大叫冤枉,一会儿说侦查机关搞刑讯逼供,一会儿又说自己啥都没干。

通常来说,看守所干部的职责,主要就是保证疑犯在诉讼期间不出问题,因此,为了稳定疑犯的情绪,也会针对性地做一些安慰劝说的工作。于是,管教干部告诉孙槐魁,最后怎么定案,还是要靠证据,可以找律师帮他找一些有利证据,“实在不行,自己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嘛。这个案子时间这么长,牵扯到这么多人,不管结局如何,都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既然把你弄起来了,要放也不是容易的事。现在只有安心下来,把事情一件一件地理清楚,才能争取到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

没想到,管教干部安抚了几次后,孙槐魁竟开始信佛了,看起来还挺虔诚。每天,除了干一点活消磨消磨时间(那时候,号房里并没有具体量化他的劳动任务),其余时间除了睡觉就是念经。

他让人帮忙带了一些佛学方面的书籍,还在寺庙里请了一张16开大小的释迦牟尼佛像,供在大板靠墙的一面,每天早晨4点半他就起床,对着佛像念念有词;晚上收工后,他又坐在大板的一端继续念,直到所有人都睡了,他还不停。

孙槐魁说,自己“与佛有缘”:几年前,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上街,突然一辆大客车横冲直撞而来,他被撞倒在地,自行车被摔在一边,眼看着大客车向自己碾来,千钧一发之际,他脑海中灵光一现,仿佛一只手把他一推,让他抓住大客车前面的横梁,随车拖了10多米远,车子停下后,他竟奇迹般地从车肚里毫发无损地钻了出来。等他站起身、扑扑灰,才无意中发现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有一件硬物,掏出来一看,竟是一张之前他在九华山请的金属佛像。

他总是说,这一次,万能的佛祖也会保佑他逢凶化吉的。

死刑犯的最后一天

的确,这些年孙槐魁逍遥法外,不乏运气的因素。

据孙槐魁案件材料显示,他出身在一个铁路职工家庭,后来顶职做了货运列车驾驶员。开了3年货运列车,整日与煤渣为伍,孙槐魁实在难以忍受这种枯寂的工作,便办了个内退,与一帮人一起做起传销来。

天生能言善辩的孙槐魁在传销圈里混了一段时间,很快就掌握了“会忽悠、敢忽悠”的基本要领,花言巧语张口就来。

那时候,他把自己身边的人仔细盘点了一番,还列了3个梯队,逐一攻破。他先是仔细筛选了自己身边可以下手的同学、同事、同乡,再利用自己良好的女人缘,先后邀约了几个有点闲钱、老公也常常不在身边的半老徐娘们,从组织她们一起旅游开始,不失时机地现身说法,竭力灌输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激发女人们的投资热情。

接着,孙槐魁又开始忽悠邻居,让发财的星火在左邻右舍、前街后坊中燃烧起来。加上或近或远的亲戚、兄弟、朋友,几番折腾,竟成功上位到大区老总的层级,足足掌握着3个层级的“喽啰”供其派遣,其间更是少不了莺莺燕燕——这是孙槐魁的强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挣女人的钱,玩女人的身,乱女人的心”。

然而,一片浮花浪蕊中,偏偏有几个重情义的,非要同他白头到老,共度余生。可正春风得意的孙槐魁哪有这个心思?于是,在数次相似的争吵后,几起命案随之发生。

由于受害者皆是外地独身女人,尽管警方很快介入调查,但孙槐魁还是得以在案发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平安无事”。如此有恃无恐的心态,也使其直到最终被捉拿归案,仍旧“不死心”。

4

在号房里念了小半年的佛,侦查部门竟然真的一次都没来提审过孙槐魁,加上管教干部和号头的照顾,孙槐魁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神采,每天都像个没事人似的,吃得好睡得香,只想着“如何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可是,想在看守所里改善生活,是需要扎实的经济基础做支撑的。在号房里,那些“三无产品”——无关系、无大账(在押人员存在看守所个人账户中的钱,用于购买日用品和食品)、无香烟的人——日子通常都不会太好过。孙槐魁在开始做传销后,就与发妻离了婚,出事后原来自己的钱也不知去向,除了家里有个老哥哥偶尔过问一下,基本也就是个“三无产品”。孙槐魁决定另辟蹊径。

孙槐魁的敛财方式主要是两招:一是收儿子,二是整号头。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可孙槐魁就是凭借着自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重刑犯,也毫不忌讳以此为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极其“逍遥自在”的生存环境。

根据尚静的不完全统计,这些年,孙槐魁在号房前前后后收了13个“干儿子”,且都是些家境富有,有大账、有香烟,独立生活能力较弱、或社会经验欠缺的年轻人。总之,核心原则就是好操控,能给他带来好日子。

号房里的人来来往往,一些案子不大的人,家里送来的衣物还没用,人就走了。丢下来的东西,孙槐魁就当仁不让地全部收集起来,也没人同他计较。转过头去,孙槐魁便用这些遗留物品作为自己的“运营资本”,开始了收干儿子的“义举”。

他不仅能以极快的速度判断出进来之人的潜在价值,然后采取有的放矢的靶标式求助——例如,用一双鞋子、一条内裤、一把牙刷、一块肥皂、几张手纸等刚入号房之人所急需的日常用品,换取新人的感激涕零。

小易刚进号房时,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文文弱弱的样子,坐在孙槐魁对面的大板边上——这里靠近厕所,是新人的专属座位。而自从小易进了门,孙槐魁的目光就没从他身上离开过。

孙槐魁热情地询问了小易犯案经过。小易说自己犯案时在舅舅的健身馆帮忙,与一位艺校的女生相处愉快,两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小易带女生去KTV,被女生的前男友带着两个兄弟拦在了房间里,一人难敌众手,小易在打斗过程中从身上摸出一把小弹簧刀,对着3人乱刺一气,很快3人便落荒而逃。

当晚,3人跑到医院缝合了伤口后,便跑到小易舅舅的健身馆吵着要赔偿,开口就是200万,否则就报警。小易舅舅立马打电话通知小易父母赶来省城,又找了一位当地知名的律师出谋划策。律师在案发所辖地的公安和法院之间穿梭了若干个来回后,建议破财消灾,让小易主动投案,争取判缓。

小易说,眼下家里人最不放心的,是在看守所里他被人欺负,家人也都打过招呼。听他这么一说,孙槐魁立刻安慰道:“别怕,就是没有干部打招呼,有我罩着,也没有人敢欺负你。看你,怎么还光着脚?等一下放风,我给你拿双鞋子先穿。你家里的关系,再快,也要有几天。缺什么跟我讲,以后你就跟我一起吃饭好了。”

小易眼眶一下就红了。

几天后,小易家的关系到了,大账也到了。已经把孙槐魁当作主心骨的小易,自然将所有东西统统交给孙槐魁保管。

类似这样的套路孙槐魁屡试不爽,那时候,他身边同时期至少会围着三四个干儿子。

5

而对于号头,孙槐魁的态度就更差了。

通常,日常号房管理选号头时,管教干部既会考虑人情关系,更会考虑此人在号房里能否镇得住他人。一个人能管好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不一定就能管好一个号房——因为这里管理的对象通常都是不按套路出牌的主,尤其遇到像孙槐魁这样的,就更是考验做号头的能力和耐力了。

鉴于孙槐魁案件的特殊性,管教干部要求号头拿捏好分寸,既不能压迫得太紧,也不要过于放纵。然而,这个分寸实在极难把握,很快,便有号头误解了干部的意思。

沈城之后的第二个号头是苏晓。进来前,苏晓是浙江的一位投资商,因银行收紧银根导致资金链断裂,背上了涉嫌骗贷罪。

当上了号头的苏晓按照管教干部教授的正常套路,“抓两头、带中间”,对孙槐魁的策略则是“感化为主,管教为辅”。除了在睡觉铺位上给予孙槐魁特殊照顾,隔三差五还会丢给他一包香烟,偶尔在小卖部给他买一点小食品。

起初这么做的效果很不错,遇到号子里有人闹事,孙槐魁还会摆出一副“老人”的姿态,积极帮助号头进行管理。

可没多久,孙槐魁见苏晓温柔友善,便得寸进尺起来,直言要求苏晓帮忙把他的两个干儿子“安排安排”——就是要让干儿子做个小组长,参与号房的管理。苏晓便安排了其中一个负责管理生产。

号房里,管生产的小组长多少还算是有点影响力的。生产质量的好坏、数量多少、工种的复杂难易、交货的时间迟早,都是小组长一句话的事。自从孙槐魁掌控了这个权力,便更加随心所欲了,平日里想欺负谁就欺负谁。一时间,胆小的敬若神明,聪明的敬而远之,号房里乌烟瘴气。

很快,孙槐魁开始忽悠苏晓说,干部让你做号头,就是让你快活的,这些得罪人的事,让别人去干,没事你就睡睡觉、养养神,中午睡上一个小时多舒服。苏晓想想也有道理。

于是每到中午,孙槐魁就让干儿子在过道上帮苏晓打了个地铺,还说帮他望着风。然而没过多久,睡觉的苏晓就被巡岗的所长发现了,苏晓很快被撤职、调去了其他号房。

事发突然,管教干部只能从另外一个号房调了一个预备号头。此前,这个人曾与孙槐魁在同一号房,还为铺位的事大打出手。果然,预备号头一来,孙槐魁就开始找茬了。

那天中午开饭时,正好卖40元一份的肉烧萝卜,号房里几个有大账的买了几份。按惯例,几份菜都会先放在号头的大板前面,由号头先拿好,再往后面传。孙槐魁眼睛发光,死死盯着号头,见他拿了肉稍微多一点的那份,便一个箭步冲上来,正对着菜、一口痰吐了上去,然后开口就骂:“你怎么做号头的?怎么这么自私自利呢?太不像话了。”随后,他的几个干儿子也跟着起哄,七嘴八舌纷纷谴责预备号头不公正。猝不及防的预备号头呆住了,只好报了警。

管教干部虽然十分恼火,但面对号房里一边倒的声音也很无奈。再说了,跟一个“死刑犯”怎么去较真?只好息事宁人,把预备号头又调走了,换了一位与孙槐魁关系还能过得去的。

再往后,每一任号头对孙槐魁都是敬而远之,只要他不过分,很多事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包括后来的号头尚静。

6

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多,孙槐魁的案子终于走到了检察院,律师可以阅卷了,这也意味着很快就要开庭了。

律师做了一些案头工作后,到看守所会见了孙槐魁。

律师告诉他,案子对他不利的方面主要有3个:

一是现场留下的DNA,DNA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也就是说,没有两个人DNA是相同的。“由于现场发现的DNA是你的,所以,指控不好彻底推翻。”

第二个不利因素,是孙槐魁你自己的口供,“对几起人命案全部招供了”。孙槐魁一听律师这么说,赶忙激动地解释:“那都是逼供搞出来的!”律师双手一摊,你说办案单位逼供,也得有证据啊。

第三个不利因素,便是现场指认。孙槐魁又骂开,见律师也没说什么,便绝望地问:“那我死定了?”

“不是!刚才说的是不利因素,还有对你有利的因素。”律师说,第一条有利因素也是DNA,目前现有的实物证据尚不能支持“5起人命案都是你做的”。也就是说,从律师掌握和理解的证据材料来看,也没有必死之罪。

孙槐魁一听就来劲了,急吼吼地问:“其他有利因素呢?”

律师又说,案件中当事人、证人的证言证词目前尚有相互矛盾之处,有证人描述的凶手身高、声音等与你本人不符。

律师让孙槐魁自己再想一想,还有那些有利的方面。会见快结束时,律师安慰他说,我对这个案子还是有信心的,但法院究竟怎么判,也不是律师能左右的,律师只能就法律条文和事实进行辩护,争取一个对当事人最好的结果。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侦查,公安机关已有足够的证据证明5起命案和3起猥亵抢劫案皆为孙槐魁所为。但从看守所管理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律师给在押嫌犯、尤其是可能判处极刑的犯罪嫌疑人一些希望。因为整个审判时间较长,看守所也不希望有过激情况发生。

但显然,孙槐魁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层。

见过律师后,孙槐魁的心情不错,不仅把律师的分析添油加醋地再渲染了一番,更扬言说将来要如何帮干儿子们发大财。这些不着边际的幻想,着实让一伙人开心了很长时间。

7

律师又来过几次之后,2013年初,孙槐魁的案子一审开庭了。

开庭后几个月,判决下来了——死刑。管教干部提前得知了结果,那天,孙槐魁还没有进号房,管教干部就按规定,把死囚的脚镣、手铐全都拿到了门口,还专门提醒大家,号房里有了死刑犯,每个人都管好自己,不要刺激他。

等拿着判决书回来的孙槐魁出现在号房门口后,随即就被锁上了脚镣,戴上了手铐,穿上了死囚标识的红马甲。孙槐魁仿佛一下就变得十分萎靡,和此前的状态判若两人,连干儿子都不太搭理了。

接到判决书的第3天,律师又来了,安慰孙槐魁说不要急,还有二审,还有最高院复核。现在要做的是冷静下来,在判决书里找漏洞。

此后,孙槐魁的生活又变了,原来每天或多或少的劳动没有了,夜间轮流值班也没有了。整天除了念佛、睡觉,就是趴在方便面盒子做成的小台子上写辩护材料,话都不多说了。

就这么捱到2013年底,二审开庭,维持一审判决。律师只来了一次,似乎也没有什么建设性意见。孙槐魁却每天按部就班地继续做着老三样——念佛、睡觉、写辩护材料。

几个月后,最高院通过视频开庭,对案子进行复核。据孙槐魁的管教干部说,高院的工作人员劝孙槐魁认了杀人罪,有一个好的态度,说不定可以改判死缓,但孙槐魁却说:“我才不会上当。”

然后就到了2014年4月这一天。

孙槐魁被带出去后,只有老哥哥一个人同他见了最后一面,会见只用了5分钟。

管教干部老李和尚静等人商量,一会儿号房的秩序该怎么安排。老李说,大约下午2点半人才能上路。也就是说,他还要在号房待上4个多小时。这期间,所里会高度关注、不间断地盯着视频,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中午有一顿断头饭,要给他理个发、洗个澡,换上他家里送来的衣服,还要写遗书,每个细节都要无缝连接起来,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老李还叮嘱说,人在最后时刻会有什么反应,谁都无法想象,也是因此,早晨才要求把号房清空、不能留下任何可以伤人的物件。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接着,老李指挥大家,用空方便面盒子放在大板上,搭成一张方台子,当作最后午餐的席面,并把号房里每个人的座位一一做了安排。

等孙槐魁在警察的押送下,目无表情、步履蹒跚地回到号房后,所里的几个领导都跟在后面,老李示意孙槐魁的两个干儿子搀扶他上了大板,在靠近最里面的拐角处坐下,两个干儿子一边一个跟着坐了下来。

尚静给孙槐魁点一支烟,一个身材高大的嫌犯随即默默地坐在孙槐魁的身后。

老李对孙槐魁说:“还有时间,抽完烟理个发吧,把胡子刮一刮。”接着拿过一套黑色的新衣服和黑色的鞋袜,“衣服鞋袜都是你哥哥送来的,等下洗个澡,把新衣服换上。”

孙槐魁不搭腔,两个干儿子便缓慢地、仔细地用剃须刀帮他把脸上修理得干干净净,又认真地把头上稀疏的短发梳理了一遍。接下来洗澡时,也有两个嫌犯站在厕所边上,以“防他滑倒”的名义关注着他。之后,孙槐魁换上新衣,回到他的专属座位上。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还有时间,写下来吧。要不,你说,让尚静帮你记录整理。”孙槐魁低着头抽着烟,语无伦次地开了口。他一个劲儿说,自己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尚静就在一旁提示、引导他再回忆回忆。

根据孙槐魁的诉说,尚静写写改改,几易其稿,整理了3封信,分别是给孙槐魁的老哥哥、前妻以及儿子的。尚静把最后定稿的信,一封一封读给孙槐魁听,听完后孙槐魁点了点头,再自己一笔一划地把3封信抄了一遍,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整个写信的过程中,孙槐魁一直深深地沉浸在回忆中,一晃就是3个多小时,看守所准备的四菜一汤早已凉了。那一盆黄豆烧咸鸭、一盆千张红烧肉、一盆青椒炒干丝、一盆清炒白菜以及一盆水豆腐汤,就一直放在旁边。写好信,孙槐魁端起水豆腐汤猛喝了一大口,便不再动筷子了。

很快,执行的警察就来了。

老李走进号房问,准备好了吗?这一问,仿佛忽然让孙槐魁从刚才的神游中回到了现实。只见他“噗咚”一声,双膝跪倒在大板上,嚎啕大哭,对着老李使劲地叩头,没头绪地喊道:“李干部啊,我对不起你!谢谢你照顾了我好几年。”“我只杀了两个人,其他人不是我杀的啊。还有坏人逍遥法外啊!”

老李劝道:“不说了!坏人会有报应的。你好好走吧!”然后示意大家把孙槐魁扶起来,送到门口交给警察。

孙槐魁很快就被带走了,号房里一片肃杀之气。

老李看着大家,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机会逆转了,还是早点了结的好。”

为了缓解压抑的气氛,老李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掏出一包中华烟,给号房里抽烟的一人散了一支。又开口解释说,现在都是注射死刑,通常都会先让被注射者丧失意识,然后停止其呼吸和心跳。死亡过程最多只需1分半钟。确认死亡后,直接送往殡仪馆火化,家属随后领取骨灰盒。

“等一下,你们把孙槐魁在号房所有的东西,找几个包装起来,他家里会有人来取的。还有他的遗书,一并放好。今晚,大家都睡个安稳觉吧。”

后记

孙槐魁的3封遗书,虽是尚静代笔,但大体上还是他真情实感的流露。

在给老哥哥的信中,他主要表达了对哥哥几年照顾的感激之情,血浓于水在人陷于绝境之时,才能真正体现出来;给妻儿的信中,则更多地表达了对过去的忏悔和对生的眷恋。而给儿子的信,尚静记得很清楚,孙槐魁信中写道:

儿子:

今天,最后一次接见亲人时,我使劲伸长脖子,想看你最后一眼,但怎么也找不到你的影子。我知道,你不愿意有我这样一个父亲,我是你的累赘、你的负担、你的耻辱。但你是我的儿子,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我没有资格给你什么教育,在最后的时刻,我只想告诉你,你的妈妈是个好人,是我毁了她本可以幸福的一生。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你拉扯大,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儿子,你已经长大了。为你操劳一生的妈妈也到了风烛之年,现在是该你尽孝的时候了。你妈妈不会在物质上需要你给予她多少,只要你平平安安,有空多陪陪她,她就会很满足的。我想你会做得比我想象的更好。

儿子,今天我就要结束我有罪的肉身,用生命去洗刷自己的业障。忘了我吧,过好你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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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