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阳光的家园

1

第五人民医院原本是没有康复科的，只有工疗科（编者注：工疗机构是指集就业和康复为一体，组织精神、智力等残疾人员参加适当生产劳动和实施康复治疗与训练的集中安置残疾人单位。）那时我们这里的精神病患者，住院生活除了日复一日服药、吃饭、睡觉，其余便是在“工作治疗”中度过——由一些快退休的、被医院“照顾”而分配到工疗科的医生护士，带着他们浇花拔草，种菜养鸡。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颁布，其中专门提到：各级医疗机构、社区，有义务提供场所、条件，帮助精神病患者进行康复训练以及治疗，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掌握基本的工作技能。

以往，只有大城市的精神专科医院才有能力开展“从医院到社区”的精神康复治疗，《精神卫生法》颁布后，从上到下的扶持政策、专项拨款纷至沓来，各个地级市大型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或是精神专科医院纷纷闻风而动，抢先在当地推广规范的精神康复，争做“龙头”。

我们这座小城，政策的风吹来得慢。直到2016年年初，院长才带着各科的负责人，去了不少地方的“龙头”精神专科转了一圈，亲眼目睹了精神康复开展得如火如荼，深切体会了到“康复”浪潮的汹涌。回来后，在全院大会上，院长志气高昂地说：“开展精神康复，是大势所趋，全院上下要鼎力支持，咱五院一定要争当本市、甚至全省的龙头！”

跟随院长出去参观过的各个科室的负责人们，对领导抢先开展精神康复的想法十分赞同。数次讨论会，都在阵阵热烈激昂的掌声中结束，散会后，大家久久不愿散去，三两成群，兴奋地讨论着未来的“日间康复中心”项目的光明前景——办好了，医院设置上讲更为圆满，借此能申请更多拨款，扩建、扩大住院人数等，医护人员的收入相应也会提升。

然而，唯独在日间康复中心的归属问题上，大家意见无法统一。

日间康复中心是精神康复系统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联结着医院与社区。它由国家拨付固定的运行资金，接手的单位提供场地人力，好为快出院或者居住在社区的精神疾病患者，集中提供定时的免费康复活动——所以既没有办法收费，还要搭上不少人力。

国家会拨款20万作为日间康复中心的日常开支，这里面包含设施的维护、管理人员的人力、日常活动的经费等。其中，最大的开支是每个病人的补贴，不仅有餐补、日常用具补贴，还要从里面支出一大笔钱，作为每个病人日常的药物费用。算下来，经费基本上是刚刚够用的状态，若是规模扩大，就会入不敷出。

一位科室效益不好的负责人，甚至直接提出来：“日间康复中心应该归挣钱多、实力强的来管，医院要合理分配，各科才能均衡发展嘛。”

当院长征求几个效益好的科室意见时，那几个负责人全都不置可否，谁也不先表态。

日子过去了两个月，市里好几家医院已经蠢蠢欲动，悄悄在招聘精神康复带头人。院长在最后一次讨论会上说道：“你们几个科室既然都不想要日间康复中心，那就都什么也别要了——整合工疗，成立新的康复科，所有项目都归康复科管！”

招兵买马，增添设备，1个月不到，康复科正式挂牌。日间康复中心的揭牌仪式一星期后举行，作为我市首家日间康复中心，副市长亲自参加揭牌仪式，还为它取名：阳光家园。

这之后不久，我毕业进到五院，加入康复科。

2

院里对阳光家园非常重视。

新上任的康复科主任，提到阳光家园的场地太小，开展活动受限，院长二话不说，把老住院部一楼的档案科搬到了楼顶，腾出了一间近200平米的房间作为阳光家园的活动场地。经费了下来后，桌椅、书柜、跑步机、投影仪等设施也立刻采买到位，还专门定制了一个大牌匾，印上四个烫金大字——阳光家园。被赶到楼顶的档案科科长，端着茶杯到康复科串门，对主任说：“院里这是动了真格，阳光家园不搞出点成绩，看你们怎么交代哟。”

条件有了，但人不好找。

整个康复科有22人，主要负责阳光家园的就主任、我和另一个年轻人。赶上活动多了，就抽调几个分管住院病人的护士来帮忙。主任带着我们，亲自下科室，“逮”家属，跟他们宣传阳光家园，讲国家政策，号召出院的患者来这里参加免费的康复训练。但是来报名的患者家属寥寥无几，不是说住家离医院太远，就是说没时间。宣传了一圈，除了我们职工家属送来的六七个病人，没有出院患者加入。

情感障碍科的老护士长跟我们说：“这样不行的——得这种病的就想着赶快出院，巴不得没人知道——你们得多去其他的地方找找。”

于是，我们决定把招募范围扩大到医院周围的社区。

院长十分支持我们的想法，还特别嘱咐：“阳光家园是我们医院精神康复的招牌，你们一定要注意形象。”于是，主任规定我们每个人身着白大褂、肩披红丝带，去各个小区门口“站岗”，向路过的每个人鞠躬递册。

我们发出去的宣传册，刚开始还有人会接过去瞅瞅，但是一看到上面印着“精神专科”4个字，多忙不迭地挥手拒绝。个别不好意思当面拒绝的，就远远走开，再悄悄把册子扔进垃圾桶。

我伸手拦住一位挎着菜篮的老太太，说：“阿婆，我们医院有个专门给精神病人免费治疗的地方哦，你……”

“痴线哦你！”她瞪着上下打量我，挎着菜篮的手一挥，“你才是精神病，我家没有精神病！”

春末夏初，阳光滚烫，大伙儿的衣服都湿透了，红白相间。然而，却一个病人也没招到。

回去后，大家激烈讨论，主任手指一点，说：“就让现有的成员（病人）排练一个舞蹈，做个像样的宣传。让那些家属们看看，痴线也是正常人！”

精神康复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精神疾病患者得到系统的康复训练，让他们的生活能力、工作能力得到提升，像正常人一样回归家庭和社会，舞蹈恰好能集中体现他们“正常人”的一面。院里支持这个想法，批准我们使用经费专门请来一个舞蹈学院的老师，帮我们指导排练。

每天正午的阳光把阳光家园的牌匾照得金灿灿的，十分晃眼。房间里还没有安装空调，只有几个临时借来的落地扇，热浪滚滚，几乎待不住人。

知晓跳舞是为了招募更多新人、让阳光家园发展壮大，这些已经来了几个星期的成员排练得非常卖力。有个叫阿罗的姑娘每天排练完都会问我：“赵老师，我们跳得好，是不是就会有人愿意来了？”

我望着她，十分肯定地说：“一定会。”

最后，舞蹈表演的地点，就选在医院对面的公园门口。横幅一拉，音响一开，不少路人围了过来。但人群默契地站在横幅的外面，不愿再向里靠近。

阳关家园的病人因为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激素水平紊乱，体型普遍很胖。他们虽然表演得很努力，但是圆滚滚的身材，让他们的动作看起来有些滑稽。观看者里不少人带着调笑的神情，还有几个拿出手机，嘻嘻哈哈跟身边人戏谑，大模大样地左右拍摄，就像在看耍猴。

表演完了，大伙拿着宣传册分发，人群却一哄而散，阿罗急急地对着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跑去，伸手递过一本册子，磕磕巴巴地说：“阿姐，我……我……我们……”

“哎呀，走开！”这位母亲抱着孩子往后退，一脸惊吓，使劲地避开阿罗伸过去的手：“你别碰我，神经！”说完，她一回头，护着孩子，奋力地钻进人群。

一番折腾下来，我切实体会到大多数人对精神病患者的误解与敌意是短时间里无法消除的。甚至大多数病人家属，也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家里有个精神病患者。

但主任鼓励我们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总得有人去做。”

平日里，我们四五个工作人员还有其他工作要做，招募只能穿插在工作里，一两个星期才能有一次，但我们还是坚持跑遍所有的社区，在门口展示舞蹈。

慢慢地，有一些病人家属得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后，会事后悄悄打来电话。主任亲自带着我们，上门为病人做评估，合适的便收进来。

到了6月份，阳光家园的成员有十五六个人了，也达到了一开始我们设想的团体课开展的规模。

我们几个年轻的治疗师通力合作，设计课程，为成员开展系统的康复治疗。有专门的心理团体课，特殊的作业治疗课，每周还有一次工娱课，由专业的老师来帮忙上音乐课、体育课、写作课等等。这让成员们非常开心，家属也常打电话来感谢我们。

与此同时，康复科的其他业务在院领导的重视下，治疗量和治疗效果也越来越稳定。院里的大会，院长每次都会着重夸奖康复科以及阳光家园的成绩。那几位曾经拒绝接手的科室负责人，纷纷带着本科室的骨干来阳光家园参观，对着我们似是羡慕又似是嫉妒地说：“早知道是这个样子，争着抢着也要拿下这个项目呀。”

3

秋天将至，天气越发凉爽，慕名而至的人越来越多，阳光家园的成员很快就突破了30人。活动室里已经不再能满足日常康复的需求，主任决定定期去外面开展“素质拓展”。

家属们知道后特别开心，阿罗的妈妈特意找到主任说：“哎呀，这个活动太好了，我们家属绝对支持！”

院长接到我们的申请后，答应得也十分爽快，但是特别强调：“经费花得差不多了，得省着用，而且都是精神病人，安全问题一定要重视。”

主任拍着胸脯保证：“放心，我会看菜下饭，到时候康复科轮休的人，不论年资，都义务去现场维持秩序。”

素质拓展的地点就选在市郊的森林公园。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租来的大巴载着我们从市区开往郊外。路边满是高大的梧桐树，阳光从树叶里携着畅快的微风飒飒地透到车里。阿罗趴在车窗上，朝着外面大声地唱起歌来：“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周阿姨、森哥、麻姐……每个阳光家园成员，都跟着唱了起来。

我们寻了一大块草坪，“纸轮车”、“你比我猜”、“大风车”，一连好几个团体活动，让大伙满头大汗。空旷的草坪上满是笑声，秋游的行人听着不断的欢声笑语，呼朋唤友，驻足观看。这一刻，我在路人的眼中没有见到防范与敌意，仿佛这群动作滑稽，大笑嬉闹的人，与他们无异。

天色渐晚，大家互相唤着名字，预备归去。突然，周阿姨神色匆匆跑近，急声说道：“坏了，阿森不见了！”

主任急得跺脚：“哎呀，快结束了，给我惹个麻烦！”她留下守在原处，让我们赶快分头去找。

我顺着来时的路走近停车场时，发现了“失踪”的森哥——他正站在一辆小轿车旁边，像是在跟一个中年男人争吵。

森哥是智力发育迟滞，智商相当于6到8岁的孩子。他个子很高，又胖，跟人说话急起来只会手舞足蹈，却不敢靠近别人。中年男子像只公鸡，昂着头，擎着手指隔空啄着森哥的头，怒骂的声音老远就能听到。他见我走近，看了一眼我胸前的医院工作牌，语气颇为不善。

“这个傻子是你们的人吧？”他左手两只手指捻着一个靠枕，右手的食指指着靠枕跟我说，“你看，他把我车上的枕头踩脏了，你们赔不赔？他还不承认！”

森哥憋得脸通红，急得舌头一直在嘴巴里左右晃动：“我……我……”他激动地挥舞着两只胖手，竟“哇”地一声哭出来，跑到我身边，使劲想把舌头捋直：“我……没有，没有把……”

“什么没有，”中年男人把枕头甩在我脚下，又瞪着森哥，“都脏完了，我看着你踩的，憨货，话都不会说，你说的能信？”

森哥被他吓到，庞大的身躯直往我身后躲。

“行，你说多少钱一个吧。”我护着森哥，不想再跟他争论。车上有个女人——可能是他的妻子——这时候厌恶地瞪了我一眼，跟中年男人说：“走吧，跟痴线费什么话。”

中年男子瘪了瘪嘴，上车前狠狠剜了我们一眼，“砰”地一声把车门关上，把车开出去没几米，又猛地刹下车，从窗户里面探出头来，指着我喊：“五医院的是吧？我一定要去投诉你们！”

归途中，森哥独自一人委屈地坐在大巴门口的凳子上，看起来憨憨的一坨。他像个被蜜蜂蛰到鼻子的熊，使劲地掉眼泪。主任使劲抹着森哥的背，哄着他说：“别哭啦，这么大的个子，我们又没人怪你。”

“我没有啊主任，枕头掉出来，我想帮他捡起来，我不是傻子。”

主任抚着森哥的手慢慢柔和下来，“嗯嗯”地点着头，眼睛望向车外，不知在想什么。

晚间的秋风有些凉，大伙都拉紧了衣服，把脸埋进了手臂。

4

谁都没想到，那个中年男人的投诉电话直接打到了市里，市里又把电话直接打到了院长手机上。

院长立刻来到了阳光家园。所有参加了素质拓展的康复科成员在他面前占成一排，他望着我们，鼻子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怎么说的，安全，安全呐！”

主任解释说：“其实是个误会。”

“误会？”院长的声音提高了八度，“误会人家把电话打到我手机上？误会市里专门点名批评一下？”

我上前一步，想把当时情景跟院长说一下，主任立刻瞪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院长走后，大家都很郁闷，我跟主任说：“我们专门去解释一下吧，不然……”

“解释什么呀。”主任挥了挥手，“医院就是服务行业，投诉结果来了，解释也没用。”

随后在医院大会上，院长通报了这次投诉的处理结果，我们康复科被记过失一次，同时，院里还决定，阳光家园成员的活动范围，以后只能限制在活动室，不再允许各种以医院为名义的集体外出。

但成员们终究要回归家庭与社会，不可能让他们所有活动都局限在这200平方的房间里。主任向上面打了一份申请，希望每个季度医院能专门拨出一天时间，在医院的球馆，邀请其他社会组织与阳光家园进行联谊素质拓展。

院里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召集了所有科室负责人来投票，结果，近7成的人投了反对票。档案科科长还说：“且不论上面拨的经费够不够，出了大问题，怎么跟家属交代？还这么好运气只是个投诉吗？”

从此，阳光家园成员的活动范围就被限制在这间没有空调的活动室里。每天只有我们几个治疗师带着上上课，用用买来的设备。慢慢地，有些人就不愿意再来了，我们把电话打到家属那里，有些家属就直接跟我们说：“还以为能有什么新鲜呢，天天来上上课，就回来，什么变化都没有。”

就这样，陆续有3位成员就被家人带回去了。

秋天的气息越来越浓，我们遇到一个更大的问题：经费不够了。

阳光家园只有国家拨付那些资金。但每日打开门用水用电，几十号人吃喝拉撒，都要用钱，我们开始捉襟见肘。主任向上又递申请，希望医院能每天每人补贴20元餐费。

这次院里没有犹豫，直接拒绝了。有些科室听到我们的申请，在会上还颇有微词：“也没见医院补贴我们呐？一天20，啥都不干，还吃什么那么贵，自己从家带点饼干牛奶不就好了。”

家属们也开始有意见，好几个电话打到主任那里，说：“不是说好免费吗？怎么还得自己贴钱？”

无奈，我们只能往外找办法，寄希望于社会热心人士给我们提供帮助。

5

恰时，有一个本地手工作坊老板找到我们，想跟我们合作。

他带着了一些做手工的彩色塑料珠跟线，在活动室里现场演示。手里边做，嘴里边说：“你们看，很容易的，线穿珠子，能做成各种小玩意儿。”

他的手上下翻飞，珠子跟线，不一会儿就变成一个活灵活现的小兔子。他举着小兔子，炫耀似的来回绕圈，得意地望着我们：“简单吧？包教包会！”

老板跟我们讲定，他来提供原料，每个工艺品，按耗费的时间定单价。做成一个小兔子或者小狗，得1块钱，做成一个稍复杂些的笔筒或者包包，得2块钱。每周，老板上门验收，现场结算。虽然钱不多，但是好歹能够维持他们的日常支出。

为了维持阳光家园的运转，我们只好答应他。把康复中心变成一个手工作坊，让成员们去学着做一个手工艺人。院里对我们的做法，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大会上，院长提起我们康复科和阳光家园的工作，也只是简单几句带过，特别强调的，也只是安全问题。

阳光家园成员的日常，变成了每天成了趴在桌子上勾线、串珠子，只有在那个老板上门结算那天，我们会放一天假，带着他们上上课，讲一些系统的疾病知识。愿意留下来的人，大都理解我们的做法，做手工的时候，任劳任怨。

有位叫麻姐的病人尤其认真。她是一名多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直辗转于各个医院，花了家里很多钱，也无法参加工作。有了这个机会，她十分上心，潜心练习，专攻“小兔子”的制作，做得又快又好，一天能挣7、8块钱。

老板每次送来的材料大都预多不预少，有些人学得慢，做不好，浪费了不少材料，麻姐便从里面挑选出完好的珠子跟线，拿来废物利用。这些用废料做好的小兔子，她不敢拿出来，偷偷藏在自己的小柜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后来柜子里实在放不下了，她就偷偷放在自己包里，想带回家，但是在日常检查的时候，被我发现了。

我跟她说：“麻姐，这里的东西都是公家的喔，不能拿回去的。”

麻姐捂着包，担忧地说：“小赵老师，这些都我是用人家不要的珠子辛辛苦苦做的，我想拿回去送给朋友。”

“嗯，我知道的，”我拍拍麻姐的手，“你就存在我这里吧，等你遇到好朋友，你再从我这里拿。”

麻姐这才放心，心满意足地笑着回家去。

转眼冬天即至，市里不少医科院校开始送学生到我们这里见习。院长特意提醒了一下主任：“阳光家园是市里专门扶持的项目，学生来到的时候，要好好讲解，做好宣传。”

学生来时，阳光家园的成员都特别兴奋，他们会把场地打扫干净，在中间清出一片空地，为学生们表演之前学的舞蹈，表演完后，还拉着学生们坐下来，手把手教他们怎么做工艺品。来见习的学生都是半大的年轻人，单纯可爱，他们脸上真挚的笑容，恰如屋外暖阳铺下的薄光。

每次学生们离开，麻姐都会跑来问我：“小赵老师，我能把小兔子送给他们吗？”得到我肯定后，麻姐会兴奋地在袋子里挑挑拣拣，选出模样较好的送给学生。有些学生们大概是从别处知晓了阳光家园的情况，坚持要给钱。麻姐不收，他们就硬塞到包里，但麻姐会把包抓在身后，使劲摆手，坚决地说着“不要不要”。

学生们最后大多把钱交到我这儿，次次都有个5块10块的。我把钱给了主任，她找到麻姐，说：“阿麻你拿着啦，凭本事挣的，干嘛不要。”麻姐这才会接着，把钱小心翼翼藏在贴身的口袋里。

院长知道这个事后，难得夸了一句：“行啊，阳光家园开了这么久，头一回见到回头钱了，谁挣得就给谁吧，有门本事以后也好找工作。”

只是作坊的老板不知从哪里知道了麻姐的事，来找麻烦。他坐在阳光家园的门口，摊着手，面带怒气，说：“咱们可说好的，我出材料，你们出人力，按件给钱。你们可好，拿着我的材料自己做自己卖？”他抬头指着挂在墙上的阳关家园牌匾，斜着嘴巴嗤笑：“阳光家园？山寨家园吧！”

主任不敢生气，耐心笑着解释：“她用的是废弃材料，不是拿新材料做的。”

我也忍不住插嘴：“那些废弃的材料，就是不拿来做，也拿去扔了啊。”

“但你们也不能拿来卖啊！”他不再像刚才那么生气，但是态度依然坚定，“卖，只有我能卖，必须把钱给我，不然你们就跟你们院长说，再找人合作吧。”

我望着麻姐，她的眼睛红红的，但没哭出来。麻姐打开衣服，小心翼翼从口袋里掏出钱，1块的，5块的，10块的，都被她分类整整齐齐叠着。

老板拿了钱，像当初来这里炫耀他的工艺品一样，胜利似的看了看我们，转身要走。我伸手拉住他，故意慢条斯理地说：“等一下，别急啊。”

他转过来望着我，一副“你还能怎样”的调笑表情。我学着他开始的语气：“咱们可说好的，你出材料，我们出人力，按件给钱。麻姐一共帮你卖了84个，每个1块钱，你得给她吧？”

他气急胡乱地从叠好的钱里抽出几张，使劲摔在桌子上，大概是觉得不解气，又故意冷笑一声，也不知道是对着谁，说道：“他们是痴线，你们倒是不傻啊。”说完还故意大踏步，“哐”地一声踩着门框走了出去。

麻姐接过钱，紧紧捂住嘴巴，但还是哭出了声音，眼睛里翻出泪花。

院里明面上对阳光家园这个事报以同情，只是私下里有些难听的议论又传到我们耳里：“好好做呗，净出幺蛾子，要是连这都干不成了，阳光家园迟早要散摊子。”

6

院长渐渐不再过问阳关家园的情况，只是大会上讲到安全问题时，会特意点一下我们。但要是逢上级单位通知下来检查，院领导便会急匆匆叫我们的成员把舞蹈再排练一遍，在上级领导来时表演给他们看。

康复科近20号员工要发工资，主任只好把阳光家园暂时放在一边，把工作重心转向协调各个科室住院病人的康复工作上。档案科科长时不时来串门的时候会说：“早这样多好，搞什么出院病人、社区病人嘛，再这样下去，你们康复科钱都发不出来。”

200平米的活动室，每天上午9点开门，迎来做手工的成员，又在下午4点关闭，让他们早早回家。冬天就要来了，阳光家园的大门开始没有了阳光的照射，牌匾上四个烫金的大字也逐渐脱色，变得斑斑驳驳，明明暗暗地分辨不出写了什么。

我们几个治疗师的工作也逐渐成为下病房为住院病人提供康复治疗。几位以前在工疗科的老同事不胜唏嘘：“这不又成了老样子吗，浇花拔草、种菜养鸡变成了讲课做活动。”

元旦快到了，有一天我正准备下病房。阿罗突然跑到办公室对我急声说：“赵老师你快去看看，阿森跟别人打起来了，满地的血！”

我连忙唤了几个在办公室的人赶了过去。赶到时，活动室里一片狼藉。做手工的桌子东倒西歪，森哥捂着手蹲在地上，血顺着手臂滴下来，脚边满是星星点点的血迹。一个刚来不久的病人，手里正攥着一把小刀，躲在倒下的桌子后面，怒气冲冲地蹬着森哥。

主任听到消息就带着几个护士跟数十个保安赶来了。护士们急忙帮森哥处理伤口，保安们拿着棍子围着那个拿刀的病人。病人的情绪开始慢慢稳定下来，眼神不再那么敌意，但保安还是不敢上前，拿着棍子不断试探。最后还是主任镇定地走上去，慢慢抚着他的头，耐心劝说，他才把刀放下。

事情的缘由不复杂。这个病人来的时间不长，十分调皮，不好好做手工。这次他故意撩拨麻姐，森哥看不过眼，起来呵斥。森哥个头大，又笨嘴拙舌，双手乱舞，吓得这个病人以为森哥是要揍他，掏出刀来划伤了森哥，打翻了桌椅，还嚷嚷着要捅死所有人。

事情上报后，趁消息还没在院里传开，主任先召集我们开会商量对策。

院长知道了消息后就直接赶了过来。我们又一次整齐地排排站在院长面前。院长这次坐在主任的位置上，眼里的怒气毫不掩饰，环视着扫过康复科每个人，我们谁都不敢说话。

院长咬着牙，下颌骨凸出两个槟榔角，怒气都快溢出来，说道：“都不说话？那我就一个个问啰？”

他指着主任，说：“来，你告诉我，我强调过几次安全问题，嗯？新来的病人，你们怎么做的风险评估，嗯？”

见主任不敢回答，院长又转头对着我们几个年轻人说：“来五院工作时间不短了吧，安全检查条例没认真学？这么长把刀带在他身上，你们没发现？”

我们几个偷偷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更加不敢说话。

这把刀原来是挂在病人钥匙上的小折刀，阳光家园之前是严格按照安全条例原则检查的，后来因为人员相对固定，不像病房的病人流动大，加上工作人员越来越忙，检查有了疏漏，让他趁机给带进去了，的确是我们的疏忽。

“都没话说了是吧。”院长撑着腿起身，低头叹了口气，语气平静下来，“那就等处理结果吧。”

大家其实都知道院长生气的原因——元旦一过，市里就要对全市的医院进行统一检查评分，这个时候出这样的事，对医院会造成什么影响，可想而知。

市里的评分结果很快就下来了，我们院被点名通报，记一次年度医疗事故。院领导班子也专门开了一次会，商量对我们的处罚。最终，主任作为负责人，被罚去当月绩效工资，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每人也被罚扣1000元。

划伤森哥的病人被劝退，森哥也被院里以病情不稳定为由让家人领了回去，什么时候能回来，也无从知晓。

院里还特别召开了一次安全检查会议，要求每个科室自查自纠安全问题，整理上报。事情传开后，其他科室对我们的遭遇虽然唏嘘不已，但更多是颇有微词。几个科室负责人遇到我们主任，故意半开玩笑地说：“这事出在你们那里，干嘛折腾我们呐，你得帮全院写安全检查才行。”

7

转眼就要到过年了。

南方冬天难熬，穿多少衣服都挡不住阴冷又无孔不入的潮气。只有晴好的中午，老住院部的大楼才能被阳光照到。走近大楼的人都能闻到一股潮湿的霉味，似乎提醒着这栋已经快40年的住院部早已残破不堪。

冬天是精神病发作的高峰，越来越多的病人来住院。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大，病人住不下的情况越发严重，日常运转也开始受到了影响。院领导讨论后，终于下定决心，扒掉老住院部，建新大楼。

旧楼拆迁前，医院下达通知，让在老住院部办公的几个科室点好财产，做好搬迁工作。我们康复科跟几个检查科室被分到其他大楼空余的房间，而阳光家园却被搬到医院大门外，安排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移动板房里。

之前购置的书柜、跑步机、投影仪等设备，被院里分到其他科室，就连那些桌椅也以“调度使用”为由，用一些旧的给换掉了。空调一直没有安装，移动板房里四处漏风，大伙拿棉布塞住漏风的地方，期望能让里面暖和些。

条件变差，一些成员慢慢就彻底不来了，30多人只剩下10来个。在这样的条件下，来的人只能做做手工，主任也不好意思再跟那些家属打电话询问不来的理由。

院里彻底不过问阳光家园了，只当它彻底脱离了康复科、脱离了医院。有领导来检查时，也不再让我们排练舞蹈，而是会特意嘱咐我们给成员们放一天假，不要让他们在领导参观医院时出现。

新大楼的建设逐渐开始了，工人们在医院门口搭起的工棚慢慢把阳光家园围在了里面。工棚高出阳光家园不少，挡住了大部分阳光。新大楼地基打完后，主体逐渐建起，耸立在阳光家园旁边，把它罩进了大楼的影子里面。

阳光家园，从此彻底照不到阳光。

后记

2017年初，阳光家园由专人接管，跟我们康复科乃至医院的科室彻底剥离关系。

从那时起，阳光家园的活动场地就被限制在移动板房里。除了拨付资金的上级单位下来检查会时会去看一看，平时那里就只有一个老护工在看管，所有的管理工作医院都不再过问，只当它不存在。

病人们走的走，散的散，只剩下15个人，大多是家里困难没有去处的老病号。每日的工作就是帮作坊老板做手工，挣一点零花钱。至于各种培训学习，外出活动，彻底没有了。

看着阳光家园这样没落，当初看着它建立起来的我们偶尔也会“多管闲事”——只是，无论我们怎么往上打报告，院里都是用“经费不足”、“有安全隐患”给打发了。

不少人都想彻底取消这个项目，但每每上会讨论，面对怎么处理剩下的病人、怎么答复上级单位这两个问题，他们又一言不发。

如今，阳光家园的门口，每天依旧准时有人报道。那副牌匾上的金漆掉了个干净，露出黑色的塑料底，时不时有一缕阳光照上去，但再也看不到丝毫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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