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工作20年,我看清了婚姻

2019-09-23 15:27:55
9.9.D
0人评论

2000年毕业后,我来到这个三甲医院的妇产科工作。

那时,我们医院还只有一个妇产科;两年后,医院急速扩张,盖起了十几层高的门诊楼,我们妇产科被重新划分为妇科和产科;2006年,我们产科又分成了两个科;2010年后,分成四个科。

二胎政策出台以后,科室的门诊量和住院病人都出现了井喷,入院率呈几何式增长,平时的46张病床远远不够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走廊两侧都会加床,最多时能加到60、甚至70张。多数时候,走廊中间只能留出一条仅供一人通行的小路。

科室里有21个护士、18个医生,病区呈扇形分布在楼道,中间是护士站。虽说整个病区只有短短的500米距离,可是长年累月地奔跑,我的双脚脚底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我们科有个小护士,刚刚上班时不晓得其中的厉害,爱美的她上夜班时还穿着一双带跟的皮鞋,第二天脚底就磨出了十几个水泡,从此上班时只好乖乖地穿起无跟护士鞋——每上一个夜班,一个护士常规的工作包括测体温、量血压、输液、换液、起针,中间还有半夜住院的,要输入住院记录、抽血等一系列入院程序,一宿下来走几万步是常有的事。还有冲洗阴道、灌肠、吸痰、通乳这些专属于我们的产科的脏活、累活,许多新上班的护士早上8点交班时,都冲着主任抹眼泪。

其实脏和累,对我们这些老护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最难过的,是眼睁睁看着病人抢救不过来。老一辈人说,“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每一个女人升级为母亲都要经历与死神共舞的九九八十一难,以前是,现在仍是。在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孕产妇死亡病例,都让我感到无能为力。

即使在医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在我们这个产科医学技术骨干力量强的科室(地市级危重症孕妇抢救中心),每一年,仍然都会或多或少地目睹产妇挣扎在生死线上。刚上班时,我的眼中只会看到一家人团团围住产妇、幸福逗弄新生儿的喜悦场面;等后来自己怀孕生女,亲身体会到了生产时的种种痛苦;到如今,工作了20年以后,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更真切地看清了婚姻和爱情的本质。

1

2018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初八,刚刚下过一场春雪,寒气逼人,科里病人大多数都赶在春节前回家了,只有7个预产期临近的孕妇。

安静的病区里,突然传来了急诊医护人员急匆匆的脚步声——从A县人民医院转来了一个大出血的孕妇,名叫曾春花。

病历显示,她只有28岁,怀孕34周,胎盘早剥(胎盘早剥,一般是指怀孕20周后或者分娩期,正常位置的胎盘在胎儿分娩出前部分或者全部从子宫壁剥离,是属于比较常见的产科病症),第三胎,做过两次剖宫产,第一胎女孩,5岁;第二胎女孩,3岁。

她在A县医院因为肚子疼——“上腹部不适”住院。当地彩超查看时,发现是瘢痕妊娠,前置胎盘,胎盘早剥。在瘢痕妊娠(头胎剖宫产的女性子宫都会留下瘢痕,称为“瘢痕子宫”,再次怀孕后,如果胎儿着床恰好在子宫的瘢痕处时,称为“瘢痕妊娠”,瘢痕妊娠也属于异位妊娠,是罕见、凶险的产科急症)的病史中,发生前置胎盘的机率比较高。查血中又发现曾春花还有些营养不良、贫血的状况,县医院只能紧急剖宫产,结果在剖宫产手术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出血,输了血浆又输了红细胞。

在县医院手术的第二天,曾春花突然出现乏力、血色素低、嗜睡、昏迷等症状,于是县医院的120急救车就把她紧急转到我们医院来了。

来到我们科时,曾春花已经失去意识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脸色苍白、瘦弱,像个衣服架子。她的衣服看上去特别肥大,晃晃荡荡地挂在身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孕妇多是营养过剩、体型偏胖,她却可以说是我见过的孕妇里最瘦的一个。

按理说,她这个年纪的孕妇,应该是面色红润、两腮圆鼓,甚至有了双下巴,可她却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般凹陷着双腮,四肢纤细,全身上下好像只有肚子比正常人大点。我为她插导尿管,给她翻身时都被她的骨头硌了一下。输液时,她手上的血管也是清晰可见,一下子就扎进了她的静脉。翻看曾春花的病历,发现她怀孕前的体重是120斤,住进县医院的时候是100斤——也就是说,整整一个孕期,她不但没有胖,还瘦了整整20斤。

我和主任查完房,把曾春花的家属叫到了办公室,向他们交待了一下病人的病情以及后续的治疗。来办公室的是曾春花的丈夫和她的母亲,从他们口中得知,曾春花怀孕期间没有做过正常的孕检——他们觉得女人怀孕生孩子是最平常的事,这一胎也会像前两胎一样,到日子剖出来就行了,根本没有想到再去医院检查。所以7个月的时间里,曾春花只做过两次彩超。

主任听完她丈夫的描述,深深地叹了口气:“如果你们正常做产检,也许就提前知道存在这些瘢痕妊娠、孕期高血压等这些问题了,积极干预和预防,也不致于让她病成这个样子!”说到这儿,曾春花的丈夫便低头不语。主任接着说,曾春花现在的营养状况非常差,重度贫血,而且凶险性前置胎盘容易大出血。术后出血过多,使她的情况很不容乐观,各种脏器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她孕期的饮食怎么样?”问到这儿,她的丈夫还是不说话,这时,曾春花的母亲带着哭腔说:“我这个女儿太省了,舍不得吃,她本身也不挣钱,她老公在外打工挣钱供全家四口人吃喝拉撒。这几年,她光生孩子,经济压力也大,有点好吃的,也都留给了这两个小的了。也是我大意了,每次问她,她都说,钱够花,没事。人家怀孕都是在家里养着,有人伺候着,我闺女什么活都干,家里、地里,接送大闺女,照顾小闺女,洗洗涮涮什么事都要靠自己……现在弄成这样!我这命苦的孩儿啊……”

老太太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竟然趴在主任的办公桌上大哭起来。听丈母娘这么一说,曾春花的丈夫眼里也泛起了泪花。我本想劝劝曾春花的母亲,想了想,算了,让老太太痛快地哭吧,这时说太多的话也没用,我也只能在心里暗暗叹气,十二分地同情这个可怜的曾春花。

2

我和主任交待完病情,回到护士站,给护士就曾春花的病情开了一个通气会。

“大家,都先放下手中的活。听我说啊,现在咱们科转来一个重病号,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刘姐、小赵你们白班时,注意多观察曾春花的情况。输液、护理、抽血等基本技术也要由你们俩操作,不要让刚来的小孩们去干;张静、李元、王芳你们3个值夜班时,更要多向曾春花的2病室跑跑,都精神、麻利着点儿。主任刚才可说了,曾春花病情凶险,咱们护理上可不能出一点差错,一定严格按照医生的医嘱操作,严密观察病人的病情,容不得半点马虎。”我还是不放心,又叮嘱她们说,“大家都散了吧,活不少。”

同事们都匆匆地走开了,只有小杜一个人站在原地不动。

“杜儿,怎么了?”22岁的小杜3个月前毕业考到我们科,跟着王芳一起上夜班。

“护士长,我有些害怕。”她低着头小声地说。

“杜儿,害怕就别当护士,再说还有王姐和你一起上夜班呢!不懂就问,见得多了,慢慢就习惯了。”我拍拍她肩膀。我并不为小杜担心,我们都是像她这样成长起来的,当护士必须迈过“害怕死人”这道心理上的坎。

随着曾春花住院来的还有她刚出生3天的小女儿,这个可怜的孩子,还没有吃上妈妈一口奶,就陪着妈妈住进了医院。因为病房床位有限,曾春花的丈夫和婆婆就在病房外走廊里铺了块垫子,垫子上铺了一层棉被。除去医院规定的查房他们把这个垫子收起来,其余的时间,曾春花的婆婆都在这个垫子上精心地照顾着这个婴儿。

曾春花的小女儿因为母亲的营养不良,比一般的婴儿更瘦弱些,只有5斤多点。奶奶用奶瓶喂了她之后,这个孩子大部分时间也总是安静地睡着。她的父亲也会在曾春花偶尔清醒时,抱着她走到病床前,让她享受一会儿母爱。

主任让我把她们祖孙俩劝走,不要住在走廊里。可是,我每次走到他们三人跟前,看到那个可怜的婴儿,那些心中默念了许久的话,就怎么也说不出口。我摸了摸垫子上的棉被,像夏凉被一样,只有薄薄的一层,还去仓库找了一床被子送给她们。

“护士长,这被子收钱吗?”曾春花的婆婆问。

“不收钱,您老先用着。”

“不收钱就行,那俺们就先盖着,夜里就不用披俺那破棉袄了。”听闻,老人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谢谢了,俺们光碰见好人呐!”

“吃饭呢,大娘?”我看见老人在地上搁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盛着一些酱紫色的咸菜和两个风干起皮的馒头。

“咱们庄稼人没那么多讲究,就爱吃个咸菜。”老人不好意思地笑着,露出了干瘪的牙床和几颗稀疏发黄的牙齿。

“那你先快吃吧!一会儿孩子醒了。”我怕打扰老人吃饭,连忙走开。

晚上,我们护士照例订的快餐盒饭,除去在护士站留守值班的护士外,我们当天6个上班的人全挤在一间狭小的护士休息室里吃饭。

王芳说起曾春花的丈夫:“我们查房时,他一直追着主任问病情,说着说着还掉眼泪了。早干什么去了?现在害怕了。”

原来王芳在给曾春花输液时,听到曾春花的母亲边哭边数落着女婿:“你家三代单传,就要俺闺女一个接一个地生,俺闺女遭多大罪!”

“就是,现在装什么可怜?连正常的孕检都不做,真不知道这个老公怎么当的!”小杜也对曾春花丈夫漠然的态度愤愤不平。

“就是把妻子当作生育机器,只关心机器出了什么毛病,也不关心这个为他搏命生子的女人。”王芳这样劝小杜。

“她老公黑瘦黑瘦的,听说是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也不容易的。这几天几乎没见他吃过饭,不是在床边看着病床上的妻子,就是去走廊里抱着女儿抹眼泪。”一旁默默吃饭的刘姐开口说,她岁数最大,也最能为他人着想,“我就是可怜曾春花的老母亲,刚我去手术室,在楼梯间,看见老太太一个人在偷偷地哭呢。”

“没见过她父亲呢?”我问刘姐。

“她父亲还有哥哥,都在广州打工,正在往家赶。我和她母亲聊了几句,说医药费没凑够,怕耽搁闺女的病。”

小杜收拾桌子时,发现盒饭多订了一份。她要把盒饭扔到垃圾筒,我连忙拦下了她:“别,别扔,留着给曾春花他们吧。”

我拿着盒饭去走廊的时候,曾春花婆婆正坐在垫子上拿着一个干馒头啃着。我把盒饭放到她那个搪瓷缸子旁边:“大娘,你还没有吃饭吧,别嫌弃,我们科多订的一份饭菜。”

“哎呀,你看,你看,”她连忙起身,连连摆手,“不用,不用。”

“大娘,你别客气!住院花销大,你拿着吧!也不能老吃咸菜。”不等曾春花的婆婆再推辞,我快步走回护士站。

“谢谢,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走出了好远,还是听到老人不停地念叨着这句话。

曾春花在我们科住院的几天的时间里,不光我们护士把饭菜打包给她的婆婆吃,还有好几个住院的病人家属,也把吃不了的饭菜或者专门给他们从餐厅打来饭菜给他们。这样一来,也算为曾春花家节省了一些开支。

3

曾春花住院的第三天,正好我休班。我趁休息,就在家里把孩子小时候用过的小衣服、小被子、小毛毯都洗净晾干并收进了一个大袋子。

隔天早上7点半我到了医院时,曾春花的婆婆正在走廊里叠尿布。尿布都是大人的衣服改的,花花绿绿,仔细一看,上面还有一块块大小便的污渍。

产科工作20年,我看清了婚姻

“大娘,我帮你吧!”我知道她要赶在8点查房时把东西都收拾好,赶紧上去帮忙。

“哎呀,护士长,你怪忙的……”老人边说边把尿布和衣服收进一个大的编织袋子。

我从地上拿起奶瓶和一罐奶粉:“还有这个,放在哪里?”

大娘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

“大娘,这奶粉够吃吗?”

“够,30元一筒,这不才4天就要喝完了。”

我瞅了一眼奶粉罐上的价格,真算是我参加工作以来见到过最便宜的了。

等查完房,刘姐却悄悄把我拉到一边:“曾春花欠住院费了,再不交费,管床医生都没法在电脑下医嘱呢。”我们医院的规定是:早上7点准时打印收费凭条给各个病号,与病人家属核对无误后,进行催缴。超过500元费用“未缴”,医生的电脑自动锁住,无法下医嘱,我们护士也无法进行输液、治疗和护理。

“催过吗?”

“催过了,昨天就欠了1000多,他老公说知道了。这不,今天对账,又欠了1000多,更麻烦的是,曾春花没有农村合作医疗,我实在不好意思再催了。”刘姐为难地说。

“怎么还没有合作医疗?那一年才220块钱,还省着没交呢?”我有些吃惊。考虑到曾春花的病情特殊,我决定把她的丈夫叫到办公室来谈一谈。

“35床曾春花患者的家属请到护士长办公室来一下。”我拿起了护士站的呼叫器。片刻,“咚咚”两声轻微的敲门声后,曾春花的丈夫把门开了个极小的缝隙,露出了半张脸:“护士长,你找我?”

“请进,坐下吧。曾春花好点了吗?”

“还是那个样子,昏迷不醒。”他左手揉着右手,来回地摩挲着。

“可能恢复得慢些,你们家属要有信心啊。”我嘴上劝着,心里还是想着怎么跟他提钱的事情。

“嗯……”他有些哽咽,用衣袖不停地抹着眼睛,“没事,我撑得住,护士长,你找我是想说医药费的事吗?”他倒是主动提了。

“是的,我想管床护士都告诉你了,病人欠到一定数额的费用,必须及时缴费,才能保证医生及时下医嘱,病人得到很好的治疗……”

“护士长,俺知道。家里实在有点困难,在县医院花了3万,家里的一点积蓄就全花光了。俺也找亲戚们借了,就是需要再等等。”

“那就好——这样吧,我先和院办打个招呼,等两天。再说咱们还可以去红十字会、网上众筹嘛。大家想想办法,总会过去的。”我说。

我在妇产科只见过极个别欠费的家属。生孩子,一般的家庭都会准备充足的费用,再说现在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保已经覆盖了绝大部分的家庭,大都能报销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因生育返贫的家庭更是少之又少。

“你怎么不给她入合作医疗啊?一年才220块。”我叹气。

“不光她,俺家六口都没有入合作医疗。我寻思,农村人皮实,一年到头也不生病住院的,再花那冤枉钱干啥……”

“哎。你再找亲朋好友筹借一下吧,我也和院办沟通一下。”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谢谢护士长……”曾春花的丈夫一下站起,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为了曾春花,我找院办沟通了好几次。以至于后来,我在开院周会时,经常被别的科室的护士长开玩笑,说我们科是“全能科室”,不光治疗病人,还救助家属,管他们吃喝拉撒。

4

曾春花输了大量的血浆和红细胞,2月25日,她还是没有起色,竟然出现了尿少、无尿的症状,主任决定马上转到肾内科。

在肾内科治疗过程中,曾春花又出现了两眼上翻、昏迷等症状,再紧急转到ICU。我和主任一起过去时,曾春花已经戴上了呼吸机,腹腔出血,主任和几个得力的助手又开始剖腹探查,查找出血点,经过手术治疗之后,2月28日,曾春花的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

也就是同时,我们科又收治了一个名叫金明明的危重孕妇,是托关系住进了我们科的——因为市里所有的妇产科都不收了。

金明明,怀孕6个多月,未定期孕检,1个月前咳嗽、憋气,在B县小诊所输液,5天后依旧没有好转,随转入了市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时查血发现肝癌,晚期。市医院的医生建议金明明终止妊娠,进行下一步治疗,可她的父亲却极力主张转到我们科进行引产手术。至于患者本人,始终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金明明住在22床,我和张主任去查房:“金明明的家属?哪位是?”金明明病床前坐着的人中闪出一个30多岁的矮个子男人,笑嘻嘻地走向我们。

我见过金明明在入院须知上的家属签字,猜这人应该是她的丈夫王辉。他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圆脸,小眼睛,单眼皮,看穿衣打扮应该是一个憨厚的农村人。他有个习惯,一说话先不好意思地笑笑。

“10点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主任对他说。

“我要等我老丈人来”。金明明的丈夫仍是笑着回答主任。

我们查房时,金明明一句话都没说,她脸色蜡黄地半躺着病床上,吸着氧气,手中拿着手机一直在看。

初春的天气,病房里虽有暖气,但还有些凉意,她却光着一双脚,也没穿袜子。我走过去,把棉被盖到她的脚上。

“看什么呢?”我问。

“照片。”金明明似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这两个字。

“你的孩子?”

“是,两个丫头。”她的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这是住院以来,我看到的她唯一的一次笑容。

“护士长,我这孩子有什么问题,必须要引产吗?”她问我。

“是畸形,必须要引产。”我骗她说。

“我真不想做这个手术,这个孩子有毛病,想着等身体养好了再要一个。你知道的,农村嘛,总归有个男孩牢靠些。”

听到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是什么滋味。“先别想这么多,把身体养好可以再要。”我把她身上的被子往上拽了拽。

这是金明明在住院期间和我唯一的一次直接交流。因为她胸闷憋气,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半躺着,连睡觉也不能平躺,更不能下床活动。主任特别交待说,她的腿上都是血栓栓子,要求她完全卧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11点,我刚输入完金明明的住院病历,主任叫我到她的办公室。一个肤色黝黑、头发花白、看上去有60岁的老头坐在了金明明丈夫的身边。老人还没有说话,眼角早已泛起了泪花,不停地用手擦着眼睛。

“(金明明的)年龄?”

王辉笑笑,答道:“31岁。”

“生过几个孩子?流产也算。”

“3个。”

“男孩女孩?”

“两个女孩,一个11岁,一个7岁,流产过一次,这是第4次怀孕。”

“知道你妻子的病吗?”

“嗯,能治就治,不能治就算了。”王辉的回答很平静,看不出有任何情绪波动。

“家属,我们先告知一下——病人病情这么严重,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可能随时转入ICU。再说,你们要求把病人肚子里的孩子引产?这个风险很大你们知道吗?说不定在手术的过程中,她就会猝死。如果不引产,她还能多享几个月的福。”主任说。

“那没办法,她肚子里怀的是男孩,这个孩子不能和她一起下葬,必须引产!”一直泪眼婆娑的金明明父亲回答得很干脆,目光坚定地对我和主任说:“闺女在县里做过B超了,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小男孩,他不能和他的妈妈一起下葬。这是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有风险,也要引产。就算孩子死在手术台上了,我也不怪医院。”

“你是病人的丈夫,你也说句话吧。”主任问王辉。

王辉看了看岳父:“俺没有意见,都听岳父的,一切都由他老人家做主。”

“那你在这手术通知书上签字吧。”我把手术通知书推给他。

他又看了看他的岳父,犹豫着不敢签字。“看我干嘛?让你签字就签字!”金明明的父亲冲着女婿大声地嚷着。

在金明明住院后,她的亲戚七大姑八大姨、表姐表妹全来了,每天都会有二三十口人来医院探望她,每一个人都是人还没有进病房,就先在病房门口抹眼泪,等脸上的泪水干了再进去。毕竟,金明明太年轻了,可能在引产过程中人就会没有了,现在看一眼少一眼了。虽然医院有规定不允许这么多人来探视,也害怕这么多人来看会引起金明明的情绪波动,但是主任和我们护士都没去阻拦。

金明明住院的第二天,早上6点,我们用药后,金明明出现了规律宫缩,我们把金明明送入产房,引产手术前,她的母亲在楼道里遇到我,拉着我的手就不松开了,眼泪哗哗地流:

“我就是这个命呀,本来一个闺女一个儿子,闺女嫁得也不远,离家5里地。我有个病啥的,一天就跑回家三四趟地看我。现在我老了,最需要闺女照顾,却没想到落到了现在这个结果——对了,明明还不知道自己的病,你们可别说漏嘴了。她总和我念叨:娘,等我把孩子做下来,没事了,我就赶紧上班去,给你买新衣服。俺那傻闺女呀!”

我点点头,告诉她,查房和交待病情时都没有让金明明知道她是肝癌晚期,和她说的只是引产,孩子有问题,不能要了。

“住院的当天晚上,王辉就去给明明买了寿衣,可是都是老人家穿的那种。我看见说可不行,当场就把女婿买的寿衣扔了,我可不让俺闺女穿这个走,嘛时兴买嘛。”老太太抹着眼泪,“转过一天,这不,我刚去商场买来的最时兴的衣服、高跟鞋和呢子大衣。这些东西都放在车上了,万一,明明在引产中不行了,就穿这个走。”

这天,金明明顺利引产了一个男婴。

5

3月2日,我在电梯里遇到主任,主任一脸疲惫。

“主任,你这是昨晚有手术吗?”

“别提了,还是那个曾春花,我们抢救了一晚上!”

我心里一惊:“曾春花不是好转了吗?”

“腹腔又出血了,昨晚和普外科主任一起做的手术,十二指肠穿孔了,把肠子截下一段。她还是持续地肾衰竭,继而各个脏器也出现了衰竭的症状,抢救了一个晚上。”

“最后怎么样?”我想在主任嘴中听到好点的消息。

主任摇头:“最后脑干出血了,脑系科说保守治疗,没有手术意义了……”

我心里一阵难过:在曾春花转入肾内科和ICU之后,她的女儿和婆婆还留在我们科里的走廊里,我这几天在下班前都会来到老人跟前问一下曾春花的情况——就在28日曾春花的病情暂时控制住的那天下班前,我才刚把一桶1段新生儿奶粉拿给老人,她对我千恩万谢:“护士长,跟你说,小丫她娘,好多了,过几天就出院了!”

当时曾春花的小女儿正甜甜地睡着,我听了,打心眼里为他们一家高兴:“那就好,多乖的孩子!”

电梯到了16楼,主任打着大大的哈欠,下电梯去盯门诊了,这个上午,她还要看50个门诊病人。

我换完护士服出来时,小杜告诉我:“护士长,曾春花那个病人的婆婆说要还被子,我放在仓库里了。”

我这才意识到,刚才进科里时觉得走廊里少了点什么,原来是曾春花的女儿和她的婆婆走了。回头看了看到那祖孙俩睡过的地上,已经被清洁工打扫得一干二净了,仿佛她们不曾在那儿住过一般。

3月7日,我在进行院内护士技能大检查时,碰到了脑系科的护士长,问她曾春花的病情。她说,刚刚办理了出院手续,家属说要转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我俩还不胜唏嘘了一番。

这天也是金明明入院的第3天,仍有许多亲戚围在她的病床边。她的两个闺女也来了,11岁的大闺女到了病房后,坐到椅子上自顾自地拿起了妈妈的手机玩游戏,5岁的小闺女吵吵着要妈妈带她去吃肯德基——在我们这个城市,似乎只有周末带孩子去吃肯德基,才算是合格的父母,孩子们以父母带自己去吃肯德基而自豪,是他们在学校里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

“我要吃肯德基,我要吃肯德基,爸爸你带我去吃肯德基!”孩子还在闹着,王辉也一言不发地坐在病床旁玩手机,对小女儿的哭闹充耳不闻。

最后还是一个亲戚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两个哭闹的孩子走出了病房:“走走,我带你们去,全都去吃肯德基。”

当时,我正在病房里给金明明吸氧,看到这一幕,想到以后她们的妈妈再也不能陪她们去吃肯德基了,鼻子一下就酸了。

一天后,金明明家属说不愿意病人再继续治疗,要求出院——晚期肝癌并伴多发转移,治疗吧,对他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可能是人财两空,不治疗,就是眼睁睁看着金明明忍受病痛的折磨。看着金明明被搀扶着走出我们科的背影,我在心里深深地叹了口气。

3月9日,我们科进行了后续随访,联系到了曾春花的家属,得到了一个让我更难过的消息:原来曾春花的丈夫并没有把她转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而是将人拉回家了,她在3月7日去世了。

窗外起风了,从科里的窗户往下看,医院四周种植的海棠花上周还开得正繁盛,现在也七零八落地凋谢了,花瓣纷纷扬扬,随风飘舞,不知道飘向哪儿去了。

我想到这几天出院的两个孕妇:28岁的曾春花,31岁的金明明,她们都是如海棠花般的年华。

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题图: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