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新中国

前言 在我们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社会、家庭、个人，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小家”同“大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命相依，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遭受苦难之后精神的重构，更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责任和担当，乃是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正是建立在每一个中国人兼顾了小家与国家，将对家的情意深凝在对同胞的大爱、对祖国的担当上。 值此新中国70周年华诞，“网易人间”编辑部在600余篇、近100万字的投稿中，精选出以下10篇短文。 在这里，让我们记录下每个人的“小家”和“大国”的故事，记录下我们为新中国成长所付诸的努力和心血，共祝祖国70周年华诞。

位卑未敢忘忧国

@刘旭 / 文化公司策划

舅爷的父亲黄姥爷是建国那年入的伍，去的炮兵部队，次年被抽调到东北。朝鲜战争爆发，黄姥爷成了第一批跨过鸭绿江的中国军人。他和同乡王玉刚、魏启在一个班里，上战场前他们拜了把子，互相打气，都得活着回去。但战况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想，持久而艰苦的作战，让战士们的体力达到了一个极限，身边随时都有人倒下。

又是持续一整晚的战斗，大家筋疲力尽。天刚泛白，指战员下命令，让部队咬着牙继续冲锋。黄姥爷他们三人就一块低头往前奔，从始至终没离过太远。过了差不多半个钟头，黄姥爷回身正准备跟魏启说话，一看他已经喘着粗气，胸口开始往外淌血。黄姥爷知道坏事儿了——冲锋时，魏启挨了两枪，子弹都直接穿透了身体，但他没作声，硬生生扛着到了这儿。魏启没说啥遗言就咽气了，黄姥爷和王玉刚顾不上哭，把布帽子盖到魏启脸上，就当送行。

俩人继续往前冲，过了半晌，枪炮声小了，他们也累瘫在石堆旁。黄姥爷问王玉刚，兄弟，怕死不。王玉刚说，你觉着我能不怕么，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当然想活着回去跟他们团圆。王玉刚反问黄姥爷，说，咋地，你不怕呗。黄姥爷咳嗽着，清两下嗓子，说，怕当然怕，但没那么害怕。他停一会儿，接着说，我爸是个大儒，教育我说人得“位卑未敢忘忧国”，你懂不。王玉刚没啥文化，摇摇头。黄姥爷说，意思就是，你活得再卑微，也得想着国家，舍小家为大家，没有国家的太平也就没有咱们安生的日子。

王玉刚啐口唾沫，接着说，走吧，咱回阵地。俩人起身往回走，途中，王刚跌入了大坑，没两天也去世了。

后来黄姥爷又跟着大部队，一直打到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回东北之后，黄姥爷因为战功被受了勋。

2014年3月29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对公众开放。 图/视觉中国

2015年，黄姥爷去了北京，清晨3点多钟跟家人到了天安门广场，排到了队伍前头，等看着齐刷刷的队伍和飘扬的国旗。升旗时，黄姥爷终于捂不住情绪了，老泪纵横：“我没曾想能活到今个儿。我啊，带着他们来了。”

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盒，里头是碎布片，是他从牺牲的战友的衣服上撕下来的，“老兄弟们要是能看见这个该多好”。

前年，黄姥爷去世了，按照他的遗愿，骨灰葬在了鸭绿江边。

生产队就是我的家

@白衣姐 / 医院行政干部，平凡人写平凡事

姥爷1921年出生在山东省东平湖湖边。还没成年时就为抗日游击队做地下交通员；26岁，为莱芜战役做支前民工，火线入党，对一直阻止他上前线的太姥宣称：“俺以后就是党的人，党叫干啥就干啥，娘要是再拖俺的后腿，可别怪俺忠孝不能两全！”

解放后，姥爷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1955年深秋，东平湖自然泄洪区要扩建成能控制蓄洪的反调节水库，上级号召移民去东北支边，姥爷带头响应，率全家奔赴东北边陲。

来到我们村接上组织关系后，姥爷继续“以队为家”，见不得损害集体利益的事儿，很快又被推选为生产队大队长。姥爷刚上任，公共大食堂就难以为继，他就把自家所剩不多的小米偷去熬粥。

1个月后，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解散，家里无米下锅，太姥去收秋后的大田里捡黄豆，姥爷知道了，严厉批评老母亲“以私损公”，说若不交出她拐着小脚在豆茬地里磕磕绊绊“捡漏儿”来的3斤黄豆，就要把她作为“反面典型”在社员大会上批斗。太姥宁挨斗不屈服，大骂儿子“屁点儿的乌纱帽愣充包公”。

这场纷争最终以姥爷在社员大会上检讨自己治家不严、秋后分粮扣掉10斤麦子而告终，太姥心疼粮食更甚于心疼儿子的“颜面扫地”，在家里破口大骂：“你他娘的要是公私分明，先还俺 30斤小米儿来！”

姥爷的大队长做了17年，身先士卒领着社员春种秋收冬天搞水利大会战，劈山引水修稻田，调动社员中的能人开油坊豆腐坊办砖厂建机耕队发展集体经济，小村的红火闻名全县，引得挣三四十元工资的城里人无比艳羡。

1975年春夏之交， 队里的“社员俱乐部” 破土动工，姥爷日夜长在工地上，累得面黄肌瘦。一个雨夜，狂风掀开了水泥堆上苫布的一角，姥爷赶到后，看见十几袋水泥被淋，急火攻心，当场吐血。

姥爷在县医院抢救了3天，争相献血的社员坐着拖拉机来了一车又一车，医院院长在县委书记授意下亲自指挥抢救，依然是无力回天——姥爷得的是肝癌。早在两个月前，姥爷自己看过病，知道得了绝症，竟然瞒过了所有人，对医生说：给我开止疼药就行，反正是治不好的病，家里一堆事儿，我不能住院。

医生当时还不知道，他嘴里的“家”，是一个生产队。而建好社员俱乐部，让“家里人”别再露天看电影，就是姥爷最后的梦想。

车轮碾过的岁月

@丁东 / 江苏省张家港市政协副主席

前几日，回到老家，在偏房的杂物间里，我又看见那辆独轮车歪在一旁，蒙着厚厚的灰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唯一的交通运输工具，就是这辆祖父传下来的独轮车——从穿过轮毂的硬木棍上，支起一个把木轮包围起来的木架子——但凡有货物要运送，父亲就会把一根系紧在车把、用于承重的纱绳套上脖颈，两手握把、躬腰向前，行进在村里通向田野和集镇的泥路上。

相伴着父亲的独轮车，我们姐弟三人渐渐长大。直到我初中毕业那年，家里才因承包地种的棉花连年丰收，有了些余钱，在村里多数人家都有了自行车后，托一位远房亲戚想办法，也买了辆28寸的永久牌载重自行车。父亲把自行车推回家的那一夜，一家人围着自行车，这里摸摸、那里瞧瞧，兴奋得一夜未眠。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离家20里地的集镇读高中。因为自行车是全家唯一的交通工具，父亲不让我骑车上学。等上了大学，我就靠自己做家教、在校园摆地摊、在图书馆兼职做保管员的收入，花25元钱到旧货市场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着实风光了一些日子，但凡有同学——尤其是女同学借用或搭个车——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老家一所偏僻的农村中学教书，离家足有60多里的距离。好在我有了工资，攒了几年后，我终于用680元钱买了一辆赛车型自行车，既气派，又轻巧。我骑着这辆车，风里来雨里去，陪我从乡下中学到县中学、再到教育局机关，前后足有10年。

1986年的北京长安街，那个年代的中国也被称为“自行车王国”。 图/视觉中国

后来我结了婚，周末或过节，每次从县城到乡下看望父母，班车都只能通到集镇，我和妻子只能骑自行车往返，来回至少4个小时。那时候，我真想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

新世纪初，我被提拔到了县教育局领导岗位。半年后，公车取消，实施车改，我向亲戚长辈借了10万元钱，再加上自己近10万元的积蓄，我买了一辆“马六”。多年的梦想终于成了真，那辆老自行车，也终于在机关大院的车棚里休息了。

转眼又是16年过去，如今，我和妻子每人都有了一辆车，每次回乡下看望年近八旬的父母，我们的车、姐姐和弟弟家的车，都把偌大的院子挤得满满当当。

社会不断变迁，生活日新月异。如今，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触目所见，皆是车来车往。这一辆辆汇成河流的汽车，正带着我们，在高低错落、四通八达的大路上，疾速地奔向小康。

为穹顶增添一簇红

@梦奇 / 远洋船长，一位热爱祖国，热爱大海，更热爱文学的水手

1987年夏，在一趟从上海到汉堡的航程中，我们的船出了一个小意外。

我们是夜航经过的马六甲海峡。那一夜，苏门答腊岛笼罩在一场大暴雨之中，山洪将大量的漂浮物冲进邻近的海面上。我们的螺旋桨触到了漂浮物。船长从螺旋桨推水的?律中听出了异常。

又航行了十多天，我们到了埃及苏伊士港。水下摄影证明了船长的判断——原本类似三叶草状、匀称结构的螺旋桨，有一叶出现了一处长65厘米、高30厘米的缺口。平衡因此打破，推进器的重心偏离了几何圆心，2万多吨的船体所获得的推力发生了偏离。

向国内报告情况后，得到的答复是航行到荷兰鹿特丹，安排进坞修复。

鹿特丹是当时世界第一大港口，我们的船随即便驶进了马斯河北岸的一家船厂的大船坞。船厂大门外是绿地，远处立着一大片浓密的橡树林。橡树林遮掩下有一所海员俱乐部，由当地水手工会管理，供国际海员休闲。

俱乐部坐北朝南，两侧辅楼的墙体由黑褐色的砖石砌成，配以雪白的门窗，端庄沉稳。圆形大厅是主活动区，屋顶是弧形钢架撑起一个巨大的穹顶，镶着玻璃。穹顶的一大特色是由中心向四周布有5道辐射状的旗绳，串着各国国旗，构成万国旗阵。一旦进厅，所有人都被那斑斓的旗阵所吸引。

我抬头细细找了好几遍，就是不见五星红旗。疑惑之际，一位大胡子长者来到我身边，用英语主动亮明他的负责人身份，还关切地询问我们来何方。当得知我们来自中国时，他表现得颇为意外，感叹开馆20多年来，还没有接待过来一个自中国大陆的海员。

出于礼貌，大胡子附带夸了几句中国的古老文明，我也一语双关地回了一句说：“我们这不是来了！”

指着旗阵，我紧接着说：“你们的旗阵很独特，美中不足的，就是缺少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大胡子也懂了我的意思：“你们来了，就可以有了。”

回到船上，我将情况向船长作了报告，船长表示要赠送给他们一面国旗，还应带全体船员一同前去奏国歌，升国旗。我将船长的意图向大胡子作了反馈，得到爽快的答复，理由很充分——中荷是邦交国，当然可以列队升旗，奏国歌。

赠旗的那天是一个大晴天，阳光将草坪照得青翠晶莹。在船长引领下，我们一色整洁的制服、高沿帽，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海员俱乐部。对方早有准备，一条旗绳被松开。船长把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的一端系在绳头，另一端与其他的国旗相接。一切妥帖后，音乐响起，水手长拉动旗绳，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全体船员的注视下，五星红旗牵引着旗阵缓缓升至穹顶的正中央。

曲终之际，席间发出暴雨般的掌声。

注视着那面与万国国旗一同飘扬的五星红旗，船长感慨道：“这趟跨越大半个地球的航程，苏门答腊的暴雨让我们的推进器缺了一个角，鹿特丹郊外的这巨大的穹顶，却让我们添上一簇红。”

2018年，鹿特丹港集装箱吞吐量约为1450万标箱，其中，中国货物占其总量的1/4。 图/视觉中国

最“实在”的家训

@李永杰 / 人民警察

今年6月伊始，单位好几个同事都趁着 “国五排放”降价清仓的好时机，到4S店里提了新车，不仅价格几乎是厂家指导价的6折，而且等过了7月1日、按照发票价格交购置税时，还能再省大几千元。

我在4S店也买了一辆新车，但买车后我便直接交了全额购置税上了牌。同事们都嘲笑我傻，说我不会“合理避税”，而我却对他们说：“我们是国家公务员，我们的工资、我们的一切都是国家给的，现在交给国家，我们有什么亏的？”

我就是这么“傻”的人，可能我的父母也是。

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小时候，每年交“提留”时，村里的很多村民以收成不好、家里有人生病等各种借口拖欠，可我的父母总是准时足额交纳。2006年，农业税正式取消，那些曾经赖过提留的村民无一不洋洋得意地称自己赚了，纷纷嘲笑我的父母。每当这时候，父亲总是说：“国家让我们交的，我们就应该交。”而母亲在这个问题上，也坚决站在父亲这一边。

那时候村里机械化程度低，修村级公路全是靠村民出力。刚开始，愿意主动出力的村民很少，而我的父母却齐上阵，后来镇政府出钱请村民修路，所有人都一哄而上，拿着工钱磨洋工，可我的父母依旧像做自己家的活一样，累得腰酸背痛。偷懒的村民又嘲笑父母，父母便说：“国家让我们干的，我们就应该干。”

我知道，父亲之所以如此“死忠”，全是因为爷爷。爷爷年轻时参加过抗美援朝，一起当兵的战友中很多都牺牲了，等轮到爷爷上战场时、在离前线还有10公里远的位置，突然宣布停战了。爷爷的不少战友收到驻扎“等候撤退”命令时并没有停步，依旧前进到了前线，虽然没放过一枪一弹，但也算是“上过战场”，纷纷获了二等功，而爷爷却因为这10公里，直到临终，每个月也仅有600元补助。战友聚会时，难免遭人笑话。

“没有在战场上放过一枪一弹，没为国家杀过一个敌人，现在却还享受着国家给的待遇，我还有什么脸面说自己吃亏了？”这是爷爷的解释。

等我长大了，常听爷爷说，他之所以当兵，是因为当年八路军曾救过他的命。爷爷从小就是个孤儿，当他就快饿死的时候，遇到了八路军，跟着参了军，因为他那时年纪太小，所有人保护他，没让他上过前线。后来爷爷退伍回乡后，既无亲人又无住处，还是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给爷爷安排了宅基地和农用地，帮助爷爷建房，解决生产和生活问题。也是因此，爷爷一直教导爸爸：“没有国家，就没有咱家。”

这句话，成了我从小到大所有家训中最重要的一条。

在父亲和爷爷的教育影响下，我最终考取了人民警察，成为我们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也是第一走出农家门的人。直到今天，我依旧时刻牢记着父亲的嘱托，在工作中定下“以忠勇许国”的誓言。我家的“家训”，我也会用自己的这一生，始终如一地遵守。

援藏的父亲回家了

@张青依 / 职业学校教师，用手中的笔记录生活的点滴

我是地道的70后，出生成长在青海省西宁市。而我的父母，都是为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各自从老家去了那里。

从幼儿园起，我就依稀记得父亲的工作——没什么别的，就是“出差”。每次早上父亲对我和母亲说句“走了”，母亲就一声不吭，我也跟着不说话，等看着父亲独自拎起一个大帆布袋出了门，母亲才会有些哀怨地来一句：“又要一个月了......”

我知道，等下次再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就会跟街边的乞丐没什么两样。即使是七八月份，父亲出差回来也穿着棉袄棉裤，头发也比走之前长了好几寸，又油又脏，软趴趴地粘在一起，用母亲的话说，那已经不是头发了，是油毡子。

每次见到这个样子的父亲，我都很害怕，父亲总想上来抱抱我，而我则立马躲到母亲的身后。因为父亲出门与回家的巨大反差，我一度认为“出差”是一件极为不好的事情，记得有一次大人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我立马稚气地嚷嚷道：“长大了一定不出差。”全家人笑作一团，我的这个笑话被家里人流传了好几年。

等再长大些，我终于明白父亲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了——上个世纪80年代，西藏建设43项迫切需要的工程项目，大量建设物资需要从西宁运往拉萨，而我的父亲，就是运输队的成员之一。

每一次出差，他都会开着卡车满载着物资从西宁出发，迢迢千里路，气候恶劣、人迹罕至，等到了终点拉萨，再急匆匆地赶回西宁，为下一次的出差做准备。

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国家曾发起过三次大型西藏建设高潮。 图/视觉中国

有一回，爸爸出差一直没有回来，母亲有些担心了，“比上次回来已经晚了3天了，以前前后最多差两天，这次已经3天了啊！”

那个年代还不知道手机为何物，电话也是公家才有，母亲唯一的消息来源，也只能是父亲的单位了。两天后，父亲依然没有任何消息。全家人都有些急了，母亲更是整夜失眠，第二天，她也不管上班时间到没到，天一亮就把我从床上拉了起来，带着我去父亲单位问个究竟。

“李主任，依儿爸怎么这次还不见人影啊？”母亲抓住了一个自己认识的领导问道。

“去拉萨的路上……”李主任话还没说完，母亲的脸色就已经煞白，牵着我的那只手立马紧了，我被她的手捏得生疼。

“人，人……”母亲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

“别担心，小张人挺好的，就是车队路过唐古拉山地段的时候，发生了大塞车，路不通，所有人都耽搁在那儿了。”

母亲没有说话，但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那现在怎么办？听他说过，唐古拉山那里海拔5000多，现在是人没事，但待久了，这身体也受不了吧？”母亲焦急地打听着。

“国家在想办法，别着急，很快路就会疏通了，别急，回家等信儿吧。”

母亲只好带着我回了家，我那时还小，只知道母亲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有一次半夜，我还听见母亲的房间里传出了哭泣声。

还好，十几天后，父亲终于又像乞丐一般地回来了，母亲的脸上才又现了笑容。原来，当时青藏公路黑色路面正在改建，山顶临时开出许多便道，等6月份雨季来临时，泥土变得脆弱柔软，道路泥泞不堪，许多车辆陷在了泥沼之中。那几天，没有人知道道路什么时候能疏通，随身带的粮食也不够了，因为缺氧，大家身体都多少有些不适，刚下过雨，天上又飘了雪，的确是异常辛苦。

“怕吗？你们那个时候？”很多年过去后，我问父亲。

“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又不是孤立无援，政府组织了抢险救援队，相信政府就是相信自己。”父亲的声音掷地有声。

现今，父母已是安享晚年的年龄，每当我说起有朋友打算去西藏旅游的事情，母亲就会说：“你老爸可是不用凑这个热闹了，他这辈子进藏的次数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山河故人

@林胥 /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每次在电视上看到那条贯通南北的运河，我都会想起那个深夜——

我在亭子里扒饭，父亲站在外面点了根烟，橘黄色的光点明明灭灭，烟雾缭绕中他对我说：“运河通了。”

我能听出他的如释重负。这条河在他的心上悬了4年，像他头顶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今终于能放下了，我为他感到高兴。

我依稀记得那是一个周六下午，父亲带我去看了运河，这是我第一次直观地接触到这条河流，它是如此庞大而壮阔。父亲告诉我，这里的水引自丹江，前段时间抓到过偷偷翻进去钓鱼的人，那条来自千里之外的青鲤令人生出一种时空错位的奇妙感觉：“好像是我们做的事一瞬间落到了实处，连鱼也能‘调’来了。”

说着，父亲久违地笑起来。

我家在一个典型的内陆城市。山上曾经有一条河流，90年代末村民砍掉了山上大部分的酸枣树，来栽种经济效益更高的果林，开始水源充足，但没有节制的灌溉最终还是毁掉了这条疲惫不堪的小河，到我出生时，泉眼已经完全枯涸了。

再后来修建运河，山下也开始变得千疮百孔了。那时候刚开工，父亲要跑上跑下地协调，工程如此庞大，父亲只是其中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却日夜超负荷地运转着。

开工的第一年，就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岔子。

我们这有块区域恰好坐落在两条河道的相汇处，村子里便起了传言，说住在“剪刀”下面，“剪刀”会剪断了那里的风水。有无赖趁机去施工地闹事，还和工人起了冲突。这件事闹得很大，父亲虽然没有直接责任，身上也背了个不大不小的处分。最后没办法，村里只好给该地段的每户村民补偿了几万块钱，来息事宁人。

“没办法。那些人虽不见得是真的迷信，但是他们拖得起，工程拖不起，能用钱解决已经是上上策了。”说这话的时候，父亲很无奈，脸上还留着没剃干净的胡茬，“只要不延误工程就好。”

修好堤坝后要挖防洪沟，征用了几块荒田，本来一切顺利，坏就坏在由于计算失误，防洪沟挖过了界，中间横亘出几块有坟地的麦田。重新规划花费过多，最好的方法就是迁坟——这句话说得轻巧，得出结论那晚，村办的灯亮了一夜。

迁坟和伦理相关联，没人能保证区域里的人家都同意。而其中一块甚至还埋着从我曾祖父到我奶奶的所有长辈，就算是父亲自己，也很难过得去心头那道坎，更不用提那些不在其位的普通村民了。

工程队拜访了每户人家，最终同意的只有寥寥几户。纠结转圜中，时间很快就到了不得不动工的那天。当他们带着迁坟的工人到达工地时，一群人早早就拖家带口地坐在了坟地里。僵持良久，父亲突然从挖土机上跳下来，人群沉默地分开一条狭窄的小道，他走到那块自己亲手立起来的墓碑前，跪下去叫了一声“妈”。

人群忽然就散开了，没人当得起这一跪。人们站在父亲身后，看着他给我奶奶上香、磕头。最后他点燃了一沓黄纸，用树枝拨动着金黄色的火焰，纸灰打着旋从树枝的缝隙里飘摇而上，在阴云翻涌的天穹里四散开来。

那天上午，在所有人的注目下，工人们起开了11年前封存的棺椁。

第一座坟迁到新址后工程又停了半天。父亲提着酒拜访了族里最德高的几位长者。翌日，他们上山为先祖烧了纸，以此默认了祖坟的动迁。后面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余下的十几座坟在一个星期内迁移完毕，又过了几个星期，防洪沟竣工了。

2017年春天，运河两边的防护林开了第一茬花，山上的桃李也开了，桃秾李艳，仿佛绵延群山的霞云。有些树是父亲亲手种下的，他站在河堤上指给我看，一脸的骄傲。

去年清明，我们一家上山祭奠。给奶奶烧完纸后我溜去花林里转悠，遇到了族里的三爷爷，他正坐在田埂上听收音机。我上前打招呼，坐在他旁边听了会儿佘太君披缨破辽军。临走的时候正听到殿前请命那段，我忍不住问他：“前年迁坟，我爸跟你们说了什么啊？”

三爷爷瞅我一眼，敲了敲脚边的收音机，配乐铿锵激昂，正唱到失子蒙冤的佘太君在朝堂请缨挂帅出征，“刚刚不是唱了？”他打起拍子，眯眼唱道：“不以委屈——废国事——”

特立独行的支教教师

@千 / 对口援疆计划受益者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郑华终于在上海安了家，成为了重点中学的一名英语老师。2014年中，学校安排郑华报名前往新疆南部的一个小县城支教两年，对于老婆的担心，他是这么回答的：“在哪里教书不是教呢？”

在来新疆之前，他教的学生基础都很好，课堂上的互动性也很强。可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的学生不仅基础差，而且连老师都消极怠工——“好的学生都被送去市里面上学了，留下来的什么都不懂，让我们怎么教？”老师们都这么说。

所以，“学生愿意学就学，只要不犯大错误就行”。

郑华上课的第一天，高一（8）班的一个学生因为上课睡觉被老师拍醒，开始对老师破口大骂，甚至还和老师打了起来。老师们在办公室里对于这件事情议论纷纷：

“现在这些学生，真是翻了天。”

“还不是学校招不满学生，中考考个几十分一百分的学生都要招进来。”

“郑老师，你别担心，你教的班没有这种学生，但是（2）班那个高富康，你要注意点，军训的时候他可是出了名的刺头。”

郑华脑海之中一下子浮现出了刚才上课时那个坐在墙角哈哈大笑的学生——当时郑华刚进教室，准备写下自己的名字和联系方式：“我是你们的英语老师，从上海来，我们用英语打个招呼。”刚一说完，高富康就比着中指说：“Fxxk you！”

学生们哄堂大笑，郑华没有生气，反而说：“对，我的课上就要这样，大家积极发言，英语就要大胆说出来。”

看着靠在椅子上大笑的高富康，郑华又说：“坐着听课也要坐舒服，只要是在听课就好。”郑华可能并不知道，这是他在学生之中博得的第一波好感。

学校每天安排8节课，上午5节，下午3节，没有晚自习。早晨，很多学生都是带着早餐踩着点进教室，然后把食物藏在桌子底下偷偷吃。郑华为了让学生可以专心听课，立下规矩，只要是他的早课，就不需要躲着吃早餐，拿到桌子上面吃就好了。对于这样的做法，学生们一片欢呼，直夸郑老师人性化。

可学生们上课时该怎么走神还是怎么走神，郑华对于他们的听课状态可谓是伤透了脑筋。同来的数学老师就劝告他：“我们只要尽职就好了，一年半就回去了，教得再好也不是你的功劳。”但郑华并不这么认为。

这所高中的英语老师都有一个简单粗暴的习惯，一个单元听写单词一次，而学生的应对办法就是把单词抄在一张纸上，听写完就直接交上去。他们知道老师并不会检查，只会抽出其中写得不全的学生重写——学生们知道这个秘密，是因为办公室垃圾桶里面，全是早上才听写完的单词。

而郑华并不这么做。他每次只考10个单词，他读英文、学生写词义，他说词义、学生就要写英语，而每一次的卷子他也会认真批改——这种特立独行，给其他的英语老师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招致了不满。

但让郑华心安的是，他的的确确看见了自己学生的改变，至少每天早上听写前，都有学生在真的背单词了。

学校里面是流动的班级制度，每次考试之后都要按照名次重新排班。高富康明确地告诉郑华，自己当初之所以能进“尖子班”，全是因为父亲的请客吃饭：“老师，你能不能帮我给年级组长求下情，我爸要是知道我被刷出去肯定会打死我的。你告诉我，考试要完全凭自己，我没有作弊，但你以前说过，努力就有收获，我真的努力了……”

郑华完全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回绝高富康，可是转念一想，高富康的转变自己是看在眼里的，就算他上课听得稀里糊涂，也会坚决把自己安排的任务完成。

帮一个差生求情，郑华必定会饱受非议，但他还是去了。

高富康是留在尖子班了，另一个问题也立即摆在的他面前——高富康这样的差生不止一人，全国统一的试卷难度太大，学生的基础普遍都差，老师讲课还必须跟着教学进度走，这样“开小灶”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多。因此，郑华给刚建成的英语教研组提议：最好先放下教学进度，再带着学生把基础的东西过一遍。

“这些是他们初中就该做好的事情。”

“不跟着教学进度走，就是教学事故，学生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改变教学进度的方案不能落实，郑华只好每天上课快速拉一遍进度之后，就开始从头补起。郑华给学生保证：只要认真听课，下一次的月考成绩一定会提高。

真实情况也正如他所言。

12月份，郑华有事回了一星期上海，刚一到学校就被拉去谈话——因为他要教基础的知识点，课程进度差了一截，代课的老师发现了这个问题，算教学事故。作为惩罚，郑华从尖子班被调离到了平行班讲课，教师之中也流传着风言风语：

“一天到晚搞些事情，这下终于搞到自己身上了。”

“哪个老师不希望学生好，但是学生不学，我们再怎么努力都没用。”

郑华彻夜难眠。在他的心里，学生再差，当老师的任务就是让他们学懂，学不懂也要变着法让他们学。只是，当时拥有这样想法的老师依旧还是少数。

为期一年半的支教生活很快就过去了，坚持因材施教的郑华辗转4个班级，学生或多或少都有改变。当然，他也看到了不少学生的离开：有打架被处理的，有被父母拉回去结婚的，有实在不想读书出去打工的。这些离开的学生就像是他心中的一道过不去的坎，可他只是一个支教的老师，能做的只有带好留下的学生。

他不是没想过留下来继续支教，可他也有着自己生活的压力，不得不返回上海。往后，他依旧能收到不少学生发给他短信：譬如某次考试的进步，譬如专门用英文编写的信息，再譬如对未来的迷茫和憧憬。这样的联系，直到他所带的这届学生临近高考，才逐渐减少。

让郑华欣慰的是：在那个遥远的小县城，支教教师来了一批又一批，一座又一座新学校也渐渐盖了起来。教学环境改善之后，又引入一大批年轻的新老师，他们有活力，有激情，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责尽力。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树挪死，人挪活，国家给我们的都是甜头

@于夫 / 一个国企下岗失业者，现从事自由职业

岳父家在我们本地是大家族，辈份分明，人丁兴旺。他是族中大房里的老大，做任何事都以维护家族荣誉为重，并事事带头，加之多年行船在外，族人尊重，有一定威信。

三峡工程库区开始移民工作时，大部分人都要迁往外地谋生。故土难离，县乡村移民工作压力很大，移民工作小组挨家挨户宣传动员，“舍小家，为大家，识大体，顾大局”的标语到处都是。根据工程进度，移民搬迁分三期进行。岳父家族的所在地，全部在水位线下。

那里地处长江两岸的山地，满山都是成片绿油油的广柑林，由于果子品质好，每年销价比别的地方高。坐落在广柑林中的房子，很多也都是红砖绿瓦的小洋楼，富庶、有钱，在方圆一带是出了名的。因此，移民工作，阻力可想而知。

政府工作人员请岳父出面帮着做工作——有时家族长老，比乡村领导管用。岳父推辞了。我同学是移民迁移小组长，还委托我去做工作，我无奈，笑着给他指点迷津：“请他喝酒，一顿不行，两顿。”

果然，一顿酒后，岳父接受了任务，说回去试试。回到家，他就召开了家族家长会，先说明了移民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大家都不想走，我也同样是这个心情，可有什么办法呢？现实我们改变不了。自古水火无情。水涨起来了，大家是挡不住的，是主动走，还是被迫走，我想大家都清楚国家给的政策。树挪死，人挪活，我们先辈都是湖广填四川迁来的，过去这里是不毛之地，经过几辈人的建设，特别是解放后，我们才有今天的好日子，不说知恩图报，我们应该配合才对……”

大家都抽着烟，谁也不搭话，沉默良久，岳父有点生气：“如果都不识相，我看你们哪个胳膊拧得过大腿？！”

散会后，一些人背后议论纷纷：“村看村，户看户，村民看干部，咋自己不带头呢？”

“是不是给了他甜头，让我们去吃苦头？”

……

那时，岳父和岳母还专门为此吵了一架，岳母骂他是大河里撒盐管得淡——被酒灌糊涂了。

移民搬迁分“统一安排”和“自己挂钩”，决定后就先签个意向协议，算是情况统计。移民工作小组请岳父带头迁移，先签本地第一单。

本来是叫岳父迁到外地，但当时集体迁移还没对接好，岳父家是“半边户”（夫妻一方是农业人口，一方是非农业人口），为了显示自己搬迁的决心，他就选择了“自行安排”，直接和移民小组签订了投亲靠友安置合同——我是外县人，家里也不属于淹没县，岳父一家就把户口迁到了我外县的户口上，算是“投亲靠友”了。

岳父带了头，有些人就开始了慎重决定。他们认为家族或老乡抱团一起才不会受欺负，都选择了“集体迁移”。后来对接的县落实了，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个地方，岳父开船去看了，说是江南水乡，富裕得很。

三叔的幺女长年在外地打工，有胆有识，她第一个跟岳父说愿意迁移，但三叔不愿，她便说：“不管他愿不愿意，我们家都要迁。那个地方一马平川，眼睛都望不到边，哪像我们这个地方，地无三尺平，出门都是坡。”

岳父把信息反馈给了乡里，幺女第一个签了移民外迁合同，她家被评为了“移民先进”，个人也被评为了“移民模范”，还进行了隆重的表彰。

随后，乡里又组织了一批有移民意向的去实地考察，一些人回来就签了合同。岳父不断在家族中鼓动：“谁先签，谁就先择房，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是第三期了，相比第一、二期与另外移民地方比，这期都比前期迁得好，更比那些自己单个挂钩迁的地方强十倍。”

大家终于开始跃跃欲试了，特别是一部分年轻人，觉得去了可以在乡企打工，还可以就近去周围的大城市发展。岳父家里聚集的人又多了起来，年轻人们讨论热烈，年老者却少言寡语——那时年老者都看见岳父两个儿子不动，就也都不慌不忙的。岳父见状，就去督促大舅哥二舅哥签移民合同。

两个舅哥家素来貌合神离——大舅哥妻子平时去城郊收菜转手买给城里市民，从中赚取差价，爱财如命，常干些缺斤短两的买卖；二舅子妻子在乡里一个私立中学教书，遇事爱针锋相对，吃亏的事不从来做。两家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暗地里互不相让。

两舅哥都是妻管严，在家都是女人做主，对岳父的督促只能阳奉阴违。岳父喊来其中一人，他们就推托另一人没来，称两人要一起决定。岳父把两人一起叫来表态，两人先说搬迁是人生大事，要认真考虑，后来又推说：“光搬去了没发展前途，我们去喝西北风。爸，难道你没听说前期走了的，很多正闹着要回来。”

“政策说的是搬得走，稳得住，能致富，有几个回来了的？这都是谣言。”岳父说。

两舅哥妻子也找我妻子诉苦：“老爸又不是干部，出啥风头喊我们走？大家之所以不走，就是想多要点钱。没钱去了遭罪，只要大家按兵不动，搬迁费就会上涨。”

岳父心里也清楚，肯定是两个儿媳在捣鬼，于是召开了我们家的家庭会议，要大家开诚布公说问题。大舅哥妻子颠三倒四的说了一大堆话。二舅哥妻子倒是讲得含蓄。岳父听完后，归纳道：“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三件事，一是我们养老的事，二是你们迁后在那边买了房，无钱生活困难，三是我们家产的分配，直接说就是这次移民补偿款的分配。”

我也才算听明白了：他们怕走后，岳父和我们在一起，把钱都给我们。

岳父呷了口茶，清了清嗓子，严肃地说：“本来我打算买套小房子住，考虑到你们在异乡人生地不熟，会碰到一些困难，我把钱作为今后的遗产分给你们，算是对你们开始新生活的资助，我们租房住；至于我们养老的事，现在我们身体尚好，暂时不要你们负责，你们抓紧机会创业和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存款，我的退休金和每年卖果子的钱，除了生活，都用于果树施肥打药和扩大果园等开支，小部分用于给孙子零食和购买营养品，现在唯一的现钱，是果树和房屋补偿款，一共10万元。我把钱分成3份，两兄弟每人4万元，女儿接了班，少分2万元。”

岳父说完，两嫂子满脸心花怒放。我妻子当场表示，她的2万不要，留给父母，岳父不同意。分完家产，两舅哥愉快地去签了移民协议，家族其他人才终于闻风而动。

2005年7月1日，三峡大坝建成后首批游客在185平台观看泄洪。 图/视觉中国

离别的日子很快就来了。

临走时，家族中最后走的二十几户聚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岳父给每人都敬了酒，说了很多勉励祝福语，希望他们在异地他乡安居乐业。大家一反往日聚会的嬉笑怒骂，都恭恭敬敬、少言少语地吃着饭。完毕，各自又在家门前照了全家福留作纪念。

岳母泪眼婆娑，哽咽着叮咛嘱咐，岳父也是眼眶泛红，亲自去屋后田地里，掬了几捧黄土，用两个红色的布包装着，对两个舅哥说：“如果去了水土不服，撒点在杯子里泡茶喝，如果想家思乡了，就打开闻一闻，会有奇效的。”

那时，我们早已见惯了许多离乡背井的移民——很多人都带着家乡的东西，如黄桷树苗、橙子树苗，竹背兜、箩筐等故乡物品。可此时此刻，离愁别绪又一次涌上我们心头。

放眼望去，长江两岸，即将淹没的地方，成片的树木已被砍伐，露着白花花的桩头；房子已经推倒，处处残垣断壁，堆着拆除的废砖烂瓦。

岳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转身和我们大步离开。

房子拆了后，岳父搬到了城里。本来说我们住在一起，可岳父却说，性格、习惯、饮食等都有差异，叫我妻子在城乡结合部给他们老两口租了个一室一厅。岳父讲的是每月付房租，妻子明白他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就自作主张给他们租了5年，把他分给我们的2万元钱付了租金。岳父执拗，每月把房租给妻子，妻子就买成烟酒送回去。

没有了田间劳作，岳父打牌跳舞都不会，每天早晚就去周边的树林山坡转转。白天去市场买菜，自己上灶，炒几个小菜，再喝点小酒，日子过得倒也逍遥自在。

两舅哥去了移民新村后，大舅哥买了车跑起了运输，他妻子在市场经商；二舅哥进了民企打工，他妻子有教师资格证，被聘进了学校教书。两兄弟日子都比先前过得火红。

2010年我们这里兴起了老年公寓，很多老人不愿意去住，说是孤老院。岳父老两口却报名去了，还喜滋滋地说，“进了老年公寓，老人多，不寂寞。管吃管住管洗衣，费用也不高，有啥不好的。”

2015年岳父连续腹泻，人明显瘦了，进医院看，已是肝癌晚期。住院的岳父虽然形销骨立，但精神尚没垮掉。初秋的一天，他早早起床，喝了一小杯酒，穿上皮鞋和他喜欢的白衬衣，说想回老家去看看。医生不同意，他坚持要去。经协商，医院就派了一辆救护车。

阳光普照大地，后靠移民的橙子树已长大成林，一层层地从长江边向上延伸到大山的高坡上。绿叶闪着耀眼的亮光，青色的果子挂满枝头。

岳父拄着拐杖，没要我们扶，兴奋异常地沿着江边公路走着看着，不时和他认识的熟人打着招呼。他指点着一个高高的山头，对我们高兴地说：“我死后不要土葬，火化后，把我葬在上面，我好永远瞭望着这个地方！”

是夜，岳父卒，享年79岁。

国富自然民泰，向来如此

@零零 / 一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老教师

早上去健身房回来，满身是汗，衣服都湿透了。爱人让我再换件衣裳，我说算了，刚穿了一天，洗衣裳很麻烦。爱人说没关系，现在都是全自动洗衣机，把衣服扔进去，放上洗衣粉就行，很方便，“就是费点水，咱也不在乎那几个水钱”。

我忽然就想到了很多吃水的往事。

1987年底，我结婚后在岳父家住，岳母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整水”——家里两口大水缸，只要能保持水满，什么也不用我管。

开始时南边邻居有自来水，我去用扁担挑。两个大缸10担水，农村的孩子，累倒没什么，就是反反复复上别人家去，给人家添麻烦，特别不好意思。但还是得去，因为这是取水最快捷的方式。

没过多久，水管的水流就越来越小了，后来干脆没有了。原因很简单，最早的水管是大队安装的，个人不用交水费，随着国家叫停福利分房，允许干部职工自建，一座座小院拔地而起，房子建起来了，就需要接水管，小小的水塔，日常存水也就供不应求了。

水管没水了，只能向附近的工厂想办法——每个工厂都有自打井，备有大水罐，我们就用水车拉水。当然也有卖水的，一车水3元钱，一般人不舍得买。

毛纺厂用水量大，水罐大而高，上去的时候需要借助一棵树，有人在树上钉了几根铁条，就成了“台阶”。把水车紧贴水罐壁放好，提一只栓长绳子的水桶，沿着“台阶”上到罐顶，用绳子把桶从罐顶的出水口放下去，挨着水面的时候轻轻一晃，待桶灌满水，再用力提上来，走到罐顶边缘，对准水车口倒进去。长期的经验，让我这手活很熟练，很少有水洒在外面，就像那个“卖油翁”。如此往返12次，水车告满，再把水桶轻轻卸到地面，扔下绳子，徒手小心翼翼地沿着“台阶”下去，就算“功德圆满”了。

水车拉水，夏天弄一身倒也没什么，等到了冬天，冷水钻进脖子里，那就是彻骨的寒了。往下走时必须小心，因为“台阶”和水罐顶都是冰凌茬子，一不注意摔下来，还不如买一车水。

可慢慢地，这种冰尖上行走的日子也不行了。因企业改制，最后一个有水的毛纺厂也下了马。我们不得不告别用水车拉水的时代，用废钢筋焊了两个铁架，使用塑料桶驮水。塑料桶是50斤装的大桶。

那时我在中学上班，学校是不能断水的。我也知道去学校驮水让同事笑话，但也顾不了那么多，能把水弄回家最要紧。

好在家离学校不是那么远，一晌午驮4趟水还是可以的。每趟两桶、100斤水，400斤水能装满一口缸还有剩余——只是上班时间不能做这事，都是放在周末。

后来，像我这样用自行车焊两个铁架驮水，竟普遍起来，成了人们上下班的一道风景。好多干部职工上班时带着桶，下班时驮水回去，两不误。终于没有人再取笑我驮水了。

等“干部上班都驮桶”的日子结束，是县城建成水厂那年。每家每户重新铺设吃水管，争着交费买接头，打开水龙头，那哗哗的流水，就像是涌进家里的碎银，让人无比开心。

不过这样的时光没过多久，大家发现水管的水流慢了，由“哗哗哗”到“沥沥沥”，好像又“一下子回到解放前”。

我很困惑。一次在外面吃饭时，在政府工作的同学告诉我，现在县城扩大得很快，住户激增，原先设计的水厂没跟上县城扩张的步伐，现正在调整布局，很快就会改观。不过在改善之前，自己得首先解决吃水问题——没办法，把水龙头往下装，低了自然有水了。

几个月后，随着水厂加大供水量，吃水困难的一页，终于翻过去成了历史。现在住进了电梯房，尽管在11楼，一拧水龙头，还有水哗哗直淌，停水的日子一年也遇不到几次。装修的时候，爱人还找人安装了一台净水机，说是喝纯净水不得胆结石——也是，这样的水用了好几年，电壶内壁还是光亮如新，硬是没有一点水垢。

回头来看，到了今天，不仅吃水的问题解决了，“刮风下雨就停电”也不存在了。电业公司什么时候停电都提前告知，“电老虎”乖乖成了“电服务”。

出门就是宽阔笔直的马路，洒水车不停地来回穿梭，路面保持着洁净湿润。小区对面是公园，四季有花，亭台小桥流水。一到晚上，广场上总是聚着许多人，跳健身操、扭秧歌、打太极，热闹无比。

这不，为了迎接建国70周年，广场的展板焕然一新，损坏的角落修补齐整，花花草草也重新修剪，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国强自然民安，国富自然民泰，向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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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