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他徒手爬上那些高楼

2019-10-17 12:13:14
9.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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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宁死后,很多报道他的新闻里,都用了“寒门之子”这个词。

他的确算是真正意义上符合这个身份的:中专肄业,家在略显凋敝的村庄里,母亲患病,继父普通,面临谈婚论嫁,需要彩礼——这些,或许是他“发财梦”的动因之一。

在生前的最后10个月里,这位1991年出生的年轻人用“极限咏宁”的ID,在诸多视频直播网站陆续发布了300余条自己攀爬地标建筑的短视频,地点涉及重庆、长沙、武汉、宁波、上海。在坐拥1亿点击量、可以谈10万元的“项目”时,他的内心会不会有出人头地的喜悦,如今都不得而知。

2017年11月8日,这一切戛然而止。此前评论区里,“你这样活不过三个月”的留言一语成谶,带着些许残忍。

在吴永宁去世1年半后,我来到了湖南宁乡。即便之前已经来过好几次,律师也没记住去他家的路。车停在村口一个修车厂,给吴永宁的继父打电话,过了会儿,他继父出来接我们。

为了他结婚,家里的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2楼他的婚房里,该有的空调电视什么都不缺。坐在院子里,寒风中传来村里此起彼伏的杀猪声,很快就又要过年了。

1

吴永宁在长沙坠楼的过程被一段视频记录下来。

我曾问律师,是谁拍下的这段视频。律师告诉我,吴永宁在攀爬高楼时通常会携带两部手机,一部手机选好地点架在对面的建筑上,这样可以记录下他攀爬的全过程,另一部手机他随身携带,用来自拍——这也解释了他从高楼坠落后为何无人报警,任由尸体第二天才在下面的平台上被人发现。

后来警方的出具的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11月8日12:20,吴永宁一个人来到这栋地标建筑。大厦正对着橘子洲头,可以俯瞰整条湘江。上楼要刷卡,吴永宁尾随其他人来到45层,之后穿过一个消防通道,进入平台。

12:57,他的身影出现在对面楼放置的手机里。擦拭了几遍大厦的玻璃幕墙和楼顶边缘后,他双手扒住边缘,把身体慢慢从侧面放下去,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等身体全部悬在墙体外后,吴永宁开始做引体向上——这是他的常规动作,半年来,他已形成一套“表演”流程,悬空的时候会依次做诸如引体向上、太空步、独臂悬挂等。

不知是什么缘故,这一天的挑战他看起来有些力不从心,只做了3个引体向上就停下了。接下来的画面里,他双脚往上蹬,似乎想要爬上去,努力了几下没成功。他调整了一下手的位置。之后,就掉下去了。

2019年1月,我和法官从北京来到长沙,进入了吴永宁坠亡的建筑。物业人员带着我们穿行,走过一个又一个通道,过了好久才来到那个相当隐蔽的坠亡点——这些都是当初那场事故的伏笔。

吴永宁没有从建筑外侧坠落到地面上——那是接近200米的高度。他是坠落到了楼层的一个平台上,离他失手的地方高度近20米。吴永宁没有当场死亡,警方的调查报告是,“下午15时许……当时其已经受伤,倒地不起”。

从现场痕迹看,他还爬了10多米。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家人、女朋友一直在一刻不停地在给他打着电话,但手机并不在他身边。

第二天,11月9日上午6点,大楼的保洁人员来到平台,才发现吴永宁的尸体,随即报了案。

最后警方给出的结论是:“排除他杀,其死亡属于意外事件,与他方无关联”。

2

吴永宁的继父冯福山是几天后才得知这个噩耗的。

“不知道怎么办,明明知道儿子有危险,却不知道打哪个电话,不知道找谁解决。”

我听过很多事后懊悔的话,没有哪一句像这句这么令人难过。

冯福山说,11月10日本该是儿子订婚的日子。按说,此前几天吴永宁就该在家做各种筹备了,他也说好了会回家,结果,人却不见了,电话也不接,“这太反常了”。

冯福山说自己当时就有了不详的预感,失了魂一样,“有别的亲戚,说我那几天脸色黑黑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几天后,冯福山才听吴永宁舅母打电话通知他,儿子坠亡了,“我当时一下子哑了,没想到真的是去爬楼,()楼上掉下来了”。

冯福山懊悔没有给儿子足够的关心,但也困惑该如何关心。他的农田经验已不再适用这个时代,而且他的身份还是继父,有些尴尬。

2013年,冯福山和吴永宁的母亲结婚。结婚前,当时22岁的吴永宁“一个人过来了”,“问我,你跟我妈结婚是不要还要生一个?我说,我一个单身汉,一直没有讲究,不能生了,好好带你算了。他说,那就好好对我妈。”

那时,吴永宁的生父因病去世好几年了,吴永宁的母亲有些精神方面的疾病,这些冯福山都知道。冯福山说,他也不懂要办什么手续,还是年轻的吴永宁帮忙跑前跑后,办了结婚证和独生子女证明。后来,又是吴永宁张罗着在镇子上给他们办了婚礼,请了些双方的亲戚,还说“把这事搞定了,我也好叫你爸爸”。

吴永宁初中之后念了中专,“没念完就出去了”,社会经验比同龄人要丰富些。他后来一直很少待在老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出外打工,说外面能挣钱。具体做什么,冯福山也并不太清楚。

这对半路父子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是在2014年。那时,吴永宁的母亲身体情况尚可,“可以自己做饭、收拾屋子,只是比较慢”,冯福山也就动了出外打工挣钱的想法。

当时吴永宁在东莞打工,他告诉继父:“你在家里不如跟我去厂子,3500元一个月。”

“我说可以,我们父子就是7000元一个月。”就这样,冯福山也去了东莞。

冯福山说,他和儿子不在一个车间,但住一个宿舍。那是一段父子难得的互相了解的时光,冯福山听好几个工友表扬过吴永宁,说孩子脑子转得快,动手能力强,一个人能干三个人的活儿。但也说,“你这个儿子要好好管一管”。再追问,原来大家都觉得吴永宁有些浮躁,“就我们这个厂子,他就来了3次”。

当时,吴永宁每天都要出外买彩票,“有个发财梦”,但冯福山也能理解孩子的想法,“男孩子嘛,都一样”。冯福山批评过吴永宁,“我说你好好干点儿活,以后娶个老婆,那个东西(彩票)就别搞了。”他的话吴永宁也听,之后就不再痴迷彩票了。

那个月,吴永宁给老家的母亲寄回1500元。第二个月人在工厂里就没影儿了,“才(干了)40多天,他就跑了,说要拍电影去”。

3

采访吴永宁继父的时候,他的母亲一直坐在桌子旁,桌子下面是一个南方常用的电热器。她很怕冷,屋外风刮着,她用羽绒服把自己裹紧,又把帽子戴上。桌子上有两瓶药,一些柑橘和核桃。房间里也没什么多余的摆设,只是白墙上贴着一张吴永宁的照片,很显眼。吴永宁有着一张酷似母亲的面庞,很俊秀。

冯福山说,吴永宁母亲眼下的状态不太好,一到了夜晚就很脆弱,经常哭,“一般到1点才能睡得住觉”,白天好些,他会拉着她在村里四处转转,她愿意在哪家停下来打牌,他就把她放下,自己再去干活。

刚得知儿子去世时,吴永宁母亲常说,一直听到有人在她耳朵里唱歌。她一直絮絮叨叨地说着儿子的懂事,说自己的伤心难过,“我养个儿子不容易啊,不是随便养大的。我走到哪儿背到哪儿,我想我永宁,你明白不?”

可这位母亲的记忆似乎依旧停留在吴永宁还是个孩童时。她反复跟我描述着她怎么抱着儿子,怎么害怕儿子摔了,对于吴永宁成年之后的生活,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我问她,吴永宁那么小就出外去了,你担心吗?她说“当然”,“我看他在外面我就急,怕车子多不安全”。

家人也不知道吴永宁是怎么开始当上群众演员的,只是从某一天起,吴永宁开始频繁地往家带他在片场的相片。出事后,家人才发现了他在横店影视城、象山影视城的出入证,“他到外面拍电影,这儿拍那儿拍,有个10年了”。

而吴永宁又是怎么从一名群众演员变成了网络博主,开始了所谓的“极限挑战运动”,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答案。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录短视频,并不是出于对极限挑战本身的兴趣。

在吴永宁接触攀爬高楼不到一年时间里,他的微信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从事极限运动的好友;他每次进行高空攀爬,也从不系安全带、不戴头盔,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根据律师的多方调查,吴永宁在开始进行高空冒险活动前,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其实我认为,是他自己起了个‘极限挑战’的名字。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没有他这种性质的极限挑战。”

2016年,大批移动短视频APP上线。2017年,随着短视频热度逐渐升温,吴永宁也开始录制、上传小视频。

他最早拍摄了几个搞笑短视频:有骑着自行车去加油站整蛊工作人员的;有点燃爆竹之后变烧焦脸的(应该是化妆涂黑了脸);有和朋友一起吃饭被朋友整蛊的;还有直接喝一桶食用油的(可能桶里并不是真的油)……这些画面里,吴永宁操着乡音,搞笑的痕迹略有些生硬。

律师说,这些视频在网络上也就几百个点击量。

吴永宁还尝试过拍惊悚风格的小视频。应是借用了影视城的医院场景,病床、白衣服、走廊,配上阴森的音乐。点击量也不高。

梳理下来,吴永宁第一个反响不错的视频,是在片场里“徒手开砖”。吴永宁的父母也零星听他说起过,在什么武术学校里上过一段时间的学,但并没找到过证书。

不得不承认,他的身手确实比常人更敏捷。我看过一段他的视频,他在路边跑跳,像马里奥一样穿过各种障碍物,甚至还轻松地做了个前空翻。律师后来分析说,吴永宁应该也意识到了自己身体灵活,“觉得这是他的优势所在,(录制这种短视频)是他这种农村小伙子能够迅速功成名就、赚钱、发家致富的一个途径”。

4

在吴永宁家里,1楼和2楼明显是两种装修风格。

冯福山说,2017年,吴永宁寄回来2万元,让父母装修用——这可是一大笔钱。6月,一直在外的吴永宁回家了,“他说,能自己弄的就自己动手,不能弄的再找人”。

那时的吴永宁已经在为结婚做准备工作了:他装修了2楼,给房间添了空调、买了洗衣机。父母的房间在一楼,说好不用空调,但吴永宁还是买了。

“我喊他莫买,他非要买,说怕我冷。”吴永宁的母亲说。

3楼是个小阁楼,吴永宁也一并装修了。那是个四五平米的小房间,很矮,按照吴永宁1米76的身高,进来得低头。1个书柜,1张桌子,1个行李箱,桌子上放着电脑和录音设备,算是他的“工作室”。

打开电脑,里面有100多段视频,长的、短的,剪辑过的、原始的。我打开最大的那几个文件,是吴永宁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拍摄的。

视频里,吴永宁和另两名男子一起,他自己拿着GoPro,对着镜头说:“今天这个楼虽然只有20层,但20层也是很危险的。楼下要门禁开门,我走楼梯上来的……我觉得最好爬的楼就是我们老家这边的居民楼,每个楼都能上来。”

电梯门打开,他继续上楼,到了一处平台后,开始顺着栏杆攀爬。他的GoPro挂在头部,边爬边说:“我X,这什么栏杆,晃得很。”

平台上写着“禁止攀爬”4个大字,吴永宁和那两个人不可能没看到。

在平台上玩了会儿,吴永宁和朋友们去了另一栋居民楼。当同行的人按下33楼的按键,吴永宁打趣地说,“33楼有点高啊”。他手里拨弄着GoPro拍摄的素材,另外一个人也凑过来看,似乎在指导他如何拍摄,还说,“拍一些细节”。

出了电梯,吴永宁说:“今天上这个33楼,也算是很高了,好了,到顶了,没毛病。”他开始四处看,接着开始攀爬,在边缘行走,在两个建筑之间做推举、太空步,然后从一栋楼的一侧直接起跳,跳到另一栋楼上……

下楼时,吴永宁继续边拍边说,“今天爬的全部都是居民楼,在我们这边高的全部都是居民楼”,说着他经过了一排正在晒的腊肉,摸了一把,“我X,这肉”。

很快,他们迎面碰上两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走上楼,还狐疑地冲他们扫了一眼。走过拐角,他们交换了一个侥幸的眼神,吴永宁小声地说,“好险啊,肯定是刚才下面有人看到了然后跟保安说的”。他的伙伴还安慰他,“保安也不怕,对吧?”

看上去,吴永宁和视频里的两名男子关系挺好。对方对他的这些举动毫不陌生,甚至还会给出意见。

这些人在吴永宁这么长时间的拍摄经历中充当着什么角色,没有人深入调查过。吴永宁坠亡后,这些人都没再露过面。

对父母来说,也不是一点痕迹都没有。冯福山说,回想起来,农历八月十五那天,孩子在家,就是这一群人上门来找过他。“他们有一伙人,抬了一个礼物,很多水果,一进门找他,说一个事情,什么8万块的生意,能不能搞定。”冯福山还能叫得上这几个人的名字,他说,他当时还问了是什么生意,“他们好像拉扯了一下,然后就到楼上去谈了”。

“别人给他害死的。别人让他玩死了。到楼上爬,玩死了……”吴永宁的母亲说。

5

站在结局往回看,懊悔是轻如鸿毛的东西。

的确有一些有迹可循的异样,比如吴永宁那段时间总跟冯福山说,“明年可能有大钱赚”,“至少8万、10万那样的投资”。再就是吴永宁此前和他母亲说:“明年,有电影公司请我当明星了,50万一年。”

从2017年3月份开始,吴永宁以几乎每天一个视频的速度,在各大网络平台上传危险挑战视频。

吴永宁在老家忙装修那段时间,冯福山出外打工了,走时,吴永宁去送他。

“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在拍电影,说武术很吃香,原来200块一天,现在可以给到300块一天了。”冯福山后来想,如果真是还当群众演员,吴永宁没必要成天对他们躲躲闪闪,“他就是不想多说,我想和他多待一下,可送到目的地,他马上就要走。我还说让他安全一点,不要骑那么快。”

中间有一次冯福山回家,借用了吴永宁的手机,看到了吴永宁微信的前几张图就是他在爬高楼。此前冯福山从没看到过这样的内容。他吃惊地问:“你爬得高高的,这是在干什么?”吴永宁回答他,那不是真的,是电脑合成的。

冯福山没多问,但后来才明白,吴永宁有些朋友圈应该是屏蔽了他。

是什么让他徒手爬上那些高楼

其实那时候吴永宁已经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他在微博上上传的视频,单条就有过百万的点击量,在其他短视频平台上也粉丝者众。他也开始做直播,两三个小时的攀爬过程被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对粉丝打赏的金额提现。

父母亲只看到了生活正在慢慢变好,却浑然不知吴永宁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他要娶媳妇儿了,在家里弄装修,偶尔出外几天,他说出去打零工”——只有吴永宁的粉丝们知道,他是去别的城市爬高楼了。

2017年10月,吴永宁发布了他在武汉挑战高楼的视频。可在父母的认知里,此次武汉之行,是去儿子的女朋友家提亲,一家人都去了,“把钱都带去了嘛!和女方的爸爸妈妈见了面”。那一次,两家人还拍了合照,吴永宁还在江边给女朋友拍了很多照片,选了其中一张当成自己的手机屏保。

在武汉,吴永宁母亲的脚后跟走破了,又因为晕车没法打车,只能就近去找地铁,“我说我要脱鞋走,他不让,他背起我就走”。吴永宁母亲说,儿子就是这么孝顺。女朋友“人也很好”,事发之后还来家看过好几次,又把当时提亲的钱退了回来。大家相见也是哭,哭完之后,吴永宁的母亲让女孩别再来了,说心意领了。

6

冯福山说,吴永宁去世后,家人忙着给他办后事,可吴永宁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冯福山看到新信息提醒里有很多他看不懂的内容,比如,“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更新了,什么作品。如果还没有更新,会下架,会罚款”。

他们找到了长沙的律师,把吴永宁的手机交给了律师。律师发现吴永宁下载了十几个网络视频APP,熟悉的、没听过的,他都有,注册的账号姓名几乎都是“极限咏宁”。在微博上,吴永宁还有一个详细的自述——“国内极限高空运动挑战第一人,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完成每一个能完成动作,认真的()拍好每一个挑战视频。”

事后来看,当时只有一个短视频APP对吴永宁的小视频进行了屏蔽。吴永宁自己也在这个平台的简介里写着:“XX官方随时可能会删我视频,及热门视频……请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搜索极限咏宁,粉丝最多者就是我。”

而其他多个短视频平台都会“重点推介”吴永宁,他的视频点击量也确实相当可观:在某个短视频平台上,吴永宁一共发布了244个动态,最后一个发布的视频有151.5万的浏览量。在视频标题里,吴永宁自己写着“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可在视频里他又强调,说自己是在无任何保护的状态下做所有的动作。

网友的担心也很多:“我们不能再点赞了”,“强烈要求封杀此人号”,“真不知道这是在宣扬什么”——类似这样的留言并不在少数。

在好几次挑战的过程中,吴永宁也险些出事。冯福山说,事发后他看了儿子所有的视频,时不时都有一些让人揪心的画面。比如在一段短视频里,吴永宁在大楼的边缘行走,突然扭了一下,要是没站稳他会掉下去,但他站住了;另一段视频里,他从一个高处跨越到另一处,落脚时看着像是滑了一下,他似乎不满意,立马试了第二次。

研究了一些判例后,律师认为,信息网络空间也是公共场所,网络服务的提供商和传统的道路、市政、商场的管理者类似,应该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果网站对吴永宁的危险视频采取了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吴永宁就不会持续地拍摄和发布了”。

但当律师去案件发生地、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立案时,却被告知不予受理,理由是“不属于本院管辖”。法院建议律师去吴永宁的户籍所在地宁乡市人民法院起诉,可等到了宁乡市人民法院,还是不予立案。

网络平台是否应该对吴永宁的死亡承担律师所提出的侵权责任?这个问题在法律人的眼里也有争议。

直到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专门受理涉及互联网平台的11类案件。吴永宁的律师选取了7家在北京的短视频平台进行起诉,终于在2018年11月底被告知:立上案了。

7

2019年春节前,我跟随法官一起到了长沙,到事发现场看了看。春节之后,2月14日,我们又一起去了北京市顺义区某产业园。

我们要找一家影视传媒公司,因为从吴永宁微信的部分内容来看,他和这个公司联系密切。公司方曾邀请吴永宁成为旗下视频平台的“月签计划用户”,给他发“一个月1000,20条”,还提醒他,“你不要在不同的平台发一样的视频”。

还有,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也给吴永宁发过微信——“兄弟,现在你已经是平台签约首席达人,所以很容易上精选。精选多了结算比较高。”

找了一圈,我们被告知,该公司只是工商注册在这里,平时不在这儿办公。我们又找去了朝阳区的一个影视基地,最后才在一栋公寓里找到了法定代表人张某的住址。但是他并不在家,法官无奈拨通了张某的电话。

“是去世的那个人吧?”当法官提到吴永宁这个名字时,张某显然并不陌生。他强调自己并没和吴永宁见过面,最早是另一家公司想推介旗下的小视频程序,“因为我和他们老板比较熟,对方要我介绍一些小演员、网红,给APP‘投稿’。然后有一个类似经纪人的人向我推荐了吴永宁。我就让吴永宁去注册账号,如果视频拍得不错的话,APP就会给他打赏。”

张某说自己是做影视公司的,旗下有不少艺人资源,他那次除了推荐吴永宁,还推荐了其他几个群众演员,他说,自己当时从那个经纪人嘴里了解到的是,“吴永宁本身就是一个极限运动员,这个是他个人的一个兴趣”。

这个判断和法官所掌握的事实明显不符,应是张某撇清责任的托辞。

至于视频平台和吴永宁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是法官着重想要弄明白的问题。张某说,和普通用户不同,吴永宁拍的视频要得到平台的认可,“不是说可以随便上传,被认可后就有几十块的打赏,等同于买了这个小视频的版权”。对吴永宁来说,这些收入包含在了“1个月1000元”的“签约达人”费用里。

在微信里,吴永宁也抱怨过费用低。另外一个看上去像是客服的人安慰他:“我也不知道该给你多少钱,上边给我多少我就给你多少,我一分钱不赚你的,不开心咱就不干了”,“32条,一条15,是480,你玩命拍成这样,才给你480,真特么醉了……”

而且,即便是这1000元,吴永宁也不能按时拿到——在微信里他催过张某:“月签的工资什么时候发?”

除了打包“月签”,还有一种获利模式是直播。在直播间里,观众如果给吴永宁“刷辆车或者刷朵花”,都需要真金白银去买,APP会和吴永宁分成。

从明面的记录上看,吴永宁在某个短视频直播APP上获得的利润最多——共计直播218次,累计提现35936元。剩下的平台可以忽略不计——比如某平台收益 170.7元,某平台他提现了175.5元。

吴永宁也打广告,有一期他的视频是穿着某运动鞋品牌做危险动作,最后打出“买鞋找XXX”,店铺卖家通过微信转给他几百元。

还有一次是某短视频平台上架新版本APP,请吴永宁做推广,介绍他时的推介语是——“永远不懈为力,成功输出巨星”。宣传方案上写着,要求吴永宁站在大楼楼顶开始挑战项目,全程露出关键字样“XX(视频平台的名字)6.0上线”。动作完成后,吴永宁再对着镜头说:“就问你们刺激不刺激!想找更多刺激,就来XX6.0跟我演员咏宁交朋友!”

这次推广的酬劳是2000元,也是由张某转账给吴永宁的。

如此算下来,吴永宁虽然是所谓的网红,但挣到的钱并不多。

最后张某说:“据我所知,吴永宁坠楼是因为自身疲劳过度导致。我们也劝他要注意安全,不要再拍这些危险视频了,但后期吴永宁自身已经上瘾了。他本身也缺钱,平时跑龙套挣不到什么钱,所以他就希望在这方面能够闯一片天地,干一番名堂。”

对于这一点,冯福山其实也说过,他说:“年轻人的心,不是我们这一代的心。我们这一代是勤勤恳恳、扎扎实实,能把生活过稳定就行了,但是年轻一代想法不像我们,他不要扎实地干、踏实地干,就想要怎么挣钱,挣快钱。想法不同了。”

8

那个深冬的午后,冯福山叹了很多次气,他对即将开庭的官司有些忐忑。

他承认自己的教育失职,难辞其咎。他说,能感觉到吴永宁比一般同龄人更有“出人头地”的欲望,“他以前的成长经历是很不顺的,妈妈38岁就犯病,那时候他还没毕业。再过两年爸爸又死了……他是想出头嘛。其实,我要有一点经验的话,也会更留意他。对吧?”

但他对视频平台残酷的一面也不甚理解——在他儿子红的时候,邀请他、推荐他;在人死了之后,全都说“这是吴永宁自甘风险的冒险举动”——“那些平台,那些老总,应该比我儿子年纪更大,更有社会经验的,他们把这个社会弄得乱糟糟的。”

吴永宁的家人最后起诉了7家视频平台,其中的4家和他们进行了诉前调解,协商达成一致,吴家人得到了一些赔偿。另外3家调解不成,进入诉讼程序。

2019年2月底,其中一个官司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开庭。后来在庭审中,法院把吴永宁的这种“极限挑战”定义为“高空危险活动”——吴永宁攀爬的大都是地标性建筑,这种行为可能随时会危害公共安全。

5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吴永宁本人应对其死亡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被告对吴永宁的死亡所承担的责任是次要且轻微的……由于被告平台公司未对外吴永宁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其应该对吴永宁的坠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吴永宁的母亲各项损失共计3万元。”

这份判决有12000多字,详细地阐述了原因——被告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对网络活动具有一定的掌控能力,在特定情况下,对吴永宁所上传的危险动作视频应具有一定的发现排查能力,对这些视频所产生的危害后果也应有一定的预见能力。因此,承担次要且轻微的责任。

在一审判决后,被告方公司提出了上诉。

几天后,法院也对吴永宁家属诉另两个公司的官司作出判决,这次的结果完全相反——那两个公司无责任,不需赔偿。

其中一家公司是微博,他们没有主动推介过吴永宁,没有视频打赏功能,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对吴永宁发布的危险动作明知或应知。

另一家公司是快手。它是所有平台里唯一主动删除了吴永宁危险视频的。法院认为,这样“对吴永宁的冒险活动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对相应风险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规避作用……已尽到了其安全保障义务。”

关于吴永宁案的判决,几份判决书都很长,里面有几句,也是当初法官认为可能引起争议、但又是他们很想表达的话——

“对于生命权、健康权的侵害,传统意义上一般认为需要进行实体性接触才能造成损害事实……有较多争议……”

“本院认为,当网络行为具有开启危险、引发损害等因素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网络行为可能产生的危险进行防范,应当对网络用户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根据 北京互联网法院2018京0491民初2386号民事判决书

吴永宁极限高空挑战的照片。(吴永宁微博图)吴永宁极限高空挑战的照片。(吴永宁微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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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