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假记者,我实现了财务自由

2019-10-19 14:31:34
9.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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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选择,我应该还是会做一名假记者吧,毕竟来钱太容易了。”今年8月底,大学同学W君坐在我对面,毫不犹豫地说出这句话。

十多年前,我们同在长沙一所学校读书。毕业后,我跌跌撞撞进入媒体行业,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而W君则直接成为了一名“了难人”——假借“记者”之名,帮人“了难”。现在,在正规新闻单位上班的我,每天在为房子和车子的月供奔波,帮人“了难”的他却已在长沙拥有多套房产,以及豪车座驾。

这天晚上一见面,他便递上名片,“某某共享电动车媒体总监”的头衔映入眼帘。

我将名片放进口袋,打趣道:“大站长,怎么不在媒体干了?是不是那个大V陈杰人被抓吓到你啦?”(编者注:陈杰人,曾先后在当地政府和知名媒体任职,后成为自媒体人,2018年7月7日因涉嫌非法经营、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被湖南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你就会取笑我,我就不能换个行业?”W君推说。

迎着湘江边上的凉风,我们又聊起当年,大家满心怀抱着媒体人“为民请愿”的热情,W君便叹了口气,“我给你说说我这几年的经历吧……”

以下是W君的自述。

1

2007年5月,我即将大学毕业,毕业证还没到手,便在叔叔的催促下,匆忙回到了位于湖南省中部的家乡。

叔叔是我父亲最小的弟弟,中专毕业后,先是在家乡当地任小学老师,后因文笔出众,被乡政府借调去工作。十多年时间,他一直在乡政府工作,帮领导写写讲话稿和汇报材料,日子虽不富足,但也算安稳。若不是与一位老同学重逢,或许他会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

叔叔的同学叫老康,中专毕业后在县城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所长、律师、文员都是他自己——主要业务就是帮人了难。用叔叔的话说,虽不正规,“但来钱快”。这些年,老康也算是赚得盆满钵满,便想找叔叔做他的合伙人。

2005年的夏天,在老康的鼓动下,叔叔从乡政府辞职,加入了事务所,自称为“维权者”。没多久,又另起了炉灶,依托着此前十多年的乡政府工作经验,这家明面上是“信息咨询公司”、私下里却是帮人维权的公司,很快就在全县树立起了不错的口碑。

也就是那个时候,一大批打着“中国”旗号的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文互联网中,诸如“中国法制维权网”“世界维权在线”“中国监督新闻网”“中国法律审查网”之类的假网站比比皆是。那时候,也正是假记者的黄金时代,一大批职业维权者借着互联网的便利,犹如过江之鲫般开始了网络维权生涯。

不到1年时间,叔叔的装备也从诺基亚3100换成时下最流行的诺基亚N73,二手摩托则换成了二手雅阁。原本不修边幅的他,也开始往头发上喷起啫喱水,套着笔直的西服,胳膊下紧紧夹着公文包,走到哪里都是一副处级干部的派头。

我投奔叔叔那天,从绿皮火车下来刚出火车站,叔叔便迎了上来——

“看到没,其他人都不能开车进站前广场,就我能。”他指着不远处的轿车,向我炫耀起来。

“难不成你和站长很熟?”我有些羡慕。

叔叔笑了一下,说:“以后你就会知道了,干我们这行,哪能没几个朋友呀!”

公司就开在县司法局的大楼里面,不到50平米的空间被隔开,小一点的房间是叔叔的办公室,大的公用,几张桌子上随意摆着电脑电话,然后就是一堆堆小山般的文件。

公司总共有3个人,叔叔、老黑和小明。叔叔是老板,也是主要维权人,负责接单和运作;老黑是司机兼帮手,小明则负责文字写作和网上操作。

“这是我侄子,以后就是同事了。” 一到公司,叔叔便向老黑和和小明介绍我,转身又对小明说:“你带着他,好好教他一些网上维权的技巧。”

我连忙给小明和老黑递烟,小明就揽过我的肩:“跟着你叔叔干没错!我们现在业务越来越好了。”

随意看了一圈,叔叔就说要带我们去县城最高规格的利津大酒店,为我接风洗尘。途中还打了个电话:“老李啊,给我在利津大酒店安排一个包厢,我有个领导要接待……啊不用你陪,你安排好饭菜就行。”

车开到酒店门口,叔叔的电话就响了:“老李啊……305包厢是吧?”

一行人直奔包厢,服务员走上前问:“财政局李股长的客人吧?”叔叔点点头。

坐在饭桌上,叔叔便开始滔滔不绝——

“别想着去新闻单位干什么记者,你这文凭不行,即使进了新闻单位,一个月不过几千块,人又累。跟着我干,保证你的生活好过你同学……”

一顿饭下来,我正式成为这家信息咨询公司的第四个员工。

2

我很快就发现,小明真是一个高手。

时年25岁的他,曾是我们县“XX在线”网站的创始人,后因刊登的负面消息太多,被宣传部门取缔了。随后,就加入了叔叔的维权队伍。

“你知道官员最怕什么不?”

“应该是怕纪委吧,也怕新闻媒体?”我老老实实回答。

“肯定是怕纪委的,可问题是纪委也不是什么事都会管;新闻媒体当然也怕,只要是省一级的记者来我们县,县领导都是会出面接待的——但正规的新闻媒体也不是每件事都管,毕竟他们来回一趟很麻烦……”小明告诉我,眼下县里官员们最怕的,是一个省级网站的“XX呼声”栏目,那是专供老百姓发投诉举报内容的。全省各地的官员都非常关注这个栏目,尤其是我们县,“县领导经常看”。

这天下午,小明一直在教我如何利用网络制造舆论。总体来说就是,我们先收集好相关信息,再去网上发帖,随后,用事先注册好的众多账号跟帖造势。待到事件“发酵”得差不多了,叔叔便找到涉事单位或个人,以“记者”的名义介入,要求解决问题。

“可是我们不是真正的记者呀,要是对方不理睬怎么办?”我问道。

“别傻了,只要是负面,对方不会管你是谁,只求解决好问题,不爆出新的问题来。”小明的语气有些不屑。

“会不会报警什么的?毕竟我们不是真记者啊。”我依旧有些担心。

“我们搞了这么久,还没见有人报警。”小明很快又提高声音说,“即使有人报警也没关系,警察也会忌惮我们的!”

随后几天,我便在小明的指导下,按照叔叔接来的几单业务内容,不断在网上发帖,标题多是以“某某乡征地黑幕”“某某部门欺压老百姓”为标签发布出去。帖子发完后,叔叔和老黑都会在第二天开车赶到某单位去“采访”,一般当天就会带着红包满载而归。

起先,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愧疚的。但是,一周不到,我就收到了3000块的分红——钱来得也太容易了!

半个月后,叔叔便带着我一起去接任务。那天,我们要去一个距离县城很远的小山村,有人举报说村长选举涉嫌违法。

刚上车,叔叔就递给我一个证件:“拿着这个证,你就是这个单位的记者了。”

我打开绿色的证件本,左边有我的照片、名字和职位,鲜红的“中国监督门户网”(假新闻网站)的公章盖在照片上面,右边则是网站简介:“中国监督门户网”是中央纪检监督协会(假协会)主办,请相关单位保障记者的采访权,在住宿、餐饮上给予方便。

“村长选举涉嫌违法,这个不是应该乡政府去管吗?我们去能干嘛?”我不解地问道。

叔叔却不以为然,“越是小的地方越好弄,乡下人没见过世面,一听说记者来了,就把你当领导。”

10年假记者,我实现了财务自由

果然,一到村部,叔叔就带着我直奔村支书办公室,进门就喊:“谁是村支书?”办公室一男子立即站起来:“我是。”

叔叔从包里拿出一个证件对着男子晃了一下,“我们是纪检部门的记者,接到村民举报,说你村村长选举违法,来了解一下情况。”

“啊,是记者,你们坐,你们坐……”男子一听是记者,果然脸色变了,连忙跑到叔叔面前不停搓着双手请我们就坐。

“书记,你贵姓?啊,赵书记是吧,你不要客气……百姓反映的这个事很严重啊!和中央、省委关于基层选举的准则严重不符。”叔叔坐在椅子上,摆出“气势”来,停顿了一下,又加重语气,“这次来,我们肯定是要弄清楚这件事,这件事非常恶劣!”

赵书记连连点头,说:“那是,那是,记者同志……你看,我先把李村长喊出来吧。”不到5分钟,一名30岁左右的胖男子就跟着赵书记走进了办公室。

李村长一进门,就笑呵呵地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包“和气生财”香烟分给我们,叔叔拿着烟,故意问了一句:“你就是这次当选的村长?”

李村长赶紧帮叔叔点烟,“是是是,领导,我就是本次当选的村长,我给您说呀,说我选举有问题,全是落选之人的诬陷。”说着,就向赵书记使了个眼色。

赵书记忙拉着我,对叔叔说:“领导,我们李村长单独向您汇报,我单独向这位记者介绍下村里的情况吧?”话音未落,就把我拉出办公室。我朝叔叔望了一眼,他轻轻点了下头,我便随着书记一起出门了。

赵书记把办公室门轻轻关上,引我来到隔壁房间,用过于和蔼的口气和我聊天。在接了一个电话后,又走到我身边说:“记者同志,你们来我们这里真是辛苦了!来,这里有点小意思,您拿着。”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伸到我面前。

我连忙摆手说:“不要,不要,你这是干嘛?”

赵书记嘿嘿一笑,说:“辛苦费,辛苦费……您放心,很安全。这个选举的事嘛,要请你们多多关注。唉,有些刁民啊,就喜欢乱说乱告状……”话没落音,就又稳又准地将红包塞进了我的口袋。我伸手要掏出来,他马上贴近一步,在我耳边说:“拿着,拿着,你们主任也拿了,我们去吃饭吧。”

随后,叔叔和李村长也从隔壁走了出来,两个人握着手,像相熟的朋友一般谈笑风生。

酒足饭饱后,在书记和村长的欢送下,我们出发返程。上了车,叔叔就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递给开车的老黑,老黑还是“嘿嘿”笑了两声,将红包收下。

当天回到家,我掏出口袋里的红包数了数,整1000块。再往后,每周我都会参与多次这样的“采访”,等到年底我专门算了一下,光我自己的红包收入就有3万多,几个大单还另有分红——半年进账超过5万块,这在我们县里面,的确算是高收入了。

3

如果说,用记者的身份敲诈勒索是我们工作的常态,那么,借此去中伤一个人、搞垮一个企业,则是公司更乐意接的业务。比如,某个局的副局长要扳倒局长,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帮忙——这时就轮到我们登场了。

一天,我正在跟进一个超市标签出错要求索赔的委托,叔叔非要我当即停下手中的活,跟他去办另一件“大事”。

那次,叔叔自己开车,没有叫上老黑。路上,他神神秘秘地说,这次事很大、金额高,不想便宜了外人,“你是我侄子,这事办妥了分你2万块。”

我们的目标,是弄垮县里的一家纯净水厂——县公安局的一位领导亲戚也办了一个纯净水厂,为了垄断市场,亲戚出面请局长帮忙。可公安局既不是质监局、也不是工商局,不好出面直接找茬,只好找到叔叔帮忙,以媒体的名义去“制裁”对方。

“这……是不是有点伤天害理了?”相比起之前的业务,这种做法一时让我十分难以接受。

叔叔却不以为然,“这要怪啊,就怪委托人,又不是我们眼红要搞垮对方。”

随后,他又“教育”起我来,“公安、纪委、检察、法院、宣传,这几个强势部门都不能得罪。而且,还要和这些部门的人搞好关系,见着他们都得客客气气的,递烟点火、倒茶赔笑。我们总有需要强势部门帮忙的时候嘛!还有,纪检部门可以随时找借口调查我们,政法系统也可以找个理由抓我们,宣传部门是专门管这块的,更是不好得罪……”

我很快就想起一个月前,我们和某个委托人发生了金钱纠纷,对方报了警,说“有人敲诈勒索,搞假新闻报道”。待民警到达后,叔叔赶忙给县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打了个电话,民警很快便离去了。委托人看到这种情况,虽然有点不情愿,但最后还是按“规矩”给了钱。

眼下,对于这样的委托,我们怎能不接。

那天,我们以大规模购买纯净水为由,和水厂的负责人聊了很久,我也乘机在水厂拍了很多照片。随后的几天,国内多个网站上出现了“某县纯净水生产黑幕”、“一年万瓶污水流入校园”、“某某纯净水厂涉嫌偷税漏税”的举报帖。接着,卫生、质检等部门出动,而该水厂的大客户——县里面的多家学校为了平复家长的质疑,也停止了从该水厂购买纯净水。

几天后,舆情平复了下来,官方查实该厂证件齐全,无任何卫生安全问题。但是,客源已经全部丧失了,水厂最后只能关门大吉。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那家关门的纯净水厂负责人还找到了叔叔,请叔叔为他伸冤——可是他不知道,叔叔也是搞掉纯净水厂的帮凶之一。

叔叔收了这位负责人1万块钱,说会帮他去维权,但却一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最后,等当事人终于失了耐心,“认清了现实”,我们就又赚了一笔。

“吃了原告吃被告,这是我们的生存法则。”叔叔告诉我。

4

当然,我们的行动也并非都会成功,除了被人当面揭穿,也有遭报复的时候。这种情况大多我们都能应付,而在长沙那次,我们却结结实实地“翻车”了一回。

从2008年往后的两年间,公司业务越做越大,我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什么钱都敢要,什么钱都要赚,甚至连老百姓上访的集资款也敢漫天要价。

2010年,叔叔的二手雅阁换成了奥迪,手机也升级到了诺基亚N8,我也买了一台雪佛兰。那时,公司的业务早已不再止步于家乡小县城,隔壁几个县我们都在大力开拓。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假记者。

那是一个晚宴,我们市有名有姓的“假记者”们都在场,操办宴会的是宣传系统一位退休的副部长老郑。在位时,老郑免不了要和这群人打交道,退休后,老郑却成为这群人的“召集者”——可能有时候,黑和白的分界线就是这么模糊。

那次老郑组织饭局,一是“交流感情”,二是有事相求。一轮白酒过后,老郑清了清嗓子,“各位大记者,我有个外甥在长沙被中字头的建筑公司拖欠了工资,讨要时还被对方保安打了,看有谁可以帮下忙啵?”

一听是外地,涉及单位还是中字头企业,大家都不作声了,一小段冷场之后,叔叔站起来打破了僵局,“部长,我试试。”老郑的脸上一下笑开了:“王主任,还是你够实力,讲义气。来来,我敬你一杯……”

随后,老郑和叔叔便离开酒席,其他人则继续喝酒聊天,几杯白酒下肚,我的手上多了一堆名片,上面的头衔一个赛一个大:“新华社地方内参部湖南中心主任”、“中国内参网副总编辑”、“湖南新闻监督网总编辑”、“中国安全门户网湖南站站长”……当然,大家都很清楚,这些名头全是假的。

回去的路上我问叔叔,“不是外地的维权不接吗?更何况还是长沙,人生地不熟的。”

叔叔却说,之所以接老郑这个业务,一是为了维护关系,“他虽然退休了,但余威还是有的,也方便我们以后在全市范围的业务”;二也是为了堂弟读书的事,老郑的妹妹是市一中的副校长,他帮老郑这一次,儿子读书的事自然也好说;第三就是钱,“我给老郑报了20万”,叔叔压低声音说道。

第二天一早,叔叔就安排小明在国内多个网站以“某某央企拖欠血汗钱,暴打农民工”为题发帖。与此同时,我们三人立即前往长沙。

见到老郑侄子时,他头上还包着纱布,“我这头被对方打的,那保安,下手好重,一下就把我头给打破了!”而项目部门口,乌泱泱的民工已把大门堵得水泄不通,只有两三个保安站在门口和民工对峙。我一看到穿着制服的保安,心中不免有些退缩。叔叔仿佛一下看穿了我的心思,“带着证件,跟着我,别说话。”

我们和老郑的侄子一下车,就有很多民工围上来。老郑的侄子大声说道:“兄弟们,这是我请来的大记者。”

“记者同志,你们要帮帮我们……”

“这项目不给工钱,还打我们呐!”

“家里还等着我的工钱生活啊,求求你们帮忙啊……”

……

民工们你一言我一语,真把我们两个当成了救星。

叔叔摆摆手,直说一定会尽力的,便带着我和老郑的侄子走向保安。叔叔走向前,拿出证件对着保安说:“我们是记者,我们接到……”话还没落音,一个保安突然冲出来抢过叔叔的证件扔在地上,用脚踩在下面,揪住叔叔的衣领,怒吼道:“老子打的就是记者,你有种敢上前一步!”

事发突然,叔叔和我都懵了,我连忙上前想拉开保安的手,另一个保安马上扯开了我。叔叔挣扎着对保安说道:“我们是记者,来采访了,你可别动粗啊!我要报警。”他的声音明显没有平时洪亮,甚至于有些生硬和紧张。

后面的民工们看到保安对叔叔动粗,一窝蜂地挤向保安,接着,双方在现场打起来了。

混乱中,我也挨了几拳,证件也被扯掉了。叔叔更惨,被保安踹了几脚,还被保安手中的钢管打了几下,躺在地下呻吟。

紧接着,警笛声响起,现场很快恢复了秩序,我们也被带走了。

最后,我和叔叔被治安拘留了5天,而我们手上的假“记者证”还差点让我们多待了些日子。还是没有参与打架的老黑看出情况不妙,偷偷求助了一位真正的媒体朋友,经过这位朋友协调,警察才没有继续追究我们冒充记者的事。

5

长沙一役,让叔叔觉得很没面子。自此,超出本县以外的业务,他便不愿再接了。

我也心有余悸。这行固然赚钱,但若没有一个真正的身份,确实难以干得长久,只能小打小闹。那时候,我希望自己可以变得“高级”一点,最起码,不用害怕被人说是假记者。

2012年前后,我向叔叔辞行,来到长沙。在耗费近10万疏通关系后,正式成为某网站驻湖南记者站的采编人员——虽然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为所欲为,但有了正规媒体的身份,多少还是让我有些安全感。

我才第一次见识到,有了正规的采访证件、专业的摄像器材,再加上中字头媒体做招牌的名片,地方宣传部门都非常愿意配合采访工作。有时候,如果被采访单位不愿配合,当地宣传部门还出面进行规劝——这些都是以前我享受不到的待遇。

有了合法身份后,我也陆续结交了很多不同媒体的朋友。有时候我们也会合作一起去采访,只不过,他们采访是为了单位任务和所谓的新闻真相,我去采访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收入。一般事成后,我也会请他们吃饭,顺便给个红包。虽然对方在接的时候多番推辞,但终究还是收下了。

那时,单位并未给我们几个记者划线口,而是直接划片区,并给我们定下了考核任务——每个人一年要拉到100万的广告费,超过100万的全属于自己。这在我看来并不是难事,相反我自己的“维权”事业更能借势而起。

在这家网站的两三年时间里,我的收入直线上升,只有10万以上的单才值得我去接触。为此,我还私下请了两个助手,以“网站通讯员”的身份让他们为我“打下手”。

2015年,因收到投诉过多,网站被上级部门要求撤销各省记者站。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湖南省记者站”的牌子没了,“华中记者站”又成立了。我们纷纷以“某某网华中记者站记者”的身份,继续派驻在湖南工作。

这一撤一设,既遵守了相关部门的规定,又避免了驻站人员变动,某种程度还提升了我们的地位——由驻省记者站变成了大区记者站——这也让我对自己的事业更加充满信心。

当时,隔壁市的大V陈杰人是我们这个圈子的偶像。

据传他的身家上亿,北京、长沙十多套房产,全靠给人“了难”,就实现了“亿元户”的梦想,去各地活动基本都是主要领导负责接待。

偶像的力量是巨大的,虽然成为不了“亿元户”,短短几年,我也很快实现了财务自由,房子、车子加现金等加在一起也近500万了。有时候,我总感觉脑海里有两种声音在打架:一种声音劝我见好就收,老老实实完成网站交待的任务,不再出去搞“敲诈勒索”,就这么享受生活就好了;另一种声音则鼓励我继续放开胆子,前面有更多的钱在等着我,只要努力,我也可以是千万甚至过亿身家。而第二种声音仿佛占据了上风。

直到陈杰人在2018年因涉嫌非法经营、敲诈勒索罪被抓。

那天,我正在和一个客户吃饭。这个客户是一家装修公司,被某个单位拖欠装修款30多万。席上,我和客户约定好了价格,准备第二天给他操作。可一早起来,手机里面就突然弹出陈被抓的消息。

我害怕极了,迅速关闭了在微信、微博开设的几个维权账号,删除了上面的所有信息。换了电话和居住地。当然,也立刻辞去了记者的工作。

几个月后,我在网上看到官方发布的消息是这样给陈杰人定性的——

陈杰人团伙打着“法律和舆论监督”名义和公平正义的幌子,以网络为犯罪平台,大肆敲诈勒索、疯狂敛财,涉嫌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多种违法犯罪。

那时,我已经成功转型,到了一家共享电动车公司任职,彻底告别了我假记者和帮人了难的生涯。

后记

那晚,W君告诉我,陈杰人被抓,对中国假记者行业和职业维权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对盘踞在小县城的那批假记者来说,这件事也不足以影响到他们的存在。“毕竟,山高皇帝远,又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本地人。只不过,吃相比之前好看多了。”

W君叔叔的公司还在小县城里,现在已基本不做维权了,变成了另一种操作——权力与关系的运作——因为十多年都在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县城里有权势的人,他基本都认识。如今,他一直在充当掮客的身份,更加隐蔽、安全地创收。

至于叔叔洗手不干的原因,W君一直没有说。也许是顺势而为,也许只是为下一代人着想,不想再继续干这种“种刺”的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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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