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反锁在3楼的少女

我必须把他推下去。

江菲这样想着，手里拿一根撑衣杆站在客厅窗边，盯着一窗之隔的那个男人。

男人将脸贴在窗户上，咧着嘴冲她笑，左手攀在外墙上，脚下踩着自建房层间外延出的窄窄平台，右手将窗户拉开三寸宽的缝，想要翻窗进来。

这不是第一次，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所以，江菲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把他推下去。

下这个决定之前，江菲做了很多次心理建设，甚至曾经问过她哥：3楼掉下去能摔死人吗？哥哥当时翻了个白眼笑她：看你一天二怂二怂的，胆子也太小了，咱家住3楼，你怕个锤子？——身上有5块钱没，给哥下楼买包红梅。

江菲趿拉着拖鞋往外走，买完烟回来，她没立即上楼，而是在楼前的水泥地站定，仰着脸往3楼家里的客厅窗户望。望了很久，最后有个声音冒了出来：下次就推他下来吧，他要是摔死了，我就去坐牢好了。

可眼下真到了这一刻，她又退缩了。

江菲在后来的日记里回忆道：“当时我真的很害怕。本来我想用撑衣杆捅他下去，可我不知道，让他翻进来和推他下去摔死这两件事，哪一件更可怕。当年我只有10岁，但也知道这是在杀人。”

在她犹豫的时候，那只手猛地将窗户拉开大大的豁口，蹬着窗沿翻身进来。

没有人会看到这一切，这里是人烟稀少的城郊，紧挨着铁轨，方圆5里只有一栋快废弃的铁道职工家属楼和稀稀拉拉散在荒地里的自建房，没什么人走动。200米外才有条岔道延往大路，沿着铁轨走3公里，是火车站站前广场，到处拥挤着商店，招牌多得放不下，只在2楼挑出个牌子，写“招待所”、“茶馆”等，人声鼎沸，热闹得很。

但那都离江菲太远了。

1

1996年，江菲和哥哥江诚被父母从偏远农村带到了城市。

兄妹俩的母亲杨菊回忆这段时，总说自己是被迫来城里的，“城里有啥好，干啥都要钱。在咱农村多好，空气好，吃得健康，还不花钱”。她本想留在农村种地，但跟丈夫江志明结婚后，婆家只给了一袋精面粉和一袋玉米，就算是分了家，没有分到土地的夫妻俩就只好扛着行李外出打工去了。

江诚、江菲相继出生，先后被扔回农村老家“散养”了一段时间。那几年，江志明夫妻俩南下又北上，去了广州、福州、威海等地，做过不少工，过得很不如意。有一年回家过年后，两人决定不再走了，说要带着儿女去百余公里外的城市扎根。

可扎根哪有那么容易呢？但那时的江菲并不懂这些，只觉得兴奋。鲜艳的衣服，林立的高楼，马路上的川流不息，城里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崭新而奇特的。

等新鲜劲儿过了，这座城市留给江菲的记忆，全被几次灰头土脸的搬家覆盖了：最初他们一家租住在城中村，几个月后搬到了一片密集的筒子楼。最难的时候，也曾在大路边租了个铁皮棚子讨生活，一家人就蹲在路坎儿上吃饭，大车一过，漫天灰渣直往碗里扑。

江志明和杨菊都没什么文化，能做的活计有限。他们进过工厂，烧过电焊，在广场摆过地摊卖杂志，倒卖过火车票，也曾在车站附近支了个塑料棚卖速食方便面，但都没什么前景。夫妻俩干的最久的是卖鸡蛋，江菲记得，那时候父亲把一箱箱鸡蛋码在铁皮棚子里，天不亮就跟母亲背上背篼赶去农贸市场抢摊位。江菲放了学也去那儿找母亲，搬个小板凳坐下，陪着一起守摊。有时屁股还没坐热，城管就来了，母亲背起背篼就跑，一边跑一边转头冲江菲喊，“先回家去，妈一会儿回去给你做饭！”江菲不听，也提着板凳在后面跑，但总被追上来的城管搡到一边儿去。

四五年后，一家人的日子总算见了点起色。江志明找人借了几万块钱，在火车站附近租下十几平的店面做零售生意。他们的住处也有了着落——江志明的大妹江志春早年嫁入这座城市，在城郊有一栋两层楼高的自建房。后来江志春见两边邻居的房子都比自己高一层，觉得无端被压了一头，碰面打招呼都气短，就找来大哥，合计着让他出钱，把自家的房子再往上加盖一层，然后他们一家四口就搬过来住。于是，江志明花了2万多块钱，总算让全家有了个固定住所。

那栋红砖砌起来的自建房离市中心很远，偏居城郊。从自家在火车站的商店出发，江菲先要横穿3个站台。站台上总有工作人员举着一面小旗子拦着——火车进站或出站前20分钟，就不许行人通过了。过了站台，往西穿过七八条铁轨，再沿西南方的几条铁轨直走3公里，才能到家。

父母忙于生计，在店里支了个钢丝床，常年睡在那儿。大哥江诚在外面混不着家，这段路江菲便独自走了10年。

说是走，其实是赌——这条路需要横穿和直行的那11条铁轨，过的全是货车。江菲路过时，总会碰上有几条铁轨上横着几十节罐车，绕是不能绕的——不仅太耗时，而且更无法预知这些车厢会向前还是向后走，所以，江菲最终的选择，只能是从火车下面钻过去。

货车下面的空间又窄又矮，只有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车钩那儿好钻一些。江菲总是将书包背在胸前，一只腿先跨进车钩底下，蹲下身体，一点点挪过去。挪的时候还得讲究技巧，要在保证不踢到铁轨螺栓上黑乎乎的防锈油的同时，以最快速度钻过去。数不清有多少次，江菲刚钻到一半，车厢就突然开始“咯吱咯吱”地响了起来——这是火车要发车了。她就没法再顾及是否会弄脏衣服鞋子，连滚带爬地爬了出去，人还没站起来，火车就开走了。

这些事江菲从没跟父母提过，她说没必要讲，生存就是这样，“我们一家出身农村，想在这儿扎根不容易。我父母有他们的战场，我有我的”。

所以即使后来是母亲杨菊亲手将她锁进那座无法逃离的牢笼，江菲也没想过怪她。

“她最初是想保护我，但谁又能猜到后头的事呢？”

2

2000年后，那座火车站作为川渝陕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几经调整，又增开了数条交通线，客流量激增。江志明的小店生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好起来的。

生意一忙，夫妻俩就更顾不上孩子了。平时还好，兄妹俩上学有学校管着，但周末有整整两天的空白时间，难保不出什么意外。江志明和杨菊思来想去，做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决定：周末把兄妹俩反锁在家里，中午让他们自己随便弄点吃的，晚上杨菊给他们送饭菜回去。

其实女儿倒不需要他们操心，他们这个决定，本意是想关住正处于叛逆期的儿子，不让他出去跟社会青年鬼混。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江诚的确老实了不少。被反锁在家无事可做，江诚、江菲兄妹俩多数时间是蹲在客厅打乒乓球、搜小彩电上仅有的几个节目看；想吃零食了，就打开客厅窗户，朝铁道职工家属楼那边大喊一声：“吴爷爷！4包臭干子！”几分钟后，会有个手拿辣条的老大爷从拐角出现，然后只要拿毛线把放了钱的塑料袋吊下去就行了。

等到被锁在家的第二个月，江诚就待不住了。家里的小彩电在一次雷雨天气后彻底报废，江诚绕到电视屁股那儿哐哐拍了半天，依旧满屏雪花，他气得骂了句“妈的”，朝墙上踢了一脚，说他待不下去了，必须得出去。

江菲被吓了一跳，呆呆地问：“你要怎么出去啊？”

江诚说他自有办法。

午后两点多，日头正毒。蝉鸣声从老树枝桠间一路钻进耳朵，比额头上滚落的汗珠还恼人。

江诚满头都是汗，却也腾不开手去擦——他的脸正贴着外墙红砖，右手正死死抠住客厅窗户的铝合金滑槽，脚下蹬着房子外层伸出的、不足10公分的平台，努力伸展着左臂，用手去够一墙之隔的楼梯间窗棂。

“哥，求你别出去了，快回来吧，太吓人了！”江菲怕得要死，看江诚脚下打滑了好几次，吓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她捂着眼睛不敢再看，想拉哥哥回来，又怕吓得哥哥掉下去。

江诚没理妹妹，继续一点一点地挪。

江菲捂着眼站在窗边，热浪从地面扑上来，蛇一样往脑子里钻，嗡嗡的。不知过了多久，隔壁楼梯间忽然传来闷闷的“啪”的落地声，她才松开手指，沉沉吁了口气，“我都被你吓死了！”江菲冲着防盗门大喊。

那边就传来江诚的笑声和拍灰声：“刚才我翻过来的时候有人看见没？”

江菲没好气地说：“鬼知道。”顿了顿，又走到窗边环视了一圈——家对面是座6层高的饼干厂，废弃多年了，窗玻璃上早已挂满蛛丝；楼下姑姑一家都在工厂干活，很少回来；两侧邻居的自建房，房主都在外地做生意；往前30米的东北方是一条铁轨，西北方则是一片老旧的铁路职工小区，只剩十几户，白天根本没什么人走动。

“肯定没人看到，咱这儿附近鬼都没有。”

“妹，你乖乖待在屋头啊，妈给我们带饭回来之前我会回来的，别跟妈他们告密。”没等江菲再说点什么，江诚就撒丫子跑了。

从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周末，江菲都被独自锁在家中，这一切除了她和她哥，没人知道。

每到周末早上，母亲杨菊前脚锁好门走了，江诚后脚就翻窗走了。江菲一个人在家，只能对着墙打乒乓球，翻着看了几百遍的漫画书。后来干什么都没劲，就拉了条椅子趴在客厅的窗户边，一直盯着窗外那条铁轨，期待下一秒母亲就提着饭盒出现在那儿。

看累了回卧室睡觉，江菲会记得把客厅窗户大大敞开，方便哥哥一会儿翻窗回来。

江诚一般在下午6点钟左右准时回来，回来时还会顺手买一些辣条或跳跳糖，但江菲不接，只哭丧着脸说，“哥你下次能不能早点回来啊，我一个人被锁家里太难受了”。

“行行行，下次我在外面吃了午饭就回来。”江诚总是敷衍着回答。

这话当然是骗她的，江菲心里也知道，于是对哥哥早归这事从不抱希望。后来某天下午，江菲在卧室看书，客厅忽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她一看挂钟，才3点多，顿时又惊又喜，扔下书就跑了出去。

“哥，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她突然顿住。

客厅里站着的，是个中年男人，并不是哥哥江诚。

3

“小姑娘，你要买点啥？”

“买锁……”

“啥锁？”

“锁窗户的，大概这么大，”江菲一边回想家里窗户锁的样子，一边跟五金店老板比划着，见老板还是一脸茫然，有些急了，“就是……锁窗户的锁啊。”

“小姑娘，锁窗户的锁可多了。”老板没耐心了，摆摆手让她走，“你这啥也说不清楚的，回去让你家大人来买吧。”

从五金店出来，江菲坐在路边发了很久的呆。

“当年我太小了，根本不明白那个男人在对我做什么。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显然还是新手，一副很紧张的样子，不时走到窗边朝下看一看，又回来抱住我，亲我的嘴，摸我屁股，说他爱我什么的。我觉得很奇怪，就开始哭。他从兜里翻出水果糖哄我，见我还是哭，就用手捂住我的嘴，说，‘再哭就把你捆起来扔铁轨上去，让火车轧死你’。再后来的许多次，我自己也不再哭了。我隐约意识到他在对我做不好的事，这事不能被别人知道。”

男人第二次来的时候，江菲正在客厅沙发趴着玩剪纸。看到窗外那张慢慢移过来的脸，她尖叫了一声，起身准备往卧室跑，想了想不行，又转身回去想锁上窗户。

“把窗户锁上他就进不来了。”江菲这样想着，鼓起勇气往窗户边儿挪，尽量不去看窗外那张脸。

她伸手去扳窗框上的那枚执手，谁知“啪嗒”一声，执手掉到了地上。她这才想起来，不久前好几个亲戚来家里吃饭，有人喝了酒去关窗，不小心把窗锁给掰坏了。

从那次起，男人对她的猥亵变本加厉。关于细节，江菲不愿意陈述，只说很恶心，她每次想起来都像死了一回。或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因顾忌到某些原因，那男人最终也没对她做最糟糕的事。

但对于一个女孩子，痛苦就是痛苦。

在那几个月里，江菲想过很多办法逃离这个噩梦。她想求父亲江志明把窗户锁给修好，但父亲忙着店里的生意，并没搭理这种小事，他觉得，家附近很少有生人出现，邻居也都知根知底，平时敞着门睡觉都行，窗锁坏了这事根本不值一提；她又去求母亲杨菊别反锁自己，母亲说不行，家里没大人在，你哥会跑出去闯祸的——是了，母亲还根本不知道周末被反锁在家的，其实从来只有江菲一个人；她又拼命攒下早饭钱，给哥哥江诚买烟讨好他，想让他留在家里别走；甚至尝试过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把自己锁在卧室。

可全都失败了。

她至始至终都没对任何人讲过这事，小小年纪就懂得了掩饰情绪——不过就算她表现出异常，父母大抵也是察觉不到的，他们太忙了。

2003年9月，江菲常走的那段铁轨上轧死了一个孩子。那个小男孩比江菲小1岁，之前偶尔两人在路上碰到时，还会分江菲一颗变色糖。由于父母工作忙，男孩每天也是独自上学放学，一人穿过这片铁轨。出事那天，火车扳道转向，他没来得及跑开到另一条铁轨上去，几秒后，便被疾驰而来的火车碾碎了。

行人穿行铁轨本就违规，男孩父母闹了1个月，最终只拿到500块人道主义赔偿金和1袋残缺不全的尸体。

事故现场很快被清理干净，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江菲后来有次从那儿经过，发现铁轨道床上面铺的那些密密麻麻的石子里，有几块还沾着暗红色的血，甚是碍眼。她蹲了下去，把那些带血印子的石子翻了个面儿，起身继续走。走出去一段，又掉头回去，把那几块石子全捡起来，狠狠砸进铁轨两边的荒地。

江菲的噩梦终结于一个巧合。

那天下午，男人猥亵完她并没急着走，而是在客厅沙发上坐了会儿。结果窗外突然有人翻了进来——是江诚。那天他打游戏输光了钱，就想着先回家来看看妹妹身上有没有可供搜刮的零花钱。数月下来，他翻窗已是驾轻就熟，动静很小，所以没被人察觉。

落地的时候，客厅里的男人被吓了一大跳，转身看到江诚，登时僵在原地不敢动了。

江诚比他还吃惊，张着嘴愣了好久，才问：

“二爹，你咋在这儿？”

4

晚上8点，夜幕四合。杨菊提着一盒饭菜正要走，江志明喊住她，给她递了个手电筒。天黑之后，铁轨上行人少，路两边荒草高，穿行回家的路，风险会大大增加。

杨菊接过手电筒，随口问他，“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回去？”

算算，自己也的确有十多天没回过家了。江志明点点头，说“也行吧”，转身关了店里的灯，拉下卷闸门锁了，跟妻子一前一后往家里赶。谁知到家之后，迎接他们的却是个坏消息。

江诚告诉他们：二爹下午翻窗进家里了。

夫妻俩懵了，直到江诚又重复了一遍，杨菊腿一软，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江志明去扶她，她猛地打掉丈夫的手，哭了出来：“我早就说过，你那个畜生弟弟迟早会让我们遭殃的！”

她抹了一把泪，扶着门框站起来，一边抖着手伸到腰间取钥匙，一边忙不迭朝主卧走：“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我每天早上不到5点就起来进货卖货，你呢江志明，你体谅过我吗？你别以为这几年拿家里的钱给你弟弟这事我不晓得，我告诉你，我心里清楚得很！本来我看他日子过得造孽也就懒得管你了，现在倒好，居然让他偷到我家里来了！”

江志明没说话，只是跟在妻子后头往主卧走——这些年夫妻俩辛苦攒下的一丁点积蓄和值点钱的东西都放在那间屋子里了。

早些年，江志雄并不是现在这样的。

江志明是家里的老大，比大妹江志春早1年出生，比弟弟江志雄大5岁。早年家里穷得吃不饱肚子，江志明和大妹没读几年书就辍学了，帮着父母下地耕田，踩上板凳给全家煮饭，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

长大成人，江志明吃尽了没文化的苦，深知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于是，家里那个唯一能读书的弟弟成了他最大的希冀。

江志雄戴一副眼镜，身体瘦弱，长得又矮小，在村子里一度是人见人欺的对象。然而世事难料，他后来竟成了整个乡里唯一一个读完高中、即将去考大学的人。

村里人开始对江志雄寄予厚望，作为大哥，江志明更是如此。从十几岁打工挣钱开始一直到结婚后，江志明几乎把所有攒下的钱都拿去资助弟弟了。尽管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巴，江志明却觉得很值——自家里即将出一个大学生了，80年代的大学生，多宝贵多光宗耀祖啊。

可惜江志雄连续考了很多年，都落榜了。

“我爸总把他那个弟弟当个宝儿似的，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提起二爹没考上大学这事儿，还总说‘志雄是有大能耐的人，就是缺了点运气’。他就是不肯承认，他付出所有心血去供养的弟弟其实就是没用。

江志雄没考上大学，最后只能去外省打工挣钱，结果干了十几天就不干了，说自己不该是这个命。他不再去厂里做工，整天在街上瞎溜达，没钱了就睡公园，后来一天夜里被一个流浪汉扒光了身上的衣服，值钱的不值钱的全都给抢走了，连内裤都不剩。

我爸揣着钱坐火车去把他接了回来，给他找了本地一些工作，他嫌不体面；给他介绍对象，他又嫌弃女方是农村的，想找个城里有房的，但城市的（女人）哪儿看得上他？后来连农村的（女人）都看不上他了，没钱，没工作，满口大话。直到30多岁，他还是个需要时常靠大哥大姐资助、一事无成的光棍。”

江菲后来说。

“存折，戒指，耳环……”杨菊低头一一清点柜子里的重要物品，眉头紧锁。

“我爹去年放我们这儿的折子呢？那里面可存了他卖谷子的3000块钱！”她突然冲江志明吼了一声。

江志明手忙脚乱地翻出来，赶紧递给她：“这儿，在这儿。”

“结婚的时候我二哥送我那块表呢？！”

“也在也在。”

“上个月我给你那几千块钱你放哪儿去了？”

“存折子了。”

“过年的时候我弟弟给我们从外省带回来那个新的电饭煲呢！”

“人家还偷你一个电饭煲？我早放厨房柜子里去了。”

江菲站在主卧门口，怔怔看着忙于清点财物的父母。听到母亲问起电饭煲，她默默地想，明明哥哥都跟妈说了那人是翻窗出去的，抱着电饭煲怎么翻窗？难不成把锅顶在头上？她觉得有点滑稽，噗呲一声笑了。

“你在笑啥！”杨菊转头瞪她，怒气冲冲的。

江菲撇撇嘴，说没笑啥。

“你还好意思笑，你觉得很好笑是不是？”杨菊正在气头上，见女儿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有人翻到家里来偷东西，你们两兄妹是死的吗，在家不晓得喊人？不晓得跟我们说？老子养你们两坨有个屁用！”

江菲垂下头不说话了。

整整两个小时，杨菊把家里所有值点钱的东西都翻了出来，铺在主卧的地上。细细核对后，结果却让夫妻俩十分意外：东西都在，什么都没丢。

杨菊和江志明站在乱七八糟的杂物中间面面相觑。半晌，杨菊小声嘀咕了句：“这还怪了，那他翻进来干啥……”

“既然啥都没丢，这事儿就算了。你也别去跟家里人讲，他以后还得做人呢。”江志明的语气带了几分恳求。

杨菊的气还没消：“你就把你那个弟弟当菩萨供起来吧，咱家迟早要被他搬空。”

话虽这么说，语气却软了下来。江志明耐着性子哄了哄她，又答应今后不再贴钱救济弟弟，这事才算作罢。

第二天江菲醒来的时候，父母已经走了。当然，门也反锁了。桌上有煮好的稀饭和昨晚的剩菜，用网罩盖着，早已凉透。

三两口扒完饭，江菲去洗碗。洗完回客厅看到哥哥江诚还坐着，有些惊讶，问他怎么还不走。

“我今天不出去，我倒要看看那个神经病今天还敢不敢来。”江诚摸出一副扑克，招呼江菲陪他玩牌。

江诚说，4个月前的某一天，他从网吧出来正好碰上江志雄了。江志雄见了他有些奇怪，说：“你妈不是没空管你们，周末把你跟你妹锁家里了嘛，你咋出来的？”

江诚以为这个二爹要开始说教了，翻了个白眼正要走，谁知江志雄突然递了包烟过来。

“他知道我在抽烟，给我塞了包黄角树，还给了我20块钱，我觉得他对我还行，就把怎么翻窗出来这事儿告诉他了。后来又碰到他几次，他也会给我钱，让我去上网打游戏——这个狗日的，老子就说嘛，他自己都那么穷了咋会好心拿钱给我，原来是要引开我偷咱家的东西。X他大爷的，今天他要是再来，看老子咋收拾他！”

后来江菲回想往事，觉得这一切就像个荒诞的黑色喜剧，让人笑不出来——发生在她身上的这件事情，全家都成了无心却关键的推手：母亲将她反锁在家，哥哥告诉那人如何翻窗并证实了其可行性，父亲又拒绝了她关于修窗锁的诉求。环环紧扣，将她囚入绝境。

尽管没丢任何财物，杨菊还是认为江志雄是想偷什么东西没偷着，于是第二天中午找来锁匠，修好了客厅的窗锁。江菲这时才忽然想起来，那天家里亲戚们聚餐时因醉酒不小心扳坏窗锁的人，其实正是江志雄。

那天晚上，江菲终于睡了个好觉。

5

“好在这一切终于彻底过去了。”这是江菲写在2006年春天的话。可她后来发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这样简单。

2007年7月23日，江志雄结婚了。结婚那天，他穿着一身不合体的西装站饭店门口，给来的宾客指路、派烟，笑得春风得意。

但江菲的爷爷奶奶对小儿子的婚事很不满意。他们拉着自家亲戚诉苦，说江志雄当年可是村子里唯一考过大学的高材生，可多女孩子相中他，要不是因为读书耽误了，哪能像现在这样，找了个小学文化、家里也没啥钱的女人结婚。

亲戚附和着说“是是是”，“但这不是没办法嘛，谁让女方现在怀起了，还是双胞胎呢。”

老人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一些：“这女人啥用没有，也就肚子争气点儿。”

婚后半年，女人给江志雄生下一对龙凤胎。老婆要带孩子没法工作，两个孩子嗷嗷待哺，家里急需用钱，江志雄却仍是无动于衷，成天打牌喝酒。有人看不过眼，劝他找个工作养家，他立即做出一副被侮辱的表情说，老子宁愿去要饭都不去给别人打工。

这话说完，他看了看自己的老丈人。

这便是要钱的意思了。他老婆是独生女，父母都在工地上干活，一个开塔吊，一个运泥沙。家里虽然穷，但老两口对这个女儿是用尽所有心血的。“这两个老东西就这一个女儿，不把钱给我们花给谁花？”江志雄常对别人这样说。

婚后1年，他的老丈人和丈母娘辞掉了工地的活儿，去了更远更挣钱的沿海城市打工。两个老人走的时候眼泪汪汪的，说在这儿活了大半辈子，没想到老了老了，却要背井离乡了——女儿和外孙现在还租住在地下室里，不攒钱给他们买套房，自己死了都不安心。

江菲也无可避免地长大了。

长大意味着更繁重的学业，更丰富的情感，对所有人和事更清晰的认知。而这种认知不仅是对周遭事物的，也是对自己的——她开始明白几年前这个被她称作二爹的人对她做的一切。

有时候江菲自己都说不清，是当年被猥亵更痛苦，还是性意识觉醒后对此事的羞耻感更糟糕。她开始失眠，整宿盯着天花板发呆。即使她很清楚自己只是受害者，但这种事并非是划条线、告诉自己没错，就能完全把这一切从自己身上剥下来的。

更糟糕的是，江志雄有了孩子之后，江志春不忍看弟弟一家挤在地下室，就将自家自建房的一楼腾了出来，说在女方父母给他们凑齐一套房子的首付之前，他们可以一直住这儿。

往后，江菲一天会碰上江志雄好几次。每次见到他，江菲都觉得浑身难受，像是从身体里涌出了一万只蚂蚁到处爬。

“我被迫跟他共同保守了一个不耻的秘密。”她这样想着，失眠更严重了。

但她也拿不出任何能惩罚江志雄的武器。江菲有时候走在铁轨上会想，世上的确是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不然这几年这段路上轧死过那么多人了，为什么里面就没江志雄呢？

甚至她也有过一些疯狂念头。有次她走在铁轨上走，身后震天一声汽笛，而后是“咔嚓”的扳道声，她转头一看，一个巨大的黄红色火车头朝她脚下这条轨道疾驰而来。

她忽然不想动了，木桩一样杵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等回过神来时，火车头已呼啦掠过去了。家属楼下开小卖店的赵嬢死死拽着她，扯着她耳朵大吼：“你这女娃一天想啥呢，火车来了听不见？！前面那条路上个月还刚轧死了个小女娃呢……”

她的话被火车汽笛掐得断断续续，江菲也不想听，心说谁让你多管闲事了，撇了她，兀自往前走。

再后来，就又是几年过去了。

江菲逐渐意识到，这几年自己的难过，不过是漫长而毫无意义的自我戕害，对那个儿女双全、志得意满的江志雄并没有任何影响。她觉得灰心。偶尔跟父亲吵架时，她也想过说出这件事来作为回击，但冲动只是一瞬间，这种念头很快就被压了下去。她可以想象父亲知道了这事会是怎样惨烈的后果，这会撕碎眼下虚假的太平，会彻底压垮父亲，会让全家陷入超出他们认知的绝境。

江菲觉得自己认输了。她假装收敛所有的戾气和防备，跟江志雄做回正常家庭里的叔叔和侄女，做回血浓于水的亲人。

6

2014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杨菊想起前两天遇到的事儿，总觉得隐隐有些奇怪。

那天她从农贸市场买菜回来，快走到店里的时候，身后忽然有人喊住她。杨菊转身看了看，那个喊她的女人，一头齐肩卷发，满脸带笑，看着有些眼熟。

“我是江菲的初中班主任啊，”女人拍了拍杨菊的手背，“您那时还来学校参加过几次家长会呢，不记得啦？”

杨菊又凑近辨认半天，才隐约想起眼前这个人来：“……张老师是吧？您看我这记性，天天忙生意忙得昏了头，实在不好意思，一时没想起您来。”

江菲小升初的时候，杨菊夫妻俩想着找个离自家小店近点儿的中学，好方便江菲上下学，最后找来找去，找到了离火车站1公里的铁路中学，这学校虽然主打“铁路职高”，但普高也是有的，口碑也还行。

两人寒暄了一会儿，老师问起江菲的近况：“江菲现在怎么样啦？考上大学了吧？”

“考上了，这都快毕业了呢。”杨菊笑了笑。

“挺好挺好。你家江菲呀，一看就是考大学的命，上初中那会儿就是班里最老实的孩子，不闹腾，学习又认真……对了，她学的什么专业呀？”

“学法律呢。”

“学的法律啊，”老师不住点头，“女孩子读这个好，工作体面。”

她忽然又想起什么，笑得咯咯的：“不过你家江菲以前可不是想读法律的。忘了是哪一年了，大概是她读高二的时候吧，有天她忽然跑回‘铁中’找我，把我吓了一跳。你猜，这孩子来干啥来了？”

杨菊被老师笑得莫名，摇头说，没听孩子提过呢。

“她那天跑来我办公室，问怎么能做火车站附近这片儿的扳道工。我都被她问懵了，说现在的铁轨扳道差不多都被电动扳道代替了，哪儿还有什么扳道工。”

“她又问自动扳道是咋操作的，进这种操作室是要考试进去、还是读铁中的职高什么的……你说说，她一个小姑娘，怎么会想起干这种工作呢？”

但这一切疑问，都被江菲一句轻描淡写推诿掉了，江菲说，她只不过是帮当时的初中同学问的。

杨菊没再追问女儿什么，再后来，大概也把这件事情忘掉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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