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里，每个人都在等待春天

前言 这是一场战争，在新年的伊始，爆发在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中国人身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热切地讨论、谨慎地分析，为灾难中陨落的生命而痛惜，为医者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我们能为之所做的点滴小事而不懈努力。 人生海海，我们且行且惜。 网易人间「我们的战争」特辑，讲述每一天，我们与疫情赤膊相见。

1

1月24日除夕，在武汉本地一家培训学校任职的小林在忐忑的等待中，迎来了学校的通知：“机构将全面上线网络授课系统，未上完的寒假课和之后的春季课将改为在线完成。请各位老师尽快完成准备工作。”

这个结果并没有太出乎她的意料。

4天前，教育局紧急通知所有的教育机构停课，小林给学生们上到一半的课，就这么停了。停课前几天，已经陆续有家长向老师们询问“会不会停课”，她只能略带为难地回复，“这个要看校区统一安排。”然后鼓励家长们“再坚持几天”，“年前的课，就剩最后一两个课时了”。

学生小海的妈妈安妮，当时找到了管教务的周老师，想给儿子请假。小林还和周老师一起劝过她“不要停课”，因为上课的体系是连贯的，孩子如果中断了，之后再来就容易跟不上。

安妮点点头表示赞同，但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那个新型肺炎看起来挺严重的”，说完，还是坚持给儿子请了假。

周老师每天在群里发图，告诉家长们，学校每天都在消毒通风，会在孩子们进教室前查体温，体温异常的孩子不允许进入教室。在这样的安抚下，大部分家长安定了下来，鲜有给孩子请假的了——可惜不到10天后，现实就发展得让老师们都后怕。

小林略带不安地问过安妮，有没有怪过老师们没有及时停课，安妮就笑了笑：“不怪你们，谁都没想到会变成这样的。”

这家培训学校在武汉本地小有名气，一直以面授课程为主。

小林带的是4年级，正是学业渐紧的阶段，大多数家长都暗暗憋着劲，想着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在假期“冲刺”一下，实现笑谈中的“弯道超车”。

小林没有网络授课的经验，有些手足无措，但到了这个时候，也只能赶鸭子上架，紧急学习软件的操作——学校紧急购买了一款远程教育软件的使用权限，组织了学校的IT部门准备应对届时可能出现的网络问题——这让小林和同事们颇为担心，包括“上网课”的效果，还有家长的反馈等等。

对于培训教师而言，除了身为老师的职业操守，学生和家长们的认可也密切关系着工作业绩和教学评级，这是所有老师们最看重的。

不过，小林此刻还顾不上想那么远，眼下亟需解决的，是自己的上课设备——学校只能让老师们利用手头自有设备去完成直播——现在她在外地的父母家，自己随身带回来的笔记本电脑却连接不上家里的网络，最终只好紧急联系运营商，把手机的流量套餐调到最大，准备届时用手机热点解决联网问题。

同事张老师则面临更麻烦的问题——她的电脑前几天刚刚坏掉，这个封城时没有离开武汉的外地姑娘，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憋了3天，折腾了好久，在几位电脑高手远程指导后，仍然无法进入系统。她终于咬咬牙，做好自认为能做到的一切防备措施后出门了，准备步行40分钟去一个大学同学的家里借一台旧电脑。

她说，“从没想到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走那么远，竟然会是为了一台电脑”。

经过1个星期的内部测试，调试无误，1月31日，学校给家长们发出了开始线上授课的通知。

从信息发出去的那一刻起，教务周老师的手机就成了一部烫手的热线。家长们的信息如潮水一般涌来：有担心突然转变授课方式孩子不习惯的，有不放心网课教学效果的，有的家长追问，“教材都没有发，怎么上课？”还有的家长则直言不讳，“线下课改成线上课，学费怎么算？”

周老师回答得嗓子冒烟，正在心浮气躁、焦头烂额时，儿子又大声哭了起来。

这一天，她从起床起就一直没顾得上照看儿子，此刻儿子怎么都不肯做作业，还和老公吵了起来，周老师像灭火队员一样放下手机赶去劝架安抚。

不同于其他家长的众多疑问，安妮的诉求很简单，她只是告诉周老师：考虑到线上上课的效果和孩子视力问题，小海就暂不参加网络授课了，至于这些缺席的课，以后是退费、顺延或是补课，等到疫情结束后再讨论吧。

周老师松了一口气，虽然她也不知道学校对于这样请假的学生会怎么善后，但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起码现在，这样的沟通是她认为轻松的。

她很快回复道：“好的，等疫情过后，我们会给家长们一个方案。”安妮客气地道谢，最后嘱咐周老师注意安全、好好保重。

电话和微信上的消息在晚上10点后终于略微渐渐停息，周老师点开和闺蜜曹老师的对话框——她们上一句的聊天记录，还暂停在周老师早上9点半接到一个家长的来电后。

曹老师是周老师的前同事，讲课受到许多家长追捧后，便离开学校自立门户，开了一家小小的私人“培优”机构。现在，没法展开线上教学的曹老师也是一筹莫展，她不仅担忧这段停课时间的收入问题，更害怕的是，在她无法授课的时候，不肯停下脚步的家长们，也许就转投到其他能进行线上教学的机构了。

“我有点后悔离开了。”曹老师说。

2

为儿子请完假后，安妮稍微感到轻松一点，但也只是一点点而已。在她看来，补课班的课程是小事，儿子的学校马上要开始的课程网络教学，才是更让她烦心的。

1月28日，她所在的班级家长群里，儿子的班主任发出通知：“教育局正式出通知了，2月10日开始，中小学开始实行网上授课，请大家提前做好预习，迎接不一样的新学期。”

“这样看来，是要打持久战了。”安妮扫了一眼通知，内心毫无波澜。群里的家长们异于寻常的安静，安妮暗自思忖着，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具体安排都说得不清晰，大概大家想问也都不知从何问起吧。

想着想着，安妮和琪琪妈妈私聊起来。琪琪是个乖巧的女孩，儿子的好朋友。不同于小海的没心没肺、成绩忽上忽下，琪琪的学习成绩一直稳居班上前三，这让安妮一直很羡慕琪琪妈妈。

琪琪一家在武汉封城前就回到了老家，现在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老家屋子里的Wifi信号不稳定，琪琪妈妈很担心，如果到时信号不好、课上得断断续续，纵使女儿再乖，学习效果也会打折扣。

安妮苦笑——等学校真开始上网课的时候，恐怕让家长们抓狂的不仅仅是自家的Wifi信号，更可能会是学校仓促之间搭建的网课直播平台，承受得起这么多小学生家里的电脑同时在线的流量吗？

安妮笑话琪琪妈妈：“学霸妈妈还是不懂我的心。”

安妮最担心的，还是网络教学的效果问题。小海不是没有接触过网课，但对于儿子这个平时上课尚且坐不住的小男孩，上网课时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抢金币、给老师送花这些环节上。

几次下来，安妮果断给儿子停掉了网课类型的补习班，只留下一门外教口语课，权当是正餐后的甜点。

这也是为什么她没有丝毫纠结就给儿子的补习班请了假，可是，如果学校的课程也全靠网络，那总不能儿子上课时，她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一直守着吧？

安妮和琪琪妈妈越聊越忧心，还有很多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如果学校一直用网课教学，而家长需要回武汉返工，怎么放心留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单独在家？远程教学，老师如何能根据孩子们对课程内容的掌握情况来及时调整教学进度？新学期的课本、配套练习册都没发，现在家长也没法出门买，让孩子们仅靠电子课件，学习会不会受影响？还有，语文课的课后作业怎么提交？批改也是个问题……

两人合计来合计去，聊不出什么答案。群里也开始有家长问类似的问题，以往有问必答的班主任，一直没有回复。琪琪妈妈笑着说：“大概老师现在知道的也不会比我们多。”

安妮忧心的还有儿子的眼睛。暑假的时候，小海就查出75度的近视了，安妮多方了解后，给小海配了角膜塑形镜。两片小小的、像隐形眼镜一样的塑料片，就花了1万多。

医生叮嘱，孩子近视度数每增加50度以上，就得更换新的镜片。安妮心疼得龇牙咧嘴，但为了孩子的视力，也只得大手一挥。

安妮掐指算了一下，如果全天候电脑远程教学，儿子每天至少6小时对着电脑屏幕，一周至少5天，不出一个月，小海的近视肯定会加深，不出意外的话，班上也可能又要多出一群戴眼镜的娃娃。

想了想，安妮翻出闲置已久的投影仪，“聊胜于无吧。”她只能安慰自己。

3

当安妮忧心忡忡地向丈夫张维絮叨着关于儿子的烦恼时，张维却显得颇为心不在焉。直到安妮发了火，张维才回过神来。

但妻子的烦恼在张维看来，简直太小儿科。他现在忧心的问题更直接——家里没钱了。听完丈夫这句话，安妮也傻眼了。

虽一向不太爱操心家里的各种花销，但她掰掰指头，也还是算得清楚的：

最初买保险时没经验，不知道应该分散开时间，几份保险全都是在2月到3月间签的合同，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都要同时缴4份人寿险和1份车险的费用，总计好几万元；

每月的15日是房贷的还款日，要有近8000元的支出；

儿子补习班的春季班也马上该缴费了，虽然现在请了假，但估计学校照旧会收学费——孩子已经到小学四年级了，无论如何，疫情之后，课程都是得继续的——缴费，只是为了保住“小班”的名额，也要5位数；

还有春节要孝敬双方父母的过年红包……

安妮皱着眉头敲计算器的时候，张维不忘凑过来提醒她：10号是信用卡的还款日，上一期的账单是近2万元。安妮的脸迅速哭丧起来。

“年关难过”，往年的这个时候，都是他们夫妻手头最紧的时候，但好在的是每年两人在年底都会各有一笔年终奖到账，虽然奖金常常会被公司拖到2月底才能打进账户，但拼拼凑凑，总还能够。

张维提醒她，按今年这样的形势，年终奖什么时候能发、乃至能不能发，可能要打上一个大问号了。安妮的思维迅速地抛开儿子的近视隐患，和张维一起发起愁来。

年终奖可以迟到，但保费、房贷和信用卡，一个都不会少。本来夫妻俩都只是工薪族，家里还有一个被戏称为“四脚吞金兽”的学龄孩子，每月各种支出，手头几乎没有什么闲钱。

安妮叹了一口气：不行的话，得动用家里的应急储备金了。

安妮转念想到的，按现在的政策规定，湖北区域企业春节返工的时候不能早于2月13日，但不论是丈夫还是自己，谁都不知道能在什么时候返工。就像网上流传的段子一样，也许一觉醒来，自己的假期又延长了。

张维身处业务部门，基本工资有限，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业绩奖金，如果不上班只发基本工资，收入将大打折扣。可若在疫情尚未平息时强行出门上班，又有极大的风险；对于安妮的工作，家里其他人基本达成一致意见的是：如果到了2月14日，公司要求她返工而无法通融，那就做好辞职的准备——安妮的身体不太好，工作内容又需要天天跟人不断打交道，如果强行返工，全家都不放心。

安妮很是不甘心，她已经在现在的公司工作了快6年，工作驾轻就熟，领导认可、同事和睦，还算是一份满意的工作。如果贸然辞职，很是可惜，想想形势，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说到激动处，安妮心底又涌起一阵烦躁。

可就像张维说的：“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转过头来，张维又强打起精神安慰她，说这只是极端情况下的最后一步，“也许公司会同意你在家办公的”。

安妮点点头，又摇摇头，反身转向张维：“那你呢？如果疫情还没过去就返工，我也不放心你出门啊。”

张维也不置可否地摇摇头：“那我们俩都不出门，谁上班挣钱？唉，到时候再说吧。”

除了需要还的房贷是固定的，未来的一切现在都不可知。

4

安妮在翻看朋友圈时，看到了房客梦梦的一条朋友圈，是一条网上热转的“问问房东能不能免租金”的帖子。

梦梦租安妮家的旧房子已经2年多了，彼此相处不算热络，但还算和平而默契。

最初，安妮因为不满旧房客常年拖欠房租，终止了租约，然后梦梦就在中介的推荐下找到安妮。安妮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梦梦的样子：齐刘海，长头发，背着双肩包，很乖巧。她和同事一起，一共3个女孩子，眨巴着眼睛，嘴巴甜甜的，一口一句笑，喊“姐姐真好看”。安妮笑了，“你们是想还价吧？”她们也笑了，说，“刚毕业不久，工资不高，房租能不能便宜点？”

梦梦那年24岁出头，参加工作2年多，现在就职的这家小贸易公司，也是她毕业时找的第一份工作。公司离安妮家旧房子所在的小区很近，她的许多同事都在那里租住。

安妮本不想将房子租给合租的房客的，但看看3个女孩子温和又礼貌，也就心软了。三房两厅的房子，房租3000元，梦梦和她同事们共同承担。2年多的时间里，梦梦从不欠租，平时也很少麻烦安妮和张维，除非出现空调坏了这种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会带着歉意给安妮打来电话。

安妮有时会看到梦梦她们发的朋友圈，3个小女生，下班之余偶尔还会做做饭，摆盘发图嚷着求赞，安妮从照片里看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她打心底里喜欢这几位小房客，也就一直没涨房租，希望这样安安稳稳地打交道下去。

看到梦梦的朋友圈，虽然也许是玩笑，但安妮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和梦梦联系了一下，梦梦正在沮丧中——她在封城前没有离开，此时一个人在屋子里，除了又惊又怕，还要忧心接下去的房租。

与梦梦合租的两个女孩已经决定年后先不来武汉了，至于疫情过后还会不会回来，现在也说不准。如果她们不回来，梦梦短时间内也无法找到合租者，那么，每个月3000元的房租对她而言是个很大的负担。

梦梦也不知道年后什么时候能复工，到时候收入会不会打折扣，如果情况真的不好，“可能我们就要去租那种1000多块钱一间的老房子了”。

梦梦说得很黯然：本来她现在做的这份工作，做得就不太开心，原本打算在春节之后先裸辞再换份喜欢的工作的。可现在看，年后找工作的局面估计会很难看，她倒开始庆幸春节前没有一时冲动辞职了，“这家公司不炒掉我就是万幸了”。

梦梦的公司只有十来人，业绩也一般，老板常说，“能养活你们，已经算很不错了”。梦梦工资5000出头，扣掉保险，到手才4000多，除掉房租水电和日常开销，每月也没什么闲钱，偶尔奖励自己吃顿火锅看场电影，是她最大的快乐。当然，这样快乐的时刻寥寥可数，大部分时间，加班后回家，疲惫不堪的她只想窝在床上追剧。她纠结过很多次要不要辞职，加班多，工资少，又不能学到很多东西，这份工作“不要也罢”。

可现在不一样了，消息灵通的同事说，老板已经好多天愁得睡不着觉了，如果按现在的样子，公司真撑不了多久。那个同事前几天和老板加班处理事情的时候，隐约听到老板在跟律师朋友咨询：“如果停工期间不发工资算不算违反劳动法？”“如果疫情情况下裁员需不需要付补偿金？”

小道消息迅速地弥散开来，一时人人自危。那天晚上，梦梦失眠了，这份曾被她视为“鸡肋”的工作，一瞬间变得珍贵起来，她甚至想，要不要给老板发个信息，主动说停工期间不要工资，“至少能保住工作先吧”。

安妮想了想，还是没有把嘴边的话说出口：“你们老板撑不撑得下去，不仅仅是你们要不要工资就可以改变的。”物伤其类，她不愿去打击这个忧心忡忡的小姑娘，只能问：“那你没有工资怎么生活呢？”

梦梦迟疑了一下，说：“手头还有一点积蓄，过不下去了就找妈妈。疫情总会过去的吧，撑上两个月应该没问题。”

从头到尾，梦梦都没提请安妮减房租的事，这倒让安妮觉得颇为不忍。安妮年轻时也在其他城市有过类似的生活经历，知道这种手头窘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助感；但她也始终没开口主动给梦梦提减租，因为此时他们夫妻俩，也已经是过江的泥菩萨了。

安妮有些心烦意乱，她的生活原本被她安排得好像一部严丝合缝的机器，她喜欢那种稳稳妥妥的安全感。

可她很少去想，当这部机器的某个齿轮突然崩掉时，会是如何分崩离析。

再看看备忘录，下一次梦梦需要交租的时间是3月中旬。“等吧，等到那时候再说吧，要么就给她减一点吧，小姑娘一个人在外，也挺不容易的。”安妮暗自想着。

5

听梦梦聊到她老板困境的时候，安妮想到了自己的朋友彭天，恐怕彭天现在也是一样的焦急吧。于是，又给彭天打了一个电话。

彭天年纪不大，却非常能干。创办并经营着两家民办幼儿园，规模虽不及那些大型的私立连锁幼儿园，但在他的悉心经营下，口碑颇好，深受周围居民的好评。

往年这个时候，都是彭天最忙的时候。1月14日，幼儿园如期放假，彭天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就忙得晕天黑地：检查好园内的水电设备，统计好玩具教具、图书资料、电教设备、厨房器具和医疗器械等用品，盘点破损和遗失情况。

将第一家已经成熟的幼儿园交给另一个股东主要负责后，彭天将自己大量的精力放在这家两年前刚刚开业的新园里。幼儿园在汉阳的新区，占地面积1600平，10个班，在彭天的经营下，已经度过前期的爬坡期，终于实现了收支平衡，

和他一起忙碌的，还有合伙的两位股东，他们兵分三路，除了盘点目前在运营的两家幼儿园外，还要分出大量精力，筹备开工下一个新园。

彭天踌躇满志，他喜欢这种充实而有盼头的忙碌，他的计划满满当当——春节过后，除了完成物资的补给、园区消毒等准备工作外，就要迎来最重点的招生工作以及教学部署了。等这两个幼儿园顺利开学，新园的建设就可以开工了。

而这些计划，都在1月20日那天戛然而止。如今彭天最庆幸的就是，幼儿园里的孩子们都安然无事。

1月时，彭天还在为席卷本市的流感而担心——去年12月以来，各小学和幼儿园频发流感，常常是一个孩子生病了，就迅速传染给同学，很多班级都被迫停课。彭天当时把幼儿园的卫生安全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每天必须消毒通风，早上孩子入园前的体温测量也更为严格。

现在回想起，他仍然感到一阵后怕。他努力回忆了放假前因不舒服而请过假的孩子，一个个电话打过去询问孩子是否安好。到后来，他不放心，干脆通知老师，给全园的孩子挨个打电话回访，千叮咛万嘱咐，如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第一时间和他们联系。

安妮的电话打来时，彭天正闲坐在家中。他已经快把那些平时没时间追的连续剧看遍了，但脑海里，一串串数字反复飞来转去：

如果没有这次疫情，第二家幼儿园能迎来大概200名孩子，按每个孩子每学期1万的学费，大概能保证200万的现金入账，这笔现金流，将要支撑幼儿园接下来半年的各项开支和运营成本，剩余部分，才是他们几个股东的盈利。如今现金流猝然断裂，水电杂费等也许随着幼儿园的关停能暂缓支出，可新园的租金和人员工资，粗粗一算，每月就要大概20万——旧园的规模还略大一些，一个月的纯支出约在50万。

而更麻烦的是，许多曾预缴下学期学费的家长，此时纷纷要求退费，为了幼儿园的信誉，彭天不能拒绝，只能从本就紧张的现金中抽出款项退费。原本打算3月开工建设的新园，租金已交，也不知道要搁浅到什么时候……所有的一切中唯一没停下的，是银行贷款的利息。

彭天和两个股东愁眉不展，他们都不是“家里有矿”的人，无非是趁着年轻拼着一口气做点事业。一两个月或许可以扛一下，3个月还能想办法筹集一下资金，4个月后呢？资金链摇摇欲坠，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迎来断裂的那一刻。

前两天，彭天与股东最激烈的争论，就来自于停工期间是否要给员工发工资：

彭天曾想过，是否可以和教师们商量一下，停工期间不发工资或者只保证一些基本的生活费，等到疫情过去了，他们都缓过劲来后，再给予一些奖金作为补偿，“共克时艰嘛”。

但另一个股东反对。目前幼儿园在职的教师都是年轻的女孩子，私立幼儿园又不像公立幼儿园那般有事业单位编制的吸引力，不发工资后，这些女孩子们很大可能就熬不住辞职了。这样的话，即使疫情结束，他们也很难第一时间恢复开园。

3个人意见僵持不下，不仅说服不了对方，甚至都无法说服自己。

安妮安慰彭天：“等着吧，疫情总有过去的一天，那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争取撑到那个时候吧。”

彭天没有告诉安妮的是，等到重新开园的那一刻，他可能还将面对许多已知的和未知的额外开支：

疫情过后，作为密集人群聚集地的幼儿园，所将迎来的卫生整改将比其他行业要严格更多，届时必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对园区的环境进行优化和改造；

面对生源的流失，也需要更多的优惠方案才能吸引新的生源；

新园开工之时，一定会有人工和物料成本的上涨，造价成本至少会上浮20%起……

他努力驱开自己脑海里这些念头：“现在想这些也没用，尽力先筹钱，维持运作吧。”

挂了手机，彭天扭头看看窗外，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他想，冬天从我们这里夺走的东西，春天应该会交还给我们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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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