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层社区调查员的春节

2020-02-19 10:18:23
0.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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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我下楼扔垃圾,看到高中同学丽丽臂弯里挂着浆糊桶、腋下夹着纸卷,正在单元门上贴“市民周知”。

丽丽是一位单亲妈妈,在这座北方小城的社区里,工作快10年了。平日我工作忙,和她联系也不多,本以为她们工作会很轻松,就是茶余饭后和大爷大妈聊聊天就行。这个春节一直待在家,才看到她成天忙上忙下,和她在微信上断断续续聊了好几天,才知道她的工作比我想象中要繁杂得多。

平日里,老旧小区改造时,她要协调建设局、社会事业局、规划房产局,参加拆除违章建筑;做信访工作时,要逐项排查、集体联动、责任到人;三城联创时,要加强宣传,落实责任,做好禁种、禁吸、禁毒;再就业扶持中要做好不漏一员,提供关心、爱心、真心援助等。另外,像配合民警调查嫌疑人行踪,为特殊人群服务、打理他们基本的生活,甚至还要上门去帮居民清理下水道……事无巨细,样样都要来。

赶上眼下的特殊情况,工作内容又新添了几项:不仅要负责流动人口入户调查相关事宜,还得随时接听居民打来的咨询电话。

文章是丽丽的口述。

1

大年三十中午,坐了3个多小时大巴,我总算带着儿子回到老家,准备跟父母过个团圆年。没成想,喷香的饭菜刚上桌,手机屏幕上就弹出领导在工作群里的通知:“全体职工请于1月25日返岗,无特殊理由不准请假。”

我瞬间像霜打的茄子,7岁的儿子看到,怯怯地问我:“妈妈,又要回去加班吗?”儿子从生下来就是我一个人带,从小到大,我的工作常有突发事件,无数次突然转身让他变得极为敏感。

就在去年10月,市里开始三城联创活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全部上阵,利用双休日参与拆除违章建筑。恰好赶上儿子的生日,本答应先带他去吃西餐,然后去儿童乐园,最后再买一个跳舞机器人作为生日礼物的。可到了那天,我只能将儿子送到托管班。

晚上8点多下班后,我赶到蛋糕店买下了最后一个拳头大小的蛋糕,再去托管班时,教室里只剩下儿子孤零零的一个人。我悄悄从后门进去,站在他身后,儿子正在画画,画的是我和他一起过生日。正中间是个巨型蛋糕,我和儿子还有一个机器人围坐在蛋糕旁边,一起许愿。我心里好难过,轻轻将他抱在怀里,又从包里拿出刚买的蛋糕,儿子这才破涕为笑:“妈妈,我还以为你忘记接我了呢!”那个寒夜,我满心都是愧疚,觉得自己总在他的成长里缺席。

这一次也是如此,我依旧只能将他揽在怀里,又跟父母说明了情况,父母让我放心,儿子他们先帮忙照顾。下午5点,天已经快黑了,我坐上返程的大巴,车上人不多,戴口罩的只有三五个。途中,我收到领导布置的工作任务——社区开始进行流动人口入户调查,严防疫情扩散,并且“不提供防护用品”。晚上8点多一回到市里,我就赶紧跑去药房一条街,想着自己买点口罩酒精备着。

往年除夕,药房这时早就闭店了,今晚却人满为患。几乎所有的药房门口都贴上了“口罩已售完”的告示,但凡走进药店询问口罩情况,店员便会卖力地兜售库存的板蓝根和洗手液。

本来计划回老家过年,家里基本没有储备食物。我赶到最近的一个超市,临近闭店,里面买东西的人比售货员还少,鸡蛋、蔬菜都卖空了。我只好拎了两包方便面,加了点火腿肠榨菜,就是我的年夜饭。

回到家,煮好面,咽了几口,心里堵得厉害。

2

自从“三城联创”以来,我们社区就做了“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的入户调查工作。

包括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残疾家庭、失业人员,都要做好帮扶工作。发放宣传材料、对帮扶项目进行讲解,还要听取他们的反馈,尽可能地为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有次我们在为一位失独家庭的老人办理补助时,听说老人的儿子因公殉职。他自己本身还是残疾人,带着孙子一起生活十分艰苦。老人告诉我,生活上的困难勉强还能克服,就是孩子的户口不在本地,不能入学,他实在不知该怎么办。最后,由社区出面和学区校方进行了沟通,学校无偿接收了孩子。

而这次针对疫情的调查,又与以往更不同,这是关系到每一位居民的生命健康与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了。

大年初一,带着自己准备好的酒精、手套和口罩,我6点半就到岗开始“模拟培训”,以便能在8点半正式入户。

这次入户调查要求异常严格,需要详细了解调查对象的身体情况,做到“往返路线清(),回地、来源地清,交通工具方式清,身体状态清,防治措施清,接触人员清”。此外,这次户询时,“需要保持安全距离,还需要应对一些突发状况”。

为了工作顺利开展,主任要求我们在入户前做好准备工作,制定细致的工作方案和调查计划,整理入户表格,估算好每天访问的住户数量和访问路线,合理分配调查时间,“时间太短弄不清情况,太长又会带来反感”;同时,又提前和相关协助部门沟通工作,先给片警小王打了电话,还得给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组长、物业管理联系好,“了解基本情况,争取配合,减少入户阻力,每天调查不少于150户”。

我们的调查时间也以方便住户为原则,设在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到4点半,如果调查期间住户家没人,需要在晚上7点到8点半再走访一次。因为人员紧张,只能“单人作战”。临出发前,办事处再次提醒我们:“住户开门前要站得远一些。”

然而,工作第一天就遇到了麻烦。

相比起一些老住户大爷大妈的积极配合,也有些居民因为恐慌,明明听到家里有人走动,却怎么敲门也无人应答,我只能等晚上再来。

早晨,物业人员告诉我,3天前一直空置的5楼有住户回来,开1辆白色马自达,武汉车牌,“一开始车停在小区停车场,昨晚挪到比较隐蔽的小花园南面去了,并且车牌还用光碟遮住了。”

我听后,心里一惊,马上打电话和领导反映,又联系了片警小王。我们按物业提供的信息到了住户门口,听见房间里有动静,可敲了几次门,始终没人理会。

领导培训时一再强调,就算是非常时期也要彬彬有礼,有耐心、态度好,一定先要表明自己的身份,我便在门外先开了口,“您好住户,我是社区工作人员,需要占用您一点时间进行流动人员登记,为了大家的健康安全,请您配合!”

仍然无人应答。

小王上前敲门,拿出警官证对准门镜:“我是民警,请开门,请您配合!”

大约过了10分钟,门终于拉开条小缝儿,一位60多岁的大爷露出半张脸,满脸都是警惕和防备,操着南方口音问:“你们什么事儿?”

“大爷,有居民反映您家是从武汉回来的,现在病毒扩散严重,需要了解您的具体行程。”

大爷一听这话,突然就发火了:“关你什么事?这属于个人隐私,你管不着!”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保密……”

“你们怎么保密?老子前脚刚进家门,后面就有人报警抓我,老子犯了什么法?”

“非常时期,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这也是对您本人负责。”民警小王立刻说道。

“你怎么对我负责?把我抓起来隔离?警察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家没人生病!你们要是再不走,老子告你们扰民,滚!”

大爷刚想关门,小王赶忙用一只脚别住门缝儿:“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大爷见无法关门,便掏出手机,开始对着我们录像:“想吓唬我?我要在网络上爆料,看看你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

“网络报料也需要内容真实,您这种报料属于传播谣言,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要依法惩处的!”小王正色道。

僵持了一会儿,大爷先缓和下来,说:“你想问什么吧,老子没病。”

我赶紧打开登记表:“您家里有人发烧吗?”

“没有,家里就我一个人,健康得很。”

那道门缝儿正对着他家餐厅,我和小王都能看到餐桌上至少摆着4副碗筷还没收拾,而且还听到小孩子说话的声音好像突然被大人用手捂住了。

“大爷,您不能谎报的。”我耐心地劝他。

“我没说谎!”

这时,左侧那户居民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位戴口罩的阿姨探出头来,指着他家说:“他家一共回来五口,老两口带着儿子、儿媳和孙子,昨天晚上10点多他儿子发烧去社区医院打针了,我听见他们还说今天晚上要开车去沈阳,如果真染上瘟疫了,还不知道要害多少人!”

右侧的邻居也打开门上的小通风口说:“晚上还听到有人咳嗽,小孩子闹了半夜,好像也生病了。”

我赶紧对大爷说:“生病就要去医院,更何况家里还有孩子。您不为大人考虑也要为孩子考虑呀。钟南山都说了,真话和真药一样重要。”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劝说之下,大爷一家终于愿意去医院接受检查。所幸,当天下午临床检查结果就出来了,虽然家里有人发烧,孩子也在咳嗽,但都是普通感冒。另外,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家的车虽然挂的是武汉车牌,但其实平日都在沈阳做熟食生意的,已经有五六年没回过武汉了。

这次到小城来,本是打算和亲家一起过年,没想到一路上就因着一个车牌,受到了不少阻碍,才把压抑已久的情绪发泄到了我们身上。

3

社区的每位职工都关注了政府公众号,为的是看疫情实时播报,第一时间掌握准确情况。小城连着3天“零确诊”,我的心渐渐安稳下来,继续给自己壮胆——城市小,流动人口相对比较少,也许会平安渡过这次难关。

可我的侥幸心理很快就被打破了。1月28日,关于“我市4例输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者被确诊”的新闻在我的朋友圈刷了屏。其中有1名就隶属于我们社区。

当天上午,我们接到举报说,社区有从武汉回来的人员疑似被感染。一看详细的地址,正是我所负责的片区,只能“认命”去做排查。物业领着我到了住户的门口,我深吸一口气,又把口罩捂严实了些,敲了敲门,里面很快有回应,我赶紧自报家门,又说,“不用开门,我问你答就行。”

我隔着门问了他一些问题,这位年轻人也非常配合,说自己在武汉务工,1月22日到了黄冈,1月23日晚乘坐D740次列车进京,1月24日早到达北京西站,随后乘地铁到了北京南,当天乘高铁回到本市,当时身体并无任何不适,便打车回了家。昨天才感觉有些不舒服,便自行去了医院检查。

我将他的情况立即上报,很快,年轻人便被带走隔离,随后被确诊。我本以为自己也算作密切接触者之一,也应被隔离,但因为我们连面都没见,我便被排除了。

然而糟糕的是,当晚我就开始有点发烧,第二天,嗓子已经肿得说不出话来,咳嗽、胃也疼。我强忍着给父母和儿子打了个电话,说了些鼓励的话,可瞬间眼泪就夺眶而出,总感觉自己就是像在托孤。电话那边传来儿子稚嫩的声音:“妈妈,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啊?我又感冒了,还想你!”

孩子开始在电话那边哭,我也在这边哭。再用温度计一测,体温38度5,赶忙给领导打了电话请假。主任以为我是因为接触到确诊者,想要在家隔离,立马说:“你可以排除,人都没见,没事儿。”

待我给她说了身体状况,她的声音立刻高了八度:“真病假病了?现在可是关键时刻,正是用人的时候,我们是挡在老百姓前面的第一道防线,你要是贪生怕死,欺骗隐瞒上级,可要知道后果——自己先在家做隔离吧,有什么问题直接给小王打电话!”

我还没来得及给小王打电话,没多久,小王的微信倒是先来了:“姐,听说你生病了?姐,我们可是战友。工作中虽然存在不可预知的危险,但我们这么努力,好运一定会眷顾咱们的。”

我和小王认识3年多了。一开始见他,还像个孩子,脸上一对酒窝,一说话还会脸红。不过,工作起来却毫不含糊,我们一直配合默契,是一对很好的搭档。

转头想想,他这么说也是在安慰自己。一个28岁的小伙子,出任务时还要带着妈妈绣的护身符, 运送发烧病人本应该是救护车的活,可医院忙不过来,再加上很多发烧病人不配合,不肯去医院。小王作为片警,已经用警车接送6个发烧病人去医院了,每次回来都要用酒精给车里全面消毒,再给自己消毒。

这个春节,他从农历二十八就没敢回家了,一直住在所里。

“姐,我觉得你肯定没事,你千万别着急,吃两天药。家里没有药,我就给你送过去。反正咱俩是一根绳上两只蚂蚱,你要是真染上了,我也跑不了。”小王还在给我打气。

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烧得晕乎乎,连递杯开水的人都没有,只能强撑着身体找水喝,然后把年前给儿子开的感冒药吃了点。

晚上8点,平日只会用手机接电话的老爸忽然用微信给我发信息:“拍张照片给我发过来。”

这个节点,咋可能给他拍照?我只好在手机里找了以前的旧照片发给他。过了1个多小时,老爸的信息又来了:“我就是想你了!”

老爸是个非常保守严肃的人,如果不是真惦记我,一辈子也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想来这么多年,我也太让他们操心了。

有一年下大雪,我非要赶回社区做失业人员登记。我妈只得给我带了一袋子家里做的食物,让老爸骑电动送我去车站,结果到了半路因为雪太大,电动车开不动了。老爸不让我下车走路,硬是推着电动车把我送到车站,那一路大部分是上坡,看着老爸的背影,才觉得只有在父母心中,我才是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可现在,我不仅没能尽孝,还有儿子要抚养,我不能倒下——想到这里,我的心理防线一下就决堤了。

记得刚开始调查那几天,每天回家都会把自己穿的衣服和鞋脱到门外,家里用酒精擦地消毒,认真洗手数次,再仔细洗个澡。后来一想,反正自己也是一个人,累得不行的时候,这一套程序就省了,回到家洗洗手,倒头就睡了,难道真的是因为自己懈怠了?

哭了一会儿,我又想,自己和感染者并没有实质接触,不能自己吓自己。加上这个季节本来就是流感多发,工作强度又大,早出晚归,容易着凉,免疫力低也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就算得了肺炎也不代表是病毒性肺炎,普通细菌性感染的肺炎也会发烧;就算是病毒性肺炎也不代表是新冠,还有可能是甲流乙流……

在这一系列的自我说服中,我慢慢睡着了。在家里休息了两天,烧也退了。谢天谢地,真的只是普通感冒,我的心里渐渐明亮起来。

4

大年初九,我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我负责的片区有近2000的居民,前期排查工作已基本完成。但为了应对日渐严重的疫情,工作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工作量随之迅速增长。

领导的要求是,每天早晚2次巡查小区环境,进行清扫消毒,重点场所每日消毒不能少于2次。小区里的垃圾箱和废弃防护物品收集点是重中之重,每天市垃圾处理中心都会派专人定时定点回收、销毁,但仍然会有拾荒老人来翻,我们都需要监督管理。

此外,还要给社区出租屋人员登记,如果发生疫情未及时报告,要追究房东责任;有人家办“红事”、“白事”,也要备案管理,社区要负责引导居民“红事”停办、“白事”简办。

除了这些“规定动作”,我的手机、微信上还不断接着“急单”:生病期间,外卖小哥都不停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有些小区过于恐慌,私自封了小区大门,他们进不去小区,顾客收不到食物,不停地投诉他们,我得赶到小区去协调;

还有前期入户调查时,我加了不少从湖北回城或途经湖北人员的微信,他们得按要求在家隔离14天,他们所在的老旧小区多半都没有物业,只能在微信上找到我,说家里没有吃的了,或是发来长长的日用品单子,催我赶紧买了送过去,否则“我就自己出去买”——当然,即便没有这份“威胁”,职责所在,我们也都会帮忙处理;

另外,还得关心大家的心理问题——人被关在一个密闭空间太久,总是容易出现焦虑不安,经常有自行隔离的外来人员在微信上找我聊天,排解心理焦虑。

有一个从河南到本地来看闺女的大爷,本来计划帮闺女照看半年孙子,闺女也给他租好了房子。没想到他乘坐的火车车厢有武汉旅客,也算“密切接触人群”,只能先行在出租屋隔离。大爷几乎每天都用微信和我说话,一次至少要聊20分钟,语速快、口音重,我唯一能完全听懂的,就是每次聊天结束之前,他都会用“河普”对我说:“小丫儿,每天和你说说话,感觉心里亮堂多了。”

工作得到认可,我既开心又难过。往年这个时候,我都正带着儿子出去走亲戚串门、放鞭炮、打牌,一家人热热闹闹。而现在,我一个人躺在家里养病,我们都成了孤独中人。

重新开工的第一天,我就忙得脚不沾地,晚上回到家,腰酸背痛,倒头就睡。没想到,凌晨3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

迷糊着接起电话,那边一口哭腔:“姐,你快来救我吧,我肠子掉出来了……”是正在独自隔离的二胎孕妇小玲,离预产期还有1个多月。我一边安抚她,一边穿上衣服就往她家跑。

小玲的家人1月22日从外省旅游回来,前期排查时,得知除了她,家里其他人都有发烧症状。这种情况,需要通过隔离才能排除在旅途中遇到新冠病毒携带者的可能。社区只能紧急处理,让他们一家人分开,发烧的人在新房隔离观察、小玲留在老房子里隔离。她家的老房子刚好和我家是前后楼,小玲的丈夫便托我这几天多照顾她。

外面的气温有零下十七八度,我一边跑一边给小王打电话求助,说话的声音都是颤的——非常时期,医院的救护车在24小时不停接送发热病人,肯定来不及,我让小王开着警车来,又给小玲的老公打了电话,告诉他情况,那边也急得不行,可还在隔离期又出不来门,只能一切拜托我。

一口气冲上5楼,进门一看,小玲正趴在客厅的沙发上,脸色惨白,紧咬嘴唇,指甲把沙发抠得“吱吱作响”。我一个人根本抬不动她,幸好,小王5分钟之后就赶到了。

我俩给小玲穿上厚实的羽绒服,戴好口罩,小王抱着她,我提着预产箱冲下楼。小王直接把警车开到市妇婴医院——只有这家医院没设发热门诊。他负责把小玲送急救室,我跑去挂急诊,并告知医院:孕妇正在自行隔离期。

医生检查完,发现是脐带脱垂,胎膜早破,对产妇威胁不大,但是孩子会非常危险——这会导致婴儿血流受阻,造成急性缺氧。医生说,阴道检查、B超检查肯定来不及做了,需要马上手术,脐带血循环阻断超过7分钟,孩子肯定就保不住了。

我和小王吓坏了,小玲一听就哭了。好在医生用听诊器又听了听,说还有微弱的胎心音。随后,医生护士们马上戴起防护设备,通知手术室开通绿色通道,小王就跑前跑后办各种手续。可是当需要家属签字时,我和小王都不是直系亲属。赶紧再给小玲的老公打电话说明情况,他在电话那头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要是有问题一定要保大人呀!”

等挂了电话我才知道,我在外面打电话核实登记时,主刀大夫已嘱咐护士让孕妇按手印、开始手术了——“救人要紧”。6分钟之后,孩子平安降生。虽然一开始有些轻度窒息,但经过新生儿科医生的抢救,很快就好转了。

等小家伙发出第一声响亮的啼哭时,医生护士包括我和小王一片欢呼,好像孩子是我们自己的一样——这个可爱的小生命真是来之不易,让我更想儿子了。

小王瘫在椅子上说:“姐,这是给我提前‘上岗培训’的呢吗?我都要吓死了。”

我俩这时才发现自己什么防护也没做,连口罩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丢了。

医院特意给小铃安排了隔离病房,主治医生告诉我,其实医护人员也害怕,如果真的给感染冠状病毒的孕妇接生,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他们当时只戴了防护面罩,但穿的就是普通手术服,“我们没有防护服,所有耗材都支援一线了。”

让我们庆幸的是,小玲随后在医院做了核酸检测,是阴性,所有人都安全了。小玲的家人还没过隔离期,好在他们联系了一个远房亲戚,让她先照顾到小玲母子的起居。

5

经过送小玲去医院的事,我心里的弦儿绷得更紧了,担心自己哪一步做得稍有差池,便是人命关天的事儿。非常时期,得要协调好自己所在区域商家、医疗服务站的正常运转,尤其是老人、孕妇以及特殊人群的生活,这样才能做到平稳过渡。

我们和社区的医疗服务站已经做好沟通,他们可以保证每天有1个留守人员,方便附近居民就近打针、拿药,还可以避免去医院的过程中交叉感染。当然,遇到孤寡老人要去医院做透析或者像小玲那样的特殊情况,就只能见招拆招了。

另外,社区里有一些“自愿支援”的商家,也有一些失落情绪了。一家小饭店的老板本已停止对外营业,可是附近有些孤寡老人还照常打电话订餐——有2名90多岁的孤寡老人,连楼都下不了,如果他的小饭馆不开火做饭,着实非常麻烦。

房租水电要付,蔬菜粮油价格上涨,老板的饭菜价格却没有变化。大过年的,又赶上疫情,服务员都不愿意回来上班。老板只能一个人住在店里,每天从采买到烹饪再到给老人送三餐,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周围邻居都知道我这儿坚持着呢,大家都不敢出门,最近打订饭电话的人越来越多,可我只能先可着孤寡老人先来,每天累得要命,收入却比平常要少得多,只能麻烦你们街道,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帮帮我,哪怕帮我招个临时工也行,现在这种情况,给出3倍工资人家也不来上工……”

老板这么说,我一时也想不出办法来。那天,正好河南大爷又发微信要和我聊天——他已经自行隔离16天了,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我赶忙问大爷愿不愿意来小饭馆帮忙,大爷立刻就同意了,直接扛着被子搬到了店里,和老板一聊,俩人还颇为投缘。也算是成就了一番好事。

而我工作的重心,也更多地转移到社区里的孤寡老人身上。

由于是在老城区,社区住户多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80-90岁的老人有186人,90-99有7人。

其中有一位94岁的陈奶奶,生活能半自理,为了提高她的生活质量,我和她结了对子。每周去看望她一次,每个月的补贴金都按时给她送过来,定时定期带她去洗澡,每逢年节把街道发的月饼也送她一份,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长期和老人相处之后,我发现对待老年人就要像孩子一样,你怎样对待他就会将心比心地回报你。回想起来,也可能是因为我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并不多,就把对父母的关心都转移到社区的大爷大妈身上。

这些天,年轻人手机里的信息铺天盖地,但有的老人不看新闻,也不知道疫情的严重性,碰上通情达理的,多解释几遍也就理解了,可有的老人却很固执。一位大妈坚持要买某个品牌的保健品,不给买,就不停地打电话哭闹。最后,我跑了6家药店才买到她要的东西。

除此以外,除了定期给缺菜少粮的隔离人员“补货”,还得每天打电话叮嘱他们:“一旦有发烧情况一定要及时报告隔离,除了对你自己,还是对所有人负责。”每天早出晚归,看手机上的疫情通报,就会想,这到底何时是个头呢。

不过,偶尔的沮丧也会被更多的感动冲散。

有天,我去楼下小超市买方便面。开超市的大爷说:“姑娘,晚上就吃这个哪有营养?要增加免疫力,就不怕病了。”说着,他硬是给我切了一块自己家做的酱牛肉,用塑料袋包好塞给我。

也有社区朋友发微信说,年前5元一包的一次性口罩已经卖到15元一个了,她托人买了2包,还有2只N95,都给我留着,说不能让我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就进入第一线。

我想或许也是这10年的努力,我的努力被社区居民看到,被他们见证,也被他们认可。单就去年,我就将近走访了近2000户居民,为居民开具各类证明超过300份,建档登记500份,为失业人员再就业走访企业36次。我知道,只要踏踏实实为大家服务,大家能看到,我也能无愧于心。

丽丽在做车辆登记检查(作者供图)丽丽在做车辆登记检查(作者供图)

眼下,我的工作也慢慢捋顺了,那些非疫情期间该做的事儿,一件不落,比如我们每周都会去劳动局上报各种报表,包括困难家庭补助、再就业申请表、失独家庭补助;同时,对于抗疫的关键时期,也做好了各种出入登记、车辆检查等。

这些工作细碎,也让人倍觉疲累。但我想,这也算是任其职尽其责吧。

每当看到那些穿着橙色工作服守在大街上的环卫工人,穿着绿马甲巡街的交警,一闪而过的黄色骑手小哥,24小时在药店守店的店员,我就觉得很安心。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就像停滞生活中的血液,尽微薄之力汇聚成城市运转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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