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父亲打死母亲之后

去年，我曾在黄土高原的中部某市待了一周。离开前，给13岁的小花发了一个微信红包。她很快给我回了语音，“咋整啊，微信是我妈妈的，然后也已经实名认证了。”她问我要到哪里去，之后又说，“可是我妈妈已经死了，我也用不上呀”。

她声音湿哒哒的，像从水里刚拖出来，尾音里留着重量，语调却平稳。说到“死”，就像说一件再日常不过的事，夹在问我要去哪里之间。

1年半以前，小花的父亲在窑洞里打死了她的母亲。

1

2018年8月的一个夜晚，47岁的村主任大强走出自家的窑洞。此前，他给村支书打了电话，说妻子燕子犯了病，情况不太好，他要去乡里找人。

村支书去了大强家，看到53岁的燕子躺在床上，面部青紫，小腿肿胀，人已经没了气息，一双女儿在一旁哭。村支书给燕子邻村的哥哥打了电话，后者报了警。

燕子哥哥说，他断定一切肯定和大强有关，“因为他们俩平时在家就爱打闹。我也问书记了，我问打架了吗，他说可能打了，身上有伤。”但燕子的哥哥没去现场，“人都不在了，去还有什么用。”

警方赶到后自然也想先找大强，“但找了一夜他都没出现”，直到第二天凌晨五六点，“他自己走回来了，在村委会附近，我们就把他控制了”。

大强住在市里的一个弟弟也赶了过来，前一天晚上，大强也给他打电话了——“他说，我出事了，你嫂子不在了。”当时，大强弟弟正和一些朋友在一起，心里“咯噔一下”，不敢自己开车，找朋友驾车回到村子里。

大强弟弟告诉我，他也是第二天早上才见到自己哥哥的，“我看见他从下面走上来，我就过去打个照面，人公安不让说什么话。他给我交代了一下，说家里哪儿放了几百块钱，哪家欠了几千块钱，怎么办后事。”

我忍不住问，都没问一对女儿怎么办吗？大强弟弟想了想说，“没有，当时女儿不在跟前呢，在哪个邻居那里吧。他没有交代。”

重新露面时，大强解释了这一夜他的行踪。他说，自己妻子犯了病，心口疼，他让女儿去邻居家借速效救心丸，邻居到他家时摸了妻子脉搏，还有气儿。后来他找的医生来了，说人没了，“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大强说自己哭了会儿，等平静下来，想着家里只有700元现金，就去村里一户欠他钱的人家要钱，对方说要去县里拿，他等了1个小时。“我从他家里出来以后，在门外的地里坐了1个多小时，然后我去另一家借钱……我在他家待到天明5点多，出来后就到村委会……然后我就被带到公安局了。”

对于燕子怎么就“犯病了”，大强轻描淡写地说，夫妻间起了小冲突，他也动手了，“拿个小木棍、小柳条在她身上打了一下”。

大强和燕子所在的县城有十几万人口，刑事案件鲜少发生，燕子的死亡立刻掀起了不小的风波。由于案件涉及的两个女儿一个12岁（小花）、一个9岁（小朵），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在现场提示办案民警，“对两个未成年人进行工作要注意方式，尽量平和，不要造成二次伤害”。

案发第二天上午，警方便对姐姐小花进行了一次询问，问她父母是否吵架了，女孩回答，“没有吵架”；问她近几日内父亲是否打过母亲，她答“没有打过”，“我没有看见我母亲脸上有伤”。

“大姑娘吞吞吐吐，感觉在隐瞒东西。”小花不自然的表现没有逃开侦查人员的眼睛，但他们也犯了难，不想再对小花施压，决定先问其他人。

事发前3天，数个村民见到大强夫妻起冲突。燕子甚至逃到一个村民的院子里，还是被大强发现了。有村民说，“我见到他（大强）用胳膊拽着她，一只手拽着。这女的吃不了多少饭（形容燕子瘦），他拽着她头发。”

那天，燕子被大强拖回了家；后来她又跑了一次，被大强追回；再跑，再被追回。这样反复了3次。

办案人员在村口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在村委会的黑板上把燕子三次出逃的路线画出来，找村民一一核实，固定证据。

不过警方在取证时挺费力。他们和村民闲聊时听到不少，但一说坐下来做个笔录吧，就纷纷摆手不愿意。

这是一个老龄化的村庄，一些陈旧的观念根深蒂固。有村民表示“大强和燕子感情不错哩”，还有人说，“丈夫打老婆不是很正常吗？”

离开现场后，办案人员从女方亲戚那儿了解了更多的情况。一段家暴史逐渐被拼凑起来。

2

这是个重组家庭。大强和燕子都曾有过各自的家庭、孩子。两人具体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很多细节已难以考证。

燕子的哥哥说，他们家一直极力反对这段婚姻。“她原来那个丈夫人挺好，想着怎么挣钱，没什么毛病，干活卖力。” 另一个反对的理由是，担心这件事对燕子和前夫生育的一对儿女产生影响。

燕子的儿子小武出生于1989年，女儿小丽出生于1991年。父母闹离婚时，他们正处在青春期。离婚后，小武跟着父亲，小丽跟着母亲燕子。

2005年，小丽到县城准备上初中，那时大强刚和燕子在一起，在县城租了房子。小丽目睹了好几次两人吵架、打架，大强打起人来很可怕，“抡起啥是啥，烧蜂窝煤的炉子不是有火钩吗，拿那个，有时候拿擀面杖。”

“有一次打完之后，把我母亲扣在大缸里。”小丽觉得很难受，“我感觉人家是故意针对我。”——在小丽看来，继父就是嫌自己碍事。一起住了几个月后，她就住校去了。

过了没多久，大强居然去学校找到小丽，说她母亲燕子不见了，问她知不知道去了哪儿。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次，“他一找不见我妈就去学校闹一通，一找不见就去闹……”小丽觉得自己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很快辍了学。

“你想想，我妹妹，13岁就辍学了，去给人当保姆。”说起往事，哥哥小武的情绪比小丽激烈得多，“他（大强）这种人就不应该活在世上，浪费空气。”

父母离婚后，小武说是判给父亲，实际上也一直住在姥姥家。有一次，大强骂骂咧咧地来找燕子，被小武看见了。“他来也不好好说，就发混蛋（闹事），我当时也小，就想，你也是一个头，我也是一个头，大不了一命换一命。”可能是当时大强说的“你们全家都别好好活”这句话激怒了小武，也可能是怯懦的母亲刺痛了儿子的眼，那次小武和大强打了一架。

也是在那一年，小武辍了学。他恨自己年龄小，“我那会儿要是大一点，他能活得了吗？我不拿刀杀他？那时候我斗不过他，我心里知道。”

兄妹俩都去了外地，彻底和母亲与继父断了联系，电话都不打。母亲的近况他们都是听说的：比如2006年燕子和大强生了个女儿，2009年又生了一个。

几年间，离得远了，听得少了，他们以为那两个人的冲突消停些了。

2017年，燕子的母亲去世，一家人回去奔丧。

小丽后来对警方回忆，“（外婆）下葬的那天，我看见母亲眼睛附近有淤青，脸上也有，身上也有。我就问这是怎么了，母亲告诉我，姥姥去世买东西花钱，大强让我母亲去街上给他买烟，我母亲没买，回家后就把我母亲打了一顿。”

等到这年夏天，燕子突然找到小丽，“身上又有不少淤青，她还不给我看。上厕所的时候无意看见腿上屁股上青一块紫一块。她说要在这里常住，我说你是咋了，要离婚吗？她就说了好多亏欠的话，说对不起我。”

小丽给母亲找了份零工，但她感觉母亲总是心不在焉，“没过几天就看到她跟家里的小姐妹视频聊天，那小娃儿哭得。”小丽觉得，如果不是燕子自己和家里联系，谁都不知道她在哪儿。既然联系了，没过几天，大强找来了。

燕子没直接和大强见面，是小丽出的面。“我没有跟他说一句好听的话，差点就闹着报警了。”小丽越想越气。

第二天，燕子自己提出要回去。小丽说自己先感到错愕，“我感觉我母亲都被打得脑子不对了”，后来是理解，“是放心不下一对女儿了”，最后心里剩下沉甸甸的苦涩，“想当初，谁关心过我和我哥了”。

在那之后，小丽再没见过母亲。再见面，就是母亲去世——其实也没见上，小武说村里人不让，“往棺材里放的时候，封棺材的人说你别看，太吓人。他们说，我妈身上全都烂了。”

3

他们并不知道，从小丽那儿离开之后，燕子又“出逃”过好几次。

2018年2月，寒假期间，燕子去了河北，找到村里一个她认识的人，一起打工。没几天就被大强的一个朋友看见了，大强叫上了村支书一块去找。“第一天听说，第二天就和我开车去找，开车开了5、6个小时吧。”村支书说他们去了河北白沟，把燕子带回了家。

再就是2018年7月，案发前1个月，两人闹得很凶。燕子躲去了邻村哥哥家，“她来我这儿，往床上一躺就一天都起不来，说身上疼，吃从街上买的消炎药。”多年来，燕子被打后从没去看过医生，都是这么扛过去。

这一次闹得大，不仅家人多有劝说，外人也试图介入。因为大强身为村主任，当时几个乡镇干部来村里工作听说了这件事，还专门开了一个针对大强的批评会，会议记录是这么写的——“听说你和你的家人不和睦，影响不好，你身为一村之长，应以身作则”。

当时大强保证，“我以后处理好家庭，给村民做个好样。”会后，他去邻村接回妻子。

1个月之后，这起惨案发生。

“不理解，真不理解。”大强弟弟对大强和燕子之间的争吵很熟悉，“以前我劝过他好多次，也骂过我哥，孩子们也知道。我说就算感情不和，你应该合理地处理，不应该打打闹闹。”

大强的父母在他幼时离异，之后父亲再婚，又生了三个兄弟。这个生活在本地的弟弟比大强小4岁，两人同父异母，关系最好，“我的另两个哥在北京、青海，离这么远，也回不来。”

大强弟弟在市里开个小饭店，大强一直住在村里，两人来往也不频繁，“但我那嫂子只要一跑了、找不见，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找个关系托个人，总是这样。他也跟着一起去找，我媳妇也去过，总哭得相当可怜，说你把人给接回来，我绝对不和她吵架了。我也说，哥你再跟人家吵架，你就对不起我。”找人也要花钱，这些年，“没十万也有八万”。

这几年，大强家暴、燕子出逃似乎成了常态，家属们记得的就有四五次。至于为什么冲突越发频繁，家人也有些猜测——

小丽说，这几年大强在村里“好像威风了”，可能想生一个男孩，就有些嫌弃燕子。她甚至听说大强有外遇，有一年过年都没和母亲一起过。

大强弟弟则说，可能和两三年前大强又见到了前妻有关。“他们离婚之后，他前妻带着女儿去了外地，前几年过年回来了，我们都看到了，前妻和女儿都打扮得漂漂亮亮，感觉生活得充充实实的。”

至于村干部的身份，弟弟则说，“当了4届村主任了，今年是第4届。12年了，在村里为人还是比较可以。”他没听说大强和其他人起过冲突。

4

办案民警对大强的印象很差，“就像一个表演帝，我看不出他内心有什么悔过。”对于案发经过，大强的口供一直翻来覆去。

最初的笔录里，大强承认和燕子起过冲突。他说8月7日用桑树枝打了她，“抽的我媳妇的背部”，“在她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几下”，“因为我媳妇要跑，所以我才打的她”。

把妻子追回家后，大强又用家里的长擀面杖打她。但同时他又强调，之后燕子是“自己打自己”的——“我媳妇用短擀面杖打自己小腿，左右小腿她都打了……隔一会儿问我一句，相不相信她。”

大强说，8月8日，燕子的情况不太好，“我媳妇和我说她腿疼，走路的时候得弯着腰，走路比平时慢，其它的情况和平时差不多。”再就是燕子去世的8月9日，按照大强的说法，燕子那天上午曾“拿起剪刀在自己小腿上扎了一下”，“到了晚上七点多，我媳妇说她心慌得不行”。

女儿小花说，8月9日父亲曾喂母亲喝水，“我母亲刚喝了一小口就不动了，一直喘气”，小花惊慌失措地去找几个邻居帮忙，但是“他们救了半天我母亲也没有醒”，“我母亲不行了，随后我就趴在地上哭了起来……”

大强一直说，他只是用桑树棒、柳条抽打了燕子的背后和屁股，而燕子主要的伤在大小腿部位。等待尸检结果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并没有对大强施压，倒是大强几次跟办案人员强调：“我媳妇她身体不太好”。

大强对燕子之前的几次离家出走也没有否认。问到原因，他说不知道，他评价燕子的性格“比较古怪”，“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2018年9月，详细的尸检报告出来了，燕子死于失血性休克，鉴定结论让办案人员都觉得残忍——“被害人腿上的肌肉都被打成鱼肉状了，可以想见这打得多么重，是多次、重力打击才导致的这个结果”。

鉴定结论是要给犯罪嫌疑人看的，大强不认字，办案人员念给他听，他点头，说没有异议。在那之后，大强对案情就说得很少了。

之后再讯问，大强甚至不承认自己抽打过燕子。说法改变时，警方拿着过去的笔录跟他核对，他说：“不是我签的字，我不认识字”。警方强调，办案人员当时一定念给他听了，大强还是说：“反正我不认识字，不是我摁的手印。”

大强再也没有正面回答任何问题，总是说东说西。警方提示他，“我问什么你说什么”，眼看躲不过去了，大强就说：“我弄不清了，哥，我真的弄不清了”。

几次讯问中，大强很少问及一对女儿的情况，倒是有好几次跟警方说，能不能帮忙联系那个欠他钱的村民。此外，大强还主动问警方能不能联系上他早已改嫁、去往他乡的母亲。

5

站在这个土窑洞前，看着夕阳给它温柔地镶上一层金边，这幅景象是真美。远处有狗在吠，似乎在唤人回家。

我推开门，走进窑洞。看起来很久没人来过了。二十几平米的空间，土炕连着灶台，连着另一张炕……乱糟糟的衣服随意堆着，旧报纸糊着墙，小而厚的电视机摆放着，一切看着都像是七八十年代农村的模样。

墙上的一片黑白间，有张彩色年画，写着“东厨司命”，就是抱着胖娃娃的灶王爷，还写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墙壁上贴着小花小朵的奖状，“艺术之星”和“模范幼儿”。电视机上有一张两人的合照。她们略显局促地站着，姐姐小花像父亲大强，妹妹小朵则活脱脱是母亲燕子的翻版。

临出门，我突然注意到，炕上有个金头发芭比娃娃，这颜色在一片破败的场景中十分抢眼，娃娃的两只手臂都是往上举的，投降的姿势。

在屋子里站了会儿，有一种逼仄的感觉。可能是窑洞比较高，顶面高低不平，窗子又很小的缘故。走出门，屋前的空地倒是很大，对面有一排猪棚。听村里人说过，大强有一年养了不少猪，卖的那天他们都看到了，按说挣了不少。猪棚旁是一个旱厕，地上扔了一板吃完了的阿司匹林，不知道是不是燕子的。

案发后，小姐妹没再回过这里。我不确定走出窑洞对她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方面，她们脱离了过去的暴力环境，但另一方面，她们同时失去了父亲和母亲，谁来照顾她们一度是个难题。

燕子的父母均已去世，大强的父亲已年迈、母亲连警方都联系不上。

小武和小丽算是小姐妹的哥哥姐姐，但他们对小姐妹的感情很复杂。小丽说给点生活费还能接受，但要照顾是做不到的事。小武说得更直白，“你两个小闺女没人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自己犯的错不要让别人去买单，对不对？”

监护人的排序里，“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都被排除了。

只能看叔叔伯伯们。燕子哥哥说照顾起来有难度。“我现在一个人过。而且我这跟两个小孩也不亲，我妹妹在世时，也是不打架不上我门来。”

还是大强弟弟伸出了手。平时小姐妹管他叫小爸，他回村里帮着处理燕子后事那十几天，小姐妹的举动让他有些心酸，“我走哪儿她们跟到哪，就感觉我是她们最亲的人。”

之后，小爸带着小花小朵去市里过完了暑假，要开学时，他的照顾也难以为继了——小姐妹准备回原校上学，小爸家在市区，离得很远。检察官权衡了几种方案，最终决定让村支书来担任姐妹俩的临时监护人——这事实上是激活了“国家监护”这个兜底的措施。

小姐妹上学的学校还不在居住的本村，在相距十几里的邻村。考虑到实际情况，村支书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个寄养家庭。姐妹俩周一到周五住校，周末去寄养家庭。检察院又申请了2万元司法救助金，每个月拨给寄养家庭800元。

事情才算是暂时解决了。

6

2018年10月下旬，警方来到姐妹俩的学校。

小花是很重要的证人，案发当时考虑到她年龄还小，办案人员决定给她一段时间用来平复。此时案件即将移送审查起诉，他们决定再问小花一次。

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小花佝着背，看起来有些害怕。校长说，此前小花的状态调整得还不错，但把她单独叫到办公室，她明白是什么意思，“肯定又要问她和爸爸妈妈有关的问题了”。

临时监护人村支书在，班主任也在，民警让小花别害怕，先和她聊了一会儿，之后又说，“有些事我们还不明白，现在想问你，知道的你就告诉我。不要说谎，好吗？”

“你母亲在世的时候，你父母在家里面是否有打架吵架发生？”

对面就是长时间的沉默。民警说，感觉小女孩当时坐在自己面前，窘迫得像要哭了。

“你不要紧张……你记得有没有过？不要紧的。你就说，有，或者没有……”

小花突然打断了民警，“有过”——这两个字，是带着哭腔非常用力地说出的。

“这个有过是什么时候？”

“有好多次了。有的时候拿手打，有的时候他把鞋脱下来，抽我妈妈的脸。”

民警拧开一瓶饮料递给小花，女孩摇头又摆手，警察说拿着吧，把饮料放在小花身边。

接下来小花说了很多，说以往父亲常打母亲，“爸爸说，让我看住我妈妈，不让我妈妈跑，跑了他会打我。但是我看不住，我爸爸回来就打我。”

小花还说，在家里爸爸打妈妈最多，其次是打她，也打妹妹，但少。在整个对话中，小花哭得最委屈的时候，是回忆有一次父亲打她，“他在路边喝了点酒，我下了自习，他接我，半路上他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突然打我，踩了我好几脚。”

民警没想到小花能全盘托出，他们最想知道的是燕子去世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花断断续续地说，那几天父母闹得很凶。第一天“打了一天，然后晚上睡下了，第二天没打”，到了第三天，也就是案发那天，“我爸爸又发火了，打我妈妈”。

小花说父亲拿着擀面杖冲母亲说，“这又不是你的床，你为什么躺着？你要再不起来我就拿这个打你了。”母亲很想挣扎着起来，但是起不来，“身上疼的”，后来父亲就又去打母亲了，“把擀面杖打断了”。

“他把我妈打死了，然后他说，让我把那个擀面杖扔了。”

案发后，警方确实曾在村垃圾池里找到一根断成两半的擀面杖。但大强在讯问时却说，看不出这个是他家的。在这根擀面杖上，也没有提取到他的DNA信息。

至于为什么第一次做笔录时说了谎，小花说，当时父亲跟她说，“只要警察来了你就跪下”，“还有其他人说，不敢让你爸爸坐牢，你爸爸坐了牢，没人管你”。

民警问这话具体是谁说的，小花沉默了。最后，她用一种很安顺的语气说：“我也不想让我爸爸坐牢”。

笔录快做完时，可能是下课了，很多孩子涌出教室，在操场上玩耍打闹，那些声音衬得这间屋子的静默十分“刺耳”。

在警方的执法记录仪里，很清晰地记录着，在一旁陪着的大人里有人一直抽烟，有人全程低着头看着地面，气氛唯一有些活泛的时候，是当民警跟小花确认，“从你记事的时候，你爸爸就打你妈妈了？”小花很快回答，“早就开始了，还没生下我的时候”。有人笑了，跟小花说，“你没生下来的事你不知道”。

得到这一关键性的证词，民警带着大强回到村子，要他指认几次追打妻子的地点和过程。大强不肯配合也在警方的意料中。一下车，大强就开始干嚎，民警不得不再三提示他“消停一会儿”。

大强跌跌撞撞地走下土坡，走向自家的窑洞，民警问他在哪儿拽妻子头发时，他说：“我没拉她头发啊”；民警强调有证人证言，大强把眼睛一瞪，“啥证人证言，我没听过”；民警几次坚持让他抬手指认照片，他不肯，一会儿说觉得丢人，一会儿又说不用。

在村里走了一大圈，有不少人来围观。大强骂骂咧咧地说：“谁作证了，我出来就找谁”。民警让他闭嘴。

7

办案的过程中，检察院联系了团委。从2018年开始，当地团委培训了一批有专业技能的人员如社工、律师、心理咨询师、老师等，服务涉案的未成年人。

事实上，小花、小朵姐妹俩不在常见的服务对象范畴里，她们并不属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不是直接的未成年被害人，但检察官却认为她们很需要专业服务介入，“她们是最受影响的人，她们亲眼目睹了父亲对母亲施暴，这种心理阴影可想而知。”

2019年1月，团委派出的两名女性维权专员来到学校。

校长告诉二人，小花对陌生人很警觉，民警来找她的那次，回教室的时候她几乎连路都走不稳。那天晚上，是学校的两个女老师陪着姐妹俩过了一夜。

这一次，校长不建议维权专员直接接触姐妹俩。维权专员想了一招，寒假临近，她们决定给全体小学生上一堂安全自护课。上课的过程中，她们一直暗中观察着姐妹俩。

“小花一直蜷缩着，好像随时要担外界一个打击的感觉。”维权专员注意到小花的身体有些局促，“但和同学在一起，她也不抵触”。妹妹小朵的状态要自然得多，“小朵天真烂漫一些，好像什么都不管。”

课后，维权专员又去寄养家庭看了看，没想到了解到了一个新情况。

村支书给小姐妹找的第一个寄养家庭只坚持了一个来月。那家老人突然生病，不能继续照顾了。村支书紧急找了一户私交好的人家，求人说就帮忙照顾几天。但这一照顾就是2个月，眼看着要过年了，第二个家庭告诉维权专员，他们肯定不能再继续照顾姐妹俩了。

维权专员了解到，孩子的亲戚里，也就孩子们的“小爸”比较积极，就和他商量。对方表示寒假可以把孩子们带到市里过年，等寒假结束再让村支书找个合适的寄养家庭。

寒假期间，姐妹俩住在市里，离团委的活动基地近了，维权专员这才向姐妹俩表明了身份，“我是团委派来帮助你们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说”。

维权专员给小花做了一次心理评估，发现她有一些焦虑情绪和敌对情绪。相熟后，小花也和维权专员谈起过父母。她说等父亲判刑了之后，她不会去看，“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怕我妈妈伤心。”

两名女性长者的出现，可能弥补了姐妹俩对于亲情的缺失。有一次，另一个孩子来基地参加活动，维权专员感觉小花不太高兴，活动结束后小花才解释，“我不愿意看着你们对别的孩子好。”

寒假结束，村支书给姐妹俩找到了新的寄养家庭。新学期开始，维权专员更多用微信和姐妹俩联系——两人分别拿着父母的手机，用着父母的微信。

一个周末，小花跟维权专员说，同学说她们姐妹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我问她，你当时心里想什么。她说我恨他们，我不想跟他们玩儿。”

“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她失去了正常的朋友。这是她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商讨后，维权专员们准备了一些书籍，4月份时带去了学校，宣布学校里将设一个图书室，各年级都有一个图书管理员。小花就是六年级的图书管理员。

她们希望小花能锻炼与人交往的能力，“让她多体验一些好的感受，创造机会去强化。”对这个职务小花很认真，有一个周末还专门发语音问维权专员，“老师，我想把那些发的书全收起来再分配一下。”

在持续的引导下，小花的情绪越来越稳定了。也会经常上传一些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小视频。2019年母亲节那天，小花还发了一条祝福视频，她冲着镜头说，“祝全天下的母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8

2019年6月底，小花的升学考试已经结束，妹妹小朵的期末考试正在进行。小花明显有些焦虑，考试一结束就发微信问维权专员，“我们暑假去哪里呢？”

寄养家庭里的奶奶暑假想去市里带孙子，但沟通后奶奶也表示，如果实在需要，也可以继续在村子里照顾姐妹俩。

维权专员又和孩子们的小爸联系了几次，但对方的态度摇摆不定。打电话、发微信总得不到及时的回复，过一两天又说，因为在某个村子，信号不好之类。

面对小花几次听上去很急迫的询问，维权专员也不知该如何答复。这样僵持了两三天，等到小朵考试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到村子里看孩子。校长、镇长、维权专员，所有人坐在一起商讨决定，如果小爸不来接，孩子就在寄养家庭过暑假，然后相应地提高生活补助。

我终于见到了姐妹俩。

在冰冷的案卷之外，在所有人的描述之外。小花看见我有些害羞，小朵不太怕生，维权专员提示小花喊人，小花腼腆地和我打了个招呼。

过了一会儿，小爸意外出现了。他说刚好在县里有事，想想干脆开车回村吧。有一个学期没见到小爸了，小花不说话，小朵先喊了人。

小爸和寄养家庭的爷爷奶奶聊了会天，在外面沉默地抽烟去了。小朵跟了出去，透着窗子，我听见她在回答小爸的问题，说自己期末考得怎么样。

回来后，小爸发了话，说要带姐妹俩回市里过暑假。姐妹俩立刻开始整理东西——收拾了两三本书后，小花翻出了一张姐妹俩和母亲的合照，A4纸大小，塑封着——维权专员问照片带不带，小花倒像有些不好意思地拉高了声调说“不带”，再问她“不带吗”，她又说，“带”。

第二天，我去小爸的饭店里找他，他说自己确实有顾虑。有段时间，他对维权专员的介入有些抵触。他感觉维权专员们对孩子太客气了，“该批评还是要批评的”。寒假的时候，小花和他闹了点不愉快，他批评了几句，气头上说了句“我当时就不该管你们”，万万没想到小花立刻顶嘴说，“你就不该管我。你不管我，人家政府管。”

小爸有两个儿子，大儿子20多，小儿子18岁，他这辈子也没想过自己会和小女孩打交道，有时候他想给姐妹俩买衣服都买不了，得让妻子带着去。

“像我的两个儿子我有时候还打两下，这两个孩子，从来不会动一根指头。”说话间，语气里就带着灰心。很快，又像宽慰自己一般，“咱毕竟年龄大，和她们父亲的亲情也在，我还得管的。”

维权专员告诉我，小姐妹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小花对待长辈不是很尊重。

2019年5月，办案人员曾去寄养家庭问过孩子们的生活情况，当时问孩子们在家怎么称呼他们，爷爷尴尬地笑，“叫不上，从来这儿，就没叫过我”。

所以这次暑假，维权专员也很担心姐妹俩在小爸一家的处境，叮嘱了小花好几次，“你应该主动地关心小爸小妈，每天他们回家，你可以问问他们累不累呀。”

为此，维权专员还设计了一次特殊的课堂。

课堂从姐妹俩喜欢的唱歌跳舞开始，蹦蹦跳跳后，气氛暖起来了，两个孩子坐下来。第一部分是一个扎气球游戏。维权专员拿出一根牙签先做示范，把气球放低，对着远处，拿着牙签扎下去。

“啪”，气球破了。

姐妹俩交换了一个害怕又兴奋的眼神。她们也学着，可是扎了好几下，气球都没有破。

维权专员就拿过一个气球说，“你们摸摸气球，是不是头和尾部软软的，再摸摸它肚子最鼓的地方，是不是有些硬？你们只要拿牙签，扎它最鼓的地方，这样一下就能扎破。”

“啪”，气球破了，姐妹俩笑了起来。

“气球鼓得最中间表面的张力最大，一碰就爆。交朋友的时候也是一样。有的小朋友胖胖的，有的比较结巴，这就是他们表面张力最大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注意，随便去碰最弱的点，对方就会不高兴，一下就爆了。所以我们和别人交往的时候要有礼貌，接受别人的弱点，不轻易触碰。是不是？”

维权专员还准备了一个故事。

“大森林里，有一天小熊过生日，它准备请四个好朋友来家里吃蛋糕。首先它给长颈鹿打电话，‘喂，你是长脖子的家伙吗？你今天下午到我家来吃蛋糕。’长颈鹿听了不高兴，说我才不去，挂断了电话。小熊有点纳闷。接着他给小猴子打电话，‘喂，你是红屁股猴吧？红屁股猴，今天我过生日，晚上你到我家来吃蛋糕’，猴子听了不高兴，话都没说直接挂了……”

姐妹俩听得很认真，小朵时不时咯咯地笑。故事讲完了，维权专员请小姐妹替小熊纠正一下。

小花先说，她站起来，想了想，说，“长颈鹿你好，今天下午我生日，你来我家吃蛋糕吧。”小朵接着，她说，“小猴子，对不起，上次的事是我太着急了。我给你道歉。今天下午是我的生日，你来我家吃蛋糕。”

后记

离开前，我跟小花道别，她问我去哪儿，之后，又用一种幼稚却十分认真的语气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就在这里住呢？”“在这儿没地方住吗？”我解释之后她说，“好吧，再见了。”

到底要不要直接给孩子们零花钱？我也问过维权专员。小花有些过度依赖手机，大人们不建议直接给她钱。可我还是想让孩子高兴，就给小花发了个微信红包，让她暑假去买几本书看看。等我飞机落地，我看到了十几条未读信息，都是小花发的，问我在不在，说她没有微信的支付密码，用不了钱。

小花有一个习惯，但凡微信找人，一时半会找不到，就会很急切地发很多段语音，都是一两秒，打开来听是她在问——“在吗”，“你在吗”，“在不在呀”。

2019年7月，大强涉嫌故意伤害罪的案件开庭。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他将面临十年左右的刑期，未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承担照顾女儿的责任。等到他重新回到姐妹俩身边，也已经是个年过半百的人了。

维权专员和孩子们的小爸聊过，未来怎么办。反复更换寄养家庭对姐妹来说不够稳定，也有很多意外风险，她们也考虑过是否要送姐妹俩去福利院，但是小花不愿意。小爸听明白了维权专员没说出来的意思，他说，他要等到再见到哥哥大强的那一天，问问大强的意见。

2019年的暑假一转眼就过去了。小爸说，孩子们这次的表现挺好，“好像一下就懂事了”。

（人物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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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七号房的礼物》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