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父亲打死母亲之后

2020-03-20 10:24:03
0.3.D
0人评论

去年,我曾在黄土高原的中部某市待了一周。离开前,给13岁的小花发了一个微信红包。她很快给我回了语音,“咋整啊,微信是我妈妈的,然后也已经实名认证了。”她问我要到哪里去,之后又说,“可是我妈妈已经死了,我也用不上呀”。

她声音湿哒哒的,像从水里刚拖出来,尾音里留着重量,语调却平稳。说到“死”,就像说一件再日常不过的事,夹在问我要去哪里之间。

1年半以前,小花的父亲在窑洞里打死了她的母亲。

1

2018年8月的一个夜晚,47岁的村主任大强走出自家的窑洞。此前,他给村支书打了电话,说妻子燕子犯了病,情况不太好,他要去乡里找人。

村支书去了大强家,看到53岁的燕子躺在床上,面部青紫,小腿肿胀,人已经没了气息,一双女儿在一旁哭。村支书给燕子邻村的哥哥打了电话,后者报了警。

燕子哥哥说,他断定一切肯定和大强有关,“因为他们俩平时在家就爱打闹。我也问书记了,我问打架了吗,他说可能打了,身上有伤。”但燕子的哥哥没去现场,“人都不在了,去还有什么用。”

警方赶到后自然也想先找大强,“但找了一夜他都没出现”,直到第二天凌晨五六点,“他自己走回来了,在村委会附近,我们就把他控制了”。

大强住在市里的一个弟弟也赶了过来,前一天晚上,大强也给他打电话了——“他说,我出事了,你嫂子不在了。”当时,大强弟弟正和一些朋友在一起,心里“咯噔一下”,不敢自己开车,找朋友驾车回到村子里。

大强弟弟告诉我,他也是第二天早上才见到自己哥哥的,“我看见他从下面走上来,我就过去打个照面,人公安不让说什么话。他给我交代了一下,说家里哪儿放了几百块钱,哪家欠了几千块钱,怎么办后事。”

我忍不住问,都没问一对女儿怎么办吗?大强弟弟想了想说,“没有,当时女儿不在跟前呢,在哪个邻居那里吧。他没有交代。”

重新露面时,大强解释了这一夜他的行踪。他说,自己妻子犯了病,心口疼,他让女儿去邻居家借速效救心丸,邻居到他家时摸了妻子脉搏,还有气儿。后来他找的医生来了,说人没了,“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大强说自己哭了会儿,等平静下来,想着家里只有700元现金,就去村里一户欠他钱的人家要钱,对方说要去县里拿,他等了1个小时。“我从他家里出来以后,在门外的地里坐了1个多小时,然后我去另一家借钱……我在他家待到天明5点多,出来后就到村委会……然后我就被带到公安局了。”

对于燕子怎么就“犯病了”,大强轻描淡写地说,夫妻间起了小冲突,他也动手了,“拿个小木棍、小柳条在她身上打了一下”。

大强和燕子所在的县城有十几万人口,刑事案件鲜少发生,燕子的死亡立刻掀起了不小的风波。由于案件涉及的两个女儿一个12岁(小花)、一个9岁(小朵),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在现场提示办案民警,“对两个未成年人进行工作要注意方式,尽量平和,不要造成二次伤害”。

案发第二天上午,警方便对姐姐小花进行了一次询问,问她父母是否吵架了,女孩回答,“没有吵架”;问她近几日内父亲是否打过母亲,她答“没有打过”,“我没有看见我母亲脸上有伤”。

“大姑娘吞吞吐吐,感觉在隐瞒东西。”小花不自然的表现没有逃开侦查人员的眼睛,但他们也犯了难,不想再对小花施压,决定先问其他人。

事发前3天,数个村民见到大强夫妻起冲突。燕子甚至逃到一个村民的院子里,还是被大强发现了。有村民说,“我见到他(大强)用胳膊拽着她,一只手拽着。这女的吃不了多少饭(形容燕子瘦),他拽着她头发。”

那天,燕子被大强拖回了家;后来她又跑了一次,被大强追回;再跑,再被追回。这样反复了3次。

办案人员在村口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在村委会的黑板上把燕子三次出逃的路线画出来,找村民一一核实,固定证据。

不过警方在取证时挺费力。他们和村民闲聊时听到不少,但一说坐下来做个笔录吧,就纷纷摆手不愿意。

这是一个老龄化的村庄,一些陈旧的观念根深蒂固。有村民表示“大强和燕子感情不错哩”,还有人说,“丈夫打老婆不是很正常吗?”

离开现场后,办案人员从女方亲戚那儿了解了更多的情况。一段家暴史逐渐被拼凑起来。

2

这是个重组家庭。大强和燕子都曾有过各自的家庭、孩子。两人具体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很多细节已难以考证。

燕子的哥哥说,他们家一直极力反对这段婚姻。“她原来那个丈夫人挺好,想着怎么挣钱,没什么毛病,干活卖力。” 另一个反对的理由是,担心这件事对燕子和前夫生育的一对儿女产生影响。

燕子的儿子小武出生于1989年,女儿小丽出生于1991年。父母闹离婚时,他们正处在青春期。离婚后,小武跟着父亲,小丽跟着母亲燕子。

2005年,小丽到县城准备上初中,那时大强刚和燕子在一起,在县城租了房子。小丽目睹了好几次两人吵架、打架,大强打起人来很可怕,“抡起啥是啥,烧蜂窝煤的炉子不是有火钩吗,拿那个,有时候拿擀面杖。”

“有一次打完之后,把我母亲扣在大缸里。”小丽觉得很难受,“我感觉人家是故意针对我。”——在小丽看来,继父就是嫌自己碍事。一起住了几个月后,她就住校去了。

过了没多久,大强居然去学校找到小丽,说她母亲燕子不见了,问她知不知道去了哪儿。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次,“他一找不见我妈就去学校闹一通,一找不见就去闹……”小丽觉得自己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很快辍了学。

“你想想,我妹妹,13岁就辍学了,去给人当保姆。”说起往事,哥哥小武的情绪比小丽激烈得多,“他(大强)这种人就不应该活在世上,浪费空气。”

父母离婚后,小武说是判给父亲,实际上也一直住在姥姥家。有一次,大强骂骂咧咧地来找燕子,被小武看见了。“他来也不好好说,就发混蛋(闹事),我当时也小,就想,你也是一个头,我也是一个头,大不了一命换一命。”可能是当时大强说的“你们全家都别好好活”这句话激怒了小武,也可能是怯懦的母亲刺痛了儿子的眼,那次小武和大强打了一架。

也是在那一年,小武辍了学。他恨自己年龄小,“我那会儿要是大一点,他能活得了吗?我不拿刀杀他?那时候我斗不过他,我心里知道。”

兄妹俩都去了外地,彻底和母亲与继父断了联系,电话都不打。母亲的近况他们都是听说的:比如2006年燕子和大强生了个女儿,2009年又生了一个。

几年间,离得远了,听得少了,他们以为那两个人的冲突消停些了。

2017年,燕子的母亲去世,一家人回去奔丧。

小丽后来对警方回忆,“(外婆)下葬的那天,我看见母亲眼睛附近有淤青,脸上也有,身上也有。我就问这是怎么了,母亲告诉我,姥姥去世买东西花钱,大强让我母亲去街上给他买烟,我母亲没买,回家后就把我母亲打了一顿。”

等到这年夏天,燕子突然找到小丽,“身上又有不少淤青,她还不给我看。上厕所的时候无意看见腿上屁股上青一块紫一块。她说要在这里常住,我说你是咋了,要离婚吗?她就说了好多亏欠的话,说对不起我。”

小丽给母亲找了份零工,但她感觉母亲总是心不在焉,“没过几天就看到她跟家里的小姐妹视频聊天,那小娃儿哭得。”小丽觉得,如果不是燕子自己和家里联系,谁都不知道她在哪儿。既然联系了,没过几天,大强找来了。

燕子没直接和大强见面,是小丽出的面。“我没有跟他说一句好听的话,差点就闹着报警了。”小丽越想越气。

第二天,燕子自己提出要回去。小丽说自己先感到错愕,“我感觉我母亲都被打得脑子不对了”,后来是理解,“是放心不下一对女儿了”,最后心里剩下沉甸甸的苦涩,“想当初,谁关心过我和我哥了”。

在那之后,小丽再没见过母亲。再见面,就是母亲去世——其实也没见上,小武说村里人不让,“往棺材里放的时候,封棺材的人说你别看,太吓人。他们说,我妈身上全都烂了。”

3

他们并不知道,从小丽那儿离开之后,燕子又“出逃”过好几次。

2018年2月,寒假期间,燕子去了河北,找到村里一个她认识的人,一起打工。没几天就被大强的一个朋友看见了,大强叫上了村支书一块去找。“第一天听说,第二天就和我开车去找,开车开了5、6个小时吧。”村支书说他们去了河北白沟,把燕子带回了家。

再就是2018年7月,案发前1个月,两人闹得很凶。燕子躲去了邻村哥哥家,“她来我这儿,往床上一躺就一天都起不来,说身上疼,吃从街上买的消炎药。”多年来,燕子被打后从没去看过医生,都是这么扛过去。

这一次闹得大,不仅家人多有劝说,外人也试图介入。因为大强身为村主任,当时几个乡镇干部来村里工作听说了这件事,还专门开了一个针对大强的批评会,会议记录是这么写的——“听说你和你的家人不和睦,影响不好,你身为一村之长,应以身作则”。

当时大强保证,“我以后处理好家庭,给村民做个好样。”会后,他去邻村接回妻子。

1个月之后,这起惨案发生。

“不理解,真不理解。”大强弟弟对大强和燕子之间的争吵很熟悉,“以前我劝过他好多次,也骂过我哥,孩子们也知道。我说就算感情不和,你应该合理地处理,不应该打打闹闹。”

大强的父母在他幼时离异,之后父亲再婚,又生了三个兄弟。这个生活在本地的弟弟比大强小4岁,两人同父异母,关系最好,“我的另两个哥在北京、青海,离这么远,也回不来。”

大强弟弟在市里开个小饭店,大强一直住在村里,两人来往也不频繁,“但我那嫂子只要一跑了、找不见,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找个关系托个人,总是这样。他也跟着一起去找,我媳妇也去过,总哭得相当可怜,说你把人给接回来,我绝对不和她吵架了。我也说,哥你再跟人家吵架,你就对不起我。”找人也要花钱,这些年,“没十万也有八万”。

这几年,大强家暴、燕子出逃似乎成了常态,家属们记得的就有四五次。至于为什么冲突越发频繁,家人也有些猜测——

小丽说,这几年大强在村里“好像威风了”,可能想生一个男孩,就有些嫌弃燕子。她甚至听说大强有外遇,有一年过年都没和母亲一起过。

大强弟弟则说,可能和两三年前大强又见到了前妻有关。“他们离婚之后,他前妻带着女儿去了外地,前几年过年回来了,我们都看到了,前妻和女儿都打扮得漂漂亮亮,感觉生活得充充实实的。”

至于村干部的身份,弟弟则说,“当了4届村主任了,今年是第4届。12年了,在村里为人还是比较可以。”他没听说大强和其他人起过冲突。

4

办案民警对大强的印象很差,“就像一个表演帝,我看不出他内心有什么悔过。”对于案发经过,大强的口供一直翻来覆去。

最初的笔录里,大强承认和燕子起过冲突。他说8月7日用桑树枝打了她,“抽的我媳妇的背部”,“在她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几下”,“因为我媳妇要跑,所以我才打的她”。

把妻子追回家后,大强又用家里的长擀面杖打她。但同时他又强调,之后燕子是“自己打自己”的——“我媳妇用短擀面杖打自己小腿,左右小腿她都打了……隔一会儿问我一句,相不相信她。”

大强说,8月8日,燕子的情况不太好,“我媳妇和我说她腿疼,走路的时候得弯着腰,走路比平时慢,其它的情况和平时差不多。”再就是燕子去世的8月9日,按照大强的说法,燕子那天上午曾“拿起剪刀在自己小腿上扎了一下”,“到了晚上七点多,我媳妇说她心慌得不行”。

女儿小花说,8月9日父亲曾喂母亲喝水,“我母亲刚喝了一小口就不动了,一直喘气”,小花惊慌失措地去找几个邻居帮忙,但是“他们救了半天我母亲也没有醒”,“我母亲不行了,随后我就趴在地上哭了起来……”

大强一直说,他只是用桑树棒、柳条抽打了燕子的背后和屁股,而燕子主要的伤在大小腿部位。等待尸检结果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并没有对大强施压,倒是大强几次跟办案人员强调:“我媳妇她身体不太好”。

大强对燕子之前的几次离家出走也没有否认。问到原因,他说不知道,他评价燕子的性格“比较古怪”,“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2018年9月,详细的尸检报告出来了,燕子死于失血性休克,鉴定结论让办案人员都觉得残忍——“被害人腿上的肌肉都被打成鱼肉状了,可以想见这打得多么重,是多次、重力打击才导致的这个结果”。

鉴定结论是要给犯罪嫌疑人看的,大强不认字,办案人员念给他听,他点头,说没有异议。在那之后,大强对案情就说得很少了。

之后再讯问,大强甚至不承认自己抽打过燕子。说法改变时,警方拿着过去的笔录跟他核对,他说:“不是我签的字,我不认识字”。警方强调,办案人员当时一定念给他听了,大强还是说:“反正我不认识字,不是我摁的手印。”

大强再也没有正面回答任何问题,总是说东说西。警方提示他,“我问什么你说什么”,眼看躲不过去了,大强就说:“我弄不清了,哥,我真的弄不清了”。

几次讯问中,大强很少问及一对女儿的情况,倒是有好几次跟警方说,能不能帮忙联系那个欠他钱的村民。此外,大强还主动问警方能不能联系上他早已改嫁、去往他乡的母亲。

5

站在这个土窑洞前,看着夕阳给它温柔地镶上一层金边,这幅景象是真美。远处有狗在吠,似乎在唤人回家。

我推开门,走进窑洞。看起来很久没人来过了。二十几平米的空间,土炕连着灶台,连着另一张炕……乱糟糟的衣服随意堆着,旧报纸糊着墙,小而厚的电视机摆放着,一切看着都像是七八十年代农村的模样。

墙上的一片黑白间,有张彩色年画,写着“东厨司命”,就是抱着胖娃娃的灶王爷,还写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墙壁上贴着小花小朵的奖状,“艺术之星”和“模范幼儿”。电视机上有一张两人的合照。她们略显局促地站着,姐姐小花像父亲大强,妹妹小朵则活脱脱是母亲燕子的翻版。

临出门,我突然注意到,炕上有个金头发芭比娃娃,这颜色在一片破败的场景中十分抢眼,娃娃的两只手臂都是往上举的,投降的姿势。

在屋子里站了会儿,有一种逼仄的感觉。可能是窑洞比较高,顶面高低不平,窗子又很小的缘故。走出门,屋前的空地倒是很大,对面有一排猪棚。听村里人说过,大强有一年养了不少猪,卖的那天他们都看到了,按说挣了不少。猪棚旁是一个旱厕,地上扔了一板吃完了的阿司匹林,不知道是不是燕子的。

案发后,小姐妹没再回过这里。我不确定走出窑洞对她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方面,她们脱离了过去的暴力环境,但另一方面,她们同时失去了父亲和母亲,谁来照顾她们一度是个难题。

燕子的父母均已去世,大强的父亲已年迈、母亲连警方都联系不上。

小武和小丽算是小姐妹的哥哥姐姐,但他们对小姐妹的感情很复杂。小丽说给点生活费还能接受,但要照顾是做不到的事。小武说得更直白,“你两个小闺女没人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自己犯的错不要让别人去买单,对不对?”

监护人的排序里,“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都被排除了。

只能看叔叔伯伯们。燕子哥哥说照顾起来有难度。“我现在一个人过。而且我这跟两个小孩也不亲,我妹妹在世时,也是不打架不上我门来。”

还是大强弟弟伸出了手。平时小姐妹管他叫小爸,他回村里帮着处理燕子后事那十几天,小姐妹的举动让他有些心酸,“我走哪儿她们跟到哪,就感觉我是她们最亲的人。”

目睹父亲打死母亲之后

之后,小爸带着小花小朵去市里过完了暑假,要开学时,他的照顾也难以为继了——小姐妹准备回原校上学,小爸家在市区,离得很远。检察官权衡了几种方案,最终决定让村支书来担任姐妹俩的临时监护人——这事实上是激活了“国家监护”这个兜底的措施。

小姐妹上学的学校还不在居住的本村,在相距十几里的邻村。考虑到实际情况,村支书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个寄养家庭。姐妹俩周一到周五住校,周末去寄养家庭。检察院又申请了2万元司法救助金,每个月拨给寄养家庭800元。

事情才算是暂时解决了。

6

2018年10月下旬,警方来到姐妹俩的学校。

小花是很重要的证人,案发当时考虑到她年龄还小,办案人员决定给她一段时间用来平复。此时案件即将移送审查起诉,他们决定再问小花一次。

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小花佝着背,看起来有些害怕。校长说,此前小花的状态调整得还不错,但把她单独叫到办公室,她明白是什么意思,“肯定又要问她和爸爸妈妈有关的问题了”。

临时监护人村支书在,班主任也在,民警让小花别害怕,先和她聊了一会儿,之后又说,“有些事我们还不明白,现在想问你,知道的你就告诉我。不要说谎,好吗?”

“你母亲在世的时候,你父母在家里面是否有打架吵架发生?”

对面就是长时间的沉默。民警说,感觉小女孩当时坐在自己面前,窘迫得像要哭了。

“你不要紧张……你记得有没有过?不要紧的。你就说,有,或者没有……”

小花突然打断了民警,“有过”——这两个字,是带着哭腔非常用力地说出的。

“这个有过是什么时候?”

“有好多次了。有的时候拿手打,有的时候他把鞋脱下来,抽我妈妈的脸。”

民警拧开一瓶饮料递给小花,女孩摇头又摆手,警察说拿着吧,把饮料放在小花身边。

接下来小花说了很多,说以往父亲常打母亲,“爸爸说,让我看住我妈妈,不让我妈妈跑,跑了他会打我。但是我看不住,我爸爸回来就打我。”

小花还说,在家里爸爸打妈妈最多,其次是打她,也打妹妹,但少。在整个对话中,小花哭得最委屈的时候,是回忆有一次父亲打她,“他在路边喝了点酒,我下了自习,他接我,半路上他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突然打我,踩了我好几脚。”

民警没想到小花能全盘托出,他们最想知道的是燕子去世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花断断续续地说,那几天父母闹得很凶。第一天“打了一天,然后晚上睡下了,第二天没打”,到了第三天,也就是案发那天,“我爸爸又发火了,打我妈妈”。

小花说父亲拿着擀面杖冲母亲说,“这又不是你的床,你为什么躺着?你要再不起来我就拿这个打你了。”母亲很想挣扎着起来,但是起不来,“身上疼的”,后来父亲就又去打母亲了,“把擀面杖打断了”。

“他把我妈打死了,然后他说,让我把那个擀面杖扔了。”

案发后,警方确实曾在村垃圾池里找到一根断成两半的擀面杖。但大强在讯问时却说,看不出这个是他家的。在这根擀面杖上,也没有提取到他的DNA信息。

至于为什么第一次做笔录时说了谎,小花说,当时父亲跟她说,“只要警察来了你就跪下”,“还有其他人说,不敢让你爸爸坐牢,你爸爸坐了牢,没人管你”。

民警问这话具体是谁说的,小花沉默了。最后,她用一种很安顺的语气说:“我也不想让我爸爸坐牢”。

笔录快做完时,可能是下课了,很多孩子涌出教室,在操场上玩耍打闹,那些声音衬得这间屋子的静默十分“刺耳”。

在警方的执法记录仪里,很清晰地记录着,在一旁陪着的大人里有人一直抽烟,有人全程低着头看着地面,气氛唯一有些活泛的时候,是当民警跟小花确认,“从你记事的时候,你爸爸就打你妈妈了?”小花很快回答,“早就开始了,还没生下我的时候”。有人笑了,跟小花说,“你没生下来的事你不知道”。

得到这一关键性的证词,民警带着大强回到村子,要他指认几次追打妻子的地点和过程。大强不肯配合也在警方的意料中。一下车,大强就开始干嚎,民警不得不再三提示他“消停一会儿”。

大强跌跌撞撞地走下土坡,走向自家的窑洞,民警问他在哪儿拽妻子头发时,他说:“我没拉她头发啊”;民警强调有证人证言,大强把眼睛一瞪,“啥证人证言,我没听过”;民警几次坚持让他抬手指认照片,他不肯,一会儿说觉得丢人,一会儿又说不用。

在村里走了一大圈,有不少人来围观。大强骂骂咧咧地说:“谁作证了,我出来就找谁”。民警让他闭嘴。

7

办案的过程中,检察院联系了团委。从2018年开始,当地团委培训了一批有专业技能的人员如社工、律师、心理咨询师、老师等,服务涉案的未成年人。

事实上,小花、小朵姐妹俩不在常见的服务对象范畴里,她们并不属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不是直接的未成年被害人,但检察官却认为她们很需要专业服务介入,“她们是最受影响的人,她们亲眼目睹了父亲对母亲施暴,这种心理阴影可想而知。”

2019年1月,团委派出的两名女性维权专员来到学校。

校长告诉二人,小花对陌生人很警觉,民警来找她的那次,回教室的时候她几乎连路都走不稳。那天晚上,是学校的两个女老师陪着姐妹俩过了一夜。

这一次,校长不建议维权专员直接接触姐妹俩。维权专员想了一招,寒假临近,她们决定给全体小学生上一堂安全自护课。上课的过程中,她们一直暗中观察着姐妹俩。

“小花一直蜷缩着,好像随时要担外界一个打击的感觉。”维权专员注意到小花的身体有些局促,“但和同学在一起,她也不抵触”。妹妹小朵的状态要自然得多,“小朵天真烂漫一些,好像什么都不管。”

课后,维权专员又去寄养家庭看了看,没想到了解到了一个新情况。

村支书给小姐妹找的第一个寄养家庭只坚持了一个来月。那家老人突然生病,不能继续照顾了。村支书紧急找了一户私交好的人家,求人说就帮忙照顾几天。但这一照顾就是2个月,眼看着要过年了,第二个家庭告诉维权专员,他们肯定不能再继续照顾姐妹俩了。

维权专员了解到,孩子的亲戚里,也就孩子们的“小爸”比较积极,就和他商量。对方表示寒假可以把孩子们带到市里过年,等寒假结束再让村支书找个合适的寄养家庭。

寒假期间,姐妹俩住在市里,离团委的活动基地近了,维权专员这才向姐妹俩表明了身份,“我是团委派来帮助你们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说”。

维权专员给小花做了一次心理评估,发现她有一些焦虑情绪和敌对情绪。相熟后,小花也和维权专员谈起过父母。她说等父亲判刑了之后,她不会去看,“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怕我妈妈伤心。”

两名女性长者的出现,可能弥补了姐妹俩对于亲情的缺失。有一次,另一个孩子来基地参加活动,维权专员感觉小花不太高兴,活动结束后小花才解释,“我不愿意看着你们对别的孩子好。”

寒假结束,村支书给姐妹俩找到了新的寄养家庭。新学期开始,维权专员更多用微信和姐妹俩联系——两人分别拿着父母的手机,用着父母的微信。

一个周末,小花跟维权专员说,同学说她们姐妹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我问她,你当时心里想什么。她说我恨他们,我不想跟他们玩儿。”

“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她失去了正常的朋友。这是她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商讨后,维权专员们准备了一些书籍,4月份时带去了学校,宣布学校里将设一个图书室,各年级都有一个图书管理员。小花就是六年级的图书管理员。

她们希望小花能锻炼与人交往的能力,“让她多体验一些好的感受,创造机会去强化。”对这个职务小花很认真,有一个周末还专门发语音问维权专员,“老师,我想把那些发的书全收起来再分配一下。”

在持续的引导下,小花的情绪越来越稳定了。也会经常上传一些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小视频。2019年母亲节那天,小花还发了一条祝福视频,她冲着镜头说,“祝全天下的母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8

2019年6月底,小花的升学考试已经结束,妹妹小朵的期末考试正在进行。小花明显有些焦虑,考试一结束就发微信问维权专员,“我们暑假去哪里呢?”

寄养家庭里的奶奶暑假想去市里带孙子,但沟通后奶奶也表示,如果实在需要,也可以继续在村子里照顾姐妹俩。

维权专员又和孩子们的小爸联系了几次,但对方的态度摇摆不定。打电话、发微信总得不到及时的回复,过一两天又说,因为在某个村子,信号不好之类。

面对小花几次听上去很急迫的询问,维权专员也不知该如何答复。这样僵持了两三天,等到小朵考试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到村子里看孩子。校长、镇长、维权专员,所有人坐在一起商讨决定,如果小爸不来接,孩子就在寄养家庭过暑假,然后相应地提高生活补助。

我终于见到了姐妹俩。

在冰冷的案卷之外,在所有人的描述之外。小花看见我有些害羞,小朵不太怕生,维权专员提示小花喊人,小花腼腆地和我打了个招呼。

过了一会儿,小爸意外出现了。他说刚好在县里有事,想想干脆开车回村吧。有一个学期没见到小爸了,小花不说话,小朵先喊了人。

小爸和寄养家庭的爷爷奶奶聊了会天,在外面沉默地抽烟去了。小朵跟了出去,透着窗子,我听见她在回答小爸的问题,说自己期末考得怎么样。

回来后,小爸发了话,说要带姐妹俩回市里过暑假。姐妹俩立刻开始整理东西——收拾了两三本书后,小花翻出了一张姐妹俩和母亲的合照,A4纸大小,塑封着——维权专员问照片带不带,小花倒像有些不好意思地拉高了声调说“不带”,再问她“不带吗”,她又说,“带”。

第二天,我去小爸的饭店里找他,他说自己确实有顾虑。有段时间,他对维权专员的介入有些抵触。他感觉维权专员们对孩子太客气了,“该批评还是要批评的”。寒假的时候,小花和他闹了点不愉快,他批评了几句,气头上说了句“我当时就不该管你们”,万万没想到小花立刻顶嘴说,“你就不该管我。你不管我,人家政府管。”

小爸有两个儿子,大儿子20多,小儿子18岁,他这辈子也没想过自己会和小女孩打交道,有时候他想给姐妹俩买衣服都买不了,得让妻子带着去。

“像我的两个儿子我有时候还打两下,这两个孩子,从来不会动一根指头。”说话间,语气里就带着灰心。很快,又像宽慰自己一般,“咱毕竟年龄大,和她们父亲的亲情也在,我还得管的。”

维权专员告诉我,小姐妹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小花对待长辈不是很尊重。

2019年5月,办案人员曾去寄养家庭问过孩子们的生活情况,当时问孩子们在家怎么称呼他们,爷爷尴尬地笑,“叫不上,从来这儿,就没叫过我”。

所以这次暑假,维权专员也很担心姐妹俩在小爸一家的处境,叮嘱了小花好几次,“你应该主动地关心小爸小妈,每天他们回家,你可以问问他们累不累呀。”

为此,维权专员还设计了一次特殊的课堂。

课堂从姐妹俩喜欢的唱歌跳舞开始,蹦蹦跳跳后,气氛暖起来了,两个孩子坐下来。第一部分是一个扎气球游戏。维权专员拿出一根牙签先做示范,把气球放低,对着远处,拿着牙签扎下去。

“啪”,气球破了。

姐妹俩交换了一个害怕又兴奋的眼神。她们也学着,可是扎了好几下,气球都没有破。

维权专员就拿过一个气球说,“你们摸摸气球,是不是头和尾部软软的,再摸摸它肚子最鼓的地方,是不是有些硬?你们只要拿牙签,扎它最鼓的地方,这样一下就能扎破。”

“啪”,气球破了,姐妹俩笑了起来。

“气球鼓得最中间表面的张力最大,一碰就爆。交朋友的时候也是一样。有的小朋友胖胖的,有的比较结巴,这就是他们表面张力最大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注意,随便去碰最弱的点,对方就会不高兴,一下就爆了。所以我们和别人交往的时候要有礼貌,接受别人的弱点,不轻易触碰。是不是?”

维权专员还准备了一个故事。

“大森林里,有一天小熊过生日,它准备请四个好朋友来家里吃蛋糕。首先它给长颈鹿打电话,‘喂,你是长脖子的家伙吗?你今天下午到我家来吃蛋糕。’长颈鹿听了不高兴,说我才不去,挂断了电话。小熊有点纳闷。接着他给小猴子打电话,‘喂,你是红屁股猴吧?红屁股猴,今天我过生日,晚上你到我家来吃蛋糕’,猴子听了不高兴,话都没说直接挂了……”

姐妹俩听得很认真,小朵时不时咯咯地笑。故事讲完了,维权专员请小姐妹替小熊纠正一下。

小花先说,她站起来,想了想,说,“长颈鹿你好,今天下午我生日,你来我家吃蛋糕吧。”小朵接着,她说,“小猴子,对不起,上次的事是我太着急了。我给你道歉。今天下午是我的生日,你来我家吃蛋糕。”

后记

离开前,我跟小花道别,她问我去哪儿,之后,又用一种幼稚却十分认真的语气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就在这里住呢?”“在这儿没地方住吗?”我解释之后她说,“好吧,再见了。”

到底要不要直接给孩子们零花钱?我也问过维权专员。小花有些过度依赖手机,大人们不建议直接给她钱。可我还是想让孩子高兴,就给小花发了个微信红包,让她暑假去买几本书看看。等我飞机落地,我看到了十几条未读信息,都是小花发的,问我在不在,说她没有微信的支付密码,用不了钱。

小花有一个习惯,但凡微信找人,一时半会找不到,就会很急切地发很多段语音,都是一两秒,打开来听是她在问——“在吗”,“你在吗”,“在不在呀”。

2019年7月,大强涉嫌故意伤害罪的案件开庭。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他将面临十年左右的刑期,未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承担照顾女儿的责任。等到他重新回到姐妹俩身边,也已经是个年过半百的人了。

维权专员和孩子们的小爸聊过,未来怎么办。反复更换寄养家庭对姐妹来说不够稳定,也有很多意外风险,她们也考虑过是否要送姐妹俩去福利院,但是小花不愿意。小爸听明白了维权专员没说出来的意思,他说,他要等到再见到哥哥大强的那一天,问问大强的意见。

2019年的暑假一转眼就过去了。小爸说,孩子们这次的表现挺好,“好像一下就懂事了”。

人物均系化名

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题图:《七号房的礼物》剧照